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山東一些地方推行合村并居，要以農村新型社區建設為抓手推進鄉村振興。對此，當地干部群眾反映較大。合村并居事件也引起了媒體與部分三農專家的關注，社會議論較多，不少意見甚至相左。筆者認為，關乎百姓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需要各方討論，這不僅有助于政策的完善，更有助于工作的推行。
在地方政府看來，合村并居無疑是一個一舉雙得的好事。并居后的農村新型社區建設，可以讓農民就地實現城鎮化。這既能推進城鎮化快速發展，也有利于城鄉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配套。同時，一旦農民離開了村莊，就有利于規?；r業發展，可以實現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
只不過，這一視角有點局限性：見“物”多，見“人”少;“農業”視角多，“農民”視角少。就當前的農業生產而言，從業群體主要是留守農村的中老年人，年富力強的勞動力早就轉移到城市的二三產業去了。換言之，合村并居和規?；r業，受影響最大的恰恰是這些仍要依靠土地生存的處于弱勢的留守農民。他們需要的是勞作的便利和經濟簡約的生活環境。說句實在話，在生活成本必然提高，而農業生產權利又無保障的情況下，新型社區的環境很難滿足農民的真實需求。
不客氣地說，通過合村并居推進城鎮化并不是一個好的選擇。特別是，一些地方通過行政化的手段，強制性地推進留守農民城鎮化，違背了農民的意愿，也未必就能提升當地村民的生活品質。
筆者曾多次在山東農村調研。地方政府推動合村并居一個重要理由是，山東的城鎮化率還不夠高，山東的村莊也太多太散。言下之意是，這些都是山東“落后”于全國的原因。實際上，山東有其獨特的省情。在筆者看來，這些不僅不是山東“落后”的起因，反而是山東的優勢。何以見得?全國中西部地區，都有不少跨省務工的農民工。但山東作為農業大省，跨省農民工是比較少的。關鍵就在于，山東的工業同樣發達。在山東的很多市縣，因為縣域經濟比較發達，大多數農民工都可以在市域和縣域范圍內務工。與此同時，山東的農業產業化水平很高，不少地方的農產品頗具市場競爭力。哪怕是留守農民，在村莊從事農業生產，收入也不算低。山東的農民工不必背井離鄉，就可以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過上完整的家庭生活。在這種情況下，就不難理解，為何相較于其他東部發達省份，山東的城鎮化水平并不算高。
村莊雖小，卻未消失，是因為村莊是維系農業生產的基礎。而今，一些地方政府只看表面不看實質，誤把優勢當劣勢，非要趕農民上樓，確實很難讓人理解。
客觀而言，山東的農村算不上高大上，但它適合當地的實際，符合群眾的需要。概言之，村莊是一個非常簡約高效的體制。對于農民的農業生產而言，只要有村莊存在，有熟人社會在，農民就可以通過合作互惠解決農業生產中的諸多問題。對于基層治理而言，村莊也是一個經濟高效的治理體系。在村莊范圍內，眾多的公共事務都可以依靠村民自治來解決，地方政府在無形中減少了不少開支。如果強制搞新型社區，不僅意味著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優勢不再，基層治理的成本也將急劇提升。
山東是較早開展農村社區化建設試點的地方，筆者也專門調研過。農村社區化建設的初衷是為了實現公共服務下沉，讓農民更方便獲得政府服務。過去幾年中，山東大多數地方在試點過程中，將農村社區化建設和過去管區制度結合起來。即，一個管理區一般選擇一個中心村作為社區化建設的承接地，鄉鎮政府的部分公共服務下沉到中心村，然后輻射周圍幾個村莊。這樣，農村社區化建設既實現了公共服務下沉，又未改變農民的生產和生活空間。這是一個穩妥、符合實際且效果較好的改革。
事實上，哪怕是要合村，全國大多數地方的做法也僅僅是做管理體制上的改革，并未觸及農民居住空間的改造。在筆者看來，鄉村治理單元具有歷史延續性，也有極強的社會性，大多數地方實行的強制合村，治理效果并不佳。相對而言，這種僅涉及管理體制的改革，哪怕是出了問題，也可以通過制度調整加以解決。但如山東改變農民居住空間的合村，顯得有點激進。它可能造成的系統性風險，無論是決策者，還是研究者，都是難以預料的。并且，一旦出問題，就是死結，很難再通過制度調整來解決。
城鎮化是一個漸進過程。本質上，它是建立在工業化基礎之上的，也是和人們生活方式相匹配的。在一些城郊地區，或工業化水平比較高的地方，農民早已被吸納到二三產業中，也早就習慣了城市生活。在這些地方進行村改居，水到渠成，沒有任何問題。對此，農民還早有期盼，內心歡迎——因為，農民上樓之后，不但對生活沒有什么沖擊，而且還會獲得不少利益。
但山東農村如此大規模推行合村并居，要在短時間內在工業化水平不高，農民生活方式并未改變，且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讓留守的農民上樓，實在是超出大家的想象。并且，上樓之后，再無退路。在沒有社會共識的情況下，單靠地方政府的一腔情愿推動，將會帶來難以預料的后果，鄉村振興的初衷恐怕是難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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