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農村人,冬天要修水利,要把地翻一遍好過冬,沒事就在田邊轉??偟膩碚f,是種地投入不計成本,叫“小農的自我剝削”??扇缃?,他們中有很多寧愿在牌館呆著,也懶得去伺候莊稼。
呂德文是華中科技大學副教授,他的妻子李元珍是華中農業大學講師。
夫妻倆從事三農研究。最近兩年回鄉過年,兩人都會寫寫見聞。故事都發生在李元珍的老家,湘北某縣一個5萬人口的鄉鎮里。
觀察多了,發現規律了,夫妻倆也會討論,事情為什么是這樣?
鄉村麻將館為何興起
茶館(牌館)是分等級的。最差一等基本上是老年茶館,主要是打2元一局,打一天的輸贏最多在百元之間。中間一等是打5-10元的茶館,輸贏最多在千元左右,這一類的茶館也是最為普遍的。最高檔的茶館是常打10-20-30元或者20-40-60元的麻將,后者的輸贏可達萬元左右。
(李元珍《原子化地區的面子及其支撐系統》)鄉里喜歡打牌的人實在是多。大年三十上午有人還在茶館打牌,完了還有人問開茶館的小姨晚上開不開門。小姨覺得自己得回家吃年夜飯,還是不開為好??赡暌癸埡螅H戚朋友提議去她茶館打麻將。小姨覺得是個做生意的機會,立馬打電話通知那些老顧客,晚上茶館照常營業!不多時,還真有一桌人拋開家人來茶館打麻將。(呂德文《鄉里“面子”二三事》)
夫妻倆都在農村長大,對打牌不陌生,這是鄉里最常見的娛樂。
一二十年前,鎮上有打牌攤子,但遠沒有今天這么多、服務這么齊全。那時候,鄉人們打牌,也遠沒今天這么全身心投入。打牌打到一日三餐在牌館,小孩交給牌館老板帶,這種事以前完全沒聽說過。
他們還發現,牌桌上的主力,是50歲左右的中年人。
為何會有這種變化?
隨便拉個鄉人,答案都是:現在農村人有錢了,更有閑了。
“閑”是好理解的。之前的鄉人種地,一年種兩季,恨不得種三季,如今,一季就夠了。機械普及,種田輕松了,十畝地,一年投入兩個月工時就夠了。在以前,這起碼得耗掉半年的工時。
50歲的中年人當牌桌主力,這也好理解。用李元珍一個親戚的話來說,到了這個年紀,孩子結婚了,房子蓋好了,沒事干,不打牌做什么?
說到這,答案似乎已經很完美了,但呂德文還在繼續琢磨。
“以前的農村人可不是這樣,冬天要修水利,要把地翻一遍好過冬,沒事就在田邊轉。總的來說,是種地投入不計成本,學者給個總結,叫‘小農的自我剝削’。可如今,他們中有很多寧愿在牌館呆著,也懶得去伺候莊稼。”他一度困惑,“這種心理上的變化,又是為什么?”
一次聊天中,有個農村的親戚隨口說,“花那么大力氣去種那么點田,那我還不如出去打工呢。”
呂德文恍然大悟。
他意識到,這些見過世面的第一代農民工,已經學會了準確計算投入產出。
“他們對工價異常敏感,但家鄉又找不到符合他們心理價位的工作,那就干脆閑著。”呂德文說,“他們結束打工生涯回鄉,從某個角度看,是主動選擇了一種安度晚年的維持性生活。”
農村文化生活貧瘠。在呂德文看來,那些為“閑”而閑的鄉人,于是乎紛紛投身打牌這項傳統娛樂。
麻將館還提供哪些服務
茶館為了招攬顧客,想盡辦法提供各種優質服務:請專門的廚師做可口飯菜,保證有四個缽子菜(當地飯菜豐盛的標志)。據說,有些茶館生意一落千丈就是因為飯菜不好吃。甚至于,家里只要有一人在茶館打牌,茶館可以為其家庭成員提供免費飯菜,家庭主婦可以不用回家做飯。
另外,茶館還提供專車服務,村里人想來街上茶館打牌,可以由摩托車免費接送。茶館還免費帶小孩。大人打牌,茶館可以盡心盡力照看好小孩。
大年初一,開茶館的小姨回娘家,順便帶了一個2歲多的小男孩。親戚一問,原來是常在她茶館打牌的一個老顧客的小孩。令人驚奇的是,這個小孩大年初一晚上竟然就睡在了外公家,第二天早上小姨又把他帶回茶館,一切照舊。
(呂德文《鄉里“面子”二三事》)
留在農村的人,除了老年人,大多是50歲上下的中年人。雖然清閑,但也有家務要操持,做飯、帶小孩。
呂德文發現,“保姆式”茶館的出現,把那些好牌之人從家務事中解放出來,有了更多的空閑時間。換句話說,他們有了更多的時間精力投身牌桌。
問題是,牌桌上的錢,并非在幾個牌友的口袋里不斷流通那么簡單。
它的一部分被茶館老板賺走了。
另一部分,則化為超標準的日常消費,所謂“打牌贏的錢,花起來也輕松”。
李元珍是這么描述的:
對于打牌的人而言,進出哪個茶館,打多大的牌也幾乎成了一種身份的象征。尤其是那些打20—40—60元麻將的人,因為每天的輸贏都是驚人的數目,所以常常成為眾人關注、談論的對象。無一例外,這些人也都是講排場之人,他們抽煙的檔次至少是30元以上的芙蓉王,還能經常上縣城唱歌、吃宵夜。正因為有著高檔消費的連鎖反應,打大牌之人常常面臨巨大的經濟虧空。
錢花光了,牌打不下去了,牌館也就沒生意了。怎么辦?茶館老板們的辦法是,提供免息借貸。
為何有些地方并不盛行
顯然,選擇借錢給誰也是一門技術。首當其沖的,當然得看準這個人有沒有能力還錢,判斷其能力的重要指標是家庭狀況,以及從事的職業。其次,還得把握好借款額度,幾百上千塊錢當然不是什么問題,但到了幾千元就要慎之又慎,想盡辦法把款追回來。還有一個重要指標是,借錢要借給那些愛面子的人,比如,那些怕小孩知道自己在外打牌欠錢的人,大可不必擔心收不回債。
可實際上,這種具有賭博性質的茶館,對絕大多數人(無論是老板,還是打牌的人)而言,根本就不能長期維系。于是,這些茶館基本上是開張一段時間,歇業一段時間,把債務收得差不多了再繼續開張。
(呂德文《鄉里“面子”二三事》)
當然,這些老板催債的時候也是刻薄至極,從2007年至今,我們鄉已經發生三起因為還不起賭債而自殺的案例。
2013年的一起,死者是一位48歲的女性,常年在茶館打牌,輸掉了20多萬,當年新欠了茶館1萬多元,借錢無門被迫喝藥自殺。
后來,死者的家屬要把尸體抬到鄉政府理論,為了避免事端,鄉政府給予了幾千元的安葬費,并且給其丈夫一個低保名額。茶館也因此被禁了一個星期,有好事之人說這是“為死者默哀一周”。 (李元珍《原子化地區的面子及其支撐系統》)
“這些發生在湘北一個普通鄉鎮里的故事,也是整個洞庭湖平原甚至范圍更大的中國農村里的一個側影。”這些年,在各地駐村調研,呂德文有此感悟。
當然,中國地區差異明顯,問題在各地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呂德文的老家在福建龍巖市,在那兒,問題遠沒有湘北這么嚴重。
“以我家的那個村子為例,在福建算窮的地方了。但畢竟靠近東部沿海,不是人口凈輸出地,村里還有年輕人,有企業,農民們有賺錢的渠道,也就不會那么沉湎牌桌。”他說。
他所觀察的湘北村莊,則是人口凈輸出地,生產功能弱,只適合過一種閑暇的、維持性的生活。那么,我們的社會能不能提供一種合適的生活方式?
“比如,社會保障,文化公共服務。”在呂德文看來,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編后
時間臨近元宵節。這意味著,絕大多數人的春節早已過完。
今年春節流行一個詞叫“異地團圓”。不管在外拼搏的人們回不回鄉,他們總會時刻關注故鄉的種種變化。
由此應運而生的“衣食父母”系列報道,到今天也告一段落。我們用五篇文章,分別關注了一名遭遇困惑的新型農民、一個拋荒嚴重的小村莊、一些逐漸消失的農產品、一位懷念年味的老人,以及一對獨立觀察的學者夫婦。他們眼中的當代農村,正是眼下中國鄉村的縮影。它就這么存在著,生長著,改變著,不管你是不是喜歡。
土地上的故鄉,或許再難回去。但心中的故鄉,它永遠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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