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恒嘉/文 賈玉川 賴犁/圖

　　在許多工廠，90%以上的員工都是女工。

　　從入廠的人群就可以看出某些工廠男女比例的懸殊。

　　擁擠著換鞋進入車間，開始一天的工作。

　　“女工”，在過去的兩年多次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某雜志關于富士康女工的報道，《打工女孩》等關于普通女工的書籍的出版等，都是誘因。

　　搜索“女工”，性騷擾、強奸、職業病、工傷、討要工資等新聞出現頻率最高。在深圳，女工因為墮胎、婦科病而被黑心診所、醫院坑騙的新聞，幾乎成為例牌。

　　因為自卑或內向，許多女工一度以為許多問題是自己或自己的家庭的特例，羞于告訴他人。但在工友互相的交流中她們逐漸發現，這是許多女工共同的遭遇。晶報記者直接或間接取得的數百女工的訪談記錄顯示，許多女工認為：十年來，因為法律法規的修訂和基本工資的提高，底層工人整體境遇有所改善。但就女工所遭遇的特殊辛酸來說，同樣的問題反復出現在不同的人身上，十年來幾乎沒有變化……一些女工意識到，只有讓公眾明白女工所面對的問題和背后的深層原因，徹底轉變一些傳統的觀念和認識，才能改變女工的境遇。

　　●阿珍每月掙1700元，自己卻只能留200元零花，其余的1500元要寄回家以償還父親的賭債。而她同在深圳打工的哥哥和弟弟則不用寄一分錢，父母認為“男孩子用錢的地方很多”……

　　●阿燕在月經來的時候請不到假，甚至拿不到“離崗證”去上廁所，因為擔心被扣錢和貼通告批評，她一直坐在工位上，最終，血水一直往下流，染紅了整個凳子……

　　●一個女工被同事性騷擾，報警，警察卻責問她為何不搬家換工作。向廠方反映后，男工遭遇了警告，可事件引發的輿論卻對女工不利，她最終被迫辭職……

　　●女工們講述的細節有很多讓人震驚。

　　家庭：

　　感受不到應有的溫暖

　　今年20歲的阿蓮去年11月到深圳某酒店做服務員，一個月1700元，工作也并不輕松，可阿蓮卻相當知足，說“這里的生活挺不錯”。她今年春節沒有回家也不想回家。

　　阿蓮出生在西部某省，有4個兄弟姐妹，因為是女孩，被寄養在外，11歲才回到父母身邊，她覺得自己是家里的局外人，感受不到應有的溫暖。

　　阿蓮說母親甚至連買文具的錢也不給她，五年級時母親說“女孩上學沒用”，勸她輟學，最終她堅持到了初一。輟學后，她在家鄉工作，母親要走她所有工資，不給就會遭遇痛罵。為進一步控制她的收入，也怕她自己交男朋友，母親逼她辭職去親戚的餐館上班。餐館每個月800元工資直接給母親，母親給她50元。下班后她還要去姐姐的麻辣燙夜市義務幫忙，幫忙一年后，姐夫一天過意不去給了阿蓮50元，母親知道后大罵她不該拿，阿蓮覺得“媽媽從來沒有考慮我。都是赤裸裸的交易。”

　　15歲，母親逼她去母親在甘肅的老家相親，看了好多個，最終沒成。母親帶她到新疆做摘棉花等工作，仍然拿走她所有的收入。她一直希望家里幫她申領身份證，但沒如愿。

　　18歲的時候，她終于要領到身份證了，可母親怕她拿到證后出去打工，要求她在拿到身份證前“不嫁也得嫁”。母親決定把她嫁給一個據說家里有錢的人，阿蓮覺得“這輩子真的就這樣毀了”，天天哭，可是沒用。

　　父母收了男方三萬五的禮金，還有20顆小粒金子，金子讓阿蓮自己挑，因為挑的金子小了，父親又痛罵了她，她結婚的時候心里全是痛苦。阿蓮說“男方家周圍都是山，好像把人困住了。我吃不下飯，就一直坐著、望著、哭著。”

　　后來，“那個男的”懷疑阿蓮和別人聯系，打她，阿蓮打電話回家哭訴，媽媽說“男人是天，打也是應該的”。阿蓮說自己的心當時死了，她想到母親也許只是怕退回彩禮，她想到“我該有自己的生活”。她隱瞞了自己懷孕的事情，一個人去做了人流，拖著剛做完人流的身子去了烏魯木齊，火車上，她想，“我才18歲，就要承擔這樣的事，我真傻，為什么只會順從。”家人的電話隨后追來，說她自私，沒良心，“以后不用回來了，我們就當你死了”。

　　唯一還關心阿蓮的是她的小姨，因為她是“上過學的”，她曾問阿蓮缺不缺錢。

　　一個同齡好友說，“你太軟弱，一味逃避忍讓才有現在的結果。不能再錯下去了。”阿蓮于是堅強起來，和朋友一起來了深圳。先進內衣廠，后來進了酒店。她覺得自己“這輩子都回不去了。如果有合適我的對象，我會接受。我要主導自己的人生。”

　　奉獻：

　　家里人覺得“天經地義”

　　阿艷的經歷與阿蓮類似，她是家里抱養的孩子，記憶中總是要做很多農活，體重60斤時就要挑60斤的稻谷，腿摔破很多處。后來她出來打工，錢幾乎全寄回去。收到錢時，家人會和她通電話，提醒她，她欠父母和這個家庭的。她在深圳有了男友，兩年后告訴了家里，可父母卻并不祝福她，她夾在愛情和家庭之間不知道如何才好，不管怎樣選擇都“注定要背負忘恩負義的罪名過一輩子……”

　　女工丁丁說，女工中有被送養經歷的人不少，自己接觸過4個。女工阿寶說，雖然阿艷和阿蓮的經歷比較特別，但80%乃至90%的女工都有類似的感受，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阿寶曾和一個女工友聊天，談到自己的旅游計劃要花多少錢，工友卻突然毫無征兆地哭了，說“為什么我哥結婚要花我的錢，他老婆生孩子要花我的錢，家里修房子又要我出錢，房子還沒有我的分。”原來她的哥哥，沒過門的嫂子，還有她都在深圳打工，哥哥嫂子卻不用寄錢回家，她卻一定要。后來她就反抗說，哥哥不寄她也不寄，結果媽媽就和哥哥聯合起來騙她說哥哥也寄了，可最后她發現根本沒有……

　　阿珍月工資的1700元里要寄回去1500元，剩下200元自己用。家里缺錢是因為父親在外面賭博輸錢，而她同樣在深圳打工的哥哥弟弟則不用寄錢，父母認為“男孩子用錢的地方很多”。

　　一位女工，和男友交往多年，想結婚，父母的條件是，“先把家里的房子蓋起來”。

　　一位女工，在按摩場所工作，寄錢回家給哥哥修了小樓娶了媳婦，供弟弟讀了大學。27歲那年滿懷希望地回家想休息一段，卻在幾天后憔悴地返回深圳，原來她的家人知道她在按摩場所工作，認為一定是丟了家里的人，新嫂子天天指桑罵槐怕她回來占房子……

　　阿寶說，表面上看起來，女工們是自愿的，可背后卻是嚴重的“道德綁架”。乖女兒是怎樣的，好妹妹是怎樣的，這些從小被灌輸，成為根深蒂固的認識。因此，大部分女工其實并不能像阿蓮那樣反抗，只是被動地接受著命運。實際上，女工們并不是沒有奉獻精神，她們中的許多人只是希望家人不要認為那一切都是天經地義的。

　　月經：

　　無法公開討論的痛苦

　　除了所成長家庭的“隱私”之外，女工們覺得最難啟齒的話題，是月經造成的麻煩。女工們說，千百年來形成的月經“太丑”、“不好講”的觀念，導致各種歧視和痛苦。

　　一切從各自家鄉的原始禁忌開始：江西說大年初一來月經，一整年都會倒霉;廣西說來月經時，早上梳頭不能被男人看到，否則男人會倒霉，還不能割韭菜，否則韭菜頭全空了;四川說來月經時不能進祠堂更不能燒香，不然會倒大霉;貴州說來月經時不能走大門要走側門，也不能走別人家的大門;湖南說來月經時不能結婚，否則家破人亡;云南說來月經時不能摘果子，否則來年果子長出來里面都是蛆……

　　女工阿東說 ，因為這些沒有任何科學道理的荒唐禁忌的熏陶，加上與性有關，月經成為話題禁忌，人們一般用 “那個”、“大姨媽”、“倒霉”、“親戚”、 “例假”等來替代。

　　因為不能談論，這個問題從來沒有真正在“制度上”得到解決。最新的《女職工特殊保護條例》取消了“痛經”假，代之以不得安排從事某些特殊崗位工作的規定，可現實中，普通崗位上的苦惱是廣泛存在的。

　　比如站立作業的問題，很多崗位站立唯一的好處是讓人處于緊張狀態，讓動作更快。平時女工站12個小時腳會腫，月經期間站12個小時更受不了，曾有女工在來月經期間站著站著就暈倒了，被送往醫院搶救。平時痛經痛到不能忍受，在床上打滾的女工大有人在，可上班時也只能堅持。

　　白班和夜班顛倒，女工們因此經期嚴重紊亂，“最開始知道不正常，后來就認為正常了，大家都是這樣”。

　　許多工廠會控制上廁所的時間和次數，沒有拿到“離崗證”去廁所，會遭遇嚴厲處罰。流水線上工作量很大，即使可以去廁所，回來后也會“被埋在貨堆里”。所以，女工們盡量不上廁所，帶來婦科病等很多問題，來月經的時候沒辦法換衛生巾則更痛苦。

　　阿燕曾進過一家小廠，七八十人只有三個廁位，上廁所要排隊等離崗證，沒有離崗證去上廁所則要罰款還會被貼通告批評。因為等不到離崗證，阿燕來月經了也不敢動，一直坐在凳子上，血往下流，染紅了整個凳子……阿燕尷尬至極，第二天上班時一度不敢進車間……因為晝夜顛倒且站著上班，阿燕的月經出現紊亂，最后甚至覺得子宮在往下掉……離開那家廠半年后，阿燕才逐漸正常。

　　沒有月經假，而如果自行休假就只能請病假，一天的工資失去外，還要被扣掉全勤獎，損失幾百塊才能換來一天的休息。

　　沒有制度支持，在月經問題上，個體的努力往往并不能起到好作用。曾經有一個女工痛經，鼓起勇氣說了出來，主管也通情達理，讓女工拿個板凳坐在旁邊不用工作，這樣也不算請病假和曠工。但是忙碌的流水線上，坐在旁邊，還是因為月經的原因，其面對的壓力可想而知……

　　覺醒：

　　她們開始用腳投票

　　各種辛酸之外，女工們也有堅強的一面。

　　有一個廠的女工，宿舍里沒有地方給手機充電，而在充電房充電則經常被偷。后來她們團結起來給廠方寫了聯名信，最終迫使廠方在宿舍安裝了插座。

　　女工阿梅最初根本不懂勞動法，通過學習后她敢于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己，連打幾場勞動官司并且都獲得了勝利。

　　阿東說，其實最有自我意識的是年輕的90后女工們，她們“用腳投票”，非常堅決地離開不好的工作環境，影響很大。最典型的事情，是某工廠為了留下年輕的90后女工，竟然專門給90后女工設置了一個有空調、裝修條件的車間，而工齡較長的女工們則繼續被安排在條件不好的車間里。

　　阿寶說，社會觀念的改變還是最重要的。目前社會評價一個女孩，標準經常是：是否處女、胸是否大、皮膚是否白、是否溫柔等，而評價男人則大多用事業成就，這本身就很不公平。還有一些商業宣傳則近于無恥，比如某醫院宣傳 “三分鐘無痛人流”，把人流形容得仿佛沒有任何傷害，“上個廁所似的”，負面效應也不小。只有社會對女性的觀念變了，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女工的境遇。

　　(本文中所涉及的女工均為化名)

　　女工們的四大困惑

　　1

　　女工只能做底層工作嗎?

　　有許多工廠在招普工的時候聲明：只要女工。

　　起初，女工們把這看成一種優勢。可后來她們認為這是一種變相歧視。丁丁說，女孩子一直被教育要乖要順從，而工廠喜歡女工，并非是因為女孩子手腳更快更細心等，只是因為女工更聽話。

　　阿寶說，普通女工的發展，到文員、QC(品質控制員)已經很好了，再向上幾乎沒有機會。女工找普工工作很容易，但找好的工作卻很難。

　　在許多工廠，90%以上的員工都是女工，可管理架構上卻是不到10%的男工來管這90%以上的女工，原因在于男工幾乎都可以得到提拔，女工卻只能做到組長、拉長……經理必須是男的，主管必須是男的，幾乎已經成了潛規則……

　　而許多與丈夫做同樣工作的女工，回家后要做全部的家務，丈夫乃至婆婆都以為這是天經地義的。

　　女工阿玲曾經寫日記表達過這些苦惱——“當我們從一個普通的員工辛苦地做到一個小小的領導，我們又要面臨著結婚生子，放棄自己的工作。當你在這個家做看起來不起眼的洗衣做飯、送孩子上學，任勞任怨，老公卻覺得你用的是他的錢，對家沒有貢獻。可我出去做保姆一個月工資都有幾千塊呢。”

　　2

　　性騷擾大聲喊出來可喊過之后呢?

　　阿寶說，媒體現在提到性騷擾總是要女性大聲喊出來，可女工喊出來卻未必有用。

　　一個女工遭遇工友持續一個月的性騷擾，“電話騷擾很頻繁，短信很惡心”。她先到派出所去報警，警察卻說“你為什么不換電話，為什么不換工廠，為什么不搬家?”她舍不得孩子剛剛獲得的學位，于是又找到廠長，廠長開除了該男工，但并沒有公開做出任何宣布，結果廠內輿論全部倒向被開除的男工，女工被迫辭職……

　　阿東所知道的另一個女工友在遭遇騷擾后去廠方投訴，廠方接到投訴后對當事男工作了警告，可從此所有工友都覺得該女工有問題，大家從此都不和她說話……

　　還有一個女工，一男工在工廠廚房從后面抱住她意圖不軌，將她按倒在地，女工掙脫后報警，可是警察最開始說不能采取什么措施。該女工反復投訴后，男工被拘留了幾天。可女工因害怕報復、被人議論，在工廠也呆不下去而走掉了。

　　丁丁說，在一些上司對下屬的騷擾中，漂亮女工被迫去經理的飯局上陪酒是常見現象。女工為了晉升到拉長、組長，甚至只是換一個輕松的不用站立的工站，不得不這么做。

　　阿寶說，性騷擾和月經有些類似，說出來，外界也許覺得問題存在，但同時又會認為說的人本身也有問題。

　　3

　　人流選擇黑診所只是因為無知嗎?知嗎?

　　為什么許多女工選擇人流的時候，不選擇安全正規便宜的公立醫院，反而到黑診所黑醫院里去忍受各種敲詐?

　　女工們總結的原因有以下三點：一是誤解，對大城市不了解的許多女工認為大醫院是有錢人去的;二是環境和態度，大醫院的工作人員一般態度不很熱情，膽怯的女工走進醫院徘徊良久還是離開，而“黑醫院”卻相當熱情，噓寒問暖，甚至把大廳搞成女工喜歡的粉紅色，女工進去會逐漸消除膽怯;第三也很關鍵，正規醫院一定要有親人或男朋友簽字才做手術，可許多女工找不到任何人簽字，而黑醫院卻反復和女工承諾不要任何身份證件給她保密等等。

　　所以，雖然女工中流傳著綁在手術臺上流著血被要求再交錢的恐怖傳說，可許多女工還是最終選擇了黑醫院。原關外很多以欺詐為生的醫療機構甚至得以發展壯大。

　　4

　　工傷帶來的慢性傷害如何維權?

　　阿東說，女性要懷孕生孩子，因此在工傷中出現很多特殊情況。比如受了外傷要進行治療，可女工懷孕了，擔心藥物影響到孩子就不得不打掉孩子。此外，許多女工慢性中毒，在不知情狀態下離開工廠，等到發現自己受到傷害月經持續紊亂乃至生不了孩子的時候，已經找不到工廠來負責了。《女職工特殊保護條例》中有些規定挺好，但執行起來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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