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站起來了嗎？——關(guān)于《色•戒》答烏有之鄉(xiāng)范景剛先生問

最近關(guān)于電影《色•戒》的評論成為輿論的焦點問題，我們?yōu)跤兄l(xiāng)網(wǎng)站對一些學者進行了采訪。下面是清華大學中文系曠新年教授接受采訪時所寫的文章。該文主標題為烏有之鄉(xiāng)范景剛所加，副標題是曠新年本人原題。

曠新年

    據(jù)調(diào)查，在韓國，《色•戒》最熱情的觀眾是年屆三十的少婦，她們把它當作性愛教科書來看，為了高難度的瑜伽性愛動作，許多人看了一遍又一遍。在中國，它成為了政治。我感覺這部電影比較沉悶。看完以后非常郁悶。
    在觀看電影前，我看到了黃紀蘇、祝東力、王小東等先生的評論。這部電影引起的激烈爭論使中國知識界的陣線全亂了，引人注目的是左翼的錯位。今天來替國民黨和民族主義辯護的是左翼，而且更可悲的是，他們的聲音是如此地孤獨和虛弱。他們比電影里的鄺裕民更可悲，他們受到公開的嘲笑。我有一種強烈的荒誕感。我感到和黃紀蘇他們同樣的郁悶和憤怒，但是我無法理直氣壯、義無反顧地寫出黃紀蘇他們那樣的檄文。哪怕打死我，也寫不出來。因此，對于《色•戒》以及它所引起的爭論，我比黃紀蘇他們更加感到郁悶，感到徹底的無力和無語。這種郁悶有點像網(wǎng)上的一個帖子所描寫的：“我怎么看怎么覺得李安、龍應(yīng)臺、張愛玲這些奸佞小人令人作嘔。問題是他們確實似乎在中國非常理直氣壯，大義凜然，這是非常可怕的：我們這個民族怎么了？現(xiàn)在的帖子，你要是愛國內(nèi)容，任何網(wǎng)站都給你刪除，封你帳號，越是性愛的內(nèi)容，愛漢奸的內(nèi)容，越是可以上。所以，我為了上愛國的內(nèi)容，只好把自己的帖子寫的色一點，賣國一點，這樣，就容易上別的網(wǎng)站了。”在某種程度上，我是同情黃紀蘇先生的。從《霸王別姬》到《英雄》、《滿城盡帶黃金甲》，一路下來，都是大是大非的瓦解和顛倒。最使我感到郁悶的是張藝謀們的低能，官家給了他那么多資本，他也努力要宣傳一種渾蛋的道理（意識形態(tài)），可是連一個起碼的說法（故事）都給不出來。這樣的事業(yè)，也要假洋鬼子李安才能完成。人家假洋鬼子藝高膽大，把“被操”的故事講得那么華麗順暢，使得小男人們小女人們無不為之傾倒。不僅我們花那么大氣力去拍一部“被操”的電影，而且還獲得了巨大的“快感”。問題是，無論你有多大的想象力，你能夠想象今天“上影”會投資拍一部抗美援朝的電影嗎？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最本質(zhì)的特點是買辦化，從政治、經(jīng)濟到知識、文化徹底地買辦化。在1999年《天涯》雜志發(fā)表的《在亞洲的天空下思想》中，我指出過這種買辦化的傾向。在對“上海寶貝”的批評中，我同樣分析了這種后殖民的情欲特點。王佳芝和易先生的一段對話深刻地揭示了這種人盡可夫的買辦主義。王佳芝對易先生說：“我知道你為什么帶我到這里來……你想要我做你的妓女！”那一刻易先生的眼神尤為深邃：“其實，我比你更懂得如何做娼妓！”在當今的全球化進程中，國際資本獲得了對于中國精英階級的“最終極的占有”，中國的精英階級在迎合這種“最終極的占有”中獲得了巨大的欣快。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一副民族主義的春藥就能夠使它“崛起”或者獲得拯救。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時代，全球的上層在加速重構(gòu)，全球的底層在加速崩潰。民族主義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fā)展而興起的，而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發(fā)展，意味著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最終突破了民族的界限。因此，毫不奇怪，隨著全球化的到來，“漢奸”這個詞也許有一天終將消失。
    在我的眼中，除了魯迅，張愛玲是中國現(xiàn)代最偉大的作家。盡管談不上“張迷”，但是，由于閱讀張愛玲是我的職業(yè)需要，因此她的作品大都讀過，但我沒有遇到過《色•戒》。因為范景剛先生的提問，我才去看張受玲的這篇小說和主流的評論。《色•戒》“正面描寫”了與漢奸的愛情，但并沒有給漢奸美容。這是一個悲哀的故事。在一個扭曲的時代里，王佳芝幻想得到一點正常的感情。為了這點幻想，她丟掉了自己的性命。
    網(wǎng)上有許多好帖子。它們使得我更細致地去理解《色•戒》的內(nèi)容，去“同情”不同的立場和觀點。《一個白領(lǐng)的<色戒>影評》大約應(yīng)該是最能夠代表“主流”的觀點：“易先生是個什么人？沉默、霸道、神秘而有背景和手腕的男人。除卻他的特務(wù)頭子身份和那略帶變態(tài)的床第嗜好，剩下的一切都是女人所渴望的。”其實那種“變態(tài)的床第嗜好”在小說原著中是沒有的，而是電影加上去的流行色。這些每時每刻都在計算的“聰明一世”的現(xiàn)代女性，有時候，她們需要一種“糊涂一時”的感情：“男人終究是男人。女人可以為了心愛的人而放棄性命，而男人只會為了事業(yè)而放棄心愛的人。”就像過于清醒深刻的張愛玲需要用胡蘭成的“愛情”來愚弄自己一樣。然而，也正是因為這種“糊涂”，才是女性比男性“軟弱”和偉大的原因。
    重要的是這部電影特殊的視角。這是一個被傷害的女人的視角。一位網(wǎng)友提問：“為什么沒有人同情一個受傷害的女人呢？為什么人生的悲劇一定拔高到什么民族什么國家來討論？”“因為整部影片都是從湯唯的視角出發(fā)，在她心中，情報工作其實無足輕重，就好像王力宏鼓起勇氣的那一吻和‘我不允許你受到傷害’一樣荒唐。在她的世界里，從話劇社的愛國運動一直到參加情報工作，支持她的是拯救國家的信念，而在影片結(jié)尾的時候，她的一段回憶，也是從‘王佳芝，上來’開始的。其實也許不用那么深究，但當時的許多事情，就像王佳芝一樣，頂著為國為民的帽子，卻讓一個個人被荒唐的行動所埋葬。所以到最后，湯唯被送到刑場的時候，并沒有惶恐和不安，相比其他人來說，顯得如此平靜。因為她已經(jīng)證明了自己活著的價值，而離開了那段肉欲的時光，她存在的價值便也灰飛煙滅。在梁朝偉贈送她一個碩大的鉆石后，她竟能暗示梁朝偉‘快走’，也就是因為她從梁朝偉身上找到了真正的價值，真正活著的價值，而在情報部門那邊，她只不過是一個棋子、一個用肉體換取情報的工具而已。”
    黃紀蘇他們看了這部電影感到的是憤怒，可是，中國的“主流”看到的卻是悲哀：“這部片子很忠于原著!但是也好悲哀！真的有所謂的愛情嗎？王佳芝有選擇自己人生的權(quán)利嗎？包括愛人的權(quán)利嗎？真實的復雜的人性的描述！我看到的是張愛玲的痛苦和王佳芝的痛苦！愛人不管他是什么身份，而是一種微妙的感覺！王佳芝想念她的父親，卻被父親拋棄，舉目無親。鄺裕民是她有著少女初戀情結(jié)的，可惜是毛頭小伙一個，愛她卻眼睜睜的看她變成個笑話！易先生離港后她那種絕望痛徹心肺！王佳芝是個女人，她也需要人愛，而易先生的溫情和細心讓她產(chǎn)生了錯覺，以為他們這樣就是所謂的愛情！我相信如果王佳芝不是那種絕望的處境，她是不會愛上易先生，如果生活給她另一種選擇！我看到結(jié)尾時，流下了眼淚，王佳芝是絕望了。對生活的絕望!她是個普通的女人，也是個自私的女人！她不是個革命工作者，也沒有信仰，只是同學的激情感染了她，她的選擇都是茫然的無所事事的，她從一開始就是猶豫的被迫接受，她只是在演戲麻醉自己！亂世浮萍！所以信仰或者信念對王佳芝是沒有的，她不代表政治！她只是她！亂世生存就像螻蟻，活與死又有何分別？易先生的出現(xiàn)畢竟讓她體會了在亂世顯得很奢侈的她以為的所謂愛情！絕望及痛苦蔓延了整部電影！”對于同一部電影的觀感，為什么會有如此大的差異？在悲哀的地方，我們應(yīng)該停留一下。我們可以忽視得意，但是我們不可以忽視悲哀。
    魯迅和張愛玲是現(xiàn)代兩位最偉大的作家。直到今天，我還沒有看到可以越超他們的作家。他們的文字是悲哀的。我不喜歡聲嘶力竭的文章。我喜歡悲哀的文字。比起巴金隨波逐流的浪漫和悲憫，張愛玲是不悲憫的和反浪漫的。張愛玲是更勇敢和偉大的作家，有更大的悲憫和更高的真實。其實，巴金在同時期也寫了《寒夜》這種不同于《家》那種青春氣質(zhì)的小說。張愛玲有著絕世的藝術(shù)才華和對于人性的深刻理解。傅雷即使懷抱西方審美的偏見，哪怕是在抗戰(zhàn)那個特殊的時期，也同樣不得不尊重和稱贊張愛玲的藝術(shù)才華。
    我真正關(guān)心的問題是，如果左翼在今天剩下的只是空洞虛假的民族主義，尤其把自己的熱情寄托于一個虛無賣國的黨國，那么，這是中國左翼思想的悲劇。特務(wù)政治說明了國民黨是一個下流的黨。這樣一個黨國注定了沒有出路。對于這樣一個下流的黨國，我從來不抱什么好感。如果不是因為冷戰(zhàn)和美國的需要，國民黨早已成為歷史。張愛玲的小說和李安的電影都有一種內(nèi)在的真實和強大的力量。在抗戰(zhàn)時期，一方面，蔣家王朝和國民黨大發(fā)“國難財”，另一方面，許多天真浪漫的學生懷抱愛國熱情參加國民黨特務(wù)組織從此走上了一條黑暗的不歸路。著名左翼作家茅盾在抗戰(zhàn)時期創(chuàng)作的長篇小說《腐蝕》就是暴露和批判國民黨的特務(wù)政治的。小說也是以一個女特務(wù)為視角。當時國民黨官方民族主義作家陳銓歌頌女特務(wù)的《野玫瑰》一出來就受到左翼文壇猛烈的抨擊。我認為可以批評《色•戒》，但是，用不著歌頌“烈士”鄭蘋如。國民黨貪污腐敗，降將如云，對特務(wù)政治情有獨鐘，今天的左翼卻將以身體救國的女特務(wù)錯誤地推崇為“民族英雄”。我認為“民族英雄”應(yīng)該有另外的定義。我一方面激賞黃紀蘇和王小東先生對于《色•戒》的評論；但是，另一方面，正如王小東先生批評陰道主義的，把救國的重任系于弱女子的陰道，這又是何其沉重和悲哀。他們越是激昂慷慨，我越是悲哀郁悶。今天的時代到底怎么了？
    站在民族主義立場上，女性的身體只是供奉在民族國家祭壇上的犧牲品，也因此，女性的身體就應(yīng)該是一個工具。但問題在于，民族國家本身卻只不過是一個工具。民族國家是人造的，歸根到底，人才應(yīng)該是目的。民族國家決不是一個絕對的東西，并沒有先天的正義性。站在女性主義的立場上，用英國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的話來說：“作為一個女人，我沒有祖國。作為一個女人，我不需要祖國。”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chǎn)主義者宣言》中的話來說：“工人沒有祖國。”就像伍爾芙不會否認女人必須生活在一個具體的國家一樣，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并不否認工人生活在一個個資產(chǎn)階級國家的區(qū)域內(nèi)。“工人沒有祖國”描述的是工人不掌握國家機器，不是自己國家的主人這一事實。資產(chǎn)階級國家只是資產(chǎn)階級壓迫工人階級的工具。因此，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在國家之上，還有人權(quán)。在政治之上，還有人性。民族國家并不是一個絕對的東西。按照民族主義的邏輯，電影里的易先生和王佳芝既然都是中國人，他們有什么道理不應(yīng)該相愛呢？
    面對今天的中國，我早已經(jīng)無話可說。今天中國的發(fā)展，每一天都在突破底線，每一天都在創(chuàng)造奇跡。2007年發(fā)生的山西黑窯奴工事件和彭宇案對于底線的突破令人震撼。更可怕的是，在每一次突破之后還能有新的突破。我們面對的是無窮的深淵。孫立平在《生存生態(tài)惡化背景下的底層淪陷》中提出：“底層的淪陷要比整個社會淪陷的速度更快，淪陷的程度更深，因為他們沒有更多的資源來抵御這個淪陷的全過程。”有人感慨，其實那個“上層”把這個“底層”變成“底層”還沒有幾天時間，突然間這個“底層”不僅失掉了政治優(yōu)勢，而且還被剝奪了道德力量。我在想，眼下我們還管“底層”叫做“窮人”，也許不用再過多少時間，“底層”就會根本失掉“人”的資格，由窮“人”而變成窮“鬼”。而女性是淪陷在最“底層”的“底層”，按照社會學家的邏輯，她們只有淪陷得更快，淪陷得更深。然而，如果整個民族都淪陷了，淪陷得更快更深沒有絲毫資源的小女人又怎么擔負得起救國救民的責任呢？
    我對中國這種突破底線的發(fā)展震驚無語，但是，我很感謝鄧小平先生的“改革開放”。沒有鄧先生的“改革開放”，就沒有今天這種思想的突破。
    無論如何，我反對任何查禁電影的提議，相反，我期待哪怕是最低限度的言論自由。
    我對黃紀蘇 “中國已然站著，李安他們依然跪著” 的標語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1949年毛澤東宣告：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但是，其實，《色•戒》之所以引起這么的大爭議，我們的神經(jīng)如此脆弱敏感，就是因為中國還沒有真正站起來。不僅如此，它說明今天的中國正處于大危機之中。
    一個國家只有到至少能夠容得下小女人的感情的時候，才是真正強大和站起來了。

2007-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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