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燕舞

　　作者簡介：社會學博士，武漢大學社會學系教師，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員。

　　作者注：文章以《農村老人的養老之痛》為題修改發表于《南風窗》2012年第24期。本文是原文。

　　幕啟

　　華北C村，長城腳下。

　　從北京永定門汽車站出發，每天中午時分，有一趟車，約4小時可直達C村所在縣城，到時，暮色已降。從縣城出發再到C村，已是第二天中午。

　　2011年4月初，咋暖還寒。我來到C村，開始我駐村一月有余的調查。

　　侯千兩，C村一位老年男子，2010年喝農藥自殺死亡，時年76歲。

　　侯氏之死，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

　　近4年來，我在中國十余省市農村累計駐村調查近400天，接觸和了解到太多中國農村老人的自殺，侯千兩是他們的一個縮影。

　　中國農村的老人正越來越難以擺脫這條道路，或許，這是他們稀釋和消化現代老齡化社會痛苦的特有方式，他們的自殺，似乎總是在必然的偶然中發生。

　　如果我們將視線定格在C村以外的整個中國，一些權威數據表明，自1990年代中后期開始，盡管中國農村的婦女自殺率已經顯著下降，然而，中國農村老年人的自殺率卻一路飆升。

　　根據衛生部死亡登記系統的數據測算，費立鵬等人2002年在國際著名醫學雜志《柳葉刀》披露，從1995年至1999年間，中國農村老年人年均自殺率高達82.8/100000。

　　此后十余年，保守估計，上述這一數字至少翻番。

　　我曾通過駐村調查方式，收集到了湖北、河南、河北等三省20個村莊的數據。自1980年至2009年間，60歲及以上老年人“年均粗自殺率”[①]為253.55/100000，其中，1980年代為60.85/100000，1990年代為192.70/100000，2000年以來為507.10/100000。

　　對于侯氏之死，C村的村民既矛盾，又恐懼。

　　他們時而想不清楚，侯千兩為什么會走到喝農藥這一步，時而又能想清楚，除了選擇這種方式以外，侯還能如何殘喘度日?

　　“這將是未來的‘世道’。”他們說。

　　他們恐懼有朝一日，亦會步侯氏后塵。

　　承秦高速，侯氏之死的最后稻草

　　一條承秦高速通過C村。

　　就在我調查期間，機器仍在刺耳轟鳴，道路兩旁時常揚起運輸車所卷起的粉塵，高速公路的施工正在緊張而有條不紊地進行。

　　同樣緊張而有條不紊的是，C村的村民正在大張旗鼓地拆舊建新，一棟棟漂亮的樓房拔地而起，這些錢，大部分來自承秦高速占地所給予的補償款。

　　侯千兩運氣很好。承秦高速經過C村時，除了占其耕地，還占其林地，就連一塊承受破舊老屋的宅基地亦被占了。

　　很多村民對此煞是艷羨。

　　耕地、林地與青苗一共補償7萬元，房屋與宅基地一共補償9萬元。

　　還沒來得及兌現9萬元的房屋與宅基地補償，侯千兩便因六個兒子圍繞已兌現的7萬元款子的分配糾紛而自殺身亡。

　　侯20多年前喪偶，未再婚，他一人獨自撫養六兒兩女成人直至成家立業。他的死，在C村轟動一時，人們茶余飯后，將之作為談資，并悟出如今社會“多子多災”的所謂道理。

　　在喝藥身亡前，侯基本喪失了勞動能力，體弱多病，形同枯槁，生活亦幾乎無法自理。盡管，他與第六個兒子同住在一個屋檐下，但并未能得到老六多少照顧，相反，在分灶吃飯的晚年生涯中，父子倆經常齟齬不斷。

　　補償款到村后，由鄉村兩級干部組織在村委會統一發放。侯千兩的兒子——老六——在領取自己的一份時，亦代替侯千兩領走了屬于候的一份。村干部當時估計可能不妥，但考慮到這筆錢畢竟不是小數目，諒老六應不敢獨吞。

　　然而，老六拿到錢后，在其妻的慫恿下，決定完全據為己有。其理由是，其父與自己住在同一個屋檐下，他要承擔侯的養老任務。

　　侯千兩自己不同意老六的做法和說法，他想將錢拿出一部分均勻地分配給六個兒子，女兒因為不承擔養老任務，則不參與分配，剩下的一部分則自己留著，自己養老。因為此前的一系列事實，讓他對依靠兒子養老沒有任何信心。

　　與此同時，除到其他家族做了上門女婿的老大沒主動出來要這筆錢外，老二、老三、老四和老五等四個兒子堅決要求平分，并將矛頭全部指向侯千兩，認為其偏袒老六。

　　在與眾兒子們尤其是老六多次交涉未果后，侯千兩喝農藥自殺死亡。

　　贍養糾紛，伏筆早已埋下

　　作為傳統意義上的一家之長，侯千兩沒有任何權威。顯然，在與兒子們的交涉中，他始終處于下風，來回奔走，十分無奈又無力。

　　如果時間倒回去60年甚至更長，老年人一般能掌握財產的生產與分配，且一系列宗法制度文化保障了他們的權威。同樣的故事，如果發生在60多年前，侯的兒子——老六——早就被拖到祠堂施以肉體暴力以示懲戒了。

　　大約1949年以后，國家權力向農村強力滲透擴張，農村得到了劇烈的改造。作為封建糟粕的宗法制度文化及其形態表征——祠堂——等，一并被掃入了歷史的墳墓，甚至，一些祖墳，亦在增加耕地的經濟實用主義和唯物的無神論邏輯的保駕護航下，得以被推平。

　　失卻宗族保護的老人，并未在短時期內出現任何問題。在醫療與養老等方面，國家或集體承接了很大一部分，盡管是低水平的，但總比沒有強。

　　1980年前后，新傳統解體。當時的侯千兩并不會遭遇他當下所遭遇的問題。在年富力強的歲月中，侯起早摸黑，既當爹又當媽，不斷地憑借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從市場中換取貨幣，以完成子女的教讀婚娶等人生任務。

　　待八個子女全部拾掇妥當，他亦油盡燈枯。

　　然而，子女們卻均不愿意養老，亦不愿意承擔其醫療費用。作為女兒，她們在地方文化的界定中，沒有養老的義務。但六個兒子則根據各自的立場做出自己的抉擇。大兒子認為自己早年便入贅走了，沒有得到侯千兩任何家產，因而沒有養老義務，老四直到50多歲才結婚，認為自己家庭困難，不足以承擔養老任務，老二和老三則指出，老五和老六兩個最小，得到侯千兩的東西也最多，因此，應該他們承擔，老五和老六卻認為，老大、老二、老三和老四作為哥哥，不帶好頭，作為弟弟，他們更沒有義務。

　　時間，倒回到2008年，也即候千兩自殺死亡的兩年前。

　　當時侯患有嚴重的前列腺炎。手術后，不僅未愈，反而更加嚴重。就在那一年，侯基本喪失了勞動能力，生存與生活均成為嚴重問題。

　　他想從兒子那里要糧食，但要不到。他想兒子們負擔其生活起居，但沒人愿意。他想兒子們分攤醫藥費用，但沒人拿出來。

　　與兒子們多次交涉無效后，侯找村干部調解，但依然無效，又找鄉鎮干部調解，仍然無效。鄉鎮干部建議其走法律渠道，村里亦為此開具了證明，于是，候便將老二、老三、老五和老六等四個兒子告上法庭。

　　法院判決生效后的頭兩個月，兒子們按照法定要求履行了義務，但隨后不了了之，法院也沒有下來檢查或監督，侯千兩再次陷入困境。

　　因 為離水源地遠，最困難的時候，侯千兩連水都喝不上。他與老六住在同一個院子，而老六則買了潛水泵從水源地抽水到自己的水缸里。他要借用老六的潛水泵抽水， 老六不同意。有一次，他實在渴得不行，于是，就到老六水缸里舀水喝，但被老六阻止。侯千兩一氣之下，拿石頭將老六的水缸砸了，老六以牙還牙，將侯千兩的空 水缸也砸了。無奈之下，侯只好雇人挑水，但總不及時。

　　對于農村老人來說，無論疾病，還是養老，如果國家或集體不承擔任何責任時，他們在失去勞動能力后只能依靠子女。不過，依靠子女養老所需要的老人權威，因過去的農村社會變革，早已從文化上連根拔掉。

　　支撐子女承擔養老義務的倫理亦日漸式微。

　　在市場理性面前，孝道只是個好聽的音符。中國的傳統倫理，強調養兒防老天經地義，這在以前也沒遭遇過什么問題。當市場理性成為農民的思維方式后，一些年輕人反問，“養兒防老是不錯，但問題是，你把我養好了嗎?你沒養好我，害得我現在這么苦，負擔這么重，我還能管你?”

　　更深刻的變化還在于，一些中青年婦女表示，贍養公公公婆婆僅是法律規定，而不是他們應盡的倫理義務，其理由是，“他們又不是我親生父母，沒生我，沒養我，憑什么要我來養?我只對親生父母有這個義務。”

　　法理卻又力所不逮，侯的遭遇正是如此。

　　空間轉換至江漢平原。

　　我調查時，一些婦女在老人的疾病治療與自殺之間算賬。她們舉例說，如果老人六十歲，疾病治療需要花3萬塊，假若老人治好后，能活十年，每年能為家庭創收3000元，她們會考慮選擇為老人治療，如果每年創收低于3000元，又或者，治好后只能活一兩年，那么，她們會考慮讓老人放棄治療。

　　如此，老人實際上只能獨自面對市場。悖論在于，如果能夠在市場上出賣勞動力以換取貨幣，從而維持自己的生存與生活，那么，客觀上，他們就能夠自養。然而，他們恰恰是市場中失去勞動能力的弱者，油盡燈枯之時，沒有任何值錢的東西可以拿來在市場上交換。

　　自殺前夕，到處求助未果

　　侯千兩一直在掙扎。

　　承秦高速的補償款下來后，對于候來說，似乎看到了一線活下去的曙光。

　　然而，老六代領并據此占為己有的插曲，再次將其往死亡之路上推了一把。

　　即使如此，他仍未輕言放棄。

　　候千兩找到主要村干部反映情況。基于對此前諸種情況的了解，村干部知道即使去調解，作用也未必會有，但還是去做了個姿態。結果當然在意料之中，幾個兒子面對村干部的勸說，針插不入，水潑不進。

　　對于村級組織而言，除了磨嘴皮子，他們也拿不出更好的辦法，在7萬塊錢面前，他們再如何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也只能是軟綿綿的。

　　候找到與自己平時合得來的老頭何銀。何銀說，侯家幾個兒子的工作他做不了，他只能保證，如果什么時候候千兩餓了，想要吃飯了，或想喝酒了，就可以上他家，作為老朋友，他只能幫這點忙。侯在何銀家吃了中飯，喝了酒，酒足飯飽后，躺在何銀的炕上哭了好一會兒才走。

　　就 在自殺前的晚上，候千兩又找到一名小學老師陳啟。出于人道主義，陳啟動了惻隱之心，留候在家里吃完晚飯，并答應幫忙試試。送走淚眼摩挲的侯千兩，陳啟主動 將老六叫到自己家里喝酒，并勸說他好好養老，至于承秦高速那筆錢，陳答應幫忙去做其他幾個兄弟的工作。老六也表示，只要其他幾個兄弟不要那筆錢，他答應好 好養老。

　　老六亦訴說了侯千兩的一些所謂不是，比如，他舉例說，年輕時，侯千兩從外面買回一些糖糕就躲著他們只顧自己吃，而不分給他們做兒子的吃。他直接批判侯在自己有能力的時候只顧自己，而不管他們。

　　自殺死后

　　侯千兩在向陳啟求助的第二天早上便自殺死亡。

　　據老六的妻子說，她一上午都沒看到老頭從房間出來，于是就叫孩子去看看他爺爺，結果，孩子推開門后便發現，侯已經死亡，桌上還有半瓶沒喝完的農藥。

　　何銀聽到消息后，亦去看了現場。他發現侯千兩飯桌上放著三根油條，兩個糖糕，其中一個糖糕還咬了一口，一瓶沒喝完的農藥亦擺在桌上，侯嘴里吐著白沫子，房間里彌漫著刺鼻的農藥臭味。

　　何推測，糖糕只咬一口又放在桌上，肯定是侯心里難受吃不下。

　　侯死后，他的那些兒子，并沒有因此而表現出愧疚感。在整個做喪事的過程中，他們六兄弟在公開場合，沒有一個掉過一滴眼淚。

　　吊詭的是，此時的老五，卻跳出來要報案。其理由是：他爹可能死于他殺。他推測應是老六兩口子動手殺死的，目的就是想謀財害命。

　　旁邊眾多親朋將老五準備撥打電話報案的手機搶了過來，認為都是親兄弟，不要如此生分，畢竟老人已經死了，姑且不論老人是如何死的，就算死于他殺，難道真的要將活著的親弟弟送入監獄?

　　老六的兒子亦跪在老五面前，要求他五爹看在他做侄子的面子上放過他爹，并表示自己推門進去看時，確實能證明其爺爺死于喝農藥。

　　眾親朋之所以做老五的工作，并不是他們真的對老六有好感。他們推測老五并不是真的對父親的死表示傷心，其實質還是想將老六拿走的那7萬塊修高速的補償款分走一部分。

　　就在喪事剛結束時，村民正在忙于閑談，但侯千兩剩下的2.4畝地則被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和老五各自急不可耐地搶種瓜分了。

　　承秦高速在C村的通過，讓他們明白了土地的重要性。

　　兜里還揣著侯千兩7萬塊補償款的老六及其妻子，亦跳出來準備搶種，并與另外五兄弟再次發生糾紛。另外五位見狀則揚言，如果老六兩口子有本事就去報案，剛好可以趁此將老頭子的死拿出來說道說道。老六兩口子只好作罷。

　　侯的自殺，對C村的老人沖擊最大，他們甚為惶恐，擔心哪一天他們也會走上這條路，并據此慨嘆，人這一生，活著真不值。這讓我想起江漢平原的老人，他們總結說，他們晚年有三個兒子可以依靠，一個叫繩兒子(上吊)，一個叫藥兒子(喝農藥)，一個叫水兒子(投水)。

　　我問村民，對于像老六這樣的人，發生這樣的事，是否會影響他與村民今后的交往。村民說，不會有多大影響，老人自殺剛死時，大家私下還會議論一下。人已入土，一切如舊。“畢竟死的是他們自己的爹，關我們什么事呢?該來往的，還是照常來往。”村民說。

　　村民認為，如今社會不一樣了，只要有錢，很多事都好解決。如建房子，可以直接承包，不像以前需要幫工。又如紅白喜事，越來越往一條龍服務的方向發展，給錢就可以了，比以前還省事，誰也不欠誰，誰又能孤立誰呢?

　　余音

　　侯千兩的親家母——杜榮，也即老六的丈母娘，對侯的死發表了她的看法。

　　杜榮認為侯成天去找村里，找鄉里，好像多大能耐似的，惹得兒子和媳婦們氣不過，故意想治他。她說，開始時，鑒于侯生活無法自理，就商量五個兒子輪養(老大除外)，結果，在第一家即老二家，吃了不到五天，侯就不去了，因為老二媳婦除了罵他以外，天天都給侯吃稀飯。

　　而對于女婿不養侯千兩，杜榮解釋說，女婿負擔很重，賺錢能力不行，養家糊口不容易。

　　這倒讓我想起C村另外2例老人的自殺。

　　一位叫董江洪的男子，2009年，在他64歲 時喝農藥自殺死亡。董家庭貧困，大兒子要結婚，因房子破舊，女方要求必須蓋新房子。在董到處向親朋借債將房子建起來后，女方又提出必須裝修，而董已完全無 能為力，還有那高額彩禮，更不知從何而來。眼看婚事將要告吹，其大兒子焦急忙亂之中，與董發生爭吵，董認為是自己無能拖累了兒子，一氣之下，喝藥自殺。

　　馮桂芬，婦女，2008年，在她60歲時喝藥自殺死亡。她到自家梨樹地里摘梨，從梨樹上摔下，震蕩了腦部，且腿落下了殘疾，她想到兒子還沒結婚，治病需要花太多錢，且兒子會因為給她治病花錢而結不起婚，因此，她喝農藥自殺死亡，以免拖累兒子。

　　由 此看來，也許侯的親家母杜榮所做的解釋有些道理。然而，諸如建房、養子、教育、結婚等一類高消費作為重擔壓在普通農民身上時，作為市場社會中的弱者，他們 亦有可能迫不得已地將之轉嫁給更弱者，如他們業已失能且無法創造經濟利益的年邁父母，對于最底層的失能老人來說，他們唯有以自殺來承接子代轉嫁給他們的社 會壓力。

　　即將離開C村時，我在一位八十高齡老人的陪同下，來到他的一名隨林彪部隊南下戰斗犧牲的烈士哥哥墳前祭奠。因與他談起死亡，就順便問他是否相信鬼神。

　　他說，他是個唯物主義者，只信科學。

　　這又讓我想起在江漢平原調查老人自殺時的遭遇。一位老年婦女對我們的調查者說，如果真有鬼神存在，她要化成厲鬼，把她媳婦搞死，然而，她不相信有鬼神存在。就在接受我們的調查員訪談三天后，她在家里喝藥自殺身亡。

　　幕落

　　調查結束，離開C村時，我再次仰頭望了一眼遠處的野長城。

　　烽火臺的斑駁古跡，依稀可見，連綿起伏，亙古未變。

　　長城腳下的C村，人心浮動。

　　人心，既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最大的社會。

　　(出于學術倫理，文中人名、地名均做了技術處理。)

　　[①] 規范意義上的粗自殺率是指未經標化處理的自殺率，但本文所加引號的“粗自殺率”并非此義，而是指作為計算自殺率的人口數據這一分母，因難以收集到所有年份的人口數，因此，在研究條件所限下，不得已僅以2009年所收集到的人口數據為分母進行處理，同時，為盡量減少誤差，我們選擇“年均”的辦法，并按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進行了標化處理，實際上是更近似于標化自殺率的自殺率，當然，此處所說的自殺率均是指自殺死亡率。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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