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階段我國農村土地制度如何改革，對于構建現代國家農村治理體系和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關系重大。習近平總書記要求農村土地改革“堅守底線，事可先行”，體現了他一貫的在堅守底線基礎上大膽創新的治國理念。基于此，筆者立足于多年的學術積累與農村調研的感受，談—下關于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粗淺認識。

　　一、農村土地制度底線的形成與堅守的理由

　　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底線，就是指農村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也就是說，在習近平總書記看來，農村土地制度需要改革，但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的基本制度安排不能變。顯然，他這一看法是有針對性的。

　　毋庸諱言，一些學者和黨政官員主張徹底放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恢復農村土地私有制。筆者絲毫不懷疑持有這種觀點的學者與官員的主觀動機，即他們旨在發揮市場配置農村土地資源的決定性作用。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既是我們黨主動吸收人類文明成果包括源于西方的市場經濟理論成果的具體體現，也是我們黨領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取得的基本制度成果，對此大家沒有分歧。然而，土地私有是我國農村土地資源高效配置的最佳制度安排嗎?換言之，只有農村土地私有，市場才能在農村土地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嗎?對這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在現階段農村土地改革問題上，分成了“集體學派”與“私有學派”。本文的觀點當然屬于集體學派。

　　“私有學派”否定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采用的理論邏輯是把它同計劃經濟捆綁在一起，尤其是抓住了產權不清體制弊端大加鞭撻。這頗能博得一些人的贊同。筆者承認，當年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確實對于計劃經濟體制起到了支撐作用。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和計劃經濟作為國家制度，都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我們黨第一代領導集體建立起來的。但把二者混為一談卻是錯誤的。大量歷史文獻表明，我們黨主張農村發展集體經濟(包括合作經濟)，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開始了，從理論到實踐，都大大早于計劃經濟。當時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初衷有兩個：一是克服小農經濟制度下生產力千百年難以發展的弊端，通過合作即資源重新配置形成新的生產力;二是克服農民分散單干必然出現的貧富兩極分化弊端，走共同富裕道路。事實上土地集體所有制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制度設計的目標要求，比如，分散單干的小農經濟難以大規模進行農田水利建設，靠集體經濟就做到了，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發展;在解決農村內部貧富差距方面，集體經濟的制度性效果也十分明顯。事實有目共睹，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詳述。當然，由于計劃經濟的干擾，集體經濟制度沒有完全達到預期效果也是事實。

　　筆者認為，正是由于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已經顯示了制度優勢，所以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興起的農村改革中，農民拋棄的僅僅是吃“大鍋飯”的集體統一經營體制，而不是土地集體所有制。2012年春節期間，筆者組織中共中央黨校、北京大學等高校研究生做“百村千戶”問卷調查，回收1052份問卷，在“您希望將來農村的土地制度是一”選項中，90%以上的農戶沒有選擇“按人平分，私有到戶，然后像解放前那樣自由買賣土地”。所以，筆者贊同習近平總書記堅守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底線的主張，是因為他的看法是科學的，符合客觀實際，代表了從事農耕勞作的廣大農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訴求。

　　如果“私有學派”不認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制度優勢，那么至少應該論證以下兩個觀點的科學性：一是小農經濟時代的土地私有制具有優越性，能夠實現資源離效配置，集體所有制取而代之是個歷史性錯誤;二是近三十年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嚴重阻礙了農業生產發展和農民增收致富。

　　二、小規模土地私有妨礙土地資源高效配置，值得警惕

　　自三十多年前安徽小崗村的大包干經驗在全國農村普遍推廣后，形成了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該制度有三個要件：一是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二是集體土地由農戶承包經營，三是集體統一為農戶經營提供社會化服務。但眾所周知，2006年農村稅費改蕈后，農戶不僅不再向集體繳納任何承包費用，而且承包地轉讓給其他人經營時租金全部歸原承包戶收取。這樣，不論是在經濟學意義上還是在法理學意義上，集體經濟組織就喪失了土地所有者的基本權利——通過對財產的占有獲取收益。在大多數農村，集體都是經濟上幾乎沒有任何收入的“空殼”，無力向農戶提供經營服務。正因為如此，農村需要深化改革。關鍵在于往哪個方向上改。

　　“集體學派”反對以改革的名義搞農村集體土地私有化，并不是抱著計劃經濟時期盛行的“左傾”意識形態不放，而是因為這種事實上的土地私有阻礙了農業發展。具體表現就是，土地分割細碎問題長期解決不了，土地粗放經營甚至撂荒的狀況越來越嚴重，土地資源配置效率低下。這是因為，幾億農民在比較效益驅動下，選擇外出務工經商，無法兼顧農田的精耕細作。這一現象并非中國特有，在實行土地私有制的日本早就出現了，以至于從20世紀70年代起，日本就有了帶嘲諷味道的“游玩農業”、“周日農業”等說法，指責那些以非農產業收入為主、農業經營收入為輔的所謂“第二種兼業農戶”對于農業生產經營的忽視。如果沒有私有制對于擴大土地經營規模的制度性障礙，日本的農產品自給率還可以提高十個百分點左右。“私有學派”認為一旦土地私有，就可能通過土地流轉實現農業的規模化生產，這其實是出于對自由競爭的迷信，結果只能是重蹈日本覆轍。

　　三、我國農民新的偉大創造：靠市場機制確權把集體變成土地所有者、經營者、勞動者的利益共同體

　　既然土地集體變成私有不利于經濟發展，就理應受到農民的抵制;既然農村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具有制度優勢，就理應受到農民的擁護。事實確實如此。

　　眾所周知，眼下一些地方在做土地確權工作，卻進展緩慢，激發不出當年農民搞大包干那樣的熱情。一些農村土地確權工作已經完成很長一段時間，仍然看不到任何經濟發展的新跡象。

　　與土地確權的冷清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筆者近半年來在廣東省清遠市搞農村綜合改革調研，了解到一些當地的農民自發改革案例，深受啟發和鼓舞。這里僅舉網絡上容易搜索到改革基本情況的廣東省清遠市葉屋村一個例子。

　　葉屋村通過村民自治機制推動“土地改革”(注：村民就是這樣說的)，從2010年起，改變了多年來各家各戶土地七零八落的狀況，主要勞動力外出務工的農戶只承包一塊旱地，主要勞動力在家務農的農戶可以承包一塊水田和一塊旱地，總之，各家備戶都實現了適度規模經營，土地撂荒和粗放經營問題徹底解決。同時，吸收四十多名青壯年勞動力回村務農，所有農戶單純靠從事種植業和養殖業，最低人均收入也已經超過了15000元，比改革前多出3—4倍。

　　葉屋村進行土地改革的直接動因就是要由窮變富：村長葉時通作為養魚專業戶早已過上了小康生活，2008年他想到，如果各家各戶分散的承包地集中連片，選好種養項目，收入都能與自己差不多。對于葉時通的想法大家都認同，但要做到集中連片經營，必須調整多年未變的土地承包關系，對此的意見就五花八門了o最大的阻力來自那些人均占有較多土地和較好土地的農戶，他們認為自己吃虧了。經過三十多次各戶家長共同開會討論，最終形成了大家都能接受的改革方案。用農村土地改革的常用術語概括葉屋村的經驗，也可謂是明確產權的過程：

　　首先，明確土地的所有者是集體，不是私人，集體有權調整土地。這個集體不是行政村，更不是鄉鎮。

　　其次，明確集體土地的成員權，只有生活在集體土地范圍內的人擁有集體成員資格，娶進來的媳婦和新生的孩子獲得土地承包權。嫁出去的閨女和過世的老人失去土地承包權。

　　再次，用地租調節各戶土地的多少和肥瘦。每人無償承包1畝水田和2畝旱地，其余要付地租，內部沒有人愿意承包的土地由集體來統一向外出租。

　　最后，集體租金收入的使用公開透明，主要用于改善生產條件，也拿出一些獎勵學生和孝敬老人。所有水田旱地都由集體修通機耕道，所有水田都由集體修建完善的排灌設施。

　　葉屋村通過土地改革，既整合了各戶分割細碎的土地，又破解了集體經濟空殼難題。該村經驗給予我們的啟示是：租金既實現了集體作為土地所有者的權利，又調節了土地資源在經營者之間的合理配置，反過來幫助了勞動者改善生產生活條件。在葉屋，古典市場經濟理論描述的地主、資本家、工人三者之間你多我少的利益對立關系不見了，代之以土地所有者、經營者與勞動者之間的利益共同體關系。這是繼安徽小崗村大包干之后中國農民基于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又一偉大創造，為農村土地改革做出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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