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農業生產組織方式的歷史、可比性評價和展望（一、（四）（五）（六）））
（四）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是農業合作化發展到一定階段，適應生產發展的需要，在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基礎上聯合組成的社會主義性質的的互助、互利的政社合一的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分配原則。所謂政社合一，是說人民公社既是社會主義農村的經濟主體，又是我國社會主義政權在農村中的基層單位。
人民公社的特點是“一大二公”。所謂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公社的規模比原農業生產合作社大。全國平均28.5個高級農業社合成一個人民公社，大部分地區一社都在4000戶以上，有的公社戶數超過兩萬。二是經營管理范圍比農業生產合作社大。原初級社、高級社以從事農業生產為主，高級社開始發展副業，而人民公社從一開始就是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到六十年代又向工業發展，以江蘇省為例，1975年社隊工業總產值已達22.44億元，比1970年的6.96億元增長2.22培，平均每年增長20%以上。社隊工業在全省工業總產值中所占比重，則由3.3%上升到9.3%。所謂公，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人民公社已與農村基層政權組織合而為一（即政社合一），即包括工農商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在內的社會基層行政組織。在生產組織上，全社統一生產，集中勞動，統一核算，統一分配，后改為較成熟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二是公有制成分增加，即社員的私有財產比例減少，公有財產比例和公共積累增加，社員不憑借入社資產分紅，而是按勞取酬。三是文化、教育、衛生、養老等公益事業和公共福利增加。
人民公社是新中國農村經濟建設需要的的產物。隨著農業合作社和農村生產力的發展，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全國農村開展了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活動。興修水庫和治理小流域，往往涉及幾個、十幾個、甚至幾十個村莊。進行大規模水利建設，必須實行統一規劃、集中動員、組織和指揮整個區域高級社的力量，協調它們的利益。由此突破高級社局部利益的限制，并小社為大社，便成為迫切的需要。
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取得了合作社規模難以達到的大量成就。這里僅舉三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1967年到1969年山西省昔陽縣的糧食增產。
1967年2月，陳永貴從其他造反組織手中奪取了昔陽縣的黨政大權， 4月8日 就任昔陽縣革命委員會主任，以后又趕走了揪斗昔陽縣農村基層干部的紅衛兵。不久，在他的主導下，縣革委會提出在三、五年內把昔陽建成大寨縣的奮斗目標。
陳永貴經常檢查各公社的領導干部參加勞動的天數（陳永貴要求縣級干部每年參加勞動一百天，公社每年二百天，大隊干部每年三百天）、糧食產量、農田基本工程建設等情況，督促（對于落后者也可以說是強迫）他們加快農業建設。三年內，全縣共撤換不想學大寨或不能學大寨的黨支部書記127人，占支部書記總數的31%。
瓦邱公社因為缺少資金，擔心群眾積極性不高，調不動人，在農業工程建設上無所作為。陳永貴對瓦丘公社書記很尅了幾回，最后這位書記被陳永貴逼得急火攻心，居然當場昏了過去，并且從此落下一個暈眩的病根。無奈他只得立了軍令狀，等他回到公社，整個就像換了個人。他把各大隊的書記們召來，把陳永貴的領導藝術照樣實踐一番。結果，瓦邱公社也在干河灘上造開了田，造地五六百畝，建成了該公社的糧倉。
與瓦邱公社類似的洪水公社也后來居上，苦干兩年，造出了三千畝好地。
從1967年到1969年，昔陽人民在縣革委會的組織帶領下，進行了界都河大會戰，南河大會戰，趙壁川大會戰、秦山水庫大會戰、水峪水庫大會戰，全縣出現了社社有工程，隊隊有工程的農業建設局面。五條大川的治理迅速見效，三年中，每個農業勞力平均年投工110個，搞農田基本建設工程1225處，造地3萬畝，擴大水澆地3.1萬畝。
經過三年奮戰，1969年，昔陽的糧食總產高達1.67億斤，比1966年的8千萬斤翻了一番。這可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與吃了二十多年救濟糧然后糧食產量翻番的小崗村不是同一個性質。
在一個縣的范圍內，如此大規模地進行造地、水利工程和農田基本建設，小農經濟達得到么？
昔陽縣造地是從改造河灘地入手的。在縣城邊上的南河灘，打一條壩，就造地兩千余畝，但是東關大隊損失好地130畝。這種一方丟芝麻，八方收西瓜的大工程也只能出現在人民公社時期。
第二個例子是舉世聞名的紅旗渠建設。
地處山區的河南省林縣（現改名林州市）干旱少雨，十年九旱。據縣志記載，從明正統元年(1436)到1949年的500余年間，曾發生自然災害100多次，大旱絕收達30次，人相食5次。一則碑文記述了清代一次災害的慘狀：“光緒二年間，共計男女一百一十七口，自三、四年間，流離死亡，僅存男女十一口。斯時骸骨堆之如丘。樹皮草根，或剝或刨，亦幾殆盡。”據紅旗渠建設的組織者楊貴同志回憶，1954年，當他調任林縣縣委書記的時候，全縣共有918000畝耕地，只有12000畝水澆地。全縣550個行政村，長年遠道取水吃的就有307個村，有的跑三五公里取水，有的跑八九公里甚至更遠的路程去取水。一個區三五萬人，只有三五眼活水井。真是吃水貴如油，十年九不收。
1959年，林縣遭受嚴重旱災，河水斷流，井塘干涸，互助組、合作社時期修建的旱井、旱池、甚至小型水庫和水渠變成了人見愁。楊貴多次召開縣委會議，大膽作出引漳入林、修建紅旗渠大型水利工程的決策：向山西的漳河“借水”，劈開太行山，把水引進林縣。
英雄的林縣人民在極端困難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在糧食不足，又幾乎沒有任何機械設備的條件下，向極其險惡的大自然發出了勇敢的挑戰，開始了這項驚天地泣鬼神的偉大工程。
十年中，林縣人民以自己的青春、鮮血甚至生命為代價，削平1250個山頭，架設151座渡槽，打通211個隧道，修竣了全長 1500公里 的紅旗渠（附帶水庫48座、塘堰364座，各種建筑物12408座，完成了以紅旗渠為主體的灌溉體系，水澆地面積由解放前的1.2萬畝，發展到60多萬畝。通水40年，紅旗渠總引水量85億立方米，歷年灌溉面積達8000萬畝次，增產糧食15. 9億公斤 ，發電4.7億千瓦時，共創效益近17億元，相當于總投資的23倍。
紅旗渠竣工后的1969年，林縣的小麥產量比1968年增加三成。過去在林縣這個窮地方，像1958年這樣的豐收年，小麥平均畝產不過114斤。引來漳水后，全縣糧食產量很快上了綱要（400斤），過了黃河（500斤），1991年林縣糧食平均畝產達到842.6斤。
1968年，周總理在一次關于外事工作的談話中說：“第三世界國家的朋友來訪，要讓他們多看看紅旗渠是如何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精神的。”1974年，到紅旗渠參觀的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感慨道：“太偉大了！感謝毛主席和周總理為我安排了這么好的參觀項目，我建議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來看看你們的紅旗渠！”
像紅旗渠這樣的水利工程，要求在大面積土地上統一規劃，統一設計，統一施工，統一組織、調度大批的勞動力和資金，建成后的使用又要求做到大體與受益單位的投入（勞動力、土地、資金等）相適應，這就給合理地組織好各人民公社之間的協作和協調其利益關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實際上不僅涉及到社與社（鄉與鄉）、還涉及到隊與隊（村與村）、區與區之間的勞動力調度和資金調度及經濟關系，甚至跨省的縣與縣之間的經濟關系問題。試問，紅旗渠的建設算不算“發展中國”，這種發展，在小農經濟體制下能辦到嗎？
“改革開放”時代，大改革家對紅旗渠的評價只是限于“林縣人民了不起”這一類。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一面宣揚“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一面無視這樣一個事實：托一系列“農業改革”的宏福，了不起的林縣人民不得不眼看著他們的水澆地從60萬畝被“發展”回30萬畝而一籌莫展。林縣人民固然是了不起，然而紅旗渠在前后三十年的興衰史卻雄辯地證明，紅旗渠的英雄史詩，只能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譜寫，只能由社會主義公有制來唱響。
2008年，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欄目《紅旗渠的故事》，和獲得第十八屆（1997年度）全國電視劇飛天獎長篇電視劇一等獎的電視連續劇《難忘歲月——紅旗渠的故事》竟不約而同地盡力回避了人民公社在興修水利、發展農業上的巨大優越性和偉大的歷史功績，不知這些人和輿論的引導者是把人民公社運動當作“折騰”呢，還是把解散人民公社當作折騰？
這個偉大工程的組織者楊貴同志，因為在文革中受到省里大人物的污蔑，被周總理調到公安部任副部長。90年代初楊貴同志兩次回到自己曾經奮斗過的地方，廣大干部群眾看到黨的好干部，農民群眾的貼心人回到林縣，像潮水一般涌上前去，場面感人至深。紅旗渠的建成，今天林縣的糧食高產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來自哪個時代，得益于哪種農業體制，這就是林縣人民無言的回答。
第三個例子就是“榜山風格”（或“龍江風格”。）
在文革時期最流行的幾個革命現代京劇和芭蕾舞劇中，京劇《龍江頌》是唯一一個以社會主義新農村為題材的，它歌頌了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干部和農民顧全大局、舍己利人的共產主義風格。
這個戲是根據一個真實的故事改編的，這個故事發生在福建省龍溪專區龍海縣榜山公社。九龍江三條支流北溪、西溪、南溪流經龍海縣，其中西溪流經榜山公社，然后通過下游幾個公社入海。
1962年10月3日 至 1963年6月13日 ，龍海縣沒有下過一場透雨。253天，8個多月，為公元790年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全縣76座小二型以上水庫，蓄水僅4%，很多已經干涸見底。九龍江流量到了多年來的最低點，支流西溪流量2.71立方米/秒，流量最大的支流北溪不過22.5立方米/秒。小溪、小塘、水井等，近乎枯竭。全縣11萬多畝水田缺水溶田，占總面積的38.2%，還有16%的秧田無水播種育秧，一半以上稻田面臨拋荒。
地處九龍江下游河谷的龍海，當時是全省重要產糧大縣，一旦舉措失當，損失巨大。
1963年2月4日 ，龍海縣政府決定堵住三溪，引水溶（澆灌）田。兩天后，落實具體堵江決策的“舟中會議”召開，通過對榜山公社洋西大隊進水口現場勘測，擬于 2月15日 在此首堵西溪。
堵江截流是為了及時搶救下游受旱的蓮花、東泗、石碼、東園等公社受旱的10萬畝高產良田，可上游榜山公社洋西大隊1300畝低水田必將受澇。然而在“舟中會議”上，榜山公社代表、黨委委員徐學文馬上表態：“小利要服從大利，小我要服從大我，我們從全局出發，沒有意見。受損失的地區如果少數人不通，我們可以做工作。”
詩人郭小川在《旱天不旱地——記閩南抗旱斗爭》（以下稱《旱》）一文中記載了榜山公社干部社員在這件事情上的態度和表現：
“他的這種態度也得到榜山公社黨委書記蘇海成和公社黨委、各大隊支部的一致支持。在群眾的廣泛討論中，表示同意的也占了壓倒的多數。……隨后，榜山公社的干部和社員都緊張地行動起來，為堵江工程進行準備工作。”
榜山公社迎來了一萬多名堵江大軍，在堵江的過程中，榜山公社自己也出動了3000多名青壯勞力和近百艘船只參戰。受淹的洋西大隊群眾主動騰出20多座磚窯和自家住宅讓外地民工住宿，并借出200多件生活用品、用具供參加堵江的兄弟公社社員使用。洋西大隊婦女主動幫助外來民工燒飯煮菜，還和男人們一道參加筑壩工作。在大壩合龍急需大量茅草時，洋西大隊群眾將貯存用來燒磚瓦用的2500多公斤的茅草全部獻出來，又成群結隊地到一二十里外的山上再割茅草。為了水尾的東園公社得到灌溉，榜山公社6個大隊農民還不顧正抽穗灌漿的小麥、剛剛播種出苗的早秧被淹浸，騰出抽水機、耕牛，連同技工、犁耙手一起支援東園、蓮花公社突擊春耕溶田。
有了榜山公社的犧牲，下游公社歷經九晝夜苦戰，建成了 535米 長的攔江大壩，保住了10萬畝良田。
在榜山人民高尚風格的感召下，在其他抗旱工程中，龍海縣又涌現出蓮花公社“先保十萬，后顧二千，舍卒保車，全盤皆勝”的“玉枕人風格”，東泗公社“放小顧大”的“西嶺大隊精神”，白水和浮宮公社“克己待人”的品格，角美公社沙洲大隊“丟兩千，保七萬”的義舉，紫泥公社顧全大局的高尚風格，合作譜寫了一曲轟動全國的龍江頌歌。
然而，當大壩建成，倒流的河水向洋西大隊的田地涌來的時候，社員們又把“丟卒保車”的風格轉變為“車卒雙保”的斗志！在下游幾個公社的有力支援下，洋西大隊社員們加緊排水插秧、修防水堤，在1300畝原本可能絕收的稻田里，一畝不少地插下了秧苗。
堵江截流，引水溶田，洋西大隊這一幕只是1963年龍海縣抗災大劇的一個序幕。這一年，無私的奉獻和頑強的奮斗換來大豐收。雖然野草枯，樹葉黃，全縣水稻田卻基本上都保住了，一些大隊陸續突破晚稻畝產 400公斤 、 450公斤 大關。當年底統計，龍海縣全年雙季稻平均畝產達 531.5公斤 ，榜山公社更達到 717.5公斤 。這一年，龍海縣不僅創造了一個抗災的奇跡，還創造了一項農業生產記錄——成為全省第一個水稻畝產千斤縣。
4月7日 ，龍溪地委機關報以“榜山風格”一詞，歌頌了龍海人民的這一壯舉。人民日報、新華社的報道，又把“榜山風格”傳向全國。
1963年，龍溪地區薌劇團根據龍江抗旱事跡創作了薌劇《碧水贊》。福建話劇團也繼之創作演出了話劇《龍江頌》。 1969年4月8日 ，上海京劇團組建了革命現代京劇《龍江頌》劇組。1972年，電影《龍江頌》在全國公映。毛主席把這部片子一連看了幾遍，大為贊賞，還接見了主要演員，說：“這個戲很好，讓水，不爭水！龍江精神，這是共產主義風格！你們為五億貧下中農演了一個好戲。”
一些愛心蕩漾的人士污蔑樣板戲專門播種仇恨，他們對于殘害中國人民的日寇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忠心和愛心達到何種程度今且不論。令人好奇的是，如果他們處在榜山公社的位置，也會拿出他們孝敬給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侵略者和國民黨反動派那樣的的愛心來么？
解放前，各地農民為了爭水，經常打得頭破血流，甚至鬧出人命。京劇《龍江頌》中盼水媽的原型、烈軍屬林蘭對此就有切膚之痛，她的外甥就是因搶水而喪生的，但在新社會不同勞動群體的利益矛盾中，她卻表現出一個新型農民的思想覺悟：“樹高葉旺。要是下游幾萬畝插不上秧，我們的田就是丘丘結金子也沒有用。”雇農鄭水龜的態度也很干脆：“我們不能光顧自己，堵江引水，淹掉一部分田，換來幾萬畝好收成，這是‘丟卒保車’，很值得！”。
榜山風格當時在全國產生了很大影響。屬于同一個專區的平和縣安厚公社就有生動的事例。這個公社有四個大隊在一條水邊，從上游到下游的次序是：東川、東寨、南門、白石。解放前，東寨和南門是世代的冤家對頭。此前五十年曾因抗旱爭水發生械斗，雙方死亡40多人，從此結下冤仇。解放前的十幾年中，雙方又在械斗中死了108人。長期以來，他們仇深似海，互不往來，互不通婚。這時，南門受旱，東川決定讓水給他們，但須經南門的世代冤家東寨同意。東寨人知道了這件事，先問：“南門去年早稻畝產多少斤？”回答是：“420斤。”于是，東寨決定：不但讓東川的水通過去，而且把本大隊的水也送去，寧愿自己從別的水源車水溶田，因為“我們畝產只260斤，比南門大隊少160斤，就要先顧南門！”水到南門，南門卻決定先灌白石，因為白石更旱。
新舊兩個社會制度下，農民對待利益的態度為何有偌大的區別？
首先，中國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農民帶來了和平、幸福的生活，因此地方黨委和政府的決策具有很強的號召力。京劇《龍江頌》中李志田的原型鄭流涎（與劇中表現有出入）當時這樣給社員們做思想工作：“小局要服從大局，要相信政府是不會虧待我們的。1946年，洋西村出現旱災，全村有48戶人家當了乞丐，甚至有人活活餓死。1960年，遇到‘6·9’特大洪災，汪洋大海包圍整個村子，是毛主席派飛機來給咱扔饅頭和餅干。”
第二，那時黨的干部多數都很無私，把工作和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在生產和生活中能起到表率作用。在抗災斗爭中，閩南的龍溪專區各級干部以身作則，脫鞋下田，與群眾共同勞動。全專區每天參加勞動的干部有一萬人以上。各個縣委執行半天工作半天勞動或一天工作一天勞動的制度。龍海縣委書記劉秉仁頭天中了暑，第二天仍然堅持與群眾共同勞動（現在的縣委書記有幾個腿上滿是泥巴，臉膛曬成黑紅色的？）。這樣便增強了群眾在抗旱斗爭中的自覺性和獻身精神。相信人都是自私的人，應當看一看劉秉仁給郭小川等人的介紹：“群眾的干勁太大了，每一班都要指揮部下命令才肯休息。中午太熱，可是這一班非要堅持干到下午三點不可。這怎么行！沙洲大隊本該夜里三點半上班，他們兩點半就來了……。”
第三，與三十年來“改革”的基本導向和很多政策、措施必然導致私心膨脹、道德滑坡（大寨在文革中是大隊核算，在 “改革的春風”中， 第一步“改革”就是改成小隊核算，結果思想這么先進的一個集體，各隊之間為誰先用水，誰先用場院就爭個不可開交）相反，社會主義公有制（偽劣的除外）能夠大大提升人們的思想覺悟，培養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想情操，正像楊貴所說的：人們在改造自然的過程中，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觀世界。在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下，，國家利益、集體利益，體現著個人的根本的長遠的利益，是集體所有成員的利益的有機統一。農村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集體勞動生活能夠使農民擴大眼界，培養工作中的協作精神。
龍山抗災斗爭給人的另一個啟示，是社會主義公有制能夠迅速提高農業生產力和抗災能力。龍海縣的農民說：“解放前抗旱靠草龍（當地的一種迷信活動，用草扎成小龍放人江河，用以求雨），初級合作社時代抗旱靠水龍（指水車），現在抗旱靠鐵龍（指抽水機）。”
郭小川對陪同他采訪的一個專區領導談了自己的感想，他認為“榜山風格”是群眾的革命政治思想覺悟的集中體現，是革命精神在新形勢下的新發展，是取得抗旱斗爭勝利的決定性因素之一。而這種“榜山風格”正是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三面紅旗所培育出來的。因此，一旦有事，這一切美好的東西就迸發出來了。這位領導補充道：“還有另一個決定性因素呢，那就是物質力量，特別是技術力量！這也是在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在貫徹執行總路線斗爭中，在大躍進中，在人民公社中準備起來的。”
這位領導繼續說：“我們從人民公社化以后，水利建設確乎是很多的。其中，最主要的兩項是水庫和引水工程。解放前，這里只有水塘，沒有水庫，人民公社化以前的1957年，也只有蓄水100萬到1000萬立方米的水庫三座。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我們新修了蓄水1000萬立方米以上的水庫六座、100萬到1000萬立方米的13座，10萬到100萬立方米的141座。抽水機，解放前只有兩臺，到1957年底增到127臺，馬力則增加了112倍；1958年以后到現在，增加到2056臺，馬力則等于1957年的七倍多；灌溉面積等于1957年的三倍多。去年1—9月，我們修建了占全省第一位的大型電力排灌工程——天寶工程的一級站，今年正好遇上大旱，它就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引水上山，灌溉了10000多畝田地。將來建成后，共有四級站，排澇和灌溉雙管齊下，受益土地將有60000畝以上。再就技術人才來說，水利工程技術人員現在等于1957年的七倍；管理抽水機的專業司機現在等于1957年的三倍半。這個增加的數字當然不很大。但實際上我們的技術人員的數量是無法計算的。近幾年來，興辦水利和其他建設事業的群眾運動，給千百萬農民提供了水利方面的知識，培養了千百萬農民使用機械和擺弄機械的能力和興趣（按：楊貴在1966年的一次講話中說，在紅旗渠修建過程中，產生和培養了27名工程師，560名技術員，810名炮手，33000名石匠（到1969年則達到50000名），110名鐵匠，200名木匠，有700多人學會了燒石灰，320人學會了做炸藥，110人學會了造水泥，有1610名干部學會了領導水利施工。林縣由此而成為一個建筑之鄉。后三十年，林州的建筑隊伍已走出國門）。在群眾中，不但有很多“土專家”，而且也出現了許多“能人”。當工作需要時，只要稍加訓練；他們就可以操縱抽水機和其他機械。最近大量增加的抽水機，有許多就是他們操縱的。我們現在雖然也用了許多傳統的簡便工具，作了許多小型的水利設施，但主要還是靠這些比較現代化的技術裝備和較大的水利設施來進行抗旱斗爭的。”
郭小川在《旱》文中記載，天寶公社一位飽經風霜的老人，觀察了龍海縣的抗旱斗爭后，撫今追昔，激情像火山一樣噴發出來，“一遍、兩遍、十遍、百遍、千遍地到處寫下了這樣五個標語：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人民政府萬歲！干部萬歲！老百姓萬歲！”
這是人民發自肺腑的聲音。如今那些想兜售“土地流轉”的改革家，如果你們真的是愛國者，就好好研究一下歷史和毛澤東時代的人性吧。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承包形式上有兩種：一是包產到戶。以土地等主要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前提，以戶為單位承包，包工、包產、包費用。按合同規定在限定的生產費用范圍內完成一定的生產任務，實現承包合同指標受獎，達不到承包指標受罰。二是包干到戶。又稱大包干。承包合同中不規定生產費用限額和產量指標，由承包者自行安排生產活動，產品除向國家交納農業稅、向集體交納公共提留以外，完全歸承包者所有。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承包內容上也有兩種：一是土地承包。即在不改變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前提下，按照農戶人口、勞動力數量，將土地分給農戶自主經營。二是專業承包。即在生產隊統一管理下，將集體所有的農、林、牧、副、漁、工、商各業的生產過程承包到戶或承包到組，由戶或組自主經營。
聯產承包制的“改革”意義可以用一個比喻來說明。
在所有的游泳姿式中，爬泳的速度是最快的，因此在所有專業的自由泳比賽（不限泳姿的比賽）中，運動員都無一例外地采用爬泳，以至于很多人誤把自由泳這種比賽形式當成了游泳姿式。但是對有的人來講，最快的游泳姿式卻是狗刨，而爬泳則既慢又費力。
在游泳愛好者中，由于興趣、身體素質、耐心、領悟能力等方面的差別，有些人可以不經正規訓練，較好地掌握爬泳技術，而有的人游了二十多年，爬泳的速度還是不如狗刨。這些狗刨者能不能最終學好爬泳，使自己的爬泳游得既快又省力呢？
——根據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不能！！！而且不止是一部分人，對所有人來講，狗刨都是一種最先進的姿式，就連改革家的精神偶像都采用了狗刨，狗刨的優越性還有什么可爭論的么？
——于是從1982年起，中國的農業就只能采用狗刨游泳了。
有一個文件無畏地歌頌了這種“農業改革”：狗刨是在總教練的領導下我國游泳選手的偉大創造，是……理論在我國游泳實踐中的新發展。
如果馬上需要一個學校的學生在游泳測驗中全部達標，讓一部分在短期內可能學不會爬泳的學生繼續練習狗刨，當然是可以的，但要硬性規定所有的學生都必須游狗刨，而且保持“三十年不變”，這種“改革”顯然是片面的、喪失理性的、倒退的和專制的。 這種愚蠢的方針至今已被“高舉”三十年，還要頑固堅持狗刨“不動搖”，可謂滑歷史之大稽。
早在1934年，毛主席在《我們的經濟政策》中就指出：“水利是農業的命脈。”75年后，“建國六十年成就展”的那組說明文字——“我國以占全國耕地48％的灌溉面積生產了占全國總產量75%的糧食和90％的棉花、蔬菜等經濟作物”，又一次雄辯地證明了這個英明的論斷。
再看下面一組數字：
解放前我國只有1223座水庫，其中大型水庫6座，中型水庫13座，小型水庫1200多座（含部分灌溉工程數），總庫容約200億立方米左右。1949-1976年，全國擁有水庫85400多座（1979年超過86000座），總庫容4200億立方，其中大型水庫302座，中型水庫2110座，小型水庫（容積在10萬平方米以下的迷你型水庫、塘壩不在其列，據說有數百萬座）82000多座，總庫容4000億立方。同一時期，全國的農民還開挖人工河300多萬公里，打配套機井240萬眼。修建各類堤防總長16. 6萬公里 。后30年水利建設也搞了一些，例如進行了大型灌區節水改造，共安排大型灌區節水改造投資345億元，新增和恢復灌溉面積1684萬畝，改善灌溉面積8343萬畝。但后30年的水利建設與前三十年無法相比，在耕地面積下降的情況下，灌溉面積增長了至多兩個百分點，水庫僅建造了827座。
1979年，全國有效灌溉面積已達7.3億畝，占世界灌溉面積的四分之一，居世界首位。灌溉密度達到46%，處于世界先進水平。中國能以占全球約6％的淡水資源、9％的耕地解決了占世界21%人口的糧食問題，水利事業和農田灌溉設施的建設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把以上這兩組數字結合起來，可以說明一個很重要的事實——僅就增加灌溉面積這一點來說，現階段還有提高糧食產量的很大潛力——如果把灌溉面積提高到70%，糧食產量就將比現在的實際產量增加大約23.8%——只不過由于人民公社的解體，可以挖掘的潛力已經沒有多少了。
計算過程如下（為便于理解，以2008年為例，這一年糧食產量為52850萬噸）：
增加的糧食產量＝52850×75%÷48%×（70%－48%）－52850×25%÷52%×（70%－48%）
＝12577（萬噸）
糧食產量增加率＝12577÷52850=23. 80%
也就是說，如果中國耕地的灌溉面積比例提高到70%，2008年的糧食產量應該在65427萬噸左右（52850+12577=65427），1982年以來的糧食產量的年均增長率將由1.79%提高到2.30%；如果灌溉面積提高到80%，這一增長率就將提高到2.61%。
可是由于改革家的高瞻遠矚，人民公社早已化為烏有，現在靠什么增加灌溉面積呢？這還不算，被捧為“偉大創造”的“農業改革”還錦上添花，對中國農民實行買一贈一，服務到家——在很多地方，一些“配套改革措施”的實行，又造成原有的水庫、堰壩、水渠和農田水利設施的失修、損壞和廢棄，很多地方水澆地數量是減少的。河南林縣（現改名林州市）的灌溉面積就減少了一半。
無可奈何花落去！！！
有人可能會問，如果人民公社不被強行解散，中國耕地的灌溉面積便會提高到70%么？這個問題，中國50歲以上的人只要還沒有失憶，基本上都能給出正確的回答——即便是一直生長和工作在城市的人，在中學時代或參加工作以后也大多參加過修建水庫或水渠的勞動罷。全國農田有效灌溉面積是如何從解放初期的2.4億畝，增長到1979年的7.3億畝（現為8.77億畝）的？這個奇跡，基本上是在前三十年那個火紅的年代，中國的的農民、工人、知識青年和其他社會主義勞動者通過驚天地泣鬼神的辛勤努力創造的。在農業合作化的熱潮中，1957年秋冬之際僅四個月的時間內，中國農田灌溉面積就增加了一億多畝！
這里還有一個更直接的證據。說來真是萬幸，歷史竟給中國人留下了一個可供對比研究的活化石——河北省晉州市周家莊鄉。即便是被強大的宣傳機器輸入了扭曲的觀念和“思維”的程序，一個人也不難從這個鄉近三十年農業建設和生產的歷史得到一些教益，這個鄉后三十年的歷史也能回答，如果人民公社存續下來，水澆地的數量能否繼續增長。
作為漢族地區唯一一個未解散的人民公社，周家莊鄉沒有被甚囂塵上的時代逆流所征服而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 近三十年來，周家莊農工商合作社（周家莊人民公社的新名）的社員們在原有體制下，繼續大力推行土地改良，2萬多畝耕地像過篩子一樣，整治了一遍又一遍，全部達到高產穩產標準。不僅水澆地面積達到了100%，而且溝渠全部“明改暗”，既增加了可耕地面積，又節約了水資源。2003年以來，全鄉投資160萬元，修建防滲壟溝10萬多米，節約耕地110畝，每年節水100萬立方米，灌溉效率提高一倍。“改革開放”時期，該鄉不僅沒有發生耕地數量減少的現象（其他農村很普遍），還增加了近4000畝。通過合理規劃和科學的土地整理，土地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例如，從1983年第一批農民住宅樓交付使用到2008年止，全鄉共建住宅樓3426座（總面積達64萬平方米），不僅沒占一分耕地，還騰出840多畝土地。通過規模種植，農業收入連年增長，周家莊鄉的財政收入列全市第一。2007年，全社工農業總收入52640萬元，人均分配6338元（周圍的村莊人均收入只有不到4000元），集體公共積累27991萬元，分別比1978年增長106倍、68倍和55.21倍。
“吃大鍋飯”的人民公社時期的農業成就，僅灌溉面積一項，就足以讓“聯產承包責任制”下的農業“韜光養晦”了。假種子、假化肥、假農藥對市場的“開拓”、大量農業勞動力向城市的“流轉”、小農經濟下農業機械化、電氣化的“突飛猛進”，農業技術推廣的“立竿見影”等“改革優勢”，對于特色時期農業的貢獻，尚未考慮，有待“特別是”論者的發明。
試問，面對周家莊鄉近30年來的發展，
有哪一個實行了聯產承包制的村子，實行了這樣的農田水利建設，或打算實行這樣的農田水利建設？
有哪一個實行了聯產承包制的村子，實行了這樣的土地改良，或打算實行這樣的土地改良？
有哪一個實行了聯產承包制的村子，實現了這樣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
當然，打算讓實行了“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村子實現比周家莊鄉更高的經濟效益，每一個“農村改革”的設計師想必都做得到，每一個懷有政治熱情，又贊成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人也做得到，然而又有哪個工程師已經，或有能力建成這個空中樓閣，讓一個鄉的經濟、農業、環境、社會得到這樣和諧的發展？
周家莊鄉所取得的只是特色時期集體經濟的一般成就，一些堅持了集體經濟而又以工業發展為主的村子，如江蘇的華西村、河南的小劉莊、南街村、黑龍江的興十四村，其經濟發展成就比周家莊鄉高得多，農村改革開放的亮點小崗村縱然得到成百萬元的資助，又有哪一點可與之相比呢？
只會靜止地看問題的改革教的善男信女們，把周家莊鄉、華西村、小劉莊、南街村、興十四村、韓莊（北京）、竇店（北京）等“吃大鍋飯”的鄉村，與實行了“聯產承包制”的鄉村作對比，是不是比你們把 “農業產量低”、“買不起電視機”之類的“鐵證”作為污蔑人民公社生產和建設成就的論據要公道一點呢？社會主義經濟所有制（財產公有，實行按勞分配）的人民公社與修正主義的“聯產承包制”之間的最佳對比，就是把它們置于相同的時代背景和大市場環境之下，這才是以發展的眼光看問題，才是公道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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