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些具體的措施受到了他們的牽制，本來可以更快一點兒，結果他們在那兒攪和攪和，就慢下來了。”農業部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黃大昉說，“這些人人數不多，能量不小，他們是鐵了心，不把我們扳倒不算完。”
力倡轉基因應用的一方，大都是農業領域或生物技術科研方面的專家或機構，而反對的一方身份頗雜，既有綠色和平這樣的民間組織，更有被稱作左派的一些意見人物，最不可忽視的一個分支是元老派力量，他們都是一些元勛們的子女。兩個專業背景不十分對稱的陣營，一直在角逐話語權。
“科學上不能只有一種聲音。你說轉基因好你有發言權，我說不好卻沒有發言余地，這是科學界的悲劇。”前國家代主席董必武之女董良翚說，“應該倡導的是不管同意不同意，都給我們一個平臺，大家來辯論。只有發現問題才能前進。”
兩方斗法，不僅使得整個態勢更加膠著，同時也加深了問題的復雜程度。
風向突變
轉基因技術在國外雖也飽受爭議，但由于較長時間內尚處于實驗室階段，并未受到太多實質性反對，當它在準備從實驗室走向市場的初期，還可以說形勢大好。 2004年，國內多位資深轉基因科研工作者聯名致信中央高層，請求將中國人的主糧也即水稻轉基因商業化。這一呼聲取得收效。
2008年，轉基因被寫入《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政府劃出200億元成立轉基因國家重大專項。2009年，農業部頒發了兩張轉基因作物安全證書，其中一張為水稻。轉基因發展迎來最好的時期。但這也引起空前爭論，質疑者們吁請取消轉基因重大專項。以轉基因水稻研究著稱的中科院院士張啟發，在中國農業大學的學術講座上也遭到茶杯蓋襲擊。
“據我了解，對轉基因的抗議雖然不經常發生，但也不是一次兩次了，有人到農業部門前示威，這個事情就不僅僅是一個科學問題了，領導會考慮到社會穩定。”中國工程院院士戴景瑞說，“我認為沒必要對此太過關注。只要政府確定這個東西是科學的，沒有問題的，那就大膽干吧，因為讓所有人都贊成是不可能的。”
但問題并不如他想象的這么簡單，在與政府官員的接觸中，戴景瑞發現領導們處理問題表現得很謹慎，他意識到他們的顧慮在于急切推進轉基因主糧商業化有可能激化矛盾，因此也就不難理解，雖然官方始終在形式上表態仍將按程序穩步有序地推進轉基因發展，但實際卻舉步不前。一個事實是，2009年那兩個取得安全證書的轉基因品種，迄今未能獲得商業化批準。
由高調推進到低調放緩，這個轉彎早在去年就逐漸發生。2011年初，一位重要的科研專家寫信給國務院領導，請求停止主糧轉基因商業化。國務院領導隨即批示，“應該明確我國轉基因科學研究的方針，重大專項部署及其成果的運用方向，要堅持從我國糧食安全和人民健康及生態環境最高利益出發，堅持科學，實事求是，通過討論以求得正確判斷。”這讓質疑轉基因的人士確信，風向已經轉了。
高層旋即又召集多次閉門座談。去年5月，國務院食品安全辦公室邀請了數位質疑轉基因的人士座談，國務院食安委的領導在聽取完每個人的發言后，做了總結發言。據與會的農業部原科技顧問佟屏亞記錄，總結分四點：一是對轉基因的安全問題要高度重視，轉基因雖是個生物技術，但有人也認為可能是個生化武器;二是轉基因產品可能引起生物物種變化，這不是短期內可以看得到的;三是轉基因是一個新技術，要客觀分析，不要以為它是完美無缺的;四要從國家安全戰略考慮，民族發展考慮，認真研究，重視轉基因食品安全問題。
佟屏亞此后還應邀參加了由農業部召開的轉基因座談會，與葉劍英元帥之女凌孜等數人一道作為反對方與會，他估摸著這些安排都是上面有意的，“現在轉基因專家已經不像過去了，內部的形勢都不再支持轉基因商業化。”
突然轉向，讓從事轉基因研究的專家們有些吃不準。連任了3屆全國政協委員的黃大昉，在今年全國“兩會”的政協聯組會議上得到向溫家寶總理當面進言的機會，就轉基因發展問題作匯報，將“不要等待、不要猶豫”的迫切期望傳遞給領導人。總理聽完匯報回應，研究一定要抓，不抓就要落后，重大專項要實施，但考慮到輿情的復雜性，在安全管理上也要嚴格。
“我也能理解他們有所保留的原因，本屆政府最后一年，考慮抓什么不抓什么，或者積極抓什么一般地抓什么，有他的分寸。我們國家這些年思想都很活躍，不同集團不同觀點都會碰撞，只能交給中央來決策。”
科學還是政治?
轉基因技術的應用因能使作物免于病蟲害及農藥副作用而得到垂青，但因為轉基因作物可以殺死害蟲，這也讓質疑者擔心會否對人類生命及自然生態構成威脅。
“本質的問題是吃了對人會怎么樣?轉基因的科學研究和應用有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不容壓縮，因為你不知道后果會是什么，怎么就用到我們民族賴以生存的主糧上?”董良翚說。幾年前一些反對轉基因的人找到她和任弼時之女任遠征等政協委員反映情況，她就留心起來，特別是一個考古專家提出，考古中發現歐洲古人和中國古人骨骼上就不一樣，因為“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些看法挺刺激人，“我就覺得老一輩都白干了，把新中國建立起來，然后吃個幾十年，癡子呆子滿街跑，你說這個國家怎么得了?”
董良翚連續3次提案，同時行動的還有任遠征、凌孜等人。面對這些聲音不能置之不理，于是每提一次，農業部相關司局官員就會態度端正地拉上幾個專家去和他們分別座談。
“他就找一幫人告訴我這個有多好，吃了沒事兒。我要求他必須有數據，吃了進入血液多少，吸收多少，拉出去多少，體內遺存多少，遺存的對什么臟器有影響，這才是科學。不是籠統說沒問題。”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去年召開過專題會議，邀請各部委相關負責人和一些政協委員碰面，討論轉基因。董良翚那次也在，會上她提出能不能找志愿者或大型動物做點實驗，得到的答復是做過了。有委員就責難他們其實“連老母豬的實驗都不做”，做的都是3個月就出欄的。董良翚表示納悶，“這么大個國家拿多少億來做轉基因，就不能養一群豬干這個?”
此種爭端因為軍方的介入，尤顯棘手。在今年“兩會”上，中國軍事科學學會副秘書長羅援少將遞交提案，主張設立生物安全國家實驗室，由軍隊和地方分別設立兩個鑒定中心，對轉基因產品進行軍、民共管。用質疑方的話來講，農業不只是農業，農業更是政治，是軍事。
“我覺得支持轉基因的人都不太清楚，不太敏感。”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李崇富說，“防人之心不可無，全世界都不搞主糧轉基因，中國為什么要沖到前頭當主糧轉基因第一國?我們中國人馬上就要餓死了?”
李崇富發起的提案，在社科組里得到了40多人簽名響應。這些人中，有賀龍元帥之女賀捷生少將等幾位軍隊委員，亦有不下20位部級官員。農業部很重視，專門把第一提案人李崇富請過去和黃大昉等專家對談。他們解釋說，如果我們不抓緊推廣轉基因，在世界上就落后了等。但這都沒能說服李崇富。
作為轉基因發展執行部門的農業部，當此形勢亦是小心翼翼。根據轉基因管理程序，一個品種獲得安全證書后，須進入到品種審定環節，其后才可正式商業化，而2009年已取得安全證書的那兩個轉基因品種，距商業化只差這么一步，恰恰就卡在了農業部內部。
“安全證書發放在科教司，品種審定工作在種子局，雖然都在農業部，這兩個部門卻協調不起來，科教司有充分證據證明它是安全的，但種子局還有這樣那樣的顧慮。”黃大昉近年雖然一直在內部不遺余力呼吁，但也未見成果，“可以這么講，是我們在著急，不是農業部在著急。農業部的魄力和決心是不夠的。”
中國轉基因的品種審定，還沒有一套成型的操作方案，這意味著即使通過安全認定，還是無法上市。據說這個方案已在著手搭建。戴景瑞透露，農業部一位處長講到，今年春天至年底，轉基因品種審定方案或可能形成。這本是一兩周可以解決的事情，卻需要消耗一年，“故意放慢了推進節奏”。在今年上半年，身為轉基因重大專項總體專家組成員的戴景瑞發起過一項由10位院士聯名的信件，要求中國工程院出面起草一個報告，敦請中央加快轉基因產業化，信件遞上去后，石沉大海。
轉基因怪象
董良翚得到的消息是，轉基因主糧商業化已決定推遲。高興之余，她覺得斗爭會是長期和反復的。他們的根本目的不在推遲幾年，而是必須把問題徹底弄明白再來決定下一步怎么走。她還表示，假如下一屆依然是全國政協委員，會就此“死磕”，接著提案。
力倡轉基因的人，則不免扼腕慨嘆早些年未能把轉基因科普當作頭等大事來抓。有鑒于此，黃大昉現在每年都自發下基層宣講。但他也面臨疑慮者的包圍。據他說連周圍的親戚和學生有時都會找他打聽轉基因到底對健康有沒有影響。
“我們的一些工作失誤加深了成見，比方說信息透明度。”黃大昉說，農業部早在2009年就成立了安委會，但這個委員會60位成員的信息未公開;此外，同一年頒發的幾張轉基因安全證書，工作有欠考慮，新聞稿沒有準備就把證書發了，未及時向公眾說明。而對于要不要先給水稻頒發安全證書也值得掂量。黃堅持水稻畢竟是主糧，應該慢慢推進，若先將證書發給玉米，或不至走到今天的地步，“現在看來當時的行為過激了，農業部那邊的人可能是急功近利，把問題想得過于簡單。”
諸多掣肘，使得農業部無法施展，即便是黃大昉講的“加強宣傳工作”這一條，說起來輕巧，卻也未必能順利貫徹。據科普作家方舟子講，轉基因重大專項原計劃投入2億元用于科普工作，但此計劃上報到財政部時不能過審，被砍成了200萬。2010年4月，兩方交鋒正炙，央視農業頻道邀請方舟子等人做了3期科普節目，農業部審片時不予通過，擱到10月份才播出，且3集剪作1集，“農業部的人不愿意惹事”。
別無他途，支持轉基因的科學工作者發出了志愿試吃的聲音，意在通過這種有點行為藝術的辦法做科學普及，也讓反對者心服口服。戴景瑞今年就計劃于盛夏時節在自己的轉基因玉米試驗田里架爐生火帶頭煮食。而方舟子則先于戴景瑞在去年搞過兩次吃轉基因大米活動，以餐聚形式作為一種宣示。在美國生活了10多年的方舟子，自稱不知道吃了多少轉基因食品，直到如今，“我家里也吃”。
這些行動能否幫助轉基因向前推進不得而知。現在有些職能官員也對轉基因將信將疑，農業部安委會內即有分歧。黃大昉介紹，安委會成員由多部門組成，環保領域的成員就要求慎重行事。而農業部機關幼兒園網站在2010年更曝出不吃轉基因豆油的宣傳文字。此事經由全國政協委員向農業部詢問而得到證實，一時間被指責在搞“雙重標準”。隨后，元老子女中亦有人發現，一些政府機關原來有自己的食品特供渠道。在相關座談會上，董良翚向職能官員發問，你們也和我們一樣在市場買糧食么?
“農業部機關幼兒園的事情，他們說只是開個玩笑，我說這是個政治玩笑。有能力的單位都在外面搞一個糧食基地、蔬菜基地、養雞基地，卻叫我們去吃轉基因食品，這種現象只會加劇大家對政府的不信任。”
博弈的最新進展，是國家糧食局發布的《糧食法(征求意見稿)》中規定，“轉基因糧食種子的科研試驗生產銷售進出口應當符合國家有關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在主要糧食品種上應用轉基因技術。”反對方以為此條一旦通過，將徹底杜絕轉基因商業化門路。黃大昉此時也針鋒相對，一邊提議要求對此條文加以修正，一邊則給國家糧食局的領導辦起了講座。
此種紛爭，一時半會兒無從停歇，而轉基因技術在中國是進是退，恐怕也只能交由時間來作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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