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之鄉周日影評沙龍
主題：點評李安《色·戒》
嘉賓：黃紀蘇（《國際社會科學》副主編）、祝東力（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研究員）、王小東（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員）、郭松民（自由時評人）、周國瑾（電影導演）、李北方（《南風窗》記者）
時間：本周日（11月11日）下午2：30——4：30
地點：北大資源賓館三層1308室    烏有之鄉書社
網站：http://www.wyzxsx.com    電話：010-62760856

下面是自由時評家郭松民先生的會議發言。

在烏有之鄉《色·戒》影評沙龍上的發言：政治的張愛玲
　
2007年11月11日
　
這部電影讓我想起了文革中的這樣一句話：思想性有害的東西，藝術性越完美，結果對人的危害就越大。剛才有的老師談了這部影片的漏洞，但是我們必須承認，李安把這部電影拍得很美，在藝術上水平很高，這可能是這部影片能夠風靡的原因，同時這也跟國內的大氣候有關。
　
最近幾十年，國內美化侵略的風氣很盛。比如上海的朱學勤教授就曾經主張要認同文明，而不要認同國家，而在他的話語體系里，西方和日本才是文明的象征，因此被文明蹂躪了是光榮的。去年茅于軾在給大學生講課時就講，抵制日貨是愚蠢的行為，因為人活著就要追求快樂，抵制日貨，自己不快樂，別人也不快樂。照他們邏輯，文天祥、岳飛等人的行為都是無法理解的，而汪精衛的行為反而可以理解的。
　
關于《色戒》的里原著者張愛玲，我在這里補充一點背景，供大家在看電影的時候參考。許多年青朋友喜歡張愛玲，從九十年代就開始了。大家都認為張愛玲是一個遠離政治的人，前段時間有雜志社約我寫了一篇文章，查資料的時候我發現，其實并非如此，張愛玲跟政治是結合得很緊密的。
　
“張愛鈴熱”的第一把火，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夏志清教授點燃的。1961年，夏志清出版了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張愛鈴在其中占了41頁，這也是張愛玲第一次被寫入文學史。夏志清評價張愛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但他最為推崇的卻不是被公認為是文學水平較高的《金鎖記》，而是兩篇帶有明顯反共色彩的小說《秧歌》和《赤地之戀》。他認為，《秧歌》“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上已經是本不朽之作”，在另一篇文章中他還說：“隔百年讀《秧歌》、《赤地之戀》，更使我深信張愛玲是當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來最優秀的作家。”
　
但這兩篇小說卻是張愛鈴1952年到香港之后，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新聞處處長理查德.麥卡錫“直接指導”寫成的。麥氏后來頗為自得告訴他人：是我們提供資料，張愛玲便坐在書房里寫出來的。張愛玲自己也在后來坦言，故事大綱預先已經定好，她是在“授權”的情形下寫成的。當年曾經發表過《金鎖記》的老作家柯靈曾直率地說，《秧歌》、《赤地之戀》是“壞作品”，“致命傷在于虛假，描寫的人、事、情、境，全部都是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了作者原有的光彩”。
　
最具有反諷意味的是，在從新中國成立到她去香港之前短短的兩、三年間，她寫了一部中篇《小艾》和一部長篇《十八春》，其字里行間處處流露出了對新政權的擁護和對共產黨的熱愛，說是熱衷于為政治服務也不為過。在《小艾》中，小艾和金槐最后結了婚，苦盡甘來，“那是蔣匪幫在上海的最后一個春天，五月里就解放了”。《十八春》中的主人公則說出了“我也不是個共產黨，我還沒有那個光榮。我不過想著，像我們這樣一個工程師，在這兒待著，無論怎么樣努力，也是為統治階級服務。還是上那邊去（指解放區）或者可以真正為人民做一點事情”這樣有覺悟的話。諸如此類的句子可謂比比皆是，讓人感到不解的是，那些口口聲聲說張愛鈴“遠離時代與政治”的評論者，卻偏偏對這兩部小說絕口不提，不知究竟是為什么？
　
更讓許多人料想不到的是，張愛鈴在淪陷區的有些作品是公開歌頌日本的，比如在《雙聲》一文中她說：“同西洋同中國現代的文明比起來，我還是情愿日本的文明的”。但當時“日本的文明”正天天在中國的土地上殺人放火、奸淫擄掠。抗戰勝利后，她又努力在作品里向國民黨政府靠攏。在她1947年發表的《華麗緣》中，主人公意外地看到孫中山的遺像和兩邊掛著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對聯。便感嘆“我從來沒知道是這樣偉大的話。隔著臺前的黃龍似的扭著的兩個人，我望著那副對聯，雖然我是連感慨的資格都沒有的，還是一陣心酸，眼淚都要掉下來了。”這個情節因為和整個故事沒有任何邏輯聯系，所以只能看作是一種政治表態。這樣頻繁地更換立場，也真有點難為她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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