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文章：回顧2005年湖北非法種植Bt轉基因水稻事件

節選自《亦明：我和方舟子分手、決裂的前前后后》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370430.shtml
（亦明通過大量事實充分揭露了方舟子復雜的國際背景以及近10年來在轉基因推廣過程中的作用，然而亦明的新浪博客前不久已被關閉，其博客內容并未涉及任何非法言論。）

為什么馬力十足的轉基因水稻商業化航船突然間擱淺了呢？《南方周末》的文章固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更大的原因，卻是來自張啟發。在2004年12月20日出版的美國雜志Newsweek的一篇采訪張啟發的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話：
“張啟發說，在進行著中國最大的轉基因水稻田間試驗的武漢，‘一家種子公司獲得了轉基因水稻的種子，并已經開始向當地的農民銷售。’張啟發還說，有超過100 公頃轉基因水稻正在被種植。”
(“In the Yangtze city of Wuhan, where scientists run China’s largest GM-rice-test fields, ‘a local company got some of the GM [rice] seed and began selling it to local farmers, ’ Zhang says. Today, he says, more than 100 hectares of GM rice are being cultivated.”)
那個被方舟子稱為“反科學恐怖主義組織”的綠色和平組織，根據這個線索，在2005年春季到湖北調查，其結果就是2005年4月13日公布的一份震驚世界的調查報告——《非法轉基因水稻污染中國大米》。“根據種子公司和農民所提供的數據，我們綜合估計湖北去年最少有950－1200 噸轉基因大米已經流入市場。今年的種植面積至少為20000－25000 畝，如果不加阻止的話，可產轉基因大米10000-12500 噸。而且，因為轉基因大米會被混入到普通大米，因此受污染的大米數量遠不止此數字。由于轉基因大米與普通大米外表無異，而且沒有標示，湖北省和其它地區的消費者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吃了還沒有經過國家批準的轉基因大米，對公眾健康構成巨大的威脅”
http://www.greenpeace.org/raw/content/china/zh/press/reports/119222.pdf
這份報告中，還有這樣一段采訪記錄：
“武漢市華星種業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員向我們表示：‘華農有個張啟發教授，他受農業部委托，搞了一個抗蟲汕優63 的實驗，安全期實驗現在還沒有完，第四年了，抗蟲轉基因水稻。……張啟發教授搞的抗蟲63 是從2001 年開始示范的，整個中國只有張啟發教授受農業部委托搞。在湖北有個科尼公司專門搞轉基因，科尼公司是張啟發教授任董事長，但現在他的主要精力沒有放在上面。……科尼委托松滋制種，松滋這個公司注冊資本金有700 萬，可以制雜交種。科尼把親本給它，然后回收種子。多了是它（松滋）的，科尼賣也不賣，因為它只賣給內部的。……華農大也有一個公司賣這個東西的，但不是松滋制種，是自己制種。’”
這份報告在末尾有一個《附錄一：相關科學家及公司背景》，其中說：
“張啟發教授所研制的轉基因抗蟲水稻品種正在申請農業部的生物安全證明書，以獲得進行商業化生產的許可，他同時還出任武漢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
“武漢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于2001 年2 月成立，由張啟發院士出任首席執行官。該公司曾在網上公開招引‘轉基因抗病、蟲水稻及品質改良’專案的投資，投資額為1 億元。有跡象表明該公司參與了制售轉基因抗蟲水稻種子。”
根據大量的直接和間接證據，現在誰都明白，湖北農民非法種植轉基因水稻，種子只能來自華中農大的實驗田；華中農大的種子公司、張啟發的種子公司都直接參與了這些非法種子的制作、銷售；張啟發本人對此是清楚的，并且還曾向外國記者炫耀。
【注：《鳳凰周刊》2005年15期(總184期)上有一篇文章，題目是：《湖北轉基因水稻非法入市事件調查》（作者歐陽斌）。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一位專家對記者說，搞轉基因研究的專家很多人并不缺錢，但是他們希望能夠早點將自己的成果推廣，按照現有的程序，很可能很長時間都批不下來。‘有意或者無意的泄露一些種子，一方面可以形成一種既成事實，另一方面也可以將這些轉基因的種子作為普通的雜交稻種到地方上進行申請，按國家規定只有轉基因的種子才必須由國家批準，這樣難度也就減少了。’”
http://www.ifeng.com/phoenixtv/72944908511477760/20050628/575423.shtml
由此可見，在“業內”，這種“有意或者無意的泄露一些種子”，早已是轉基因科學家們踐踏國法的常規手段了。他們當然不會“無意的泄露一些種子”，因為那樣對他們毫無益處。】
這個“非法種植轉基因水稻”事件被揭露之后，農業部的表態最有戲劇性。首先，它宣布自己沒有從綠色和平組織那里得到檢測報告。其次，它宣布，“在中國境內進行轉基因產品的調查和檢測，必須遵照中國頒布的相關國家標準或行業標準，并由農業部委托的檢測機構進行檢測。”也就是說，綠色和平組織委托歐洲基因時代公司所作的檢測結果不僅無效，而且有違法的嫌疑。最后，農業部把調查、處理這一事件的責任推給了湖北農業廳。
【注：《湖北轉基因水稻非法入市事件調查》中有這樣一段話：
“農業部曾經向媒體公布了一份聲明，表示對‘綠色和平’采用的轉基因檢測方法并不認同。施鵬翔對記者說，‘綠色和平’選擇德國的獨立公司進行檢測，是因為這家公司在國際上被公認為是最為權威的。他說：‘我們也知道中國有自己的檢測標準，所以在農業部的聲明發表后，我們很快就快遞了樣品和一封信給他們，但是就在當天，這個快遞被對方退回，只留下了我們的信件。’對此，方向東對記者說，并不是所有公民或者組織的采樣都會被采用。她說采樣要按照國家標準進行，而且方法也要符合法定程序，只有有資質的機構才可以進行這樣的工作。她還說，按照《種子法》的規定，把作為國家資源的種子拿到國外，是一種不合法的行為。施鵬翔解釋稱，所有送往德國進行檢測的種子全都是被磨碎的，使其不再具行可繁殖性。施鵬翔說：‘我們的任何調查都不是要打擊政府，也不是要具備法律效力，而是希望它能有科學的參考價值。’”】
而湖北省農業廳則出面正式駁斥綠色和平組織的報告，說該廳委托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檢測機構進行檢測核實，在大米樣品中并未檢測到 Bt基因成分。(見：張靜：《轉基因稻米走到十字路口》，《新民周刊》2006年9月13日）。
當然，紙是包不住火的。綠色和平組織接著在2005年 6月 13日公布了《非法轉基因水稻污染中國大米第二次調查報告》，2005年 8月 3日又公布了《致家樂福的信：發現轉基因大米》。湖北省農業廳最終在2005年8月發表聲明，宣布對三家種子公司進行處罰，并徹底鏟除田間的轉基因水稻。2006年1月，該廳又向全省發布通知，禁止銷售未經農業部批準的轉基因作物種子。（見：綠色和平：《非法轉基因稻米驚現亨氏嬰兒米粉——常見問題解答》。
http://www.greenpeace.org/china/zh/press/reports/heinz-baby-food-q-n-a）。
但張啟發卻毫發未傷。
再后來，綠色和平組織在2006年3月宣布，在北京超市貨架上銷售的“亨氏嬰兒米粉”發現Bt轉基因。半年后，該組織在歐洲發現來自中國的大米含有Bt轉基因成分。據他們判斷，污染源就是華中農大的實驗田。2006年9月5日，Natue雜志在自己的網站上發布了一條消息：“Escaped Chinese GM rice reaches Europe”。至此，湖北非法轉基因水稻事件，成了國際事件，并且使中國繼美國之后，成為第二個輸出轉基因污染糧食的國家。
2006年5月，張啟發當選為中國科協副主席。2007年5月，張啟發更上一層樓，成為美國國家科學院的外籍院士。
在21世紀，世界上總共爆發了三起轉基因植物污染事件，除了華中農大的Bt轉基因水稻事件之外，另兩起分別是2000年美國StarLink玉米事件和2006年美國LLRICE 601稻米事件。但是，華中農大的Bt轉基因水稻事件與前兩起事件有著本質的不同：第一，前兩起事件至多只是管理失誤所致，并不存在人為的故意擴散和污染。而華中農大事件屬於知法犯法，明知國家政策明令禁止非法種植，但仍舊為了牟取暴利而以身試法。第二，前兩起事件的責任方或者已經、或者將要蒙受極為慘重的損失，但華中農大事件的責任方——華中農大以及張啟發等人——則沒有受到任何法律和道義上的制裁。實際上，張啟發不僅沒有任何的悔過表現，反倒變本加厲，在2006年中國科協年會的開幕式上大聲叫喊：“轉基因食品是評價最透徹 管理最嚴格的食品”，“政府批準上市的轉基因食品絕對安全”。
（見：http://scitech.people.com.cn/GB/4823916.html）。】

湖北等地轉基因水稻形成規模種植 農民自己拒吃

【作者：龐清輝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大米也轉基因了嗎？

　　一場沒有硝煙的變革正在13億中國人的餐桌之上進行。

　　2009年8月17日，農業部批準了兩種水稻、一種玉米的轉基因生產應用安全證書。雖然頒布安全證書并不等于商業化，但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種植卻實質上在湖北等地已經悄悄進行。兩會期間，包括河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昌平在內的120多位教授學者，聯名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建議，建議轉基因主糧的是否推廣，應該聽取民眾意見。

　　轉基因技術在農業中應用以來，一直存在著生態安全、食品安全、人類健康等諸多爭論。多年來，爭論雙方都列舉了大量論據，來證明自己的觀點，但都無法說服對方。而在這場曠世爭論中，作為主角的農業生產者和食物消費者，卻一直沒有發言的機會。

　　《中國新聞周刊》試圖從農民和消費者的視角審慎地看待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從農民的角度而言，轉基因作物的實惠和風險各自何在？對于消費者來說，其知情權和選擇權又該在這場涉及所有人食品安全的重大問題決策中處于什么樣的地位？我們以為，這樣的審慎，換來的必然是更透明的決策、監管以及中國人更健康的未來。

　　稻田里的暗戰

　　在湖北等地，轉基因抗蟲水稻早已形成規模種植

　　本刊記者/龐清輝(發自武漢)

　　湖廣熟，天下足。

　　3月下旬的武漢，在一場暴雨后氣溫已經接近30度，正是春種的好時候。還有幾天就是清明，要下秧的農民們都急著買稻種。江夏區土地堂鎮建樓董村的村民董克江站在老水牛拉的犁耙上，在剛剛翻過的土地上打碎著大的土坷垃。

　　董克江在琢磨著，自己是去買抗蟲的轉基因稻種呢，還是去買普通稻種。

　　董克江猶豫的原因，是因為目前的轉基因抗蟲水稻并不合法。但董克江和他的鄰居們，對這種“能抗蟲的種子”或“不用打藥的種子”，卻一點也不陌生。

　　“村里種了有三年多了，總有人能買到這種種子。”董克江說。五里界鎮唐涂村村頭的胡姓村民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2004年，五里界就開始種植(這種不用打藥的種子)了。”

　　今年3月2日，農業部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負責人，在就推進轉基因技術研究與應用答記者問時表示，發放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并不等同于允許商業化生產。“按照《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和《主要農作物品種審定辦法》等法律法規規定，首先進行嚴格的區域試驗和生產試驗，達到標準的才可獲得品種審定證書；之后，相關種子企業還要通過嚴格審核才可獲得轉基因作物種子生產許可證和經營許可證，方可進行種子生產經營。”也就是說，目前在市場上任何出售、種植轉基因大米和種子的行為，并不合法。

　　2009年8月，農業部曾首次批準了轉基因抗蟲水稻“華恢1號”和“Bt汕優63”的生產應用安全證書。

　　老稻米的種子已難找到

　　50多歲的董克江種水稻已經有30多年。回憶起父輩們種水稻時，董克江記得都不撒農藥，稻田里甚至可以養魚。秋收的時候，掀開水稻植株，就可以看見密密麻麻的青蛙跳出來。

　　“那時候的米好吃，不用吃菜就能吃一碗飯。”五六十年代，董克江小的時候家里種的老品種的水稻葉片粗糙、植株高大，但是畝產大概只有三百多斤。那時候蟲害少，和蟲戰斗的方法則只是簡單的滅殺(點誘蛾燈)，“雖然莊稼被害蟲吃去不少，但是當時益蟲多，保護得好，大部分還是留給了我們。”

　　在70年代末，政府推廣了一種可以高產的“農墾五八”稻種，這種水稻葉片鮮嫩，很招蟲，而且植株矮小，一擊就倒。在病蟲害肆虐的情況下，農民們被迫使用了農藥。青蛙、稻田蜘蛛等益蟲繁殖能力本來就弱，在農藥的毒殺下數量銳減，這樣一來，原來近乎完美的自然生態環境一去不復返。

　　過了幾年，董克江的父親覺得撒農藥麻煩，懷念起原來不需要撒農藥的老品種來。董克江和他的父親走了很遠的路，才在一個偏僻的村子里討回了一些當地已經失傳的稻種。“可是第二年種了以后，別的田里的蟲全都往這個田里跑，還是絕收了。”董克江說，如今這些老稻種已經沒有了。

　　但是，讓董克江父親懷念的常規育種培育，在政府研發層面卻一直未成為主流。“‘十二五’期間，政府對轉基因品種的研發支持是300個億，而常規育種只有1.8個億。”全國人大代表、沈陽農業大學水稻研究所所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陳溫福在2010年兩會發言中說。

　　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員蔣高明也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批準以后，他特別想多保存各種作物的老品種。他在山東調查時發現，種植過轉基因棉花的農民，如今想種傳統的棉花，種子都已經很難找到了。

　　不知情種下轉基因水稻

　　農民要的是高產。董克江給《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算了一筆賬：一畝田兩斤肥，大概100塊錢，兩斤半的種子40塊錢，還有大概50塊錢的農藥和30塊澆水的錢，不算人工，每畝田成本要200多塊錢。而現在政府收糧是8毛錢一斤，早稻畝產七八百斤，晚稻一千斤左右，一年下來，一畝田賣的稻谷大概平均能賣600多塊錢，減去成本，只剩下400多塊錢的利潤。

　　“現在農民種田的成本上升了25%，即使使用能抗蟲的種子，產出來的稻谷也只能增產8%。”五里界鎮農業技術服務中心技術人員魏武心里也有一本賬。去年普通雜交水稻的種子一斤賣7塊錢，今年已經賣到15塊錢，膜從50塊錢一桶，漲到了80塊錢一桶，老水牛從一千多塊漲到近四千塊，很多都是兩三家合伙買一頭牛。“農民什么價格都決定不了，他自己能決定的就只有產量。”魏武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

　　“多打農藥，蟲子少產量就高，施大肥，稻谷產量也高。”但近年來由于農民過度使用農藥和化肥，這種種植方式，也一直在威脅著食用者和土地的健康。

　　2005年前后，一種可以不用打藥又高產的轉基因稻種在湖北江夏、孝感、咸寧等地區出現，讓當地的農民很興奮。董克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開始他們并不知道那就是轉基因的水稻種子，以為是政府推廣的另一種雜交稻的新品種。

　　“種子公司的人說這種子可以抗蟲、增產，很多人就拿來試種了一下。”董克江說。這種Bt轉基因水稻，是在水稻中引入一種特殊基因后，會產生Bt蛋白，這種蛋白會讓食用了這種水稻的螟蟲引起腸麻痹而死亡。正是這樣特殊的抗蟲功能，可以使水稻的農藥使用量減少，進而達到增產的目的。

　　“有農技站的種子公司，也有個人的種子公司，都在賣。”董克江說。這樣的稻種在包裝上都沒有標明為轉基因品種，大多只是在包裝上畫了一條小蟲子，這是湖北出現的轉基因稻種的隱晦標志。

　　“開始是幾家種，后來逐漸擴散，大家開始搶著種。”董克江所在的土地堂鎮很多村民都種上了這種抗蟲水稻。住在五里界鎮唐涂村村頭的胡姓農民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2004年，他自己也種了3畝這樣的抗蟲水稻，“開始都不知道種這種水稻是違法的，種子公司說是政府培育的。”胡姓農民說。

　　種了轉基因大米的農民，對吃這種大米都抱有很謹慎的態度。唐涂村的胡姓農民告訴記者，當時他家種的3畝稻谷，全部賣給了私人米廠，或賣給糧所，鄰居家的這種大米賣剩下的，都拿來喂雞了。而胡姓農民自己吃的，都是自家種的兩畝早稻，是自己留種的傳統大米。

　　轉基因大米的種子價格很貴。按照2005年江夏區的種子價格，非轉基因稻種每斤5塊錢左右，轉基因稻種至少每斤15塊錢，最高價時可以賣到40多。“價格很高，像賭博一樣，當時誰也不知道能不能高產。”也有村民像董克江一樣采取了觀望態度。

　　根據“綠色和平”的調查報告顯示，“湖北省的孝感、咸寧、江夏等地區都有大規模轉基因水稻種植，湖北2004年最少有950～1200噸轉基因大米已經流入市場。2005年，售出的種子就達4.7萬～5.8萬斤，種植面積23500畝～29000畝，將產轉基因大米11750噸～14500噸，這些轉基因稻米已經從湖北流到廣州、中山、順德、珠海等城市。”

　　上述轉基因水稻在湖北大規模種植的結論，在中國農業大學農學與生物技術學院教授才宏偉處得到證實，“有的科學家背后就有自己的種子公司，他們把產品直接放到自己公司里去賣，盈利都是自己的。”

　　2004年12月20日出版的美國雜志《Newsweek》上，2009年Bt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的獲得者、華中農業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張啟發接受該雜志采訪時曾說，“在進行著中國最大的轉基因水稻田間試驗的武漢，‘一家種子公司獲得了轉基因水稻的種子，并已經開始向當地的農民銷售，有超過100公頃轉基因水稻正在被種植。’”

　　當時，該雜志稱張啟發為“中國農業部的科學顧問”。這個高調的發言，也讓國內外轉基因領域的同行，都認為2006年春季中國的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種植就“極為可能實現了”。

　　2004、2005年湖北種植轉基因水稻的種子流出源頭，證據都指向了華中農業大學。江夏區五里界鎮農業技術服務中心的魏武就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證實：“剛開始種子是華農發的，今年華農沒貨，我們就沒貨。”

　　自2009年8月17日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批準半年多以后，2010年3月2日農業部首次就農業轉基因技術與生物安全等問題答記者問，并表示：“截至目前，農業部從未批準任何一種轉基因糧食作物種子進口到中國境內商業化種植，在國內也沒有轉基因糧食作物種植。”

　　“說是不打藥還是要打藥”

　　在外觀上，傳統雜交大米和轉基因抗蟲大米沒有區別。董克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兩種水稻的稻田則很容易分辨。前者看上去有點蔫，因為藥打得再好，也會被蟲子吃一些；后者則全都是綠油油、直溜溜的，“因為蟲子不吃。”

　　“產量并不高多少，說是不打藥，但還是要在秧苗秧齡期打一次藥。”胡姓農民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轉基因水稻稻種只能抗螟蟲，不能抗其他的蟲子。螟蟲吃谷心、谷苞，稻飛虱吃稻稈。“現在稻飛虱比螟蟲狠，從底下往上吃，要分箱來打，一格子一格子的，像給非典病人隔離似的。”2007年、2008年，江夏區有很多村子一大片一大片的田，都被稻飛虱吃掉了，顆粒無收。

　　董克江也一直很納悶，現在的蟲子怎么比以前厲害那么多。“以前蟲子比較容易死，原來早稻不需要打藥，晚稻打一兩次就可以了，現在早稻打兩次，晚稻打五次，都很難把蟲殺死。”同時，他也擔心，即使是施用農藥，螟蟲還是螟蟲，稻飛虱還是稻飛虱，“這種高科技的種子會不會讓蟲子更不怕藥，變成我們不認識的東西。”在他樸素的思想里，這么多年，隨著科技的發展，種子在發展，蟲子也在發展。

　　董克江的擔心不無道理。其實他擔心的情況，已經在中國的轉基因棉花種植過程中出現。2009年，江蘇“棉花之鄉”鹽城大豐市在種植轉基因抗蟲棉8年之后，抗棉鈴蟲的基因雖還在發揮作用，但原本危害次于棉鈴蟲的“盲蝽蟓、煙粉虱、紅蜘蛛、蚜蟲”等刺吸式小害蟲卻集中大爆發，用藥量不減反增。

　　而據英國科學與社會研究所(ISIS)2010年1月18日的報告稱，美國轉基因作物種植，使美國農業農藥施用量從1996年到2008年增加了3.83億磅。2006年以來，已商業化的三大主要轉基因作物玉米、大豆和棉花的農藥需用量都持續上升、且已大大超過天然作物的農藥需用量。報告轉述相關科研人員的判斷說：轉基因作物種植初期，確實能抵御蟲害和雜草之害；但自然規律的力量比人類人為的力量更大，時間長了、生態平衡使害蟲害草發生了“抗體”適應性而獲得更強生命力，結果，導致作物對農藥需用量的持續增加、甚至更多。

　　“這是犯一個錯誤，再用技術彌補一個錯誤。”綠色和平組織食品與農業項目主任方立峰向《中國新聞周刊》解釋說。

　　在美國，按照政府頒布的法規規定，種植Bt轉基因玉米，必須同時間套種非Bt轉基因玉米、且數量不得小于整個玉米種植面積的20%。該非BT轉基因玉米種植稱為“refuge for insects”(直譯：害蟲避難所)，其目的是讓不吃Bt轉基因玉米的害蟲有些吃的機會、以免產生新一代可以吞噬Bt轉基因玉米的新害蟲。

　　其實，中國農民最想要的，就是一畝田能多收成一些大米。唐涂村的胡姓農民種了三年的轉基因大米，他向記者證實，其實轉基因大米并不多么高產。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轉基因技術能夠直接提高產量，一般只是通過抗蟲、抗病間接增產。

　　“在試驗田和在老百姓田里有很大差別，單產很難實現。”蔣高明則說。他認為，中國的優勢是農民多，可以精耕細作。轉基因的好處是規模化生產，人干的活(除草，防蟲)讓作物自己干，但這是有代價的。“這個代價就是環境污染，生物多樣性下降和健康風險。”

　　蔣高明解釋，影響糧食產量的因素，包括“水、土、肥、種、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護、防治病蟲害)、管(田間管理)、工(工具改良)”等8個方面。轉基因僅在“種”一方面上做文章，“轉基因不是提高糧食產量的必要武器，它是最高端的、像核武器一樣的威懾力量，提高糧食產量我們應該有常規武器。”蔣高明認為。

　　“轉基因只是個技術手段，是現有品種的補充，可以尋求多種技術手段和途徑來達到增產的目的，比如生態農業、分子標記輔助育種等。”植物遺傳育種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朱英國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湖北曾鏟除上萬畝轉基因水稻

　　轉基因水稻在湖北等地，早在2004年就曾因非法種植而備受關注。

　　2004年，綠色和平組織曾在湖北展開了對轉基因水稻種植的四次調查，并于2005年4月13日發布了《非法轉基因水稻污染中國大米》調查報告。該報告認為，轉基因種植在湖北等地的種植已經非常廣泛。該組織同時將調查報告送往農業部。

　　2005年4月14日，農業部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公布了《關于“轉基因水稻污染我國大米”的書面答復材料》，對綠色和平的檢測結果“無法認同”，關于報告中所提轉基因水稻的種植面積、允許范圍、是否違規等問題，農業部將依據《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和湖北農業廳對此事的執法檢查結果進行判斷和處理。

　　2005年8月11日，湖北省政府委托省農業廳就“轉基因水稻事件”首次發表申明，武漢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武漢禾盛種衣劑有限責任公司和華中農大新技術研發公司在承擔轉基因水稻生產性實驗過程中，“擅自擴大制種”，并責成有關單位對其進行處罰。

　　湖北省農業廳隨即對已種植的上萬畝轉基因水稻進行鏟除，并對農民進行每畝約四五百塊錢的補助。

　　隨后，農業部下發通知，要求全國各地加強轉基因安全監管工作。

　　上述三個企業中，華中農大新技術研發公司是華中農業大學下屬企業，武漢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則于2001年2月成立，由華中農業大學教授張啟發出任首席執行官。資料顯示，該公司曾公開招引“轉基因抗病、蟲水稻及品質改良”專案的投資，投資額為1 億元。2005年，該公司注銷。

　　但是，一直以來，因為抗蟲的轉基因水稻種子具有省事(少打農藥)、增產等的功能，其商業化卻從未在民間消失，私底下一直在售賣并進行種植。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轉基因專家還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不只是湖北、湖南，在福建和江西都有轉基因水稻的規模種植。”

　　作為唯一一家獲得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的單位，華中農業大學一直是輿論關注的焦點，也被認為是轉基因水稻種子流出的源頭。但是據《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進一步調查，市場上有更多不同品種名稱和包裝的轉基因水稻種子都在銷售，而且涉及多家種業公司，顯示可能有更多的公司參與到轉基因水稻種子的生產和銷售之中。

　　“每一年都有賣的，躲著賣。”董克江說。唐涂村的村民趙女士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買這種種子甚至只有種子站的親戚走后門才能買得到，“像販毒一樣，要保密，種了也不許說是抗蟲的。”如果兩個挨著的田，一個種一個不種，蟲還是多少會跑到種了抗蟲稻種的田里，“所以要大面積種，買了這種稻種的人也會拉著隔壁的田一塊種。”

　　抗蟲的轉基因稻種其實并不難買到。今年3月中旬，《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江夏區的紙坊鎮古驛道種子一條街的種子店，就買到了46元一包的、被店主稱做“抗蟲汕優63”的稻種。當《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開始詢問是否可以出售這種種子時，該店店主非常謹慎，在很多人面前宣稱：“我這沒有，賣這個是違法的。”連著去了兩次，店主考察了《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買種子的誠心之后，才讓其妹妹從后院拿來兩包，賣給了記者。

　　稻種包裝上寫的是“川風二號”，生產公司是四川綿陽龍安農業開發有限公司。《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用農作物轉基因快速檢測法(英文名QuickStix，用來區分轉基因谷物和非轉基因谷物)對這包種子進行了檢測。《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先將稻米磨成末，再加入專用試劑，檢測結果表明，這種稻種是Bt轉基因品種。隨后，《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網絡上查詢該公司的信息幾乎沒有。《中國新聞周刊》發函至綿陽市工商局，查詢綿陽龍安農業開發有限公司的相關資料，至今未有回復。

　　該店主還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有一種普通水稻就叫“汕優63”，賣26塊錢一包，在柜臺上賣；另外一種則是記者買到的“抗蟲汕優63”，賣46塊錢一包。在該“種子一條街”的每一家店中，都能買到這種種子。但這種稻種并不擺在柜臺上賣，農民也都知道這種稻種，只要開口要，老板就會到后臺拿出來。

　　“這種抗蟲的種子各種包裝都有，還有不帶包裝散賣的。”湖北省農科院下屬企業一位員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有很多家科研機構和企業在制這種種子，“鴻福農業科技有限公司就賣這種種子。”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湖北省武漢市東湖高新開發區工商局查詢的資料顯示：鴻福農業科技有限公司2004年成立，2008年由武漢綠力豐科技有限公司更名為湖北鴻福農業科技有限公司，并被湖北惠民農業科技有限公司占比65%收購。而湖北惠民農業科技有限公司，則是以研究、生產和供應轉基因抗蟲雜交棉和雜交玉米為主的一家農業高新技術企業，業務網點遍及湖北、江西、安徽、江蘇、四川、湖南、河南、浙江等地。

　　隨后《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來到位于武漢南湖湖畔的高農大廈19和20層的惠民農業科技有限公司，諾大的兩層辦公室空空蕩蕩，只有三五個人。兩層都沒有鴻福農業有限公司的字樣。

　　當《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用非當地口音詢問是否有抗蟲的稻種賣時，該公司辦公室主任非常謹慎，表示他們公司只有棉花和玉米的種子，不賣水稻的種子。得知記者要大量購買，在河北、山東試種時，他把《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介紹給一位銷售經理。

　　該銷售經理遞給《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一份產品宣傳單，上面是鴻福農業四個字。兩張彩頁上面有四種玉米品種，三種棉花品種，一種水稻品種“粵優99”(專家示范種)。彩頁中間還夾著一張單獨的黑紙白字的宣傳頁《新一代綠色超級雜交稻：福中王》：“種福稻，福就到！不種不知道，種了才知妙！省錢、省工、增收。”品種簡介說這種稻種的優勢是可以抗各種螟蟲，畝產可達1400斤。

　　該銷售經理明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福中王就是抗蟲的轉基因水稻。市面上的轉基因稻種，很多都叫“綠色稻”“超級稻”。“抗螟蟲的，前期防一下蚜蟲，后期防一下稻飛虱，螟蟲全不用管，中間就天天在家待著就行了。”他表示，秋天收得好的話，還會給代理的公司返利。

　　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未來做轉基因水稻是一個發財的機會。“20塊錢給你，零售價你可以賣五六十塊錢，是比普通稻種貴，但是只要農民認可，他會承受的。”有時候該公司也賣散種子，裝在塑料袋子里，一百塊錢一袋。該經理在開始有些謹慎，說只能賣少量的，只有幾千斤，但是，后來表示要多拿可以和他們老總再談。

　　“很多科研機構都在做，我們公司和華中農業大學有合作，已經做了五六年了，要儲備(轉基因水稻)這個資源。”目前，該公司主要是在湖北、安徽、湖南等地做示范推廣，“每個縣市都安排一點，先鋪開(市場)。”該銷售經理還告訴記者，在湖北，像鴻福農業有限公司這樣的種子公司有很多。而在全國各地，與有轉基因水稻研究項目的農科所、大學、企業有合作的種子公司更難以計數。

　　轉基因利益誘因

　　轉基因水稻在湖北等地的規模種植，誘因是多方面的。其中，240多億的轉基因研究專項，和巨大的轉基因種子市場價值，無疑攪動了各方的利益神經。

　　2006年，轉基因專項和大飛機、新一代寬帶無線移動通信網等項目一樣，在《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和國家“十一五”規劃中，被列為16個重大專項之一。這一總預算超過240億元的專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投資額最大的單項農業科研項目。

　　“200多億的資金，擱在哪個部門，哪個部門至少解決了未來十年的吃飯問題。而且，轉基因是‘金種子’，一旦市場化落地生根，對生物公司來說，簡直就是滾滾財源。”環境保護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生物多樣性保護研究首席研究員薛達元直言。

　　“中國搞轉基因是匆忙上馬的，現在與轉基因沾點邊的就能拿到項目，連市一級的農科所和種子公司都能拿到項目，全國的專家都被刺激起來搞轉基因。”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員蔣高明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植物遺傳育種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朱英國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稱這種現象是“轉基因的群眾運動”。“沒有理智、沒有秩序地做轉基因研究，容易有偏差。”他認為，轉基因專項資金要嚴格管理，避免技術分散、資金分散、人員分散所帶來的一系列可能弊端。

　　據資料顯示，中國目前有100多種轉基因稻種在各大實驗室的試管中待命，等待批準。最著名的除了這次批準的華中農業大學研發的“華恢1號”和“Bt汕優63”外，還有7個品種的轉基因水稻也正在申請安全證書。這7個品種包括：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研發的CpTI轉基因水稻；福建農業科學院牽頭，與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復旦大學等合作完成的轉基因CpTI/Bt水稻；另外還有轉基因抗白葉枯病水稻(Xa21)；改良淀粉品質的轉基因水稻；轉鐵蛋白基因水稻(蠟紙基因反義片斷)；增產轉因水稻(PEPC)及增產抗除草劑轉基因水稻。

　　數據顯示，中國的種子市場價值已經從2001年200億元增長到目前的500億元左右，中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種業市場。作為全球第一大水稻生產和消費國、第二大玉米消費國，中國轉基因作物市場猶如一座等待開掘的金礦，各個研究機構和公司早在幾年前就已經開始“跑馬圈地”。

　　清明節一過就要下秧了，董克江今年打算種兩畝自留種的早稻，兩畝西瓜，五畝雜交稻。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這幾年他一直沒有種轉基因抗蟲水稻是因為“產出來的大米目前還不收”，很多村民都只能把它摻雜在普通大米中“偷偷摸摸地賣出去”。“只要國家一推廣，認可了，這種稻米種子肯定會很俏。”          

　(華中師范大學新聞學院楊慶偉對此文亦有貢獻)

　　我的餐桌誰做主

　　如果我們陷在轉基因水稻是否安全的爭議里，爭論就永遠沒有完結。在這個糾結中真正重要的是，以水稻為主糧的消費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是否得到了尊重

　　本刊記者/龐清輝

　　水稻是中國人的主糧之一。每年，每個中國人大約消費97公斤大米左右，而中國整體的消費量則有1.7 億噸，約占中國糧食總產量的35.7%。但是，中國的消費者對于轉基因水稻種植和食用的知情和選擇權利，則付之闕如。

　　“廣大農業生產者和食物消費者極為分散，又面臨著巨大的知識壁壘、語言壁壘和技術壁壘，一直沒有能力表述自己。”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周立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

　　水稻轉基因安全證書獲批

　　2009年11月27日，經常瀏覽各種農業和食品信息的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食品與農業項目主任方立峰發現了一份清單。這份清單表明，農業部批準了兩種轉基因水稻、一種轉基因玉米的安全證書，“這份清單早就發布了，之前并沒有水稻和玉米，是后加上去的。而且，證書有效期與其他品種不一樣。”

　　方立峰所說的“清單”，全稱為《2009年第二批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批準清單》(下稱《清單》)。按照登載該《清單》的“中國生物安全網”信息顯示，《清單》發布于2009年10月22日，在名為“生產應用安全證書2009B.pdf”的文件中，共有基因抗蟲雜交棉、H9亞型禽甲型H1N1流感病毒等43項事關轉基因重組的安全證書，審批編號則由農基安證字(2009)第032號一直到074號。而遭到方立峰質疑的“兩種轉基因水稻”和“一種轉基因玉米”，排列于《清單》末尾的072號到074號。

　　來自“中國生物安全網”的官方信息顯示，該網由農業部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主辦、農業部科技發展中心承辦。網站“審批信息”欄目中，《清單》最早發布時間為2009年10月22日，修改時間是2009年10月27日。

　　10月22日，打開這個《清單》時，方立峰并沒有看到兩種轉基因水稻、一種轉基因玉米的獲批安全證書。但2009年11月27日再次打開時，“多了兩個”。

　　在轉基因農產品(000061,股吧)商業化的道路上，安全許可的獲得是最難突破的一環。而兩種轉基因水稻和一種轉基因玉米安全證書的獲批，也意味著該品種的生產性試驗結束，并獲得農業主管部門認可，技術方面的障礙基本掃除，轉基因大米和玉米向商業化生產的大門邁出了最實質性的一步。

　　最先回應安全證書批準的，是國內外股票的漲停。2009年11月23日，中國第三大種子生產商——奧瑞金公司的納斯達克股價漲了一倍。而有“轉基因水稻第一股”之稱的豐樂種業(000713,股吧)在2009年12月2日強勢封住漲停，短短一周，豐樂種業漲幅高達23%。也正是看到股票漲停的跡象，讓方立峰等一些關注轉基因安全證書批準的人覺得“中國的轉基因是不是松口了”，并尋找發現了那份清單。

　　像方立峰一樣，無數的中國消費者也是一夜之間突然發現，自己每天吃的主糧將要被改變。對此，農業部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成員、中國農科院植保所研究院吳孔明在2004年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就曾表示：“那怎么辦呢？難道要公決嗎？普通老百姓的知識背景并不一樣。”

　　面對各界的疑問，2010年3月2日，農業部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負責人，在就推進轉基因技術研究與應用答記者問時表示，“以轉抗蟲基因水稻為例，經相關省政府部門審核、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以下簡稱安委會)評價和農業部批準，研發單位于1999～2000年開展了中間試驗、2001～2002年開展了環境釋放，2003～2004年開展了生產性試驗，2004年申請轉基因水稻生產應用安全證書。除申請單位提供的技術資料外，根據安委會的評價意見，2004～2008年，農業部轉基因生物安全檢測機構對轉基因水稻的分子特征、環境安全和食用安全的部分指標進行了檢測驗證”。

　　中國農科院植物保護研究所研究員彭于發也是當前這屆安委會成員之一，他對媒體公開表示，從1997年開始，轉基因作物的生產應用安全證書的認定，一直遵循如上行政審批慣例，不僅轉基因抗蟲水稻如此，包括轉基因抗蟲棉等中間試驗的審批也是如此，但確實從未對外公開。

　　“我們承認在這類事情上，精英的知識和能力比公眾要強，但我們第一，沒把握他們是否足夠強，強到肯定能做出正確的決策；第二，不清楚他們在多大程度上在為公眾謀利益，多大程度上在為自己謀利益——為自己謀利益也沒關系，但要講清楚謀了哪些利益、多大利益。”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周立向《中國新聞周刊》如此表示。他并且認為，公眾必須對轉基因水稻享有充分的知情權與選擇權。

　　《國際生物多樣性公約》下的《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是一份監管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國際性法律條約，中國也是其中的締約方。議定書第23條要求：各締約方應按照其各自的法律和規章，在關于改性活生物體的決策過程中征求公眾的意見，并在不違反關于機密資料的情況下，向公眾通報此種決定的結果；每一締約方應力求使公眾知悉可通過何種方式公開獲得生物安全的信息和資料。

　　“讓爭論發生在農業部批準之前，而不是之后。”周立說。

　　安委會“早已審核”

　　按照農業部的上述說明，“安全證書的頒發是依據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評價結果”作出的決定。那么，作為轉基因作物生產安全證書發放前的最終環節，安委會的作用不容小視。

　　但是，安委會的名單卻一直沒有公開。能夠見諸公開身份的，只有中國農科院植物保護研究所研究員彭于發、中國農科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員黃大日方、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研究員楊曉光。而《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就此問題發函至農業部，至記者發稿時，尚未有回復。

　　“我們請求公布這些專家的名單，以便讓公眾判斷，這些專家與該項目有無利益相關性。”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員蔣高明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消費者有權知道，是誰在自己的主糧問題上做了決定。

　　環境保護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薛達元，是2002年成立的第一屆安委會成員之一，“58人組成的安委會中，三分之二是轉基因科學家，里面涉及的多人，是正在申請專利和申請通過者，環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員非常少，只有幾個人。”薛達元說。

　　由于薛達元一開始就強調風險評估和風險管理、謹慎進行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生產，他最后沒有再被邀請參加會議。“中國有100多個轉基因專家，如果發出的都是一個聲音，這是非常不正常的，總需要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見。”薛達元說。

　　據農業部網站資料顯示，第一屆安委會是在原農業生物基因工程安全委員會的基礎上成立的，農業部副部長張寶文擔任主任。第一屆安委會由58名專家組成，涉及農業轉基因生物技術研究、生產、加工、檢驗檢疫、衛生、環境保護、貿易等多個領域，負責安全評價評審、技術咨詢及技術指導工作。安委會任期3年。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采訪中，共找到4位本屆安委會專家，但大多都不愿意表態，“不想站到風口浪尖上”。

　　只有一位要求不具名的安委會專家接受了記者的采訪。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第一屆安委會成立于2002年。“成員是58人，其中，生物技術專家占近70%，占絕對多數。”

　　該人士介紹，在第一屆安委會尚在運行時，跨國農業生物技術公司美國孟山都公司、德國拜耳集團、瑞士先正達公司、美國杜邦公司等外國公司也提交了轉基因大豆、玉米、油菜和棉花進口安全證書申請18份。“經過兩年的安全試驗和檢測，農業部發放了17個品種的進口安全證書。”

　　該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其實，2005年是轉基因大米和玉米獲得安全證書的十字路口，本來第一屆就已經準備批準了。但是，“一些轉基因專家對安全證書的批準過于樂觀，先搶跑了。”

　　“搶跑”是指，2004年、2005年在湖北發生的非法種植轉基因水稻事件。此事發生后，農業部在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種植的審批上更加謹慎。2005年6月，第二屆安委會成立，成員有74名，增加了食用安全、環境安全、技術經濟、農業推廣和相關法規管理方面的專家。“其中，衛生與食品安全方面的專家8名，占10.8%；宏觀政策、經濟貿易與科技管理領域專家5名，占6.8%；農產品質量安全、檢驗檢疫、檢測、標準化方面專家8名，占10.8%，而生物技術方面的專家大大減少，只有10名，占13.5%。”由于安委會組成人員更加多元和平衡，在此后兩年的安委會例會上，反對聲音越來越多，遂擱置了轉基因水稻生產應用安全證書的申請。“每年組織兩次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審，多個項目申報者中約有33%的申報單位和個人未能獲批準。”

　　“申報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生產的單位，并沒有能夠及時滿足安全評估所需要的必要條件，這也是客觀上導致轉基因水稻一直沒有獲批安全證書的重要原因。”薛達元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認為，就是否成熟而言，目前也才是基本上完成轉基因水稻的安全性評估，其實這種風險評估再做幾年也不見得就很充分。“由于事關人體健康，實際上可能需要更多時間的評估。”

　　2009年12月，第三屆安委會悄然完成了改組。“去掉了第二屆成員中的14個人，變成60人，剛一換屆，就批準了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的轉植酸酶基因玉米品種，和華中農業大學的兩個轉抗蟲基因水稻品種的生產應用安全證書。”上述安委會專家說。

　　“有的主管部門的官員本身也是專家，在委員中也占一席之地。”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中心教授吳彤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對記者說，“他們的發言容易具有導向性。”他認為，政府應該是中立的協調方。 ★

　　轉基因作物在國外

　　美國：

　　小麥(資訊,行情)主糧的商業化尚未推開

　　美國是轉基因作物種植比較多的國家。據美國農業部的數據，美國2009年轉基因玉米種植面積為85%，轉基因大豆種植面積為91%，轉基因棉花為88%。可是，在美國，至今還沒有對主糧小麥進行轉基因的商業化種植。

　　美國政府早在2001年就給美國的轉基因主糧小麥(硬質紅色春小麥)頒發了安全證書。

　　在2004年美國政府準備批準轉基因主糧小麥的商業化種植，但是，由于歐洲、日本和其他亞洲國家一直強烈反對轉基因小麥，如果美國商業種植轉基因小麥，那么這些國家的買家可能會從其他地區尋購小麥。迫于壓力，孟山都公司2004年主動撤銷了轉基因小麥商業化種植的申請。

　　在加州，2009年有3個縣對轉基因作物進行了全民公決，決定禁止在自己的縣里種植轉基因作物。有一家美國企業在加州做藥用轉基因水稻的田間試驗，因為當地農民反對，被迫轉移到密蘇里州。

　　俄羅斯：

　　反基因專家當官

　　2006年年末，世界聞名的反食用轉基因產品專家、俄羅斯生物學家伊麗娜·葉爾馬科娃走馬上任，當選為俄羅斯國家基因安全研究會副主席。

　　2005年，伊麗娜·葉爾馬科娃博士著手研究小白鼠在食用轉基因食品后的健康狀況，發現基因食品影響了小白鼠以及它們后代的健康。這一研究結果為轉基因食品可能會對活體動物產生一定負面影響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每年，俄國家基因安全研究會都會發布很多關于轉基因產品潛在危險的報告和論文，但一些西方的跨國公司卻因目前還沒有確切的研究證據，而對這些報告和論文表示置疑。

　　日本：

　　禁止進口美國轉基因大米

　　日本對轉基因作物實行嚴格管理和慎重對待。根據“Angus Keid Group”發布的調查，82%的日本消費者對轉基因作物持否定態度。2006年8月，日本禁止進口美國轉基因大米。消費者對轉基因作物的否定態度已開始影響日本的食品加工業。例如，幾乎所有的釀酒商已開始停止使用轉基因產品釀造啤酒；相當一部分生產傳統日本食品如豆腐的公司開始使用非轉基因原料，并標記上“沒有使用轉基因大豆”。

　　印度：

　　停止轉基因茄子商業化

　　2010年2月，印度中止了世界第一批轉基因茄子的推廣，認為需要進行進一步研究才能在全國種植，以確保消費者的安全。

　　此前，在相關政府委員會于2009年10月份批準轉基因抗蟲害茄子的商業化后，印度主要種植茄子的幾個邦抗議不斷。2010年2月6日，Uttarakhand邦第一個表態，稱他們將禁止種植轉基因作物。不久后，另外兩個城邦Himachal Pradesh和Karnataka也作出相同決定。最后，環境部長Jairam Ramesh在2月9日表示，禁止商業種植轉基因茄子，要求須先對其進行獨立的安全測試，評估其對人類健康和環境的長期影響，并獲得公眾和專業人士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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