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座諸君就要成為北大教職工了，首先祝賀大家。這里我愿意從一個比較年長的老師的角度，談談對北大傳統的認識。我首先問一個問題：北京大學的校訓是什么？　　

有人說是“勤奮、嚴謹、求實、創新”，有人說是“愛國 進步 民主 科學”，還有人說是“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到底是那一種呢？我也不太清楚。（笑聲）記得80年代末，北大大飯廳東側墻上曾經寫有“勤奮、嚴謹、求實、創新”8個大字，是書法家的作品，每次從那里經過，我都要看上幾眼，以為那就是校訓了。可是在許多重要場合，如大會掛個橫幅，標示的往往是 “愛國 進步 民主 科學”。又有人以為這才是校訓。我的印象中并沒有宣布過什么是北大的校訓。　　

“勤奮、嚴謹、求實、創新”講的是治學的要求，值得銘記。而“愛國 進步 民主 科學”呢，概括了北大的追求，北大歷來都是愛國進步的先鋒，是民主科學的搖籃。但是這兩個提法作為校訓好像都未能得到師生普遍的認可。為什么？一是涉及面廣，是幾個普泛性的概念、口號，放到哪個學校都適用，并沒有很好體現北大的個性氣質。二是“來路”不明，（笑聲）是誰提出，或者借用了誰的說法？不清楚。很可能就是學校某些領導一時敲定的。這就顯得權威性、嚴肅性不夠。三，更主要的，因為北大還有一個蘊含的校訓，廣為人知，得到“民間”的充分認可，那就是“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一說到北大傳統，北大精神，大家談得比較多的還說這兩句話。大家無形之中就把這兩句話看作北大的校訓了。看來北大的校訓一直處于模糊、尷尬的狀況。　　

校訓往往凝結著一個學校的歷史，反映一個學校的文化背景或創建歷程，或者體現一個學校辦學的宗旨，一種精神的追求。好的校訓都是采用格言警句的形式，短小精悍，一目了然，能讓人感受一個學校的個性、氣質，是校園精神與校園文化的人格化呈現。校訓能給師生感召與激勵，從學校畢業出去的學生，也會永遠記得校訓，甚至能昭示他們的人生。好的校訓如同一個招牌，那是一個學校的精神標志，能鮮明地標示這個學校的特色與成就。　　

例如清華的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就非常有特點。這兩個成語出于《周易》的乾卦與坤卦，呈現天地運行的態勢，又詮釋符合天地規則的德性。將“乾”“坤”合一，用傳統的思想精華來表述辦學育人之道，這校訓的文化內涵很深，給人一種莊嚴闊大的感覺。據說這是梁啟超為清華命定的。
　　我看啟功先生為北師大所撰的校訓也非常好：“學為人師，行為世范”，很能標示這所師范大學的宗旨。南開大學校訓"允公允能 日新月異"，東南大學的校訓“止于至善”，都言簡意賅，涵義豐厚。國外的大學也都注重以富于特色的校訓標示各自的辦學理想。如哈佛大學的校訓是：Let Plato be your friend, and Aristotle, but more let your friend be truth，中文翻譯為“與柏拉圖為友，與亞里士多德為友，更要與真理為友”。耶魯大學的校訓是“光明與真理”。都給人印象很深。
    可是，近年來我到過許多大學，看到很多學校新定的校訓都是標語口號式，諸如團結、上進、勤奮、多思、嚴謹、求實、創新之類，類似 “北大模式”，（笑聲）大同小異，缺少個性，難于讓人警醒、激賞、體味、琢磨，更說不上呈現一個學校的靈魂。這樣的校訓有沒有都無所謂。
　　回過頭來再說說北大校訓。如果采用“勤奮、嚴謹、求實、創新”，或者“愛國 進步 民主 科學”，和清華、師大等校訓相比，確實顯得文化含量淺，與我們這所百年名校的精神積淀不相稱。所以我還是主張用蔡元培提倡的“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作為北京大學的校訓。這兩句話符合上面說的好的校訓的特征，能充分體現北大的精神、個性、校格。那么為什么這樣一個廣為人知、幾乎成為北大精神象征的標示語，并沒有能正式宣布作為北大校訓呢？原九三學社副主委、中文系教授金開誠先生十多年前寫過一篇短文，也隱約贊同用“兼容并包”作為北大校訓，但又有些擔心。他說可能有人這樣認為，“‘兼容并包’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開明主張，恐怕不能絕對化。拿現在來說，分裂祖國的言論，北大豈能‘容’它？歪理邪說，北大豈能‘包’它？”我覺得這就是過去政治化年代大家熟悉的“上綱上線”了。什么事情往政治上一扯，就很難再容人說話。其實，金先生夠謹慎的了，他只建議用“兼容并包”作為校訓，前面一句“思想自由”他也略去了。看來在北大校訓問題上有些人是有個心結的，生怕一提“思想自由”就是政治自由化，講到“兼容并包”就難免包容政治上反動的東西。這種思想禁忌幾乎成了 “集體無意識”，大家就不要去碰了。其實，只要認真研究一下“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看看其歷史內涵與文化積淀，就大可不必如此緊張。所以，當在座諸君作為新的教職員進入北大這個校園，我不妨就借校訓問題，回顧一下北大的歷史，特別是“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的來路，讓我們感受北大傳統的血脈。　　

北大的前身京師大學堂通常被看作是我國第一所現代形態的大學，其實這個所謂“現代形態”時間有些提前了。1898年建校之后，有十多年時間，很難說就是現代的大學。當時文科基本上是桐城派與“文選”派的天下，學生則以官員或者官宦子弟居多，都是抱著升官發財的目的來上學的，學校風氣相當陳腐而且保守。學生稱呼老師不是叫老師、教授，而是“大人”、“老爺”，老師可以放縱賭博、嫖妓，當時北大甚至被民間加以“賭窟”、“探艷團”的惡名。中間有一段幾乎就辦不下去了。直到1916年，北大才轉變風氣，真正朝著現代大學的方向來辦學。這是因為來了蔡元培先生擔任校長。蔡元培開門見山，在就任校長的演講中就提出三點要求，可以看作是北大精神的第一道閃光。蔡先生說，第一，大學是相對獨立的學術研究的機構；第二，學生不應當“專己守殘”，意思是既要專精又要博雅，注重人格修養；第三，大學應當有思想學術的自由。他畫龍點睛，說了這樣一句關鍵的話：“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所以為大也”。　　

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后，校風好轉，教師學生道德水準得到提高。當時北大教師當中成立過一個叫“進德會”的團體，要求會員不嫖、不賭、不娶妾，還有不當官吏、不做議員，等等，居然擁有1000多會員。但蔡元培的理想不止是整頓道德，而且還要仿照西方先進大學的通例，辦一所中國的現代的大學。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循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之公例”，放開胸懷，聘用各方才俊。這就使北大任用教員著眼于學問，不受政治、派系或者其他非學術因素干擾，只要有學問，言之成理，那怕觀點對立，都可以在北大立足。當時北大聘用了一些所謂舊派人物，諸如劉師培、黃侃、林損、辜鴻銘、馬敘倫等，他們比較傾向于現在說的文化保守主義，后來他們還站到了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面。同時北大也引進了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周作人、魯迅等一批激進的改革的人物。　　

這里說說蔡元培聘請陳獨秀的史實，看看我們老校長的氣度胸襟。蔡元培1月4日到北大上任，1月11日就呈請教育部聘任陳獨秀出任文科學長。蔡元培與陳獨秀政治信仰不一樣，個性也迥然不同。陳獨秀是“炮筒子”，你看他那篇《文學革命論》，聲稱要拖十八門大炮為前驅者助陣，他說話寫文章就是這樣鋒芒逼人。而蔡元培卻外圓內方，是紳士加傳統優雅文人的那種氣質。但蔡元培賞識陳獨秀的銳氣，當然還有他在青年中的影響，他是翻閱了十余本《新青年》后決意要聘陳的。為了禮聘這位比他小十多歲的陳獨秀，蔡校長親自去陳的住處拜訪，一趟趟“多顧茅廬”。陳習慣熬夜，起床很晚，蔡元培幾次登門陳公都還在夢見周公，蔡老先生就耐心地坐在門口的一只小板凳上，等待陳獨秀醒來。（笑聲） 　　

年輕氣盛的陳獨秀開始并不領情。他志向大了去了，哪里肯“屈身”當一個教師？何況那時他正在專心辦《新青年》雜志，編輯部又在上海。但蔡的誠意和氣度最終還是感動了陳獨秀，使他決定將《新青年》搬到北京來辦。這可是一個重大的歷史契機。有了《新青年》與北大的結合，也就有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 　　

在蔡元培禮聘陳獨秀后，陳又推舉胡適進北大當教授。胡適當時才20多歲，“海歸”派，可是博士學位還沒拿到。是陳獨秀看到文章，欣賞他的才情眼光，得到蔡元培贊許，才決定請他來北大的。后來胡適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胡適在他的紀念文章里曾提到，如果沒有蔡元培，他的一生很可能會在一家二、三流報刊的編輯生涯中度過。 　　

我講這段佳話，是為了說明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理念。蔡元培決心以這八個字來塑造北大，使這所大學能夠“囊括大典，網羅眾家”，行“思想自由之通則”。除了聘用舊派與新派的人物，北大那時還匯集了許多非常有學問有特色的學者，例如馬寅初、陶履恭、王星拱、陳大齊等，他們后來都成為各個學科領域的開創性角色。北大在很短時間內就聚集了當時中國最有學問、最有思想、最有激情與抱負的一批知識分子，形成了各種學派、思潮與主義交鋒的一個平臺。各種新的思潮包括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無政府主義、新村主義、托爾斯泰主義、易卜生主義，等等，紛紛亮相北大，各種文化社團風起云涌。那種問難質疑、坐而論道的自由學風，也由此形成，成為北大異于其他大學、吸引一代代學子的獨特傳統。 　　

北大匯集了各色人物，大都是有個性的角色，彼此學術理路和文化立場都不一樣，怎么才能相安無事，有競爭，又有協和呢？什么機制在起作用？那主要就是教授治校。這是蔡元培主政北大期間做的第二件大事：建立起教授會和評議會。這些措施是仿效德國大學管理方法。當時的評議會由全體教授推選，凡學校章程規矩及重大事項(如開放女禁，給予女生同等入學權利)，都要經評議會同意。以上我們回顧了北大自由校風形成的歷史。但是具體來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這兩句話到底出自哪里？讓我再從頭說來吧。　　

當陳獨秀、胡適等人通過《新青年》雜志大力推進新思潮，最終形成反對封建專制主義及其衰腐的倫理道德的新文化運動，就遭到文化保守派的猛烈反抗。當時反對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一是原北大校長嚴復，另一就是著名翻譯家林紓，都是當時文化界舉足輕重的角色，而且他們對中國近代文化是有過重要貢獻的。當時林紓旗幟鮮明地反對新文化、新思潮，盡管他自己20多年前也主張過改革，但此時轉向保守，認為只有抵制西方的影響，回歸古代文化與倫理，才能救中國。林紓用古文翻譯西方文學作品180多種，是當時大師級人物，他看到胡適一般人提倡白話文寫作，是深惡痛絕的，所以他把矛頭直接指向北大。1919年2月林紓在上海《新申報》發表2篇小說，用一些化名影射陳獨秀、胡適與錢玄同，甚至進行人格侮辱。當時有些讀者認為林紓是借小說暗示要求軍閥政府干預北大行政。林紓還在報上發表公開信《致蔡元培書》，控訴北大“盡廢古書，行用土語”，“復孔孟，鏟倫常”，“盡反常軌，侈為不經之談，........令人心喪弊，已在無可挽救之時，........而中國之命如屬絲矣”。林紓嚴厲警告蔡元培搞教育勿“趨怪走奇”，誤國誤民。蔡元培當即在《公言報》復函，這封信被廣為引用，事實上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有力支持。信中駁斥了林紓對北大所謂“復孔孟，鏟倫常”，以及“盡廢古書”的謠言，不符實際，鮮明地提出這樣的辦學理念：“對于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無論為何種學派，茍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　　

這就是“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的來路。　　

我們可以這樣看，如果沒有這種學術自由、對不同思潮學派寬大包容的胸懷，也就沒有北京大學，沒有五四新文化運動，甚至也沒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最初的立足之地。沒有蔡元培這種辦學理念，象陳獨秀、李大釗、甚至還有后來的毛澤東這些共產黨人，他們能夠擁有最初發言的平臺嗎？現代科學民主思潮以及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思潮，正是依賴北大這種自由的寬容的學術環境才得以誕生和成長。我們不能忘本了！不能一提到“思想自由”，仿佛就是洪水猛獸，一提到“兼容并包”，就說那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資產階級的東西！那就把好東西都推出去了，多么可惜！　　

以上我們回顧了蔡元培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的理念，以及北京大學如何靠這一理念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的。“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并不只是蔡元培一人的思想，而是中國現代大學出現的代表性思想，或者說，是北大所以成為北大的精神資源。這一百多年來，北大這個名字這么響亮，跟北大思想自由的寬容的校風很有關系，這已經成為一種傳統，雖然也有過許多阻擾與挫折，但多少還是艱難地傳承下來了。　　

一個學校除了有大師，有大樓，還要有校園故事，有許多能成為一代代學生不斷傳說下去的故事。北大總有許多性情中人，許多有風骨個性的學者，他們的故事往往就負載著積淀著北大的精神傳統。比如辜鴻銘，長衫馬褂留辮子，還滿口“牛津腔”講《論語》。（笑聲）太怪了，但有學問，而且他的某些見解在事實上對五四新思潮激進的一面有牽制作用，或者說，起到某種結構性的平衡作用。雖然他是個反對新文化的保守人物，但在一代代傳說中，又成為一位有個性有主見的怪才，大家都覺得應當容納這樣的人物。這就是一種理念的傳承。　　

又如馬寅初，當過北大校長，卻那么“死心眼”，認準了自己經過研究的學問觀點，主張控制人口增長，即使面對眾多大批判，哪怕是巨大的政治壓力，自知年近八十，寡不敵眾，也要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如果當時當局能聽取這位學者意見，也就不至于弄到人口膨脹十多億才著急實施計劃生育了。從政治角度看，馬寅初先生真是“不識時務”，但在北大居然有這樣堅持真理不畏權貴的校長，也是獨特的風景。許多諸如此類有學問有個性的學者，他們成為北大精神的支柱。不要小看這些校園故事，一代代北大人所接受的傳統滋養，很多就是從中獲益的。北大是個多故事的地方，也是傳統深厚的精神高地。當一種校風形成，代代相傳，就是一股無形的力量。在這種氛圍之中，人們比較寬容，盡可能給學者自由發揮的空間。這里不是沒有矛盾，也肯定會受到外界各種壓力，但多數人都一心向學，也比較習慣給他人以空間，縫隙就比較多，一般情況下不至于被逼到墻角，化解外界壓力的可能性也比較多。這正是北大可愛的地方。　　

我再給大家講兩件親身經歷的事情，說明北大的自由寬松學風之寶貴。　　

現在都講量化管理，學校管理部門權力很大，往往就用某些規矩把老師學生給卡死，不得動彈了。你要申請職稱晉級，引進人才，或者研究生畢業，教授說了多少理由不管用，管理部門只認表上的數字。北大現在也是量化管理，但相對不會那么死板，有時給留個活口。我在一篇文章中就寫過這樣一件事。1981年夏天，北大中文系“文革”后招收的第一屆研究生要畢業了，我們都在進行緊張的論文答辯。同學中有一位是做“南社”的，是季鎮淮先生指導的學生，文才出眾，讀書極多，有點“名士派”味道，可是論文準備得比較倉促，　季　先生不滿意，怎么辦？要是現在，可能湊乎過去算了。可是　季　先生不想湊乎，又必須尊重程序，便打算邀請中國社科院的楊天石做答辯委員。楊專攻近代史，對南社很有研究，現在還是研究蔣介石的非常著名的專家，但當時還沒有高級職稱，按說不能參與答辯的。大概　季　先生認為懂“南社”的行家難找，而隨便找一位專家又怕提不出具體意見，就親自到學校研究生處詢問，看能否破格讓楊某參與答辯。故事便發生在這里了。你看我們的管理部門研究生處怎么回答？一句話：“您老認為可以就可以了。”這句話很“經典”呀，（笑聲）可以看出對于教授的尊重，也看出教學管理不搞一刀切，這就是管理水平，是北大的自由寬容。當然，這自由寬容的另一面，卻又是嚴謹的。答辯時楊某果然提出許多尖銳而中肯的意見，并投了反對票，結果差2票論文沒有通過。　季　先生對楊某投反對票還是很贊賞。（笑聲）有意思的是，楊某也是　季　先生的學生。對楊某來說，　季　先生有知遇之恩了，如今被恩師請來答辯，卻又投恩師學生的反對票。而　季　先生呢，也不會因為師生關系不錯，或者其他非學術因素，就放寬論文答辯評介的尺碼。1981年我們那一屆中文系研究生6個專業19人答辯，居然有3人沒有通過，確實非常嚴格。學風自由，卻又嚴謹，這種事情大概也只有秉承學術的尊嚴的環境中，才能得到理解。　　

再說另一件事，也是我親歷的。十多年前中文系一位年輕的有才華的老師編了一本關于中學語文改革的書，書中收入很多各種報刊上批評應試教育以及目前教育界狀況的文章，有些文章批評很厲害，有些話說得比較出格，有違宣傳口徑。于是有人寫信告狀，矛頭指向中文系的另一位年長的著名學者。因為這位學者給這本書做了序言。某高層領導接到告狀，就在一次會上點名嚴厲批評了北大以及那位教授，據說還拍了桌子，說這樣的老師還能評為“十佳教師”？當時學校領導很緊張，連夜開會了解情況，商量怎么辦。我擔任中文系主任，也被叫去開會。既然高層領導都發怒了，此事看來不能沒有反應的。當基本情況弄清楚后，我認為那本書確實政治上有錯，但還屬于學術討論范圍，何況對人的處理必須非常慎重。我把自己的意見說了，學校領導也就認可了。學校派人找那位老師談話，然后我們寫了個簡報說事情已經處理，大家都提高了覺悟，就送上去完了。為了保護那位“闖禍”的年輕教師，中文系有意把他派去國去。后來社會上傳說紛紜，說那位教授如何受到處分，以至提前讓他退休，等等。其實，我告訴大家，他們兩位都毫發未損，沒有受到任何處分。如果換一個學校，如果領導只對上負責，那兩位老師可就倒霉了。因為是在北大，我們大家習慣或者潛意識都有一些“思想自由”的愿望吧，或者大家還是比較尊重學問吧，就把那樣的事情都“敷衍”過去了。這背后就有傳統的力量。　　

所以我覺得北大之所思想始終比較活躍，也比較具有批評精神，北大的學術空氣之所以比較自由，以至于形成一種特別的與其他學校很不相同的氛圍，就是因為有從蔡元培開始不斷培育的“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的辦學傳統。從這個意義上說，不管承認不承認，“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就是北大最主要的精神傳統，也理所當然可以成為北大的校訓。我建議校領導敢于正視這一事實，（笑聲）旗幟鮮明地正式宣布這就是北大的校訓。至于有些人擔心“思想自由”這個提法，我們可以向他們說明：一，當初正是靠“思想自由”這個護身符，北大才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發祥地的，那怕是感念傳統恩惠，也不應回避這個詞。 第二，我們講“思想自由”主要是指學術活動，是學術思想的自由。這樣解釋既符合實際，又解除某些人的習慣性疑慮。如果有人一定扣字眼，那就是不講理了。即使換成“民主 科學”，他也可能會質疑是“誰的民主”？是資產階級民主嗎？那就扯不清了。我們應當通過校訓的明確化，對全校師生進行北大傳統的教育，增加我們學校的凝聚力。這是我作為一位老師的愿望，同時也是我對北大傳統的理解。　　

下面，我還想結合當前實際，談談對如何傳承北大精神的一些想法。很自然我們會返觀現今北大以及其他許多大學的狀況；那些大學的“通病”，在傳統的燭照下，會顯得如此嚴重，讓人焦慮。　　

首先應當承認，這十多年來，高等教育規模擴大，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大學教育規模最大的國家之一。從精英教育走向大眾教育，更多年輕人有機會上大學，這是巨大的成就。但是，從多數大學目前的情況看，前進中也出現新的問題，甚至是“通病”，我把它概括為“四弊”：　　

一是市場化。這種趨向日益嚴重，對大學教育產生致命的傷害。原因是教育投入仍然嚴重不足，教育資源分配越來越不均。每年兩會都有代表提案，要求加大對教育投入。這些年基礎教育的投入的確增加了，但高等教育欠賬很多。這是關鍵問題。國家投入不夠，學校要自己去賺錢，不少大學只好不斷擴招，靠獲取學費來維持運行。還有就是“創收”（這個詞對于學校來說很不好），辦各種班，賺了一些錢，可是風氣壞了，人心野了，老師哪有心思教學？現在學校的商業氣氛越來越濃，越來越世俗、庸俗。市場化對于教育特別是大學教育的傷害是很大的。北大這些年市場化、商業化沖擊也很嚴重。有幾個院系不辦班創收的？美其名曰服務社會，當然也給學校補貼了一些資金缺口，可是校風搞亂了。你們進校園看看，太熱鬧了，到處都是廣告橫幅，什么班都可以進來辦，而且很多都是老板班、賺錢班。誰有錢都可以在北大找到講臺。結果弄得大學生剛進來就心急火燎，急于找各種賺錢門道。什么時候能讓北大重新找回 “博雅”的氣氛呢？　　

再說老師的心態也受到影響。我們許多教授往往都身兼數職，有的很少時間真正放在教學上、放在學生的學習上。師資外流現象非常嚴重，更嚴重的是敗壞了校風。北大有些院系教師的收入非常高，甚至可能比某些基礎學科教師的收入高出十幾倍甚至幾十倍。如果說要吸引外國教員，報酬高一些是應該的。而且MBA之類辦班收益豐厚，給學校增加了收入，是解決經費不足的途經之一，容許一部分老師“先富起來”，多拿一些錢也無可厚非。（笑聲）問題是不能沒有管理，否則有些教授可能就是為錢上課，而且造成校內貧富不均，兩極嚴重分化，學校成了市場，人心搞得很勢利，既不利于校風建設，也不利于學科建設。　　

    學校爭相辦各種班“創收”，是我們中國大陸辦大學的一個現象，世界各國如此急功近利辦班創收的，恐怕以中國為最。雖然有些無奈，這也可以為學校籌集一些資金，給老師增加收入，但弊病是很大的。對此必需清醒。我看學校應當有些平衡，適當抑制，否則學校徹底市場化了，弊害無窮。　　

二是平面化。大學越來越失去個性特色，就是平面化、均質化了。原因之一是都搞大而全，都在升格。原有一些傳統特點就丟失。吉林大學幾乎把長春的主要幾個大學全都合并了，規模之大，令人感嘆：不是吉林大學在長春，而是長春在吉大了。于是吉大自己原有水平也扯平了，特色淡化了。武漢原來有個水利學院、還有個測繪學院，都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上中學時就知道。現在合并到武漢大學了，融合一塊了，文章發表的指標上去了，可是特色也不見了。北大幸虧沒有和清華合并，否則我們也沒有必要在這里討論蔡元培了。（笑聲）大學辦學個性與特色的丟失，是個大問題，現在都“平面化”了。　　

三是官場化。現在是按照官場那一套給學校管理人員套行政級別，學校也有所謂副部級、正廳級等等之分，動機也未必是壞的，可能是為了幫助學校爭取資源吧。但后果很不好，助長學校的官本位風氣。政府部門有些上不去的官員，就去大學做校長書記，還不是促使學校越來越官本位？有的教授爭著去當處長，這有點可悲。不是處長不重要，是這種風氣不適合學校。管理對于學校教學科研的運行不可或缺，非常重要，但管理不等于領導，而是服務教學科研（不是服務教師）。管理做好了應當很有成就感，但管理不應當是當官。我到過一些學校，看到有些支部書記的權利都很大，可以支配院長、系主任，一級一級官階很鮮明，在各種場合會看到人們互稱官銜，就好象在政府機關里面一樣。我當中文系主任多年，系里很少稱呼我“溫主任”的，那樣稱呼會讓我不舒服。（笑聲）北大這方面相對好一些，但許多大學的官本位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只要有一官半職，地位就比教授、老師、學生要高，甚至動輒可以決定他們的命運。在這樣一個體制下面，怎么可能會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學風！　　

四是多動癥。過去搞運動，反復折騰，是“多動”。現在也“多動”，是不斷改革、創新，不斷搞什么“戰略”、“工程”之類，名堂、花樣讓下面目不暇接。意圖可能是好的，可是效果值得懷疑。教育有滯后性，不能老是變動。有些試驗要跟蹤多年才能下結論。比如北大搞實驗班，搞了幾輪，搞不下去了，也沒有總結，我稱之為“無疾而終”。接著又搞“元培學院”，也是著急出經驗，弄到現在全國都在摹仿。北大本科教育還是比較成功的吧，為什么要大動干戈？即使試驗，也要有過過程，有跟蹤。我們都有點沉不住氣，老想改革，就是不愿意下功夫。比如北大教師到底在本科教育上面下了多少力氣，這才是大問題。上級主管部門往往為了顯示政績，搞“教育的G D P”,所以“多動”。但學校應當有自己主心骨，盡量抑制“多動”。我擔任北大中文系主任9年，全國大學的中文系幾乎全都“升級”為學院了，我說不必去跟風，即使要變學院，那也等全國的中文系都“升級”完了我們再升格吧。現在全都“升級”了，這里還是巋然不動。我不當系主任了，以后北大中文系是否升級為文學院，也就不可逆料了。（笑聲）我們大可不必在“名堂”上下功夫。針對“多動”，我們這些年提倡“守正創新”，在比較艱難的條件下，教學科研以及課程建設還是維持在較好的水平。這也得益于北大的寬容，校方沒有逼著我們“多動”。 “守正創新”也是針對浮躁的學風。北大和其他許多大學都有好的傳統需要守成，不要動不動就改變它，也不要急于創新，天天改革。在許多情況下，改良比改革更切實。辦教育和辦工廠不一樣，教育需要積累，不宜變動太過頻繁。我們把“守正”放在“創新”前面，是想說明繼承優良學術傳統的重要性，基礎性，不贊成浮躁的教育“大躍進”。我們能做的不過是要堅守最基本的人文道德精神，并且將之付諸于積極的建設。　　

以上四個問題我們平時也都談得很多了。怎么改變？我也沒有更多好的主意。有時我也覺得很無奈的。我想我們只能溫習傳承好的傳統，用傳統的力量來抵制不良風氣，逐步創造條件，建立完善的機制，爭取和保證大學的學術空氣的自由、民主、活躍、寬容。所謂建設一流大學，講了多少年了，北大的確下了很大力氣，建了許多大樓，硬件可以說接近甚至超越一流了。可是我們的教學質量是否往上走了？科研成果是否往上走了？還有，這個大學對于社會的貢獻以及她的聲譽，是增加和提升了，還是減少與下降了？都可以討論。這里我稍微展開說說對現代大學文化的理解，反過來可以觀照前面說的我們大學的“通病”。　　

大學文化有什么特征？就是有相對有獨立性和自主性。大學對于校園以外的社會、對于政府，都是相對獨立的。國立大學要從社會上拿錢，政府撥款，但不一定就要放棄這種相對的獨立性。不是思想庫嗎？不是學術思想自由嗎？如果什么都聽上級部門的，上級出臺政策你做圖解發揮就可以了，不容許有不同聲音，不容許多種可能性的探究，也不重視那些超越現實的基礎性研究，那么還要大學干什么？把政府的顧問班子以及宣傳部門等機構盡量擴編就是了。可見，讓大學有學術思想的相對獨立，是辦好大學的基本前提。蔡元培強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核心就是讓大學從金錢權勢中保持相對的超越。學者也是人，如果放到名利場上，跟金錢、權勢掛上勾，他們可能也就免不了要受到金錢權力的左右與牽制，學術研究就可能失去自主性。一個社會之所以要有大學，就是希望保留那么一塊相對超越現實利害關系的地方，養那么一批學者來獨立思考、批判、論辯。這是社會長遠發展的需要。錢是重要的，沒有錢辦不了大學，可是拿了錢不等于放棄大學的功能。
　　大學文化和社會主流、時尚要適當保持距離，社會上流行的東西，校園里不一定都跟進，相反，對于流行、世俗的潮流，大學往往是有質疑、批評的。就是說，社會必須有一個地方比較超越、清醒，不完全被瞬息萬變的時事所左右，這對社會保持平衡和長遠發展是必要的。世界形勢變化莫測，人心與人性都有難于把握的時候，這時相對超越的大學的作用就顯出來了。在歐美，許多著名大學都總是彌漫著濃厚的反思與質疑的空氣。許多教授總是以懷疑、批判的眼光看待社會流行事物，他們教給學生的也是如何在現實世界面前獨立思考。知識分子的主要功能就是獨立思考，為社會把脈。大學是思想庫，是人類各種智慧集中的地方。各種學科的交叉以及各種學術觀點的交鋒，包括許多所謂“深刻的片面”，總是可以對社會生活當中那些偏至的東西，以及人性中非理性的難于把握的東西起到糾偏、牽制、平衡的作用。當年小布什和他的宣傳機器對伊拉克的情況做了過火的描述，多數國民都義憤填膺主張懲罰薩達姆，美國大學里的某些知識分子則從另外的角度謹慎看待這件事，反對用戰爭手段解決問題，認為這終究達不到目的。這些清醒之士比較了解伊斯蘭文化及其社會心理模式，知道阿拉伯人為和與美國人如此結仇，作為學者他們超越一些，把問題前前后后看得仔細一些，不會輕易被流行的宣傳、輿論或者群眾情緒所左右。這就是大學的作用嘛！如果當時能參考采納這些意見，理性一些，彎路也就可能少一些。　　

同樣的道理，我們在前面講到馬寅初時，也證實了。如果容許馬寅初這樣一些知識分子多一些超越性的獨立思考，能聽取一些不同的聲音，中國人口就不至于一度失控，后來也就不至于采取那么艱難的計劃生育政策來補救，以至幾代人付出巨大的代價。1958年大躍進，以及后來“文革”，北大很多人都是主動卷進極左的時代潮流中。“文革”中北大清華的寫作班子“梁效”，對國家民族都是個禍害呀，當時那些參與其中的學者居然變得那樣瘋狂。為什么？那時的北大很難有獨立思考的空間，完全綁在主流政治的戰車上了。于是我們一些院士級的教授也贊同“除四害”，消滅麻雀，也相信水稻畝產可以過萬斤。因為他們那時只有闡釋既定政策的權利，而不容許獨立思考。可見，大學保持適當的獨立性對于一個社會來說，多么重要。這就是大學文化的魅力和它的價值所在。可是現在我們大學文化越來越媚俗，時尚，只強調服務社會，緊跟市場，校園和外邊沒有什么區別。什么流行的東西都想先到北大來造勢，有錢就可以在北大鬧騰。你們看看校園里掛的那些標語橫幅，還有許多所謂的名人講座，其實很多都和金錢有關。這些流行的甚至有拜金主義的東西在校園里如此張揚，攪亂了正常教學秩序，制造庸俗勢利的風氣，對于學生身心發展非常不利。　　

 最好的大學總是精神高地，有她的格調，氣度，魅力。北大90年校慶時編過一本書叫《精神的魅力》，百年校慶時又編過一本《精神的魅力》的續集，很受歡迎。大家可以看一看。里邊那些文章講到北大許多有趣的事情，都和這所大學那種特有的精神氣質有關。有些大學學生畢業后對母校沒有很多感情，這樣的大學是失敗的。而有些大學學生走出校園多少年了，仍然會戀念他們大學里有過的青春歲月，這樣的大學是成功的。大學以培育人為第一要義，年輕學子在大學期間不止是接收專業教育，更重要的還是人格素養的培養，是眼界的開闊，是思想力的鍛造，一個學校在精神上對于學生的熏陶浸染，可能是根本的，是給終身發展打底子的。大學應當注重良好學術氛圍的營造，重博雅教育，人生教育。現在很多學校太過注重實際利益，前面說的市場化、商業化味道太濃，校園成為為升官發財做準備的地方，精神層面的東西受到壓抑，學生變得非常實際，一進來就是為了以后找個舒服體面賺錢的職業，甚至一開始就為職業焦慮，哪里還有什么理想、抱負？他們看到老師一個個都在名利場中奔波，哪里還有什么精神的追求？這樣的狀況和大學精神是違背的，和北大蔡元培那種辦學不為升官發財的理念也是違背的。我希望北大不至于丟失她的傳統，她的精神的魅力。大學的精神應當對社會有篩選、過濾、引導的作用，前面說的要保持相對的獨立，也有這方面意思。　　

我還要特別說說一個觀點，就是大學必須重視基礎性的研究。這也是大學文化。大學當然也有應用學科，這些學科與社會經濟發展科技發展直接相關，非常重要。全國2000多個大學，絕大多數都是應用學科為主的。這是國計民生的需要，其重要性現在看來用不著去強調，因為社會呀、政府呀都很重視，愿意往這些實用的學科投入。而在往市場化轉型過程中，整個社會都變得很實際，很勢利，你看每年高考，有多少家長愿意孩子考文史哲數理化的，都奔金融呀、管理呀、生物科技呀等應用性學科去了。這也正常，這些學科也重要，這是大勢所趨，不用強調都在重視應用學科了。問題是又有些偏，有些失衡，基礎學科越來越邊緣化，不被重視，甚至無人問津了。基礎學科不能象應用學科那樣能迅速地為社會現實服務，也不能直接 “變現”賺錢，好像“無用”，其實是有“大用”。基礎學科的研究往往關系到社會的根本問題，關系到文化中較高的部分。應用學科要長遠發展，也必須有堅實的基礎性研究墊底。溫家寶總理參加上海一個工科為主的大學校慶時，說過大學必須有一流的文科，一流的理科，才有一流的工科。這是非常有見地的。這些年幾乎絕大多數大學的應用學科發展都很快，規模不斷擴張，可是基礎學科得不到重視。我覺得要調整一下。凡是大學應當有某些基礎學科，純工科大學也應當有基礎性研究的課程與人才。而最好的大學一定是文理并重，甚至主要精力就是發展基礎學科的。北大歷來就是文理并重，以基礎學科顯示特色與實力，特別是文史哲、數理化等學科，在全國幾乎都是打頭陣的。北大的貢獻，北大的出名，首先就是基礎學科研究與人才培養。其實老清華以及國內其他著名大學，都是這樣的。國外的著名大學無一例外都很重視基礎學科。大家都知道，歐美的一些著名大學里往往有兩類學院，一個是college,一個是school 。college主要就是文學院和理學院。文學院基本學科是文、史、哲、語言學、經濟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等。理學院通常包括數理化。只有這些基礎學科專業組成的文理學院才稱college，而其他偏向應用學科的都歸到school，包括醫學院、法學院、商學院、政府學院等等。在那些著名的大學，也就是所謂研究型大學吧，其核心、主干部分都是基礎學科組成的college。博士課程的大部分也都在college里，school里很少。文理學院學生較少，但教授職位反而較多。西方那些好的大學都是非常重視基礎研究的，這是現代大學文化的特點。　　

這里介紹國外的大學如何區分應用學科與基礎學科，不是說應用學科不重要，而是說應用與基礎的功能不太一樣，大學應當有所區分，而且適當平衡。象現在我們這樣過于輕視基礎學科，是非常近視的行為，絕對不是大學之道。社會上人心趨向現實利益，偏重應用學科，這是很正常的。但是大學和大學的主管部門必須進行調整、平衡。一個社會若要長遠健全發展，一定要在對眼前利益的追求之外，還有對長遠利益的思考和關照；在考慮滿足當下的功利性需要的同時,一定需要有對人類根本目的的思考。而這些思考，主要就表現在人文學術和自然科學當中的基礎研究當中。在某種意義上講，人類所以要辦大學，就是要在社會普遍追求眼前利益的潮流之外，留出另外一種精神的也是物質的空間，一個“干凈土”，用于凈化、調節、平衡社會心理思潮與利益沖動，思考人類根本問題，制衡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關系。大學可以有不同層次，各個學科功能不同，彼此很難說有高下之分，但只要是大學，培養人才，就不能只是當著職業培訓所來辦。可惜現在連清華北大都快辦成“職業培訓所”了。（笑聲）這種風氣很不利于人才培養。　　

以上我講到北大的傳統，講到對大學文化的幾點的認識，也講到我們現實存在的許多問題。這只是從一個學者與老師的角度看問題，其他人員，比如學校管理人員或者官員，自然也會有他們的角度，大家彼此多一些溝通，實事求是，取長補短，那就很好了。但愿不再是“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笑聲）　　

最后我還想給年輕的同事們說說個人發展的問題。我提出這么幾點，供大家參考。一是有自己的學術方向及計劃，一定不要陷入“項目化”生活里邊。所謂“項目化”生活，是對現在沒完沒了爭做各種項目的描述，特別是那些很可能只是泡沫、沒有多少學術價值的項目，不斷對付著做，實在浪費人生，浪費資源。年輕的老師不申請項目是不可能的，因為現有學術生產管理體制有這種量化要求，特別是理科與工科的研究，往往就是通過項目來實行的。但即使做項目也要清醒，它不一定就代表自己的學術方向，不能過份沖擊自己的學術方向與計劃。這就是必要的平衡。如果項目剛好與自己的計劃興趣合一，那就是很幸福的事情了。對你們來說，一開始就很清高，也不現實，但起碼不要一開始就隨波逐流，與世沉浮，失去自己的人生目標。第二，只要衣食無憂，對那些身外之物的關注與投入不必過份。比如職稱，終究都會有的，車子、房子，等等，也都會有的，所差也就是早幾年晚幾年，有些事情可以爭取，但不必為之焦慮。第三，一定講好課，當個好老師。給學生上課是教師的本分，這方面不應當分心。現在北大很多人當上教授就整天過“項目化”生活了，很少給本科上課，是不正常的。也不合北大傳統。我近30年幾乎每隔一年就要給本科生上課，上個學期還給一年級上基礎課。上課應當很有成就感，這是本份。　　

在座諸君從現在起就正式成為北大的老師了，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你們簡直就是天之驕子，讓我再一次真誠而熱烈地祝賀你們！　　

（根據講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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