接單工廠是中國產業的底座

2005-10-23日

蕭美珊

中國人民銀行自2005年7月21日宣布人民幣升值2%，并啟動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以來，人民幣的升值，對分布在中國大陸，特別的珠三角與長三角的接單工廠，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尤其是對紡織類、鞋類、玩具類企業，這些主要雇用了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工廠，影響最大。2005年10月廣州的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作為中國出口業務的標志性的展銷，此次中方參展商與進口參展商對中國人民幣匯率的前景均不樂觀，令成交量下降嚴重，其中深圳展團紡織品類的產品，簽約降幅高達80%，這是一個十分哧目的警訓。

以東莞為例，紡織類企業在人民幣匯率升值前后幾天之內，還面臨著來自歐盟對中國紡織品的停止清關行動，大量紡織品的成衣或積壓在歐洲各港口碼頭，或積壓在香港的機場與碼頭，或在遠洋貨轉之上，有更多的已接的訂單還在生產中，不得不減產、停產、待產。這此工廠不僅承受了來自人民幣升值引發的利潤下降，歐盟的停止清關帶來的損失，更重要的是，它們無法進一步預期美國對中國紡織品會打壓到何種程度，以及人民幣變動的趨勢，不敢再大量接受新的訂單。整個紡織類企業的現狀是：一些大廠把部分機器停了，遣散部分工人，一些小廠則干脆關門，把整個工廠和機器標價出售。這種自殺性的行為，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走這一步的。這也從一個方面，看到中國的接單工業的的危急之情狀。

中國有許多的接單工廠，主要是指那些以接受外商的訂單為基礎進行組織與生產的工廠，而非以來料加工為主，僅僅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土地、水、電，以破壞中國的自然環境為基礎的生產企業。接單工廠的原材料，主要是根據外商訂單的總量需求，在國內采購、生產、加工與出口，整個產業的供給來自中國的不同行業，帶動了整個前向與后向的產業鏈的形成與正常運作；接單工廠雇用的勞動力，主要是大量來自中國腹地農村地區的農民工，他們長期生活在收入微薄的鄉村，受教育程度低，屬于低技術水平的準產業工人，他們可以在訂單少的時候，回鄉村種植，獲取一部分農業收入，在訂單多的時候，返回工廠參加生產，獲取另一部分的工業收入，自行解決了自己與其家庭的生活與養老問題，這種解決方式，盡管是一種最低水平的溫飽型自助，但這部分人口，占到了中國總人口的70%，而在目前階段，國家與政府卻還沒有能力與財力為全體國民妥善安排。農民工自選解決生存與家庭養老問題，他們帶動的人口數量，幾乎與中國全部農村人口的比例持平。

但是，我們也應當清楚地看到，中國的農民工中，大部分受教育程度低，非其之罪，是受制于整個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受制于國家財政中向農村教育的轉移支付的總量過低，受制于鄉村建設中的干部腐敗與地方財政收入的低投入，這些問題不是可在短短的三、兩年時間內可以解決的。農民工—文化低，令他們能夠適應相對簡單的低技術產業的需求，能夠在同類企業中轉工生存，但幾乎不可能伴隨產業升級而轉向新的高技術產業。認識到這一點，對中國的政策制定者，特別是向中國人民銀行這樣的金融政策制定機構而言，是至關重要的。

以香港為例。在一九七八年，中國宣布正式對外開放以來，整個一九八0年代是香港基礎產業向大陸地區，特別是珠三角地區轉移的階段，與此同時，香港的金融業也在大陸經濟開放的進程中，長足發展，成為金融技術與金融產品升級、金融業務拓擴與發展、金融地位在區域上升與穩固的階段。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無論香港的金融業，包括持牌銀行、非銀行類金融機構（如投資銀行）、證券與保險等發展得多么成功，均屬于高端的技術產業，是在整個社會產業中，位于產業金字塔的頂端，在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來臨之前，也就是整個香港金融業擴張最快的時候，吸納的本港就業人口，只不過有22--- 23萬人，占香港回歸前672萬（2001年）總人口的1/34，占就業總人口351.3（2003年）萬人的6.5%，只比整個18萬香港公務員隊伍多了4、5萬人，完全是另一支香港的精英隊伍。當金融危機影響到香港時，金融行業出現萎縮，但受中國經濟持續向好的影響，這一行業的失業情況并不嚴重。但是，由于香港基礎產業在整個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中期北移，產業空心化嚴重，失業者主要集中在低技術、低文化的就業人口中，他們找不到工作，沒有飯碗，只好申請香港政府的綜合援助金，1996—1997年度，綜援金開支大幅上升47%。在香港經濟順景時，這些人無法分享到香港整個產業升級帶來的好處，只能在社會繁榮與需求膨脹時期，得到相對穩定的工作崗位與穩定的低收入；在香港經濟逆境時，他們是第一批被拋出穩定圈的低收入階層，令他們的個人與家庭深受危機之苦，若此時他們還要供樓，每月償還銀行貸款，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是香港處境最悲慘的苦主。

香港的再就業培訓計劃的實踐，也證明了勞動力向平行產業轉型與就業相對比較容易，但向已升級的高級產業轉型與就業，并非易事，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簡單地說，從紡織業的車衣工，向餐飲服務業的服務員轉型，屬于平行產業轉移，工作的技術含量低是轉型容易成功的根本因素；一個銀行研究員向證券分析員轉型，也是平行的行業轉移，行業屬于同一級別，工業性質也類同，也容易成功，工作的技術含量高是類同的。亞洲金融危機令香港經濟進入了長達近6年的蕭條時期，其中2001年與2003年分別出現兩個低谷（即呈現為經濟學所稱的“W型底部”），特區政府采取的多層次再就業培訓的方法，其中包括“中年就業計劃”、“青少年見習就業計劃”、“展翅計劃”、等，另外社會福利署還委托社團組織參與提供再就業培訓，如委托職工盟、基督教勵行會設立了“特別就業見習計劃”，協助失業人士重拾自信心，脫離綜援網自力更生。根據2005年6月21日，香港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常任秘書長張建宗在一次公開講話時提供的數字，“展翅計劃”過去六年為66,000多人提供職前培訓；“青見計劃”已成功為超過22,000人找到見習就業機會，另有超過12,000人在社工的協助下，在公開就業巿場找到工作。“青年自雇支持計劃”，亦為青少年提供1,500個培訓名額,目前學員已完成超過7,300宗自雇商業交易，收入有3 35萬多元。“中年再就業培訓計劃”，則為約11,000人提供就業機會。值得注意的是，參加“中年再就業培訓計劃”的人數最多，成功再就業率最低，主辦培訓的機構也表示，低素質、低教育的人口，隨著年齡的增長，再就業率比較低，自主創業的可能性與轉向更高一級產業去謀職的成功率，大大低于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

澳大利亞與新西蘭的經驗，也能說明同樣的問題。兩國政府都正視職業培訓與再就業培訓對提高公民勞動力素質的作用，認為這有利于國民經濟“高質量，高效益”地運行。在澳大利亞，國家專設“教育、培訓就業與青年事務部”（DEEF）和“國家職業培訓局”（ANTA），實施規范有序的職業培訓管理，實施統一培訓計劃；制定統一技能鑒定標準；使用統一教材；實行統一培訓機構認可、統一教師資格認可、統一國家學歷認可和統一技能鑒定認可，并對該類教育的總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5．2%。新西蘭投入職業教育經費的80％來自國家財政，另20％來自產業部門（有償培訓），工商界還通過“產業培訓委員會”參與職業培訓運作與監督。澳大利亞北悉尼TAFE學院（技術與繼續教育學院），在校生達45000人，但僅北悉尼地區每年計算機可提供200－250個產業部門用工信息（含國際網），求職者與崗位空缺仍為50，原因是不少參加培訓的再就業人士，以往的基礎教育程度偏低，并不能或很少有人能夠通過職業培訓升級與轉型，因此，為填補空缺，不得不吸收來自中國、日本、新加坡、香港的計算機人才。

香港、澳大利亞、新西蘭的案例均說明，人力資源乃是最寶貴的社會資產，但受教育程度低的勞動力，大部分是很難追隨一個城市或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的產業升級而全部自我升級的。因此，象中國這樣一個有大量受教育程度低的農村人口，他們是農民工的基本后備大軍，也是中國最大的藍領人力資源的來源，有了他們的貢獻，才能有中國奇跡，沒有他們不可能令中國成為最大的世界工廠。當然，中國不能僅僅當一個世界工廠，尤其不應該是一個簡單的世界加工工廠，中國需要產業升級，需要勞動力技術能力的提高，但我們不能指望在農村教育水平不能大幅提升的前提下，要求來自農村的農民工能成功進入高技術領域。

進一步推論：中國需要繼續做一個世界工廠，尤其是一個高產能、低能耗的世界工廠，一個更加綠色的世界工廠，目的是要讓大量的80%的農業人口，通過進城務工，到工廠去工作，實現從土地上解放勞動力、讓城市人口進一步向城市轉移、讓城鄉收入差距差距縮窄、擴大農村社會的消費能力、擴大國內需求等多項經濟目標，最終達到全民小康的目標（目前中國的小康社會目標，沿非普及）。要實現上述目標，中國就必須注意接單工廠的生存，只有它們的存在，才能最大限度地保留農民工的就業基地。

中國的接單工廠，是中國產業的低坐，也是底座，是中國最大的勞動密集型就業基地。自從“第十個五年規劃”以來，中國放棄了以GPD增長為唯一目標的概念，正式把就業與社會保障問題，作為與GDP增長同樣重要的多元化目標之一。要實現充分就業的目標，中國就更應該在金融政策上，特別是在人民幣匯率的改革上，審慎從事，不能輕易妄言：要利用新的匯率形成機制來調產業結構與產業升級，這是對GDP貢獻良多的就業基地——接單工廠來說，是沉重的內部偷襲，加之 “配額武器”的外來攻擊，接單工廠大部分生存困難，舉步維艱，最終的受害者，是大多數的農民工和他們家庭。不要忘記，他們的收入的減少，也可能是內需萎縮的原因，而非內需不足，收入下降的原因，在這個問題上，很多經濟學家是本未倒置了。中國的金融高官，不要在這個基本的經濟學常識上，犯低級錯誤，用金融錯招，徹底摧毀那些不太輝煌的接單工廠，否則，就是對中國農民、中國企業、中國經濟長遠發展的不負責任。

張五常教授說得好：“目前最重要的，是匯率的厘定要集中于接單工業作考慮，……只要這邊際工業發展得好，中國的經濟不會有大部問題。” 這“邊際工業”一詞，實在太妙了。他自稱是“張氏定律”，很有道理。中國的接單工廠，利潤很低，是在成本與收益的邊際上生存的企業，它們承擔著大量的就業、管理、培訓、授薪之工作，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2005年9月6日，中歐簽訂紡織品協議，在今后的兩年中，中國輸往歐盟的紡織類產品受到了新的配額的限制。繼之而來，2005年11月8日，中美在倫敦又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美利堅合眾國政府關于紡織品和服裝貿易的諒解備忘錄》，這份原則性紡織品貿易協定比中歐雙方的協定還延長了1年，共為3年。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美的協議基本上是一份對中國嚴厲的限制性協定，是制約中國出口增長的范本，必將引至其它發達國家的效顰。根據協定，2006年中國輸美成衣進口量成長設限在10%，紡織品為12.5%。2007年，僅玻璃纖維和紡織用線出貨可增加15%，其余限制在12.5%。2008年棉褲和內衣等8類紡織品進口成長訂在15%，玻璃纖維、紡織用線、針織品、和窗簾布可成長17%，而整體成長率限16%。僅隔兩天，200511年月10日，加拿大接踵而至，開啟了對中國家具產品增收60%的處罰性關稅，為期也是3年……凡此種種，這些以達國家對中國的制約，每一板斧，都是最直接打在中國的接單工廠。如果說，中國的接單工廠有單可接，只是利潤微薄，在生存的“邊際”上行走，那么，在歐美貿易保護主義與新保守主義的共同作用下，在配額與處罰性關稅下，接單工廠是否還能承擔它們對中國社會所附帶的責任與貢獻，如何保證它們在可接受的人民幣匯率變動的條件下進行生產與出口，如何以更有效的出口信用保險制度來為企業提供獎金，以及在稅與費的行政手段上下功夫，不僅是企業本身的問題，而首先是中國政府要思考的問題。

接單工廠，中國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產業金字塔的底座，是中國最重要的邊際工業。中國的匯率政策，不要做釜底抽薪、誤國害民的有害之調整，尤其不能按美國人指的一條黑路走到頭。

背景資料：

中國紡織業當為最糟糕結果作好準備
www.hexun.com 【2005.10.14 09:45】 東方早報/梅新育

　　第六輪中美紡織品談判再度沒有達成任何協議。而且，從目前已知的情況來看，這次談判的結果似乎甚至還不如以往幾次。

　　在談判時間上，以前幾次談判雙方不僅用滿了預定的談判時間，還要延長，表明雙方至少在努力爭取達成一致；而這一次談判在13日中午就宣布結束了，不能不讓人猜測是否雙方已經各自亮出了最后的底牌，覺得沒有必要浪費時間繼續談下去了。

　　如果對比分析第四輪至第六輪談判后美方發布的公告遣詞造句的變化，就可以發現美方口吻日益強硬：第四輪談判結束后，美方的公告強調了取得的進展，并明確表明將進行下一輪談判。第五輪談判后，美方的公告仍然指出了取得的進展，并明確表明將進行下一輪談判，但明確提出其將運用特保措施，與第四輪談判后的公告相比多了幾分威脅。

　　第六輪談判前夕，美紡織品協議執行委員會（CITA）一方面于9月30日宣布再次推遲對針織布等4種我輸美紡織品做出是否設限的決定至11月30日，另一方面于10月5日宣布同意考慮業界提出的對我輸美棉制襯衫等9種正在受限紡織品的“重復設限”申請和計司布等4種紡織品的新設限申請，而世貿組織《中國加入工作組報告書》242條款（f）款規定對每類中國紡織服裝產品的特保措施只能使用1次，并不得超過1年，美方這一做法明顯違規，給第六輪談判投下了濃厚的陰影。

　　第六輪談判后，截至本文定稿時，我方尚未發布公開的聲明，只有美方發布了一份公告，聲稱：“我們沒有達成一份符合我國國內制造商和銷售商需求的協定。正如我們一直表明的那樣，我們的總體目標是達成一個長期解決方案，賦予紡織品服裝貿易更大的穩定性。根據中國入世條款，美國一直在運用其在發生市場擾亂或市場擾亂威脅時實施保障措施的權利，我們將在適當時候繼續這樣做。”其中只字未提取得了什么進展，以及是否將進行下一輪談判，反而近乎赤裸裸地向中方發出了威脅。從這份公告的口吻來看，我們已經不能用“無果而終”來給這次談判定性，只能稱之為“失敗”。

　　從4月4日美國商務部宣布對中國生產的棉織襯衫及上衣等3大類出口紡織品發起特保調查至今，這場爭端已經持續了將近6個月時間；倘若從去年10月22日美國紡織品協議執行委員會決定對中國襪類商品實施特保措施算起，這場爭端持續時間更已經長達11個月；也許我們不得不為最糟糕的雙輸結果作好準備了。

　　按照常理，美國這樣一個超級大國本來無需為幾雙襪子如此大動干戈，中美紡織品談判無需拖延如此長久，但與美國進行的任何經貿談判最大的確定性就是結果的不確定性極高，鑒于美國國內將貿易問題政治化且無視國際準則的傾向，此次紡織品爭端之初美方行動過于高調以至于騎虎難下，第六輪談判失敗也不足為奇。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無論美方下一步采取什么行動，相信我方管理部門早已對各種結果都作了準備，我們需要做的也許是調整指導思想，并進而調整自己的行動。

　　在短期內，我們需要做的應該是調整自己對中美紡織品爭端解決方案的期望目標。如果說，我們原來所期望的“次優”目標是達成類似中歐備忘錄的協定，在不犧牲原則的前提下，以可以容許的較低代價為我國對美紡織品出口贏得一個穩定的環境。假如事實證明這項期望目標無法達成，那么，我們應該做的并不是犧牲原則，而是繼續堅持基本原則，但著眼于其他目標。這些其他目標可能是多種多樣的，其中之一可以是通過這一次的激烈爭端讓日后美國不會再肆無忌憚地對我國其他商品橫加限制。在長期內，也許，我們應該重新冷靜審視一度在我們社會上占據壓倒話語霸權的“與國際慣例接軌”口號了。所謂“接軌”不是全然被動的，而所謂“國際慣例”，也應該包括我們進行積極博弈后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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