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一下高等教育中的潛規則

近期央視披露了中小學教育的八大潛規則，這里我也想談一下中國高等教育的一些潛規則。　　

1、   政府官員與高校共同批量生產假冒偽劣博士生。　　

倘若“3.15”能進入教育領域打假，那中國“博士培養”的過程準會成為重災戶。　　

在早已異化或曰錯位的中國高等教育領域，當日益衙門化的中國大學和中國官場腐敗嫁接之后，則什么樣的“奇跡”就都會發生了。當我國高校那些非教育家的行政官員們，需要為了自己的前程、疏通和編織自己政府人脈、獲得更多社會資源的時候；當諸多的導師希望透過官員權力實現自身其它利益的時候，諸如：拿到更多的科研項目、橫向及縱向科研課題，從而在早已產業化的科研中拿到學校高額的科研提成而迅速暴富的時候。博士，這一當年專心研究的學者稱呼，一種學術成就表現的稱呼，就被沆瀣一氣、官教勾結的“官員博士大躍進”給糟蹋的不成體統，“博士書記”、“學者官員”現如今真的滿大街都是。從省部級的政府高官直到一心憋著拿“博士帽”兌換更高級別“烏紗帽”的科處長們，面對這即不擔心學費和時間且入學容易、考試變通（甚至可以代聽課、代考試、代寫論文）、有時甚至是變相贈與的“博士帽”，官員們自然會樂此不彼了。而這種政府官員與高校共同批量生產假冒偽劣博士生的最終結果則是：敗壞了中國博士培養的聲譽；異化了中國博士培養的理念；耗費了國家寶貴的資源；滋生了新的教育腐敗（官員們花官家錢給自己買了博士文憑；博士導們通過官員博士生提供的社會資源拿到了高額的科研提成）；同時這種做法，還擠占了國家急需培養的博士生名額；寒了無數苦讀寒窗立志成才學子的心。 　　

2、大學里科研的低水平重復，科研論文含金量低下。　　

近些年來，隨著“指標化”學術評價體系的引進和推廣，在各大高校評教授、評成果，只是硬性規定論文數量，沒有強調科研成果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以刊登論文的刊物級別界定論文質量，沒有直截了當地針對論文本身進行審核，這不但給學術、科研造假者以巨大的空間，也在客觀上助長了急功近利的浮躁風氣，中國的學者對科學越來越變得實用主義了，許多人不愿意做風險高、時間長的基礎性研究，而是謀求短期效應，刻意的去迎合重數量的考核體系，浮躁者，輕率者有之、移花接木七拼八湊者有之、甚至制造學術垃圾者也有之。大量低水平的重復研究，使創新能力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變得越來越難以結出豐碩的果實。在今天的高校，人們已經越來越難看見那些鄙視虛假浮夸、耐得住寂寞、坐的住板凳科研人員的身影了，簡單的“指標化”學術評價體系，正在使我國的科研投入產出比日益劣化，正在把中國的科研引上一條歧途。難怪錢學森老人臨終前感嘆到“中國還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東西。”　　

3、變了味的保送生制度。　　

      保送生制度應該說沒有原罪，作為中國高考的補充制度，它的初衷是試圖賦予高等教育更多的彈性和活力，為那些德才兼備的優秀學生創造一條“綠色通道”。但是，遺憾的是在中國，很多事情、很多原本美好的制度，是總會逐漸被異化和變味的？保送生制度亦是如此。今天的保送生制度，實際上越來越成了給全國各級教委、有關的中學領導、部分大學的招生辦相關人員拉關系、發橫財的天賜良機；是讓教育界頭頭腦腦的后代、官宦的子弟、有錢人的孩子免考上大學的直通車。全國那么多的教育研究機構，不知怎么就沒有一家能真正走進相關高校，對“保送生”做個詳細的調查。看看我們今天的“保送生”們究竟有多少是貨真價實？查一查有多少個地方的“保送生”，是像那個被曝光的隆回一中一樣，14名保送生里居然有13個不合格的官宦子弟混跡其中而被高校退回了？　　

前些年里的確也曾出現過取消“保送制度”的呼聲，甚至都見了報，但后來還是流產了，什么原因呢？無非是能夠決定廢除“保送制度”的決策者們恰恰是這一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們，因而阻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而正是當前這種扭曲、變味了的“保送制度”不但嚴重地敗壞了社會風氣，它還大大地傷害了孩子們的心，令我們對孩子的所有思想教育在變了味的保送生制度面前，頓時都黯然失色了；且它還會在客觀上助長官宦子弟、有錢人子弟的特權之風。甚至還會形成“吏治腐敗”“封建世襲”的惡性循環，王侯將相們真的會前赴后繼了。　　

4、愈演愈烈的“點招”之風。　　

點招也叫“預錄”，有的也叫“選擇性計劃”。是高校在網上正常錄取以外的名額。如果你取得了點招的名額，只要你達到了見檔線（一般要比錄取線低七八十分）你就可以在你夢寐以求的學校上學了。　　

      點招說白了，就是我想要誰就要誰。有沒有分數控制？有。很低。一般在300分左右。點招的名額多嗎？不多。國家規定各個高校只有當年招生人數的1%。但實際情況是：各個高校大約控制在5%。也就是說，某高校招收5000人，大約有250人是可以點招的。點招的名額在誰手里？一是在有點招審批權的省招辦手里，他可以在所有掌控的高校統籌使用；二是在各高校領導手里，他們每個人都可分配到幾個。誰能走點招？一是高校職工子女；二是各個地方領導與高校有密切關系的廳局領導子女。三則是通過各種關系花費錢財弄到指標的考生。所以，對掌握點招名額的省招辦和高校領導來說，附帶著數量完全由自己掌控“點招費”的點招指標，無疑是一件份量不輕的“福利”或“外快”。稍微有點良心的學校和領導，也許會集體決策來使用點招名額，并將其更多地用在職工子女或學校關系戶身上，而無良的領導那就。。。  。。。，但不管怎么說，1%到5%不等的點招名額、一般低于錄取線七八十分的點招錄取線，都表現出了高考中的特權，是對絕大多數參加高考考生的不公。　　　　

5、“找評委”已經成了大學里的“遞紅包”。　　

由于大學的越來越行政化和機關化，大學的很多價值觀也越來越背離了大學本來應該擁有的價值觀念。現在，在科教領域、在許多大學的許多評聘、評比工作中，上到院士的選舉，下到助教的轉正，“找評委”已經不是被評者的“自選動作”，而幾乎成了他們的“規定動作”了，就像目前醫院的“遞紅包”一樣，給手術的大夫“遞紅包”，今天已經不是錢不錢的問題了，而是成了解決“遞紅包”者“心里安慰”的問題了，當大家都在“找評委”的時候，誰不找誰就成了另類，而在一個背離了大學應該擁有價值觀、錯了位的學術環境氛圍中，另類無疑就是找死。我時常在想，過去的一些“老學究”甚至是一些大師們，假如他們活在今天、假如他們正當學有所長的青壯年，他們到底有沒有勇氣敢于去成為這少數為了獲得充分的自由和維護有尊嚴生活的另類？肯不肯去低頭哈腰下做地去找評委給自己劃圈圈？然而后來一想，自己這純屬是關公戰秦瓊了，因為今天，時代已經不是那個時代，環境也已不是那個環境了，君不見當今的中國高等教育，已經不是一個能夠保證教授們能獲得充分自由，過著有尊嚴生活的學術環境了；中國的社會也不是一個需要和能夠造就大師的社會了，在中國教育的天空下，過去也許我們還有過群星燦爛，然而今天的中國教育天空，則早已被錯位的辦學理念以及教育產業化、教育管理行政化之類的烏煙瘴氣給污染的很難見到天日了，當然也就很難看到星星閃耀了。倒不是獨獨我們這個時代，突然就沒有了成為大師、英才的材料，而實在是一個想真正成為英才和大師的學者，當你難以彎下自己那用來克難攻險的脊梁；不屑騰出自己寶貴而有限的精力去周旋和逢迎那些學術上的利益團體時，那么在這個科研經費的劃撥、職稱的評定、教育科研資源等皆由行政主導，皆仰望行政權威的大環境下，你注定就會星光暗淡甚至會被完全掩蓋的。　　

今天，那些依舊殘存的大師們正在一個個離我們遠去，而那些可塑的大師坯子們則還要在極為狹窄且十分渾濁的社會、教育空間里茍延殘喘著，過去如果說是被“改造”，那么今天，無疑是要被磨練了，要么被磨練成同樣的學閥，要么被打造成花瓶。遲早會有一天，一個和諧但舉國平庸、冠冕卻充滿糟糠、繁榮又無所作為的沒有大師的時代就會到來，是的，沒有大師我們也不怕，因為我們不還有“山寨”嗎？　　

6、虛假的大學就業率　　

今天“被就業”已經成了街上的流行詞，那么不管人保部、教育部如何解釋說“高校虛假簽約就業率屬于個別現象”，但實際上除了幾個極其靠前的211名校，依然能像不太理睬教育部評估一樣，不太在意自己學校的就業率之外，幾乎中國所有的高校，都很難在此起彼伏、相互攀比的就業率面前不去造假，這就像往白面里摻假把饅頭搞得白的嚇人一樣，當一個學校有著一個也許誠實但難以和造假學校相比的就業率之后，尤其是這個就業率會直接關系到到自己學校的專業生死（教育部門有將就業率與大學專業停辦、減招掛鉤的規定）、影響到學校的形象和招生、影響到做為行政官員的學校領導直接的政績甚至職務的升遷的時候；當大學生的就業率對于教育部門而言，是衡量其大學生就業政策是否落實到位，所管理的高校辦學質量是否高、大學生是否受社會歡迎的時候；對地方政府而言，則關系到對上級政府要求解決大學生就業難是否高度重視、執行有力的時候。你想不造假都很難，因為誠實的就業率是現今高校官員、教育主管部門和地方政府都不愿承受的。而真實的大學生就業率究竟如何？在高校里有沒有逼著家長簽就業承諾書、家長是否到處找單位給子女靈活就業表上蓋章，學生是否真的必須拿就業協議書來換畢業證書等“要求學生就業”的現象？學校到底有沒有把畢業前仍未就業的學生，私下填進靈活就業表中，然后或者拿到有關系的公司蓋章，或者直接蓋上自己偽造的公章，讓這些學生“被就業”？其實學生所在高校、教育主管部門和地方政府應該說是心知肚明的。 　　

7、科研被當作產業來運作，高校正在崛起“科研致富”一族。　　

很多在高校外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在許多的高校，只要申請到科研經費就可以有項目提成，因此，在很多人眼里，科研項目已經成了“圈錢項目”：只要有了科研項目，科研人員就可以從中提成，甚至有媒體報道說，有人用科研經費買車買房的都有（甚至有的人連孩子的鉛筆也要從中報銷）。高校利用科研快速致富的一族正在迅速的崛起，越來越多的做學問人，開始走上了把科研甚至論文都當做產業來運作的“致富之路”。政府課題的提成一般都在10%，而和企業合作的項目，提成可以高達40%。也就是說——如果申請到一個1000萬元的科研項目，就可以馬上到手100萬元，乃至400萬元。科研還沒做，自己就已經變成富翁了。大家想想，這樣的一個制度及其結果，又怎么不會去影響到學校及博士導們用“博士帽”去與政府官員交換政府課題和企業的合作項目呢？又怎么能不導致大學里科研的低水平重復，又有多少學者會甘愿守著清貧仍去坐風險高、時間長基礎性研究的“冷板凳”呢？又怎么能阻止更多的教師，為了早日當上教授、博士導，快速走上科研致富之路，而去踏爛評委家的門檻、陪上笑臉讓評委為自己畫圈呢？更為可怕的是：當學術儼然成為一個致富工具的時候，腐敗的細菌也開始在這里滋生，有的科研經費變成了行賄經費，成了送錢洗錢的手段；有的科研經費則成了國有資產轉移的新渠道，成了高校“圈錢”的工具，使高校學術活動走向功利化，學術腐敗呈現常態化，而真正的科研工作則被嚴重的異化或者邊緣化了。　　

8、“教書無用”高校的教育職能被削弱，使學生成了錯位高等教育的最大犧牲品。　　

不是讀書無用嗎，怎么又冒出來個教書無用呢？是的，正是在多年來錯位的辦學理念、教育產業化、教育管理行政化不斷作用的結果，高校已經變得越來越一切圍繞著教育部轉、圍繞著學校領導及行政部門轉，而就不圍繞學生轉，學生被嚴重的邊緣化了。目前，學校最不屬于正事兒的應該就是“教書”了，日漸興盛的“官本位”之風，導致更多的教師們蜂擁著去當處長，成為遠離三尺講臺的“官”； 沾滿銅臭味的科研，令“名師”們削尖腦袋擠在“科研治富“的路上而無心于教學；“指標化”學術評價體系使廣大教師深陷論文科研的沼澤而變得在教學上愈加的浮躁和懈怠；教育部門“先有數量再保質量”的高論，則被人們戲稱為“大學本科高中化，研究生本科化，博士生碩士化”，至于對不正學風疏遠管理、對學術不端和腐敗現象打擊不力，對課堂教學管理和招生考試環節控制乏力，對教授不上教學第一線的放任自流、趕大集式的就業方式使教育學時嚴重縮水等等，都導致了高校教學的運行，嚴重偏離了高等教育的正常軌道，阻礙了大學精神的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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