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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危機:迷失道德的科學是魔鬼

夏商 · 2013-10-29 · 來源:夏商的博客
當前關于轉基因生物技術和其它高新科技毒食品的爭論,都已經不是學術專家說了算的“術”之“爭”,而首先是一個1%與99%的“道”之“爭”!

  農業部回應轉基因大米動物試驗稱,“旨在科研”。據《北京青年報》2013年10月26日報道,農業部轉基因專項管理辦公室證實,2012年時,委托中國食品藥品鑒定研究院和中國農業大學以轉基因水稻為研究對象,選取了獼猴、小型豬等動物進行系統的代謝免疫,生殖、發育評價研究,對此次開展轉基因動物實驗的目的,農業部轉基因專項管理辦公室表示,只是為了在科研層面提供更充分的科學數據和資料,不是開展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的要求。

  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和營養工程學院副院長黃昆侖透露,的確是農業部委托他們進行轉基因大米動物喂養試驗。黃昆侖說,豬、獼猴胃腸道消化過程與人極為相似,其生理性和雜食性與人也很相似,采用他們做試驗能更大程度反映出轉基因大米對人類食用的安全性。據悉,這次試驗時間是90天。農業大學副教授車會蓮表示,90天從毒理學來講,可以看做較長時間喂養,實驗結果顯示,在90天的喂養時間內,試驗用豬沒有中毒或者死亡現象,皮毛順滑,行動靈活,飲食正常,生長發育狀況良好。黃昆侖說,這說明在這個時期內,轉基因大米和非轉基因大米喂養的小型豬在影響方面、安全方面是一樣的。

  農業部表示,目前國際上很多國家在進行轉基因動物喂養試驗,美國,德國已經用轉基因玉米、大豆在牛、雞、魚身上做喂養試驗,結果顯示沒有產生不良影響。

  對此,《環球時報》2013年10月26日刊文稱,“在科學面前良知、勇氣比學識更重要。”文章稱,前不久有報道:“61名院士上書國家領導人請求轉基因水稻產業化”。研究者抱怨轉基因水稻在中國的前景悲觀,因為“最大的阻力是政府決策”。25日有媒體采訪相關專家,介紹了國內銷售的5大類17種轉基因生物的情況,并解答了一些關于豆腐是否是轉基因食品等民眾關心的話題。這樣的報道不妨更多一些,只有更透明,轉基因產品才有出路。轉基因農作物及其產品之所以在中國不太受歡迎,很大程度在于從事此研發的人士,一開始就在其安全性問題上打起了“馬虎眼”,不坦誠、不透明、不實事求是,以至欲蓋彌彰卻反而弄巧成拙!

  文章指出,“轉基因水稻再不推廣應用”就會有“嚴重后果”的說法,不過是在自我拔高的同時嚇唬外行。當人們提出質疑時老是含糊其辭、躲躲閃閃,其本身就預示著想掩蓋什么,或者根本就不想說清什么!這樣一來,只會讓內行覺得荒唐,讓外行覺得迷茫。

  而中國農科院研究員佟屏亞則直言說,“轉基因作物能抗蟲、增產是騙人的”!據新華網2013年10月25日報道,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國家安全政策委員會9月29日在北京召開再論轉基因與國家安全研討會。來自中國農業科學院、軍事科學院、國防大學、航天科技集團、西南財經大學、等單位的專家學者就當前我國轉基因問題的性質、形勢、管理進行了深入的研討。

  中國農科院研究員佟屏亞在研討會上發言指出,“誰控制了種子,誰就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農業!”他說,從2004年我就感覺到孟山都在有計劃地打入中國。他有幾種進入方式,最重要的是人,從企業普通員工到高管人員,從科技專家到政府官員。抓住人才能解決進入。十年磨一劍,以孟山都為首的跨國集團已經完成了在中國的轉基因布局。在跨國公司老板的眼里,中國不只是一個巨大的種子市場,也是一個無與倫比的農業基地。跨國公司把中國種業納入全球化戰略體系,成為全球化競爭贏得全局性勝利的重要環節。

  佟屏亞指出,這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尋求企業合作,二是開展合作研究,三是聘任高級顧問,四是培養專業人員,五是推動轉基因滲透到產業中去。上世紀80至90年代,改革開放掀起科研人員留學、進修、合作研究的出國潮,受到國際咨詢機構和跨國種業公司,如洛克菲勒基金會、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服務組織(ISAAA)的資助,陸續回國的學人多數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協會學會乃至政府機構任職,有的已擢升院士、政協委員或政府官員,在國家科技政策方面有一定話語權,在社會活動中有一定執行力,甚至能左右媒體的宣傳導向。跨國公司通過長期鋪墊,進入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或資助科研項目,或進行合作研究,或聘任為高級顧問,對加速跨國公司本土化發展,順利建立進入政治、經濟、科研決策領域的鏈條。

  佟屏亞提請大家注意,這些感恩孟山都栽培的碩士博士陸續進入科研院所和種子企業擔任要職,跨國種業公司順利地完成中國了本土化布陣,其最終的目的是讓中國的土地種滿轉基因種子。由于上述鏈條,我們國內2011年發布了“全國種子發展的意見”,以及落實這個意見的《規劃》,這個《規劃》有三個地方把培育轉基因品種的商業化寫了進去。它的重點任務是加強生物技術理論方面的研究,培育轉基因品種,十年當中培育若干,其中主要是水稻、玉米、小麥,其他作物一帶而過。

  佟屏亞說,這個《規劃》沒有廣泛征求社會意見,就是以農業部科教司一些人為主搞的。現在每年都要下達項目。最近在進行的一個措施就是支持種子企業發展生物育種,5個億,全國最后申報的種子公司41家,明確規定要是生物育種培育轉基因品種,而且建立生物技術研究室。這41家當中多的獲得1200萬,少的獲得600萬,這都是有名單的。而且如果說到今年把這1200萬花完了,滾動再給1200萬,這樣滾動三次。這就是穩步的在滲透,不僅是科研單位,中國的主要的水稻為主的企業都進去了。

  佟屏亞指出,跨國公司進來以后穩步地發展。為什么會這樣?因為第一是有錢,都知道這十年當中由張啟發帶頭的十位專家給原國務院負責人的一封信很起作用,240個億就下來了。生物育種比常規育種要多出十倍上百倍的資金,有錢就好辦,就能拉攏一部分人。農業部科教司有錢有權。農業部其他部門對這個問題幾乎不發言,就是農業部的科教司以及農安會這是直接跟上邊聯系的,下邊的基礎是建立在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還有作物研究所和植物保護研究所,以前兩個為主。我是作物科學研究所的,我們所2005年還沒有研究轉基因的。等到這一批錢下來以后,轉基因水稻成為主持單位,玉米、大豆、稻谷都分配下來。所以現在形成了一個基礎,中國農科院是轉基因研究的基地。他們有個目標,這個目標是什么?就是集中搞水稻,只要進入中國水稻,孟山都就掌握了全世界的水稻。綱領就是去年和今年有人在談的中國有十三億人,如果要解決糧食問題必須要搞轉基因。所以他的目標跟綱領是非常明確的。

  佟屏亞說,為什么科研單位站出來的人不多呢?不是不多,而是不愿意站出來,我如果在位的話我也不說,因為大批的錢都在我這兒呢。轉基因有兩個軟肋,第一個就是所謂“增產”。報紙上老在說轉基因能增產、能高產,這是最能唬人的。事實上轉基因不增產,更談不上高產。它最重要的宣傳目標所謂“解決十三億人的糧食問題”完全是虛假的。有一次在農科院召集的會上,全部轉基因專家在坐,我提出一個問題,你們能不能搞一個增產基因,沒有人回答我這個問題。所以轉基因高產是一個虛假的宣傳。迄今為止,全世界沒有任何一項轉基因作物是增產的,沒有任何報道。第二個軟肋就是所謂“抗蟲基因”。這也是騙人的,它是解決不了生產上用農藥的問題。

  佟屏亞說,了解了這兩個軟肋,剛才說的問題實際是不攻自破,現在實際上是孟山都控制了美國的一些官員。有人說美國用了轉基因,玉米、大豆都比咱們產量高,不能這么說,美國的自然條件得天獨厚。中國實際產量并不低,我們現在黃淮海地區種了小麥種玉米,玉米一茬我們比不上他,但是加上小麥我們比他產量高。所以如果用那個理論掩蓋,說他們就比我們高,那是虛夸的。到九十年代現代生物技術發展以后,我的評價是轉基因可以定位各種作物的基因圖、可以分子標記,這樣跟常規技術結合起來就能加快常規育種,它不是一種方法,而是我們常規育種的輔助技術。如果常規技術再加上它就增加了預見性、增加了成功的幾率。這是我很明確地提出來的。林敏說轉基因是長槍大炮,常規技術是大刀長矛,我當時批評他說你不是干這玩意的,應該學習農業基礎知識。

  佟屏亞最后警告說,轉基因這個玩意百年以后會出現什么問題,這個問題是爭論最大的問題。但是沒有誰做長期的穩定的十年八年的研究,也沒有實驗。時間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現在社會上把錢弄到基層,轉基因幾乎把中國主要企業都弄進去了!

  在大道國學者夏商先生看來,正如中國農科院研究員佟屏亞所言,現代生物技術可以定位各種作物的基因圖、可以分子標記,這樣跟常規技術結合起來就能加快常規育種。它不是一種方法,而是我們常規育種的輔助技術,如果常規技術再加上它就增加了預見性、增加了成功的幾率。有人說轉基因是“長槍大炮”,常規技術是“大刀長矛”,我當時批評他說你“應該學習農業基礎知識”。

  這種哲學思維方法論、分類學科基礎理論和技術工具方法手段的邏輯推導表述,最終便是要落腳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也是標準范式的科學思維、科學態度和科學方法。但科學的局限和科學的悲哀,往往就表現在這個“實踐檢驗”的滯后周期性和“真理評估”的“公信力”上。因此,就必然導致對科學理論假設及其“實踐檢驗”結果的不斷修正和“重估”。所謂自然科學的最大發現與突破是如此,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也是同樣如此。

  而所謂科學,原本就是“西學東漸”而來的文化知識體系。所謂“文藝復興”與科學新發現新發明,背后實際上都是從古希臘商業城邦到遠洋殖民貿易的“利潤化思維”驅動。資本要追逐利潤最大化,就要不斷提高市場機制的生產資源要素配置效能,就要不斷改進生產技術和工具設備,這就是科學發現與科技創新的原初動力。不能帶來利潤增長的科學,在資本的眼里就毫無價值。而能夠立刻直接帶來眼前利潤增長的科學新發現和新發明,就必須是具有可應用性、可操作性、可精確計量性、可控制性和可實證性的技術方案成果。據此,才可以實現產業化和市場化的利潤最大化。

  但問題在于,正是這樣的“利潤最大化思維”,就必然導致“科學技術”的“成本最小化”,并進而導致“科研視野”與“科研內容范圍”的“最小化”。所謂“科學的局限”和“科學的盲點”,便由此注定了先天性的“基因缺陷”。最直觀的例證,就是工業科技發展所導致的地球生態氣候與資源環境危機。因為這個宇宙大自然的研究課題和公共科研成本,是哪一家私人資本都不會自愿不計入企業經營成本的。這樣“偷工減料”的數量積累和時間積累,便必然注定了地球生態環境危機的日益加劇。自然科學的發展結果是這樣,人文社會科學也是同樣如此。

  這里最根本的禍因,還是在于這種科學的“利潤化思維”及其市場經濟機制。自私自利的欲壑難填必然使人瘋狂,資本追逐利潤最大化的貪得無厭必然導致人性泯滅。而所謂科學,只不過是這種瘋狂與墮落的現代化加速器和蒙人的文明說辭。故此,用科學來解釋和解決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爭論,也根本就是緣木求魚。因為這項生物科技和其它高新科技一樣,都只不過是市場經濟國際慣例體系下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工具手段而已。其與13億中國人的糧食安全問題及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問題,根本就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碼事。甚至,二者的利益所求方向,恰恰是相反方向的背道而馳!

  其實,以“道術用”的中國式陰陽易理思維,對這個科學“洋玩意”就很容易解釋清楚。所謂“道為術之本,術為道之用,術萬變而道不變”,包括哲學思維科學和分類學科的理論與技術,也都是“術”的范疇。是為1%少數人的利潤最大化之“用”,還是為99%多數人的福利最大化之“用”?這二者“用”之不同,又取決于“天之道”與“人之道”的差別。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又云:“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這里,“損有余而補不足”的“天之道”,就是實現“人人平等”的“大道為公”。而“損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便是導致1%與99%貧富等級分化的“大道廢”,也是導致經濟金融債務危機和自然資源生態環境危機的“邪路”和“歪道”。“天之道”與“人之道”這兩條“道”不同,其“術”之“用”自然就南轅北轍了。

  誠如媒體報道所言,“在科學面前良知、勇氣比學識更重要。”在這個“西學東漸”的講科學時代,媒體能夠發出這樣的聲音,實在已經難能可貴。此所謂“良知”和“勇氣”,當屬于“道”的層面。而“科學”與“知識”,則只是屬于“用”之“術”的范疇。當前關于轉基因生物技術和其它高新科技毒食品的爭論,都已經不是學術專家說了算的“術”之“爭”,而首先是一個1%與99%的“道”之“爭”!

  就人類歷史發展的共性而言,自公有制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到私有制奴隸社會的“公私之變”以來,五千多年的主流文化,都是1%富豪權貴階級的精英文化。不管是古希臘奴隸制商業城邦的“貴族民主法治”,還是中國古代“仁義道德”的“等級禮法”,尊奉的都是1%富豪權貴階級的“人之道”。這1%富豪權貴階級的知識精英,一直壟斷著社會文化資源的主流話語權。他們憑借著“傳道授業解惑”的社會教化優勢,故意混淆偷換“道術用”的概念,并世代接力地向社會大眾灌輸著1%富豪權貴階級的“人之道”。

  至此,就尊重知識和尊師重教的中國傳統文化語境而言,便是倒換成了尊崇“至圣先師”的“等級禮教”。就尊重科學和尊重人才的西方現代文化語境而言,便是倒換成了尊崇1%與99%貧富等級分化的“普世價值”。但正如毒食品的泛濫和美債危機的積重難返一樣,知識與科學一旦喪失了“天道”之“德”,就已經變異成了傷天害理的魔鬼怪獸!

  亦如大道國學者夏商先生此前《膽大包天:諾獎咋還敢戲耍美國?》、《文化戰爭:千年不易的“變量符號”》、《舉債還債:“救美國”游戲可不敢停》、《趁人之危:中國想要革美國的命?》、《文化戰爭:沒私有化咋能西化分化》、《誰是人民:何妨以“去美國化”為證》、《去美國化:“倚天屠龍”的“市場陷阱”》、《去美國化:后市震蕩顛覆性大反思》、《美債危機:踩著鋼絲忽悠中國改革》、《去美國化:不看美日同盟臉色行嗎》、《去美國化:美國小孩一語道破天機》、《劫富濟貧:法國“富人稅”讓誰尷尬》、《去美國化:先問“錢”是個啥東西?》、《生化戰爭:滿是醉漢的酒吧爆驚喊》、《掠食債主:美國人原是“外星人”?》、《美元崩潰:誰先走出歷史的迷茫?》、《美元崩潰:“春秋爭霸”還是“大一統”》、《美債黑洞:貨幣精英咋還在賣忽悠》、《華人與狗:百年屈辱奈何舊話重提》、《美債游戲:玩具玩笑玩殺人好玩嗎》、《西方內訌:法前總理批美另有隱情》、《崛起夢醒:原是“美國領跌”太快了》和《跳出錢眼:驚看世界變局別樣天!》等文章所述,如果不能反思到“去市場化”和“去私有化”這個體系根源,那么這個所謂“去美國化”和“美債解套”,也便注定只是“上了美國國債的床下不來”的一聲深閨幽嘆罷了!面對“美國需要不斷從其他大國的崩潰和混亂中獲利”的西化分化戰略咄咄逼人,面對美國主導的這個自由化、私有化、商品化、金融化乃至債券化市場經濟國際慣例體系的“循循善誘”,我們也該到必須進行“顛覆性大反思”的時候了!

  參考閱讀:

  【1】在科學面前良知、勇氣比學識更重要

  《環球時報》2013年10月26日刊文稱,前不久有報道:“61名院士上書國家領導人請求轉基因水稻產業化”。研究者抱怨轉基因水稻在中國的前景悲觀,因為“最大的阻力是政府決策”。對此,筆者反倒樂觀地認為:正因為政府的慎重,才沒有讓行政權力逾越科學爭論,是非常正確的選擇!這樣做,至少不會讓建國初期在遺傳學領域以行政手段甚至政治高壓去“獨尊李森科,批判摩爾根”那種蠢事重演!

  25日有媒體采訪相關專家,介紹了國內銷售的5大類17種轉基因生物的情況,并解答了一些關于豆腐是否是轉基因食品等民眾關心的話題。這樣的報道不妨更多一些,讓大家對轉基因食品的了解更多一些,而只有更透明,轉基因產品才有出路。轉基因農作物及其產品之所以在中國不太受歡迎,很大程度在于從事此研發的人士,一開始就在其安全性問題上打起了“馬虎眼”,不坦誠、不透明、不實事求是,以至欲蓋彌彰卻反而弄巧成拙!此言怎講?筆者見到這方面“專家”發文章、作報告,刻意回避實質問題,甚至胡扯:“原理上,轉基因技術仍是傳統育種方法的延伸,在健康、環保等問題上,轉基因并不比傳統作物有更高的風險”等等。言下之意,轉基因技術在原理上不僅與傳統育種方法一樣,而且還更“健康、環保、安全、可靠”。

  筆者認為,在科學的面前,更多的時候良知、勇氣比學識更重要!筆者工作40多年,搞過不少水稻雜交育種研究,可以非常肯定地說,這些典型“傳統育種方法”與轉基因育種,二者有著實質性區別。以水稻為例,千百年來人類按照需要進行過系統選育和雜交育種,實現了不同品種或亞種間的基因轉移,但畢竟是在同科、同屬、同種間的基因轉移,均為“同源基因”。而轉基因則不然,它是通過基因工程技術把不同“種”或不同“屬”甚或不同“科”的物種基因結合在一起,如把微生物的遺傳物質弄到植物中去。像轉基因單價抗蟲棉,就是將一種微生物細菌來源的、可專門破壞棉鈴蟲消化道的Bt殺蟲蛋白基因經改造,轉移到棉花中。現在有的又把該基因弄進水稻中。這能與傳統育種方法是一樣嗎?

  當然,贊成轉基因的不一定都靠譜,反對轉基因的絕非都荒謬。尤其當科學問題存在重大分歧的情況下,一要以公開、透明、客觀的試驗(實驗)為依據;二要以理服人,切忌情緒化,更忌行政化。

  筆者認為,轉基因理論站得住腳,技術也行得通,但從種子到最終生產的食品應當公開、顯著地標示是否轉基因,讓生產者、消費者自主選擇。至于“轉基因水稻再不推廣應用”就會有“嚴重后果”的說法,不過是在自我拔高的同時嚇唬外行。當人們提出質疑時老是含糊其辭、躲躲閃閃,其本身就預示著想掩蓋什么,或者根本就不想說清什么!這樣一來,只會讓內行覺得荒唐,讓外行覺得迷茫。(作者徐宗儔是原貴州省政協委員、安順市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

  【2】轉基因作物能抗蟲、增產是騙人的!

  據新華網2013年10月25日報道,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國家安全政策委員會9月29日在北京召開再論轉基因與國家安全研討會。來自中國農業科學院、軍事科學院、國防大學、航天科技集團、西南財經大學、等單位的專家學者就當前我國轉基因問題的性質、形勢、管理進行了深入的研討。

  與會專家一致認為, 習近平主席最近關于“中國的糧食安全要靠自己”,“我們自己的飯碗主要要裝自己生產的糧食”的指示非常重要,是實現“中國夢”的基礎。13億中國人的吃飯及其安全問題,要靠一大批袁隆平式的中國農業科學家的聰明才智解決。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科學研究所研究員佟屏亞在研討會上說,我一輩子就在這個研究所從事農業科學研究。我給大家介紹一些背景材料,“誰控制了種子,誰就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農業!”

  佟屏亞說,從2004年我就感覺到孟山都在有計劃地打入中國。他有幾種進入方式,最重要的是人,從企業普通員工到高管人員,從科技專家到政府官員。抓住人才能解決進入。十年磨一劍,以孟山都為首的跨國集團已經完成了在中國的轉基因布局。在跨國公司老板的眼里,中國不只是一個巨大的種子市場,也是一個無與倫比的農業基地。跨國公司把中國種業納入全球化戰略體系,成為全球化競爭贏得全局性勝利的重要環節。

  一是尋求企業合作。要占據中國種業市場,首先必須與大型種子公司合作。上世紀90年代,孟山都公司率先與河北省種子公司、安徽省種子公司合資成立冀岱棉、安岱棉種公司,抗棉鈴蟲品種引進中國。2001年,孟山都公司與中種集團合資成立中種迪卡公司,為雜交玉米進入中國鋪平了道路。杜邦-先鋒公司2002年與登海種業成立先鋒-登海公司;2006年與敦煌種業成立敦煌-先鋒公司。借此跳板,先鋒公司成功地完成了先玉335玉米在東北春播區、黃淮海夏播區和西北地區的布局。

  二是開展合作研究。杜邦公司與中國農業科學院植保所合作,發揮各自在應用微生物篩選鑒定、分子生物學和基因組學技術領域的研究優勢,發掘有效防治重要農作物害蟲的目標基因,通過鑒定新型殺蟲蛋白基因促進抗蟲農作物品種的研發和商業推廣。先鋒公司將利用分子進化、分子育種以及其他的專利性狀改良技術進一步開發目標基因,并應用快速性狀整合新工藝,將新性狀導入高產新品種中,加快新產品的研發速度。2012年10月12日,杜邦先鋒與中國農科院簽署《農業基礎與應用技術領域合作諒解備忘錄》,雙方在育種、農作物抗病蟲害和生物技術等基礎與應用技術領域開展多層次、多形式的合作研究。跨國公司把其上游、中游和下游的機構全部轉入中國,把中國作為全球化科研和種業發展基地。

  三是聘任高級顧問。上世紀80至90年代,改革開放掀起科研人員留學、進修、合作研究的出國潮,受到國際咨詢機構和跨國種業公司,如洛克菲勒基金會、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服務組織(ISAAA)的資助,陸續回國的學人多數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協會學會乃至政府機構任職,有的已擢升院士、政協委員或政府官員,在國家科技政策方面有一定話語權,在社會活動中有一定執行力,甚至能左右媒體的宣傳導向。跨國公司通過長期鋪墊,進入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或資助科研項目,或進行合作研究,或聘任為高級顧問,對加速跨國公司本土化發展,順利建立進入政治、經濟、科研決策領域的鏈條。

  四是培養專業人員。杜邦公司在國內重點大學設立“杜邦獎學金”,覆蓋全國的十多所大學,包括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農業大學等,每年投入10萬美元,累計受資助大學生已達2000多名。2010年10月,通過中國農業部在中國農業科學院、中國農業大學、山東農業大學等啟動“孟山都獎學金項目”,包括孟山都獎學金、孟山都助學金和孟山都最佳論文獎三大獎項,年度獎勵金額人民幣30 000元,優先資助生命科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的大學生和研究生,特別強調學生立志從事農業生命科學與相關技術領域的研發或實業。請注意,這些感恩孟山都栽培的碩士博士陸續進入科研院所和種子企業擔任要職。跨國種業公司順利地完成中國了本土化布陣,其最終的目的是讓中國的土地種滿轉基因種子。

  五是推動轉基因滲透到產業中去。由于上述鏈條,我們國內2011年發布了全國種子發展的意見,以及落實這個意見的規劃,這個規劃有三個地方把培育轉基因品種的商業化寫了進去。它的重點任務是加強生物技術理論方面的研究,培育轉基因品種,十年當中培育若干,其中主要是水稻、玉米、小麥,其他作物一帶而過。這個規劃沒有廣泛征求社會意見,就是以農業部科教司一些人為主搞的。現在每年都要下達項目。最近在進行的一個措施就是支持種子企業發展生物育種,5個億,全國最后申報的種子公司41家,明確規定要是生物育種培育轉基因品種,而且建立生物技術研究室。這41家當中多的獲得1200萬,少的獲得600萬,這都是有名單的。而且如果說到今年把這1200萬花完了,滾動再給1200萬,這樣滾動三次。這就是穩步的在滲透,不僅是科研單位,中國的主要的水稻為主的企業都進去了。

  佟屏亞指出,這五項我們就可以知道跨國公司進來以后穩步地發展。為什么會這樣?因為第一是有錢,都知道這十年當中由張啟發帶頭的十位專家給原國務院負責人的一封信很起作用,240個億就下來了。生物育種比常規育種要多出十倍上百倍的資金,有錢就好辦,就能拉攏一部分人。農業部科教司有錢有權。農業部其他部門對這個問題幾乎不發言,就是農業部的科教司以及農安會這是直接跟上邊聯系的,下邊的基礎是建立在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還有作物研究所,植物保護研究所,以前兩個為主。我是作物科學研究所的,我們所2005年還沒有研究轉基因的。等到這一批錢下來以后,轉基因水稻成為主持單位,玉米、大豆、稻谷都分配下來。所以現在形成了一個基礎,中國農科院是轉基因研究的基地。他們有個目標,這個目標是什么?就是集中搞水稻,只要進入中國水稻,孟山都就掌握了全世界的水稻。綱領就是去年和今年有人在談的中國有十三億人,如果要解決糧食問題必須要搞轉基因。所以他的目標跟綱領是非常明確的。

  佟屏亞說,為什么科研單位站出來的人不多呢?不是不多,而是不愿意站出來,我如果在位的話我也不說,因為大批的錢都在我這兒呢。轉基因有兩個軟肋,第一個就是所謂“增產”。報紙上老在說轉基因能增產、能高產,這是最能唬人的。事實上轉基因不增產,更談不上高產。它最重要的宣傳目標所謂“解決十三億人的糧食問題”完全是虛假的。有一次在農科院召集的會上,全部轉基因專家在坐,我提出一個問題,你們能不能搞一個增產基因,沒有人回答我這個問題。所以轉基因高產是一個虛假的宣傳。迄今為止,全世界沒有任何一項轉基因作物是增產的,沒有任何報道。

  第二個軟肋就是所謂“抗蟲基因”。這也是騙人的。實際上孟山都就兩個基因,這是專利性很強的。比方說棉花,99年棉蟲很厲害,用了孟山都的抗蟲基因以后,一個是抗蟲了,但是不只一個蟲啊,其他蟲來了還得打藥。水稻有六七種蟲子,玉米也有六七種蟲子,所以你只轉一個基因,這個蟲沒了另外一個蟲可能又來了,各個地方每年都不一樣的,所以它是解決不了生產上用農藥的問題。

  了解了這兩個軟肋,剛才說的問題實際是不攻自破,現在實際上是孟山都控制了美國的一些官員。有人說美國用了轉基因,玉米、大豆都比咱們產量高,不能這么說,美國的自然條件得天獨厚。中國實際產量并不低,我們現在黃淮海地區種了小麥種玉米,玉米一茬我們比不上他,但是加上小麥我們比他產量高。所以如果用那個理論掩蓋,說他們就比我們高,那是虛夸的。到九十年代現代生物技術發展以后,我的評價是轉基因可以定位各種作物的基因圖、可以分子標記,這樣跟常規技術結合起來就能加快常規育種,它不是一種方法,而是我們常規育種的輔助技術。如果常規技術再加上它就增加了預見性、增加了成功的幾率。這是我很明確地提出來的。林敏說轉基因是長槍大炮,常規技術是大刀長矛,我當時批評他說你不是干這玩意的,應該學習農業基礎知識。

  佟屏亞最后警告說,轉基因這個玩意百年以后會出現什么問題,這個問題是爭論最大的問題。但是沒有誰做長期的穩定的十年八年的研究,也沒有實驗。時間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現在社會上把錢弄到基層,轉基因幾乎把中國主要企業都弄進去了。再過十年下來,恐怕各主要研究單位以至各主要企業可能都有這個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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