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何時何地，馬克思主義者都應該堅信：“雇傭勞動，也像奴隸勞動和農奴勞動一樣,只是一種暫時和低級的形式,它注定要讓位于帶著興奮愉快心情自愿進行的聯合勞動。” 　　

　摘要：公司加農戶模式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產品的供求矛盾，促進了農業產業化的發展，然而公司加農戶模式的實踐表明，這種模式不符合我國人多地少的國情，有悖于科學發展之道，不是促進農業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而是使其倒退到資本主義大農業的深淵，使雇農大量涌現，農村貧富差距拉大、農村不穩定因素增加、使整個農民貧乏、農村凋敝、農業衰落。本文公司加農戶模式在實踐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后，認為要解決三農問題，促進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建設好社會主義新農村，就應該根據我國農業發展的實際情況、借鑒我國歷史上農業合作社發展和西方農業合作社成功的經驗，積極發展新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作為公司加農戶模式的替代形式，把農業合作社作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有效載體，把各種以公有制的多種形式為基礎的各種類型的合作社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體，以工業合作社、農業合作社、住宅合作社，銷售合作社、消費合作社、供應合作社等各種合作社的推動城鄉的互助發展，實現真正的共同富裕，這是一條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有效途徑。　　

    上世紀90年代初，為緩解農戶小生產和國內外大市場的矛盾，消除買難賣難、產銷分割的局面，一些涉農企業為了保障市場供應，獲得穩定的原料供給，率先深入農村與農民簽訂合同，成為最初的“公司＋農戶”模式。　　

     在一些國有、國營、集體企業的帶動下，全國迅速掀起了發展“公司加農戶”模式的熱潮，一批民營農業企業迅速發展壯大起來，眾多農業龍頭企業的快速膨脹，使公司加農戶模式被誤認為是解決農產品銷售問題、促進農民增收的有效途徑，各地都從政策和資金上大力支持公司加農戶模式的發展，到上世紀末以公司加農戶模式為經營模式的龍頭企業就達一萬多家。　　

加入WTO后，為應對嚴峻的國內外市場形勢，我國對農業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為破解“三農問題”，出臺了一系列支持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和農村經濟發展的政策，促進農業發展，在此背景下，有些地方過分注重發揮農業龍頭企業的作用，甚至把農業龍頭企業實行公司加農戶模式，賦予了解決三農問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歷史使命。　　

其實公司加農戶模式并不是什么新鮮的事物，早在114年前恩格斯就在《法德農民問題》中將這種典型的資本主義大農經濟的組織形式剝削農民的本質進行揭露了：“在法國北部也如在我國（英國）的甜菜產區一樣，資本家將土地租給農民耕種，而農民必須在極端苛刻的條件下栽種蔬菜，必須購買（該資本家）一定量的種子，和施用一定數量的嚴格規定的肥料，此外，農民在送交甜菜時還要受無情的欺詐。” 　　

    公司+農戶模式在我國的實踐的具體情況是怎樣的呢，筆者通過多年的實地調查對“公司+農戶”模式進行了分析。　　

   （一）、由于公司加農戶模式下公司與農戶之間力量的失衡，農戶在生產經營中沒有參與權和知情權，經常性地受到公司的欺詐。　　

     據統計，我國的“公司+農戶”模式中農戶與公司簽訂的銷售合同履約率只有1/3左右，許多公司利用各種借口違約，使處于弱勢的分散農戶無力承擔，造成某地農產品相對過剩，失去銷路，頻頻出現的農戶的倒菜事件、倒瓜事件、倒奶事件。　　

    一些品質不高的企業發展“公司加農戶“模式的目的在于高價推銷劣質的種苗、種禽和飼料、肥料等的生產資料，從中謀取暴利，對農戶進行欺詐。在農產品供應過剩時，一些信譽度不錯的大型農業龍頭也會這樣做，公司通過合同價格向農戶提供劣質的飼料、化肥、獸藥、農藥等，不僅提高其在農資銷售方面的收益，而且由于農資的劣質造成的農產品品質的低劣，而這又成為公司違約的借口，緩解了公司回收農產品壓力。　　

     例如肉雞養殖業的“公司+農戶”模式，在預期市場行情下跌的前提下，公司高價賣給農戶劣質的、低成本的飼料、獸藥，雞吃了劣質的飼料就不能正常地生長，雞用了劣質的獸藥就會死亡，如果雞在規定時間內不能生長到公司要求的標準體重或是死亡，公司就按合同不收購農戶的雞，并將押金作為違約金扣除，這樣既緩解了公司收購農產品的壓力，又從農資供應渠道獲取了收益。　　

     更有甚者有些不法企業竟打著“公司+農戶”模式公開欺騙農民。由于農民力量的薄弱、法律意識的缺乏、付諸法律成本的高昂，使合同也成了一張廢紙，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如近幾年發生的震驚全國的海南錦繡大地米邦塔食用仙人掌事件等。　　

     ２００２年，海南錦繡大地生物有限公司宣傳：作為墨西哥最暢銷的綠色蔬菜“米邦塔”仙人掌，由海南錦繡大地公司引進到中國，三十到四十天就可以采收，每年可以采收八到十次，連續高產十五年，一畝地一年能賺６萬元，公司與農民簽定合同，農民購買種苗，負責種植，他們負責回收。在農戶精心照料下，合同簽訂半年后，一尺長的仙人掌長到了規定的尺寸，海南錦繡大地公司卻以種種借口拒收。　　

    海南錦繡大地生物工程公司通過合同一方面銷售他們的種苗，另一方面向老百姓承諾收購其產品，最后以種種借口拒絕回收來對農民進行的。結果造成全國１３個省的數以萬計的農民被騙，涉及資金達數億元，這就是利用公司加農戶模式進行明目張膽地欺詐農戶的代表作。　　

    另外，據有關專家介紹，我國一些大型農業企業搞的“公司加農戶”模式，有80%以上的案例不成功，我國大部分農業上市公司，上市圈的錢很少用于農業；即使部分公司撥出一小塊資金，用于農業，也基本不用于農民，和農村更沒有關系。而且這些龍頭企業所得到的政府優惠，也基本沒用于農業、農民和農村；大部分龍頭企業大部分龍頭企業都有圈占土地、以資源獲得資本化收益的本質。公司加農戶模式把農民的土地資源，把農民可能獲利的空間讓給企業。　　

    特別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隨著農業產業化方案提出后，一些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借助發展公司加農戶模式帶動農民脫貧致富的幌子搶先低成本上市，實際上是跟地方政府簽一個合同，占上幾千畝上萬畝地，然后到銀行抵押出大量貸款來，扭頭跑了，或者非法圈占土地搞房產謀取暴利。　　

 （二）、在公司加農戶模式下，農戶承擔的義務和風險要遠遠大于其得到的權利和收益，因外部市場的變幻，公司和農戶經常性的產生沖突，農戶成為公司轉嫁市場風險的最終承擔者。　　

 公司和農戶之間的利益由于資本、信息、技術等方面的差距，難以形成良性、有效的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機制。 由于農民在市場經濟中處于最弱勢的地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以戶為單位的廣大農民由于地位和力量的不平等，在“公司+農戶”的模式中，農民總是依附于公司，農民總是處于劣勢。　　

    在公司加農戶模式下，個體的農戶被大公司所謂的解決銷售問題和進行技術指導的美好前景所驅使，與公司簽訂不平等合同。拿普遍實行公司加農戶模式的肉雞養殖業來說，龍頭企業引進技術、設備、種雞和飼料配方，組織生產并負責市場銷售，肉雞的孵化、種雞的提供、防疫的實施、飼料的供給、成雞的加工、銷售都由龍頭企業承擔，肉雞的飼養由農民負擔，農民擔負起農業生產的主要部分。　　

農戶養一只肉食雞首先要向公司交納一定的押金，然后雙方簽訂顯然不平等的合同，在合同中，除了公司保證回收成品雞的義務外，多數的義務都是農戶的，在養殖過程中，農戶必須購買公司高于市價數倍的雞苗和飼料、獸藥等，公司從雞苗、飼料的供應環節和成品雞銷售環節的賺取巨大利潤，而農民卻只賺取很少的收益，甚至由于種種原因而血本無回。　　

拿普遍實行公司加農戶模式的養殖業來說，農戶養一只鴨首先要向公司交納6元/只的押金，以防農戶在合同中違約，其實質是防止大多數農戶在破產后無力償還，然后雙方簽訂顯然不平等的合同，在合同中，除了公司保證回收成鴨的義務外，其余的義務都是農戶的，這種合同不禁讓人想起黃世仁和楊白勞的故事，在養殖過程中，農戶必須購買公司高于市價五倍的鴨苗和不低于每只十五斤的飼料，其價格高于市價一倍和每只一元的獸藥。 　　

這樣在不計算人工成本、固定資產及押金的時間價值、機會成本的前提下，在百分之百的成活率和理想生長狀態下： 　　

    養一只合同鴨的利潤=銷售收入—鴨苗合同價—飼料合同價—獸藥合同價 　　

     =6斤/只 ×4元/斤—5元/只—15斤×1元/斤—1元/只 　　

     =24—5—16.5—1 　　

     =1.5(元) 　　

    在同樣的前提下，在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正常成活率和因公司為降低成本而提供劣質資料、獸藥獲利致使鴨群生長緩慢的現實狀態下，養殖戶是賠本的，甚至養幾批鴨后連押金都賠上。 　　

    而養一只合同外鴨，在同樣的前提下的利潤為： 　　

    6斤×3.5元/只（市價）—1元/只的鴨苗市價—15斤×0.8元/斤的飼料市價—0.4元/只獸藥市價=21—1—12—0.4=7.6元。 　　

    　　在同一狀態下，一只合同鴨和合同外鴨的利潤相差： 　　

    　　7.6—1.5=6.1元。 　　

而這6.1元/只的巨額利潤以及押金的時間價值、機會成本正是這些企業以公司加農戶模式迅速積累、膨脹的所有秘密所在。 　　

    雖然公司加農戶模式，延長了農業生產的產業鏈條，增加了農產品的附加值，但是在“公司+農戶”的中，由于公司、農戶力量的嚴重失衡，使處于分散的狀態農戶受到龍頭公司強勢資本的控制和盤剝，公司與農戶之間，其實質是一種隱性的雇傭關系，農戶只是龍頭公司的廉價原料農產品的提供者，并不能從增加的農產品的附加值中獲得相應的利益，公司與農戶這種農業產業化組織形式難以形成公司與農戶“利益共享”機制。　　

     因公司與農戶難以形成密切相關的利益共同體，它們只是各自分離并具有獨自利益的經濟主體，在實際生產中的利益博弈中，由于兩者之間博弈力量的極不均衡，地位極不對等，如果遇到市場風險和雙方之間發生矛盾，公司由于維持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利用其博弈中的優勢，侵害力量薄弱的、分散的農民的利益。當農業性的企業獲得超額利潤的時候，也許會分給農民一部分。但是當企業得不到社會平均利潤，或者虧本的時候，它就會把風險轉嫁給農民，這使得處于利益兩極的公司和農戶關系很難長期維系。　　

   （三）、公司加農戶模式造成過剩性的均衡，致使農業市場價格的失真，導致農產品價格的大起大落；為了維持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公司利用自己的優勢，有意控制市場信息、銷售渠道，使處于產業鏈末段的農民倍受盤剝。　　

   1、公司加農戶模式公司間無序競爭進而盲目生產，擾亂市場造成了過剩性均衡，擴大農產品市場的振蕩，影響了正常的市場行情。　　

    中國人多地少的國情決定了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生產規模的狹小，以致于使農民擁有的少量土地不能成為其發家致富的生產資料，而只能作為維持農民溫飽的生活資料。而正是因為這種狹小的生產規模，使分散、獨立的農民無法影響市場，而是時時處處受到變幻莫測的市場的制約，盲目的生產，無序的競爭，導致農產品頻繁的生產過剩，制造了一幕幕“多收了三五斗”的悲劇。　　

    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公司加農戶模式被作為能解決這一難題有效途徑，殊不知，利用＂公司＋農戶＂模式來解決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恰恰會擴大農產品市場的振蕩。　　

    因為從經濟周的角度看，公司加農戶造成過剩性均衡在農產品市場上，會導致價格信號失真，進而導致農產品市場大起大落。這幾年各地的各種農產品價格大戰，就是先由公司收購農產品原料引起的，當某種農產品價格升高時，農民就會一窩蜂的發展，導致某種農產品短時間內的過剩，價格大幅度下跌。　　

    另外，市場經濟越向前發展，競爭越激烈，風險性越大，經營商業性農業的也就越困難。規模不大的農產品加工企業無序地經營，惡性地競爭，使他們販賣的農產品在市場上經常顯得過剩，隨著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為了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下來，很多企業爭相降低產品銷售價格，當然同時也要借故降低原材料的采購價格，企業及時轉產或破產。但無論是產品的降價還是企業轉產、破產，個體生產者都直接成為終極的風險承擔者。　　

2、為了維持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公司利用資本、信息、技術等方面的優勢控制了市場行情，和銷售渠道，以壓低農產品收購價格，謀取暴利。 　　

 由于農民在公司加農戶模式中處于弱勢地位，一般只能作為被動的價格接受者。因此，公司可以以公司加農戶模式，根據農產品產地供大于求、生產相對過剩的矛盾而肆意壓低農產品的收購價格，販運到外地高價賣出，獲取巨大的價差。　　

     前幾年，山東某地冬棗價格高達上百元一公斤，很多企業覺得有利可圖，紛紛加入，大力發展公司加農戶模式，冬棗的加工、銷售能力不斷增大，但令棗農不解的是，冬棗的價格不升，反而大副下降。當他們不得不接受五六元一公斤的低價時，那些龍頭企業卻在南方大城市打出了七八十元一公斤的高價，這就是公司加農戶模式壟斷外地市場和銷售渠道、控制當地市場行情獲取高額利潤的杰作。在農業產業化發展程度比較高的地方，這樣的案例比比皆是。　　

     因此說，雖然公司加農戶模式，擴大流通渠道，延長了產業鏈，但農民仍處于產業化鏈條的末端，盡管這個長長的鏈條中每個環節都能增值，但增加的豐厚利潤和市場準確行情信息，公司是不會與農民共享。公司控制了市場信息和控制當地的市場行情，即使在市場行情好的時候，處于弱勢的農民也不會得到好處。　　

    （四）公司加農戶模式沒有改變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農民在生產資料采購環節的過度開支，使他們無力承擔改進生產技術的高昂費用；而公司面對大量廉價的農村勞動力，也不愿投入過多的資金進行農業技術的革新，因此公司加農戶模式沒有推動農業技術的進步，促進農業生產力的發展。　　

     生產力發展的最重要標志就是生產工具。實踐農業產業化的意義之一就在于改進生產工具、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提高農業的生產力。但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公司加農戶模式發展十余年來，我國的生產工具并沒有大的變化，農業的技術并沒有顯著的發展、農業生產效率沒有得到有效的提高，我國的大多數農民依然拿著幾千年前的生產工具鐮刀、鋤頭進行著傳統的農業生產，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什么呢？　　

    公司加農戶模式，在理論、宣傳上說可以促進集約化生產、規模化經營，但在實踐中公司除了在產前向農民高價提供種子、農資，產后銷售農產品外，在農業的生產過程中并沒有對農業的技術的改進進行過多的投入，公司加農戶模式下的農民照樣是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基礎上分散、獨立的進行生產。“小塊土地私有制按性質來說，就排斥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的社會形式，資本的社會積累，大規模的畜牧和科學的不斷擴大的應用。”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本身具有的這種“小塊土地所有制”性質，使農民依然無力進行農業工具的改進，使他們負擔不起改良農具和良種的高昂成本，因此他們依然拿著幾千年的生產工具鍬、鎬、耙在低水平地進行效率不高的農業。　　

    同時“資本在土地價格上的支出，勢必奪去了用于耕地的資本。”公司加農戶模式的實施正是讓農民在生產資料的采購環節：農產品種子、種畜、化肥、農藥等方面花費巨大的財力，使農戶無力再對農業生產工具、生產技術進行改進了。在內蒙草原上，接受了“公司加農戶”模式養殖奶牛的牧民，要為每頭奶牛付出近兩萬元的成本，一般的養殖都需要交納數倍于種禽的押金，在這些環節的投資，使他們承擔不起支付改進生產工具和生產工藝的巨大成本了。　　

另外，雖然我國頒布了一些促進農業技術發展政策法規，提供了一些資金扶持，但目前我國制定扶持政策和資金投入都是以這樣的前提進行的：即扶持龍頭公司就是扶持農戶，于是龍頭公司代表農民得到了國家的扶持資金，但現實情況卻是龍頭公司往往把資金挪作它用，一般不會進行農業技術的改進，更不用說對農戶進行扶持了。　　

 人多地少的國情，決定了我國農村勞動力的廉價，農業企業面對大量廉價的農村勞動力，寧愿多雇傭“活的勞動工具”，也不會花太多的金錢和精力對農業生產技術和管理方式進行改進。對廉價勞動力的偏好，使他們不愿意生產工具的改進；為了維持自身利潤的最大化，便于對農戶進行控制，公司沒有對農業新技術進行推廣，因此農業生產力沒有因為“公司+農戶”模式的推廣而有明顯提高。　　

   （五）、公司加農戶模式造成了不完善的市場結構和畸形的產業化格局，抑制了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農民永遠是最終的受害者。　　

     在市場信息不靈敏、銷售渠道不通暢、農產品供求脫節的狀況下出現的公司加農戶模式，在其產生進程中就造成了不完善的市場結構和秩序，及畸形的產業化格局。　　

    表面上解決了農產品供求矛盾、提高了地方財政收入的“公司加農戶”模式被作為國家和地方政府重點扶持的對象，公司同時享有了行政組織和經濟組織的雙重優勢，而農戶則同時處于具有行政方面和經濟方面的雙重劣勢。農民沒有成為國家直接扶持、補貼的對象，農民利益并沒有得到有效的維護，農戶也不是產業化組織的真正主體，盡管公司自身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卻合理地被作為產業化經營的主體，公司加農戶模式對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產生內在地抑制作用，使真正意義上的合作經濟組織進入產業化經營十分緩慢，勉強生存的合作經濟組織也在不斷減少，并使大力發展以農民作為主體的合作經濟組織的經濟和體制基礎遲遲不能穩定，因此，公司加農戶模式也就成為了農業產業化的最主要組織形式。　　

    然而，作為解決農產品宏觀短缺，局部過剩矛盾的“公司＋農戶”模式，在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狀況下，一旦進入“過剩性供給均衡”，公司和農戶之間的純粹組織均衡將進入一種退化過程，各種產業化組織的分布形態將持續退化，直到達到與過剩性供給均衡市場結構相適應的均衡狀態，這時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和農戶的專業化生產將減少到最低限度，農戶也會最大限度地從“公司＋農戶”模式中退出，一些規模效益不佳的龍頭企業甚至會破產。這時當地政府一般會加強地方保護主義，減少整個產業的需求空間，但這更加劇公司加農戶模式的退化趨勢，并將其退化到與較小的需求空間和結構相應的均衡，開始出現一種超經濟的力量來維持低水平的組織均衡。這種畸形結構，造就了凝固的畸形的農業產業化格局。　　

    由于受到這種外部過剩性均衡狀態的沖擊，在＂公司＋農戶＂的內部，公司會對農戶過分擠壓，利用壟斷優勢剝奪農戶利益，如果農戶退出公司加農戶模式的成本較低,農戶會主動退回到自給自足的小生產狀態；如果退出成本過高，短期后果只能是農民貧困化程度的增長，農戶最終會淘汰出局，因此說在這種背景下，公司加農戶模式很難良性、有效地運行，就是勉強的維持，農戶也是最終的受害者。　　

   （六）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國內外農產品競爭日益激烈，公司加農戶模式已經不能適應全球化的競爭，由其異化的公司加基地模式造成了大量土地兼并，使原來就緊張的人地矛盾雪上加霜。　　

     我國“入世”后，非貿易壁壘日益強化，“綠色壁壘”日漸形成，國外對我國農產品的藥殘超標檢查非常嚴格，我國農產品的主要出口國，加大了商檢力度，大批出口的農產品被檢驗出不合格，農產品出口經常性地受阻，那些走“公司加農戶”模式的企業最容易出問題。從表面上看，這是進口國的非貿易壁壘在強化的緣故，更深層次的問題卻是“公司加農戶”這一業產業化的基本模式，因為企業的監督成本太高等原因，已經不適應農產品國際貿易的要求了。　　

    養殖業的公司加農戶模式來說：公司集中加工，農戶分散養殖，公司對農戶統一提供種苗，統一采購飼料，統一防疫。 這幾個“統一”說起來容易，但真正實施起來卻非常的困難。因為養殖戶素質參差不齊、技術水平各不相同，飼養的場所、七零八落、分散各地，公司難以進行有效地防疫監督控制，如果與公司簽訂合同的養殖戶中出現一點問題，就會導致出口受阻的現象發生。　　

     隨著我國民眾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大城市都出臺農副產品地方標準、實行市場準入制度。農產品進入城市的門檻提高了。　　

國內外市場嚴峻的形勢已經嚴重影響到公司的切身利益，于是一些農業企業開始突破單一的“公司加農戶”模式，建立自己的養殖基地、種植基地，做大企業自身經營規模，使農產品生產趨向規模化、集約化。于是“公司加農戶”變成了“公司加基地”。　　

    “公司加基地”的產業化新模式，實現了農產品的標準化、規模化生產，降低了企業的生產成本，然而通過承包、租賃、兼并等多種方式建成的農業生產基地，少則上百畝，大的有幾千畝，把大量農田變為養殖場，由于經營不善，企業破產，最后甚至被撂荒，造成了人地關系的緊張。　　

     公司加基地模式加快了大規模商品基地的建設，促進了規模優勢的形成，加快了主導產業迅速膨脹，發揮了一定的規模優勢。但這卻造成了農村大量農田的兼并，使原來就緊張的人地矛盾雪上加霜，影響農民的正常農業生產，同時為不法企業圈占土地，用廉價的資源獲取高額的利潤的不良行為提高了體制上的便利，影響了農村的穩定，不利于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不利因素。　　

     一些從沒有下過鄉的主流經濟學家認為只要通過“公司加農戶”、“公司加基地”，這些的模式就能夠促進農業的規模經營，就能調整農業的產業結構，推廣農業技術，提高農業的經濟效益，實現農業現代化。的確，“公司加農戶”、“公司加基地”模式促進了農業的規模經營，但這所謂的規模經營是為少數私營企業主的利益進行的，那些老板們利用土地經營權合法流轉提供的便利，大量購買貧困或者外出打工農民的土地經營權，大肆兼并土地，進行菜吃人、鴨吃人、雞吃人的“圈地運動”，正如列寧在對考茨基的《土地問題》的評述中說的那樣：“小土地所有制占統治地位的地方，只有集中許多小地產，才能轉變為大的生產的方式，生產積聚是通過一個所有者購買許多地產進行的；這樣形成起來的的大地產是一種資本主義大農業的高級形式的基礎。許多小農經濟的的消滅，是大農經濟出現的必要前提。”　　 　　

    我國除了農村土地的社會主義性質區別于封建、資本主義社會外，在土地經營方式或方法上是沒有社會性質區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土地經營方式本與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土地經營方式沒有本質上的不同，都需要有土地經營主體，土地經營主體的收益都得表現為地租的形式。　所以擁有土地經營權實行公司加基地的農場主，背后是代表集體利益經營土地的村委會，還是代表自己利益出租土地的地主，都不影響他雇傭農民為他做工。 所以“公司加農戶”、“公司加基地”的實施將會使中國的十億小農變成了真正的雇農，變成給“周扒皮”們做活的長工。　　

資本貪婪、掠奪的的本性，將很快擊敗失去政策、制度、法律庇護的小農經濟， “公司加農戶"、"公司加基地”“土地股份制”為形式的大農經濟將逐步取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小農經濟，“如果說小土地所有制創造出了一個未開化的階級，它半處于社會之外，并且兼有原始社會形態的一切粗野以及文明國家的痛苦和貧困，那么，大土地所有就在勞動力的天然能力的最后領域，在勞動力作為更新民族生活力的后備力量貯存起來的最后領域，既在農村本身中，破壞了勞動力。大工業和按工業方式經營的大農業一起發生作用。如果說它們原來的區別在于，前者更多的濫用和破壞勞動力，既人類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濫用和破壞土地的自然力，那么，在以后的發展進程中，二者會攜手并進，因為農村的產業制度也使勞動者精力衰竭，而工業和商業則為農業提供各種手段，使土地日益貧瘠。（《資本論》第三卷917頁） 　　

通過上文的分析，筆者認為作為解決小生產和大市場的矛盾的公司+農戶的模式下的公司和農戶難以形成利益共享的機制，同時我國的人多地少國情決定了我國當前依然是小農經濟，土地嚴重短缺，農村勞動力嚴重過剩，因此決不能拿歐美國家的“公司加農戶模式”來搞我國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實踐證明，只有要大力發展以勞動入股、勞動雇傭資本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把合作社作為公司加農戶模式以作為公司加農戶模式的替代形式，來解決三農問題，推動我們農業、農村、農民的全面發展。　　

合作社是真正體現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組織，合作社的實踐真正體現了勞動雇傭資本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是真正消滅了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落后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是向著真正體現社會主義經濟民主和社會主義政治民主前進的有效形式，馬克思認為只要像中國這樣的落后國家大力發展合作社就能夠跨過“卡夫丁峽谷”超越資本主義階段，進入社會主義社會。　　

恩格斯更是極力推崇丹麥社會黨人代替公司加農戶模式的農業合作社，他們認為工人合作社，列寧更是對合作社的研究與實踐投入了大量心血，在他臨終前的光輝著作《論合作制》中，他說，單單合作社的發展就是社會主義的發展，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他認為發展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搞市場經濟就要大力發展合作社，他說“正是由于實行了新經濟政策，合作社在我國有了非常重大的意義。”說實在的，我們要做的事情“僅有”一件，就是要使我國居民”文明”到能夠懂得人人參加合作社的一切好處，并參加進去。”　　

合作經濟組織本身就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果。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和經濟的持續發展，集體經濟、合作經濟組織的興起也成為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要求，如果不能很好地發展集體經濟、合作經濟，就要阻礙生產力的發展。 　　

自1844年英國的28名紡織工人，受歐文合作思想的影響，在羅虛代爾創立“公平先鋒社”以來，西方國家合作社已經發展了160余年。西方國家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鼓勵各類合作社的發展以推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只有大力發展合作社才能緩解市場經濟中出現的“經濟危機”等諸多矛盾，現在英、法、德等國，各種類型合作社已經占據本國農業經濟的半壁江山。法國90%的農民參加各類專業合作社。丹麥合作社的農產品已占全國農產品市場95％以上的份額。　　

 實踐證明，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也是當前加快中國農業現代化化進程的客觀需要，工業合作社、消費合作社、住宅合作社等各類合作社的興起是完善的市場經濟的重要標志。 只有大力發展合作經濟，運用農民的集體力量從事農產品產、供、銷、運、加工一條龍的產業化經營，將創造的利益都由群眾共同享用，才能真正實現農民的共同富裕；只有大力發展集體經濟、合作經濟，才能拓寬農產品的銷售渠道，提高農民的科技文化水平，生產出綠色、無公害、有機農產品，保證食品安全；只有發展合作經濟，才能促進農業技術的推廣，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只有集體經濟組織才能解決好農民的社會福利保障問題，才能搞好農村精神文明建設，使農民安居樂業；只有有了合作組織作為依托，我國10億農民才能在激烈的國內外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總之， 我國要建設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必須大力發展各類合作社，只有建立以合作社所有制為基礎，以各類合作社為主體的市場經濟，才能有別于資本主義國家以私有制為基礎、私有企業為主體的市場經濟，才是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能解決市場經濟固有的弊端，用市場經濟的優點最大限度促進社會主義的發展，才能又好又快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又好又快的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才是正確的強國發展之道。　　

作者簡介：晨芳，80年后人，將社會主義作為自己的畢生信仰，對合作社會主義、自治社會主義、市場社會主義略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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