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收入翻番計劃應該能夠提前完成

三中全會提出到2020年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翻一番，有些人懷疑能否實現，貧道認為不會用12年時間，應該用6年左右，也就是2014年前后就可以實現。　　

全會提出要通過把計劃經濟在農村的最后殘余：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和土地不能流轉（即集體土地除了國家征用外，個人、單位之間不能買賣）進行改革，并以此讓農民收入翻番，改善農民生活水平。這個思路也是改革以來的基本思路：如果經濟、社會上出了問題，一定是改革不徹底，改革沒深化，只要把舊體制改革得更徹底點，生產力一定大發展，收入一定大幅度提高。改革是30年來取得偉大成就的基本途徑和保障。　　

這個思路的形成和確定非常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認為農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的80年代，就是因為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通過變動經濟體制就能夠解放生產力，促進社會、經濟快速發展，本來就是馬克思以后的斯大林發展出來的社會主義學說的一部分。雖然論證集體經濟改造為個體經濟就能提高生產力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好在中國人的感覺是家庭承包制剛一實施農民生活就開始富裕了，大家都感覺吃飽了，物資開始不匱乏了。事實勝于雄辯，自然沒有人再對這個判斷有所懷疑。于是這個判斷從此就被當作一個論證所有改革的有力證據，并作為這次“土地流轉改革”的理論基礎。　　

關鍵問題是，這個看法成立嗎？這還要從數據上看。　　

首先，我們必須界定集體經濟與家庭承包制的分界點。雖然十一屆三中全會是1978年開的，小崗村事跡是1979年見報的，但直至1980年9月《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文件下發才開始這項工作，1983年底基本結束。我們應該從家庭經營收入占純收入比重來劃分界限。1980年以前，家庭經營收入（自留地、家庭副業等）占農民家庭純收入比重大約在30%左右（1982年為32.7%），1981年上升到42%，來自集體部分依然占主體。1982年為69.4%，1983年為79.0%，此后一直在80%以上。因此，把1981年劃為集體經濟為主，1982年劃為家庭經營為主比較準確。 　　

下面是中國統計年鑒農民人均收入及增長情況　　

年份 / 人均收入 / 年均增長 / 城鎮/農村　　

1978 ： 133.6元 / / / / / / / / / / / 2.57 ：1　　

1981 ： 223.4元 / / 20.4% / / / / / 2.24 ：1　　

1985 ： 397.6元 / / 14.2% / / / / / 1.86 ：1　　

1996 ：1921.6元 / / 15.4% / / / / / 3.09 ：1　　

2006 ：3587.8元 / / / 6.4% / / / / / 3.28 ：1　　

注：1965年到1978年，農民生活消費支出年均增長只有1.54%。雖然是支出數據，但基本反映了收入情況。　　

以上數據說明，農民人均收入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確實有一個快速增長時期，年均增長都在兩位數。但顯然，這次增長并不是以1981年來劃線的，而是以1978年劃線的。甚至1978-1981年，也就是依然是集體經濟為主的年份中，年均增長率高于改革以后全部時期。因此，把農民收入在整個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的收入增長歸結為家庭經營體制是無法自圓其說的。　　

那么，為什么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農民收入會大幅度提高呢？其實注意一下這個時期的幾個數據就知道了。　　

會不會是改革后農產品產量增長形成的呢？確實，如果看短期數字，1980年比上年減產3.5%，1981年只增長1.4%。而1982年比1981年增長9.1%，83年又比82年增長9.2%，改革前后兩年糧食產量差別大得很，這完全是改革的結果？但是，在“沒有積極性”的年代，1978年比1977年增長7.7%，1979又增產9.1%，怎么解釋？農業生產受自然條件影響很大，連續幾年豐收和幾年減產都常見，關鍵看中長期數據。如果把改革前一次峰谷周期1975-1979年的糧食按3年滑動平均增長計算，年均增長率為3.1%。同樣計算1982-1986的峰谷周期為年均3.3%。“積極性”比“沒積極性”只多出0.2個百分點。因此，不能說家庭經營沒有起任何作用，但如果把1982年到1983年的糧食增長的凸起部分完全看作“積極性”的作用，就非常牽強。　　

還有一個可參照的數據：1980-1985年和1985-1990年，農林牧漁按照不變價分別年均增長了3.4%和4.8%；這兩個階段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增長15.8%和11.5%。農產品產量低于5%的增長率顯然不支持農民家庭兩位數的收入增長率。原因只能是農產品收購價格的上漲。　　

這個時期農民收入增長快的真正原因，是農產品價格持續提高。從1979年起，政府提高了糧食、棉花等18種主要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其中，糧食收購價提高30.5%，棉花提高25%，油脂油料提高38.7%。并對糧棉油等主要農副產品實行超購加價政策，擴大議價收購范圍。繼而在1979年11月，國家又提高了畜產品、水產品和蔬菜等8種副食品的價格。此后各年中，農產品國家收購價每年都在提高，無非幅度小了點而已。同時，由于集貿市場的開辟，農民開始直接零售大量農產品，尤其是肉、蛋、禽、魚蝦等以及農副產品（當時中間商很少）。總的印象是，到90年代中期，農產品零售價基本穩定，雞蛋、糧食、肉類等價格從90年代中后期到2006年物價上漲前基本沒再變化。　　

這也可以從各個階段農民人均來自農業的收入年均增長率與農產品收購價格增長率的關系看出來。　　

1978-1981年，收入增長14.6%，收購價增長12.1%；1981-1990年，收入增長10.2%，收購價增長9.4%；1990-1996年，收入增長13.2%，收購價增長9.6%；1996-2003年，收入增長0.1%，收購價增長0.2%。　　

也就是說，來自農業收入的增長基本與收購價格增長同步，它們之間的差距非常小，基本在8-25%之間，也就是實際人均收入增長比價格增長高出8-25%。但由于這個時期農民人數在持續減少，按人均計算的收入有自動提高的因素，因此，可以說農民在80-95年來自農業收入提高的基本因素基本是農產品價格提高形成的，與體制變動關系看不出來。　　

這個問題應該用以下思路來認識：在完全市場經濟中，不同產業就業者平均收入的不同是受兩個因素影響。首先取決于不同行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可能性空間”。也就是技術進步和資本投入對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最大可能空間，在不同行業是不同的。比如，資本的投入和技術進步（往往連帶資本投入）對工業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空間大，一項技術應用成幾倍甚至十幾倍提高一個工人的產量不算稀罕，但農業就很少有這樣能力的技術應用，能夠提高十幾個百分點就不錯了，能提高50%就算重大發明了。同樣，服務業中傳統服務業，比如餐飲、賓館、商業方面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空間也遠小于工業，但金融、房地產等行業的技術進步機會一樣很大。一個勞動者的產出增長幅度大，速度快，可分配的空間就大，收入提高的可能性就大。因此，從事制造業的人收入往往比農業高。　　

在完全市場經濟中，既然投資非農產業投資回報率高，勞動者進入這些行業收入高，資本和勞動會自然流向這些行業。一些農業資源豐富的國家（大多是原來地廣人稀的殖民地國家，比如澳洲、南美和北美），農業人口會迅速縮小，非農產業就業會迅速擴大。這樣一來，農業人均資源擁有量大幅度增加，給技術進步提供了比較大的空間，使農民人均收入增長空間加大。但即使如此，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空間畢竟有限，因此農業就業群體的收入始終低于其他產業。就連人均耕地非常高的美國，農業就業者每年還接受政府1萬美元左右的補貼。因此，農民收入增長速度總會低于非農產業。　　

由于價值總體取決于勞動量，因此市場經濟會產生一個自動平衡力量，就是農產品價格與工業品價格相比，前者趨向上漲，后者趨向下降，使農業勞動者收入有一個趕平非農就業者的趨勢，這就是所謂剪刀差。如果政府控制兩者物價，那么農民的實際收入會減少，時間越長，額度越大。　　

中國實施計劃經濟后，控制了物價和資本、勞動力流動，按照國民經濟發展需要來對投資和消費進行了分配，等于遏制了農民按照市場規律增長部分。1979年的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等于恢復農產品與工業品按市場規則應該體現的價格差，農民收入自然突然大幅度提高。同時，剩余農副產品在市場經濟中銷售，價格更加趨向市場經濟中農產品和工業品的價格關系（所謂趨向而不是完全反映，是因為國家對市民按照低于市場價供給了大部分農產品需求，減低了集貿市場農產品價格可能上升到幅度）。到80年代末取消糧票、油票和布票，農產品市場基本放開，90年代初農產品收購政策的放開，農產品價格持續上漲，到90年代中期，農產品和工業品的價格基本反映了市場價格（從90年代中期到2006年我國糧食、雞蛋、肉類價格基本沒再漲）。這是整個80年代和90年代初農民收入快速上升的根本原因。　　

也就是說，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在這個階段高于市民，實際上主要是國家再分配政策帶來的，并不是農村經營體制變化帶來的。即使依然是集體經濟，如果農產品收購價格依然保持大幅度持續增長，農民收入依然會大幅度增加。　　

生產力發展取決于資本、技術和需求，歷史上并沒有出現過因為調整了生產關系，生產力在幾年內就突飛猛進的事例。以前沒有過，80年代也不會有，當然今后也不會有。　　

那么，貧道問什么認為第二次農村改革一定會成功，農民收入翻番計劃會提前一半時間完成呢？因為貧道看到這樣的消息。　　

在三中全會關于農村問題的決定出臺第二天，“　10月20日　，發改委網站發布的最新消息顯示，政府將提高大米，小麥等農產品的收購價格，以政策手段支持糧食和農業生產。 具體措施為：　　

在東北地區，按照粳稻每市斤0.92元、玉米每市斤0.75元的價格實行國家臨時收儲，按照每市斤1.85元的價格掛牌收購中央儲備大豆；在南方稻谷主產區，按照每市斤0.94元的價格收購中、晚秈稻，作為國家臨時收儲；在油菜主產區，按每市斤2.20元的價格向農民收購油菜籽，充實食用植物油中央儲備；國家已經在新疆地區按照每噸12600元的價格收儲了一定數量的棉花，下一步將視市場情況再增加收儲數量，并組織好棉花外運。除此之外，政府還將較大幅度提高2009年生產的糧食最低收購價格。從明年新糧上市起，白小麥、紅小麥、混合麥每市斤最低收購價分別提高到0.87元、0.83元、0.83元，比2008年分別提高0.10元、0.11元、0.11元，提高幅度分別為13%、15.3%、15.3%。稻谷最低收購價格水平也將作較大幅度提高。”

目前，稻谷收購價格大約為0.7-0.75元一斤，如果提高到0.92-0.94元，大約提高29%。玉米收購價大約0.5-0.6元一斤，提高到0.75元大約提高36%。白小麥和混合小麥原最低收購價為每斤0.77元和0.72元，提高到0.87和0.83元分別提高13.0%和15.3%。油菜籽收購價為1.3元一斤，提高到2.2元提高69%。大豆現在的收購價不低于每斤1.85元，只有進口轉基因大豆才低于這個價格，因此沒什么作用。　　

這樣看，我國將再一次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初期綜合幅度大約在32-35%之間。這項政策的落實能讓農民總計收入提高15-16%（農民收入來自農業部分現在為全部收入的45%），加上其他增長因素，農民人均收入增長率會在2009年和2010年再次突破兩位數。在這個基礎上，應該在2014年甚至2012年就完成翻番計劃。　　

而且，這次農民收入突然增長的成就會像上一次一樣，被用來證明農村第二次改革的偉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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