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網友解讀胡錦濤“6·20講話”精神
按: 2008年6月20日 ,胡錦濤總書記視察《人民日報》社,發表了重要講話,并在《強國論壇》與網友在線交流。胡錦濤總書記分析了當前我國媒體面臨的嚴峻形勢,特別強調了“西強我弱”的輿論態勢和新聞輿論領導權問題。他指出,在“西強我弱”的國際輿論格局還沒有根本改變,新聞輿論領導權的斗爭更趨激烈、更趨復雜的情況下,要確保新聞宣傳工作的領導權牢牢掌握在忠于馬克思主義、忠于黨、忠于人民的人手里。遺憾的是,講話并沒有得到輿論界的足夠重視,一些親西方的主流媒體卻歪曲這個講話,大做文章,混淆視聽。有鑒于此,成都網友組織起來,就“6·20講話”精神做了深入探討和學習。根據錄音和筆記,現將討論情況整理如下:
iamLG(《烏有之鄉》網友)
胡主席講話很重要,現在,很難說中國的輿論領導權仍然掌握在馬列主義者手中,仍然忠于社會主義價值觀。
我的個人直觀感覺是,自90年代以來,有一種勢力一直在處心積慮的攫取主流媒體控制權,并且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可以說,目前的中國主流媒體,基本已經不能反映廣大中國人民的主體意愿和利益訴求,而主要是一些精英學者的荒謬理念充斥版面。
在西山會議以前,主流媒體主要實行的是“打左燈向右轉”戰略,西山會議之后,主要實行的是“普世價值”戰略。所有這些,無非是在忽悠中國人民,推動中國放棄社會主義原則,回到官僚買辦主導的舊社會形態。
他們在基本控制主流媒體的同時,由于網絡越來越表現出對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強大影響力,“劉涌案件”是一個標志,正是以“強國論壇”為代表的網絡輿論抗爭,使某些法律精英們為黑老大劉涌開脫的圖謀徹底破產,這是使那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非常震驚的事件。因而最近5、6年來,控制網絡媒體成了主流精英們最主要圖謀,許多自由論壇都增加了審貼制度,但這個審貼制度,主要以打壓社會主義價值觀、放縱自由資本主義價值觀為主。審貼制度為主流精英控制網絡輿論提供了可能,并且也確實讓他們在很大程度上達到了目的,甚至從“強國論壇”上我們也能感受到這種控制的存在。
我相信,胡主席看到了這一點,胡主席在《人民網》的講話和登陸《強國論壇》的舉動,可以理解為是一種突破精英們的媒體控制,向廣大人民群眾發出的直接民意呼喚。
所以,正義的力量想在媒體上產生影響,能夠造成聲勢,還需要做很大的努力。《烏有之鄉》已經成為一個影響非常大的網站,雖然主流媒體都不提它,都害怕擴大它的影響,但是從瀏覽量上看,它的影響已經非常廣泛,這實際上是民心所向。右派經常持一種小人的觀點,認為你發不了財,就成為左派,你找不到女朋友,就成了左派。實際上正直的、真誠的人,真正認識到問題的人,才會替廣大民眾說話。
柳成湘(西南大學):
不管是媒體也好,還是宣傳也好,都應該回復到以前的定位,是“工作隊”、“宣傳隊”、“播種機”。而不像現在的主流媒體,把這個當作“狗崽隊”,搞些花邊新聞一類的名堂,追求貨幣化和數字化,像報紙搞“超女”一樣,追求短信投票率,把政治性的東西、思想性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丟掉了。
《烏有之鄉》對我很有啟發,我是在無意之間接觸到這個網站,當時韓德強搞了一個反對日本“入常”,我覺得這個學者是很有良心的,說的都是老實話,這些理論和觀點,我們經過思考覺得確實有道理,開始關注這個網站。我對《烏有之鄉》主要還是關注,這兩年基本上每天我都在看,但是沒有發表過東西,主要是覺得自己還沒有考慮成熟,主要還是學習。
像今天這樣,我們大家能夠坐在一起就一些重大問題開展座談,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下,確實很不容易。現在很多人都很怕惹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覺得不一定非要分左右,只要是觀點一致的,只要真誠,說老實話,說有良心的話,右派也是可以討論的。
實際上,毛澤東當年是非常重視知識分子的,比我們現在重視。當年毛澤東認為中國的知識分子不足以承擔改造中國的重任,他們本身也需要改造。今天,我們已經把知識分子的需求打到最低層次,打成動物人,滿足于生存本能,現在連“安全”都沒有了,知識分子只要有一個梯子往上爬就行了,沒有了高級追求,不去關注、關心老百姓,成了奴隸,一天到晚為了溫飽,沒有方向,精神世界也變得非常狹隘。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應該站在批判的角度上,揭露和批判社會的陰暗面。可惜中國目前缺乏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
劉庭(西南交通大學):
胡總書記做客強國論壇和6.20講話,南方周末如鯁在喉,趕緊搶過話頭包裝一番,硬是給這篇講話續上一條斑斕粗大的尾巴。
1.出路無他,唯在開放而已。這十個字就是南報千方百計要給中共指出的方向,我們來看看邏輯上怎么推演過來的:“遠的不說,單就此次抗震救災而言”,第一句話就有問題,憑什么“單說救災”?救災報道的確是官方為數不多的幾個宣傳戰役之一,但我們回顧一下就能發現,但凡近年來成功的宣傳戰役全是救災和與外來壓力抗衡方面的。抗震報道的特殊性在于政府對于災難的發生沒有責任,在事件中扮演拯救者和犧牲者的角色,自然可以在更大范圍內跟蹤宣傳,給自己立牌坊的事誰會吞吞吐吐遮遮掩掩呢(相反,周老虎,楊大俠,翁安事件怎么三緘其口,不見政府全面報道呢),--明明是因為宣傳成功才敢于開放,南報本末倒置加以偏概全,第一句話就說開放導致宣傳的成功,邏輯上連個過渡都沒有,侮辱了全國人民的智商。
2.西強我弱,這個“我”不是別人,就是官僚買辦集團,這個格局是怎么造成的。在肖磊同志的文章中有清楚闡述 ,放棄了反帝斗爭的旗幟,背離了革命理想,也就損害了國內廣大人民的利益。什么“韜光養晦”,“決不當頭”,在大是大非問題上一聲不吭,在聯合國投了幾十年棄權票。和六七十年代輸出革命理論和價值觀相比,今天中國能向外國傳播一丁點價值觀嗎?就是因為自己丟失了團結人民,反帝斗爭這個根本,面對內外夾攻自然挺不起腰桿。南報只看現象不看原因,叫著用“開放”來化解西強我弱,如同放著鮮血淋漓的傷口不管,在完好的皮肉上包紗布。
3.一百步在催五十步,走資派還再走,但走的不夠快,在徹底修改家譜,認祖歸宗的問題上猶猶豫豫。南報臨危授命執鞭上陣,百步在催五十步;除了“信息管理體制首先對內開放”,還“應該像愛惜自己的眼睛一樣愛惜媒體”,“盡可能創造條件促成媒體的升級”……在海外主子開的清單上夾帶自己的私貨,但考慮南報一門心思的當急先鋒,志慮忠純,估計除了”開放“,別的都是應景之話。
4.“唯在開放”,這句話是點題之筆,的確,開放是不錯的,關鍵是對誰開放,是對鼓吹西方至上,普世價值,民族逆向主義開放,向詆毀中國革命、人民領袖、群眾運動開放;還是對弘揚民族精神、優良文化、社會主義價值開放;對維護人民權益,傳遞人民聲音,謳歌中國革命和人民領袖開放。這個判斷是拷問開放二字的性質,是檢驗開放動機的唯一標準。
5.結論。南報歪曲胡總講話冒了一定風險,而且要把講話演繹成自由宣言也有技術難度,急切上陣草率出擊,結果斷章取義牽強附會,涂抹修改太過明顯,就算想把開放自由之花嫁接到新聞管制的樹上也沒法成活,文章發出后受到普遍攻擊,和者寥寥,可以看作南報急切爭奪話語權的系列戰斗中的失敗典型。
張鵬(西南財經大學):
胡錦濤總書記講話內容共五點,第一點是新聞媒體的宗旨;后面四點指明了發展的具體戰術。我將其概括為堅持拿來主義和送去主義。
1、拿來主義。新聞媒體對外要拿國外新聞媒體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當然對外不能什么都拿,要有選擇和鑒別。對內要拿發生在人民群眾身上真善美的事跡,去聆聽群眾的呼聲,向黨和政府傳遞群眾的喜怒哀樂。去拿假惡丑,將之公布于眾。
2、送去主義。正如總書記發言中所說,必須不斷改革創新,增強輿論引導的針對性和實效性。我們要把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中華兒女的勤勞善良等方面的優秀品質送出去。
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是新聞媒體的宗旨、發展的靈魂和戰略方向。拿來主義和送去主義是新聞媒體發展的具體戰術和手段。堅持宗旨和靈魂指引下的戰略戰術,新聞媒體西強我弱的局面就會得到較快改變,我國的軟實力就會不斷增強。
YJS(《烏有之鄉》網友)
胡總書記講“西強我弱”,話里隱含了在新聞媒體和意識形態上的“斗爭”,但是,在南報系列里面,在這一類的媒體里面,觀點是沒有斗爭的。原來他們說鎮守“普世價值”,現在又說什么“現代文明”、“以蒼生為念”一類的漂亮詞匯,否定社會傳媒里面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來掩飾基本問題。實際上在階級社會里面,生產資料私有制必然就產生剝削階級對被剝削階級的剝削,形成一種剝削經濟關系,這種經濟關系就是經濟基礎,而且相對于其它關系,經濟關系是一種主導關系,它決定上層建筑,也就是說,它要決定包括政治、法律、新聞、社會意識形態等等的上層建筑,而且它要決定上層建筑的各個部分。
所以,南報系列就是在用一些漂亮的、超階級的辭藻來掩飾它們為資本服務的目的,維護符合資本的根本利益的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性質。現在私有制逐漸占統治地位,決定了上層建筑的變化,決定傳媒集團的變化。我們的主流媒體在性質上基本上起了變化,這是由我們的經濟基礎的變化所決定的。在廣東,率先大規模地搞私有企業,規模和比重在全國都是領先的,再加上西方的大力滲透,尤其是通過香港,因而產生了竭力鼓吹資本的南報系列,這是一種很自然的情況。它們是為資本服務,也是西方資本向國內滲透的陣地,所以它鼓吹西方的主流價值,它的文章很多是鼓吹哈美、哈西方的,它的普世價值實際上就是西方的主流價值,西方的主流價值就是西方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意識,在經濟上、政治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思想意識就是主流價值。
當然,它不敢公開說這就是統治階級的價值觀或者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就說是“普世價值”,實際上就是西方統治階級的價值觀冒充為普天下都要遵守的價值觀,把資本的價值觀強加給社會大眾,要勞動階級也要遵守統治階級的價值觀。也就是說,勞動大眾不能夠有自己的階級意識,不能有自己的社會價值觀。以前,南報經常說什么“多元價值觀”,現在它不這樣說,現在它講要都遵守普世價值觀。前后一對比,就可以看出它是虛偽的。現在,它覺得時機到了,要用普世價值,也就是資本的價值觀來統一天下。
李節(西南財經大學):
我自己在見解上發生了一些變化,很多年前我是看“凱迪”,后來有毛澤東旗幟網,最后我找到了《烏有之鄉》,覺得不錯,非常接近我自己的觀點。但在《烏有之鄉》上我很少發言,就像王小波所講的“沉默的大多數”,很有點像五十年代的時候中南海里面學跳舞,都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從“一邊看”到“下場轉”,最后“死了算”。
這次大地震,“水鬼”全部發話了,說明人心還是自有人心在,雖然不講話,但心里還是很清楚。通過這個事情, 趙磊 老師給了我一個說法,說這個也是實踐,喊的人多了也可以成為路。《烏有之鄉》這三次會議,在慢慢地聚攏力量,聲音也越來越大。網絡只是一個工具,哪個派都可以用,實際上所謂思想上的左派才是人和人之間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可以爭論,右派反而像過去那樣拉幫接派。論壇能夠吸引人,聚攏力量,是因為它的門檻低,只有門檻低,就能成為大眾化的東西,真正有用的是能夠看得懂的東西,《烏有之鄉》一定要走平民化,老左派的話語要轉變。
我最后講兩句話,一個是“網而論道是有意義的”,就像我們今天這樣;另一個就是“喊的人多了也可以成為路”。
肖磊(西南財經大學):
媒體絕對不是沒有階級性和階級立場的,這是階級社會固有的、無法回避的必然性。我們說出現了漢奸媒體、漢奸言論,那是因為有了官僚買辦集團;我們說出現了精英媒體、精英言論,那是因為有了“資本”一類精英集團。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說得很清楚,存在決定意識,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會有什么樣的上層建筑。
資本、官僚、外部敵對勢力是當代中國與人民對立的三股強大的力量,代表其利益的媒體和輿論是隨著這三大利益集團的崛起而產生的。在毛澤東時代,我們很少能夠看到這樣的媒體,也從來沒有出現過“西強我弱”的輿論態勢,那是因為代表人民大眾的言論占據主導地位。說白了,媒體在階級斗爭中只是一個工具而已。一個階級處于社會的領導地位,就必然會產生一大批追隨這個階級的媒體和言論,而與之相對立的媒體就會遭到打擊和報復。這是歷史上屢見不鮮的現象。
反觀中國當下的狀況,很清楚的是,代表外國資本利益、官僚買辦集團利益的媒體已經逐漸成為中國的強勢媒體。他們之所以能夠成為強勢力量,正是因為這些人已經掌握了一部分領導權。因為,代表人民大眾利益領導權異變了(有更深刻的經濟根源,這里不做更深入的討論),就必然會產生與人民為敵,替剝削者辯護的媒體和言論,媒體的人民性也就必然消失了。
王習明(西南交通大學):
胡錦濤在人民日報社講話中指出:“當前,世界范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西強我弱’的國際輿論格局還沒有根本改變,新聞輿論領域的斗爭更趨激烈、更趨復雜。”實際上,中國國內意識形態領域也存在“西強我弱”的格局,這主要表現在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價值觀盛行。形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是部分領導人和知識分子自動放棄了意識形態領域的話語權,即對核心概念的定義權,并將西方價值觀吹捧成普世價值觀,積極與其接軌。
毛澤東時代,中國采取了各種有效措施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如在部隊取消軍銜制,建立士兵委員會,部隊首長沒有任何政治經濟生活上的特權;在工廠建立職工大會,對工廠實行民主管理;在農村,各個生產隊的分配、管理都由社員大會民主決定。各級人大代表、黨代表都是工人、農民、士兵代表占主體,并有農民、工人、士兵的杰出代表直接當選為黨和政府的領導;同時,還通過憲法賦予“公民有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罷工的自由,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公民可運用這些權利直接同官僚主義做斗爭。其結果是,官僚主義基本上不嚴重,也沒有出現大面積的貪污腐化;在同一單位(生產隊)內,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在工資待遇與其他經濟福利方面基本上不存在根本差別。
改革開放后,西方民主價值觀逐漸盛行,工人、農民的地位逐漸下降。1980年修改憲法,取消了原憲法中公民“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的規定。1982年修改憲法又取消了公民有“罷工”自由的規定。各級人大代表、黨代表中工人、農民的比例逐漸下降。如十七大基層黨代表的比例是改革開放后最高的,在2217名十七大代表中,也只有28.4%來自生產一線;江蘇省從第五屆到第七屆工人代表的比例連續下降,第八屆到第十屆又逐步上升,但1983年以來,工人代表比例基本在12%—16%之間。農民代表的比例只有第五屆是增加的,其他各屆均呈逐漸下降的態勢,最近兩屆均在10%以下。被稱為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亮點”的是有3位農民工代表,也與其代表的群體遠遠不相稱,因為農民工有1.5億。同時,工人、農民的社會地位也在下降,其他權利也得不到障,最突出的表現是,工人下崗,國有企業管理者和職工年薪差距大,相差大者高達數百倍;農民種田和打工基本上不能享受社會保障制度。
西方民主價值觀與社會主義制度是根本不相容的。因為西方民主的基礎是競選和代議,要競選,就要實行多黨制,不能堅持共產黨的領導;要代議,就要實行議行分立、三權制衡,不能實行議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西方民主觀盛行的結果,必然是中國在民主領域內處于弱勢地位,中國共產黨喪失執政的合法性。
要改變在民主觀競爭方面的劣勢,就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民主觀,必須讓人民確實感到是在當家作主,而不是受官僚欺壓;賦予人民反官僚的權利,而不能害怕群眾組織起來與貪官污吏做斗爭。
彭膺昊(四川大學):
有一種說法,認為現在的大學都不是大學,是培訓學校,《烏有之鄉》才是真正的大學。這個觀點我很認同。
現在我們討論領導權問題,我覺得問題的關鍵不僅僅在于什么人占據領導權問題,而是背后的一些更深層次的制度性的東西、社會性的東西。
要轉變這樣的輿論環境和主流一統天下的聲音,還與民眾的接受與否有關。民眾是不是習慣于接受?為什么主流媒體同網絡媒體對立得那么厲害?網絡只代表了民眾中很少的一部分,不能代表上層同民眾的分立。我們必須要考慮受眾,沒有受到傷害的人,往往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權利。而一些強勢人物,一下子就能夠扭轉權力,在現實中,往往是強權大于公理。
朱明熙(西南財經大學):
2008年6月20日 胡錦濤同志視察了人民日報社,并在人民網上與網友進行了交流,在考察時他針對宣傳輿論的現狀發表了重要講話,并對如何做好新聞輿論工作提出了五點意見。應當說這五點建議都是切中時弊的。
眾所周知,毛主席歷來十分重視思想文化和宣傳輿論陣地,他甚至把它稱之為與“槍桿子”相并列的“筆桿子”。他認為,思想文化和宣傳輿論陣地無產階級不去占領,資產階級就必然去占領。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調和的余地。他總結歷史經驗后甚至講,要推翻一個政權,總是先要造輿論,總是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無產階級是這樣,資產階級也是這樣。所以,毛主席在他領導的創立新中國和建設新中國的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終高度重視思想文化和宣傳輿論工作,甚至多次親自發動和領導了“斗私批修”、“興無滅資”的思想文化斗爭。
過去,我們對此往往不理解,在錯誤思潮的影響下,往往將它歸結為“極左”、“專制”和“獨裁”。
但三十年來的蘇東劇變、我國的改革開放,以及西方的“一邊倒”的輿論導向的實踐,都一再教育我們,使我們愈來愈清醒地認識到毛澤東思想的真理性,認識到西方和我國一些主流媒體、主流精英所標榜的所謂“民主、自由”的極端虛偽性。
比如,西方和我國一些主流媒體、主流精英不是一再宣揚“我雖然不贊成你的觀點,但我卻維護你說話的權利”的所謂“民主、自由”思想嗎,但為什么現在在主流媒體上幾乎只能看見清一色的鼓吹不要國家利益、不為廣大人民利益、只為少數官僚資本利益的“全球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宣揚率先致富、腐敗有功、巧取豪奪、坑蒙拐騙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理性經濟人”;贊賞“空手套白狼的企業改制和成功人士”;謳歌倒退回封建社會小農經濟的“分田單干”;為帝國主義侵略、為賣國賊和反動派翻案、而對驚天地泣鬼神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對毛主席和共產黨極盡造謠中傷惡毒誣蔑的文章和觀點,并且大行其道,鋪天蓋地?相反,凡是質疑目前的只為少數官僚資本利益的“全球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批判“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理性經濟人”和“空手套白狼的企業改制和成功人士”;謳歌華西村、南街村等堅持集體經濟的村莊;反對為帝國主義侵略、為賣國賊和反動派翻案;批判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對毛主席和共產黨造謠中傷惡毒誣蔑;質疑目前改革開放的文章和觀點卻只能見諸于寥寥無幾的一兩個網站?為什么寥若星晨的幾個“中流”、“真理的追求”這類“左派”媒體雜志會被封殺?為什么少數幾個有“左傾”思想的汪暉、黃平等編輯會被撤換?為什么甚至連主張改革開放,只是有些質疑的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劉國光也面臨被主流媒體“封殺”的命運,以至于悲憤而嚴肅地提出“話語權”和“領導權”問題?為什么當下的中國凡是涉及國計民生的大問題往往會形成主流媒體和民間網絡尖銳對立的兩極,以至于目前人們普遍認為要聽假話、空話、套話就去主流媒體,而要聽真話只能到網絡?
這一切的一切說明了什么呢?它只能說明西方和我國一些主流媒體、主流精英所宣揚的“我雖然不贊成你的觀點,但我卻維護你說話的權利”的所謂“民主、自由”是徹頭徹尾的假貨,是他們沒有掌握思想文化和宣傳媒體陣地前的斗爭策略,是欺騙善良的人們的煙幕彈。而一旦他們上了臺,掌握了思想文化和宣傳媒體陣地,便會“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他們就會撕下其迷惑人的美麗的面紗,露出吃人的獠牙,他們就會“我既不贊成你的觀點,也剝奪你說話的權利”。事實難道不是這樣嗎?
但事實也又一次教育了我們,要真正實現胡錦濤5.20講話的要求,必須丟掉幻想,戳穿鬼話,解決“話語權”和“領導權”問題,使思想輿論陣地牢牢掌握在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的手中。舍此,另有它途嗎?
趙磊(西南財經大學):
對于胡錦濤“6•20講話”,我發現左派和右派好像產生了某種“共識”,什么共識呢?就是對這個講話似乎都不以為然:右派認為是不是要“收緊輿論了”,是不是要強調意識形態斗爭了?所以感到很不愉快;左派抱怨現實情形總讓人不斷失望,說的和做的似乎是兩碼事,所以也很壓抑。這個“共識”我覺得可以理解,比如剛才有些網友談的,很多想法也能引起我的共鳴。
但是,我覺得對“6•20講話”應當做正面解讀,對總書記的講話也必須挺。為什么呢?有這樣幾個理由:
第一,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不管是各個階層的現實利益斗爭,還是意識形態的理論斗爭,都必須團結大多數。毛主席當年就是這樣做的,總是強調要團結大多數人;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他都注意把大多數團結在自己身邊,最大限度地孤立少數壞人。有利于廣大人民群眾的事業要想取得勝利,就要團結大多數人,要“求大同,存小異”。我們一定不能做那種“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的蠢事,這樣做,把自己搞成孤家寡人,簡直就是腦子進了水,只有那些躲在陰暗角落的壞人最高興。
第二,毛澤東當年有一句話:“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我就姑且把這句話稱為“兩個凡是”吧!這句話從辯證法的角度來看,好象有點絕對了,其實不然。實際上,我們從現實中來觀察,這“兩個凡是”太有道理了。毛澤東既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大師,更是實踐唯物主義的大師,這“兩個凡是”是他老人家畢生革命經驗的總結,已經被實踐反復證明。 “6•20講話”遭到很多新自由主義的明里暗里的攻擊,說明胡錦濤這個講話能夠讓漢奸賣國賊很生氣,以至于“南報”要用歪曲來攻擊胡總的講話,這難道不應當我們作正面解讀嗎?何況胡總書記的講話本身確有許多正面和積極的因素。我們越是作正面解讀,那些漢奸賣國賊就越是氣得吐血。能讓這些壞人吐血的事情,我們不支持難道還要反對不成?
第三,這里面有一個策略問題。我們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要講究策略。什么是策略?就是要利用合理、合法的手段來與漢奸賣國賊、腐敗官僚作斗爭。當今的決策者不同于老一輩的領導人,他們在整個力量格局當中已經不能一言九鼎了,總是要受到利益集團博弈、權力配置的制約,這是政治生態進化的現狀,很可能也是未來政治生態發展的長期走勢。所以,決策人某個講話的真實想法、真實意圖,要準確把握,其實是很難做到的。但是,不論如何解讀,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中,我們都要向毛澤東學習,盡可能地利用合理合法的形勢,利用一切積極的因素和力量,同一切腐朽的、反動的、落后的思想做斗爭。今天我們的一切進步力量,特別是有上進心的年輕人,要學習毛澤東的斗爭藝術。
馬克思主義的敵人為什么會打著紅旗反紅旗呢?因為馬克思主義自身的力量逼著他們不得不這樣干,在條件還不成熟的時候,他們如果公開跳出來反對馬克思主義,或者公開宣揚他們那套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反共產黨的主張,他們就要立馬完蛋。他們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來干壞事,說明他們都知道借勢,知道斗爭策略。那么,在“西強我弱”、“敵強我弱”的現實情況下,我們也要掌握斗爭策略,這并不是“難得糊涂”,而是我們應當比那些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反共產黨的壞人高明許多。
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提出來供大家一起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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