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真正做到大眾民主，想讓人民有意識規則、形成自我組織、具備自我力量，就一定要有一個漸進的包容過程。

　　去激進化：經濟危機時代的發展探索

　　今天的中國面臨著可能發生資本主義世界1933年的生產過剩性危機的風險。而危機之所以尚未發生，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在于中國在秦朝時就完成了至今為歐洲人所渴望的大一統。一個龐大的大陸型國家，可以把過剩的生產能力轉向內陸建設，這就是上世紀90年代末期遭遇生產過剩之初，國家提出“兩縱三橫”、“五縱七橫”的思路所在。乃至于今天的“一帶一路”，成立亞洲投資銀行，把過剩的工業化大生產的生產能力轉向內陸甚至是中亞、西亞的基本建設，也都是源于這一思路。其二是城鎮化，把幾億農村人口轉變為城市人，人為擴大城市這個巨大的資本載體，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發展戰略。

　　問題在于，生產過剩在西方最終造就經濟大危機，并走向戰爭。因為前面是金融化的汪洋大海。金融具有流動性，并派生出集中性和短期性。金融資本可以在0.6秒內完成結算，每一筆金融虛擬資本的網上交易都可以以毫秒計算。高流動性特點導致任何實體經濟、資源經濟、自然經濟在它面前敗下陣來——因為你耗時太長，再短的實體經濟也是漫長的。

　　自清末民初至今，中國歷史上經歷了三次鄉村建設：

　　第一次是官民合作，1904年清末起于河北的定縣翟城村，世遭逢亂而由鄉紳維護自治。軍閥混戰、地方割據的情況下，弱勢中央默認地方勢力，邀請社會力量化解鄉治缺失，衰于政府力推的保甲制度轉為劣紳化。二戰后民國政府又建設華西試驗區，這是最后一個知識分子建立的鄉建實驗。

　　第二次是官方主導的鄉村建設。1950年實現了和今天大包干一樣的小農經濟，而分散社會力量無力抗御資本剝奪。1949年建國時，經濟上搞民族資本主義，而到了1953年，要搞國家資本主義，這是從私人資本原始積累到國家資本原始積累。這個過程中，高度分散的小農，都有交易費用問題，因此形成由國家主導的鄉土社會的組織建設與制度建設是必然的。

　　第三次是從2001年中國加入WTO起，以民間為主體的新一輪鄉建運動。

　　成本轉移與鄉村自治：鄉建的政治經濟學基礎

　　傳統鄉村社會的鄉紳無法再擔任保護型經紀作用，從而導致劣紳化，因此才有諸多從鄉村自治思路出發的鄉建運動。民國年間的鄉村建設有600多個團體，1000多個實驗區，這是一個頗具規模的數字。

　　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獲取政權之后都面臨經濟危機，導致革命產生的政權往往短命。中國怎么解決的呢?農民戰爭中的農民要的是什么?分地。于是88%的農民人口回家種地，有吃有喝;新政權只管10%—12%的城里人就夠了。小車挑擔，就能把農產品剩余拿來養活城市人口，9個人養活1個人有什么不能養的呢?恰恰不是現代化救的中國，而是傳統的鄉土社會回歸小農經濟，救了1949年深陷危機的中國。

　　中國進入新一輪工業化是1950年開始的，為了方便從農村占有剩余，推進了農村的組織化。后來直到工業化完成，才對農村實現去組織化。50年代的改革是高度集體化、高度組織化，目的在于服務于國家工業資本，方便從農村提取剩余，成為唯一依靠內部原始積累完成工業化的大型發展中國家。

　　完成了工業化最艱難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中國形成了工業化大生產，進入了福特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階段。在這個階段，外資導致嚴重外債，不還就導致國際關系破裂，還陷入深重的經濟危機。中國“3次上山下鄉”，從城市向農村轉移了4000多萬不能就業的勞動力。到1980年以后，這些人得回來，城市又遭遇危機，待業青年總數也是4000萬，接著又是4500萬國企職工下崗。解決這些問題，是因為龐大的農村承載了危機代價，它是一個勞動力蓄水池。而城市是一個資本池，資本池的代價不由資本自己承擔。這是中國成功的秘密之一。

　　1980年鄧小平推行包產到戶，恢復了農戶經濟之后，開始了組織創新。到今天，中國又面臨著分散農民再組織化、再制度化的問題。1950年資本的力量尚不夠強大，而今天以民間為主的鄉村建設，不僅面對著國內三大資本崛起和資本過剩向鄉土社會轉嫁成本的歷史過程，也面對著中國不得不加入全球化，在全球化條件下，全球過剩資本又是向實體經濟轉嫁代價的過程。

　　代價轉嫁我歸納為“成本轉嫁率”，它所對接的是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統論，或薩繆爾·阿明的依附理論。在金融資本階段，世界金融資本國家已經形成了一個新的金融資本核心，金融資本的核心已經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中鍛煉成熟。

　　只要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代價之下，它的成本會不斷地向你轉嫁，你的實體經濟和資源經濟就很難維持，除非你形成了一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能夠良性互動的善治。

　　自由與包容：當代鄉建的精神內核

　　2001年對中國內地來說是個大年，對臺灣來說也是個大年，因為2001年中國內地、中國臺灣同時加入了WTO，納入全球化，共同承載全球化的成本轉嫁。從這一年開始，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重啟了自下而上依靠民間力量的鄉村建設。截至目前，中心參與建設的市縣級鄉村建設試驗區就達10多個，涉及近50個村，已經發展成了一個非常廣泛的社會運動。

　　目前的工作有五個主要內容：一是在農村開展的生態農業，搞合作社;二是在城市建消費者的有機消費合作;三是打工者融入城市的服務中心;四是動員成千上萬的青年學生，讓他們下鄉支農;五是如何復興農村文化。這五大系列構成現在中國內地上的大鄉建系統。

　　當年梁漱溟、晏陽初都說他們下鄉來搞農民運動，結果發現農民不動。凡是下過鄉的人都知道，要想讓農民動起來是很難的，尤其是發動合作社，他只要不能馬上見到好處，一定不跟你干。你想讓他搞有機農業、生態化，如果你不做，讓他自己去做，不可能。所以，我們最開始在村里搞的時候，發動合作社，搞有機農業，一定要靠我們自己先做起來，同時，要從文化活動入手，文化建設是成本最低、收效最高的工作。

　　中共十七大、十八大的國家戰略中，開始講生態文明，講生態化的發展，講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農業，所有大企業也以有機生態作為自己的LOGO了。我們發動青年學生下鄉、動員農民，如何讓他們進入合作社，在城市郊區開展多樣的市民農業。如今政黨談生態文明，也認同組織化，鄉村建設走到今天可以做一些經驗總結。

　　最近，我們利用國家推進新農村建設戰略的歷史性機會，開展了一些和百年來激進現代化進程有關的、去激進化的鄉村建設經驗總結工作。我們雖然沿用了“鄉村建設”這一概念，但其實際內容是一個文化意義上的鄉村全面復興。

　　所以當我們從事當代鄉村建設時，繼承前輩知識分子的理念，認為這個平臺本身應該是一個完全自由的平臺，是自由進入、自由退出的，它不是被某一精英群體所壟斷的，它應該是大眾的旗幟。但當大眾擎起這面旗幟的時候，又能看到每一個高舉這面大旗的個體背后都有蠅營狗茍的這一面，你得承認小資的這一面，承認他們是大眾的主體，才有可能真正意義上實現包容。知識分子內心深處的道德感往往很難接受這個道理，所以鄉建者總說，我們只不過是多了一份包容。要想真正做到大眾民主，想讓人民有意識規則、形成自我組織、具備自我力量，就一定要有一個漸進的包容過程。

　　本文系作者在幸福美麗新村建設研討會上的主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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