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鐵軍的頭銜說起來很長—大學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主任等，但是更多的人愿意用一個簡練的頭銜說明他—“三農”問題專家。

　　農民、農村、農業，三個看起來簡單的詞語，卻關系著中國的發展和未來，溫鐵軍這些年的工作也始終未離開“三農”問題。

　　這幾年，溫鐵軍又多了一些工作，身兼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理事長、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院長等。當然，如今作為新鄉村建設運動發起人的溫鐵軍忙碌的依然是“三農”問題，但顯然他有了更多的理論聯系實踐的事業抱負。為此，法治周末記者對他進行了專訪。

　　鄉村為什么衰敗

　　法治周末：晏陽初等人的鄉村建設和現在您發起的鄉村建設所面臨的環境和問題有哪些不同?

　　溫鐵軍：鄉村建設是1904年就已經興起的一種社會運動，到現在已經110年了，當然情況會發生很大的變化，不僅是國情變了，我們面對的問題也有很大的差別。

　　當年晏陽初先生剛回國的時候，他提出來的主要問題是“愚貧弱私”，經歷了這么長時間，特別是經歷過三次土地革命戰爭之后，農民在思想意識上恐怕不能再說“愚”“貧”的問題。中國和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愚昧”和“貧困”對于大多數地區來說，不好再這么講了。“弱”和“私”這兩個恐怕還算存在。

　　梁漱溟先生當年身處山東鄒平，此地是一個治理交界處，當時又是在軍閥割據的環境下，往往會出現鄉土社會治理環境的劣化，就是所謂的劣紳加兵匪，導致地方治安不穩定，屬于刁民當道。這些人如果稍一有點財富地位就會去占有鄉村權利，這就使得鄉村社會都在講求市場化。但是很少有人提出鄉土社會恰恰在市場化大潮之下出現了過去禮崩樂壞的那種局面，所以梁先生面對的問題就是一個如何以村學來代理鄉村治理，即村學代鄉村治、鄉學帶鄉治。

　　當時，晏陽初是秉持西方所謂公民社會的理念建設鄉村。他在美國留學，又去了歐洲做志愿者，可以說是洋務系統的一個知識分子。因為他和他的美國太太都是教會人士，所以他有大量的教會資金，美國一直扶持到他1950年離開內地。即便以后，在菲律賓也仍然有美國資金支持他。

　　而梁先生是本土的，他得益于當時山東省主席、山東軍閥韓復榘的幫助。韓把他管轄的山東省鄒平縣交給梁漱溟做實驗區，也就是說當地無論是官僚也好，還是平民也好，都必須由他來管理。所以，他才能夠不按照民國早期那種激進的照搬西方制度的做法，而是自己構建了一套鄉村治理，今天也叫做地方治理的體系。

　　所以，當年的問題和我們現在的問題有些是相似的，有些差別很大。但他們用這種經濟和教育相結合的方式，確實在一部分地區實現了社會的穩定和發展。那就是說這些過去的經驗在我們今天加快城市化和加快現代化的過程中，有些情況是相似的。

　　法治周末：有哪些情況是相似的?解決之道是否也相同?

　　溫鐵軍：因為民國年間也是土地要素、勞動力要素、資金要素都流出農業，導致鄉村衰敗、小農破產、社會矛盾尖銳。目前，農業的三個主要要素長期在大幅度流出農村，導致現在鄉村的衰敗，所以在基本問題上還是有相似的。

　　做法上呢，卻大不相同。因為今天一般的掃盲教育，在現有的教育體制下已經解決了，農民至少不再是文盲。他們需要的恰恰是和生態文明理念相結合的本地化鄉土教育、本地化的社會治理、本地化的社會可持續發展以及本地化的自由組織。我們在發展合作社、農民的社會組織、老年婦女等各種組織，應該說是今天要做的主要工作。

　　同時今天要解決的、相當重要的問題是，城鄉之間在食品問題上的長期矛盾。因此我們還得兼顧到要在城市消費者中間組建有機消費合作社，同時創辦市民農園，搭建城鄉之間的橋梁。所以這些事情在上一代鄉建知識分子身上不曾遇到過。我們今天有新的問題，所以和他們做的工作就有不同。

　　“負重前行”，不求理解

　　法治周末：很多言論把“三農”問題歸結為是土地制度的問題，您通過市民農園、鄉建中心等方式是否能夠化解土地制度問題，還是期望一步一步的慢慢改善這個問題?

　　溫鐵軍：我們做鄉村建設，在歷史上從來都不是主流，這一點我們很清楚。主流所關心的是如何進一步推進中國的所謂現代化，如果你了解梁漱溟你就應該知道，梁漱溟是一個在民國就批判現代性，到新中國仍然批判現代性的鄉建知識分子。所以他始終是第三方，不是那種主流所認可的知識分子。

　　在中國知識界，大多數人是在主流中隨波逐流的，只有極少數人能夠把大勢看清楚。所以，我們一般不介入主流有關熱點問題的討論，因為對我們來說，我們認同的是一種漸進的改良。我們認為中國五千年傳統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它的發展經驗恐怕很難用照搬西方的經驗就可以去改變的。所以我們說如果從所謂思潮上來說，整個百年來的鄉村建設，具有很深厚的社會文化底蘊，因為和農業結合在一起，相對而言在思想界屬于比較保守，我們一般都不認同比較激進的西化的思想。

　　我們是叫做“負重前行”，不求理解，但求越來越多的社會大眾投身其中。十三四年前，我們復興鄉村運動的時候，并沒有想到會有這么多的人自覺自愿、不計代價地參與其中，盡管參與者來來去去，但是這件事情變成了一個成千上萬的人自發介入進來的一個事情。所以，我倒是覺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帶出一批作為脊梁的人

　　法治周末：在去年年底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提出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工作要求，這是否預示著城鎮化建設更加注重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

　　溫鐵軍：這些說法其實很多年前就在提。中國認同《21世紀議程》(1992年聯合國通過的一項議程，是旨在鼓勵發展、同時保護環境、全球可持續發展計劃的行動藍圖)，強調可持續，強調生態化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就開始了。但同期卻是中國資源環境受到沖擊的時期，它和我們“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這四個五年計劃時間是重合的，即大規模承接全世界范圍內的工業轉移。

　　現在改革最大的阻力是利益集團。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盡自己所能從身邊做起，去做一點哪怕是微乎其微的改良，這至少使自己回歸為一種普通的人。

　　法治周末：在您發起的小毛驢市民農園和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有很多的年輕大學生，他們就是您所說的回歸成一種普通的人?

　　溫鐵軍：就是作為一種普通人活著，沒有社會上一些所謂“高富帥”的價值觀念，就是這么一種社會生存的方式。

　　我們一直不愿意說我們的組織是NGO(非政府組織)。對我們來講，這些說法并不是本土的。所以我們十幾年做下來，應該算是“三無”。我們沒有領導，沒有總部，也沒有人專門做基金會去籌資之類的。因此我們不可能有內部的控制，也不可能有官僚體制，更不可能把項目經費用于自我消費等這些毛病。

　　至于你看到的這些年輕人，他們熱忱、執著，是因為現在所有體制內的毛病，不能說完全沒有，至少不那么顯著。當然很多人嘲諷我們，我們也不反駁，大家在不同層次上吧，愿意理解就理解，不愿意理解就不理解。

　　如果說上一代鄉村建設知識分子，他們帶出了一批作為脊梁的人，現在我們也會有一大批堅守著腳下這塊熱土的、堪稱中國脊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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