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flickr@thierry ehrmann)

　　1871年，“巴黎公社運動”爆發了。那一年，馬克思53歲，而此時《資本論》第一卷已經出版近5年了。

　　“巴黎公社運動”并不是恩格斯所設想的發生在工廠里的工人罷工斗爭，而是一場城市運動，如果用馬克思的話來表述的話，那就是：它不是發生在“生產領域”里的斗爭，而是發生在“社會再生產”領域里的斗爭。

　　什么叫社會再生產領域呢?與“生產領域”相區別，“再生產”是指人們的社會生活領域，今天，它主要特指住房、教育、醫療、養老這幾個領域。

　　此前，資本投資主要是通過“生產領域”里的剝削來榨取剩余價值，但是，隨著生產領域里“一般利潤率”的日益下降，資本榨取剩余價值的沖動，開始從生產領域轉向了社會再生產領域，而首先就是轉向了城市里的房地產業。

　　資本主義是在城市里發端的，它極大地推進了城市的擴張，城市擴張帶動了資本和投資的擴張，而城市的改建和擴建，既推動了資本的積累，卻也總是與城市的高負債聯系在一起。同時，在拆建過程中無一例外地制造著大量的社會矛盾和環境問題，大量的公共資源被資本家和開發商占據了，從而釀成了不斷上演的城市危機。

　　《共產黨宣言》指出了城市無產階級的處境，而這種觀察超越了生產領域，而進入到社會再生產的領域：“工人領到了用現錢支付的工資時，馬上就有資產階級的另一部分人——房東、小店主、當鋪老板等向他們撲來。”如今對勞動者進行剝削的，已經不僅是工廠主，也包括店主和房東、經營房貸的銀行和中介，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的壓力，日益成為束縛城市勞動者的枷鎖。現在，無產階級斗爭的目標已經不僅是奪回工廠，而是要奪回城市，要使城市按照勞動者的意志，而不是資本家和開發商的意志組織起來。

　　在希臘和羅馬，城邦就是“公共事業”的代名詞，“條條大路通羅馬”，而象征著羅馬公共事業的，不僅是壯麗的羅馬公道，而且也包括會堂、劇院、廣場、公共浴場、運動場。而巴黎同樣也是一個由廣場和大道等公共空間構成的城市，但是，隨著路易·波拿巴這個空手套白狼的“流氓無產者”所代表的金融騙子們上臺，巴黎的公共空間卻日益被摧毀了。

　　房地產業的實質就是公共空間的私有化。它的發明者便是法蘭西第二帝國皇帝，“流氓無產者”路易·波拿巴，法蘭西第二帝國成立后，路易·波拿巴任命高利貸者富爾德為財政部長，同時任命股票投資商奧斯曼負責巴黎的市政工程建設，使房地產業成為巴黎的支柱產業，于是，街道被斬斷了，公地被侵占了，經過幾輪房價暴漲之后，巴黎的地產業和金融業崩潰了。1871年的巴黎所面臨的危局就是：它不僅是一座被普魯士占領的城市，而且更是一座財政完全破產、陷入全面負債的城市。這就是“巴黎公社運動”爆發的歷史背景。

　　只有公社才能拯救巴黎。而巴黎公社運動的口號是：勞動者要奪回巴黎，必須按照勞動者的意志建設、管理巴黎。

　　巴黎公社本想請馬克思寫一個成立宣言，而馬克思卻以做學問的態度寫了三稿，等馬克思把稿子寫完，公社已經失敗了，公社的宣言就這樣變成了公社的悼詞。

(圖片來源：網絡)

　　這篇偉大的“悼詞”就是著名的《法蘭西內戰》。

　　《法蘭西內戰》這篇文獻究竟講了什么呢?這篇文獻的核心，講的是“社會”。

　　什么是社會?“社會”原本是一個羅馬詞，即拉丁語的Socius：它的原意是“一起吃面包”，后來又引申為合伙、伙伴、搭伙，孫中山先生當年用“民生主義”來翻譯“社會主義”，他說：“民生主義”的意思就是有飯大家吃，這就非常確切地抓住了“社會”(一起吃面包)的含義。而最早把Socius、Social 一詞翻譯為“社會”的，是日本人福地櫻癡(Fukuchi Oichi)，但他的這種譯法則太過抽象，反而失去了這個詞的原意。

　　實際上，社會既是“一起吃面包”(人人有飯吃)，也就是大家吃飯的那個“鍋”。而“鍋”則形象地道出了“社會”的另一面，即人們共同生活所必須的“公共產品”。

　　什么是“公社”呢?馬克思說，公社是人們為了生產和分享公共產品而組成的自愿、自由的聯合體。公社，是與國家和市場完全不同的組織方式，因為后者是“被動的聯合”。

　　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里，馬克思說：“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這就是說，市民社會，是被迫的、被動的聯合，“社會化的人類”或“人類社會”則是人們主動的、自愿的聯合。當著人們認識到自己的共同利益，并按照人類的共同利益，自動的、自愿的組織起來的時候，這樣的組織方式，就叫做“公社”。

　　巴黎公社運動，是世界上第一次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因為它第一次現實地說明：人們為了共同利益，自愿、自覺地組織起來，是完全可能的，也完全可行的。而從那以后，發生在俄國彼得堡、莫斯科的“十月革命”，以及發生在美國的反越戰運動、黑人民權運動、西雅圖反對伊拉克戰爭運動和“占領華爾街”運動，都是“巴黎公社運動”的繼續。

　　社會主義運動，就是從創建社會——即勞動者自愿的組織入手的，比如說，中國革命就是從創建工會、農會、青抗會、婦救會、兒童團、識字班起步，最終把一盤散沙的中國組織起來的。如果說國家的功能是富國強兵，市場的功能是發財致富，那么社會的功能就是“謀幸福，送溫暖”，就是“勞動人民自己組織起來，幫勞動人民一把”。

　　馬克思說，人的活動絕不僅是生產與工作，人還必須有吃有喝、有住處、有病能看、能結婚繁衍后代、能休息和娛樂，能通過文化教育事業提升自己——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他(她)才能從事生產和工作。與前者(物質的生產)相聯系，馬克思把后者稱為“社會再生產”。他說，“社會再生產”構成了物質生產活動的前提，因而“社會”構成了“市場”的基礎，經濟活動、生產活動必須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但是，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卻正在破壞這個基礎，“市場”正在瓦解“社會”。

　　在巴黎公社之前，人們只知道有國家和市場，而不知道什么是社會，也不知道社會怎樣發揮其功能。即使今天，人們往往也搞不清國家、市場和社會的關系究竟是怎樣的。有些經濟學家甚至荒唐地認為，只要市場就可以了，國家與社會是完全不必要的。實際上，這些人完全錯了。

　　馬克思思考的出發點是現實的人，這樣的人既不是神也不是機器，而人的一生其實只有四件事：生老病死。可惜，這四件事恰恰都是市場不管的，而國家即使想管也管不過來，于是，管這四件事的，只能是社會。

　　為什么說市場不管這四件事呢?因為亞當·斯密早就指出：市場的主體，是指“有能力的交換者”和“有效需求者”，而老弱病殘是“沒有能力”的交換者，窮人不是“有效需求者”，因此，他們理應被排除在市場之外。試想，如果把教育、醫療和養老統統交給市場，那么大部分老人和孩子就慘了!因為他們是市場里“沒有交換能力”的弱勢。

　　為什么這些事也不能全靠國家呢?因為馬克思說，國家本質上是強制性的力量，是暴力機器，國家只能是按照既有的等級秩序去強制性地分配資源，它幾乎不可避免地會造成公共資源的分配不均、造成公共資源分配的等級化。何況國家是管內政外交等大事的，國家確實沒有能力對老百姓的“小事”管得那么細。

　　那么，什么是公社呢?公社的本意是社區。實際上，平民(commons)這個詞，跟法語中的“大多數”(communes)相同，指的都是“社區”;甚至“下議院”真正的現代譯名，也應該是“社區(包括郡、自治市)議院”。因此，“巴黎公社運動”其實就是巴黎“社區運動”。而巴黎公社的開創性成就，就在于提供了一個勞動者自己組織起來管理城市公共事務的方式：即按照街道社區、行會和工會層層結合，最終建成一個高效率的城市管理網絡。

　　社區是基層群眾的自愿組織，它與國家組織是不同的，與市場組織更是不同的，這種“主動的、自愿的聯合”只能采取平等的、公開討論的方式采取行動，而它的源頭就是希臘城邦議會，羅馬共和制度，就是按照“城邦社區(議會)”的方式構建起來的。巴黎公社正是現代無產階級的新羅馬，公社也建立了羅馬式管理公共事業的組織——人民委員會，羅馬元老院由全體公民選舉產生，可隨時罷免，不拿薪水，而人民委員會則由勞動者選舉產生，可隨時罷免，只拿普通工人的工資。

　　人民委員會真正體現了“羅馬議會”(communes)的實質，而它管理的對象，主要就是社會再生產的領域，或者說，就是孫中山所謂的“民生領域”,也就是公共產品的提供與分配：保障面包的充足，交通的暢通，公租房、幼兒園、醫院的建設等等。即必須保證這些領域是非盈利的，是對所有公民平等開放的，是人人可以享受的基本人權。

　　美國沒有社會主義嗎?其實想一想林肯的名言：民治、民享、民有——這已經十分近乎“巴黎公社的原則”，而林肯說這番話的時候，恰好正是巴黎公社運動爆發的時代。但是，正像巴黎公社被殘酷鎮壓了一樣，林肯也被槍殺了。

　　資本主義號稱富裕，但卻窮得養不起“社會”，即養不起學校、幼兒園、醫院和養老院。在那里，“社會”不是基礎，而是負擔和包袱，那個制度窮得甚至連空氣都不能免費。而馬克思驕傲地說：巴黎公社最大的管理成就之一，就是多年積存、遍布巴黎各個角落的垃圾，幾乎在一夜之間就被清理完畢，只有在公社統治那短暫時光里，巴黎才變得干凈整潔、夜不閉戶、大道通衢，在公社執政時期，面包的供應從未發生短缺，而原本盜匪橫行的巴黎竟然沒有發生一起刑事案件!無產階級靠立足基層的群眾自愿組織來隨時解決一切問題，而那正是羅馬傳統在當代的復活——馬克思驕傲地說：想知道什么是無產階級專政嗎?這就是了!

　　按照資本主義的方式建設城市，無非就是把金融和房地產業結合起來，把城市當作榨取剩余價值的工具，就是公共空間的私有化，就是把教育、醫療等公共事業轉變為賺錢的工具。而按照社會主義或“巴黎公社的原則”建設、管理城市，則要求把教育、醫療、養老、環境、公租房等“公共事業”放在首位，起碼必須保障每個公民在人生起點(教育)和終點(養老)這兩個方面的機會平等和均等。資本主義發展方式雖然能在一瞬間造成許多高樓大廈(隨后使地產泡沫崩潰并造成“地方債”的爛攤子)，但歷史證明，它在教育、醫療問題上則永遠一籌莫展，兩相對照，兩種發展方式究竟哪一個更有優越性，就是不言而喻的。

　　毛澤東主席晚年，主張全黨要認真學習《法蘭西內戰》這篇文獻，并將此視為自己的一項政治交代。

　　毛澤東為什么要我們讀《法蘭西內戰》?他的政治交代呢又是什么呢?

　　我想，他的政治交代無非是兩點。

　　第一，他是提醒我們的黨必須認識到：“社會工作”，這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長項”，而且更是中國共產黨獲得人民的信任與擁護的根本法寶。

　　而所謂社會工作，又不外乎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就是使人民自覺自愿地組織起來，這就是所謂來自人民、依靠人民的真正含義，而它的具體工作方法，也就是黨的“群眾路線”。而社會工作的另一個方面，就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提供公共產品、公共服務，這表現在，我們在建國之初，就致力于建立覆蓋城市公費醫療制度、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普及教育，建立農村“五保制度”等等。我們黨之所以得人心，原因就在于此;我們黨之所以叫馬克思主義政黨，原因也在于此。

　　而這一切，都是“巴黎公社原則”在中國社會主義運動中的發展，這就是我們稱之為“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東西。而毛澤東的政治交代，首先就是指：他要把這份“馬克思的遺產”、社會主義遺產，鄭重交到我們的手上。

　　第二，毛澤東通過總結中國革命與建設的歷史經驗教訓，闡釋了“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互相促進的論斷。這突出地表現為他所提出的“生產關系的改革，反過來會對生產力發展起到積極促進作用”的重要思想。

　　毛澤東說：我們把生產關系搞好了，理順了，生產力的發展就會上一個新臺階。因此，當著經濟發展遇到瓶頸與困難的時候，完全不必驚慌失措，這時正好可以及時把工作的重心轉向社會建設，轉向生產關系的調整，如此去做，則會為下一步生產力的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新中國發展的歷史證明了他提出的這個科學論斷。1956年以來，盡管我們經濟增長的速度沒有那么快，但是，由于我們致力于建設完善的社會體系，消滅了長期肆虐的各種疾病，普及了教育掃除了文盲，培養了人民的組織能力，維護了各民族的大團結，最終則為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高速增長，造就了大規模的高素質的勞動力，為經濟的高速增長，奠定了雄厚的“社會基礎”。

　　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所謂把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運用到中國的實踐，其核心也就是正確地處理“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

　　即使我們經濟的發展遇到了暫時的困難，但只要我們能夠真正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及時地推動社會建設的大發展，在經濟增速放緩的時候，能夠致力于調整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那么，就必定會為下一個階段經濟的大發展夯實基礎。1956年以來的生產關系大調整是如此，而1997年面對亞洲金融危機、國內三千萬職工下崗，我們及時推出社會保障體系和全民醫保體系的建設——我們的一系列戰略調整同樣也是如此。

　　怎樣理解今天經濟的“新常態”?我認為，這里的核心依然是如何辯證地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如何處理好經濟增長與民生改善之間的辯證關系。

　　當前老百姓最不滿意的是什么?恐怕就是醫療、教育、養老和住房。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告訴我們，這些關乎社會再生產的領域，不應該成為資本榨取的對象，而應該成為我們社會工作和社會建設的著力點。一旦把這個領域的問題解決得比較好了，一旦把社會建設搞好了，使我們的人民沒有了這樣、那樣的后顧之憂，生產與消費的增長點就會產生出來、涌現出來。

　　為什么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才能發展中國?

　　最簡單地說，第一，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來自人民、依靠人民，走群眾路線，不走精英路線。第二，是因為我們能夠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處理好發展中的各種矛盾，特別是處理好經濟與社會發展之間的矛盾。第三，就是因為我們能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運營公共資本，積累公共財富。

　　關于這最后一點，我們在下一節里會集中論述。

　　為什么說馬克思主義學說適合中國的基本國情?這就是因為：人口很多，資源有限——這就是我們的基本國情。因此，共同分享資源，這不僅是我們的理想，也正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正像我們前面已經指出過那樣，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馬克思方才把中國文明視為“天然的共同體”;而且他還說：為了維護這個古老的文明、古老的共同體，中國人民就必須去為創造一個新的“人類共同體”而不懈奮斗。

　　我們應該把一切，看作那位偉大的“西方圣人”對于中國文明和中國人民的深切期待。

　　馬克思晚年過著平靜的生活，專心構造著他的經濟學大廈，只是，他不告訴恩格斯何時才能夠完成自己的偉大著作，甚至不讓他看自己的手稿里面寫了什么。他寫了很多很多，稿子堆成了山。直到恩格斯放心地認為：完全不用催他了，所謂“拖延癥”，那只不過是天才特有的稟賦，而馬克思這個天才一定最終會把一切搞得妥妥的，最偉大的思想，總是在最后才會作為“凱旋樂章”噴薄而出的。

　　現在錢不是問題了，時間似乎也不成問題了，晚年的馬克思已不再顛沛流離，而是在倫敦市中心的一所巨大的房子里面平靜地工作著，但是，如今出現問題的卻是馬克思的健康。

　　1881年12月，馬克思的夫人燕妮去世了。1883年1月，馬克思的第一個孩子——他最鐘愛的小燕妮也突然去世了，這給了老馬克思最沉重的一擊。這一年的3月14日中午，馬克思在工作之后打算上樓休息一下，而當恩格斯按照慣例在下午來拜訪他的時候，他卻發現整個世界一下子都陷入了黑暗。

　　對于全世界的勞動者，乃至對于整個人類而言，最不幸的事情終于發生了，恩格斯流著眼淚下樓宣告：馬克思永遠地睡著了。

　　馬克思逝世了，享年65歲。在春寒料峭的時節，“這個世界上最被污蔑和誹謗的巨人”倒下了，從西伯利亞礦井到加利福尼亞的車衣廠，從加勒比的奴隸種植園到中國貧困的黃土高原，依然在寒風中奔走的全世界勞動人民，從此永失導師，從此喪失了他們共同的親人。

　　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

　　在喪失了思想和言論的發言人之后，無產階級是否會重歸沉默無聲的歷史境遇呢?在喪失了思想和言論的發言人之后，無產階級是否會重歸沉默無聲的歷史境遇呢?在喪失了馬克思這偉大的大腦之后，無產階級這個歷史巨人是否也會轟然倒下呢?

　　馬克思就這樣永遠地睡著了，巨變到來的如此平靜，平靜得毫無征兆。

　　這可慌了恩格斯，《資本論》那個手稿寫得究竟怎樣了呢?

　　恩格斯拿來手稿一看，真是欲哭無淚啊!這個偉大的左撇子留下的手稿里有些文字認不清，其中一些偉大的篇章還由于灑上了咖啡而變得面目全非。于是，恩格斯知道，從此以后，自己只能在沒有天才和導師的黑暗世界里，獨自摸索前行了!

　　如果說馬克思是全世界勞動者的耶穌基督，那么，恩格斯就是無產階級的圣保羅，圣保羅創造了《圣經》，恩格斯則完成了《資本論》。恩格斯竭盡全力總結出馬克思的部分遺稿，他把自己的后半生都花在了這項工作上。《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都是恩格斯替馬克思總結出來的。

　　馬克思去世以后，飛利浦公司的第二任資本家，他雖然不肯為《資本論》法文版出一分錢，但卻對馬克思手稿很是在意，飛利浦公司四處搜求馬克思的手稿并封存起來。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后，斯大林采用了各種辦法，把馬克思的大量手稿從荷蘭、德國安全轉移到了蘇聯，在此基礎上，編輯出版了俄文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

　　正是這些被保留了下來的電光石火般的文字，使馬克思的形象永生。

　　(本文選自《偉大也要有人懂——一起來讀馬克思》十六章，韓毓海著，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2014。責任編輯：signifier，Catherine。圖片編輯：Negatio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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