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

　　昨天6點半出站，為了做筆記，在新鄉沒動。今天8點50給繼正學校的張書記打電話，說我到新鄉了。繼正學校是獲嘉縣崔槐樹村的農民集體籌資興建的紀念革命老前輩，懷念毛主席，繼續我們黨的正確道路的民辦學校。我曾采寫了《從癡人說夢到夢想成真——中原繼正學校采訪紀實》的文章，發表在烏有之鄉和毛澤東旗幟網上。毛澤東旗幟往網還委派我代表網站給繼正學校送書和毛主席紀念章以及“為人民服務”胸章。之后他們來北京活動時也邀請我到場，校長和書記到我家來看我，并請我帶他們去看馬賓老。因為我就是農民子弟，我對他們是高看的。于是友誼逐漸加深，尤其對他們的存續頗為擔憂。這次南行歸來走到他們家邊了，我必然想去看看。校長讓我到獲嘉坐5路車去，后來怕我找不著5路車，就讓書記開車到獲嘉接我。我臨時改變計劃，增加了行程內容，傍晚就落腳繼正學校了。

　　繼正學校的誕生是創辦人公社社員張素榮夢見了三位老人，其中那位沒有后人的老人囑咐她要堅持無產階級革命的正確道路，要創辦一所老百姓學習毛澤東思想，紀念毛主席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民眾學校。她把這個夢跟家里人說了，也跟姐妹說了。為了尋求支持，她和一個姐妹到北京求見了鄧穎超老人。鄧老還真的熱情接待了她們。

　　這里我想用我曾經發表在文章里的一段(盡管文字運用欠準確)張素榮的自述，來表述她們創辦這所學校的動機：

　　我是一個貧窮人家出生的女孩，出生于一九五五年，陰歷正月初十。小名叫愛榮，爺爺給起名叫多多，叫石頭，大名叫張素榮，書名正恒。

　　從小和父母親過著一種很平凡的生活，因為我姐妹、弟弟共八個，我排老三。父母親身體都不好，但是我的父母是一個知情達理的人，我媽媽是一個賢妻良母。因為我的父親從四九年解放，入了黨，參加土地革命，一直當干部為黨做事幾十年。從小我就聽父親講，人要有良心，特別是我一家，是毛主席和共產黨救回來的。他還給我們講好多好多的革命英雄人物的光輝事跡，和對黨對人民的好處。父親說：“做人要走正道、要正義、心正、氣正、做事心態平衡。”

　　一個人的一生，做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我父親說當一個人在世上活著，一定要活得有聲有意，要學會感恩，滴水之恩應涌泉相報，這才是一個人間有價值的人。我最崇拜我的父親，因為他是一個好老人、好干部、好黨員。因為他不自私，從不為己，在社會主義的過渡年代，他一切都想著群眾和大家，所以我就牢牢記住了父親的常言真語。

　　我十七歲入團，在村里當團支委、民兵連長，擔任婦女主任、小隊隊長，在縣里民兵集訓時獲得了“打靶神槍手”的榮譽。我是一九七八年元月一號結的婚，來到了本鄉的崔槐樹村和崔修莊成了家。我難忘的一樁樁煩心大事，引怒了我的心，一九七六年的元月八號，一九七六年的七月六號，一九七六年的九月九號，一連連的驚心大事，氣傷了我的心。從那大型的追悼會開始，我從縣里回來，我就得了個心病，每天晚上都做夢，夢中都是這樣的問話，五位老人，其中有三男兩女，我不認識，他們也沒有說是誰，只是告我說：“能為我們辦學校嗎?”我問：“什么學校?”一個男的轉身告我說：“辦軍校，我是毛澤東。”第二個男的轉身告我說： “素榮，我是周恩來，那就辦繼正學校吧!”五位老人站在我的面前，其中還有朱老總，他們一起問我：“同意嗎?”我就拉著他們的手說：“一定接受任務。”夢醒后，我心里就像種了顆沒發芽的種子，在我心里成長。我和父母親多次商量這件事怎么辦，后來父母都說我得了精神病，就到新鄉精神病院去看醫生，醫生的判斷說我是憶思病，說我對主席和總理的信念太深。但我的想法是，我要把我的心獻給黨，不論病還是夢，我否認了，從那天起我就把我的心交給了周總理。因為他是我最崇拜的一位正義老人，他把全國人民當做他的子孫后代，那么我就是他的女兒，我一定要像大草原上的一顆火星草，去實現我的諾言，燦發我的星火之光。

　　我把我的想法告訴我的丈夫，他說“我支持你!我們要好好的勞動掙錢，有錢才能實現心愿。”

　　在一九八二的六月，我突然有一種特別的心情，要爆發我的心，不知道要說什么，該說什么，難受得很。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就開始了我自己的想法，一心實現辦校諾言。

　　一九八三年的陰歷四月十七日，我和大姐坐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去找鄧媽媽。那時候正是北京召開政協會，鄧媽媽親自主持。鄧媽媽四月十九日下午一點三十五分接待了我和姐姐，當時得到鄧媽媽的同意和支持，我和姐姐高高興興的從北京回來。

　　一九八三年在鄧媽媽和萬一真以及新鄉公安局崔宏道等人的指導下成立了中原人民繼正學校。

　　我寫出了學校簡章、學校的學習時間等各項規定。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三號，我們為云南老山前線戰士奉獻布鞋，沒有留地址，八四年、八五年，擁軍奉獻直接送到鄭州軍區、新鄉軍區、獲嘉駐軍，那時都不留地址。

　　一九八九年，為毛主席、周總理、孫中山修建了石像，我認為我們的一代偉人是實心實意為天下人造福，為人類而著想。當時石像就在我家南屋兩側立站。一九九六年我買了一片莊地，當時以我外甥曙明的名義買的，九六年的八月開始蓋西樓，建群英居、華夏偉人室。從八三年建校，我們定出了十條規定，不夠十八歲的不準加入繼正學校;夫妻之間、姐弟之間、兄妹之間、母女之間、父子之間，不能動員、不能說服、不能勸告，采取自覺自愿。其中有個人簡歷、決心、自愿書，學習老紅軍的那種革命不怕死的正義精神。

　　自從成立學校以來，三十年如一日，往往我自感怒日從雷電里消失，從暴雨里沖過，從風霜中抬頭，從陽光中復活，從感恩站起，在大草原的同伴中前進，我是一個火星草，單馬難行，孤掌難鳴，我有一群革命情意重如泰山的好姐妹、好兄弟、好子女，他們的那種情意不是親生姐妹兄弟，而勝似親生姐妹兄弟。

　　在我的親人們熱情的支持下，我的心里有了主心之力，所以我一定要勇往直前，走向新時代，當好一個革命老前輩的后繼者。

　　連年來我們做了擁軍奉獻、賑災抗洪、為殘人集資等各項實際行動，受到了軍區、軍分區、駐軍，以及省民政、市民政、縣民政、鎮政府的熱烈支持和歡迎。

　　我校定出了學員學習和活動日期，清明節——紀念無數革命先烈及離去的親人，七一節——黨的生日(一九二一)，八一節——建軍節(一九二七)，十月一日國慶節——紀念一九四九年全國人民勝利解放，紀念一九七六年元月八號、七月六號、九月九號、三位偉人逝世。紀念毛主席(12月26日)，周總理(3月5號)，春節，歌頌偉大的前恩，繼前恩育后人，從古到今的傳說……。

　　一九九八年我們為周總理舉辦誕辰活動五天，有民間義演和戲曲等活動。

　　2008年我校舉辦過新年迎奧運，繼前恩育后人的大型活動，和三位老人逝世32周年的紀念，連續了八天活動。

　　今年是不平凡的年，是個有意義的年，我們的祖國解放已經六十年，六十年的過渡，六十年的平安幸福和現代化的科技發展，步步增高，國民經濟日益增長。在這歡天喜地的日子里，我不能忘記，我們中國人的國恥和怒恨，更不能忘記前天和昨天，和今天的對比。我是一個前代偉人的繼承者，我應該去做我應該做的事。所以，我決定了自己的計劃，毫不猶豫的走上去，一馬當先，追憶長征，踏著紅軍走過的路，體驗當年的味道，做后人的榜樣，萬古流芳永繼后世。中國人應該尊敬中國的神，中國人應該去傳說自己的歷史，歷史是永遠改變不了的見證，誰的事誰的非，只有歷史見證。現在社會上有一種低級趣味的人，陰謀反對共產黨，造謠輿論，血口胡言，我們每個中國有良知的人是不會允許的，會徹底的反對這些壞人壞事，決不讓他們臭口胡言，侮辱共產黨。

　　正 恒

　　2009年5月25日

　　現實生活中經常聽說已故的人給親人托夢的事，甚至有的被害人竟然托夢給親人，把他被害的經過和兇手說出來了，后來破了案后事實果真和夢中說的一樣。我不認為正恒在編故事，她編這個故事對她也沒什么用處。而今的現實是，她由于這個夢的動因，居然真地把繼正學校辦成了。從1983年到現在已經29年了。他們聚合了百名學員，每人交上2000元錢，租用了兩臺大客車，燒油錢、過路費等也由他們負擔，車開不開都是每天2000元。他們從當地出發到江西瑞金，開始走紅軍的長征路。他們為了體驗紅軍的艱苦生活，也是風餐露宿(自帶帳篷和食物打鍋造飯)，除了雪山、草地之外，基本是沿著紅軍長征的路線，終于走到延安。完成“長征”后他們又參觀了大寨，來到北京，集體到八寶山祭奠先烈，到紀念堂瞻仰了毛主席的遺容。

　　他們說他們一路上還是很受當地政府和群眾歡迎的。最受感動的是在興國，有位50多歲的婦女給他們送了4件礦泉水，他們就到這位婦女家，看見她家墻上的遺像，得知她是紅軍的后代，她家有3位親人犧牲了。當然也有相反的事例，在韶山，他們有人買1瓶礦泉水竟然花了3元5毛錢。在重慶的農村，到老鄉家壓抽水井水，1礦泉水瓶還要付1元錢。同樣是中國人，就有這么大的不同。

　　學校的活動一直沒斷，但是得不到當地官方的支持。為了活動方便順利，他們去年申辦了“獲嘉縣繼正文化藝術團”的執照，可是今年年檢還沒通過。因為他們辦的是民辦的公益單位，演出活動沒有盈利，按文化企業要求他們無法承受。需要相關領導說話，可是人家不理解他們這么干是為了啥?不愿意表態支持。

　　今年清明節按慣例他們是要有活動的。他們每人交200元共計50人租車去紅安參加祭奠先烈活動，頭一天他們去董必武紀念館祭奠，負責人不讓他們進入，不準敲鑼打鼓和演出，經過協商勉強進去三鞠躬就出來了。其實也就是前面有人懷抱領導人的遺像，后面帶的花籃，以表示對前輩的懷念。到李先念紀念館時比較順利，他們被熱情接待了。清明節當天早晨7點他們就去參加上當地政府紀念王樹聲大將的活動。他們想進去祭奠，說啥也不準進入。場面很隆重，紅安市電視臺、武漢電視臺和湖北省電視臺的記者都到場了，人氣兒高得特別。他們要演出，也不能如愿，好說歹說總算給他們20分鐘，獻上花籃三鞠躬后參觀一下。他們不明白，李先念、董必武都是紅安人，當地官方為什么單單紀念王樹聲啊?后來才知道，是因為王樹聲的兒子在這里(不知道是哪級)做官的。

　　晚飯我就在校長家吃的，書記夫婦也趕來同餐，因為我不喝酒，兩家的家長也沒喝。飯后我就到紀念堂右側的辦公室里休息了。

　　11月3日

　　早飯后，書記夫婦就來了。我們一起上二樓“華夏偉人室”向偉人塑像鞠躬，同時也瞻仰了10大元帥的塑像。之后上三樓“群英居”瞻仰了建國前的烈士和建國后的英模半身塑像。一樓是教室，就沒進去看。因為他們也沒去過劉莊，就陪同我一起去劉莊。校長家有個“老人代步車”，前面是單輪導引，也就是三輪車，但是也可以坐4人。校長的家長開車，很快就到劉莊了。

　　一進劉莊就感覺到了另一片天地。街道寬敞潔凈，沒有行人。兩旁的樓房都一個模樣，四層別墅，一層做車庫或倉庫。我們一直開到丁字路頂頭往左拐，道南也是一片和前面一樣的別墅式住宅。據說現在的劉莊村人已全部入住新村別墅，每戶472平方米，人均120平方米，居住條件優越，還可以享受很好的福利待遇，過著比都市人還愜意的生活。從當年的鹽堿荒灘到如今的良田沃野，從過去的土墻小院到現在的花園別墅，傳奇般的人物史來賀，用自己的一腔熱血，帶領著勤勞能干的劉莊人，賦予了傳統農村新的涵義，締造了一個美麗生動的人間神話。

　　我去晉州的周家莊看過，還兩次去臨穎南街村，都是農村繼續走集體道路的典型。在河南臨穎南街村參觀時，我有個書面發言《三面紅旗萬歲》，參觀河北晉州周家莊后在網上發表《人民公社魂魄在社員共富成現實》。雖然烏有之鄉網被封，網上我的文集也沒了，但這篇文章現在到百度上還能找到。南街村和劉莊村都是個自然村，在公社化期間是個大隊;而周家莊是個公社，現在是鄉了。江蘇江陰著名的華西村我沒去看的，但是從電視上已經看見了。華西村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不一般，我覺得有代表性有普遍意義的還是周家莊、南街村和劉莊。如果農村不搞分田單干，不學小崗繼續學大寨，人民公社就不能解體，農業的現代化就成功了。除了個別偏僻的山區只能自己養活自己的地方，區別對待給他們分田到戶之外，集體勞動集體生產是農業水利化和機械化的保障。所謂的“改革”又倒退到建國初期，甚至舊社會了。硬說分田到戶搞承包是進步純粹是胡說。小崗是個自私自利，而且又懶惰的典型，根本代表不了全體農民。能代表農民本質的還是大寨人。就連我寫的長篇電視報告文學《皇天后土》里的50年代的全國勞模、第十一屆候補中央委員紀英林也很能說明問題。

　　紀英林從高山打井抗旱開始，到1958年公社派他帶領18個青年勞力到一個兔子不拉屎的不毛之地改土造田，成立個紅石嶺大隊。為了積肥，他每年都利用大年初一這一天，到公社的直屬單位起廁所。因為這天各單位都放假，很少或沒有上廁所的。又因為是冬天，大糞凍成糞柱子了，刨倒了就是糞塊子，往糞車上裝很容易。所以人家真是做到了“莊稼一支花，全靠糞當家”。在農村人糞叫大糞，是頂級的有機肥料。所以，他們的土地肥沃就是高產，連陳永貴看了都佩服。到 1983年終決算時，人家的勞日值(10分工的分值)就達3元6毛5啊。他們工副業的收入和農業收入對等。可以說人家那時社員就達到小康了(我認為小康就是上中農的生活水平)。1984年，分田單干(名曰大包干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吉林省已經是汪洋大海了。從白城地區到縣里都做紀英林的工作，貫徹落實中央1號文件精神。時任白城地委副專員、原任嶺下公社黨委書記的蘇榮因為跟紀英林(兼任嶺下公社副書記)有深厚的交情，省委就委派他做紀英林的工作，硬是把個好端端的農業學大寨的一面紅旗放倒了。如果紀英林和紅石嶺的社員能堅持下來，肯定錯不了。

　　我在這里說紀英林的事跡和紅石嶺的遭遇，就是對比說明小崗為什么自己養活不了自己?那不是因為集體道路限制了小崗人的積極性阻礙了他們的發展，而是小崗村沒有好的帶頭人，小崗人自私懶惰造成的。農民歷來是需要教育和帶動的，小崗人就沒有接受黨的教育，不聽毛主席的話，懶到不用說揀粉糞積肥了，就是豬圈糞都沒人起，沒人要，跟紅石嶺正相反。紀英林惜糞如金，而小崗人視糞如廢物。我不知道這樣一個各顧個的小崗人，居然還能冒著坐牢的危險有足夠的勇氣簽名立下證據要分田單干。這個領頭搞串聯的人居然還有威信能招集17個人來跟他結成一條心。現在這臭名昭著的所謂的“18個紅手印”已經上了共產黨改革史了，可是為什么單干了30來年還是困難得要上級派來的“救星”自己掏錢資助這個、資助那個呀?等這個“救星”發現單干仍然解決不了小崗人的溫飽，更談不是致富了，便帶領小崗人去南街村參觀學習，決定走集體道路時，懶惰成性、吃慣了伸手飯的小崗人還是團結不起來，形成不了集體意志，逼得沈浩不得不讓步改為招商引資，導致在跟資本家討價還價的應酬中，不勝酒量而睡過去了，造成了一個好干部的英年早逝。然而，黨內、尤其是高層還允許央視為小崗這個黑典型歌功頌德。豈非咄咄怪事!?這是“實事求是”嗎?我就覺得跟那個把井岡山寫成“井崗山”一樣，明知道錯了，就是要維護領導人的威望而敷衍下去，認錯為對。我不知道這些認錯為對的人還要維護多久?現在所說的“三農問題”怎么來的?不就是推行小崗村這個所謂的典型而造成的嗎!什么水利設施失修也好，大型農機械廢棄也好，農田改造停滯也好，都是“18個紅手印”的惡果。如果說單干能行得通還提倡土地流轉，集中到種田大戶手里或者搞農產品生產合作社干啥?這在事實上已經自我否定了，就是嘴硬不承認已經錯了而已。要搞社會主義，不管特色還是本色，農村不走集體道路、不辦大農業就是行不通的!咱們神州大江南北，乃至白山黑水的黑土地上，還有些繼續走集體道路的典型，為什么就熟視無睹啊?遠的不說，就是中央所在地的北京，不是也有繼續走集體道路的致富典型嗎?為什么就裝看不見和不知道呢?

　　因為這次南行之前就從網上了解了，劉莊雖然失去了史來賀，但是劉莊黨委一直繼承著史來賀同志精神，以讓群眾既富裕又幸福為指導思想，繼續帶領劉莊人開拓創新，積極探索集體經濟發展的有效形式，圍繞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調結構，上項目，保證經濟社會發展的又好又快。劉莊村多年來被授予“先進基層黨組織”、 “全國模范村民委員會”、“國家文明村”、“全國文明鄉鎮企業”等榮譽稱號。我認為史來賀精神就是毛澤東時代培育的中國人精神的具體代表，如大寨人精神、王鐵人精神、老愚公精神、雷鋒精神乃至魯迅精神、董存瑞精神等的集合。作為共產黨人，還應該具備羅盛教和白求恩的國際主義精神。作為農民領袖，能有前面6 個人的精神，就足可以帶領好一個村落的居民(過去叫階級弟兄)改變落后面貌，實現當地農業的現代化，讓大家都過上幸福美滿的好生活。所以，我是很佩服史來賀和跟他一起得到毛主席高看、黨中央重視的雷金河、吳仁寶，尤其是陳永貴的。我沒機會為他們著書立說、樹碑立傳，我就為跟他們類似的家鄉人紀英林寫了傳記。至于南街村的王宏斌能用“外圓內方”的策略頂住各方面的壓力，保持到現在，并取得不斷的發展，更是難能可貴的。所以，王宏斌和前面的4位都是我崇尚的偶像。作為上世紀50年代的農民兄弟，我為他們感到自豪。

　　我們的車左拐走不遠就看見了劉莊村委會的牌子。我下車就奔村委會去了。我登上2樓，看見一個門開著，里面有倆人，我就進去說明來意，并且把我從網上下載的兩份有關劉莊和史來賀的資料給他們看，以表明我是有備而來的。那個小青年接過去看看，告訴我，要參觀就看史來賀紀念館。這時候校長和書記的愛人也上來了。我說我不是一般的參觀，我是想深入了解了解。用我們行話說，就是想多接觸些村民，做采訪的。毛澤東時代我當過工作隊，我還想跟農民兄弟“三同”，把我安排到一戶村民家住，最好是到一家困難戶家里住，吃“百家飯”，我自己付飯費。小青年可能就是管接待的。他說我的要求辦不到。他們這里沒有困難戶，都一樣的。要了解情況，看紀念館就都知道了。另外還有資料。他就操起電話跟紀念館的人通話，讓接待員接待我們，給我們一套資料。我說要給3套，繼正學校的領導就在我身邊。我就介紹給他，他很客氣地說，真還沒聽說的。我說“你們都是新鄉的，是鄰居。他們為有你們這樣的好鄰居而感到光榮，早就想來的。他們都去大寨了，你們這里若不來看看就遺憾了。今天陪我一起來了，向你們學習，這是一方面的。現在你已經知道了他們這個學校，是你們的鄰居，又都是農民兄弟，能創辦這樣個學校，也是你們新鄉，乃至河北省的光榮。校長立即把他的資料送上來。那小伙子翻看著，邊看邊連聲說“是”。其實我盡管這樣說，繼正學校是無法跟劉莊相比的，更不能相提并論。我的目的就是讓他明白，我們幾個人不是通常的參觀者，看看而已。尤其是我，是要做文章的。既然他已經重視了，而且熱情接待了，我就該告退了。可是，我卻問他看沒看過央視剛剛播放完的電視劇《焦裕祿》?他說他沒看。我說，你們該拍一部電視劇《史來賀》。他說他們有《史來賀》光盤。顯然他沒懂我的意思，《史來賀》光盤我雖然沒看，但我想那肯定是關于史來賀的事跡或生平的紀錄，不是由演員扮演的。焦裕祿就拍了電影，當時看就很不錯了，挺感人的。但是又拍電視劇了，看了電視劇就覺得電影是很不夠的，因為受時間限制，不能充分地表現焦裕祿的人生。我想，若是給史來賀拍部電視劇是很有意義的。那小伙子沒再說啥。我讓他把我的建議轉達給村領導。

　　因為史世領外出了，況且他是史來賀的兒子，跟他說也不見得就采納的。我把我的想法跟劉莊人(盡管是個小青年)說了，也就行了。我并不期待人家的采納。我們就去參觀史來賀紀念館。臨走前我讓他給我留下姓名和聯系電話，以便今后聯系。

　　史來賀紀念館的名稱前面冠以“劉莊展覽館”，這樣就是“劉莊展覽館·史來賀同志紀念館”。建筑挺宏偉、別致，堪稱劉莊一個景觀。我們4人下車后就留影作為紀念，之后走進紀念館。門口右側有個接待室，那里的女接待員已經接到村委會辦公室的通知，給我們3套資料。資料袋里有3本書(《一面不退色的旗幟—史來賀》、《“三個代表”的典范—史來賀》、《史來賀紀念文集》)和光盤。接待員不負責解說，我們自己看。

　　紀念館正廳有史來賀坐著的白色全身塑像，類似毛主席紀念堂的樣式，很成規模。史來賀，這是一面高高飄揚的旗幟，這是一個20世紀50年代就響遍全國的名字，與雷鋒、焦裕祿、王進喜、錢學森一樣，成為群眾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產黨員的優秀代表。2003年4月23日，他離開了人世，可他的名字，卻被世人永遠銘記。他曾經9次受到毛澤東主席接見并多次被授予全國民兵英雄、全國植棉能手、全國特級勞動模范等光榮稱號。

　　河南省新鄉市新鄉縣七里營鎮劉莊村，地處豫北黃河故道，曾是個“方圓十里鄉，最窮屬劉莊”的普普通通的小農莊，中國的地圖上根本找不到它的名字;可在河南乃至全中國農村的發展歷程中，它卻創造了一個個驚人的奇跡，擁有異常顯赫的聲名。這一切，皆因為劉莊有一個堅強的黨組織、一個好帶頭人史來賀。

　　紀念館共分12個展廳：1、史書記生平;2、黨的關懷、共和國的信任、榮譽成果;3、外事活動、國際交流、考察訪問;4、與時俱進50年;5、史書記工作、生活場景再現;6、華星藥廠;7、共青團、黨的建設，軍民共建;8、科學發展觀、高效農業、現代工業、新興第三產業;9、婦女兒童事業、群眾生活;10、未來展廳;11、報告廳;12、紀念品零售區。

　　因為整個紀念館就是我們這伙客人，我們觀看得從容仔細。校長夫婦和書記夫婦都是贊不絕口，佩服得五體投地。我跟他們一樣，所不同的是我對史來賀的語錄饒有興趣。雖然這些話都是史來賀自己的話，但：我總覺得非常熟悉。

　　“共產黨員的稱號是奉獻，而不是索取。牌子、名聲不值一個錢。能給群眾辦幾件好事，比啥都值錢。”

　　“社會主義天上掉不下來，地上冒不出來，要靠自力更生干出來。”

　　“集體空，沒人聽;集體有，跟黨走;共同富，走的才是社會主義路。”

　　多么簡明易懂啊!多么樸實無華啊!多么具體生動啊!比起那些拗口的，加上很羅嗦修飾語的，其實一句話就點明了的，被跟班吹捧得深奧無限的，還需要連篇累牘分析才能被理解的“金口玉言”，我看不知道要強多少倍?

　　共產黨員是干啥的?就是給群眾辦事的。能多辦更好，辦不多，辦幾件就行，群眾就認可、就買賬、就拍手。不用滿世界到處跑，還搞什么“調研”。老百姓心里想的是啥，難道不知道嗎?

　　社會主義并不遙遠，更不縹緲。毛主席領導全國人民都進入社會主義了，有人卻不知道什么是社會主義了，還要重新摸索。真不知道是往哪兒摸?現在，我們都看清楚了，而繼承人還要繼續摸，我不明白要摸到哪里。

　　社會主義怎么來啊?是靠天嗎?是靠地嗎?都靠不來的。求爺爺告奶奶也沒用。什么引啊、招啊，那都是權宜之計，引不好是引狼入室，招不好就是招徠禍害。唯有靠自己最把握。連個老農民都懂的道理，就是有人不懂，豈不怪哉?

　　讓老百姓聽話跟著走，容易!把集體經濟搞好了，大鍋里滿了，小碗里都有了，就都沒意見了，就都是順民了。決不能讓一個或幾個人把鍋端家去，讓其他人餓肚子。用“特色”讓少數人富起來不是社會主義。“共同富，走的才是社會主義路”。我們的農民領袖真的了不起啊!劉莊人給他塑像，給他建紀念館，是當之無愧的!他生前沒說讓人記得，也沒說讓人忘記。記得和忘記那不是主觀愿望所致，那是人民群眾，也就是老百姓自己的選擇。老百姓不僅僅記住他們的恩人和救星，也同樣不忘他們的仇人和災星。記住了岳飛，就忘不了秦檜;記住了江姐，就忘不了甫志高。當然所不同的是前者是流芳千古，后者是遺臭萬年;而相同的是都被載入史冊里，想逃都逃不脫的。

　　再看看他們領導班子給自己的約束：

　　劉莊黨員干部“約法三章” 不搞特殊 不準謀私利 不準脫離群眾

　　用史來賀精神對照自己

　　史來賀書記一生信念堅定、勤政廉潔、一身正氣兩袖清風、艱苦奮斗無私奉獻，成功地經受了苦與樂、公與私、是與非和榮與辱的考驗。他撐起來一把傘，為群眾遮風擋雨;他俯下身是一頭牛，為百姓鞠躬盡瘁，鑄就了一座巍峨、高聳的愛民豐碑。

　　史來賀精神

　　黨性純潔 信念堅定 實事求是 與時俱進 立黨為公 執政為民 艱苦奮斗 勤儉節約 無私奉獻 廉潔奉公

　　干部實行“五免職”

　　對違反各種制度和村規民約者免職;對搞派性鬧不團結者免職;對爭名譽地位者免職;對提意見人打擊報復者免職;對工作敷衍了事者免職。

　　農村干部“五不怕”

　　一不怕吃苦 二不怕吃虧 三不怕惹人 四不怕困難 五不怕熬夜

　　劉莊組織架構

　　劉莊黨委下設9個支部 27個黨小組 191名黨員

　　書記 史世領

　　副書記 馬玉學 史世會 張貴龍 劉名宣 楊紅軍 劉樹林 王智義

　　委員 劉名海 王連忠 李安林 劉名領

　　劉莊村委會

　　下設6個村民小組 364戶 1784人

　　主任 史世領

　　副主任 張貴龍 劉俊榮 劉樹范 李良才

　　委員 王連太 劉清德 劉清元 劉名振 楊 勇 劉樹彥 馬玉峰

　　劉軍偉 呂麗娟 職麗霞

　　劉莊紀委

　　書記 張貴龍

　　副書記 王智義 師書慶

　　委員 劉俊榮 劉名振 張貴忠

　　看來劉莊里劉家是大姓，史家是少量的。但是，史來賀就能把各氏人家各有肚腸的心聚攏在一起大干社會主義，發展成全國頂級的富裕村，不說是小康也小康了，農民兄弟都如愿以償地享受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感念共產黨、感謝黨的締造者毛主席，由衷地跟共產黨走，為我們黨的執政基礎牢牢地砌上了一塊永不脫崗、永不腐蝕、永不潰爛的根基。

　　有了這樣健全的黨政組織，有了制約干部的規定，別說是基層組織，就是從鄉到縣到市到省，乃至到中央，都該這樣做的。如果各級組織的干部乃至頂級領導都這樣做了，還有黨員干部的腐敗嗎?還有冤假錯案嗎?還有上訪大軍嗎?還用耗費相當于軍費的巨資“維穩”嗎?

　　我多么希望各級黨政領導在“調研”時也到史來賀紀念館看看，對照一下自己，別總是喋喋不休地強調這樣，強調那樣。我們黨已經嚴重地脫離了群眾，甚至跟人民群眾對立了，說話人知道不知道?我覺得“維穩”要從領導干部自身做起，你自己為這個社會帶來的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效應?你自己的內心是否牢牢地穩固地扎根于人民群眾之中了?是與人民心貼心，還是與人民如冰火?人民的利益是國家的最高利益你們想到了嗎?“為人民服務”你們有幾人還奉為自己的人生宗旨?

　　我不想再問下去了，我該想想我自己做得怎么樣?我的兒孫做得怎么樣?我們祖孫三代還夠不夠共產黨員的資格，愧不愧對“共產黨員”的光榮稱號?我們愧不愧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戰友們?人家史來賀能把兒子史世領教育好，被村民和黨員選上來接班了。華西村吳仁寶把兒子吳協恩培養好也被村民和黨員選上來接班了。周家莊雷金河的兒子雷玉良是國家干部退休了，孫子雷宗魁被選上來繼承了爺爺的事業。這表明人家對子孫培養的成功。作為我黨各級領導者不該看看自己對兒孫的培養怎么樣嗎?他們是否違背了你的意愿或者違背了人民的意愿，做了你所不希望的或者危害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壞事啊?子不教父之過，難道不該好好學習史來賀、吳仁寶和雷金河嗎?

　　我們幾個看完了全部展覽，到史來賀工作、生活場景再現的展廳里，坐在他辦公桌前和床鋪上拍照，重溫掛在墻上的“五不怕”和“五免職”后，離開了紀念館，來到毛主席視察七里營人民公社紀念地。

　　1958年8月6日下午4時22分，毛主席在地方領導的陪同下，乘坐當時新鄉市唯一一輛蘇聯造華沙牌轎車抵達七里營。毛主席身穿白襯衫，灰色長褲，面帶微笑，向周圍歡呼“毛主席萬歲”的群眾頻頻招手。在人們的簇擁下，毛主席走到公社大門前，仔細看著墻上的牌子，縣委書記胡少華隨即說：“這是全縣第一個人民公社。”主席小聲讀了一遍“人民公社”。耿起昌問毛主席：“這個名字可以嗎?”毛主席點點頭，用肯定的語氣說：“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 隨后，毛主席走進公社大院，看到迎面屋門口掛著“政治系”、“氣象系”兩個牌子，得知是公社辦的紅專學校，表示滿意。在聽取了當地領導的匯報，并吃了一小塊西瓜后，提出“出去看看”，正式開始了他在七里營歷時近兩個小時的視察。…

　　毛主席了解了七里營人民公社下轄3.1萬人，管理上并沒有困難后，走進敬老院、托兒所、食堂、社辦工廠和棉田。他來到村頭棉田，興致勃勃地走進棉花叢中，聽說每畝能產1000斤籽棉，他鄭重地說：“收到手里才算數!”當聽到農民說“解放前每年只有30元的收入，去年收入84元，今年還準備維持這個數字” 時，他馬上說：“今年要100元，100元。”老人家望著眼前的豐收景象，叮囑隨行的河南領導：“你們河南都像這樣就好了。”

　　毛主席離開棉田時，發現周圍群眾很少，得知許多老百姓因“安全需要”被“隔離”了，立即指示“希望見到更多群眾”。等他重返村里，上萬名群眾已站在路邊迎候，兩個社員還抬著上寫“祝毛主席身體健康”的匾額。聽說毛主席要接見，老師課也不上了，學生們沖出教室把教室的門都擠掉了，追著毛主席的汽車一直跑到看不見。

　　下午6點多鐘，毛主席結束視察，即將離開七里營。有個村民離家辦事回來，看見毛主席的汽車已開出二三十米遠，他拼命追上去，舉起雙手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發現了，讓司機停下車來，走下車朝他招招手，示意告別，在場的許多人流下眼淚，喊著“毛主席，下次再來呀!”

　　眼前，當年棉田邊建了一壁紀念墻，墻前矗立毛主席塑像，周圍欄起來以便保護。因為沒人看守，圍欄門掛鎖，我們拍照后，發現水泥門柱上有人留下個蘋果，我們也想留點表示，就想到老人家嗜好吸煙。書記夫人說校長丈夫吸煙，就到車上要了一支點著了，放在水泥門柱上，奉獻給老人家。

　　晌午了，我們沿路找個飯店吃完午飯就往新鄉趕。因為老人代步車不能進市里，找到個去火車站的公交車站，他們送我上車就分手了。

　　到新鄉火車站售票處，我買到了K820次去石家莊的16車041號新空調硬座票。14點43開車，到石家莊就傍黑兒了。如果要去西柏坡就要到石家莊北站才有車，我就找到開往北站的公交車坐到北站。上車時就掉雨點了，下車時就小雨蒙蒙了。我遠遠地看見了一個燈箱招牌，是部隊招待所的，趕到牌子處是一個胡同，胡同里頭有個招待所。我高興地進去失望地出來了，沒有房間了。我就往回走，要到下車的地方了，看見一個燈箱招牌，是個小旅店。我踏著泥濘的小道進了老舊的現在稱為“棚戶區”的平房，看見一間小屋有個老頭。他見來了客人當然很高興，說是20元錢1個床位。他領我看看，小屋不大卻放3張床，有個人已經躺下了，暖瓶里沒有水要自己去打，上廁所和洗漱都要去外面。外面還在下雨，我也只好住下。來時路邊看見有個饸饹面館，我就回去吃碗蕎麥面。回到房間另個床鋪也來人了。這天的活動就這樣結束了。

　　當我想到明天就去西柏坡了，食宿條件我都無所謂了。如果跟去井岡山和廬山的食宿條件相比，可以說是相差懸殊;但是對于一個從地壟溝爬出來的農民子弟，毛澤東時代跟貧下中農、公社社員搞“三同”吃百家飯的工作隊員來說，該心滿意足了。倘若跟革命老前輩當年的艱苦生活和歷經的磨難相比，豈止是滿足，而是幸福極了。有人問我，什么是幸福?我說如愿以償就是幸福。問我的人說我的回答不具體，我告訴他，幸福和快樂都是相對的，都是自我感覺。幸福和快樂是沒有具體指標的，更不單單是以財富的多少和物資的享受為尺度的。毛澤東時代，都把見到偉大領袖毛主席看成是幸福，那是指熱愛毛主席、擁護共產黨的人來說的，他們很想見到毛主席，一旦見到了就覺得幸福，如果跟毛主席握手了，那是最大的幸福。我寫的紀英林和我參觀的雷金河、史來賀都把他們見過多少次毛主席作為一生的光榮記錄在他們的人生里。可是，那些記恨毛主席、反對共產黨的人，能把見到毛主席看成是自己的最大幸福嗎?他們當中即使有條件接近甚至伴隨著毛主席的人，能認為這是幸福嗎?所以幸福感來自于愿望的實現。反過來說，如果一個人不想活了，想求死，他能順利地死去得到成全了他的愿望，他也感到幸福的。我在電視上看見一個不到70歲患病沒錢醫治了，求兒子給她買農藥，兒子給她買了，她還謝謝兒子。她如愿以償地離開人間擺脫了病苦，感覺幸福了。但是她的兒子竟然因為給母親提供了毒藥自殺而被判刑了。有的人不想死，比如我寫的《人民公社魂魄在社員共富成現實》里的那個五保戶，女主人李小弟雖然85歲了，即使臥床多年還不想死，有比她小7歲的丈夫李運學陪同，有隊里安排的人來伺候，她仍然感到很幸福。南街村人逢年過節都分米、面、油、蛋，領導干部跟他們分得一樣多，他們感到幸福;小崗人沒這個條件，有個老頭獲得了沈浩送給他的一桶食油，他感激涕零，覺得是很大的幸福。為什么?他買不起成桶的食油，沈浩給送來了，他如愿以償了，就是幸福!而我，早就想看看井岡山、看看廬山、看看劉莊，現在都看過了，明天就要去看西柏坡了，也是如愿以償了，能不感到幸福嗎?我該坦然的、甜美和微笑著入睡了!

　　11月4日

　　早晨6點多我就起床，洗漱完了收拾好所帶的物品就去汽車站，也就是6點半。我到售票窗口買去西柏坡的車票，人家說去西柏坡的車已經開走了。我要買下次車，售票員說9點半開，車還沒來，不能賣票。6點半到9點半還有仨小時啊，我怎么等啊?還好，門口有個私車司機在攬客，說是往返100元1位。坐他的車不用辦門票，他手里就有，上午看完就回返。我怕被騙，他說回這里給他車費。我說回來時能把我送到火車站嗎?他說只能送到這里。要去火車站自己再坐公交車。他說車上4個人的位置坐滿就發車，讓我進車里等候。等了近1個小時，他動員我下車進另一臺車，是他的同行。我問為什么?他領來一對男女，說還有一對馬上就到。我對他這樣的做法很反感。因為我在他車里等了1個小時，再到另個車里不定等到什么時候，我不下車。但是，那對男女不能拆開，又沒有單人來，車也發不了。已經上車的這對中的男士就說了，咱們3人共同承擔那空位的100元，我出30，他倆出70。我說：“你能報銷，我是自費。方才講的是往返100元，多10塊我也不出。”他說他們也是自費。因為司機還要等，他就讓司機開車了，說那100元他拿。我不是舍不得30元錢，我覺得司機不講誠信，所以我就是要抵制。去西柏坡一路無話。我也沒計時間，只是望著窗外，到處是裸露著石頭的禿山和溝壑，比我去過的張家口蔚縣還荒涼。我想跟山西接壤的地方可能都這樣的。這里的人靠什么生活啊?基本看不見農田，這樣的地方，就是人民公社化了，也實現不了農業機械化的，沒有成片的土地。到地方了，我看見一片水域，是個不小的水庫。我明白了，這里的好地都被水淹了。西柏坡屬于庫區，建在庫區的北坡上。

　　西柏坡舊址大院原來位于西柏坡村東頭，有房屋40多處。1958年，因修建崗南水庫，中共中央和解放軍總部舊址及西柏坡村一起搬遷。1970年冬在距原址北500米、海拔提高57米的地方開始對舊址進行復原建設。陸續復原了17處，房屋196間、建筑面積2760平方米，占地16440平方米。主要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粥時、董必武的舊居，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會址，中央軍委作戰室舊址，中共中央九月會議會址，中共中央接見國民黨和平代表中共中央接見國民黨和平代表和蘇共代表米高揚的舊址，中央機要室舊址，中央機關小學舊址及防空洞等。在復原過程中，遵循了高度一致、修舊如舊、精益求精的原則，基本保持了原貌，屋內陳設按原狀進行了布置，展品主要是當年領袖們的辦公和生活用品。

　　我邊看邊拍照，卻沒人給我拍照。跟我同車來的男女走得快，我想請他們幫忙也辦不到。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粥時、董必武的舊居，我都看了：

　　毛主席在用過的辦公桌上，起草了三大戰役期間的許多電報手稿，起草了1948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議，撰寫了《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等許多光輝著作。

　　劉少奇同志在延安時就開始使用個木箱，后來把它帶到西柏坡，曾用它放過《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中國土地法大綱》等重要文件和手稿。

　　朱德用過的金屬桌椅是在孟良固戰役中繳獲敵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的物品，朱德到前線視察時，由陳毅同志送給朱德。七屆二中全會期間，陳毅、彭德懷、賀龍、鄧小平等軍事組的同志們就圍坐在這套金屬桌椅旁，討論軍事戰略和作戰方針。

　　董必武用過的百壽杖本來是國民黨將領宋席儒送給岳父六十大壽的賀禮，淮海戰役時被繳獲。拐杖身部錯銀鑲嵌篆書“壽”字四行，每行25字，共100字，字型各異，故稱“百壽杖。

　　等到看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會址時，相機內存卡滿了。我急忙跑到外面找賣相機卡的，好在不收門票出入自由，門口對面的售貨攤上還真有賣電池和相機卡的。我問多少錢?說是80元。我說我買的是40元，你們這里也不能翻倍啊?他說“60給你”。我來不及講價了，給他張百元票找我40，給我個相機卡。我換上新卡，看見同車的男女在互相拍照，我就求那個男人給我拍照。之后我想回報人家，要給他們拍合影，那男人擺擺手。我不加思索說聲“我還要補幾個鏡頭，跟司機說等我一會兒”，便二進門。從進門就開始拍照，連劉少奇和王光美結婚的場地都拍照了。新卡就不擔心內存不夠用了，我等于又重看了一遍，把覺得沒拍照好的地方都補拍了。

　　到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會址處人就多了，有個解說員在講解。我聽了講解，并查閱了資料，對這次會議有了全面的了解：

　　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中國共產黨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這中央機關食堂，召開了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出席這次全會的有中央委員34人，候補中央委員19人。列席會議的11人。會議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組成的主席團主持。這是中國共產黨為建立新中國奠基的一次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會議。

　　毛澤東主持了開幕會議，并于3月5日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27人在會上發了言。會議聽取并集中討論了毛澤東的報告，批準1945年6月黨的七屆一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準由中國共產黨發起的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及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批準毛澤東關于以八項條件作為與國民黨南京政府進行和平談判的基礎的聲明，并根據毛澤東的報告通過了相應決議。

　　全會著重討論了黨的工作重心的戰略轉移，即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的問題。全會認為，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到現在，由于敵強我弱，黨的工作重心一直在鄉村。黨著重在鄉村聚集力量，在鄉村開展武裝斗爭，發動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據地，為奪取城市作好準備。歷史已經證明這個方針是必要和正確的，是成功的。現在經過遼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戰役后，敵我力量發生了根本變化，繼續采取農村包圍城市的工作方式已經不適應了。從現在起，黨的工作重心應該由鄉村轉向城市，實行由城市領導鄉村的工作方式。然而這不等于可以丟掉鄉村，僅顧城市，而應當城鄉兼顧，使城市工作和農村工作、工人和農民、工業和農業緊密地結合起來。所以黨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

　　會議還深入討論了如何實現黨的工作重心轉移的問題。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全會確定，黨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在領導城市工作時，黨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吸收大量工人入黨，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共產黨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統治集團、官僚資產階級作政治斗爭、經濟斗爭和文化斗爭，并向帝國主義者作外交斗爭。

　　會議明確指出，黨要立即開始著手各項建設事業，一步一步地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并將恢復和發展城市中的生產作為中心任務。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須緊緊圍繞著生產建設這個中心工作并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會議號召全黨同志必須用全力學習工業生產的技術和管理方法，學習和生產有密切聯系的商業工作、銀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將城市的生產建設工作恢復和發展起來了，將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了，并使工人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我們的政權才能夠鞏固。否則，黨和人民就不能維持政權，就會站不住腳，就會失敗。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另一項重要工作是確定黨在全國勝利后的一系列基本政策。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后，我們要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為此，全會規定了黨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的方針政策。

　　在政治方面，會議分析了革命在全國勝利后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并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由于這些基本矛盾的存在，會議強調要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要強化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制度。一方面，黨要認真團結全體工人階級、全體農民階級和廣大革命知識分子，這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領導力量和基礎力量；另一方面，黨要團結盡可能多的能夠和我們合作的小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它們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派別，以便孤立反革命分子。同時，黨必須堅持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把黨外大多數民主人士看成自己的干部，使他們在工作崗位上有職有權地工作。

　　在經濟方面，會議科學地分析了革命勝利后我國的社會經濟成分，認為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將是構成新中國經濟的幾種主要形式。對于這幾種經濟成分，黨的政策應確定為：第一，必須沒收官僚資本歸人民共和國所有，使這部分經濟成為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第二，對于占現代工業經濟第二位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必須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這就是說，利用它的積極性，以利于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但必須限制它的消極方面，將其納入國家經濟政策和經濟計劃的軌道。第三，對于占國民經濟90%左右的農業和手工業經濟，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通過合作社的形式，向著集體化和現代化的方向發展。

　　在外交方面，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國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的宣傳機關，立即統制對外貿易，改革海關制度，這些都是我們進入大城市的時候所必須首先采取的步驟。”毛澤東把它稱為“另起爐灶”。毛澤東又指出：“關于帝國主義對我國的承認問題，不但現在不應急于去解決，而且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后的一個相當時期內也不必急于去解決。我們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的，但是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只要它們一天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后來毛澤東把它比喻為“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 。

　　在新中國誕生的前夕，在黨的工作重心面臨由農村向城市轉變，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在全國取得勝利，中國共產黨即將成為執政黨的歷史性時刻，怎樣保證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永不變色，順利地適應工作重心的轉變，擔負好新的歷史重任，是擺在黨中央領導集體和全黨面前的重大課題。為此，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強調要加強黨的思想建設，防止資產階級思想侵蝕黨的隊伍，有預見性地提出了防止“糖衣炮彈”進攻的重大問題，并進一步提出了“兩個務必”的重要思想。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預見性地提出了防止“糖衣炮彈”進攻的重大問題，強調要加強黨的思想建設，警惕居功自傲和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他指出，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

　　毛澤東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毛澤東還提出，我們要掌握好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迎接新的更加偉大的任務的到來。最后，全會還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作出禁止給黨的領導人祝壽和用黨的領導人的名字作地名等規定。

　　在中國革命轉折關頭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這次會議描繪了新中國的宏偉藍圖，確定了新中國的大政方針，為促進和迎接全國勝利的到來，為推動和發展新中國的各項建設事業，保證中國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從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論上作了充分準備，具有巨大的指導作用。

　　七屆二中全會是解放戰爭時期中共召開的唯一的一次中央全會，會議做出的各項政策規定，不僅對迎接中國革命的勝利，而且對新中國的建設有重大作用。

　　我一直聽完了，人們散去后，求了一個女人給我拍照個留影。等我覺得沒遺憾了，才走出去。到停車場我把水庫也拍照了，還請身邊的清潔工給我拍照了留影。

　　我上車時人家都就座了，司機說這里的客飯太貴，我說著急買回北京的車票，票到手再吃。那倆人也說回市里吃。車走不遠，迎面開來個大客車，司機說，汽車站的車才來。我看看手表，已經12點了，如果我不是坐這個私車來，下午時間就趕不出來的，即使我能買到回北京的車票，到北京也趕不上回家的末班車了。于是，我對司機心存感激了。

　　我如愿以償了，也渾身輕松了，該閉目養神了。可是，我還的覺得有欠缺的，原因是我最后的留影是崗南水庫，真正的西柏坡遺址被淹沒在水下，我認真看的，可勁兒拍照的遺址是復建的，說穿了就是假的。我期盼多年總算看見的革命圣地卻不是真的。我盡量往寬了想，就是井岡山茨坪的舊址不也是復建的嗎?那里的所有建筑都被焚毀了，你所看見的不也都是假的嗎?我極力說服自己。但是，又想了，人家茨坪的舊址畢竟是原地復建的，而西柏坡是異地復建的啊!于是，我想，當初為什么竟然在這里建水庫啊?毛主席怎么就同意了呢?想來想去忽然想起來，毛主席是不贊成祝壽和保存紀念地的。毛主席為了發展農業，特別注重水利建設。就是農業的“八字憲法”也是“水肥土種密保工管”啊，把“水”排在第一位的。(后來聽說建崗南水庫是為北京供水的)這樣一想，心結就解開了。覺得西柏坡能異地復建還是很值得、很有意義的。尤其是這樣龐大的工程，照原樣復建到這個程度，別的不說，就是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會址本來是個食堂，不是什么禮堂，食堂的排氣天窗都是原樣的，就表明建設者是多么認真啊!想到這里，我心里又不平衡了，這樣的工程地方投入的資金一定不少，可是卻免票參觀;而廬山會議舊址原是蔣介石留下來的軍用禮堂，雖然地方在維護和改建中也投入了資金，但是畢竟沒法跟西柏坡相比啊。一樣的革命教育基地，怎么就收50元門票呢?對此，我還是耿耿于懷。

　　回返的路上再沒看見來車，可能是參觀的淡季了。我忽然問了司機一句“你原來是做啥工作的?”我覺得他的年齡應該是有工作的。他回答是三線廠子的。這一問，他就“開閘”了，抱怨父母把他們幾個兒女給帶到這個鬼地方，也抱怨父母聽毛主席的話聽錯了，于是，就抱怨起毛主席了。

　　我對三線廠子比較熟悉。我在老家工作的時候，輝南山里就有幾個兵工廠，各有自己的生產品種，因為工作關系我經常去5523廠。他們嘴上常說“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改革之后，他們想出山，我給他們介紹給市領導，雙方達成協議在舉行搬遷儀式時，市黨政一把手鬧矛盾錯過了9點耽誤了時辰，人家歸屬于首鋼后就搬到南戴河去了。我就說：“毛主席在山里建兵工廠是備戰的需要，不是錯誤。你父母響應黨的號召獻身國防是對的，而且是得到黨和國家的信任，是無上光榮的。如果本人表現不好，祖輩有污點的，是沒資格進廠的。當時叫保密廠，外人是不得靠近的。你的父母把你們幾個新一代帶到祖國的要害地方你該自豪的。那時候是戒備森嚴啊，你們和你們的廠子都是國家保護對象，外面人都不知道這個廠子是搞啥的。神秘呀!”我這樣一說，他也覺得美不勝收了。他身后的女乘客搭言了：“那是搞啥的啊?”我說：“都是軍品，他們廠你得問他。我們那邊的有生產炮彈的，有生產發射火箭炮的，這也都是后來揣測出來的，他們廠里人也不否認了。” 司機情緒好多了，我就問他：“你認為現在怎么樣?” 他說沒辦法，廠子下馬了，老父親還有點勞保工資，他們這樣的就買斷了，用買斷的錢買臺車，湊合活著。我問他如果毛主席還活著，你們家能怎么樣?他說“那還用說了?”我說“毛主席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共產黨是為勞苦大眾謀利益的。他無論做什么事都是從老百姓的愿望出發的。要辦工廠，發展軍工企業，就要遠離城市，在城里不安全，一旦出事就危及了群眾的生命。前面說的那個我熟悉的廠子就發生一起爆炸，老百姓沒有1人受到傷害。再說了，軍工廠能擺在明面上嗎?既然遠離城市，就要把工廠辦成跟城市一樣的生活區，職工宿舍、學校、商店、醫院、文化宮、電影院等一應俱全。家屬盡量安排工作，不能進工廠就到輔助單位上班。孩子們升不上大學的進本廠的技術學校，畢業了也安排到廠里就工作。就是說工人一進廠，廠里就把職工的后顧之憂都給解決了。不存在就業難問題、住房難、讀書難、治病難的問題。”“還有這么好的廠子嗎?你說的太好了!”司機身后的女人聽進去了，但還是不大相信。我想問她的年齡，覺得不太相當，就問她的屬相，她說是屬龍的。我就明白了，是1964年生人，跟我大女兒同齡，不知道也是正常的。我說：“是真的，我這輩子不說謊話。當時我們地方工作的都羨慕兵工廠的工人，也有的托人調入工作。后來戰事少了，他們就軍轉民，由專門生產兵器轉為生產民用品了。但是還不到開不出工資，跟國家要錢生存的程度。就是國家政策變了，他們可以出山了，就都進城或向城市靠攏了。我們那里的幾個廠子有的奔長春了，有的入關了。南戴河和廊坊都有我們那里的保密廠。不知道他們現在的處境如何，發展的怎么樣?”

　　司機見我這樣熟悉他們三線廠子的當年的盛況和后來的命運，就留戀那個時代了，也不抱怨毛主席了。“我父母到現在還說毛主席好。”他好像不明白父輩為什么還這樣。我說，我們那個年齡段的人，不說毛主席好的太少了，除非是工作不上進，不以單位為家，挨過領導批評的，就是父母在“文革”中挨觸了，再就是改革后發財的。司機說“是的”。我也不知道身后的那位是做啥的，我的話能不能刺他的耳朵。我看他也60左右歲了，如果是機關干部大概也退二線了。就從他說的他們也是自費旅游的話來看，要么就是所謂“下海”的。我就以安撫司機的口吻和角度說：“小師傅，你就知足吧!你今天能收入500元，去掉消耗就算凈剩300，維持溫飽可以了吧。你除了保證安全外，你沒什么擔驚受怕的。別看那些發財的，其實他們心里沒有你踏實。你是靠勞動掙錢吃飯的，貪占你沒條件;你只要不心黑不宰乘客，對得起良心，你就能睡個安適覺。幸福不幸福是自我感覺，你感覺幸福就幸福。我們都說‘人比人得死、貨比貨得扔’。我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被送到居住生產隊里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就是勞動改造。有個比我大1歲的老哥看我情緒低落就說‘人比人得活著、貨比貨得留著’。我聽了覺得有道理，就他這句話使我振奮起來，坦然地面對被清理出局的現實。我哈下腰來跟社員一樣早出晚歸，雨天爭著上工，早晚搶著加班，到我10月份歸隊時我就掙了3000多工分。而跟我們夫婦一起回隊的還有5對，誰家也沒像我這樣認真踏實地當社員。有一個父親是大隊書記的比我還小，身體還好的李姓者就一天活沒干，直到歸隊，接受教育變成了休養。而我掙的3000工分沒參加生產隊年終分配，我等于給貧下中農做貢獻了。但我不后悔，事實證明了，我當社員也能養活老婆孩子。我的腰桿挺得更直了。所以，跟別人比什么?不比財富要比精神，比在困難和挫折面前的抵御能力，要比男人的氣概和生存能力。財富家產都是身外之物，你有保管權沒有領屬權，你享受不了也帶不走;留下來不一定是兒女的福分，也許成為禍根。我就贊成馬賓老，國家分配的160平米的住宅象征性地出點錢就變成私產了，他就是不買，等自己離世了還給國家，就當無產者……”“馬賓老是 什么人?”司機問。說起馬老我就說不完了，只說一句：“是我們黨最忠誠的老戰士，‘鞍鋼憲法’的始創者，97歲的革命老人。”

　　后面的交談中得知司機的愛人就在家里主持家務，專門伺候孩子，時不時地去看看雙方老人。他們現在的希望就是把孩子培養好，將來有個好工作，有個比較穩妥的崗位，即使不當國家干部，也能當上國家企事業的職工。他不想讓自己的孩子給私人老板打工受剝削，給多高的工資也不希罕。我說：“你的愿望是正當的，一點兒不過分。但是，要實現也很難，光供孩子讀大學是不夠的，現在大學生也一樣找不到工作，畢業就是失業。整個社會環境就是這樣了，不扭轉，過100年也是這樣，而且要越發嚴重。那怎么辦?就是要覺醒，要認清現在的局面是怎么來的?你們父輩辛辛苦苦干了一輩子，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結果自己一心樸實做貢獻的‘家’沒了，不僅自己失去了依靠，子孫也失去了為國效力、為自己養家的權利。這樣的后果是誰給造成的?一定要弄清楚。不要盲從地抱怨毛主席、抱怨共產黨。不要盲從地說共產黨一黨執政不好，新中國是共產黨建立的，新政權能讓給其他政黨嗎?再說，我們國家的8個黨派都是依附共產黨的。讓他們參政議政就夠了。那些鼓吹實行多黨制的人就是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想讓國民黨上臺。現在社會上的一切丑惡現象不是共產黨所希望的，不是共產黨腐敗無能，是共產黨里出了內奸、叛徒，出現了修正主義者。其實共產黨也是受害者。我們要認清形勢，想到共產黨的難處，幫助黨清除那些腐敗分子，清除那些為了升官發財混進黨里的假共產黨員，尤其是修正主義分子和漢奸賣國賊。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走本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實現全民共同富裕。你的愿望就實現了，否則就要落空。”

　　一路上，我身后的男人一聲不吭，我看不見他的表情，不知道是謹慎，還是否定。我們就這樣在交談中到石家莊火車站了。那一男一女付了300元并未急于去購票，而是進了路邊的一家賓館。我下車慢，司機照顧我下車。我交了100元，說：“謝謝你，把我也拉到火車站了。” 他說：“人家多花錢了，怎么好再給拉到北站啊?”我說：“那我該謝謝他們了!”他笑了。我說：“你看他倆是一家的嗎?”他笑著點點頭。我知道他心里清楚，點頭是肯定我的疑問，而不是肯定他倆是一家的。他天天拉客人，什么樣的關系他會看得出來的。我說他幫我拍照后，我要給他倆拍合影，他拒絕了。下話不必說了，如果是兄妹、叔侄關系，是不用回避的。是夫妻就更不用說了。他說女的回邢臺，男的回北京。今晚可能不走了。我覺得司機還是講究職業道德的。為了支持他的生意，我要了他的名片，可以轉告去西柏坡的朋友，在沒有客車可坐的時候多花幾個，坐他的車還是便捷的。我們高興地握別了。到售票口花42元買到了開往北京西的T5686次08車無座票。因為15點54開車，我從容地到廣場地下商場的快餐部填飽肚子就進站了。

　　上車時，我到二層找個空座就坐下了，直到開車也沒人來要座。我很舒適地回到北京，到家的時候還不到8點。這次南行就這樣圓滿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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