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孟：農民組織起來的目標是維持農村的基本秩序——《組織起來：取消農業稅后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研究》讀后感

　　中國是一個被迫走上現代化道路、而現在還在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努力奮斗的國家。作為一個后發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我們一直采取追趕型的現代化發展戰略，積極調動一切有利因素，服務于現代化的大局。這是我們面臨的最大現實、最重要的歷史責任，也是最緊迫的時代任務。忘記了調動一切有利因素實現現代化這個重大使命，我們便會有被開除球籍的危險，便可能重蹈落后便要挨打的歷史覆轍。

　　一、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兩個基本前提

　　作為一個后發現代化國家，我們最終選擇的是一條對外開放的發展路子，借助于國內外一切有利因素，來實現我們的時代使命。因此這樣的發展必然是在整個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之中的發展，必然也是在具體時空條件下的具體的發展。從而，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過程以及各個階段所產生的成果，必然是與世界的政治經濟格局息息相關的：既受制于既有的結構慣性，同時又對既有格局產生強影響。這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一個基本前提。

　　另一個前提是，較之早發現代化國家如英國者，通過對內殘酷而赤裸地剝奪并排擠農民強占土地以實現原始積累，對外實施殖民掠奪轉嫁國內人口剩余壓力和產能壓力以實現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模式不同，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原始積累的實現，采取的是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方式，也就是通過建立健全農村基層組織，高效地從農村提取建設完整經濟基礎和工業體系所需要的原始積累;同時通過一系列的在特定時段具有歧視性的制度安排，造成那些因工業化建設快于城市化建設階段所產生出的剩余人口壓力與產能壓力由農村內部消化。 這一切又都是在人均一畝三分地，且地塊細碎分散，人地關系十分緊張的基本國情下實現的，而且這一國情的存在還將繼續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

　　之所以說這樣的現代化道路帶有社會主義色彩，是因為在這樣一種“城市剝奪農村”、“農業支援工業”的過程中，國家通過一系列的制度設計，如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在保證高效提取農村資源，確保國家現代化發展(尤其是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建設)所需資源充分供給的前提下，較為有效地生產和再生產了農村的基本秩序(包括農業生產秩序和農村生活秩序)，使得農村在人財物大量流失、村莊內生秩序能力逐步下降的大局勢下，還能夠保證農村具有正常的農業生產條件和正常的社會生活環境，農民生活得比較體面，農村人口不斷增加，農民人均壽命延長。也就是說，就目前來看，中國的現代化，創造出了一種新的模式，這種現代化的新模式造成的效果是沒有產生大規模的流民，沒有造成普遍的貧民窟，也沒有降低國民人均壽命，農民生活水平在緩慢增長，國家整體上保持基本的社會穩定。

　　二、中國現代化發展在農村的政策實踐

　　如何在農村人財物大量流失的情況下，還能保持農村基本的社會穩定，這里面肯定有值得總結和借鑒的實踐智慧，值得我們去深入探討。賀雪峰教授的新著：《組織起來——取消農業稅后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研究》正是對中國現代化發展在農村的政策實踐智慧的研究和總結。并在取消農業稅、國家大量資源下鄉這一新形勢下，就國家在農村的政策實踐總體思路做出了戰略性地探索。賀雪峰教授認為，取消農業稅后，國家資源下鄉的方式，以及一系列鄉村體制改革都隱藏著極大的危機，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也出現了很多的問題，其關鍵點在于對農村基層組織的性質及其功能缺乏歷史感和真正的認識。

　　農村出現人、財、物的大量流失并不是現在才有的新現象。這是一個至少自晚清以來就一直存在的社會事實。在這一過程中，村莊的開放性加大，對市場的依賴性加強，村莊社會流動加劇，傳統的價值觀念受到沖擊，農民的意義體系面臨挑戰，既有的構成農民一致行動的邏輯被解構，而新的具有統合性的總體性文化還沒有建立起來。以下分啟動、承接、轉折和亟需創新四個階段，展開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國家的農村具體政策實踐。

　　1、啟動階段

　　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之路的發起，受國際、國內、歷史、現實等客觀因素的制約，必然有一個向內提取農村資源以作為資本原始積累，用以服務于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過程。因而也就是村莊的不斷下行、衰落的過程。從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視角來看，這也是一個國家政權建設逐步深入到村莊的過程。村莊的衰落，核心問題在于村莊內生秩序能力的衰落，村莊里的農民已經分化，村莊已經沒有足夠的、可資利用的內生傳統資源(血緣、地緣、宗族等)可以自主地生產和再生產村莊的基本秩序。這里的基本秩序指的是超越家戶單獨可以解決的基本秩序之上的村莊層面的基本秩序，比如村莊公共品的提供。在這個階段，國家通過建立“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采取公分制的分配方式，在村莊政治、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等方面做出了全方位的制度設計，保證了村莊基本的生產生活秩序。

　　2、承接階段

　　一旦國家現代化建設不再需要農村提供主要資源的時候，或者說，當國家有足夠的能力從非農業產業中獲取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基本資源的時候，國家力量便逐步開始從農村撤離出來，國家資源提取的力度越來越小，農民與農村的人財物流失的速度有所減緩、程度有所減弱，農村便在這個時候獲得了較快的發展與繁榮，鄉鎮企業異軍突起，農民生產生活水平明顯提高。地方政府在此過程中也逐漸借用其行政優勢進行經濟贏利活動，從而開始帶有公司化的傾向，中央權威有所弱化。這個階段也是農民與國家關系的蜜月期。

　　3、轉折階段

　　這個蜜月期的打破在于國家在財稅體制上的變動，導致地方政府財權、事權的不匹配，從而鄉村兩級及地方政府結成利益共同體，利用國家在農村的制度設計特點(比如，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借用國家提取農村資源之便，謀取利益，甚至引入黑灰勢力進村，從而造成鄉村治理的內卷化。農民負擔加重，農村資源流失嚴重，農業遭受危機。村莊的衰落的進程并沒有在國家對農村資源提取逐漸減少的情況下有所緩解，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所具有的極強自利性，地方政府的這一行為起初是對國家財稅體制調整的應激反應，繼而則利用既有的農村制度空間結成利益共同體，逐漸吞噬了國家對農村的制度優惠，造成鄉村治理內卷化的危機。這時候的村莊基礎秩序基本上沒有得到維持，農業生產條件利用的還是集體時代的成果，而且這樣的歷史遺產逐漸失去其功能優勢;農村社會秩序開始出現混亂，各種傳統的、非傳統的、合法的、非法的勢力開始浮出水面，小道理滿天飛，大道理沒人堅守，村莊秩序難以維持。原監利縣棋盤鄉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發出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警告。另外，由于村莊基本秩序的難以維持，進一步推動越來越多的農民走出村莊，進入城市，獲取非農收入，以維持基本的家庭勞動力再生產。從而逐漸形成了農民以代際分工為特點的半工半農經濟收入模式。

　　4、亟需創新的階段

　　從2002年開始，國家開始進行農業稅費改革，到2006年，基本上取消了農業稅，伴隨著農業稅同時下鄉的三提五統和共同生產費也被取消，地方政府失去了向農民奪取利益的條件，通過這一釜底抽薪的方式，主要以鄉村兩級為主體的地方利益共同體瞬間瓦解，避免了鄉村治理的內卷化進一步加深。與此同時，國家逐步采取資源下鄉、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農村的發展戰略，并在2003年左右開始實施新農村建設總體規劃，一系列的惠農政策開始實施，巨量的國家資源向村莊涌流。這個階段，在農村人財物流失繼續存在的前提下，國家資源的下鄉，使得中央與農民的關系甚好，而基層政權卻被虛化，甚至被拋在一邊，從而也造成了中央資源輸入農村所產生的一系列問題，亟需進行制度創新。這一系列的問題的核心點在于自上而下的國家資源輸入與自下而上的農村需求偏好沒有可以進行相互對接的平臺。從而可能造成國家資源投入的不經濟和低效率;也可能造成農民的現實需求得不到及時、有效的表達和滿足;進一步可能誘導地方形成新的利益共同體從而截取國家下鄉資源，消解國家政權合法性，并造成新的鄉村治理的內卷化。

　　從以上的簡單梳理可以看出，基層政權橫亙在國家與農民關系之間，起到了十分關鍵的橋梁作用。在國家現代化建設需要農村資源作為原始積累的階段，基層政權有效地完成了國家對農村資源提取的任務，保證了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工業體系的建立;同時，在此基礎上，農村基層政權也較好地提供了農村所需要的基礎秩序。而在國家資源下鄉，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農村階段，基層政權應該如何定位，如何發揮效力，就顯得非常重要，值得深入研究。賀雪峰教授認為，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關鍵，并不僅僅在于農村基層組織形成對于特定時期所要處理的具體事務的能力，而在于形成農村基層組織對于整個現代化過程中所具有的基本能力。這種基本能力來自其與(具體的)國家任務和(特定的)鄉村社會性質的契合性，農村基層組織必須在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中發揮積極而不是消極的作用，從而以農村基層組織基礎能力強大這一不變，來應對轉型期社會急劇變遷，甚至是萬變。以不變應萬變。

　　三、理解中國的農民、農村與農業

　　要理解在新形勢下農村基層政權的性質及其所能發揮的效力，就必須理解與農村基層政權密切相關農村、農民和農業。

　　中國有9億農民，這是目前的一個基本國情。這9億農民已經分化成為各個階層，具有不同的社會面向和價值關懷，這也是一個基本的社會事實。我們說的農村人財物的流失，就目前來看，就是指這9億農民所在的農村發生著的人財物的具體流失。人多地少的矛盾，使得中國農業長期處于內卷化之中，建國初三十年的國家制度安排使得農村積累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資源;改革開放以后，農民通過外出務工，獲得了可流動的貨幣收入，反過密化，以補充農業收入不足。但是，由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客觀前提條件和路徑選擇，又決定了這9億規模的農民不可能瞬間轉移到城市落地，實現城市化。這些人在年輕的時候，若是城市經濟發展比較好，就可以進城務工，若是年紀大了，或者城市經濟發展不好，就可以退回村莊。村莊是生產性的，若是生產條件不太惡劣，在村莊里至少可以生活無虞;村莊也是社會性的，在村莊里生活，面對面地形成一個熟人社會的圈子，熟就能夠增加安全感、確定性，并在活動中建構出意義來。也就是說，中國的城市化，必然是一個緩慢的過程，而且可能還會出現反復。

　　緩慢并可能反復的城市化意味著，在不算短的時間里，必然會有一個規模比較龐大的人群留在村莊。而這樣的村莊卻是處于不斷地人財物流失，因此逐漸趨于衰落的農村，這種衰落主要表現在村莊內生秩序能力的進一步弱化，村莊社會關聯度進一步下降，村莊共同體的進一步瓦解甚至崩潰。那么，這個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留在村莊的群體如何過得體面而有尊嚴，就不是一個假問題，而尤其應該成為農村政策制定者在制定相關政策時需要認真把握的一個方面。因為這個問題是僅次于現代化發展大局的重大問題。

　　為什么不把農村打造成跟城市一樣的經濟增長極?這涉及到我們對農業的理解。既有的研究已經表明，中國的土地生產率已經達到了其最高產出水平;而且在生產力水平和土地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由于勞動力資源的富余，小農通過勞動力邊際遞減產生的勞動力低效率換取了土地產出的增加，從而表明中國小農生產方式比資本經營性的生產方式更具有產量優勢。也就是說，在勞動力剩余這一客觀條件不改變的前提下，小農過密化生產在效用上要大于資本的規模化經營方式。資本不可能進入到農業生產的內在過程，因為里面沒有利潤空間。也就是說，要想在農業產中環節創造出比小農生產更有優勢的農業生產方式，在目前看來是不可能的。

　　資本介入農業也只是在產前與產后環節，而這些環節在中國是已經高度市場化了的。資本介入還有一種方式就是調整土地種植結構，比如種植經濟作物。但是由于中國農業作為大國農業，加上糧食安全因素，使得中國土地上的糧食作物與經濟作物的種植結構比例是確定的，因為是受到經濟規律決定的，經濟作物面積過多，只會導致資本收益受損。資本介入還有一種方式就是改變土地用途，而這實際上跟在城市搞建設投資沒有區別，已經沒有了農業的味道，因此不算是區別于城市的第二個經濟增長極。不要說國家目前沒有這個能力，即使什么時候國家有這個能力，把農村就地城市化，把工廠也建了起來，那9億農民中的大部分人的出路也還是一個問題。他們必然就是從這個之前是農村，后來變成了城市的地方，搬到了另一個是農村的地方，否則他們就只能住在貧民窟。

　　也就是說，試圖通過打造農業現代化，成為中國現代化發展的第二個經濟增長極這個想法是不現實的，必然會受到客觀經濟規律的冷酷限制。關鍵因素在于農業生產過程中的過密化現象一直存在，農業產值與工業產值不成比例，從而客觀上決定了農業在國民經濟結構中必然是越來越處于邊緣地帶，人財物的大量流失是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農村在衰落，這是一個事實，也是一個趨勢，國家資源注入的目標不應該在發展農村經濟，而應該在于怎么讓這些處于衰落過程的村莊中生活的中國大多數，可以保持基本的生產生活秩序，分化得不至于太嚴重，生活得體面而有尊嚴。

　　大多數人能夠生活在逐漸衰落中的農村，而且還能夠比較地有尊嚴地活著，還且能夠完成勞動力的再生產，這給那些在現代化過程中進城失敗的人設定了一個基本的底線，從而不至于在城市生活不下去了之后就在思想里打了死結，鉆進了死胡同。大的方面，則因此也能夠為城市的現代化建設源源不斷地輸送來自衰落村莊的廉價勞動力，使得中國以制造業為特色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對資本具有吸引力，其產品在價格上具有競爭力。同時在國際經濟局勢出現動蕩的時候，比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城市經濟發展低迷，農村可以為城市吸納因經濟蕭條或產業升級而生產出的人口壓力和產能壓力。因而農村可以發揮中國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穩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使得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有了背靠的基礎，有了戰略縱深，有了較大的可操作空間。

　　也就是說，小農經濟的長期存在將是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所需要長期面對的一個基本現實，這是目前中國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前提。目前，農民采取以代際分工為特點的半工半農型家戶經濟收入模式，農村基層組織建設不能脫離這個基本的經濟社會基礎，而必須與之相契合，才能有助于發揮農村基層組織的作用。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目前的小農經濟，已經不同于理想型中的封閉小農經濟，中國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工業社會，農村也已經出現分化，中農階層正在發育，老人農業依然有效，社會流動性加強，因此小農經濟只是中國基礎經濟的一個部分，單純依靠小農經濟內生組織以解決農村問題已不可能，應該通過國家資源自上而下、自外而內進行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因此，國家在此期間的政策不應該是減少基層組織的支出，而是要加強基層組織能力建設。

　　中國需要而且急迫地期望實現現代化這個歷史使命，農村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起和延續做出了巨大貢獻。而一旦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資源不再需要農村提供的時候，尤其是現代化的階段性成果開始反哺農村的時候，農村政策制定的方向便應該圍繞著這些留在農村的大多數人，為他們提供基本生產生活秩序。由于村莊處于衰落的階段，盡管內生地有這樣的需求，但是村莊根本沒有能力自主地提供基本秩序，從而只能借助于外來的國家資源，通過相關的制度安排，實現創造性轉化。賀雪峰教授認為，這一系列制度安排的關鍵在于加強基層組織建設，讓農民真正組織起來。

　　四、農民組織起來的陷阱

　　學界和政策界也有人在提農民組織起來的問題，大體可以分為兩種模式：一種是公司加農戶的模式;一種是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模式。兩種模式都有極大的問題，公司加農戶的模式造成資本參與農業生產剩余的分配，實際上損害了農民的利益;合作社模式則要么是少數精英對沉默的大多數的民意操縱和利益侵占，要么就會因為勞動力績效等原因而瓦解。實際上這兩種模式都誤會了上文提到的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位置，都是試圖通過制度設計發展農村經濟，本質上都是發展主義的視角，都是站在農業的角度上思考問題。因此也沒有真正地理解中國的三農問題根源出在何處。這樣的發展，最終結果都是沒有真正地發展成功，勉強維持下來的大多數都是依靠國家資源或其他資源的注入來支撐，國家資源支撐客觀上造成其他村莊的利益受損，從而造成了國家有限資源的不平等分配，使用不經濟;社會資源的注入則往往不是為了發展農村經濟，而是套取國家項目支持或政策優惠，實際上還是變相在套取國家對農口的資金。因此，試圖把農民組織起來在農村發展經濟的想法都是有問題的，有些方面的動機還很不純，實質上是把資本家組織起來了。這樣的組織起來實際上是一個陷阱，最終造成國家對農口資源的浪費或被侵占，從而反過來損害了農民利益。

　　真正地把農民組織起來，就是在國家資源大規模下鄉的條件下，通過加強基層組織建設，搭建自上而下的國家資源與自下而上農村需求偏好相對接的平臺，以解決那些在家戶層面不能夠解決，但是在村莊層面又很必要且有強烈需求的特定產品，以此提供村莊基本秩序的再生產，讓村莊比較平穩地衰落下去，比較有人情味地衰落下去，為那些在工業化、現代化過程中被排擠出來的大量剩余人口提供一個體面生活的場所，完成基本的勞動力再生產。

　　把農民組織起來，不是單純地讓農民自己組織起來——實際上，在農民分化加劇，村莊進一步開放，社會流動性加大的情況下，農民也難以自發地組織起來;另一方面，在很多需求的供給已經高度市場化的情況下，在某些層面也沒有組織起來的必要——而是通過基層組織建設，借助于國家資源的輸入為農民提供基本的生產生活保障。通過創造性地轉化來自外部的資源，使得這些自上而下的國家資源能夠有效地與具體農村的具體需求偏好相對接，維持村莊基本秩序。使得農民的生產比較方便輕松，生活安定而有節奏，有基本的保障和福利，村莊社會關系比較和諧，村民相處融洽，有共識、有道德、有底線，家庭能夠得到組建，可以進行基本的人口再生產。

　　一個簡單的結論是，把農民組織起來的目的不在于發展農村經濟，而在進行村社建設。農村基層組織建設一定要以此為目標，離開了這個目標，就必然失敗，就容易走上邪門歪道。國家進行資源下鄉，其目的就應在于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以此實現村莊的基本生產生活秩序，促成農民在此基礎上合作，參與村莊事務和村莊意義的再生產;而相關部門在制定鄉村體制改革的過程中，也應該以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為目標和準繩，凡是有利于加強基層組織建設的政策就應該積極推行，凡是不利于基層組織基礎能力建設的就堅決不能推行。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地把農民組織起來，才能使村莊維持基本的生產生活秩序。

　　五、國家資源下鄉與農村基層組織建設

　　國家資源現在進入村莊，主要采取三種方式：一是通過采取直補的方式直接將資源輸入到農民手中，如種糧、種子、化肥、農機、家電、低保、社保、醫保、養老保險等等補貼;二是采取項目制的方式，先由村莊申請，政府立項，再以項目的方式把資源輸入進村莊。這兩種方式是直接地將國家資源注入村莊里。還有一種方式是間接的，那就是通過放棄對農村的征稅并禁止其他收費條款，實際上也是變相地把因征稅而產生的國家資源和其他相伴資源(如地方政府的收費)直接讓利給了農村(因為集體并未放棄土地的所有權)。

　　第一種方式直接繞過了基層組織，第二種方式則嚴格地限制了基層組織積極性和主動新，極度壓縮了其運作空間，第三種方式直接減少了基層組織的運轉所需的物質基礎，同時也是的地方政府的關注點從農村轉向城市，農村公共事業建設沒有了組織基礎。

　　實踐中發現，第一種資源下鄉的方式對村莊層面是無效率的。資源直接進入農民家戶手中，農村基層組織要想再從農民手上收上來進行村莊層面的基礎建設則根本不可能。

　　第二種方式在農村人財物普遍處于向外流失的階段，大多數的村莊都沒有吸引項目進村的獨特優勢，從而導致項目往往在村外徘徊，難以進村，最終被權力和資本所捕獲。有獨特優勢的村莊往往優先獲得國家項目支持，客觀上造成其他更加需要項目資金支持的村莊利益受損，而且這種優勢一般都是與農業無關，因此也造成了項目資金的低瞄準率;資本下鄉則多半是奔著項目資金和國家優惠政策去的，一旦套到國家項目，往往就會脫離農村、農民和農業，進行各類風險投資或工業實業，從而背離了資源下鄉的初衷;地方權力則往往利用項目資金的集聚優勢制造示范點，借用國家資源打造形象工程，賺取政治收益，毫無推廣價值。當然，更多的是以上三大主體的相互交錯，更有項目發包方借此以實現其部門利益。更糟糕的是，資本、權力的下鄉，既可能擠壓了農村基層組織的運作空間;也可能吸納農村基層組織，或結成利益共同體，或成為其旗下傀儡，從而導致農村基層組織脫離農民群眾，導致組織的劣質化，這將消解農村基層組織運作的合法性，并進一步透支國家政權在農村的合法性。

　　第三種方式討論得較少，卻對地方政府的行為邏輯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在國家沒有取消農業稅之前，地方政府通過結合收取農業稅，同時也向農民征收三提五統和共同生產費，三提五統主要歸地方政府支配，用于地方公共建設，教育、道路、文衛等事業;共同生產費由村集體支配用于村莊公共活動與公共事業。隨著農業稅的取消，為減輕農民負擔，國家也禁止地方再向農民收取三提五統和共同生產費，使得地方政府和村集體組織無法從農民處獲得進行公共事業建設所需的資金。國家試圖推行“一事一議”籌資籌勞以解決村莊公共品供給的困境，但由于農村分化已經十分嚴重，要實現村莊自主整合開展建設提供秩序，交易成本巨大，因而“一事一議”制度在大部分農村根本推行不起來。從而造成，一方面村莊對公共品的需求十分強烈，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農民對公共品的建設有不同的期待和規劃，難以達成一致行動，更難以避免農民搭便車行為及其引起的示范效應。

　　綜合以上三種國家資源注入村莊的方式，可以看出，三種資源輸入的方式都未能實現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基礎能力建設的目標，因此都是存在巨大的問題。在前兩種以國家資源直接進入村莊的方式中，農村基層組織能力受限、職能被虛化，無法實現國家自上而下的資源在村莊里的創造性轉化，從而使得國家資源下鄉難回應村莊層面自下而上的公共品需求。而且由于國家資源下鄉的規模和特點，使得資本和權力很容易地將國家對農資源截而留作為它用，從而可能造成新的利益集團的產生，從而吞噬國家下鄉資源，造成鄉村治理的內卷化危機。后一種資源輸入村莊的方式一方面對國家現代化建設并未造成大的影響，因為現代化建設在這個階段對農村資源的以來已經大大降低，而對于地方政府和村集體的資金來源卻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國家政權似乎也有意為之，“以稅費改革倒逼鄉村體制改革”。國家資源注入村莊，應該在村民自治的框架內，培育和發展村莊民主，并給予農村基層組織更大的對于村莊土地和村外資源的支配權，用以服務于村莊公共事業建設，維持公共秩序。

　　六、鄉村體制改革與農村基層組織建設

　　在后稅費時代背景下，各地地方政府都進行了相應的鄉村體制改革，如撤鄉并鎮、合村并組、減少村干部隊伍人數、取消村民小組長、將鄉鎮的“七站八所”進行市場化改革——湖北即推行“以錢養事”改革等等，這一系列做法都極大地削弱了農村基層組織能力，使得農民難以在村莊層面上達成一致行動的能力，造成了村莊生產生活的不方便和高成本。

　　把作為鄉鎮事業單位的“七站八所”推向市場化的改革，即湖北省的以錢養事改革，未能夠意識到這類鄉鎮事業單位在鄉鎮行政工作的實際功能，及其向農村提供的基本服務的公益性性質，通過政府購買的服務也無法與其服務對象實現良好對接。因此，貿然嵌入市場化機制，使得農民買到的服務難以與其農業生產、農村生活的現實需要相匹配，造成極大的資源浪費和行政資源的消耗;也造成了原鄉鎮事業單位人才和資產雙雙的大量流失，服務的供給難以可持續發展并升級;同時也給鄉鎮行政單位增添了日常性的事務負擔。可以說，以錢養事的改革，既弱化了鄉鎮一級的基層組織能力，也削弱了村莊一級的基層組織能力。

　　以撤鄉并鎮、合村并組，取消村民小組長和減少村干部隊伍人數為代表的鄉村體制改革，表面上看起來減少了干部人數，降低了財政支出，節約了制度成本，實際上卻是使得原本形成的熟人社會邊界被人為打破，熟人治理變成了半熟人的治理;既有的組織運作的邏輯基礎被人為沖散，村干部逐漸半脫產化、甚至全脫產化，成為專職干部。干部的工作量加大，行為方式也需要進行調整，進而極大地增加了干部與村民之間的交易成本。從而，這一系列的改革，導致農村基層組織規模縮小，行為邏輯改變，并導致農村基層組織能力下降，從而無法為村莊提供基本的生產秩序和社會秩序，從而使得村莊更加失序，農民更加處于原子化的狀態之中。

　　七、小結

　　總之，三農問題的關鍵是農民問題，其核心在于把小農組織起來，重點在于加強基層組織建設。稅費改革之后，地方政府一系列的鄉村體制改革都是以縮小鄉村基層組織規模、弱化鄉村基層組織能力為導向的，而鄉村組織的事務和責任卻并沒有減少，往往甚至增加，村莊社會秩序難以為繼，基本的公共品難以實現有效供給，造成了一系列的鄉村社會問題和治理困境。另一方面，國家自上而下的資源在源源不斷地注入到鄉村，卻采取了繞過基層組織的方式，不相信基層政權，不依靠基層政權，農村真實的需求難以得到表達，致使自上而下的國家資源無法與村莊自下而上的需求偏好相對接，最終導致國家在農村處于耳聾目盲的尷尬境地，國家資源白白浪費在重復建設、建設不經濟、甚至被私人資本和權力截取的地步。賀雪峰教授認為，取消農業稅后，應該在村民自治實踐的框架內，強化農村基層組織建設，落實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利用國家資源的輸入的機會，促進村民自治，并通過村民自治，加強基層組織，利用鄉村基層組織建設，搭建一個可以讓國家下鄉資源與村莊獨特需求相對接的平臺，解決農民生產生活所面臨的困難，維持鄉村社會的基本秩序。基礎秩序的有效而持續的供給，反過來會進一步強化基層組織能力，從而形成良性循環。

　　另外，在現階段，尤其要充分注意小農經濟長期存在的現實性及其存在的合理性，戒急戒躁，既保護農民權益，又要讓組織起來的小農服從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一偉大事業;同時也應該承認和充分利用城鄉二元結構應對風險方面發揮的積極作用，特別注意保護農民以代際分工為特點的半工半農家計收入模式，不要橫加干涉，尤其要警惕和節制資本下鄉與民爭利。農村、農業和農民的轉變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任何浪漫主義的設想最終都將會被證明是不能成功的。三農研究，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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