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教育部在8月22日發布了《小學生減負十條規定》,針對當下的某些片面教育現狀,做了一刀切的教育減負規定。教育減負,沒有作業,沒有考試,未來的小學是否能夠成為孩子的天堂?
一、 教育部減負政策
教育部在8月22日發布了《小學生減負十條規定》(征求意見稿),當中第四條的“不留作業”、第五條的“規范考試”和第七條的“不推薦教輔”引起了不少人的熱議。9月5日,教育部再次發布《小學生減負十條規定》(征求意見稿),此稿對第一輪征求意見中爭議較大的表述稍作改動。
二、 社會的呼聲:片面減負就能解決問題?
記者調查:培訓班火爆,教輔材料熱賣
記者調查發現,為應對減負,一些家長通過為孩子報培訓班和買教輔材料來“增負”。
記者在南昌市多家培訓機構走訪發現,雖然開學不到一周,但培訓機構的秋季報名已十分火爆。9月3日上午9時,記者在南昌市上海路一家培訓機構發現,前來打聽報班事宜的家長已有四五位。在這家主攻小學教育的培訓機構,秋季招生在暑假期間已經啟動。
一位南昌鐵路二小的學生家長一口氣為三年級的女兒報了閱讀寫作、奧數、英語等三個班。這位家長說,從二年級開始,她的孩子已經習慣在培訓班過周末了。
除了送孩子參加校外培訓班,給孩子買教輔材料也很常見。9月3日上午10時,在南昌市洪北圖書城內,記者看到一樓的幾個教輔書店人來人往。家住東湖區的付女士專程來給二年級的兒子買數學試卷和語文一課一練。她告訴記者,學校不再代訂課外輔導書,由學生自由購買。“為了小升初,孩子必須把基礎打扎實。”
網友反饋:給學生減負,就是給家長加負
“孩子越往上升學,學習難度越大,孩子問的問題我都不敢回答,只能請家教。”于女士孩子今年上五年級,她道出了許多家長都有的無奈。
一位家長感嘆道,“給學生減負,就是給家長加負,浪費了學校的資源,火了社會上的輔導班,還掏空了家長的錢包。”
一位家長擔心,“不像有一定經濟能力家庭的孩子,偏遠地區或家境貧寒的學生享受到學校之外的教育機會本就很少,減負后會不會使得他們和家庭條件較好的孩子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
布置作業市場化時代即將到來
學校不給孩子布置作業,孩子就沒有作業了嗎?學校不給孩子推薦教輔,孩子就沒有教輔了嗎?紙面的政策意愿不代表政策結果,這一點我們已經體會得太多。“布置作業”、“推薦教輔”本就是孩子學習成長規律中所應有之義,而當“布置作業”、“推薦教輔”作為學校理應發揮的公共服務職能被取消之后,那只能將其推向市場。于是,我們將會發現,“布置作業”市場化、“推薦教輔”市場化時代的到來。
三、教育部制定一刀切政策的三大緣由
身處政策落實第一線的孩子家長們一眼就能辨認出減負政策的偽善,所以他們喊出“給學生減負,就是給家長加負”這樣一針見血的話。《教育減負十條》一沒有總結國際教育實踐的經驗教訓,二沒有針對中國教育的實際情況,三回避中國教育的主要問題,即便我們可以相信教育部為了制定政策做了很多努力,但這些具體的政策不但不可能解決任何問題,反而必然會加重中國教育問題。
政策制定無視國際經驗
世界各個國家的教育實踐表明,將孩子學習成長的責任推給市場的“學校減負”,將帶來社會進一步的兩極分化。而只有少數富人享受良好教育、大多數窮人享受不到基本教育權利的結果,只能造成國家能力的整體下降。
美國:美國開始增負改革,原因輕松教育導致勞動力素質存缺陷【1】
加拿大:公立學校基礎教學投入不足,導致教育嚴重不平等【2】
法國:富家子弟占據名校,窮孩子離校,根源在于基礎教育投入太少【3】
德國:孩子家境好的請家教,家境差的沒人管【4】
韓國:減負導致各類課外輔導班格外發達【5】
政策制定無視中國現實
《減負十條》很嚴重的問題,就是對全國小學生群體的復雜差異缺乏認識。“一刀切”的做法,有意識無意識地以城市兒童的形象和經歷代表全體兒童的錯誤前提,此前在課程改革與學校合并等政策上,都給鄉村和邊遠地區的教育制造了嚴重的危機。大量農村教育的研究表明,多數鄉村小學生的學習負擔并不重,作業練習量恐怕是不足而不是過度,課后補習是極少數現象;很多學生家里沒有書本報刊,如果學校和教師不允許介紹、提供教輔材料,就根本沒有任何學習輔助工具。大量農村教育的研究表明,多數鄉村小學生的學習負擔并不重,作業練習量恐怕是不足而不是過度,課后補習是極少數現象;很多學生家里沒有書本報刊,如果學校和教師不允許介紹、提供教輔材料,就根本沒有任何學習輔助工具。
政策制定無視教育病根
《減負十條》不厭其煩地對專業性的具體操作做“一刀切”的行政規定,但對于城鎮小學生負擔過重的主要原因——即學校質量嚴重不均衡造成的過度競爭——絲毫不涉及。大學質量和資源的不平等,導致部分中學生過度競爭;中學資源和質量高度集中于極少數量的學校,造成小學生過度競爭。白熱化的競爭才導致大量課后作業、補習以及其他學習負擔過重的問題。
四、中國教育的病根解析
據調查,北大2013年招收的新生中,來自農村的學生比例為14.2%。城市代表了師資優秀,訓練嚴格,設備齊全;農村則代表了師資不足,訓練松散,設備落后。近三十年一流大學農村學生的銳減,折射的就是這樣一種社會現象:高考作為階層流動的狹窄通道,其結果越來越依賴資本的投入量。學校單方面減負不可能改變資本對產出具有決定性的普遍市場規律。在這里,我們就碰到了教育減負不可能成功的兩條關鍵因素:教育應試化和教育產業化。
教育應試化
1977年恢復高考:
一、 高考的局限性很大,考的知識面很窄。其次,高考的內容知識往往局限于書本知識,難以考察出學生實際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二、 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平衡,農村學生的受教育條件比城里人差得多。同時農村學生因為經濟的原因,往往要做很多的家務勞動和下地勞動,在從事這些活動的過程中,他們積累了許多豐富的實際生活技能,但這些技能不在考試之列。城市里的學生,因為師資和其他教育資源的優勢,在高考中占據了得天獨厚的優勢。讓城市的學生和農村的學生參加同樣的高考,其實是對農村考生的極大不公平。
自從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以后,中國的整個教育系統以高考為中心,家長,學校,老師,政府都在追究升學率。家長為了讓孩子考上大學,給孩子找補習教師,逼孩子加班加點的學。學校和老師為了自己的升學率,拼命給學生增加課時和補習時間學生。
另外一方面,我們要看到,當下對高考制度本身的改革,反倒都是進一步加重教育的不平等。比如近些年特別火的自主招生,北大的說法是向“主動多樣化選拔最適合北大培養的優秀學生的戰略轉型”。但自主招生作為高考的替代物,實質上構成了對農村學生的體制性歧視。學生的“綜合素質”是由教育水平決定的,教育水平又由國家投入的不均和城鄉間差距決定。單純比高考分數固然有諸多的不足,但所謂培養“綜合素質”的教育資源,窮人則更難得到。比之諸多要將一流大學完全變成由富人子弟一統天下的選拔改革,傳統的高考形式反倒是當下一種“最不壞”的選擇。
我們在討論應試問題的時候,始終無法繞開富人總是比窮人多占資源的前提條件,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富人總是比窮人多占資源?那就不得不提教育產業化的問題。
教育產業化
首先,中國公共教育經費自90年代中期后不斷萎縮,占GDP比重從5%以上逐年下降到最低2.3%,至今還只是要求2012年達到4%這個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數字。國家教育經費增長緩慢,投入不足,就造成教育資源主要靠市場規則來配置。
其次,改革開放后農村集體經濟的解體是農村教育投資大幅減弱的關鍵。本來,生產大隊是農村小學最主要的投資主體,公社是初中甚至高中的投資主體。集體經濟消失后,大量農村中小學數量減少,并導致八十年代初到新世紀初的二十年中,農村小學、初中、尤其高中生在校生數量一直低于1978年,一直到世紀初才恢復到改革前水平。這期間適齡學生數量增加,在校生數量減少,說明很多農村學生并沒有接受初等教育。
第三,公共教育資源分配體制有問題。中小學教育經費屬地方財政支出項目,國家不予投入。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東部經濟發達,財政收入高,教育投入就高。資料顯示河南小學單生經費僅為上海的五分之一。尤其是大多數農業縣,90年代取消村級行政提留后并沒有補償措施,村級小學受到嚴重影響。在免除農民農業稅后,一大塊縣級財政收入減少,教育經費就更加捉襟見肘。這同很多國家通過轉移支付平衡教育經費的做法有很大差別。
第四,由于國家減少教育投入,中小學教育資源實際是市場配置的。市場化并不是只有民辦學校才能做到的,市場化是指資源主要是市場配置的還是政府配置的。可以說,自九十年代后期允許擇校費,中學教育資源實際是市場配置的。家長想讓孩子上好學校,這就是需求。擇校費可以滿足這個需求,這就是供給。九十年代后期以來,中學建設總投資比解放以來累加還多,錢是哪里來的?擇校費是最主要來源。
90年代以來的教育產業化的實質,是試圖追求并實現教育的贏利能力。一般說來,企業增強贏利能力的途徑之一,是人為維持供應短缺以實現高價格、高利潤。當社會只有少量重點學校(或者所謂優質學校、示范學校)時,望子成龍的家長們,必然要使出渾身解數,以便讓自己的子女能夠進入重點學校讀書。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有關系的找關系,有錢的趕緊掏錢“自愿捐助”,有權勢的利用權勢“協調安排”,各顯神通。面對這一景象,無論是教育主管部門還是重點學校的負責人員,自然炙手可熱,想不威風都難。
教育產業化是搞教育資源壟斷好發財,不把教育當作提高國民素質的工具,把教育當做個人發財的工具,把教育資源壟斷積累給自己好發財,想學習不?想學習就先接受他們的教育剝削。
誰是教育產業化的受益者?教育部門和重點學校的負責人員、以及與他們密切相關的社會培訓機構,大概是最大的受益者,他們因此獲得了額外的權力和金錢。
教育資源向金錢和富人流動。在高薪酬的誘惑和貧困的壓迫下,優質資源迅速向富裕地區和強勢學校流動:農村流向城市,北方流向南方,真是“天傾西北,地陷東南”哪!重點中學和重點班還不夠,形形色色的“貴族學校”這一改革的新事物更成天之驕子。它以高昂的學費以更露骨地更卑鄙的形式,剝奪窮人的受教育權,毀滅著國民教育。
五、關于中國教育出路的探索
基于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教育改革建議。
首先,要徹底反思教育產業化政策,加大國家的教育投入,強制財政資源、師資均衡分配到城鄉。當然,在市場化作為主體的社會大背景下,城鄉經濟差距不可能解決,拜金主義作為社會主導精神無法消除,教師群體的春蠶精神、蠟炬精神作為一個整體也不可能重現,即便國家加大投入,強制教育資源均衡,那也只能決定國家所掌握的那一部分教育資源的投放,而無法決定社會資源的流向。城里孩子依舊能夠更多地從市場上獲得教育資源,而鄉里教師作為一個整體也一定會由于家長的各種“問候禮”較少和社會地位較低而產生懈怠。
所以,單純放棄教育產業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彌合富人與窮人間的教育不平等。要想徹底解決,就必須要反思市場為主導國民經濟建設和精神建設,進而實現城鄉的經濟平等,實現教師群體的精神重建。
關于教育平等這一點,我們可以借鑒毛澤東的經驗。毛主席認為,教育要面向全體人民,人民享有同等受教育權利。他特別重視農民教育問題,指出要組織和支持農民學文化,并親自為農民學文化制定學習方案和目標。他還提出要調整助學金,強調在農民比較困難的情況下,使百分之七八十的農家子女能享受助學金,幫助農民解決一些困難。并強調助學金應按照學生困難情況發給,不能作為獎學金的性質。正是由于這種近乎于行政命令的做法,使得毛澤東在建國后不長的時間內,在一個一窮二白、文盲充斥的國度,尤其是在廣大農村,建立起了通過各種方式普遍接受教育的比較完整的教育體系。他很重視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指出少數民族地區要搞建設,就要培養自己的干部和科學家。他指出在教育上對資本家子女要一視同仁,“至于入學、助學金、入團和戴紅領巾這些問題,要一視同仁,只看條件如何,不要看家庭出身。” 對于干部子弟,毛澤東認為不能搞特權,主張廢除當時存在的干部子弟學校,指出干部子弟應與人民子弟合一,即與人民子弟享受同等教育待遇。
以此,才能在社會資源分配相對公平的前提下弱化高考在教育中所占的地位,進一步根本上解決教育應試化的問題。毛澤東主席認為考試制度也要改革。考試要著眼于培養學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要能啟發學生的創造力,而不是死記硬背。新中國建立后,他曾多次對考試制度進行嚴厲批評,認為現行的考試制度不利于培養青年的德、智、體諸方面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用出怪題、偏題整學生,是考八股的辦法,應該完全改變。他“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例如,出20個題,學生能答出10題,答得好,有創見,可以打100分;20題都答了,也對,但是平平淡淡沒有創見的,給50分、60分”。 晚年,他同意高等學校招生廢除考試制度,從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中選拔大學生。
最后,我們才能真正認真地探討教育減負的問題。毛主席力主精簡課程,縮短學制。1952年,他明確指出:“教材要減輕,課程要減少”。1964年2月,他在教育工作座談會上說:“學制可以縮短”。課程多,壓得太重是很摧殘人的,學制、課程、教學方法、考試方法都要改。毛主席特別注重教育要和勞動相結合,1965年12月,他在杭州一次會議上尖銳地指出:“現在這種教育制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不見稻、粟、菽、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注:《毛澤東教育活動紀事》,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頁。)毛澤東主席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他認為高中畢業后,先要做點實際工作,單下農村還不行,還要下工廠,下商店,下連隊,這樣搞他幾年,然后讀兩年書就行了,尤其是文科,他主張把整個社會作為工廠。他堅信,實踐出真知,斗爭長才干。
六、結語
在中國教育應試化、產業化的大背景下,進行教育減負,實際結果只能是“學校減負,家長加負”,其政策本質是進一步的教育市場化,必然結果是造成中國教育的進一步兩極分化進而是中國社會的進一步兩極分化。網友諷刺教育減負政策,并不是認為中國部分小孩學習負擔過重、創造力被扼殺的問題不值得重視,而是認為解決中國的教育問題不能從現象入手,否則只會導致完全相反的結果。只有反思教育產業化,反思市場主導經濟建設和精神建設,恢復教育的社會主義性質,才有討論教育減負的社會基礎。而在教育減負問題上,毛主席給我們留下非常豐富的寶貴遺產,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充分吸取。
注:
【1】《華爾街日報》8月27日這樣報道稱,“美國數十年來最大刀闊斧的公共教育改革終于走進課堂”。美國和中國幾乎同時拉開“基礎教育改革”的大幕。不過,與中國“減負”不同,美國對學生的要求幾乎可以稱為“增負”。《華爾街日報》稱,大多數州不僅開始貫徹更嚴格的數學和閱讀標準,而且也越來越多地將教師評估與學生考試分數或其他衡量學生成就的指標相掛鉤。該報引述支持此次改革學者的話稱,這將有助于提高美國學生在面對海外學生時的競爭力。
美國總統奧巴馬曾數次在演講甚至國情咨文中,強調中國、韓國在教育等方面的優勢。《紐約時報》稱,美國中學生中,有1/4無法畢業,這個比例在南卡羅來納州達到了34%,在內華達州甚至達到45%,其中數學和閱讀這種基礎知識不過關是輟學的主要原因。美國《看板》雜志一篇文章稱,美國國際競爭力削弱、就業崗位外流,不應僅歸咎于外國的貿易壁壘或匯率,而應看到美國過于輕松的基礎教育,讓年輕就業者基礎知識不夠扎實,勞動力素質存在缺陷。
【2】加拿大自本世紀初起,“基礎教育取向”就成為爭論焦點。加拿大著名媒體人格萊斯龐曾多次撰文稱,由于公立學校基礎教學投入不足,導致教育不平等:一方面有錢人花大錢讓子女上私校,或不惜重金上課外班進行輔導,而普通孩子在“快樂”的公校里混日子。在經濟狀況良好時,普通孩子不用擔憂什么;但在經濟狀況不好的時代,他們的飯碗就成為一個大問題。加拿大《環球郵報》稱,在安大略省,小學生數學成績的持續下滑讓家長憂心忡忡,他們擔心這些孩子將來即便找到一份星巴克的工作恐怕連找零都會成問題。
【3】在法國,大學實行寬進嚴出,盡管貌似人人都有機會上大學,但每年大約有8萬大學生不得不在沒有任何獲得文憑的情況下離校,其中大多數是窮人家的孩子。法國不少學者認為,這表明僅憑原有的基礎教育,學生很難在高校的嚴酷競爭環境下立足,一些名校八成學生是上層家庭子弟。這樣的不平等,根源其實出在基礎教育上。
【4】德國近年來在經合組織組織的國際學生評估測試(PISA)中的表現也不太好,引發國內對中小學教育的關注。不少人指出,片面強調“快樂學習”導致學生不思進取。德國公立中小學通常每天只上半天課,全年課時不到700個,這樣的“素質教育”導致許多中學畢業生不能熟練掌握四則運算,15歲的中學生無法理解課文的比例高達20%。德國《明鏡》周刊4日稱,反對黨社民黨領導人加布里埃爾提出基礎教育改革目標:把目前半天制小學改成全日制。他稱,如果不改革,家境好的放學后可以請家教,家境差的孩子就沒人管,這將導致不公平。
【5】韓國小學生在校期間的學習緊張程度已經明顯降低。多數小學下午3點鐘左右就會放學回家,老師們也幾乎不會給學生們布置家庭作業,有的公立學校甚至下午沒有課,學生們吃完午飯后直接放學。但是這樣的“減負”卻讓韓國衍生出一種特殊的教育現象:各類課外輔導班格外發達。很多小學生放學后不是回家,而是參加各種英語和數學補習班,或者學習跆拳道、書法等。在韓國家長中間流行著這樣一句話:“孩子可以不上學,但絕對不能不去課外輔導班”。韓國媒體認為,導致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家長們望子成龍的思想以及從眾和攀比心理外,家長沒時間照看孩子,特別是對雙職工而言,中午就放學的孩子必須要找個去處,而各式各樣的補習班成為合適的選擇。因此,對于學校的這種減負,不少韓國家長并不領情,認為學校這是“解放自己”,將教育責任推給家長。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