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基調的“進步”想象

     就在“主流”們一遍又一遍地控訴著“上山下鄉”運動的罪惡，控訴著在農村“牛棚”生活的種種“非人”遭遇的年代，我們在一旁，看著動畫片、聽著流行歌曲，后來又玩電腦游戲，學周星馳的嬉笑怒罵，悄悄度過了“巨變”的30年。一方面，所有“往事并不如煙”的“怨恨”敘述，似乎因其已是“往事”而在我們面前風清云淡，并未陰郁我們越來越豐富多彩的童年；另一方面，盡管如此，例如像我這樣從農村走出來、并且至今還要經常回鄉干農活的青年，一直還在心中隱約地暗生詫異：怎么去農村過農民的生活，就成了一種受難式的恥辱呢？這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主流”啊？

    不過，無論如何，歷史的車輪總在向前碾進，碾碎“傷痕”，也碾碎隨后興起又破滅的種種“主義”和旗幟，直至碾出一個被稱為“80后一代”的群體。這群至多才30歲的青年之所以成為具有典型性的一代人，是因為，過去這30年是一個連續的30年，是一個以改革開放、與國際接軌以及“全球化”等主流意識為旗幟，持續深入地進行“私有化”與“市場化”的時代。因其連續性，成長于這一時代的青年，就形成了許多可以相互印證的集體觀感和或許有些共性的典型特征。

    這連續的30年，的確連續地證明了其方方面面的成功：經濟總量大幅增長，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物質更豐富了，視野更寬闊了。從手機、電腦到汽車，從變形金剛、小龍人到哈里·波特，我們一直沉浸在關于“進步”與融入世界的巨大想象與滿足中，一起見證這個偉大的傳統國家，正在施行著的、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自上而下的現代性方案：到處是風風火火的“推倒重建”，到處是眾情惶惶的“名來利往”，與此同時，“胡漢三”們回來了，“黃世仁”又強勢了，黃、賭、毒、黑、貪又泛濫了……

    盡管如此，我們還以為不必關心政治，在“娛樂至死”的精神指引下，可以將無厘頭與事不關己進行到底！肯定性思維與“進步”成為一切思考的背景，只要還有份工作可以做，還可以找到男女朋友，還可以上上網、唱唱歌，即使社會上有這樣那樣的不合理問題與現象，我們并不由衷擔憂，而是相信父母們總是堅強的、未來總是美好的、問題總會解決的、黨總是英明偉大的！“盡管問題種種，但我們日益進步著”！就這點而言，各種“反華勢力”的那些陳詞濫調與“80后一代”的總體經驗和信念并不相符，也就沒有多少市場，必在青年人中被徹底邊緣化。我們繼續跟著主流歡呼加入WTO，歡呼奧運會的盛大舉行，歡呼我們偉大的GDP馬上要超過多少多少，無論如何，這種進步的基調奠定了80后一代骨子里的“自信”！

困境、怨恨與持續的自我解構

    和主流們對于80后這一稱謂的外延指涉往往有所區別的是，我并不屬于“郭敬明”們那樣的城市原生態80后：一邊吃喝玩樂、引領潮流，一邊用嘲諷而帶點玩世不恭的筆觸，涂畫著某種叫做“獨立思想”的東西。當然，時尚光鮮的“郭敬明”們也只是少數，正如與之相反，當主流們要顯示80后或90后的墮落時，也總是選取城市“原生態”中的少數衣食無憂的極品來加以渲染。真正“沉默的大多數”永遠在媒體的聚光燈之外，大部分城市中產階層的后代、與像我這樣典型的從農村通過高考奮斗到城市的青年，以及那些同樣懷揣著夢想通過其他途徑進入城市打工的同齡人，我們這些沒有“官爸爸”或“富爸爸”、未曾“后富”而一直“待富”著的“窮二代”們，一次次感嘆著“80后”這一代真是生不逢時，計劃經濟時代的社會主義福利沒有享受到，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主義的“惡”倒是全數碰上了：工作不分配了，讀大學收費了，買房太貴了，幾年之間，父母輩一代人幾十年的積蓄便統統又都為了我們而“還”給“資本家”了。舉目四望，煢煢孑立，舉步維艱！

    從小到大各種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以變換著的“政策教育”替代本該更基本、更有說服力的“政治教育”，配合并建構對共和國前30年的控訴與對后30年一邊倒的肯定性的主流敘事。然而，一方面，對共和國前后30年之歷史轉變過程中的種種因緣時勢，其解釋總留下許多令人疑問的環節。譬如，小崗村的分田單干只不過是恢復了幾千年以來的小農經濟模式，卻一直被譽為是開天辟地的偉大創舉；譬如，明明新殖民主義下的國際格局并未改變，可是我們的主流卻一直在強化著“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主題”的單面論斷；譬如，國有企業經營管理層面存在的各種不足，在改革過程中全被一古腦兒地歸結為所有制的問題。另一方面，關于市場經濟與私有化的美妙許諾與“教育、醫療、住房”新“三座大山”的殘酷現實，在兩者之間的巨大落差面前，過去的教育已經沒法再振振有詞、自圓其說。這樣的教育，無法培養起我們堅定的價值信仰和道德德性。在面對現實中的種種問題時，缺乏一種統一的并且切實回答種種疑問的歷史敘述，留給我們的只是更多的惶惑與矛盾。

    當然，信仰的脆弱并不只是教育內容與技術的問題。精英階層以各種各樣強詞奪理的說辭，一刻未停地對沒有這樣那樣“權錢背景與關系”的廣大老百姓巧取豪奪。有人把老百姓當傻子繼續忽悠。反過來，老百姓也就憤憤地把他們當作騙子。這個社會廣泛存在的一股戾氣，已成為威脅到這個國家能否最終成功崛起的巨大隱憂。主流敘事中一以貫之的對共和國前30年的怨恨情結，和后30年由權貴資本主義所新招致的怨恨情結，于此復雜地交匯在一起，而最終怨恨的對象，很容易就被引向了作為整體的體制。

    回顧來看，當初為了論證改革開放時代的合理性，不惜放任全面抹黑共和國前30年，例如否定前30年為后30年所奠定的全面的經濟基礎。由于這樣的抹黑和否定，加上如今許多人又有“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之感，結果，在好事者那里連人民共和國本身的合法性也一同被肢解了，于是，底層民眾起來推翻貪腐的國民黨政權的正義的人民“解放”戰爭，被解讀成了“中國人打中國人”、解讀成了僅僅是精英政治集團之間的權力斗爭與內耗。繼而，20世紀世界歷史上最為重大的歷史現象——中國革命及其歷史形態——更是一同被否定：不僅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的一系列追求獨立富強的革命斗爭，溯而往之，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為了抵御外侮、救亡圖存的必要性也被統統肢解。不是有人在叫囂“中國就是應該做西方三百年的殖民地”嗎？不是有人在痛斥：“鴉片戰爭的爆發其實就是因為中國沒有改革開放”嗎？不是還有人要刪除歷史課本中的革命性內容，而與“全球化”意識形態接軌嗎？更有甚者，到最后追溯中國近代之所以落后而受列強侵略的原因，竟然全部歸結為中國文化不行，以至有人大談中國人的“國民性”如何丑陋，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如何垃圾等等。當然，在所有這些自我解構的視野中，“愛國”便似乎成了罪大惡極的字眼！

    這樣的自我解構，往往還披著現代學術體制下的合理外衣，借助科學實證主義的方法論與話語霸權，“出成果”和“出新論”的學術工業內在機制，助長著這種解構歷史的實踐，瓦解著對人民共和國政治合法性的論述，并進一步瓦解著對中華文明的正當性論述。充斥在網絡媒體上的那些為漢奸平反、給英雄抹黑的所謂“成果”與“新論”，往往挑戰了公眾最基本的道德信念，也挑戰了整個20世紀中國革命史所逐步建構起來的對于民族主體自我演變的合法性認同，自然便引發了來自社會公眾的強烈反應。一段時間以來，“專家”“教授”“精英”這些原屬“謙謙君子”的正面語匯，如今在公眾那里往往帶了些許奇怪的貶義，而前者在經受這種公眾批判時，訴諸的卻常常又是另一套“告狀”邏輯：看，中國之學術不自由，專制下的暴民！于是乎，任何公然挑戰公眾良知的可怪之論，哪怕在學理上充滿著荒誕邏輯，卻以“學術自由”、“思想獨立”的名義堂而皇之地流行。這究竟是我們時代的幸運，還是尷尬呢？

    另外，社會主義公有制在農村（人民公社）和城市（單位）實質上的瓦解，一次次推高著對于集體主義以及一切高尚價值與道德的諷刺浪潮，當集體主義道德的確已失去了其現實的經濟基礎時，也就徹底成了“為人民幣服務”者們嘲笑謾罵的對象，甚至連傳統中國的某些優良的倫理價值也必須一并讓位于從金錢出發的衡量與算計。于是，思想與道德的信仰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脆弱、混亂，以至全面對立。一些人，對毛時代那些理想情懷與良好風氣，對于真正的社會主義時代和真正的共產黨作風，開始加速懷舊。于是，“范跑跑”一跑，“郭跳跳”一跳，鄧玉嬌一刺，“屁民”們起哄的，“打醬油”的，還有所謂“神棍”、“精英”與“憤青”，“五毛”與“網特”，“果粉”與“小左”、“小右”，就揮舞著唇槍舌劍，在形形色色的網絡壇子里互掐，彼此嘶喊著攻城陷陣，氣象萬千。

    從否定共和國前30年，到歷史虛無主義，再一路挺進到文化與價值虛無主義，信仰混亂了，道德墮落了，人心散了。而最終更深刻的問題凸顯出來，什么是中國？什么是中國人？如何理解中國歷史，尤其是近代以來在列強環伺局面中自我轉變的歷史？全球化時代中國人的身份焦慮與認同問題，也就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嚴重！

我們將如何敘說2008？

    雖然我并不能代表所有80后，但是，以上觀感應該還是有一定的“代表性”，或者說“典型性”。80后，我們在關注什么，想什么，我們所面臨的困境是什么？當我在此略作反思以自我表述時，卻發現一系列的主題如此混亂地交織在一起。當代中國所面臨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信仰困境如此集中地映現在每一個體的精神世界里。面對私有化與市場化，面對“現代性”的擴張所帶來的形形色色的社會與信仰問題，儒生傳統中的抱負和革命時代的理想主義，冷漠厭倦與事不關己的犬儒主義，娛樂到死、玩世不恭的后現代主義，甚或盧梭式的“田園情結”，在我們身上交替發作。過去我們因此“被討論”著，并時常“被”冠以種種不那么光彩的名稱，今天，在經歷2008年那一系列波瀾壯闊的事件之后，我們開始更多地表述與建構屬于我們自己的那些“集體記憶”以及那些隱含的觀感，在中華民族一代代的歷史敘述中，可以說，80后一代有了整體上的自我意識。

    然而，這自我意識是什么呢？它將如何回應那一系列在我們的精神歷史中糾葛在一起的混亂與矛盾呢？我們本以為不必關心政治，畢竟，先驅們為我們設計好了一個獨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國的建制，完成了中華民族實現現代性轉化最艱難的第一步。可是在2008年，在一個主流意識聲稱不斷進步并日益強大的國家，依然爆發了近代以來的那種“救亡圖存”式的自發的群眾愛國運動，這究竟是自信還是自卑？抑或，它只是充分反映了新青年一代的身份焦慮呢？而我們為什么又重新陷入了這樣的焦慮與困境呢？

    然而，無論如何，80后一代尤其是“四月青年”作為整體被推上了歷史與政治的舞臺，其風起云涌的愛國運動，對外則宣告了即使面臨最為錯綜復雜的政治與文化困境，民眾尤其是新青年們依然強烈地維護著中國認同；對內則昭示出一種強烈的自我認可正在這些新青年身上慢慢構筑起來：一方面，他們投入到一系列的社會重大事件中——例如作為志愿者千里奔赴地震災區——并以其優秀表現而為世人所稱道，重新構筑并踐行內心的人格理想與信念；另一方面，那些我們曾經不以為然的宏大主題重新在各種場合被納入話語討論：利用外資/被外資利用，自力更生/改革開放，帝國主義/民族主義，資本/勞動，人民群眾/買辦權貴……當這些概念因為當下的政治現實重新在我們身上被激活時，也就重新打開了連接與理解過往歷史的巨大可能，而一反上文所提及的那種歷史與文化的虛無主義邏輯。

    我們將如何敘說2008？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正在80后一代新青年身上踐行著的實際過程。面對著種種信仰的混亂與困境，如何能安身立命，以做一個中國人自尊自豪、傲然于世的時候，也就是我們的自我理解與中國認同完成并堅定之時，同時，也是100多年來現代中國持續進行的自我轉型最后成功之時。那時，我們再來敘說80后及其意義吧。

(載于《文化縱橫》2010年第1期，見http://www.sunyefang.org/docs/wenhuazongheng/lingyiyi/2105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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