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文化沙龍

主題：點評《色·戒》事件（中午12：30播放相關電影《第四十一個》）
嘉賓：張宏良、郭松民、李北方、老田、趙月枝、韓德強等
時間：2007年11月25日星期日下午2：30——4：30
地點：北大資源賓館三層1308室  烏有之鄉書社
網站：http://www.wyzxsx.com    電話：010-62760856
主辦：烏有之鄉書社    左岸網站（http://www.eduww.com)

說明：2007年11月11日烏有之鄉舉辦了一次點評李安《色·戒》的文化沙龍之后，從網絡到紙煤刮起了一陣妖風，對于這次活動的情況進行了惡意的歪曲報道和妖魔化的評論，圍繞李安電影《色·戒》形成了一個事件。其中表現出來的諸多問題值得深入思考和探討，為此，我們再舉辦這次沙龍，從多角度點評這個事件。歡迎負責任遵守基本職業道德的媒體界朋友關注并參加討論。因我們的周日活動慣例都是面向會員和學生的，參加這次的媒體界朋友只要聯系我們提前預約都可以參加。如果報道，請尊重事實即可。預約電話：010-62760856。

下面是李北方發言，已經本人審閱。

從色戒談到媒體

李北方：

    關于《色•戒》電影本身我其實沒有什么更多的看法要談。剛才放了電影《第四十一個》，這個電影我也看了，大家看了這個電影，會發現這兩個電影的確可以對比著看。郭松民已經在博客上寫了一篇文章，專門談對這兩部片子的看法，提出了人性和動物性的差別。郭松民所定義的動物性，其實和我上次在沙龍上談到的人的自然性差不多是一個意思，是屬于零的那部分，它要服從人更高尚更美好的情感，而不是沖突。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
    我今天主要介紹一下第一次沙龍之后的的余波是怎么回事，因為在坐的幾位老師沒有參加第一次沙龍，可能不清楚，我提供一個背景情況，順便談談我對這個問題的想法。
    那次沙龍開過之后，《南都周刊》上有個報道出來，我一開始也以為是他們的記者過來了，仔細一看并不是。作者是前次來參加沙龍的一個人，叫沈亞川，是中央電視臺《社會記錄》欄目的編導。他是個什么樣的人，看一點他寫的東西就知道了，他以前在《21世紀環球報道》工作過，網上有一篇他紀念那個報紙的帖子。他是通常所謂的自由派——雖然我認為這些自由派都是假的。
    那天在現場言語上有一點不愉快，王小東和我嗆了他一通，我在公開信里也說了。應該就是當天的后半夜吧，沈亞川在博客上寫了一篇一千多字的記述，當日記一樣寫的，把他后來在《南都周刊》稿子里的主要概括都寫出來了。后來是第二天還是第三天，我們同事看見他的博客了，就轉給我看。因為博客是很私人的東西，寫得也不用很正式，也不需要有特別多的責任感，隨便寫寫就算了，沒關系。我把我的觀點也寫下來了，發在博客上，跟別人說，我的觀點以我自己的表述為準。
    后來有人看了他的博客，然后找到了我的博客，根據他的概括，留言罵我，罵我的觀點。我第一次在博客上就別人的回復進行了一個回答，我說這個是一個同行寫的，他的概括有不全面的地方，也有不實的地方，我的觀點以我自己的為準。我當時的確是覺得他這么寫沒有什么惡意。
    然后就在《南都周刊》上出了這樣一個報道，主旨沒有變，就是摻了點水，水多了又摻了點面，拉長了發在報紙上，其實還是原來那篇文章。在我看來，這個事情的性質就變了，作為一個正式的出版物，作為媒體，你在上面發表文章，就不應該像寫博客那么隨意了。我個人也是這樣的，每次給我們雜志寫稿的時候我都寫得很難受，很痛苦，一句話總是猶豫再三，直到覺得寫得沒有什么紕漏才可以，這和博客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寫作。
    我猜測這肯定不是他投稿的，而是《南都周刊》的約稿，大概是他們的某一個編輯看到他那篇博客，覺得他寫的挺有意思，傾向也很合《南都周刊》的胃口，所以就向他約了這篇稿。我寫了公開信之后，我向《南都周刊》的一個朋友求證過，是不是約的，朋友告訴我是另外一個編輯約的，這位朋友還說，他其實不太同意發這樣的稿子。報社的規矩我們知道，大家開選題會，每個人報選題，有的編輯同意做這個選題，有的編輯不同意，在有爭執的情況下，最后這個稿子還能發出來，而且還是以這樣形式發出來，那只能是領導拍板了。
    我寫了兩封公開信貼在博客上，有一個是給《南都周刊》副主編長平的。長平這個人當過《南方周末》的新聞部主任，做過《外灘畫報》的副總編輯，新聞經歷很豐富，也很資深。以他專業方面的修養來講，不應該判斷不出來這樣一篇文章的寫作存在什么問題，用我的話說就是連實習生的水平都達不到，其中有一些刻意的歪曲和帶有明顯的惡意的揣測。比如，當時我談到《色•戒》應該怎么面對，說千萬不要像上一次處理冰點那樣，把它給關了，這種方法很不好。這很明顯，是我在談到《色•戒》的時候，順帶一說，對管制方式做了一個批評?？墒窃谏騺喆ǖ墓P下成了記者李向政府獻了一計，但祝東力對這個計不同意，他也獻了個計。好像我們倆在爭風吃醋，爭著要給政府獻計，然后打起來了一樣。這種歪曲是帶有明顯的惡意的。
    作為編輯，既然不是看不出來稿子的問題，為什么還要堅持把這樣的稿子發出來？而且后面還可以留個尾巴，什么沒有經過當事人審閱，不代表他的觀點之類的，為什么會這么做？烏有之鄉網站上特地開了一個專欄，“某報系造假錄”，對一些媒體有很多的批評。這些媒體的一貫做法就是片面地夸大一些東西，然后刻意掩蓋一些東西，制造出一種他們希望的效果。有些媒體人敢于這么做，而且做得大義凜然，背后是有他們的邏輯在支撐的。我主要就想談一下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為什么他們敢這么做。雖然我跟所謂主流的關系不是很緊密，但是我畢竟在這個行業內，可能比其他人更多地了解他們的心思和想法。
    最近幾年有一位在媒體上比較活躍的媒體人，他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里有一個細節：他在跟一個海外華人學者交流的時候，那個人提到，雖然這些年在海外發現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有很多問題，有很多負面的影響，但是在用中文寫作的時候卻從來不說，之所以不說，“全是為了愛”。這是一個非常有代表性的說法。他們首先認為他們奮斗的目標是正確的，所以要把它說得很好，雖然這個目標本身可能有問題，但是要努力把問題蓋住——不說全是為了愛。一片赤誠之心，就是為了推動我們的民族走向自由和民主，當然是他們所定義的自由民主。在這個過程中，哪怕是看到了負面的問題，但是不能講，全是為了愛。他們有這樣一種心態，在這樣的心態下，他們會刻意突出一些東西，是為了愛；他們會刻意掩蓋一些東西，是為了愛；他們扭曲一些東西，是為了愛；抹黑我們這些人，歪曲我們這些人，當然也是為了愛。
    大家要理解他們這種心態，理解了就會知道他們為什么會這么做，為什么會做得這么大義凜然。所以我經常開玩笑地講說，流氓并不可怕，有文化的流氓最可怕。為什么呢？假如你碰到色狼了，只要你大喊一聲抓色狼，這個人肯定轉身就跑了；或者有人偷你東西，你大喊有小偷，他一般也是轉身就跑。因為這種流氓做壞事的時候，他知道做的事情是不對的，所以他不那么理直氣壯，在遇到反抗或者遇到批評的時候，一般來講他馬上就認罪了。但是有文化的流氓不一樣，雖然他干的事情在手段上有點不光明正大，但是他認為他的目的是對的，所以手段無所謂，也就是目的決定了手段的合法性。這話我記得是列寧說過吧？這些人比我們這里的人還列寧主義呢。
    沈亞川在我發出公開信之后，以答《南華早報》記者采訪的方式在博客上又發表了他的看法。對我的質問有他的解釋，總之最后得出一個結論，他的概括是沒有錯的，是很準確的。我看后就樂了，心想算了吧，人要是不要臉，鬼都拿他沒辦法，何況我又不是鬼。這個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的。這也是我要談的第一點，幫助大家理解為什么有些媒體會有這種做事的方式。
    接下來談談我另外的一個感想。在沈亞川歪曲的基礎上，長平發表了他的評論，大家可能也看了?，F在的這群自由派啊，有的時候想想，真是覺得這些人第一可氣，第二可憐。他根本就不配做一個合格的或者說稱職的辯論對手，當你在面對一個新的課題把問題提出來的時候，他的反應不是跟你把討論引向深入，提出他不同的看法，或者提出他的問題。他只是在那兒攪渾水，你提出一個問題，他就說這個問題不存在，這個問題他沒看見。長平說什么每個人都是大時代下可憐蟲，這就是要把所有的問題都模糊掉，所以“皮膚性病科”真是個絕妙的比喻，整個社會都快被他們變成一個“皮膚性別科”了。他們的論調就是電影是電影，政治是政治，你不要往一塊扯，你不要提問題，這是他們基本的立場，（韓德強：不爭論。）對，不爭論嘛。
    前不久《南都周刊》發了李陀的一篇訪談，我覺得談得非常好。那個訪談我看了兩遍，一個是發表的版本，第二次看的是標明未經刪節的。我記得有一個細節是第一次看刪節版的時候沒有的，應該是發表的時候被刪掉了，提到了徐友漁。李陀說前些年海外一個叫劉禾的學者，給《讀書》寫文章，談到近幾十年來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還有西方的社會科學也發生了深刻的轉變，我們要跟上這個轉變，否則就沒有辦法理解世界了。徐友漁寫了一篇文章回應，說我怎么不知道有這么一個轉變呢。用李陀的話說，徐友漁很“天真的”問，我怎么不知道有這樣一個轉變？看到沒，這是他們這些人一貫的做法。你怎么好意思說呢？人家把問題提出來了，資本主義世界發生了轉變，學術發生了轉變，作為一個學者，你不知道難道是光彩的事情嗎？這是很丟人的，還大言不慚地說我怎么不知道。這就像鴕鳥一樣，把腦袋往沙子里一鉆，就以為全世界都不存在了，以為全世界都看不見它了，實際上它的屁股在外面撅著呢。
    這些人，一可氣，二可憐。像長平的那種評論，看完了我就想，人怎么可以這么蠢，還蠢得揚揚自得，又可氣又可笑，真是沒辦法。

    補充：

    我想要補充幾句。剛才韓德強老師談的問題，我已經有點跟不上了，還要多學習才行，我接著就我前面的話題說幾句。
    前一段時間出了一件事，薛涌跟《南方都市報》停止合作，薛涌公布了和南都編輯來往的一些信件，我在其中發現了一個明顯的謊言，南都的編輯說茅于軾住在“破舊”的房子里，其實茅于軾住的是部長樓，如果那叫“破舊”的房子，全國人民估計12.5億人住的都算是豬圈了。但是他們就可以很大義凜然這么說。
    我寫了一篇博客來反駁這個話，算是幫薛涌打架了。那篇博客文章里，我對撒謊的這些人做了個心理分析，談到他們還有另外一個慣用的做法，就是抹黑文革，然后他站在文革的對立面，把一切不喜歡的東西往文革的方面推，好像這樣勝負立即就能判斷出來了。茅于軾使用的也是這種手法。所以郭松民的嘴巴里才被塞了根“大毒草”，那個詞郭松民沒有說過，但是他非要說你說過，你要是用大毒草這個詞，你就是文革余孽。（注：沈亞川先生在答《南華早報》記者問中，承認了他無中生有地使用了這個詞，但把郭松民誤做為祝東力了。他的博客和正式發表稿，寫的都是郭松民說，辯解的時候怎么就變成祝東力說的了呢？這就是沈亞川先生的嚴謹態度。善良的人們，以后看這位先生騙導的節目，可要擦亮眼睛啊。）
    郭松民有一句話，他說，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如果想取得勝利，首先必須得真的是自由主義者。我在罵他們的博客里邊說，我不認為中國現在有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如果他們這些人也算自由主義者，他們也是最墮落的一個群體。這是我對他們基本的判斷。
    上一次我們討論《色•戒》的時候，基本上是就電影談電影，沒有從更深遠的視角看這個問題。但是他們那些人會說，你們這幫人真無聊，內心太荒漠化，一部電影就是一部電影，跟政治沒有關系，用政治的視角分析就是渴望對權力的濫用。就是剛才我說的，你提出一個問題，他說這個問題不存在，裝作看不見，而且摸黑。可是剛才韓德強把對《色•戒》的批評和對現代性的反思都聯系起來了，把問題分析到這個層面上了，在他們看來，這豈至是無聊，簡直就是吃飽了撐的。
    可是電影或者說藝術，跟政治到底有沒有關系？像剛才韓老師說得那么深刻，那些蠢人大概聽不懂，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不知道大家看沒看過一個電影，《求求你表揚我》，范偉演了一個民工，用我們東北話說是個“淤能八揣”（無能與內向的結合）的一個人，因為做了件好事，非要一個表揚。在這個電影里面反映出來的底層人的形象是什么樣的？他是個沒有主體性的人，他的存在或者他的價值需要通過別人來確證?？墒俏覀兛匆郧爸餍呻娪袄镞叺娜宋?，雖然表情比較僵硬，但是它是昂揚的、健康的，眼睛是向上的。不說那個時候了，我們就看賈樟柯的電影，賈樟柯的《三峽好人》和他拍的其他片子，也是鏡頭對準了底層人民，你看看那里的底層人是一個什么樣的形象？他是健康的，完整的。不同電影里邊，為什么對一個群體的表現那么的不同呢？這不是因為立場決定的嗎？立場的問題難道不是政治嗎？
    所以我通過這個機會，向那些企圖抹殺問題的人，說電影就是電影、跟政治沒關系的那些人說，我求求你們了，當個蠢人不是什么光榮的事情，拜托開動腦子，好好想一想。
    這種思維現在占了主導的地位，我跟一些朋友聊過，很多人持這種看法。我談論類似問題的朋友都應該算是社會的精英份子了，最低學歷都是本科，要不就是研究生。我很憂慮，為什么很多年輕人的政治意識會這么淡漠。政治意識過于淡漠往往就是災難的肇始，因為這種淡漠會導致一種盲目的樂觀主義，對可能到來的危機或災難缺乏警覺。與政治保持距離，或者不談政治，其實是最大的政治，甘陽講過這樣的話，用汪暉的術語，這是“去政治化的政治”。做出不理會政治的獨立姿態，實際上不過是另外一種意識形態的奴隸而已。
    最后一句話是說給周泉纓先生的。我批評長平，是因為他不可以在一個已經歪曲過的東西的基礎上，再經過簡化歪曲，得出來你的結論。剛才周老師也犯了這個錯誤，一開始先聲明對烏有之鄉不了解，說著說著得出烏有之鄉有暴力傾向這樣的論斷，怎么十幾分鐘的談話就得出這么個結論呢，又沒有調研研究。你是前輩，要給我們年輕人做個好榜樣嘛。

 補充：別人攻擊我們或者誣蔑我們老喜歡用一個詞，說你們這些人被洗腦了，我可以這么說，我說我1978年出生的，毛澤東1976年就死了，我成長的時候已經是改革開放轟轟烈烈了，洗腦也是鄧小平洗腦，也輪不到毛澤東，這是很簡單的道理。這些所謂自由派們，標榜自己說遠離政治、不談政治，其實不談政治就是最大的政治，就是去政治化的政治，他們只是做出一種獨立自由的姿態，其實只不過是另外一種政治，或者另外一種意識形態的奴隸，當著小跟班還以為自己了不起，是這樣的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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