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合作化道路解決三農問題更符合科學發展觀　　

俗語說“殺豬殺屁股——各有各的殺法”，意思是一件事情怎么辦，你會見到千奇百怪的建議和方法。確實，就殺豬來說，一頭豬有無數個部位，哪里都可以下刀。在說不清楚豬的構造的時候，從哪里下刀都能找到理由。真的從屁股下刀也不是找不到理由的：首先，屁股離頭遠，不容易被豬咬著；其次，屁股上有個尾巴，一手抓尾巴一手下刀順手；第三，我曾經從頭上下刀直接碰上骨頭，根本沒戳進去；第四，好像見過誰這樣殺過，第五……　　

關于如何解決三農問題，你也可以看到這種情況，大師們一個個口吐白沫，說得頭頭是道：　　

土地私有化，公司加農戶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唯一出路：第一，私有化和市場化是方向；其次，第一步改革已經實現了家庭經營，而且土地已經在流轉。順手給農民以土地處置權就解決了市場化問題，做起來很容易；第三，我們以前搞過合作化和集體經濟，已經證明這個方法沒解決吃飽問題，沒解決農民富裕問題；第四，美國就是土地私有化，而且以來規模經營搞農業，效果很好；第五，……　　

而一一否定這些說法也不容易，因為你總不能認為他們講的不是理由。簡單地再提一個建議也沒什么意思，無非是多一種殺法。　　

最主要的是，三農問題是個世界難題，世界上成功解決三農問題的國家并不多。三農問題包括：農業生產效率要上去（勞動生產率和單產），農村生活方式要現代化（教育衛生、保險、勞保），農民生活要富裕（與城鎮居民比差距不大）。三農問題是困擾絕大部分國家的大問題。蘇聯模式顯然沒解決好，雖然蘇聯不存在農村、農民問題，但農業一直上不去。其他后期國家就不用說了，包括新興市場國家的偏遠農村現在還往往活躍著造反農民。改革前中國的集體經濟體制似乎也不完善，餓死過人，農民干活懶散等，最主要的是當時經濟整體水平低，所謂三農問題不突出是自己相比，三農整體水平還是比較低。成功解決三農問題的國家大概有兩類，一類是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方法是土地私有化，公司加農戶，巨額農業補貼；另一類是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方法是土地私有化，農村合作化，政府特殊優惠政策。　　

貧道不再提關于下刀從哪里下的建議了，只分析一下三農問題產生的根源，以及各種成功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如何抓住這個根源的。　　

貧道以為，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打算專門欺負農民，不希望農業搞好，農民富裕。但是為什么三農問題比城市問題、工業問題要麻煩呢？道理大致是這樣的。　　

首先有一個客觀的情況，就是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可能性空間遠遠小于工業，技術進步提高農業產出能力的空間和幅度也遠小于工業。工業一項技術應用能使產出增加幾倍甚至十幾倍，農業一項技術應用能提高百分之幾十就謝天謝地了。同時，其他行業新技術發明速度往往快于農業，一個良種沒七八年不行，一個工業技術發明可能只用一晚上。其次，農業的資源接近有限資源，不像工業，本來山上沒用的石頭，現在突然叫什么礦了。太陽照著人類幾百萬年了，現在突然能發電。就算耕地面積能增加點，但都有限。這兩點是客觀的，無法改變的事情。也可以說，這是科學規律。　　

于是問題就來了，而勞動生產率的大小是收入分配的起點。你本來一個人一年生產1噸糧食，我一年生產100雙鞋，因此市場價格為一噸糧食換100雙鞋。過了兩年，你一年能生產1.2噸糧食了，可我因為技術進步已經能生產1000雙鞋了。按原來價格，我的勞動收入一定趨向比你高，起碼潛在條件高（老板不會都拿走，總在漲工資時考慮這一點）。同時，由于農業產出增長率低，也促使資本向非農產業流動。　　

但是市場本身有調節功能。方法是兩個，一個是將迫使農民離開農業到勞動生產率提高潛力大的非農產業轉移。轉移后農民人均資源量增加，勞動效率會因此提高。另一個是農產品和工業品價格會呈剪刀型走勢，前者上后者下，也就是所謂“剪刀差”。比如不再是1噸糧食換100雙鞋，是1噸糧食換200雙鞋。　　

但是，從總體來講，市場的這些調節力量總是慢于，或者小于技術進步的能力。因為，首先，對工業來講，技術進步帶來的勞動生產率提高本身就意味著用工趨于減少，因此非農就業機會既隨著需求多樣化而增加，又隨著技術進步在減少。人均耕地多，工業化起步早的國家余地大些，但人均耕地少，工業化起步晚的國家就麻煩了。同時，農產品價格受各種因素影響，總不可能同步跟著工業品走。于是，即使美國這樣人均耕地資源非常多的國家也沒能形成均衡。直至現在，美國農業勞動者年均獲得政府補貼1億美元左右，即使如此還大約為非農就業者收入的75%。如果不補貼，只達到非農就業的一半。　　

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慢，資本就會是這樣情況。首先會趨于流向非農產業，這對農民不利。其次，強大的城市資本回流農業的時候，單薄的小農經濟體根本無法對抗，又侵蝕了農民的發展機會。　　

顯然，由于農業與非農產業的不同特點，造成市場經濟根本無法調節出一個均衡發展的經濟系統。換句話說，就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處于一個正反饋系統，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處于一種不斷拉大的狀態。　　

三農問題中，農業問題最單純，主要取決于技術進步。農村問題又回到一個客觀上了。首先，由于農民收入低于城市，農村積累資本小于城市，因此農民自己辦教育，辦醫療和社會保險的能力就差。城市資本進來賺錢不容易，而且也會侵占農民自己發展第三產業機會。其次，服務業的發展也有自己的規律。服務業增長速度和占國民收入比例與人群聚集程度高度相關。人越密集服務業越發達，人越稀疏服務業越弱小。因為服務業有“社區”性質。雖然當年鄭州亞細亞商店到處宣傳“星期天到哪里去，鄭州亞細亞”，但連開封人都很少跑去，更不要說南陽人了。農業需要勞動者越分散越好，服務業人口越集中越好，這就是矛盾。就算美國，偏僻農村的教育、醫療、衛生等很多方面比城市照樣有距離。于是，農村問題也是個正反饋系統惹出來的。　　

還有一點，由于農村財富積累速度慢，存在生產內容和產銷時間同構問題嚴重，加上小農經濟體單薄，對金融服務的要求就遠比制造業問題大得多。　　

總結一下，之所以三農是個問題，就是因為農村生活條件，農民收入處在一個正反饋系統中，有一種必然使它們難以改善，與城市相比趨于惡化的“客觀規律”。　　

現在我們講究“科學發展觀”，所謂科學發展觀，就是看待事情的時候要注意客觀規律，找到豬的生命究竟是怎么維系的，那些地方是致命點，這樣，解決方案就出來了。殺豬殺屁股顯然不屬于“科學發展觀”范疇。　　

對解決一個處于正反饋狀態的系統要怎么辦呢？簡單的很，就是制造一個負反饋條件，糾正負反饋造成的偏差。這一點貧道的祖師爺在差不多3000年前就說清楚了，老人家教導我們說：“天之道，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老子說的天之道，就是負反饋系統，人之道，就是正反饋系統。天之道讓事物趨于平衡，人之道讓世界趨于兩極化（典型的是麥克風發出的聲音形成再進入輸入端，于是會出現越來越強大尖叫聲）。由于兩極化的正反饋系統結局都是崩潰，因此必須建立一個平衡機制。全世界比較成功解決三農問題的國家和地區，都是按“道者”的方法，建立了一套損有余以補不足的系統。但是，條件不一樣，用的方法也不一樣。　　

美國等早期工業化國家為什么采取私有化，集約化，公司加農戶和巨額補貼方式，而同樣成功的日韓臺為什么采取私有化，合作化加政府扶持呢？這與土地資源條件有關。　　

有些國家人均耕地面積很大。比如2006年的人均耕地面積（注意，不是指耕地/勞動力），世界平均為3.26畝（用畝不用公頃直觀些），美國為8.8畝，加拿大為21畝，澳大利亞為36.1畝，阿根廷為10.9畝。人均資源多，形成耕地/農業勞動力的資源量就很容易大。每個勞動力擁有資源量大，才能與工業的創造力有一比。如果人均耕地少，形成每個農業勞動力擁有農業資源的條件就困難，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可能性空間就低，在全球市場中競爭力就差。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阿根廷等國到2006年達到每個農業勞動力擁有耕地分別為1133畝、1522、1029、3386畝。假如中國要達到美國勞均耕地水平，中國只需要172萬農民，連家屬不過400萬左右，是現在農民人數的0.5%。如果達到加拿大、阿根廷就更不得了。　　

因此，中國要通過規模化解決農民收入問題，恐怕要先算算中國屬于哪一類國家。否則自己給自己提出的任務也太大了——轉移出99.5%的農民到非農就業可不是件說著玩的事情。別說達到美國勞均耕地水平，就算只達到美國的十分之一，也要轉移95%的農民。美國的百分之一，轉移一半農民。要是規模化程度只是美國的百分之一，采用美國模式發展農業中國農民就會富裕起來，就有競爭力？還有那1萬美元補貼呢？因此，人均耕地小于7、8畝的，走歐美農業發展模式客觀條件就不足。　　

當然，硬要走，殺豬殺屁股也是沒辦法的。典型如人均耕地只有1.2畝的菲律賓。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是走歐美道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大量農民迅速離開土地走向城市（這些國家大部分早在上世紀末城市人口就超過60%），雖然到城里也難找到工作，無非是住在貧民窟里，形成另一個低收入群體，一樣存在教育、衛生、福利問題。結果勞均耕地一樣遠低于歐美水平。（菲律賓7.8畝，泰國13.2畝，印尼8.2畝，超過30畝的基本沒有），于是三農問題照舊，還增添了一個城市問題。　　

這還沒分析早發工業國的優勢呢。　　

有些國家人均耕地很多，但三農問題一樣解決不好。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比如阿根廷。阿根廷的問題在于他們的耕地和牧場主要是殖民時期就存在的大農場主所有制，多數農民是農業的雇工。農業雇工因勞動生產率限制一定低于非農業雇工，生活也不好。更重要的是，大農場主根本不會去解決農民教育、衛生等問題。　　

絕大多數國家人均耕地小于7、8畝。有的多點，比如印度為2.2畝，泰國3.3畝，巴西4.7畝，墨西哥3.6畝。中國屬于人均耕地面積小的國家，只有1.5畝。但還有更慘的，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分別為0.51畝、0.51畝、0.58畝。在這些國家中，除了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外沒有一個成功解決三農問題。這些國家的單產都很低（中國除外），大約是中國和發達國家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左右，農民不僅貧窮，而且因農民問題造成的社會動蕩也很嚴重（中國除外）。同時，農村教育衛生，生活方式與城市相比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人均土地面積小的國家，包括總人數很大的國家能否解決三農問題呢？有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的例子。這些國家和地區各群體收入水平接近。臺灣地區農業就業收入大約相當于非農就業收入的78%，比美國還高。日本、韓國也大致如此。農業發展水平也很高，精細農業做得有聲有色。最主要的是，農村教育、醫療、衛生、社保都做得很好。而且他們是人均耕地只有中國三分之一情況下達到的。　　

日本、韓國和臺灣的土地集約化程度怎么樣呢？也不高。日本為23.3畝，韓國為13.6畝，臺灣為23.8畝。這個數字與巴西、墨西哥、泰國、印度很接近。當然比中國還是高，中國只有5.8畝。不過中國的5.8畝主要是老頭老太太和婦女種的，人家現在主要還是青壯年勞動力。　　

中國耕地規模化程度沒達到日本、韓國和臺灣水平，這是否是中國三農問題嚴重的原因呢？應該不是，因為達到甚至超過這三個地方的國家多得很，但一樣沒解決三農問題。另一個情況是他們的集約化程度也是逐漸形成的，日本勞均耕地1970年只有7.5畝，1980年11.2畝。臺灣也這樣，韓國就更低。可就在他們人均耕地與中國現在接近的時候，三農問題就已經解決了。中國如果取消城鄉分離的戶籍制度，適度土地流轉，勞均耕地達到10畝左右是很自然的事。因此，中國在農業資源方面與這些國家和地區是很相似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日、韓、臺的農業、農村和農民遠遠超過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耕地資源有限的國家呢？人均農業資源不是，土地私有制不是，顯然就是農業和農村的組織形式了。　　

日本早在1945年就有了個農協法，而臺灣這個時期受日本統治，農村也是農會組織。韓國學的也是日本。因此東北亞這三個地方的農業生產組織模式是接近的。　　

農會和農協是個什么組織呢？是合作組織，是所謂社團法人，不是企業法人。企業法人和社團法人都可以盈利，但企業法人的盈利是投資者可以分配的，社團法人的盈利只能叫盈余，因為社團不能分配它們。這些盈余只能用來為社團設立的目標服務，也就是農會會員和農協成員服務。農會或農協所有人都屬于工作人員，拿工資，由會員大會決定任免。鄉、縣、省都有農會或農協，但鄉以上組織沒什么實權。這樣的組織與中國以前的農村集體經濟有點相似，但還是不同的。　　

農會做什么呢？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農會可以組織獨立與商業銀行的金融機構，吸收農民存款并為農民提供低息貸款。日本農協的信用社要求農協會員將閑置資金存人自己的信用組合，如存入商業銀行則視為背叛行為。臺灣韓國也是如此。而規定城市商業銀行是不準進入農村經濟的，相反，政府對農業的金融補貼通過這類信用社實現，而且政策規定城市商業銀行對農村金融進行支持，支持的方式也是通過信用社。貧道前幾天與一個臺灣退休的銀行工作人員一起吃飯，他當時就負責一個銀行的這個業務，給貧道講了很多故事。這種信用合作社不以營利為目的，旨在為農協全體成員服務；資金主要用于發展農業生產，提高農民生活水平。因此不能算做一般商業銀行，而是合作信用組織。　　

其次，農協要對農民的生產進行非常全面指導，包括生產技術的提高、生產計劃的安排制定、種植業結構調整等。還利用農協自身優勢，進行農產品的開發，使組織起來的農民增加經濟效益。同日本、韓國和臺灣的農副產品加工業基本是農會或農協組織或支持辦的，很少有城市企業投資這些行業，因為原材料是農協控制的。　　

第三，農會是農產品銷售的主要組織者。在這些地方沒有農民個人把農產品放到攤位上自己賣的，銷售基本是通過農會。銷售農產品是農會最主要的工作之一。農會自己辦農產品和食品超市，與批發商打交道。　　

第四，農戶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一般都是農會組織采購的。由于農會無論生產資料還是生活資料采購量都是單一農戶的幾百倍上千倍，因此一般都能從廠商直接訂貨。　　

第五，農會或農協負責了農村的福利事業。因為農會雖然不盈利，但是盈余很多，往往有非常雄厚的資金。他們設立農業保險，醫療保險、以及婚、喪、嫁、娶等各個方面的福利補助。日本農會還自己辦醫院，臺灣農民甚至還有“退休制度”。　　

那么，這種農村經濟、社會組織方式對解決三農問題起了什么作用呢？這就要從科學角度來看。　　

仔細觀察一些，會發現日韓臺就是按貧道祖師爺教導方式解決問題的。基本方法就是個負反饋系統，損有余以補不足。他們的5個措施中有4個都是負反饋系統：　　

受國家保護和援助的合作信用機構對市場經濟和城市大資本的侵害起到隔絕作用，使單薄的農戶不再受高利貸盤剝。同時也有了一條農民自主控制的農業補貼渠道。　　

農會控制了農產品資源，使農民能夠把農產品加工這個環節的增加值吃掉。一般來講，農副產品加工行業實現的增加值是農業的2到3倍，這比擴大耕地還厲害，因為這除了使農民收入提高擴充了空間，而且農產品加工屬于工業，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潛在空間也大于農業。　　

第三，農會成為農產品的主要銷售者，不僅減少了中間環節，增加了一塊收入空間，而且由于壟斷了資源，控制了農產品和食品的零售和批發，能夠使農產品和食品價格高于國際市場價格，人為干預了市場經濟。日韓臺的農副產品和食品遠高于其他國家，就是這個原因造成的。同時，由于農會產品都有品牌，增加了與城市資本和外國產品的對抗能力。　　

第四，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統一采購，直接在廠家訂貨，減少了中間商這個環節，使農民更多的到分配。同時，質量和供貨周期都得到保障，不會有假種子、假化肥、假農藥、假水泵、假技術問題。　　

這4個措施的功能都是對著農業在市場經濟中的弱化趨勢來的，可以說，沒有這三個負反饋體系在起作用，勞均耕地只相當于美國的1-2%的日韓臺，農民人均收入能夠達到與城市接近是不可能的。　　

怎么樣，不錯吧，其實這就是合作化道路。人均農業資源少的國家，這大概是唯一可能解決三農問題的道路。　　

日韓臺的農業組織與我國當年集體經濟有很多共同點。首先，這個組織不以盈利為目的，這一點是合作組織和核心特點，其次，兩者都可以發展為在各個環節上保障、擴大農民利益的體系。區別是前者是個體經濟為單位，后者是以生產隊的小集體為單位。　　

日韓臺的農業組織與美國為代表的公司加農戶有本質區別，后者不是合作組織，是一般市場關系。　　

改革以來，我們似乎堅信一點：人都是自私的，因此只有以資本為中心組織經濟體才是唯一能合理的方法。因此包產到戶發揮了農民積極性，取得了偉大成績（貧道在以前的帖子里已經用數字說明，中國人吃飽是與70年前后一次糧食持續高增長和70年以后一次人口增長率持續下降有關，這兩個曲線恰好在80年代初交匯在人均糧食提高到超過溫飽線以上，因此大家感覺吃飽了。80年代農民人均收入的提高與自1979年開始的農產品收購價格持續提高關系更大。因此這是個大誤會）。要繼續改革，就是土地市場化，公司加農戶。這些都是一個思路：自私是人的本性，只能以資本為中心組織社會。　　

可就是人家資本主義社會里，照樣有合作組織，甚至在一個領域里基本用合作方式進行組織。其實，即使人自私，也要有利益共同點。尋找共同利益用合作方式一樣可以組織生產。貧道公司的超市公司現在就加入了SPAR體系，這就是個總部在荷蘭的超市合作組織。SPAR是個社團法人，SPAR組織只為加入組織的企業服務而不盈利。這樣，在共同品牌、聯合采購、員工培訓、尤其是自有品牌商品方面都可以享受很大好處。　　

還有一點，我們說要搞農村自治，直選。如果農戶沒有共同利益，沒有共同經濟聯系，他們干嘛對一個行政官員是誰操那么大心？日韓臺的農村中組織化程度最強的不是行政體系，而是合作體系。合作組織服務的好壞對每個農戶的收入都是直接影響，地方官員能否為本地合作組織爭取更大的資源也影響他們的收入，他們自然既關心合作組織的人選，也關心官員的能力和品質。　　

人民公社雖然是個負反饋系統，但任何負反饋系統都追求最小差別，不發展差別最小，因此只有這一個系統就有惰性。私有制社會是正反饋，市場經濟也是正反饋，這些系統由于追求差別化，因此追求發展。家庭經營追求差別化，市場經濟造成農民收入趨于最小化。這個時候附加一個負反饋系統進行調解，也許效果更好些。還有一點，貧道現在說要恢復人民公社體制，恐怕嚇也把觀眾嚇跑了。　　

還像過去一樣，貧道才不建議殺豬究竟該從哪里下刀呢。韭菜網友經常批評貧道說了半天，從來不說究竟該怎么辦。中國究竟怎樣解決三農問題，提建議的多著呢，貧道何必湊這個熱鬧？觀棋不語真君子，心里有數就行了。麻蝦哪頭放屁都搞不清楚就真的似的瞎嚷嚷，貧道不習慣這個。　　

貧道想來想去，覺得“科學發展觀”這個提法簡直太偉大了，太重要了。科學就要擺事實，講邏輯，可驗證。不講科學，就相信“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相信“積極性創造一切”。不講科學發展，就不去計算人均資源條件就去走美國模式。不講科學發展觀，就會抓住雞毛蒜皮，抓住枝節片面的因素，無法系統的、整體的看待問題。　　

科學發展觀萬歲！萬歲！！萬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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