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于12月5日刊載文章《美國大學招生“潛規則”》，細數美國精英大學招生“潛規則”。

　　文中披露，“如果你能給哈佛大學捐款至少100萬美元，你就能獲得哈佛學校資源委員會(COUR)會員資格。超過一半的SAT滿分者入學申請會被哈佛拒絕，但424位COUR會員的子弟，有至少336人被哈佛錄取。”

　　對于校友同樣不能得罪，“在哈佛的錄取政策中，如果父母親是該校的畢業生，則入學機會可能就增加多了。換句話說，學校當局會因此而作特別的考慮。一項針對30所知名大學入學申請的最新研究發現，向父母親的母校申請入學的申請者，獲得入選的平均幾率，是與該校毫無淵源申請者的七倍。”

　　可以說，美國精英大學的大門已向權貴半遮半掩。但作者李慧翔卻認為這是解決公平與收益綜合衡量難題的出路，“與某些暗箱操作的權錢交易相比，這樣的教育‘部分產業化’未嘗不是解決公平、道德、收益綜合衡量難題的一種出路。”

　　此外，2013年6月30日，錢江晚報刊文《國外名校的傲慢與偏見》，采訪《大學潛規則》譯者張麗華。除卻《南方周末》一文中提到的若干“潛規則”。張麗華還披露了美國精英大學對窮人的“歧視”。

　 “這些名校對金錢的看重，甚至會嚴重影響貧困學生的入學機會。”張麗華說，“如果你在申請美國私立大學時提出希望獲得助學金，那么即使你的成績非常優秀，也很容易吃到閉門羹。”

　　美國精英大學在招生中也普遍采取三重標準——對亞裔學生的錄取標準最高，白人學生次之，黑人和拉丁裔最低。

　　《美國大學招生“潛規則”》全文：

　　美國大學的招生過程錯綜復雜、使人困惑。中國，以及大多數國家都采用簡明直接的大學錄取考試制度。可美國大學卻要求學生提交SAT成績、托福成績(TOEFL，非英語母語留學生需要提交)、一份高中成績單、兩封老師推薦信、一份學校導師報告(提交一次，更新兩次)、個人申請文章以及課外活動簡歷。索要了這么多材料，可到了12月或4月的時候，各大學對于學生的錄取結果卻只是簡單地答一句“是”或“否”，無任何解釋。

　　是的，美國包括常春藤大學在內的許多精英學校和私立學校錄取過程主觀性強、透明度低。除了有限的幾所軍事院校之外，公立大學的重要事項，諸如經費預算、校長任免、教師聘任、學制和學科設置等基本上都是校董會和各院系的職權，政府的作用只體現在通過立法規定辦學宗旨和參與校董提名。而私立大學就是一家地道的私營公司。

　　然而，美國招生腐敗問題卻并不常見，更未上升為一種公眾憂慮或社會問題。其中原因何在?

　　“在申請入學時，兩位以上的審核者會認真閱讀成百上千封申請書，在決定錄取時，先討論，再投票表決。”這是哈佛大學的招生錄取流程，也是全美大學招生錄取工作的縮影，很難說這樣的流程不存在風險和隱患。事實上，伊利諾伊州大學在新生錄取方面跑關系，走后門，讓不合格學生進入伊州大學香檳城分校就讀的丑聞，就是利用了“錄取過程保密”之便。

　　真正重要的是，招生腐敗的“收益風險比”太差了。與中國大學“給公家打工”不同，美國大學更像是“大包干”。職業經理人心態是“撈一票就走”，創業者心態是“收他的錢值不值”。要知道，伊州大學丑聞出來后，該校總校長和分校長以及九名校董接連主動或被動辭職，當地的數位政客也被卷入此事，政治生命岌岌可危。

　　何況，照顧錄取無非為兩事：“錢”、“情”，美國大學有光明正大的方法滿足這兩個需求，不必“走后門”。在常春藤大學中，每年有40%左右的學生屬于“Special Cases”，即受到了“特殊照顧”。另一種說法是，分數墊底的25%左右的學生是學校招生的“特殊利益”名額。

　　除了音體美特長生、有色人種等“特招生源”外，“Special Cases”最重要的兩類對象為“大捐助者”和校友。

　　美國頂尖大學學生群體仍非常富裕。在密歇根大學，2003年來自年收入高于20萬美元家庭的新生，多于那些來自收入低于中位數家庭的新生。在一些私立院校，這方面的數據甚至更加極端。“如果你能給哈佛大學捐款至少100萬美元，你就能獲得哈佛學校資源委員會(COUR)會員資格。”哈佛的本科錄取率不到一成，超過一半的SAT滿分者的入學申請會被哈佛拒絕，但據推算，424位COUR會員的子弟，有至少336人被哈佛錄取。

　　幾乎所有美國一流大學的資金籌措辦公室都列有一張“發展項目”名單，將那些仰仗父母為學校捐贈或有可能捐贈巨款的學生排在錄取名單的前面。申請者的高中成績墊底，或者SAT成績比那些被拒收的申請者要低上300-400分?這些都沒關系，足夠多的金錢可以為他們翻盤。一位新澤西地產商，曾經向哈佛支付250萬美元，以確保他不爭氣的孩子拿到錄取通知書。如杜克大學甚至一度要求招生人員專門追尋富家子弟，這不僅僅是出于對學校短期捐款數額的考慮，更主要的是擔心如果招收太多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將來的校友群體會日漸貧窮，從而使捐贈減少，學校財政滑坡。

　　對于校友(尤其是精英校友)，同樣不能得罪。在哈佛的錄取政策中，“如果父母親是該校的畢業生，則入學機會可能就增加多了。換句話說，學校當局會因此而作特別的考慮。”一項針對30所知名大學入學申請的最新研究發現，向父母親的母校申請入學的申請者，獲得入選的平均幾率，是與該校毫無淵源申請者的七倍。

　　以羅斯福家族為例，兩個羅斯福總統都畢業于哈佛大學。打破紀錄連任四屆總統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生了四個兒子，三個去了哈佛。西奧多•羅斯福一房更不簡單，維持了至少五代哈佛校友的家族傳統。

　　布什父子總統都畢業于耶魯大學，從“老太爺”布什參議員，到小布什總統的女兒，布什家族延續了至少四代的耶魯校友。

　　前副總統戈爾夫婦，四個子女全都是哈佛大學畢業;按照低于十分之一的哈佛大學平均錄取率計算，這該是“萬年一遇”的現象。

　　而肯尼迪家族中那些高中畢業都有問題的孩子，絕大部分都上了哈佛。即便是學習最爛的約瑟夫，也去了哈佛隔壁的麻省理工。

　　招收一些有錢人家的孩子(他們的父母能建造圖書館配樓)，以及一些校友子弟(好讓校友滿意)，當然，也不能缺少SAT考神和灌籃高手(否則學校就沒有學術競爭力與吸引力了)，這幾乎是所有美國大學的招生擺在明面上的“潛規則”。與某些暗箱操作的權錢交易相比，這樣的教育“部分產業化”未嘗不是解決公平、道德、收益綜合衡量難題的一種出路。

　　1991年，德克薩斯石油巨頭羅伯特•巴斯向斯坦福大學捐贈了2500萬美元。當巴斯的女兒瑪格麗特從格羅頓高中畢業時，她成為9名同樣申請斯坦福大學的高中同學中，唯一被錄取的，盡管她的成績遠遠低于其中7位遭拒的同學。

　　新近出版的《大學潛規則》里，丹尼爾•戈登披露了這樣一個事實——如果你想進入哈佛、耶魯、普林斯頓、斯坦福、哥倫比亞等光環耀眼的常春藤名校，你必須面對一些在那里普遍奉行的規則。

　　那么，哪些不成文的規定是中國準備赴美出國留學大軍中的學子應該特別關注的?

　　記者專訪了《大學潛規則》的譯者之一張麗華。

　　張麗華畢業于杭州師范學院英語系和美國阿肯色州立大學教育學院，現任美國馬薩諸塞州布魯克蘭高中教師。

　　在對《大學潛規則》的解讀中，張麗華告訴記者，要進入精英院校，除了平時成績優異、SAT (學術能力評估測試，由美國大學委員會主辦)成績要遠遠超出其他族裔的學生以外，你還須發展自己在社交和領導才能等各方面，尤其要比其他同為亞裔的優秀學生更出色。

　　為權貴子女大開后門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長羅伯特•伯金諾曾經披露，在某一所常青藤大學，沒有任何背景的學生所要爭取的錄取名額，僅占全部名額的40%。

　　“如果你能給哈佛大學捐款至少100萬美元，你就能獲得哈佛學校資源委員會(COUR)會員資格。”張麗華說，戈登在書中寫道，“2005年，哈佛大學獲得了255億美元的捐款，排全美第一，比第二的耶魯大學多100億。”

　　“還有那些不是直接捐款，家庭卻很有關系、背景，比如國會議員的子女，也會更容易進入哈佛。”因為，他們的父母會在國會為哈佛爭取有利地位。

　　哈佛的本科錄取率不到一成，超過一半的SAT滿分者的入學申請會被哈佛拒絕，但根據戈登的推算，424位COUR會員的子弟，有至少336人被哈佛錄取。

　　戈登在《大學潛規則》中指出：特權優先，傷害的不僅僅是那些直接受到影響的學生，美國國家本身也深受其害。天才得不到發揮，平庸之輩大行其道。人不盡其才，勢必削弱國家的競爭實力。他甚至毫不留情地說：“如果選民對2004年的兩位總統候選人都不滿意的話，盡可去責怪耶魯大學。布什總統和馬薩諸塞州參議員約翰•克里(John Kerry)都是因為出身名門，而被耶魯大學通過照顧校友子弟錄取的。”

　　“在錄取過程中，權貴家庭的學生甚至可以與招生部門負責人面對面交談，后者常常通過延遲錄取、校際轉學和特殊身份錄取等非主流路徑，把他們悄悄招進來。”張麗華表示，像錯過申請日期、酒后駕車之類的事情，對一般申請人可能意味著“滅頂之災”，但如果發生在他們身上，不過是可以原諒的小事一樁而已。

　　“這些名校對金錢的看重，甚至會嚴重影響貧困學生的入學機會。”張麗華說，“如果你在申請美國私立大學時提出希望獲得助學金，那么即使你的成績非常優秀，也很容易吃到閉門羹。”

　　校友與教師子女優先

　　“對校友和本校教師子女優先錄取，在美國名校中間，幾乎是公開的秘密。”張麗華透露，在一流美國大學的學生中，校友子弟大約占10%到25%，教師子女有1%到3%。

　　戈登本人是在1974年上的哈佛大學，他對那個逝去的年代深懷感念。然而，現在情況不一樣了。

　　當年申請哈佛大學的有11166人，錄取人數為1600人;2005年，申請人數翻了一倍多，達到22797人，錄取的人數卻幾乎不變。“雖然申請人數在急劇增長，哈佛和其他名校卻依然為某些特權群體預留名額，因此其他申請人被錄取的機會被縮減得非常厲害。”所以，戈登說，以他當年的條件(SAT1410分，高中成績名列前茅，修過一門大學預科班課程)，現在根本進不了哈佛，除非他是校友子弟，或被列入了發展項目，或是特招運動員、本校教師子女。

　　目前，在各大知名大學的大學校長身邊，一般有一位得力助手，除了報答重要捐贈人以外，還會幫助本校校友的子女入學。“常春藤大學經常少報因校友關系入學的學生人數，如將校友的孫輩不計入校友子女。”張麗華透露說，其實校友成為祖父母后會給母校捐更多的錢，因而更能左右大學的招生。

　　而對很多投奔這些學校去的年輕人來說，他們不可能有這些近水樓臺。

　　對亞裔學生分數要求高

　　1918年，耶魯大學一位系主任把猶太學生叫做“書呆子”。“而如今在美國大學招生官員眼里，亞裔學生也是從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都是被父母編好程序、在數學和科學考試中次次得A的半機器人。”張麗華說，戈登在書中，對亞裔群體給予了不少關注。

　　根據2004年普林斯頓大學的一項統計，一名亞裔申請人需要比別人高50分的SAT成績，才能在申請精英大學時機會均等。

　　張麗華告訴記者，名校招生部門，認為亞裔學生高分是理所當然的。進入名校的亞裔學生的SAT分數，通常遠遠高于包括白人學生在內的其他族裔。

　　“所以那些在大學申請中備受挫折的亞裔學生，如果某項考試沒有獲得滿分，會將其自嘲為‘亞裔不及格’成績。”張麗華說。

　　很多亞裔學生都有出色的數學和音樂才華，但是美國名校對此并不感冒。“它們害怕錄取太多來自同一族裔、具有相同興趣的學生，會使‘多種人才的共生整體’失去平衡。”

　　“在招生部門的白人管理層眼里，亞裔學生似乎大多數都是不入群、缺乏足夠的口頭表達和社交能力的，因此，他們缺乏領導才干。”張麗華透露，重視學生的領導才能，反映了學校對于自身利益的長遠考慮，因為如果畢業生未來成為各界的高層領導者，掌握了權力，對于母校自然是一大利好。

　　而且，“美國有一個教育的平權法案，在大學錄取過程中給黑人、拉丁裔和印第安人等少數族裔學生更多的優惠，但其中沒有亞裔的份。”張麗華告訴記者，美國精英大學在招生中普遍采取三重標準——對亞裔學生的錄取標準最高，白人學生次之，黑人和拉丁裔最低。

　　要想在美國社會立足，社交能力、創造能力、領導能力是必須具備的。對這些能力的培養，需要家庭、學校、社會要同心同力。

　　(文/屠晨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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