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一家茶秀當領班的外來打工妹苗娜娜眺望窗外，她希望自己的未來生活能有所改變
在古城西安140萬流動人口中，有這樣一個特殊的人群，她們懷揣著青春的夢想從秦嶺深處、渭河岸邊、黃土高原，從異地他鄉來到西安打工，有的單身一人，有的帶著子女，有的如期找到了自己的愛情，有的至今仍在尋覓中;她們在喧囂的城市尋找人生的坐標，她們用質樸和勤奮開拓自己的人生——她們就是漂泊在西安這座城市的外來打工妹。
據記者調查，在古城西安的外來打工妹，從事服務行業的占到記者采訪人數的95%，而在企業、公司工作的“女白領”占到5%。
記者經過數日的采訪，親身感受到她們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也將這個獨特的群體，納入了人們的視線。
90后外來妹 四處漂泊覓到歸宿
“一個女孩遠離家人在外邊打工，所經歷的坎坷非常人可以想象，好在我堅持了下來，不但找到了自己喜歡的工作，而且收獲到了愛情。”25歲的外來妹王子涵深有感觸地說。
王子涵來自寶雞岐山，大專畢業后，她只身一人來到西安打拼，在西安一家廣告公司做文案，由于工作認真負責，一年后被提拔為公司拓展部部長助理，被公司派到重慶、成都等地開展業務，打開了局面。沒想到當她正干得風生水起時，公司老總的女秘書成了她的頂頭上司，她所做的業績被全盤否定，她所應得的廣告提成也無法兌現，一氣之下，她寫了辭呈回到西安，一邊和原單位打官司，討要自己應得的報酬;一邊重新開始四處應聘，尋找新的工作。
當時她的生活特別困難，和人合租在城中村，三個人居住在10平方米的小房間，沒有空調也沒有暖氣。以前掙的工資，除了交房租所剩無幾，家里條件不好，她不好意思向父母要錢，每天只能吃方便面、饅頭就咸菜。父親勸她說：“我和你媽就你一個女娃，我們就是再難，也不忍心讓你一個人在城里闖蕩。”拉著她的手勸她回家，她也有點心動。就在這時，在一次招聘會上，她遇見了在西安一家傳媒公司上班的中學同學李小毛，小毛介紹她到公司做文案，她又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更讓她沒想到的是，在工作中她和西安娃小黃相識、相愛。經過雙方家長同意，今年春節正月初三，他們舉辦了結婚儀式。
在記者采訪的30多位外來妹中，在西安結婚成家的有3人，她們大多嫁到西安郊區城中村和周邊縣區，然后留在西安繼續打工，維持生計。
進退兩難 遲到的姐弟戀令人糾結
在2015年春節后的一次朋友聚會中，記者認識了從商洛到西安打工的劉小燕，這個長相俊秀，身高1.68米的女子在西安一家保險公司當業務員，今年31歲，是一個大齡“剩女”。父母年老多病，哥嫂長年在外地打工，為了照顧父母，她將二老從老家商州黑龍口接到西安灞橋紡織城居住。每天早上倒三趟車，才能到她所在的公司。
對于生活的艱難，劉小燕并不太在意，她所關心牽掛的是，在新的一年，她的工作業績能否超過去年，繼續保持她“優秀業務員”的排名;再就是和小她5歲的小男友楊慶是選擇分手，還是繼續保持姐弟戀?
2014年5月，經朋友介紹劉小燕認識了在西安東郊韓森寨家具城上班的楊慶，單純善良的楊慶向她發起了猛烈的愛情攻勢，經過多次拒絕，她終于被感化。但她畢竟31歲了，而且家在農村，沒有城市戶口。她試探著走近楊慶的家庭，原本以為楊慶的父母不會接納她的，沒想到未來的公婆對她非常好，很愿意讓她做他們的兒媳婦。就這樣，她和小男友楊慶進入熱戀期，即將步入婚姻的殿堂。不料，她的父母、同事、閨蜜紛紛勸她不要感情用事說：“那楊慶畢竟只有26歲，也許現在能夠接受你，等將來真正生活在一塊，年齡的差異、社會的評價你該怎么應對?”經過半年的同居，小燕也感受到他們間存在的差異，她終于冷靜下來，向楊慶提出分手，并表示兩人從此不要再見面。
不久，她從朋友處得知，小男友楊慶承受不住打擊，失戀后不吃不喝虛脫了，被送進醫院搶救，她立刻趕到醫院，請護士把牛奶、水果、鮮花幫她帶進病房，然后一路小跑離開了醫院。她知道楊慶是真心愛她，在她的人生中，不會再有人這樣珍惜她疼愛她了……如今三個多月過去了，她還沒有從糾結的感情中走出，進退兩難。
逃避家暴 27歲打工妹到西安謀生
自從和丈夫鬧翻了臉，從蒲城鄉下到西安打工的27歲的外來妹苗娜娜已經2年沒有回婆婆家過年了，今年清明節前夕，她所在的茶秀老板通知放年假，其他服務員高興得歡呼跳躍，而苗娜娜卻眉頭緊鎖，心事重重。
經過2年的冷戰，2014年7月，苗娜娜終于向丈夫提出離婚，凈身出戶，爸爸媽媽對她的境遇非常同情，對女兒的回家熱情期盼，但是弟媳卻不太高興，盡管嘴上不說，臉卻比以往拉長了許多，弟弟也以爸媽身體不好為由暗示她不要在家里久留。
苗娜娜外表廋弱，心勁很強，接到單位放假通知，她立馬聯系同在西安打工的小姐妹阿霞，決定放假期間替阿霞在酒店上班，讓阿霞提前給他們單位的領班打個招呼，阿霞非常高興，但她心中卻是百感交集。
2008年，苗娜娜經人介紹和鄰村小伙小趙認識半年后，組成了家庭，一年后生下了一個漂亮的小女孩。孩子一歲時，小趙自己籌款30萬，開了一個小飯店，由于經營不善，一直虧損。為了走出困境，小趙咬著牙又找人借了30萬元高利貸，把火鍋店改成川菜館，可是，飯館經營仍然沒有起色，入不敷出，最終被迫轉讓他人。這一下就虧損了50多萬元，討債的人整天上門鬧事，家里值錢的東西都被抵債拉走了。
面對高額債務，小趙沒有一點辦法，只能借酒消愁，一喝酒就拿妻子和孩子撒氣，拳打腳踢，有時還用掃帚和棍子打她，苗娜娜實在忍受不了奮起還擊，最后還是被打得跑回娘家躲避。小趙又跑到她娘家鬧事，最后，為了躲避丈夫的家暴，苗娜娜狠心丟下小孩，只身一人到西安打工，先在文藝路幫人賣服裝，后到飯店當服務員，最后經人介紹到現在這家茶秀當領班，每月收入2000多元，還要給孩子交500元生活費。
“如果不是我的丈夫對我實施家暴，我不會放棄孩子，一個人跑到西安打工，有家難回。”苗娜娜無奈地說。對于未來的生活，這個剛剛從家暴的陰影走出的打工妹表示，她暫時沒有考慮。
特立獨行 做一個單身女人挺好的
今年35歲的外來妹曾梅梅是記者采訪中遇到的年齡最大的一位打工妹，也是性格最獨特的一個。雖然她和丈夫離異多年，但看在兩個孩子的份上，每年過年一家人還要“團圓”一次。
曾梅梅是漢中勉縣人，2003年，她和丈夫投資辦起了大鯢(娃娃魚)養殖場，丈夫負責養殖技術育苗換水，她負責經銷，長年奔波在湖北、貴州、廣東、江蘇、浙江等地賣魚苗和商品魚。經過5年打拼，到2008年時，他們夫妻擁有300多萬元的資產，買了房子和汽車。但是2009年底到2010年初，大鯢價格暴跌，大鯢養殖場無法經營，只好關門歇業，梅梅心痛不已，但更讓她心痛的是，自己在外邊風餐露宿推銷販賣大鯢，丈夫卻和養殖場雇的小女工有染，一氣之下，把丈夫起訴到法院判決離婚。
和丈夫離婚后，曾梅梅和人聯手在西安、寧夏等地做地暖工程，雖然不及大鯢養殖場鼎盛期日進斗金，但一年掙十幾萬元還是不成問題的。丈夫托人找她想復婚，遭到她的拒絕。“我現在覺得一個人過著挺好的。”曾梅梅雖是75后，但她思想比較前衛。
漂泊他鄉 渴望親情理解和關懷
在古城西安的外來打工妹，她們的文化水平大多初中畢業，她們的年齡一般在18歲至35歲之間，主要分布在服務行業，在商場、超市賣衣服、賣百貨，在茶秀、賓館、飯店當服務員，在足浴店當技師等等，這些行業占到記者采訪人數的95%;而在企業、公司從事中高端工作的外來妹“女白領”占到5%。她們大多來自陜西農村，也有來自外省的，其中有一部分是自己到西安打工謀生的，更多的是和小姐妹們一塊出來闖天下，她們把青春年華留給了西安這座城市，她們中的大多數人將帶著遺憾和眷戀，回到老家嫁人生子。
西安市社科院社會學所所長王國琪認為，在西安的外來打工妹是西安100多萬外來務工人員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些生活工作在都市的姐妹們，她們有的在家庭婚姻生活中有這樣那樣的不幸，有的工作并不順心，但是并沒有因此灰心喪氣，她們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改變自己的生存狀態頑強地生活著，努力地工作者。她們獨處異鄉，渴望親情理解和關懷，無論她們的家庭，她們的工作單位，還是社會都不應嘲笑或者歧視她們，對于她們的處事方式，我們應給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而對她們積極向上的精神應該給予點贊!
相關閱讀：沉重的青春：20萬女工在天津西青
作者：高欣 發布時間：2013-10-23 來源：法治周末
在天津市西青區，聚集著二十多萬來自全國各地的女工。她們大多是“90后”，是流水線上默默無聞的年輕人。發展中的企業需要她們，時髦的數碼產品背后隱藏著她們的身影，但對這群年輕女工而言，缺乏歸屬感的生活與疲累的工作讓“青春”二字充滿沉重感。
臨近傍晚，天津李莊子市場逐漸熱鬧起來。李莊子市場臨近位于天津市西青區的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微電子工業區。迎來了交班的工業區里的女工們，此時三五成群地涌向這里。
爆炸頭、黑直發、牛仔褲、長短裙、棉布襯衣、網格透視裝……交織著各種“主流”與“非主流”的女工們，很快填滿了路人的視線。
餐館、溜冰場、旅店、小商店里的燈漸次亮起。幾家店門口開始播放節奏強勁的舞曲，餐館飄來陣陣油煙味。
在西青區，除了微電子工業區外，還有其他兩個工業園區。有統計數據顯示，這里總共聚集著二十多萬來自全國各地的女工，她們大多出生于1990年至1995年間。與珠三角地區的女工們相比，天津西青微電子工業區的女工普遍年齡更小。
工業區內的“跳槽經”
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的女工絕大多數來自韓國三星集團旗下公司所屬的工廠，這并非巧合。
在西青微電子工業區，三星電子稱得上“巨頭”。當地小市場里貼出的招工廣告上，三星手機、三星移動、三星LED、三星光電等下屬工廠占據了近半個版面，開出的工資也比其他公司高一些。
許多女工初來西青，都是先從小公司做起，然后跳槽到三星。
“我還沒有能力跳到三星。”一位在可立新電子(天津)有限公司上班的女工低下頭，對記者笑了笑。可立新的女工們與三星女工同住女工宿舍區里的一棟樓。三星提供的工資和福利，乃至女工樓層過道墻壁上刷成的溫暖橘色，都讓可立新的一些女工很是羨慕。
女工宿舍區管理頗嚴，許多宿舍樓不允許外人進入。在一些宿舍樓，女工進樓必須脫鞋。
20歲的劉慧在三星手機已工作3年，來自山東菏澤。西青女工雖然來自全國各地，但以來自華北和西北省份的居多。
3年前，劉慧被所在的中專技校分配到三星實習。“學校是三年制。我們上一年半的學，實習一年。沒有畢業證之前算實習，但基本上都能轉正。轉正后工資會高一些，有五險一金。”她說。
實習期，劉慧和同學們拿到手的工資很少。她聽說，學校會扣下她們的部分工資，再以獎學金的形式返還。
畢業時，學校給畢業生提供兩種選擇：服從學校安排或自主就業。劉慧選擇了前者，留在三星手機做操作工。
“好多同學不想干，就走了。我沒想到自己能干那么長時間，一晃3年就過去了。”劉慧對記者說。
盡管在西青呆的時間不短，對工廠附近的環境已相當熟悉，但直到現在，劉慧依然對這里的治安情況感到擔憂。與她同年來的女工蘇潔對法治周末記者說：“太晚了不敢出門，不安全。宿舍區治安好一點。”
時至今日，女工之間還會流傳一些“年輕生命在深夜消失”的傳聞。據記者了解，2011年以前，李莊子市場一帶的確發生過一些搶劫、奸殺案件。近年來，類似案件呈現下降趨勢，但接受采訪的女工們都反映，自己還是聽說過身邊人被搶或被打的經歷。
女工流失率高
即使治安環境不盡如人意，19歲的趙婷婷還是辭去了滄州老家的工作，來到西青。“在滄州干夠了。”她說。在三星手機工作，暫時讓她覺得“比較滿意”。
“很多女工只想找份工作掙錢，這里正好工資高。”關注西青女工群體的栗藝濤對記者說。
栗藝濤負責“天津國仁工友之家”的運作。這個致力于幫助工友的公益組織，位于女工宿舍區對面的李莊子市場內，緊挨溜冰場和小旅店。
在李莊子市場，還有多家勞務中介。臨街的勞務中介，店面緊緊挨在一起。每家中介店面都不大，門口長沙發上，經常坐著三五個小伙子，他們時而互相交談，時而低頭玩手機。除了通過學校分配到西青工作的，不少女孩選擇通過當地勞務中介在附近各大工廠找工作。而是否會被中介“黑”，幾乎全看個人運氣。
3年前，與劉慧一起簽約三星的同學有70多個，現在只剩下十幾個。“感覺好累，她們不想干了。”劉慧的聲音還很稚嫩。
對于“劉慧們”而言，上班是個辛苦的過程。“我們主要是調整機器，眼睛得一直盯著看。時間長了，眼睛會累;站著腳也累，而且一直在走，我的腳都磨出了繭子。”
2011年11月，山東女孩李楠和三星高新電機(天津)有限公司簽下合同，正式成為制造攝像頭的流水線上的一員。此前，她已在西青輾轉過幾家企業。
“上8點下7點，11個小時，累。中間可以上個廁所，只要你的活兒不耽誤。”她對記者說。在李楠的同事當中，“每個月都有人辭職”。
簡單來說，李楠的工作是“先從前一道工序接過制品，驗特性，用機器看有沒有異物、外觀不良或人為造成的問題等”。再具體的描述，她表示“公司有保密規定”。
每天盯著連接攝像頭的顯示器，李楠的視力下降了許多。
“盯著時間長了，眼睛老流淚。我就老揉眼，結果眼睛腫了。腫消下去，眼睛就發紅。”她說。之前眼睛疼的時候，李楠會點眼藥水。時間一長，迫于工作的緊張節奏，“5分鐘的時間也不想浪費”，慢慢便不點了。
眼睛的過度使用以及視力的下降，幾乎是所有女工都會面臨的問題。而她們遠在老家的父母，考慮更多的則是輻射。
劉慧和蘇潔都表示，家人并不樂意她們在這里工作，因為他們認為“有輻射”。女工們也隱約明白，輻射對人體造成的危害和白細胞有關。一年一次，由公司出錢的例行體檢，被視為一項不錯的福利，旨在及時告知女工們的身體狀況。
最近一段時間，“天津國仁工友之家”的栗藝濤剛做完數十位西青女工的訪談。其中一位甘肅女孩兒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理想中的工作，是時間不用那么長、那么累，不用天天被班長罵，罵得一點自尊都沒有。你做的速度過快、拿產品拿得比較重……什么事情都罵我們。經常被班長罵哭，然后就自己出去哭，哭完就回來了……”訪談視頻中，女孩兒一口氣說著，臉上并無憂傷。
三班倒的“上四休二”
張曼出生于1992年，是個頗有白領氣質的漂亮姑娘。2011年年初，正月十四，她離開家鄉，來到天津。
“當時特別想來，覺得天津是個特別好的城市。開始家里反對，媽媽比較開放，覺得不管男孩兒女孩兒，都該自己出去長長見識，只要長點兒防范意識。”她說。
正月里，張曼先進了一個小廠，工資很低。半年后，她感覺學不到東西，聽說三星比較好，就通過朋友，通過“內招”進了三星。
一開始，她的工作是做手機主板。“一般工作到第五個小時的時候，腿特別疼、特別酸，想蹲下。”
從去年開始，三星各個工廠陸續推行新的工作時間—“上四休二”。
顧名思義，上4天班、休息兩天。相較于之前的上15天休一天，嚴格控制了加班時間。然而，這種看上去更為輕松的工作時間，卻似乎更累。
連續四天的上班日，每一天的上班時段都可能不同。“三班倒。生活沒有規律。”張曼說。一些女工和她有相似的感覺。
今年國慶節，張曼加了三天班。“一天12個小時，三倍工資，大約550元左右。”
她覺得很幸運，因為在三星，工資的多少主要與加班時間相關。而在控制加班時間的“上四休二”規則下，工人們的工資普遍降低。
“之前忙的時候有四五千，現在基本沒有多少。如果一天班不加，只能拿底薪2000元。”李楠說，“前兩個月只拿了兩千多。上個月有300元獎金，一共拿了3000元。”
然而比起之前工作過的小公司，女工們還是覺得三星更好。
“小公司各方面都差，進去容易出去難，除非你犯了大錯誤或者公司不缺人。我當時在小廠子，工資1000元，干了幾天辭職不想干了，扣了我一個月工資。”女工李楠說。
如今，“用工難”似乎已經蔓延到了大公司。最近兩年，一些來三星工作的女工都不算年輕。女工張曼就曾碰到過33歲的“大姐”同事。
兩年前，三星等公司下屬的工廠一般只招18歲到25歲的女工。現在，男工也逐漸多了起來。
缺失的歸屬感
“想!打死都想!”出現在女工訪談視頻中的那個甘肅女孩，在聽到栗藝濤“想不想家”的問題時，大聲說道。
女孩說，她想給家里打電話，但又不知說什么。“我過得真不好，又不能跟家里說。只能說我過得很好。但我心理、身體哪里都不好，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她告訴栗藝濤，自己想開家奶茶店。
視頻中，關于對生活的要求，女孩只說了一句：“有玩的就可以。”法治周末記者在采訪中也聽到了類似的表達。
不用上班的時候，女工們會尋找各種方式放松、解壓。其中，逛街是重頭戲。
為了豐富員工的業余生活，每棟女工宿舍樓還配有電視、電腦和健身房。在有七八排座位的電視房里，湖南衛視是收看率最高的頻道。
宿舍區由獨立的微電子工業園宿舍管理辦公室管理。工人的住宿是免費的，每月只扣除35元的水電費。如果選擇在工廠食堂吃飯，也不用花錢。盡管吃住的成本很低，依然會有一部分女工選擇去宿舍區外的小旅館租房。
圖清凈、回避與室友的矛盾、與男友一起住等各式各樣的租房動機，使當地小旅館生意非常紅火。在李莊子市場里，一排排平房內部被分割成只能容納一張雙人床和一張桌子的小房間，廁所和浴室是一間房，且都是公用的。
今年夏天，24歲的天津姑娘張立楠來到“天津國仁工友之家”工作。最讓她震動的，是工人們情感方面的“不負責任”以及健康意識的欠缺。
前不久，張立楠到附近一家小旅館的出租屋里探望一位女工。女工今年二十三四歲，臥病在床幾日。
“她幾天沒去工作，臉色蒼白。她告訴我是貧血，說要休息一段時間。11日我又買了奶粉過去看她，她才說自己是子宮內膜出血，需要輸血，還要交一萬多元醫藥費。但她拿不出這筆錢。”
張立楠說，自己這才知道，之前女工蒼白臉色是流產造成的。
在這位女工和男友租住的旅社房間里，時不時有老鼠出沒。男友在附近網吧做網管，每個月1000元工資，其中500元用來交房租。
今年國慶節前，女工發現自己懷孕了。但因為拿不出做人流手術的一千多元錢，便到附近的小診所花了100元錢，買來“流產藥”吃下。
“好多女工流產都是采取這樣的方式。她告訴我，這個方式是她男朋友告訴她的。她男朋友以前的女朋友懷孕，也是這樣處理的。”張立楠說。
身在陌生的城市，工作節奏又比較緊張，年輕女工很容易缺少歸屬感。一旦有人可依靠，她們很容易接受對方。
張立楠告訴記者，自己認識的一個女工，從相親到懷孕5個月，只回老家見了3次面，在一起的時間不超過10天。“第一次相親，第二次拍婚紗照，第三次結婚。現在懷孕5個月，沒有人看望她、照顧她。她覺得老公對她不好，準備孩子生下來就離婚。”
據張立楠觀察，在年輕的西青女工群體中，好些人都是已婚或離過婚。
女工李楠最初搬出宿舍，一是因為女生多，難免發生矛盾;二是因為男朋友。現在，她已經搬回宿舍。男友則辭職回了河北老家。
“我們還保持著聯系。他不會再過來了，我也不會去找他。因為我父母不同意。如果我隨著自己的意愿跟他在一起，我父母肯定很傷心。”她對記者說。
去年正月，李楠和男友認識。如今，嘴里說著“長痛不如短痛”的她，表情和語調中依然透著思念與難過。
歸宿仍在農村
“女工的流動性很強。女孩子在外面，時間長了戀家，家里也不放心。第一年到天津還有心勁兒，想努力努力，留在城市;兩三年后，這個想法就被現實泯滅了。她們最終的歸宿還是農村老家。”關注女工的公益人士栗藝濤說。
面對“如果老家有一份和這里相似的工作，你選擇哪里”的問題，女工們的回答絕對是一致而明確的：“肯定回老家。”
“在這兒也呆不了多少時間，畢竟是外地嘛。”女工劉慧說。
劉慧、蘇潔等幾位女工都希望，自己可以在未來的某一天，回家找一份像樣的工作或者自己開店。
“我在公司上升過、也下來過。很多人表面跟你稱兄道弟，背后捅你刀子。等我走的時候，除了錢，一無所有。再過三五年，我不想再受別人約束，想自己開店，賣化妝品或者衣服，但家里嫌資金投入比較大。”女工李楠說。
同時，一股潮流也刮進了女工群體中—到化妝品公司做銷售。這種銷售性質的工作似乎甜頭巨大。“比這兒掙錢多多了，有的月入過萬。”女工趙婷婷說。據她所說，有的女工轉型銷售之后，開回了“粉色大眾汽車”。
然而蘇潔卻認為，自己干不了銷售工作。“那個得靠嘴，得廣泛交友，還要帶新人去。做那個，我心里是真的沒譜。還是在三星踏實一點兒。”
女工張曼選擇了另一條路：繼續教育。本月，她報名參加的“社內大學”開課了。“趁著年輕還想學，學一點兒是一點兒，但難免辛苦點兒。”她說。
“社內大學”由張曼所在的公司提供教室和設備，天津大學或南開大學的老師過來上課。日程按照工人們的三班休息時間來。如果學習成績不錯，學費以獎學金的形式免除;如果成績不好，則需繳納每月150元的學費。畢業時可拿到天津大學或南開大學的大專文憑。
“這樣既可以上班，又不用在工廠和學校之間來回奔波。”張曼說。
栗藝濤對珠三角勞動力情況亦有關注。在他看來，珠三角的女工維權意識相對較強。
“在天津，工人們的法律意識比較薄弱，大家對五險一金的關注比較多一些。”他說，許多小廠子，既不與工人簽署合同，也未提供必要的保險(放心保)。
對于未來，女工們最關注的也是五險一金以及社保轉移問題。
某企業人事部門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社保標準，有可能每個市的政策都不一樣，辦理流程也可能不一樣。異地社保轉移手續特別麻煩，因為暫時還沒有全國聯網。”
關于未來，年輕女工們似乎考慮得還很簡單，但經過幾年打拼，她們已經能感覺到未來的艱辛。在一位不愿具名的長期關注西青女工群體的公益人士看來，這些洋溢著青春活力的女孩兒，未來得到的法律方面的保護會越來越少。
“年紀再大一點，有些女工可能會去做家政工。她們之中的一些人會嫁給建筑工人，然后和老公一起到建筑工地干活兒，因為建筑的門檻更低。這些職業，遠遠沒有現在在工廠上班得到的法律保障多。”她說：“在西青的這幾年，可能是她們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所采訪女工均為化名)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