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已連續12年頒發一號文件專門針對三農問題,可見中央對三農問題的重視,同時也折射出三農問題的頑固性,三農問題為何這么頑固呢?我們知道凡問題都有個根源,只有抓住根源才是抓住牛鼻子,否則,就可能緣木求魚,水中撈月,其實,造成三農問題的根源就是分田單干。
1979年我國進行農村改革,全部解散人民公社,實行分田單干,美其名曰“聯產承包責任制”,也稱“大包干”。人民公社到底該不該解散?我的看法是,它既有缺點也有優點,對不成功的人民公社可以解散,成功的則應該保留,不能一風吹。我認為至少有許多的大隊是可以繼續辦下去的,這些大隊都是先進大隊,生產條件好,社員覺悟高,集體觀念強。對解散了的也不應該搞分田單干,可以退回到合作社,即,基本核算單位由生產隊改為社員家庭,真正實行“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模式。如果說辦人民公社的時候犯了一刀切的毛病,“大包干”的時候又犯了同樣的毛病。據“三農”專家李昌平調查,全國農村從1988年后除了幾個集體典型外統統都成了分田單干,盡管官方一直忌諱分田單干這個詞,但這是不爭的事實,這是違反新憲法的。
當局宣傳 “大包干”即分田單干后,農村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改革獲得了極大地成功。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不可否認,分田單干與小農意識相結合,刺激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田間管理更加精細化,的確能夠促進增產。但這離不開人民公社打下的基礎,如水利建設,化肥農藥工廠設備,發明的雜交水稻和改良了的小麥、玉米、油菜、棉花等種子,不應該貪天之功為己有。糧食增產并不意味農民就能增收,當時農民增收主要得益于國家大幅度提高糧食收購價格。而為了保證改革成功,國家連續多年提高糧食收購價,這的確讓老百姓的荷包鼓起來,許多農民家庭翻修或新建住房。但同時也讓國家財政發生了嚴重危機,從而拉開了以印大額鈔票為標志的中國通貨膨脹的序幕。
當時流傳一首歌——“在希望的田野上”,不過實踐證明田野并沒有給農民帶來多大的希望。九十年代開始,農民的負擔逐年加重,沉重的提成攤派讓農民活不下去了,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給朱總理信中“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的描述是當時全國農村的真實寫照,于是,農民們不得不背井離鄉到大城市打工謀生。人民公社可以養活社員,分田單干反而養活不了農民,這個事實讓力推農村改革的人非常尷尬。有人說:正是改革解放了生產力,讓束縛在土地上的農民可以外出打工。這是摟草抓兔子——意外收獲,并不是農村改革的初衷。再說,人民公社難道就不能輸出勞務?當年不也派社員外出搞副業嘛。之所以沒有改革后的規模,是因為當時國家沒有經濟特區,如果有,集體外出打工照樣可行,甚至更好。分田單干后假如沒有經濟特區,農民不能外出打工,就不能緩解尖銳的矛盾,農村的“三農”問題必將不可收拾,陳勝、吳廣揭竿而起的一幕就可能重新上演。
有人可能會用“糧食產量十一年增”來證明分田單干的效率,但我認為這個統計是可疑的。說這話我是有根據的,根據一,我看到農村有大量的撂荒田地,我分別詢問過農民、村干部和鄉政府干部,得出的結論是撂荒面積在20%——30%。一葉落知天下秋,估計全國大同小異,這么大的了撂荒面積能不減產嗎?何況城鎮化讓中國的耕地面積在以每年40萬公頃的速度減少,哪來的增產呢?我還看到農民們都將原來的一年一麥一稻改種成一年一季稻,小麥不種了,按老百姓的話說:“只要種的糧食夠吃就行啦”,而小麥的產量約占水稻產量的一半,也就是說糧食減產30%多。根據二,我國原來是糧食凈出口國,現在變成了糧食第一進口大國,2013年進口比上年增長了1300萬噸計8300萬噸。估計占糧食產量的13%左右,進口年年加碼,由100多萬噸增長到2013年的8300萬噸。中國人口年增長維持在700萬人,年新增城市人口1000萬人,年新增口糧只需200億斤。這說明什么?說明糧食減產而且幅度很大。吹噓糧食產量十一年增恐怕是政治上的需要,因為文革是糧食產量十年增,邏輯上改革豈能不如文革?
對照制度的優劣,不能光看經濟指標,還要看政治、社會、治安、精神、道德、風尚、環境等綜合指標。當年人民公社,干部廉潔,民風淳樸,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社會風清氣正;藍天白云,青山綠水,環境優美,綠色食品,人和自然和諧。分田單干后這些方面無一不倒退,有的方面變得面目全非,慘不忍睹。環境污染,水土流失,土壤板結化,石漠化,沙漠化,毒化,水源減少,水質惡化,地下水枯竭,農業發展不可持續性頹勢盡顯。與此同時,農村社會穩定基石的作用喪失殆盡,許多地方黑社會已經取代了村支部,宗教邪教勢力、宗派門頭控制了廣大農民群眾,治安事件頻發,社會秩序混亂,黨在農村的執政地位受到極大的挑戰。
由此看來,分田單干的“大包干”其實是失敗了,不但失敗了而且還后患無窮。
今天三農問題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城市化掩蓋不了分田單干的失敗和為資本下鄉騰空的真相,城市可能就是農民未來的貧民窟;“三權分置”為土地兼并創造了條件,“土地確權”最終也阻擋不了土地私有化的步伐。
在分田單干的局面下,土地流轉做不到集約化大規模農業生產,任何一個農戶都可能是它的阻力,也都可以將它破壞。即使土地私有化,同樣面臨這個問題,臺灣私有化后的小農經濟就是這方面失敗的典型。
只有集體化或土地兼并才能解決“現代農業”問題,但看來我們既不想恢復集體化又不敢搞土地兼并,一直在那里猶豫不決,舉棋不定,只好在優惠政策上大做文章。
然而時不我待,隨著世界經濟危機的不斷蔓延,新型發展中國家也難逃劫數,中國的發展速度已明顯下滑,房地產面臨崩盤,城市化將遭受嚴重打擊,農民工返鄉潮在所難免,而現在的農村已無法養活農民,一旦農民工大規模返鄉,三農問題的爆發就是遲早的事。
2015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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