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近中國的金融危機

王小強新作《投機賭博新經濟》之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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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幾何時，墨西哥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廉價的勞動力和開放的市場，成為吸引國際資本的樂園。90年代初，國際清算銀行評估「墨西哥的對外赤字與宏觀、微觀經濟基礎，無論用何種標準衡量都是健康的。」1 墨西哥被普遍視為「第三世界新興市場中的樣板」。「很多觀察家誤認為，墨西哥不久就可以躋身發達國家行列。」2

　　在美國獲得的利率與在墨西哥獲得利率存在著差別。因此，在1994年有可能在紐約以5～6％的利率借錢，而投資于墨西哥獲得的利率則達到了12～14％。在1990～1993年間，流入墨西哥的投資達到了910億美元，是所有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凈資本的五分之一。其中三分之二是證券投資，而且這其中的大部分投資于墨西哥的股票市場，啟動了股票價格的飛漲。在三年時間中，以美元計算的墨西哥的股票市場價格上漲了436％。3

　　1993年，海外投資者購買了墨西哥50％的股票和25％的政府債券。「投入證券和貨幣市場的投機性投資已占當年外資流入總額的一半以上。」美國投資墨西哥450億美元，其中證券投資兩百億。墨西哥股票價格暴漲63％。4 1994年，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協議》生效，美國政府補貼的農產品出口所向披靡，墨西哥農牧業橫遭摧殘。5 接著，恰帕斯洲農民起義，題目不是餓飯，是要求「分享繁榮」，不患寡而患不均。接著，執政黨的總統候選人和總書記先后遇刺身亡。接著，美國提高利率，促使部分外資回流。為了改善國際收支，墨西哥政府貶值比索，外資加劇抽逃。「索羅斯等投機者又趁火打劫，在外匯市場上大量拋賣比索」。墨西哥政府耗盡幾百億美元外匯儲備，攔不住外資拋空、股市崩盤、貨幣貶值，「龍舌酒效應」蔓延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魯。6

　　改革開放帶來物質生產高速發展，金融自由化帶來貨幣經濟繁榮娼盛（追漲），外資拋空帶來金融危機（殺跌），這首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三部曲，成為當代所有「新興市場」無一例外的宿命。「攻擊自我實現的可能性意味著任何不穩定因素 — 經濟的、金融的、政治的 — 都可能事后在一國的貨幣上反映出來。」7 金融危機防不勝防。

表～6：世界各國的金融危機，1975～1997年

　　原表注：危機平均直接損失是指危機發生后直到GDP 增長恢復到危機前水平這段時間內，GDP 實際水平與無危機時預測的GDP 水平之差；危機平均間接損失是指危機平均直接損失加上其它可能的產出損失。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1998年第5、11期（葉初升：《國際資本形成與經濟發展》第283頁）。

　　表～6 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1975～1997年，世界各國發生金融危機289 起，平均每年13 起。工業化國家73 起，新興市場國家216 起。后者是前者的三倍。「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最近發生了貨幣危機，這些危機很明顯與迅速的資本市場自由化有關。」8 尤其是冷戰結束以后，大型危機連年不斷。9 1989～1990年日本泡沫經濟破裂，1992～1993年歐洲匯率機制解體，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1999年巴西金融危機，2000～2001年美國股市崩盤，2001年土耳其金融危機，2002年阿根廷金融危機，……中國是最后一塊沒有被金融危機洗劫過的處女地。

　　就全球金融不穩這一具體問題來講，羅伯特·魯賓1998年提出有必要建立新的國際金融框架之后，引發了一場短暫而嚴肅的創造性思考浪潮。但隨著1999～2000年大多數東亞經濟體實現快速而強勁的復蘇，這股國際金融制度改革浪潮逐漸偃旗息鼓了。10

5.1　金融危機在劫難逃？

　　1994年，弗里德曼引述凱恩斯：

　　要顛覆現存社會的基礎，再沒有比搞壞這個社會的貨幣更微妙且更保險的方式了。這一過程引發了經濟規律的破壞性一面中隱蔽的全部力量，它是以一種無人能弄明白的方式做到這一點的。11

　　1993年伊始，中國保持引進外資世界第二，持續14年時間。2001年，中國加入WTO。經歷了30年改革開放，經濟體制上，還有哪塊兒沒有和國際慣例接軌？國際國內，心知肚明。金融市場買賣貨幣，人民幣的國內價格 — 利率，國際價格 — 匯率，至今尚未市場調節。期貨市場先開后關，衍生工具未及發育。與日益龐大的物質生產和進出口總量相比，貨幣經濟的發展潛力極大。

　　于是，推進銀行混業經營，國際期貨走出國門，12 對外開放金融業務，合資、外資企業國內上市，開放基金邀請國際知名管理公司合伙，外資證券合資進入股市，13 外資銀行織網布點，14 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金融創新股價指數、指數期貨，A股、B股并軌水到渠成，外匯期貨、利率期貨、期權交易、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順理成章，成為國際國內業界內外翹首以待的殷切期盼。金融自由化改革開放人心所向，金融市場繁榮娼盛的大幕已經揭開！

　　大洋網報道，央行日前公布的《2006年國際金融市場報告》透露，將采取擴大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額度和發展期貨市場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制度等方式，逐步擴大境外參與者對中國金融市場的參與。

　　央行的報告指出，將逐步擴大境外參與者對中國金融市場的參與，穩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下可兌換。

　　央行表示，將逐步增加QFII 額度；增加外資可參與交易的市場品種，放寬境外資本進入中國金融市場的資格限制；建立期貨市場QFII 額度；發展黃金期貨期權衍生品，吸收外資銀行參與交易黃金市場，并逐步放開黃金進出口限制；為境外參與者利用境內市場籌集資金提供更大便利，允許募集資金購匯匯出。

　　央行也表示，將允許國內企業利用境外期貨市場套期保值，擴大境外期貨業務許可證發放范圍；增加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數量與額度；允許境外期貨機構通過與境內期貨公司設立合資公司的形式開展境內期貨業務；允許境外期貨公司在香港等地設立經營機構，開展境外期貨業務；逐步放寬機構和個人投資境外金融市場的規模、品種等限制。

　　央行說，支持中國公司以「A＋H」的方式在境內外同時發行上市，也支持H股境內發行A股以及紅籌股在境內上市；推動其它境外機構在境內發行人民幣標價債券及其它證券產品；推動境內基金、證券公司在境外設立分支機構或合資公司，研究基金公司到境外募集資金投資于境內市場。15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貨幣經濟的發展與時俱進，金融風暴的危險與日俱增。「金融危機實際上是一種『富貴病』，貧窮的地方只發生短缺和饑荒，從不發生金融危機。」16 而且「最近大部分的繁榮和泡沫破裂現象都發生在財政、貨幣政策以及道德風險都處于較好水平的國家。」17 金融風暴卷錢，必需資產金融化。早在「1992年，美國的金融資產與GDP之比為326，日本為392；同期（1991年）中國臺灣為250，韓國為436.4，中國大陸竟也高達232。」18 有了這點子基礎，2006年，上海交易所認股證成交2439億美元，世界第一。19 2006年頭11個月，大陸有限幾個商品期貨品種，交易額超過19萬億人民幣。20 2007年4月，滬深股市市值超過香港。21

　　要盒兒錢的是，發達國家的金融危機，就是金融危機，頂多惡化成經濟危機。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危機，不僅每每就是經濟危機，而且經常遞進成社會動亂、政權顛覆、祖國分裂。西方政治學有說法，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達到人均多少多少美元的富裕程度，反而進入社會動亂多發期。22 越是持續高速發展，GDP越來越多，貧富分化、腐敗蔓延越來越嚴重，自然招惹外資「大進大出」來回攪和。一般來說，外資拋空足以動搖金融市場，山雨欲來了。23

　　值得對比日本和印度尼西亞，都是亞洲國家，都是兩億人口。一個低速發達國家，一個高速發展中國家。前者的經濟實力比后者強大多多，十年時間四次蕭條，雖然當面說「不」底氣不足了，照舊能夠借著說「是」狐假虎威。兩相比較，印度尼西亞慘不忍睹了。金融風暴青萍之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蠻橫干預，改革這個，開放那個，三弄兩弄，全面經濟危機。熱帶雨林，地廣人稀，忽然讓市場調節得沒米下鍋了。本來嚴重的兩極分化，燃燒成撲不滅的干柴烈火。社會動亂龍騰虎躍，政權顛覆人仰馬翻。創造經濟奇跡的蘇哈托，32年政績一筆勾銷。子女搞腐敗，能不能躲過判刑法辦，程序尚未走完，祖國分裂了。24 可以肯定，如果不是馬哈蒂爾當機立斷外匯管制，下場比鄰居好不到哪兒去。馬來西亞的華人，遭一趟印度尼西亞干過多次的洗劫強奸，恐怕在劫難逃。

　　大陸經濟持續高速發展，讓金融大鱷饞涎欲滴的「餅」越做越大。經過30年利益驅動的改革開放，個人利益、企業利益、地方利益、部門利益越來越清楚，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公共利益越來越模糊。天天報道國有資產嚴重流失，心急火燎「私人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寫進憲法。25 整天吵吵大赦特赦化公為私的「原罪」，銀行壞賬自然積重難返。1999年，成立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剝離四家國有銀行壞賬1.8萬億元。戴相龍如釋重負：「通過剝離不良資產，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比例下降了近十個百分點」。2001年9月，兩年時間不到，四家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為1.8萬億，占全部貸款的26.62％，其中實際已形成的損失約占全部貸款的7％左右」。26 再過不到兩年，「根據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統計，截至2003年6月末，境內四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三家政策性銀行和11 家股份制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合計2.54萬億元，不良貸款比率為19.6％。」27 這是官方統計。民間老外估計，「國有企業的不良貸款占整個國有銀行總貸款的40％。」28 2006年，四家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海內外成功上市，剝離的剝離，撥備的撥備，不良貸款比率壓至9.3％。29 誰知安永會計師樓不認賬，硬說中國銀行體系的不良貸款，2002年4800億美元，2005年9110億美元，比外匯儲備還多。其中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3580億美元，「差不多是官方公布數字的三倍。」30 據此，2000年，索羅斯斬釘截鐵：「要是人民幣是可以自由兌換的貨幣的話，中國的銀行系統也許已經崩潰了。」31 要是中國的銀行系統「也許」崩潰的話，誰敢擔保不會順著金融危機 → 經濟危機 → 社會動亂 → 政權顛覆 → 祖國分裂的軌跡，一路躕蹓下去？

　　1997年中國之所以躲過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傳染，主要原因是當時中國實行嚴格而全面的資本管制，國際游資沒有自由進出中國的渠道，否則，我們也不可能躲過那一劫！就目前我國的經濟現狀來看，我國當期存在的問題、缺陷并不比1997年東南亞國家的少，甚至會更多。32

　　金融風暴席卷全球，滿世界搜刮好幾遍了。南美已經是第三趟了，俄羅斯未能幸免，連美帝最親密的戰友 — 英國，和西歐北約一道，讓泰國中央銀行合伙索羅斯大洗了一把。環顧左鄰右舍，祖國大陸碩果僅存。人民幣低估堅挺，GDP年增長8～10％，銀行壞賬20～40％。舊賬未了，新賬又生。萬事俱備，只欠資本項目可兌換一個東風了。為此，亞洲金融風暴如火如荼之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集合香港召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發表《臨時委員會關于修改國際貨幣基金協議實現資本自由流動的說明》，正式「將促進資本項目的自由化作為基金組織的一個具體目標，并授權基金組織對資本流動進行適當管理。」33 勿庸置疑，投機賭博新經濟一定施展渾身解術，用廉價勞動力制造的廉價產品制造的貿易順差說事，形成比強迫日本更強迫的內外壓力，奮力猛推中國金融的改革開放。

　　果然，2003年，吃了大虧的日本率先發難，「提請其它國家與日本一道通過一項協議，強行要中國將人民幣升值，就像1985年西方國家簽訂《廣場協議》強行要求日元升值那樣。」34 從此，七大工業國領袖、美國總統（包括前總統福特、老布什），政府高官（包括退休高官基辛格），歐洲中央銀行、日本大藏省以及高盛、美林、德意志銀行、瑞士銀行等巨大機構，異口同聲，眾口一詞，要求改革人民幣匯率制度。經濟學家，多維媒體，國際組織，國會議員，齊心協力，內外夾攻，大會小會，座談采訪，口誅筆伐，墻倒眾人推……

　　真正實在的壓力，透過經濟規律無情體現。隨著GDP增長、出口增加、貿易順差猛增，大陸的外匯儲備，2004年猛增兩千億美元；35 2005年超過日本，世界第一；2006年破一萬億美元，人類金融史無前例。36 人民幣硬挺著不升值，升值壓力持續增加，外匯儲備持續增加。人民幣升值少許，客觀驗證必然升值的趨勢，吸引更多熱錢接踵而至，鼓勵進出口企業「結匯不過夜」，刺激老百姓用美元換人民幣，進一步強化升值壓力。37 麥金農心明眼亮：「促使私人美元資產轉為人民幣資產的壓力已經存在，以后還會加重。」38 2001年，大陸居民儲蓄7.4萬億人民幣，居民外匯存款876億美元。2005年，居民儲蓄14.1萬億人民幣，居民外匯存款726億美元。39 四年時間，人民幣儲蓄翻一番，外匯存款減150億美元（再次證明金融危機不是索羅斯制造的）。然而，像股票牛市一樣，人民幣持續升值，或快或慢，早晚超過誰也說不清楚的「閾值」，「追漲」追成所謂「匯率超調」，市場預期轉而擔心人民幣貶值，投機熱錢撤出 — 拋售人民幣「殺跌」，貶值預期勢必反方向自我實現。40 關于建立浮動目標區的荒謬構想，被包括歐洲匯率機制在內的慘痛教訓徹底摧毀。41 邏輯上，人民幣匯率只有放開了市場調節，才能恰如其分。2007年，加入WTO開放金融的莊嚴承諾生效，對沖套利的機會越來越多，很難指望投機熱錢自動離去。42 一邊刻意強調人民幣跟一籃子貨幣掛鉤，一邊刻意解釋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多少多少，不解決問題。43 一邊不斷擴大開放外資熱錢進場下注，拉高股市，一邊不斷告誡散戶百姓警惕股市過熱，不解決問題。

　　不僅如此，鮑爾森強烈要求人民幣短期升值、中期自由兌換，44絕非虛言恫嚇，飽含一定能實現的邏輯力量。全球經濟一體化，一方面，跨國公司把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消費品生產轉移到中國。中國的大多數出口，是發達國家轉移出來，通過在中國的外資或合資企業出口回去的產品。另一方面，除了大飛機，高科技產品一律嚴格限制向中國出口。生產要素市場調節全球配置，產品貿易不按市場原則辦事，中國的貿易順差命中注定。45這樣不對稱的生產～貿易格局不改變，招商引資，引來原材料和市場兩頭在外，大進大出；資本只讓大進不讓大出，等于歡迎作多「追漲」、不許拋空「殺跌」。這時候下注人民幣升值，只贏不輸，成了中國政府制度保證的無風險投資。所以，只要人民幣開始升值，必然鼓勵更多外資、內資購買人民幣資產，包括「貿易中隱藏的非貿易資金流入」，46 A股、H股和房地產高燒不退，47 香港居民在香港用港幣換人民幣，48 持續升值正在持續自我實現。直到最終放開資本項目，具備了「殺跌」機制，「追漲」的勢頭才有貶值風險的反方向約束。49 原材料、市場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受制于人，是因；內外資本大進大出，橫沖直撞，是果。在這個碩果累累的豐收季節，問題不過是深諧個中玄機的高盛前總裁，提出的這個「中期」，會來得有多快？ — 2008年奧運會。

　　2005年，祖國大陸兩萬億美元GDP，股市「全流通」才四千億美金。50 一個國有股減持，撐得直翻白眼。不用著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要索羅斯的金字招牌往上海灘一豎，再有老虎基金、美洲豹基金等等搶灘登陸，必然眾多商業銀行顛前跑后張羅貸款，必然眾多基金散戶發揚光大《子夜》里的全套功夫，不擇手段打探消息，奮不顧身舍命跟進。參照美國當年十萬億美元GDP支撐20萬億股市的比例，大陸35萬億人民幣存款余額，51 足夠燃燒一場空前絕后的火爆。2006年，祖國A股飛升184％的速度證明，52 大中華完全可以像小日本當年，經歷一段買股就賺錢、買樓就升值的瘋狂。有了「追漲」必有「殺跌」。到了普遍擔心牛市不會無止境猛沖的時候，豺狼虎豹基金就要拋空卷錢了。有意思的是，和本·拉登用美國飛機撞美國大樓一樣，索羅斯打英鎊，是從英國銀行借來英鎊猛拋，打泰銖是從泰國銀行借來泰銖猛拋。不同之處是本·拉登撞了大樓不認賬，索羅斯紳士風度多多，每次都要欠賬還錢，或者用股市上贏的多得沒處放的泰銖，或者從市場上買些大大貶值的英鎊。

　　墨西哥的例子說明，用最可怕的話來描寫，當發展中國家向全球資本的動物本性敞開胸懷的時候，它們與魔鬼達成了一筆交易。當流動資金充斥著全球金融體系，到處尋找最高回報的時候，這些國家就發現國內彌漫著能夠引發急速的繁榮的外國「游資」— 或者當外國資金決定離開（無論出于什么原因）的時候，突然出現信用短缺。53

5.2　防范金融風險？

　　從1993年房地產一火爆就降溫開始，大陸當局持續打擊非法集資，54斷然停止國際期貨，壓縮整頓國內期貨，壓縮整頓投資信托，合并城市信用社，取締農村合作基金會，清查國有銀行「賬外賬」，銀行、證券、信托、保險脫鉤，分業立法監管，嚴禁銀行資金入市炒股，……。關閉中農信、海發行，廣國投破產，粵海重組，槍斃沈太福、鄧斌，法辦朱小華、王雪冰、劉金寶，55 中國政府與一浪高過一浪的金融大潮，展開艱苦卓絕的奮勇搏斗，抑制各種金融投機喪心病狂，阻擋各類金融市場內外勾結。

　　與國際接軌情真意切，哪里來的如許執拗，堅持不懈逆潮流而動？貨幣經濟新來乍到，理論前途看不清楚。斗爭的決心和勇氣，應當不是什么先見之明，更可能是中國古代重農抑商傳統基因的現代表現 — 重物質產業發展，抑投機賭博之商。56 不管怎么說，持續反潮流的客觀效果正面。新世紀之初，世界經濟一派蕭條；唯獨大陸內熱中燒，「世界工廠」一枝獨秀。

　　亞洲金融風暴橫掃亞洲，大陸當局提出「防范金融風險」。嚴格地說，金融就是風險，如何防范？貨幣經濟的投資回報，投入～產出與成本沒關系，與風險相匹配。風險越高，賠率越高。贏得越多，是因為承擔的風險越大。所以，經濟學家鼓吹金融深化，說有多少多少好處，原理上，是在強調有多大多大風險。這是下注押寶的天經地義。只有戒賭，才能防范賭博輸錢。亞洲金融風暴，馬來西亞恢復外匯管制，關閉賭場不玩了，是一種防范。57 廣東化解金融危機「三步走」— 廣國投破產、粵海重組、關閉八百家非銀行金融機構，大刀闊斧砍出一條防火道，阻止支付危機順著香港、廣東向大陸腹地燎原，是一種防范。58 香港政府見義勇為，挺身入市。不是看跌拋空嗎，你拋多少，我接多少。替作多的解套，令拋空的血本無歸，也算是一種防范。59 問題是「世界變成了一個大賭場」，「財富效應」主導景氣循環，投機熱錢哄得股市繁榮，才有需求刺激供給，經濟才能發展。這時候，誰對資本實行這管制那征稅，外商投資不來，內商離家出走。譬如，香港當局莊家下場，把叫板的賭客打得鼻青臉腫，奪路而逃的逃，鎩羽而歸的歸，金融中心成功防范了金融風險，賭場人去樓空，賭博生意清淡得幾年喘不上氣來。60 多虧日后祖國幫忙，又是Cepa又是「自由行」，香港股市回暖，莊家股票從容脫手，否則，特區政府豈不成了最后套牢的冤大頭？

　　所有國家的經驗證明，只要金融自由化，談不上「防范金融風險」。沒聽說過有美國經濟學家，表揚美國的銀行制度健全，監管得力。相反，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從弗里德曼開始，從來對美國政府的金融管制嗤之以鼻，以揭露、批判、調侃、譏諷監管當局的無能為能事。80年代，美國金融自由化先行，「垃圾債券」塵土飛揚，年利息為常規債券1.5～2 倍，一眨眼功夫，發出兩千多億美元。1990年灰飛煙滅，110 家銀行倒閉。61 一場鬧劇還沒謝幕，更大規模的住宅儲貸粉墨登場。存款叫入股，回報稱分紅。62 胡作非為的最后，1100 家銀行和儲貸機構破產，給納稅人留下一筆五千億美元、35年還清的孽債。63 管不住的企業金融個案，更是摩肩接踵，目不暇接。所羅門兄弟、64 長期資本管理、安然～安達信、65 美林、德勤、畢馬威……，一個賽一個的龐然大物，烏煙瘴氣里，透出金權勾結的層層黑幕。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立案調查的虛假賬目，1991年40 起，1998年75 起，2000年107 起，45％涉及美國最大500 家企業。66 工作量和工作難度，一點不比中紀委清閑。雖然也是自殺的自殺，判刑的判刑，比起大多數升官發財的玩主，到底鳳毛麟角。巨大利益趨使人們前赴后繼。「野火燒不盡」的道理，放之四海皆準。「垃圾證券之王」— 邁克·米爾肯，一頭被法院判刑坐牢，一頭被業界和經濟學家推崇為敢吃螃蟹的開拓者，「華爾街的英雄」，67「偉大的金融創新者」，「本世紀偉大的銀行家之一」。68 像大陸把房地產泡沫破裂歸罪朱镕基宏觀調控一樣，「人們普遍認為，美國儲貸協會（S&L）的崩潰可以歸因于沃爾克擔任美聯儲主席期間（為反通貨膨脹）突然提高利率」。69「長期資本管理公司輸掉了整整45億美元，幾乎將華爾街整個拖入深淵」。15個月以后，1999年12月，發起人約翰·麥利威瑟又籌到1.5億美元，「重新揚帆遠航了。」70

　　曾幾何時，長期資本管理11 位合伙人中，有戴維·馬林斯，當過主管國內金融事務的財長助理、美聯儲副主席，「一度曾被認為是艾倫·格林斯潘的接班人。」71 有哈佛大學教授羅伯特·默頓，「一位在金融界舉足輕重、被許多業內學者視為天才的權威級學者；一位為華爾街培養了包括艾里克·羅森菲爾德在內的好幾代交易員的泰斗級人物。」72 有馬爾隆·斯科爾斯教授，因為股票期權定價的布萊克～斯科爾斯模型名揚天下。73 兩教授為公司制定科學運作程序，1997年10月雙雙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1998年8月闖大禍。74 臨近嘴啃泥之前，二位諾貝爾獎得主光彩照人，信誓旦旦：

　　這個小團體……試圖將最好的金融理論與最好的金融實踐，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我們的工作就是在全世界范圍內尋找最合理的投資機會，我們的模型能夠很輕松地找出那些定價過高或者過低的交易品種。然后，我們就會對一些不確定的因素，如一些市場因素，進行對沖，以達到規避風險的目的。75

　　面對這些金融界官方監管、民間運作、學術研究的頂級人物和頂級「財技」，經濟學家喋喋不休加強監管，實在不知所云。76 再說祖國大陸東方專制多么腐敗，論個案，迄今為止，還真舉不出一例超過美國民主加廉政的大案要案哩。

　　利用復雜的定價模型來選擇設計衍生工具的交易，實際上是用高杠桿比率對價格的波動下注。……更多的價格變化傾向于集中在對數正態分布所預測的極端附近。原因在于一個選美比賽的累積效應可以導致極端價格波動大量的集中。在這種情況下，驅動今天的交易程序的數學模型傾向于不正確地為資產定價。……當大家分享并傳遞對市場的某一看法時，累積的流動性危機的可能性上升􀀡—􀀡每個人都想賣出。在這種情況下，對金融風險的管理僅是一個幻覺而已。77􀀡

　　固然，加強監管，是實踐中惟一可以安慰人心的事情。但是必須實事求是，完善賭場秩序，有助賭博生意。倘若標榜監管可以抑制投機，自欺是揚湯止沸、抱薪救火，欺人是言不由衷、別有用心。更何況，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全部），「金融創新」本來就是「繞過監管」的同義語。「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才是真實寫照。鼓勵金融創新、提倡加強監管，屬于同時推銷矛和盾的當代翻版。78

　　我們所觀察到的許多創新的出現，恰恰就是為了繞過管制性限制的障礙。管制者總是被拋在后面，而且也正是這樣。79

　　由于許多衍生工具誕生的目的就是規避管制，有關信息規則改進的速度自然無法與衍生工具的更新速度同步。……長期資本管理公司一朝傾覆、安然淪亡等事件表明，衍生工具對資產質量的影響不僅外部非專家投資者難以明白，甚至專家型內部人也無法充分了解。80

　　所以，不是普通百姓，是格林斯潘，用哲學對話方式自問自答，完善監管，加強防范，從邏輯出發點上就自相矛盾，站不住腳。因為歸根結蒂，所謂「道德風險」的含義是，監管越完善，風險防范越周全，越發鼓勵人們更加勇于冒險。

　　監管當局是否有專門知識和資源提供有意義的監督，并對分散在全球市場上表現活躍的巨型金融機構所從事的風險活動，進行精確的評估。如果答案是否（在許多情況下都是這樣），我們應該讓市場參與者知道，我們是否能夠有效地監督這些活動？這樣做會不會使市場參與者本身減少遵守市場紀律的動機呢？所有的大型金融機構，包括投資最分散的機構，如果接受監管機構的協調管理的一紙聲明就能在某種程度上擴展與全國安全網有關的有效支持嗎？它能帶來系統性風險的來源 — 道德風險嗎？81

　　促使過去的危機發生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道德風險。也就是說，在確定風險程度的有關方面，從所冒的風險中得到好處但又不承擔風險的全部費用出現時刺激措施被扭曲的現象。冒利率風險和貨幣風險、過度舉債經營、脆弱的金融系統和銀行間融資，全都由于有一個安全網而受到鼓勵。人們期望國家貨幣當局或國際金融機構會來解救衰弱的金融系統和不健全的投資。這種期望顯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促使過分地冒風險。82

　　美國之特殊，只是尚未發生貨幣形態的金融危機。不是因為索羅斯愛國，不忍下手，是因為美元市場規模龐大。從日本的經歷也可以看出，樸實厚重的制造業生產體系，成為挺過長期蕭條的脊梁。亞洲金融風暴以后，慘遭荼毒的南韓倔強復蘇，打贏了索羅斯的香港萎靡不振。物質生產以貨幣為交換媒介的產業縱深，發揮了實打實的基礎作用。如今中國13億人口，GDP世界第四，人民幣在周邊局部作硬通貨狀，83 外匯儲備上萬億美元。就算索羅斯現在來生事，不致于像泰銖一樣不堪一擊。倘若能夠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在金融博奕中，學著日本屢戰屢敗，并非完全不可想象。所以，防范貨幣形態的金融風險，歸根結底兩條路。眼下是「小貨幣」之路，與其遭人洗劫一場再外匯管制，不如現在就學馬哈蒂爾，念「挺字經」，寧愿承受經濟制裁，84 人民幣無論如何不可兌換，對賭博的國際慣例說「不」。85 即便制裁的結果還是股市、樓市鬼哭狼嚎，畢竟肉爛在鍋里，不致于「開放」得中國政府失去控制。留得青山在，將來走歐元一樣的「大貨幣」之路，竭盡全力壯大支撐人民幣的經濟規模。不是不斷有人計算，祖國持續高速發展下去，再過多少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實體？86 倘若真能熬到那個時候，些許豺狼虎豹基金，就拱不翻咱們了。

　　世界銀行農業專家原來以為中國不會養牛，改革開放以后，大陸肉牛大發展。小牛分散到農戶飼養，兩三年后長大了骨架，養成「架子牛」，收購回來統一圈養，集中各類精飼料，胡吃海塞，「催肥」3～4個月，膘肥體胖之后，送屠宰場掠脂斡肉。對牛而言，盡量拖延出欄時間，是本能的消極防御。真正絕路逢生的可能，是充分利用拖延的有限時間，拿催肥的精飼料狼吞虎咽，在最短的時間里突飛猛進，壯大成齊天大圣亦奈何不得的牛魔王。

5.3　西部大開發

　　如何能夠持續成長壯大？— 自力更生，奮發圖強。

　　大陸經濟增長，上億民工就業，在嚴重失衡的比例上，直接依賴東南沿海輕型出口加工工業，依賴外商投資。1991年，鄧英淘提出強烈質疑，這條路不可能成為民族振興的快捷方式。87 不錯，日本戰后奇跡般發展，循出口導向模式走出來。接著，「四小龍」緊隨其后。接著，「五小虎」尾隨而來。88 接著，大陸東部沿海躋身其間。89 亞洲金融風暴過去，龍虎們順著慣性，往這條道上沖得更猛了。2000年，整個亞洲GDP的增長，五分之二靠出口美國IT設備。90 一條窄路上肩摩轂擊，蜂屯蟻聚十幾億人口，再什么「雁型結構」地排隊，焉能不塞車？

　　2005年，大陸GDP 22257億美元，進出口14221億美元，相當于GDP的64％。91 比例之高是出口導向日本（20.66％）和全球化美國（21.28％）的三倍多。92 2001～2004年，外資企業出口占大陸出口總額的50.1％、52.2％、55.5％和57.8％。93 跨國公司從日用消費品到機械、電子、冶金、能源、化工，盡情整合祖國產業。原料、市場「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在諸多領域，蛻變成資本調度、研究開發和產業組織核心在外（外商）的外向依賴型經濟。2006年，進口鐵礦三億多噸，「占全球鐵礦石海運貿易總量的46.6％。」94 2005年，出口69億雙鞋、5.4億臺電扇、1.5億臺DVD。9513億人口的共產黨大國，對外依賴到如此不可持續的程度，難以為繼。2003年以來，石油、原材料價格暴漲，不僅歐美、而且發展中國家紛紛制裁中國出口產品。96「兩頭在外」，兩頭受氣。

　　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必須改弦更張到西部資源開發上來。資源開發型重工業和城市化建設大發展，足以持續啟動內需，帶動經濟增長，減少進出口依賴；足以把四處游蕩的部分民工組織起來，到廣袤西部成家立業，安居樂業，緩解貧富分化。大跨度的水資源調配、全方位的國土整治、大規模的資源開發，全面調整人口和生產力布局，為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開拓廣闊縱深的新空間，堪稱「再造一個中國」的千秋大業。97「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千古不易。

　　「兩頭在外」不可持續的核心問題，是不能自主發展 — 受制于人。啟動內需的核心問題，是兩極分化 — 工農大眾沒有足夠收入購買嚴重過剩的物質產品。一頭是買斷工齡的下崗職工、不增加收入的農民、被拖欠血汗工資的民工、煤礦爆炸的冤魂，多數「弱勢群體」被「新三座大山」（教育、住房、醫療）壓得喘不過氣；一頭有少數貪官奸商，醉生夢死腐敗蔓延。此時此刻，順應時代潮流，屈從國際壓力，加快金融自由化，與投機賭博接軌，只能加快兩極分化，加劇內需不足、生產過剩，喪失宏觀調控的自主能力，招致金融風暴的巨大災難。歷史已經并且繼續證明，無論列強發達得多么讓人欣羨，資本主義等于帝國主義，所以不能救中國。98必須下決心抑制「金融深化」，減緩兩級分化，為西部長周期、大規模資源開發保持穩定的價格環境，把改革成「弱勢群體」的工農大眾，再改革成勞動生產和收入消費的主力！這不僅在可持續發展意義上屬于「沒有選擇的選擇」，99 同時具有讓多數人共同富裕的政治意義。

5.4　東部大串聯？

　　理論上，迅速壯大的另一個成長方向是，東部大串聯。

　　二戰結束以后，有美蘇爭霸擠壓，從德法煤鋼聯營開始，歐洲堅持從事艱難曲折的大串聯。世紀之交，從歐洲聯系匯率機制的廢墟上，振翅撲騰出歐元，與美元分庭抗禮。歐元12個成員國，人口3.04億，2000年GDP略遜美國，超過日本，使用統一貨幣的第二大經濟體。加上申請加入歐盟的東歐、中歐國家，歐盟總人口可望逼近五億，GDP可望越過美國。100 還有14個非洲國家使用匯率與歐元掛鉤的非洲法郎，巴爾干諸國幾乎以馬克為流通貨幣，另有30～40個國家參照歐元制訂本國匯率。「歐元之父」蒙代爾心滿意足：

　　歐元已經迫使我們改變了對于國際貨幣體系的看法。每個國家都讓自己的貨幣浮動并且自己解決通貨膨脹問題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們進入了一個貨幣聯合的世界，它將被美元區、歐元區和日元區所支配。在最近的將來，世界將更少地依賴美元，國際貨幣體系的權力將得到不同的分配。這種變化將在國際金融架構的改革方面產生全新的更有意義的想法。歐元無疑是改革的催化劑。101

　　歐元各國貧富不均，102 語言不通，103 文化各異。車不同軌，書不同文，度量衡不統一，硬把最要害的貨幣強扭在一起，發行「沒有政府的貨幣」，104 一只世間沒有的鳳凰。一方面令人對歐元的前途捏把汗，一方面說明貨幣聯盟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單一歐洲貨幣計劃尤其在德國引起了許多極大的擔心：『硬馬克』將由于軟歐元而被犧牲在歐洲統一的祭壇上。」105 可是，二戰后崛起的日元、馬克，1990年日本股市崩潰，1992～1993年歐洲匯率機制鳥獸散，雙雙撂倒在「新經濟」的祭壇。創巨痛深的教訓證明，美元霸權主導的金融改革開放，是「全球金融市場的美國化」。106 克林頓的國務卿奧爾布萊特交待得清楚：「我國最好的出路不是憎恨全球化，而是要努力形成全球化，以使它為美國服務」。107 置身于這個「為美國服務」的「全球金融市場的美國化」，單打獨斗只有被動挨揍的份兒，但求自保而不可得，別無選擇，不得不連手一搏。

　　按理，「大中華」應當比歐盟更有希望。不說相當于世界七強兩倍的總人口，不說五千年文化在日本、韓國、東南亞的深根厚基，108 只說2004年，中國1.9萬億美元GDP，儼儼然，第四大經濟實體。如果加上現有主權范圍內的香港、澳門、臺灣，GDP總額2.5萬億美元。109 全球貿易中，大陸出口占5.8％，進口占5.5％，分別為世界第四和第三；如果加上臺灣、香港、新加坡的進出口（剔除轉口部分），進出口額均為世界第二。110 2006年2月，大陸外匯儲備8537億美元；如果加上香港（1257億）、臺灣（2570億）、新加坡（1202億），外匯儲備1.36萬億美元，相當于2005年全球外匯儲備（4.17萬億美元）的三分之一。111

　　亞洲金融風暴以后，大陸經濟的地區作用凸顯。1991～2005年，大陸與東盟的貿易額，從89億美元激升到1300億，15年增加15 倍。112 1999～2004年，亞洲區內貿易年均增長15％（亞美和亞歐之間貿易年均增長6％）。2004年，亞洲區內貿易占亞洲貿易總額的55％，遠高于對北美貿易的18％和對歐貿易的15％。113 大陸從這些周邊國家進口占進口總額的比重，1980～2001年，從6.2％激升至40.9％。「整體上，目前小型東亞經濟體對中國出現了貿易順差，中國越來越成為小型東亞經濟體的增長引擎。中國迅速融入東亞生產體系，使小型東亞經濟體減少了對美國、日本和歐洲等發達工業化經濟體直接出口的依賴。在東亞對美國、歐洲的直接出口中，中國越來越起到主導作用。」114 如果考慮到香港、臺灣在東南亞數千億美元的投資和貿易，考慮到新加坡的華人經濟，考慮到2500萬海外華人在東南亞4500億美元的經濟實力，115 千方百計遏制中國，早就是全球一體化的自覺行動了。換言之，有了經濟合作基礎上貨幣聯盟的巨大利益，中日、中韓、中國與東南亞各國之間，與英法、德法之間從百年戰爭打到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宿怨相比，并不一定更加不可協調。116 所以，車同軌、書同文的華夏子孫經濟實力越發展壯大，列強深入插手的分裂勢力和分裂傾向越發展壯大。新世紀以來，「大中華」地區經濟越來越熱，政治越來越冷；經濟越合，政治越分。不是說全球一體化嗎？違反經濟走向的政經分裂，成為東亞板塊的既定格局。

　　出于充分的理由，一些嚴重依賴國際貿易和投資的小國總是高度重視貨幣的穩定性。當國內價格水平和經濟的大部分都嚴重遭受外來影響時，大幅度的匯率波動更加令人擔憂。117

　　亞洲金融風暴肆虐，各國匯率抵抗不住，不得不放任浮動。除了馬來西亞重新外匯管制，其它國家和地區雖然多對短期資本流動施加種種技術性限制措施，體制上既沒有辦法完善監管，也沒有辦法防范風險。「在那些貿易額占GDP比率越高的經濟體，匯率波動對進出口的損害將越大。」118而「小國通過自己的行動是無法應付更重要的貨幣之間所產生的不穩定的」。119 金融風暴過后，分散小國經濟復蘇，國際金融秩序沒有任何改善，監督管理制度沒有任何進步，「許多東亞國家不愿意自由浮動。它們渴望能重新得到某種程度的匯率穩定。」各國政策無可選擇，重新回歸釘住美元的傳統。120 而「對于大多數亞洲經濟體而言，釘住匯率制和匯率帶制度都將是脆弱的和易引發危機的。」121「東亞貨幣體系仍然不穩定，容易出現問題。」122 事實上，復蘇的亞洲繼續處于「亞洲第二次金融危機」的直接威脅。123「只要國際資本供應的結構性問題存在，如活躍的資本流動以及三大經濟體（美國、歐洲和日本）匯率波動，東亞國家仍會像以前一樣面對未來可能發生的危機脆弱不堪。」124 一旦「面對顯著的利率差別和不確定的匯率，『游資』流就會再次發生，像1997～1998年時在印度尼西亞、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等國那樣，再度發生過度借款以及隨之而來的資本外逃和貨幣崩潰的循環。」125

　　匯率的不穩定是當今世界繁榮的一個主要威脅。匯率的不穩定導致金融市場的不穩定，以及實際債務、稅收負擔、利率和工資率嬗變。亞洲的新興市場國家在穩定它們的貨幣之前，它們將不能夠徹底恢復信心。126

􀀡􀀡亞洲各國嚴重依賴外商投資和出口，「大多數經濟體對美元匯率波動的幅度在危機后明顯加劇。」127 如何穩定貨幣、穩定匯率，成為壓倒一切的課題。「在當今世界，資本具有高度的流動性，一個持久的消除匯率不穩定的方法就是減少貨幣種類。……貨幣一體化通過取消各國貨幣實現了歐洲內部貨幣穩定。」128 飽嘗金融危機的苦難，貨幣聯盟成為時代潮流。129 可惜，歐洲的時代潮流不等于亞洲的時代潮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曾鼓勵歐洲實現區域一體化，包括建立歐洲支付同盟。歐洲支付同盟最終成為歐洲邁向貨幣聯盟的第一步。與此相反，在20 世紀90年代，美國卻對亞洲成立區域性貨幣基金持強烈懷疑態度。」130

　　亞洲金融風暴，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緊急倡議成立600～1000億美元的「亞洲貨幣基金」，遭到美國的強烈反對。理由是「任何基金的成立，都會影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世界經濟出現緊急狀態時所能發揮的主導作用。」131 副國務卿塔爾博特顧全大局：「美國無法信服『亞洲貨幣基金』能讓本地區國家在金融危機時可支付需要的經援；我們認為解決這類問題的適當機構，是跨區域性的及國際性的組織，而不是交給新成立的區域性組織，因為這問題本身影響深遠，超越了亞太地區的疆界。」接著，日本在七國財長會議再提「亞洲貨幣基金」。反對最激烈的是美國和正在全力以赴歐元的德國。德意志財長言之鑿鑿：「如果亞洲地區建立這樣的基金，無疑會破壞現有的國際金融秩序。」132

　　什么是「現有的國際金融秩序」？一場接一場的金融危機，是「現有的國際金融秩序」；美元獨霸，是「現有的國際金融秩序」；比「亞洲貨幣基金」走得更遠的歐元，是「現有的國際金融秩序」。— 歐元首先降低美元對歐洲的影響。歐元一經面市，按貨幣轉換度量的歐盟國家出口占GDP的比例，從35％一下子降成13.6％。133 2005年，歐洲債券市場4.7萬億美元，超過美國（4.2萬億美元）。134

　　從長期來看，堅挺的歐元可能給歐洲人帶來了期盼已久的政治實力􀀡—􀀡如果他們的內在利益在利用這種實力上實現協調，就會一直如此􀀡—􀀡不論是在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上，援助俄羅斯和中歐各國上，還是與中東石油生產國談判中。135

　　為了這番壯麗前景，歐盟各國曾經團結奮斗貨幣聯盟，在上下2.25％的空間，對第三國貨幣（美元）實行聯合浮動。136 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天下太平。「1990年7月，八個歐盟成員國完全取消了資本管制。」137 替大規模投機性沖擊，打開最后一道閘門。138 東、西德統一，兩家馬克一比一兌換，為市場調節提供可乘之機。流言蜚語風起云涌，各國匯率連續遭受拳打腳踢。動蕩到1992年9月，芬蘭馬克大幅度貶值，狼狽出局，自由浮動。接著，9月16日，英格蘭銀行投入269億美元救市，利率激升到15％。一個星期時間里，意大利耗盡四百億馬克外匯儲備（另外德國援助240億馬克）。歐共體十幾家財長徹夜開會，無力回天，英鎊、里拉大幅度貶值，倉皇逃出匯率機制，英國財務大臣引咎辭職。139 接著，市場調節「宜將剩勇追窮寇」。「為了支撐法郎匯價，法蘭西銀行一天內動用510億法郎進行強力干預。」較量到年底，市場調節越戰越勇，瑞典克朗大幅度貶值，放任浮動。1993年1月，愛爾蘭鎊被迫貶值20％。2月，丹麥克郎慘遭群毆。5月，雖然有各國連手幫忙，西班牙比薩和葡萄牙埃斯庫大幅度貶值，退出匯率機制。7月，市場調節不怕疲勞，連續作戰，總攻法郎。22～29日七天時間，法蘭西銀行外匯儲備從1030億法郎支出成負28億。140「法國只是依靠非常決然的干預才逃過這場劫難。」141「1992～1993年歐洲外匯危機期間，法蘭西銀行和德國聯邦銀行攜手投入了三千億美元用來保護歐洲貨幣體系」。142 苦苦掙扎到7月底，各國政府集體繳械投降，把匯率浮動空間擴大到「毫無意義」的15％。143 劫后余生的德國經濟部長，哀嘆歐洲統一貨幣被畫上了「休止符」。144 不曾想，新、舊世紀交接，連匯率聯系機制都保不住，四散而逃、驚魂未定的歐元，還是變成了「現有的國際金融秩序」。145

　　歐洲走向融合，包括使用共同貨幣的主要推動力其實是政治性的，而非是經濟性的。146

　　歐洲統一貨幣的一項最重要的經驗就是，貨幣同盟的建立從本質上看是一個政治過程。147

　　新世紀初，美國貿易額占世界貿易總額的15％，按美元結算的貿易額占世界貿易總額的45％。美元的「國際化率」為三，這叫「美元霸權」不說了。歐洲貿易額占世界貿易總額的17％，按歐元結算的貿易額占世界貿易總額的28％。歐元的「國際化率」為1.7。148 亞洲的GDP占全球的35％。2002年，東亞十個經濟體50％的貿易在區內進行，對美國的進出口只分別占進出口總額的23.1％和14.4％。149 大部分卻用美元結算。150 出口最多的日本，90年代中期，出口的40％、進口的20％按日元結算。151日本出口45％去亞洲，一半按日元結算，48％以美元成交。日本從亞洲進口，25％按日元結算，75％按美元付賬。152 難怪石原慎太郎憤憤不平：就算是法西斯惡貫滿盈，希特勒才是罪魁禍首，偏偏輪上搭便車的日本挨原子彈，而且不止一顆？153

　　亞洲金融風暴過后，東亞各國外匯儲備猛增。1999年，東亞十個經濟體外匯儲備近九千億美元，約占全球外匯儲備一半；2003年1.76萬億美元，占全球外匯儲備的58％。「這期間東亞地區外匯儲備增量占全球外匯儲備增量的70％。」154「國際儲備積累的一個重大缺點在于其較高的財政成本，這是因為國家將高收益的國內資產變換成了低收益的外國資產。」顯而易見，「從簡單的成本效益計算的角度看，東亞各經濟體需要建立某種儲備庫機制」。155 一旦儲備使用相對集中，不僅分散國家局部抵御金融沖擊的能力大大增加，而且在「國際金融秩序」發言的嗓門大大增加。156 為此，10＋1、＋3 的會議一趟又一趟，匯率體制和貨幣合作成為龍虎們熱烈切磋的中心議題。157 2005年，東亞各國雙邊貨幣互換和回購協議勉強湊到315億美元，相當于各國兩萬多億美元外匯儲備的1.5％。明擺著的事實是，「目前亞洲還不存在一個為抵制投機活動而提供無限資金支持的集體承諾。」158誰能夠說得清楚，從這個微不足道的分散雙邊貨幣回購協議，到規模足夠阻嚇投機沖擊的貨幣聯盟，還有多么漫長的路要走？— 跛鱉千里，「國際金融體系似乎比十年之前離找到一個長期解決方案更遠了。」159

　　東亞仍然沒有達到像歐盟各國那樣的經濟一體化程度。它也沒有親近到具有必要的政治凝聚力在成員國之間強制推行必要的財政約束條件，如在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模式中那樣，以便引進一種類似于歐元那樣的區域性獨立貨幣。160

　　東盟（ASEAN）仍在繼續爭取建立自由貿易區，更不用說關稅同盟了；政治聯盟問題還沒有提上議事日程。亞洲各國政府仍然在主權問題上不做絲毫讓步，而且也沒有實現政治一體化的意愿。在亞洲，缺乏一個類似巴黎～波恩軸心的北京～東京軸心來推動這一進程。亞洲還缺乏一系列的協議以達成可靠的貨幣承諾。Xie和Yam（1999）提出，如果日本放棄與美國的安保協議，而建立一個亞洲安全體系，那么上述局面才有可能改變。但很明顯，這在近期是不可能實現的。161

5.5　逆水行舟

　　在1965年2月4日，戴高樂利用一次舉行記者招待會的機會開始了公開的進攻。他的基本觀點是，「美元體系」給美國提供了「過度特權」。使美國能夠自由地在全世界為自己籌措資金，因為與其它國家不同，它的國際收支逆差不會導致儲備的損失，而能不受限制地用美元結清。解決辦法將是返回金本位制度，他的語言引人入勝。戴高樂說，是「在一種不給任何一個國家特別待遇的無可爭議的基礎上」建立國際貨幣體系的時候了。162

　　13億人口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再說「和平發展」，客觀上，是對世界現有經濟（市場）和資源（能源、原材料）配置格局的嚴峻挑戰。遏制中國的國際秩序們，處心積慮西部不開發，東部快分裂。西部不開發，重化工產業無從新生，缺乏廣闊天地安營扎寨。東部資源日益枯竭，經濟增長難以為繼。東部快分裂，東南亞幾千萬海外華人，接長不短在家門口慘遭暴力洗劫。蘊藏豐富油氣資源的南海、東海，神圣不可侵犯的領海、領空，地圖上畫的全是虛線。臺灣分裂勢力挾洋自重。經濟上想方設法抗拒大陸無法抗拒的魅力，往東南亞「南進」上千億美元投資；163 政治上、軍事上投靠美國、日本，一門心思把寶島當成敵對國家獨立出去。即便回歸祖國十年的香港，港幣等于美元。164 香港經濟捉襟見肘，祖國大陸頻施援手，QDII「走出去」投資，165 QFII回大陸圈錢，166 官方民間齊聲喊，呼悠境外人民幣業務，從人民幣存款（理由是人民幣回流）開始滾雪球，167 人民幣掉期申引利率、168 人民幣期貨、169人民幣債券、人民幣「自由行」、170 H股A股套戥機制、171「深港資金流動自由化」、172……一個「暢想」啟發另一個「暢想」，一個「規劃」激勵又一個「規劃」！173

　　到底什么是「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說白了，就是法外施恩，規避、繞開管制，體外循環的合法黑市 — 大陸違法、香港合法。香港貨幣自由兌換，金融大鱷龍盤虎踞。人民幣與港幣越來越可兌換，令人不能不擔心，替迫近中國的金融危機，擠開一道后門。174 香港市場調節出來的人民幣價格，不僅足夠成為人民幣理應繼續升值（或貶值）的證據，而且在邊際意義上，直接主導「里通外國」的資本調度。175 香港、大陸「一國兩制」，貿易、加工「前店后廠」，房地產、股市、金融、服務千絲萬縷，金融中心「融合」腹地。立足如此密切往來，直觀上很難想象，金融風暴黑云壓城，馬哈蒂爾斷然實行外匯管制，西方各國嚴厲指責，新加坡見財起意，趁機大辦「林吉特」離岸交易中心？176

　　設立人民幣期貨可危及國家經濟安全，并在出事時徹底破壞香港在國家的形象與地位，以及對香港經濟造成嚴重損害；……當香港成功建立一個具足夠交易量的人民幣期貨市場，在市場普遍相信人民幣大幅偏低的情況下，人民幣遠匯或期貨的炒賣，將實時把人民幣的現匯價迅速拉上至市場認為不再偏低的水平，如此大幅的升值將對中國及香港經濟造成實時及嚴重的破壞。

　　一旦中國經濟因此受到嚴重損害甚至出現金融風暴，香港的經濟不會受到嚴重損害嗎？香港人在面對國家時能抬得起頭嗎？……因此，無論從短期破壞及長期風險角度，在應否設立人民幣期貨的問題上，港交所高層是不應只著眼于港交所的利益，也沒有權利選擇連我們香港人也可能不喜歡的路向。177

　　格林斯潘嚴肅指出：「為應對貨幣政策的限制，金融業務轉移到離岸金融中心。這種做法是嚴重的問題。」178 為什么嚴重？70年代，美元不得不與黃金脫鉤，有倫敦離岸經營不受美聯儲控制的「歐洲美元」火上澆油。179 80年代，日元不得不放棄外匯管制，有新加坡、香港離岸經營不受日本央行控制的「亞洲日元」雪上加霜。

　　記得1971年吧？那時候，三千億美元儲蓄在遠離美國海岸的國際銀行體系之中，……造成了一筆自治式的貨幣供給，而這些錢的創造，大半是在聯邦儲備理事會的控制之外。……直到1987年，以歐元交易的銀行可以貸出存款的100％，幾乎在每個國家都一樣。沒有現金儲備的要求，……有將近20年時間，這三千億美元一直飛舞在銀行與銀行之間，一再反復被貸出去。歐洲的福特公司發行公司債時，就藉用這些無國界的美元。福特汽車、IBM、通用汽車、奔馳汽車、飛利浦、聯合利華（Unilever）、埃克森石油、英國荷蘭殼牌石油，以及其它國際企業需要現金時，幾乎都這樣做。各國政府也一直向這些基金借錢。荷蘭和法國都發行以歐元為面額的債。西班牙、葡萄牙，甚至連前蘇聯都一樣。世界銀行在歐元市場借錢，諸如阿根廷、墨西哥和巴西等向世界銀行貸款的發展中國家也一樣。……大家相信，原來的三千億美元現在已經價值1.5 兆美元，甚至兩兆美元。180

　　更深一層的戰略問題是，「毫無疑問，日元會與人民幣爭奪主導亞洲貨幣事務的主導權。」181 2002年，石原慎太郎撰〈戰勝中國重建日本的道路〉，倡導建立「大東亞共円圈」。182日本依托強大的出口貿易、海外投資和政府援助，在東南亞苦心經營日元區域性國際化，反復提倡日元主導亞洲貨幣聯盟。183 東亞各國政府，著實領教金融風暴的厲害。實施「治療性」外匯管制的馬哈蒂爾，一再疾呼建立亞洲貨幣體系。184 換言之，東部大串聯，不能重復歐洲從貿易起步的老路。倘若沒有貨幣機制的保護傘，自由貿易搞得再紅火，到頭來，還是為他人做嫁衣裳。制造加工，進口出口，繁榮娼盛，不過是在替豺狼虎豹基金洗劫積攢財富。「亞洲第二次金融危機」隨叫隨到，驚弓之鳥杯弓蛇影。遇不上如意郎君，只好傍大款。日元盟主不理想，總比「13 不靠」活得踏實。185 邏輯上，貨幣聯盟是亞洲各國唯一的解決方案。倘若港幣（與美元掛鉤）拖累人民幣自外于這個歷史進程，中國在最要害的貨幣主權方面，經濟外交固步自封，先不說阿根廷傍美元的慘痛教訓，新臺幣一定會就事說事，大叫大嚷著分道揚鑣。關于這個前景，李登輝從邏輯理解到問題癥結，到戰略取向，表達得一清二楚：

　　現在，錢不再是抽象的計價單位。在今天，錢本身就像物品一樣，成了交易的對象。如果為了穩定匯率，由中央銀行介入市場，只會助長外匯的投機操作，不論拋售多少美元，恐怕還是杯水車薪，無法穩定匯率。

　　自由經濟是以金融資本的自由移動為基礎，但是資金分短期和長期，如果所有資金的移動都不受管制而自由放任，則短期資金將頻繁地殺進殺出，影響金融的安定。當前亞洲各國最需要的就是穩定匯率，以獲取經濟成長不可或缺的長期投資。

　　亞洲的當務之急就是匯率的穩定。亞洲國家大多還是開發中國家，因此都需要實質的投資，如果匯率不穩定，則易淪為投機客獲取暴利的市場，不利于長期投資的進行。因此，穩定匯率是吸引長期投資的必要因素。……港元與美元連動，是中國的隱憂。

　　日本與臺灣不妨合力促成亞洲貨幣。……未來或許可以由日本和臺灣來協助東盟各國，并共同思考亞洲貨幣單位成立的可能性。雖然這個理想要耗費許多的時間和心力才能促成，但大家應該先凝聚共識，找出穩定匯率之道。如果匯率能夠穩定，亞洲各國才能順利進行國內經濟的調整。186

　　貨幣聯盟意義上的東部大串聯，符合經濟規律，政治上尚屬烏托邦式空想。因為「外部勢力（美國）并不支持這項行動。」10＋1、＋3 的核心是中日關系。「中國和日本在很多經濟問題上意見分歧很大，而只有這兩個國家才有能力領導亞洲各國實現貨幣和金融一體化。」187 歐洲貨幣聯盟，說一千道一萬，取決于德國、法國兩家世仇捐棄前嫌。假如忽然有一天，飽經金融危機蹂躪的日本與飽受金融危機威脅的中國，終于握手言歡，東北亞、東南亞諸位龍虎彈冠相慶，「亞洲人之亞洲」得以畫餅充饑？— 還有問題。

　　日本的人均收入幾乎和美國持平，技術水平也很接近。這兩個國家之間有著高度的資本流動性。但是日本消費者的消費欲望不強 — 高儲蓄率導致了相對于美國的巨額貿易順差。這兩個經濟體在很多方面是互補的。它們在通貨膨脹率方面獲得了一致性。通貨膨脹在美國和日本事實上通過各種手段已經被消除。然而，在經常項目盈余下，日本在海外擁有龐大的資產。它在海外凈資產接近一萬億美元。美國的海外凈資產在1.2萬億美元左右，因此這兩者可以相互抵消。

　　在我看來這兩個國家非常具有互補性。它們適合成立一個貨幣聯盟。這也許是難以置信的，但是這兩大經濟體在全球范圍內是非常互補的。美國的軍事地位很強大，能夠提供保護傘。日本僅憑自身力量不能在亞洲解決自己的政治問題。如果美國和日本之間建立貨幣聯盟的話，亞洲的貨幣問題將得到解決。如果這兩國國家使用共同貨幣的話，你們會看到一個GDP達到14萬億美元的貨幣區，它大概占到世界GDP的45％。……如果兩國組建這種貨幣聯盟的話，就沒有必要繼續追隨歐元的腳步了，因為歐洲的貨幣合作充滿了政治含義，它們是為了實現單一貨幣而放棄國別貨幣。188

5.6　制高點：貨幣與軍工

　　1999年，大陸熱賣暢銷書《制高點》，新自由主義大氣磅礡，一幅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歷史畫卷：各國政府從汽車、橡膠、鋼鐵、煤炭、鐵路、通訊等等一個又一個產業張皇退出。「有人可能認為警察和監獄是政府的核心職能。事實上，警察機關已在從容不迫地私有化」。189

　　2006年，世界流行《世界是平的》，全景展現地球村每一個角落平等競爭的清新圖象：印度的英語小姐，為跨國公司的跨國客戶排憂解難！「目前大約有24.5萬位印度員工專門負責接聽來自全球各地的客服電話，或是打電話推銷信用卡、行動電話，或是催繳賬單。……美國人撥了1～800～help的號碼，以為接電話的人就在幾條街外，而不是幾個海洋之外。」190􀀡

　　凡暢銷書，當然不能泄漏國家機密 — 軍工是否減少了政府干預。191靠「稀缺」「理性」吃飯的經濟學家，一定閉口不談《非理性繁榮》的賭博新經濟，貨幣才是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生死攸關的命門。

表～7：亨廷頓引用的傳統「制高點」—「西方的權力」

　　資料來源：Jeffery R. Barnett：“Exclusion 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75～76頁）。

　　美國是惟一能夠管制國際銀行運作的國家，無論這些銀行是英國的、德國的還是日本的。這主要是因為買賣雙方、債權人和債務人以及商人和銀行有一種無法遏制的偏好，愿意以美元而不是以其它貨幣進行交易。美元比日圓、德國馬克、甚至瑞士法郎更受到人們的喜愛，盡管以上三種貨幣以實際購買力計算比美元穩定得多。甚至與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或歐共體的埃居這樣的貨幣混合體或「一籃子」貨幣相比，美元也更受到青睞。沒有一種貨幣像美元一樣如此便利或如此普遍地被接受。如前面指出的，對美元的偏好，經歷了波動的外匯市場的兩種極端情形，即在美元客觀上太疲軟或美元客觀上太強勁（即在國民經濟內以相對購買力來計算）的年代，對美元的偏好仍沒有得到改變。192

　　憑什么世界人民愛美元？因為美國科技進步、經濟發達、政治穩定、國家安全。支撐美元的，不單是世界上最多的GDP，而且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實力，背后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軍工產業。2001年，五角大樓把新一代戰機的生產訂單交給洛克希德。20年時間，美、英軍方訂貨3002 架，另外銷售盟軍三千架。按三千萬美元一架「裸機」算下來，兩千億美元的買賣，不僅是人類軍火史、恐怕也是人類經濟史上最大的一筆制造業生意。193 除了波音參加過競標，還有誰有資格公平競爭？— 不可戰勝的戰機，194是美元不可戰勝的保鏢。「隨著超級大國地位而來的則是投資者眼中的安全港以及對國際經濟和金融事務的無與倫比的影響力。」195 這個「無與倫比的影響力」，構造出新經濟的「國際大循環」：

　　勞動密集型低科技消費品生產轉移亞洲，廉價勞動力生產廉價消費品，改善美國人民日常生活；美國集中的高科技軍工化制造業產品不賣亞洲（特別是中國），形成亞洲的貿易順差和美元收入；亞洲各國用高額回報招商引資，掙點血汗工資，換回不斷貶值（或因本幣升值）的廉價美國政府債券，196 資助扶持美國政府用財政赤字扶持美國軍工，幫忙壯大美國在軍事、貨幣、政治、經濟、外交、意識形態方面稱霸世界的能力；亞洲各國越是分崩離析，越是招商引資，越是貿易順差，越是不敢怒不敢言，連新增美元收入少買點美國債券，都得小心美國眼色。

　　離開一只隱蔽的拳頭，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永遠起不了作用 — 如果沒有制造F～15 戰斗機的麥道公司，麥當勞也紅火不了。而使硅谷技術擁有安全世界環境的那只隱藏著的拳頭，叫美國陸軍、空軍、海軍和海軍陸戰隊。197

　　我們只用很少的紙幣（美元）去交換亞洲地區豐富的產品和服務，我們也足夠聰明地知道這一切并不公平，當我們送去這些紙幣時，我們必須要提供真正有價值的產品 — 美國太平洋艦隊。198

　　不幸的殘酷事實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真正的高科技，從來都是軍事工業。包括今天科技進步的標識 — 計算器、互聯網、大哥大、大屏幕等等，都是從軍工發展出來的。發展高科技，本應是發展軍工的同義語。軍工是所有產業和科學技術的制高點。什么是軍工？武器裝備制造，必須最先進的機械制造、材料、燃料、電子、通訊、化工、醫藥等諸多產業集成。因為這個淺顯道理，一窮二白的中國工業從無到有，準備打仗的計劃經濟，國務院八個機械工業部，除了一機部和八機部（農業機械），六個部的大事，國防科工委說了算。

　　改革開放以后，和平發展成為時代主題。學界媒體透過「財技」萬花筒望出去，陽光沐浴的泡沫五彩繽紛，中關村一幫玩「.com」的個體戶，成了時髦追捧的「高科技」。因為在中關村，每個月造就60個新的百萬富翁。經濟學家信誓旦旦，必須培育兩千萬個百萬富翁，奠基新經濟的社會中堅，祖國才能現代化。199 一時間，中華民族的偉大振興，得拜托這種批量孵化「知本家」的雞窩了。不爭氣的是，匆忙間氣吹起來的富翁，嘴尖皮厚腹中空。要么占便宜沒夠，一猛子往監獄里沖，攔都攔不住；要么吃虧難受，分贓不均，齷齪內哄。真有些聰明伶俐、進退有矩的，不久的將來，也擋不住豺狼虎豹基金一手指頭。中國文化講究悖入悖出，投機取巧的賭徒，再怎么高明下注，很難僥幸變身民族英雄。胡雪巖左右逢源，到底當不成左宗堂。索羅斯滿世界贏那么多錢，回家鄉撒那么多錢辦基金會、辦大學、辦扶貧、辦救濟，在一個人人向錢看的小小匈牙利，至今沒有混成推動歷史前進的頭面人物。200 中華民族希圖擺脫金融危機的陰影，從「現有的國際金融秩序」走出來，在經濟發展層面，歸根結底，要靠花錢買不來的軍工產業強大起來，要靠能夠支撐軍工的機械制造、電子、通訊、材料、燃料、化工等基礎產業全面振興。所以，東部大串聯能夠走多遠，走多快，取決于西部大開發的前進步伐。李世民指出：「夫治國猶如栽樹，本根不搖，則枝葉茂盛」。201 根深葉茂，源遠流長，此之謂也。一夜暴富的「知本家」孵化得越多，社會風氣越敗壞，越忙著替先富起來蓋豪宅（房地產），真正的高科技（軍工）越發展不起來，中華民族從「制高點」上躕蹓下來的距離越遠。

　　注釋和出處：

　　1 伊特韋爾、泰勒：《全球金融風險監管》第99頁。

　　2 韓文高：《世紀末金融風暴》第77頁。

　　3 蘇珊·斯特蘭特：《瘋狂的金錢》第124～125頁。

　　4「1988～1989年間，墨西哥股票價格指數從大約250 點上升到1994年的2500 點，其中的資本利得收益是巨大的」（伊特韋爾、泰勒：《全球金融風險監管》第129頁）。

　　5「美國政府給他們的農場主兩百億美元的補貼 — 每年如此」（David Boyle：《金錢的運作》第33頁）。「反諷的是，在美國這些農夫所得到的政府補貼反而更多：1995年，每座農場平均約獲三萬美元補貼」（Stalker：《國際遷徙與移民》第51頁）。美國「密西西比三角洲的棉農并不是低成本的生產者。他們的生產成本在世界上最高，每生產一畝棉花要用六百美元。……美國的補貼可以保證美國農民一磅棉花掙70 美分，而無需考慮世界價格（2003年1月為55 美分/磅）。……簡言之，美國的補貼意味著：世界上最高成本的生產者將棉花傾銷到世界市場上，將低成本的生產者逼得無法從業，然后他們就會獲得越來越大的市場份額。……實行了20年自由市場改革，北美自由貿易協議也簽署有十年了，50％的墨西哥人仍是每天靠大約四美元過活。20 世紀70年代我在墨西哥時，約60％的人口被認為是中產階級和勞動階級。今天的比例降到了35％，并仍在下降」（普雷斯托維茨：《流氓國家》第65～66、86頁）。墨西哥「實際的最低工資從1981年到1998年下跌了超過80％」（杭士基：《流氓國家》第183頁）

　　6「墨西哥金融危機是『全球化的第一場危機』，是其全面接受北美自由貿易協議有關金融開放條款的直接結果。這已是國際金融界的共識」（韓文高：《世紀末金融風暴》第二章）。「『新興金融市場』（在金融風暴幾個星期前還被奉為『典范』）的突然崩潰還伴隨危機的進一步發展，它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引發日益嚴重的經濟蕭條。1995年GDP 下降7％，通貨膨脹率上升近50％，就業人口的25％面臨失業，工資購買力喪失55％，250 多萬人進入『超貧』門檻。而過度發展的銀行體系（在1992～1993年金融繁榮時期，銀行曾在自由化的市場上簽了許多風險很大的合同，還效法『美國人的作法』向家庭和公司提供投資信貸）成為傳導危機的中轉站，加劇了經濟蕭條造成的影響」（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第284頁）。「受到沉重打擊的是小銀行、中小型商業企業，大約八千家企業被關閉。窮人受到的沖擊更嚴重。官方的數字表明實際工資減少了25～30％」（蘇珊·斯特蘭特：《瘋狂的金錢》第126頁）。

　　7「各國的教訓顯示，可能導致不穩定狀況發生的因素為數眾多，而且還隨著每一輪的危機在增加：如1992～1993年的歐洲金融危機證明了高失業率的作用；1994年的墨西哥危機則顯示了外國貨幣計值的公共債務的重要性；1997年外國貨幣計值的私人債務在亞洲扮演了關鍵角色。有鑒于此，既然沒有哪個國家在所有的方面都無懈可擊，那么穩定匯率制度是有風險的。所以，有人得出結論說這種制度應當被拋棄。但是這一觀點忽視了匯率穩定對一個開放經濟體的重要性。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一個不錯的戰略是通過限制資本流動來支撐穩定匯率制度」（Charles Wyplosz：〈區域匯率安排：歐洲給東亞的啟示〉，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343頁）。

　　8 伊特韋爾、泰勒：《全球金融風險監管》第3頁。

　　9「據標準～普爾公司統計，過去十年間，外幣主權債務違約率高達19％，是1824年以來近180年間外幣主權債務違約率第四個高峰期，……2002年第三季度，標準～普爾公司確認的存在債務違約行為主體發行人有28個，違約總金額1326億美元，是1994年以來的最高額。在這一時期，單起主權債務違約的規模屢次打破歷史紀錄，2001年1月阿根廷停止償付1550億美元外幣債務和22億美元本幣債務，是歷史上金額最高的主權債務違約」（梅新育：《國際游資與國際金融體系》第439～440頁）。

　　10「人們關注的焦點很明顯已經從重組國際金融框架移開，但是最初引發人們關注的那些問題卻仍然存在。盡管東亞經濟體已采取多種措施（例如加強銀行監管、使匯率具有更大的靈活性等）使其免受未來資本賬戶沖擊影響，但大多數經濟體在嚴重的資本賬戶沖擊面前仍非常脆弱」（Yunjong Wang、Wing Thye WOO：〈及時的信息交換機制、有效的監測體系和改進的東亞金融機構〉，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471～472頁）。「盡管亞洲金融危機后，國際社會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在內曾就監管國際游資達成了一些共識，甚至也出臺了一些合作管制措施，但是事實上直到今天，國際社會并沒有建立起一套監管國際投機資本的有效機制」（趙慶明：《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及國際化研究》第75頁）。

　　11 弗里德曼：《貨幣的禍害》第182頁。「在歷史上，由于貨幣貶值導致社會崩潰的例子比比皆是」（亨利·考夫曼：《悲觀博士考夫曼論貨幣與市場》第185頁）。

　　12 到2006年3月，格林期貨、浙江永安、廣發期貨、中國國際期貨、金瑞期貨和南華期貨，先后獲批準赴香港設立分支機構（〈中國國際期貨在港分支獲準成立〉，香港《信報》2007年1月6日，第1頁）。「中央剛剛頒布的《期貨交易管理條例》將于4月15日起正式實行。……在新條例的附則中，清楚列明期貨合約的定義，是包括金融期貨，包括有價證券、利率、匯率等金融產品及有關指數產品。換言之，這法規可視為中國推出股票指數期貨的前奏，甚至如果步伐快的話，可見將來還會有各式各樣的金融期貨期權出臺。……中國現在已有四百家證券與期貨經營機構」（〈中國新例為金融期貨鋪路〉，香港《信報》2007年3月19日，第20頁）。

　　13「截至2006年8月底，中國已經基本設立了七家中外合資證券公司，和23 家中外合資基金管理公司。其中，九家合資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資股權已經達到40％。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各有四家特別會員，并各有30 家和19 家境外證券經營機構直接從事B 股交易」（〈尚福林：資本市場改革成效顯著〉，香港《信報》2006年9月25日，第26頁）。

　　14「2005年共新批設立中外合資銀行、保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18 家，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28.81億美元」（〈中國服務貿易逆差不斷擴大〉，香港《信報》2007年1月16日，第26頁）。「匯豐在內地現有35個網點，其中包括14 間分行和21 間支行；渣打于1858年在上海開設首家分行，近150年在華經營從未間斷。現在全國擁有12 家分行、八家支行和三家代表處。其中的七家分行可提供包括人民幣業務在內的全面銀行服務；花旗目前共擁有12個網點，其中上海擁有六家，占了其中一半；而截止2006年末，東亞在內地已經設立了31個網點，其中包含了12 家分行、14 家支行和五家代表處」（〈四外資銀行首批通關〉，香港《信報》2007年3月12日，第14頁）。

　　15「中國目前已批準52 家海外機構QFII 資格，已有49 家QFII 機構總計獲批99.95億美元投資額度，……中國目前已經累計批準18 家銀行代客境外理財購匯業務資格，其中已經給予17 家銀行購匯額度合計140億美元。此外，中國還批準了華安基金管理公司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試點資格，并且給予該基金境外證券投資額度五億美元」（〈央行：逐步放開黃金進出口〉，香港《信報》2007年3月26日，第14頁）。「細心人可以發現，今年以來，關于資本項目開放和放寬個人金融對外投資的政策信號不斷釋放」（〈資本項目開放加速，個人將可對外投資〉，香港《信報》2007年4月17日，第37頁）。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原名譽所長「趙海寬建議，政府盡快實現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促使人民幣向世界貨幣的方向再前進一步，以進一步推進金融業的對外開放」（〈專家促加快人民幣成世界貨幣〉，香港《信報》2007年3月22日，第20頁）。

　　16 韓文高：《世紀末金融風暴》第221頁。

　　17 伊特韋爾、泰勒：《全球金融風險監管》第119頁。

　　18 張幼文、干杏娣：《金融深化的國際過程》第5頁。

　　19〈高盛擬發A 股窩輪，受制QFII 額度〉，香港《信報》2007年1月4日，第1頁。2007年3月，香港交易所上市交易A 股相關窩輪，并將「推出恒生中國H 股金融業指數期貨」。內地股市「還計劃推出各類新產品，包括備兌權證，即香港的衍生權證（窩輪）。多家本港窩輪發行商已預言，如果中國發展衍生權證市場，很快將超過香港成為全球最大的衍生權證交易市場」（〈港交所：中國相關衍生產品陸續有來〉，香港《信報》2007年3月13日，第2頁）。

　　20 比2005年同期增長58％（〈人行研究準許基金境外集資〉，香港《信報》2007年3月17日，第6頁）。

　　21 2007年4月9日，「本周一滬深交易所的總市值達13.76 多億元，首次超過了港交所主板及創業板的總市值13.69 多億元」（〈內地股市崛起，香港如何自處〉，香港《信報》2007年4月12日，第2頁）。

　　22 這方面的經典之作，首推亨廷頓：《轉變中社會的政治秩序》。

　　2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995年8月《國際資本市場》報告指出，外資擁有印度尼西亞30％的交易所股票，但由于大多數本地投資者所持股票不投入交易，外國投資者的交易量占雅加達交易所交易量的70％以上。……就1994～1995年墨西哥危機案例而言，墨西哥證券資本流動從1993年的流入230億美元跌到1995年凈流出140億美元，逆轉數額高達370億美元，相當于該國GDP 的13％」（梅新育：《國際游資與國際金融體系》第209、218頁）。

　　24 推薦參閱梁曉：《世界是平的嗎？》中關于印度尼西亞金融危機展開過程的分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基本上是美國財政部的一片無花果葉子。美國財政部對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策有著壓倒性的發言權和影響力。……受到美國支持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是不允許印度尼西亞發展，而是摧毀了印度尼西亞的政治制度。這種由于外界干涉所導致的政治體系崩潰給印度尼西亞人民造成的災難是不能被預料到的。印度尼西亞甚至可能解體，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跳出來說『你必須這樣做』」（弗斯托·阿爾扎提和休伯特·格魯貝爾討論時如是說；羅伯特·所羅門：〈國際貨幣體系的未來〉，蒙代爾、扎克：《貨幣穩定與經濟增長》第208～209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治理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危機時，從來都是新古典的老一套，「一個流行的政策組合總是包括：貨幣貶值；通過削減支出或增稅來減少財政赤字；貨幣政策從緊；關閉經營不善的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實行金融自由化，包括取消對外國銀行進入的限制；以及實行貿易自由化。」所以，「國際貨幣基金的干預行動甚至更進一步擴大了危機的傳染效應。用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杰弗瑞·塞什的話說：『……不是撲滅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實際上是在劇院里放火。』投資者的信心沒有被基金組織的傳統政策所恢復，反而更加低落。當他們去參觀這里的時候，局外人能夠意識到經濟正在衰敗，并出現了社會動蕩」（伊特韋爾、泰勒：《全球金融風險監管》第144～145頁）。為此，美國經濟學家巴利懷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究竟是危機的治療手段呢，還是危機的原因」（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羅伯特·L.巴利：〈拉丁美洲的貨幣政策和經濟增長〉，蒙代爾、扎克：《貨幣穩定與經濟增長》第75頁）。

　　25 劉曉波：〈私有產權入憲和啟動民間投資〉，香港《信報》2002年3月13日，第28頁。26 徐涵：〈當前金融業處于安全運行狀態，不良貸款比例過高是潛在風險〉，《經濟日報》2001年11月2日，第2頁。

　　27 梅新育：《國際游資與國際金融體系》第518頁。

　　28 耶金、斯坦尼斯羅：《制高點》第297頁。「據估計，銀行不良貸款占GDP 的比重為6～40％」（麥金農：《美元本位下的匯率》第115頁）。相比之下，2000年9月，世界20 家大銀行的不良資產是3.2％。中國銀行資本充足率為8.5％，工商銀行4.57％，建設銀行3.79％，農業銀行僅1.44％。世界前20 家銀行平均為11.5％（莫偉光：〈中國入世銀行業的挑戰與出路〉，香港《信報》2001年12月19日，第36頁）。

　　29〈四大國有銀行不良貸款比率9.3％〉，香港《信報》2006年10月25日，第36頁。到2006年末，「主要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1.17萬億元，不良率7.5％」（〈243 名銀行業高管去年被免職〉，香港《信報》2007年1月23日，第16頁）。

　　30〈安永：內地不良資產超過外儲〉，香港《信報》2006年5月4日，第1頁。與此同時，「根據外匯局提供的數據，截至2006年年底，外債余額同比增長約14％，其中短期外債增長約16％，短期外債占全部外債余額的比例達到57％左右，創下歷史新高，遠遠超過了國際警戒線」（〈外匯局放寬個人對外金融投資〉，香港《信報》2007年3月26日，第14頁）。中國外債余額3229.88億美元﹐其中短期外債1836.28億美元（〈外債逾三千億美元增15％〉，香港《信報》2007年4月20日，第8頁）。

　　31 喬治·索羅斯：《開放社會》第234頁。

　　32「從總體上說，當今在國際上伺機尋找投機機會的國際游資比亞洲金融危機時期在數量上更多，供給能力也會更強。根據金融創新的發展來看，在今后，國際游資的攻擊手段會更高明。……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和金融學教授、美國總統前經濟顧問格蘭·哈勃德（R. GlennHubbard）撰文指出：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將本國的失業增加歸罪于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缺乏說服力，對中國施加貨幣升值的壓力會使國際『熱錢』流入中國，進而增加資產價格中的泡沫成份。中國的銀行已經有嚴重的不良資產，如果不先行解決銀行業的問題，突然的貨幣升值可能會導致金融不穩定和銀行業危機」（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趙慶明：《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及國際化研究》第75～76、178頁）。

　　33 徐明棋：〈國際貨幣體系缺陷與國際金融危機〉，《國際金融研究》1999年第7期。《紐約時報》歡欣鼓舞：「在亞洲金融危機陰云的籠罩下，美國和其它一百多個國家簽訂了全球貿易協議，開放世界金融市場。該協議使這些國家減少了幾百個進入障礙，允許外國銀行、保險公司、及投資公司進入本國市場」（“Accord is reached to lower barriers in globalfinance”，New York Times，1997年12月13日）。1995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報告指出：「由于工業化國家早已完成了經常項目的可兌換，而且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也已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議第八條款的內容，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今后將把各國的資本項目作為其主要的監察對象。……鑒于工業化國家已經完成了資本項目的可兌換，資本項目的開放問題從此已明顯成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趙慶明：《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及國際化研究》第37頁）。「以貨幣主義和金融深化理論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主要西方經濟大國占據主流地位與其不斷向發展中國家滲透其影響并行不悖，為席卷南北國家的金融自由化浪潮提供了意識形態工具；而在主要西方經濟大國的主導下，以自由化、穩定化和私有化為標志的『華盛頓共識』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組織的指導思想，又給金融自由化浪潮、尤其是『邊緣』國家的金融自由化運動提供了國際社會公共權力支持。尤其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組織，每年研究預算數以億美元計，發行各類正式出版物、論文、非正式工作報告等近千種，發行量動輒上十萬份，加之主辦各類經濟論壇、國際研討會，將自己的指導思想有效地推廣到了全世界。根據世界銀行1996年年度報告，來自113個國家的3400 名讀者參加了關于世界銀行出版物及其傳播成就的調查，有四分之三強的政府組織和超過一半的商社報告說在研究中使用世界銀行的這些成果，一半以上的來自政府機構的應答者和近四分之三的決策者稱在制定政策過程中使用了世界銀行的出版物。時至今日，資本管制已經被普遍視為暫時的過渡措施，或者是經濟、政治虛弱的標志」。到2001年6月，149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國實現了經常項目可兌換，推動資本項目可兌換，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主要工作內容（梅新育：《國際游資與國際金融體系》第132～134頁）。

　　34 在2003年的「七國集團」財政部長會議上，日本財相鹽川正十郎說：「不僅日本的通貨緊縮是因為進口了太多的中國廉價商品，而且整個全球經濟不景氣也源于此」（麥金農：《美元本位下的匯率》第118頁）。「日本政府是呼吁人民幣升值的始作俑者和急先鋒。2002年12月2日，日本副財相黑田東彥（Haruhiko Kuroda）及其副手河合正弘（Masahiro Kawai）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發表署名文章〈全球性通貨再膨脹正當其時〉（Time for a switch to globalre-inflation），文章要求『中國應承擔起將人民幣升值的責任』；2003年1月28日，日本《讀賣新聞》發表文章，指責中國人民幣匯率低估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日本國內的通貨緊縮。2月22日，日本財務大臣鹽川正十郎（Masajuro Shiokawa）在經濟合作組織七國集團會議上向其它六國提交提案，要求通過一項與1985年針對日元的《廣場協議》類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幣升值。3月2日，《日本經濟新聞》發表文章稱『中國向亞洲國家輸出了通貨緊縮』。3月6日，日本國會某參議員發表言論，提出中國應將人民幣升值，以減輕因輸出通貨緊縮而對日本和全世界經濟的影響。……日本是在無理取鬧，因為多年來我國對日本貿易基本上是逆差」（趙慶明：《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及國際化研究》第175～176、186頁）。

　　35「據人行統計，2004年12月31日，我國外匯儲備達到了6099億美元，比2003年底多出了2067億美元。一年中從四千億到六千億，大基數上神奇地增加了一半，國際上少有。……據測算，兩千億新增外匯儲備中，出于投機目的進入國內的外匯大約在1200億左右」（邢海洋：〈6099億美元儲備〉，《三聯生活周刊》2005年第4期，第83頁）。

　　36「僅2006年一年，中國外匯儲備即增加2493億美元，同比增長30.22％；截至該年年底，中國外匯儲備已達10663億美元」（〈放寬境外機構準入標準〉，香港《信報》2007年3月20日，第55頁）。

　　37 2005年11月，「中國人民銀行曾牽頭與數家商業銀行簽訂了60億美元的遠期合同。當時的現匯價格是8.08，一年遠期價格為7.85，從一年前算起，以央行的遠期合同體現的預期升值為2.93％，與目前的現匯價格幾乎一樣」（許思濤：〈「保～伯效益」難改大勢〉，《財經》2006年12月11日，第66頁）。「由于中國『默許』人民幣緩慢升值，導致投機炒作活動屢禁不息」（〈人民幣續強勢，中國苦無對策〉，香港《信報》2007年2月7日，第2頁）。「在目前中國資本項目全面管制的情況下，國際游資通過資本項目的流入幾乎是不可能的，最有可能的進入信道是通過經常項目下的貨物進出口、服務貿易、個人匯款等方式進入」（趙慶明：《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及國際化研究》第60頁）。「外管局透露，2006年破獲了網絡炒匯、非法買賣核銷單、韓幣地下流通、境外兌換店大量異常資金流入等一大批大案要案，全年共立案1914 起」〈外管局啟動全國熱錢普查〉，香港《信報》2007年4月3日，第15頁）。

　　38 麥金農：《美元本位下的匯率》第129頁。

　　39 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0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6年2月28日（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60227_402307796.htm）。如果按照同樣比例增長，2005年，居民外匯儲蓄應當1674億美元才對。當然，這并不等于說大陸百姓把同比例增加的949億美元外匯儲蓄換成人民幣存款了。

　　40「1994年12月，墨西哥居民所拋售的國內股票、證券和其它的比索資產總價值高達47億美元，占墨西哥當月流失的67億美元外匯儲備總額的三分之二以上」（韓文高：《世紀末金融風暴》第91頁）。

　　41「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提議建立主要貨幣之間的匯率目標區。其初衷令人贊賞，但方法卻不能令人佩服。因為正式的匯率目標區恰恰提供了其名稱中所暗示的東西：投機者射擊的靶子」（喬治·索羅斯：《開放社會》第304頁）。換言之，「制定目標區，那將會鼓勵市場不斷沖擊目標區的上下限，迫使官方窮于應付介入或重新設立目標區。私人部門擁有巨大的能力對設定的目標施加壓力」（亨利·考夫曼：《悲觀博士考夫曼論貨幣與市場》第365頁）。薩繆爾森也說，即便是「滑行釘住將刺激各種各樣的賭博。大型套利基金的很多靈感都來自政府。這完全是一個零和博奕，但是在這個撲克游戲中，總是政府會輸掉很多的錢。在一個特定的時間間隔里，套利基金能夠很好地確保他們知道匯率下一步變動的方向，因此它們的風險一般來說是很小的」（保羅·薩繆爾森：〈世界經濟的狀況〉，蒙代爾、扎克：《貨幣穩定與經濟增長》第34頁）。「在1997～1998年新興市場國家的危機之后，角點假說，有時也被稱為消失的中間制度假說（The Hypothesis of Vanishing Intermediate Regime），成為了主流思想。原因在于所有采取中間制度的國家都遭遇了危機 — 1994年的墨西哥、1998年8月的俄羅斯、1999年1月的巴西。在這些例子里，這些國家沒有實施貨幣局制，甚至沒有實施簡單的美元釘住，它們都是某種程度的爬行釘住和某種程度的波動帶。」所謂「角點假說」（CornersHypothesis），說的是「任何中間匯率制度（Intermediate Regimes）— 可調整釘住、目標區、爬行釘住、一籃子釘住 — 都不能良好地運作。因此，各個國家都必須走極端，或者實行徹底的固定匯率制，或者實施自由浮動」（杰弗里·弗蘭克爾：〈日本和東亞的經濟政策〉，蒙代爾、扎克：《貨幣穩定與經濟增長》第178～179頁）。不要說中國，甚至「對于歐洲共同市場的一系列貨幣安排：歐盟支付同盟、『蛇形』機制和如今的EMS（歐洲貨幣體系），也是同樣的。這些貨幣安排沒有一個可以在匯率危機和匯率動蕩中幸免于難，而且許多都已分崩離析」（弗里德曼：《貨幣的禍害》第234頁）。「角點假設現在已經成為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策。……當一個國家在資本市場中面臨壓力時，當它承擔著很多債務并且暴露在國際投資者面前時，當某種因素導致這個國家內部的信心喪失時（例如刺殺或者美國利率的上升或者放縱的財政政策），這個國家應該實施安全的角點解 — 走向一極或者另一極」（杰弗里·弗蘭克爾：〈日本和東亞的經濟政策〉，蒙代爾、扎克：《貨幣穩定與經濟增長》第178～179頁）。「在過去十年里，各國匯率制度出現『兩極化』傾向，要么是硬釘住的固定匯率，要么是自由浮動匯率制度，軟釘住的匯率制度正在消失。不僅對于那些活躍于國際資本市場的經濟體，而且對于所有國家，這都是真實的。展望未來，這種趨勢還會繼續，當然是在那些新興市場國家。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是，在那些開放資本項目的經濟體中，軟釘住容易引發危機，在長期并不可行」（Fischer 如是說。麥金農：《美元本位下的匯率》第2頁）。「Fischer（2001）的報告指出，1991～1999年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中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比重由63％（98個國家）降至34％（63個國家）。實行硬釘住匯率制的國家比重由16％（25個國家）上升到24％（45個國家），實行浮動匯率制國家的比重由23％（36個國家）上升到42％（77個國家）。……兩極假說的創始人之一弗里德曼（1953）稱：『簡而言之，臨時固定匯率的偶爾變化在我看來是兩個最壞的世界：它既不能提供一個在沒有貿易限制的世界里、真正固定和穩定的匯率所能產生的穩定預期……也沒有一個浮動匯率所具備的連續敏感性。』但是，純粹的兩極假說要來得更晚些。比如匯率目標區這樣的中間匯率制度，在20 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以前并不普遍。最早明確提出兩極假說的人是Eichengreen （1994）。提出這一假說的背景并不是關于新興市場，而是歐洲匯率機制（ERM）」（Jeffrey A. Frankel：〈新興經濟體匯率體制經驗〉，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218～219、230頁）。

　　42 2007年3月底，外匯儲備已經1.202萬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37.36％」（〈外匯儲備突破1.2萬億美元〉，香港《信報》2007年4月13日，第6頁）。「一季度的外匯儲備增加額已經接近2006年全年外匯儲備增加額的55％」（〈三大原因導致外儲大增〉，香港《信報》2007年4月17日，第37頁）。

　　43 匯率政策釘住一個貨幣籃子，應付美國指責人民幣死釘美元的政治壓力。對穩定國內價格來說，不透明是明顯缺陷。對防范投機性沖擊來說，市場可以根本不理睬貨幣籃子的復雜權重，直接釘住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窮追猛打。新加坡根據一籃子貨幣調整匯率，三百萬人口一座城市，國民經濟由少數國有或政府控制的巨型企業主導，操作起來相對便利。亞洲金融危機以后，為什么東亞諸多國家不學習新加坡，而是重新回歸明顯沒有安全保障的釘住美元的匯率機制，值得認真思索。「第一，貨幣籃子并不能防范危機。浮動匯率體制的支持者，如Fisher（2001）這樣的提倡浮動匯率體制的人強調，像貨幣籃子這樣的軟釘住易受到危機影響，因而在長期來看是不可行的。……第二，不透明也可能是這種體制的一個重大缺陷。計算貨幣籃子中各種貨幣的最優權重是非常困難的，而且采取干預行動在技術上也是很復雜的。同時，這也很難讓市場相信貨幣當局確實是在實施籃子匯率體制。就連建議實施籃子匯率區間制的Williamson（2000）也承認，這種體制可能會缺乏透明度。在這種情況下，公眾對政策決定的評估將變得非常困難。第三，籃子匯率區間制可能會妨礙某些類型的政策合作；最為嚴重的是，這類體制缺乏明確公開的、指導匯率管理的各種經濟參數。第四，固定匯率支持者認為，實行籃子匯率區間制會導致名義錨的缺失，這也是他們對此持批評態度的一個依據」（Takatoshi Ito、Yung Chul Park：〈東亞匯率體制〉，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121頁）。「如果運用我們關于名義錨（nominal anchor）的理論的話，你沒有理由享受不到釘住美元的種種好處 — 可見度和可信度（visibility and credibility）— 從貨幣籃釘住或者甚至具有波動帶的貨幣籃釘住的制度上。麻煩在于如果你實施諸如智利那樣的政策的話，即在10年內的大部分時間實施帶有波動帶的貨幣籃釘住（爬行釘住），現在你宣布使用貨幣錨，但是公眾從一開始就不會信任你。他們從你宣布后就不會信任你的原因在于他們分不清這兩者之間的差異。僅從匯率來看，你很難區分這是浮動匯率制還是帶有波動帶的貨幣籃爬行釘住匯率制。在釘住美元制下，你能夠在報紙上看出來匯率今天是否上漲了，或者它與昨天是否相同，你能夠馬上證實這一點。但是你需要一年甚至更多的數據才能證實這個國家在實施帶有波動帶的貨幣籃爬行釘住匯率制方面是否言行一致；你不能立即得到可證實性。當你暴露在無所不知的國際投資者面前時，這就是我能作出的最好的建議了，中間匯率制不會有用」（杰弗里·弗蘭克爾：〈日本和東亞的經濟政策〉，蒙代爾、扎克：《貨幣穩定與經濟增長》第181頁）。「因此，如果任何東亞新興市場國家改變其政策轉而選擇長周期和短周期地釘住一個貨幣籃子，其美元匯率的波動幅度將必然會增大。因此，該國國內價格的名義錨將變得缺乏保障，國內的金融風險會增加，這樣有可能會導致其國內利率產生更高的風險溢價」（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Ronald I. McKinnon：〈東亞匯率困境和世界美元本位〉，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300頁）。

　　44 2006年12月，美國財政部長以總統特使身份，率領與中國博奕的主要部門領導（包括美聯儲主席、商務部長、勞工部長、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長、能源部長、環境保護署署長、美國貿易代表）到北京，要求中國政府「短期應加強人民幣匯率彈性，為中期人民幣自由兌換做好準備」（〈中美今首輪戰略經濟對話〉，〈美財長吁增彈性，人民幣破7.82〉，香港《信報》2006年12月14日，第10頁；15日，第4頁）。2007年初，鮑爾森在國會作證更進一步：「短期內提高人民幣的彈性固然有必要，但這還不夠。我的目標是在使中國轉向完全由市場決定的浮動匯率機制方面取得重大進展」（〈美財長承諾向中國匯率施壓〉，香港《信報》2007年2月2日，第12頁）。

　　45 美國商務部下屬工業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BIS）制定出口管理條例，2500多項技術和產品需要申請出口許可證。近年來，對中國的限制不斷增加（李昕、黃山〈美對華科技出口管制調緊〉，《財經》2006年3月6日，第100～102頁）。2005年，中國商業部廖副部長抱怨：「美國拒絕向中國出口核電子技術設備和衛星等高科技產品，至少喪失了250億美元的對華出口」（〈美喪失250億美元對華出口〉，香港《信報》2005年11月15日，第6頁）。再舉個例子，一旦臺灣當局通過美國軍火采購計劃，美國對臺灣的貿易逆差馬上變成順差（2005年，美臺貿易逆差不過75億美元）。由此可見中美、中歐貿易順差的癥結所在，由此可見真想緩解中美、中歐貿易順差有多么容易。冷戰結束16年了，對13億人口的大市場，取消冷戰時期的「巴統」限制，貿易平衡原本不難實現。

　　46「早在2005年，渣打銀行分析師王志浩就發布了一份報告說，在2005年中國約102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中，真實部分也就350億美元。而余下670億美元，王志浩稱之為『貿易中隱藏的非貿易資金流入』，也就是炒人民幣升值的熱錢。這個部分占了整個貿易順差的60％的份額。……據海關總署公布的數據顯示，2月份中國外貿出口總值達820.97億美元，同比增長51.7％」（〈「假外資」回流推高貿易順差〉，香港《信報》2007年3月15日，第14頁）。

　　47 譬如2006年，「中國大陸的房地產市場交易金額高達90億美元，其中境外資金比例高達60％」（〈樓市泡沫威脅全球經濟〉，香港《亞洲周刊》2007年4月22日，第5頁）。

　　48「很多投資者不惜每天購買兩萬元，以累積一些人民幣放在銀行戶口收取不到一厘的利息作為長線投資！」（林建新：〈人民幣債券「萬事起頭難」〉，香港《信報》2007年4月3日，第27頁）。

　　49 2007年初，渣打銀行報告，「最終能使外匯儲備停止增長的是資金外流，預計今年流出外匯的金額不會太多，年底前外匯儲備將達1.4萬億美元」（〈渣打料中國外儲續增長〉，香港《信報》2007年1月18日，第4頁）。

　　50 2005年大陸GDP 182321億人民幣，股票市值32430億，比2001年GDP 95933億時股票市值43522億還低（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0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6年2月28日，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60227_ 402307796.htm）。

　　51 2007年3月底，「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余額35.42萬億元」（〈外匯儲備突破1.2萬億美元〉，香港《信報》2007年4月13日，第6頁）。「2006年末居民存款余額為16.42萬億」（〈央行金融調控將加碼〉，香港《信報》2007年1月22日，第24頁）。

　　52 滬深A股「市值規模從2005年的31017億元增長到2006年年末的87992億元，增幅為183.69％」。2007年1月9日，突破十萬億元（〈A 股市值突破十萬億元〉，香港《信報》2007年1月11日，第10頁）。「截至本月17日短短10個交易天中，中國股票、基金新開戶數目已高達130萬戶，即平均每天開戶13萬！」（陳焱：〈鞋童·股市〉，香港《信報》2007年1月23日，第28頁）。「據《上海證券報》報道，今年第一季度的A 股新開戶數五百多萬，相比之下，內地去年新增308萬個A 股賬戶，2005年全年新增開戶數才85萬個。同去年日均新增一萬多戶的數目相比，第一季度每天增加的新戶數平均保持8～10萬的水平」（〈內地股民首季入市數千億〉，香港《信報》2007年4月24日，第7頁）。

　　53 格雷德如是說（蘇珊·斯特蘭特：《瘋狂的金錢》第128頁）。

　　54「2006年1 至11月，全國公安機關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件653 起，涉案金額263億元；立集資詐騙案件841 起，涉案金額18億元」（〈國務院18 部委連手圍剿非法集資〉，香港《信報》2007年2月6日，第24頁）。

　　55 2005年8月，原中國銀行副董事長劉金寶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劉金寶「在香港更是家喻戶曉 — 在港人使用的港幣上至今仍有『劉金寶』手書簽名」（〈劉金寶貪財好色腐敗內幕〉，香港《信報》2006年9月25日，第26頁）。

　　56 推薦參閱王小強：《摸著石頭過河，岸在哪里？》

　　57「薩克斯的觀點是發展中國家應該放棄匯率穩定，這些國家應該貶值。克魯格曼的觀點是這些國家應該放棄金融融合，實施資本管制。……很顯然馬來西亞沒有崩潰，它恢復得相當好。另外一種看法是，資本管制在游戲中來得太遲了，它們并沒有起到那么大的作用，在實施管制政策前復蘇已經開始了。我們還不能下定論，但是我們能夠排除這種看法，即一旦某個國家實施管制的話這個國家就完蛋了，因為這是對于國際金融市場的詛咒。就我所知，現在人們爭著把錢放回馬來西亞」（杰弗里·弗蘭克爾：〈日本和東亞的經濟政策〉，蒙代爾、扎克：《貨幣穩定與經濟增長》第185頁）。與馬來西亞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印度尼西亞在1997年以及土耳其在2000年采取了超靈活的匯率制度，但并沒有給它們帶來任何好處」（Jeffrey A.Frankel：〈新興經濟體匯率體制經驗〉，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233頁）。2006年，按人均GDP 計，馬來西亞是亞洲唯一一個超過1997年水平的經濟體（當然有石油、原材料漲價因素）。

　　58 詳見Peter Nolan、王小強：〈砍樹救林：廣東化解金融危機「三步走」〉，王小強：《摸著石頭過河的困惑》。

　　59 劉冰、梁曉：〈股市大拼搏之后〉，粵海金融控股研究部：《香港聯系匯率保衛戰》第236～240頁。

　　60 2001年，香港股市集資總額577億港幣，比2000年的4674億大跌88％；首次公開招股額大跌80％；股市成交額大跌37％（〈港股今年集資577億大跌88％〉，《香港文匯報》2001年12月21日，第B1頁）。2002年，除斯里蘭卡外，亞洲股市分別增長10～45％。唯獨香港為負值（〈亞股大放異彩，港股獨憔悴〉，香港《信報》2002年4月9日，第1頁）。

　　61 倒閉銀行資產約六百億美元。另外，各類投資基金的資產中，285億美元的垃圾債券有拒兌的危險（張玉柯等：《黑色風暴》第1～18頁）。

　　62「緊縮嚴重打擊儲貸銀行，儲貸銀行屬于共有制，他們的顧客把錢存到儲貸銀行里，得到的是『股份』，而不是『存款』，分配的是股利，不是利息，因此儲貸銀行不受利率管制的規范。他們趁機大肆宣傳自己的股票收益比較高，以搶走銀行的資金，再賣出抵押貸款，得到資金承作的新案子，擴大利用自己的資源。突然間，他們的投資組合價值急速滑落，最積極擴展業務的儲貸銀行紛紛倒閉。……因為儲貸銀行賺不到自己承諾的股利，『股東』失望之余，從多家加州儲貸銀行紛紛提走現金，……理論上，儲貸銀行不可能發生擠兌，因為大家把錢存在儲貸銀行時，同意由儲貸銀行決定，這些錢最高可以延后一年償還。聯邦儲蓄貸款保險公司決定，從儲貸銀行倒閉起算的一年內，不保證贖回倒閉儲貸銀行的股份。但是，在實務上，把錢存在儲貸銀行的人期望想用錢時，隨時可以提領出來，他們承認這種賬戶不能像銀行賬戶一樣，隨時可以動用，卻沒有想到自己不是存款戶，不能隨時把儲貸銀行的『股份』贖回，結果儲貸銀行還是發生擠兌」（馬丁·邁耶：《格林斯潘的舞臺》第171～172頁）。

　　63「即使只計算政府的直接支出 — 為挽救倒閉的儲貸機構，政府用其受保的存款為失敗的儲蓄機構提供資金 —『財政救援』的暫時成本也將可能超過1400億美元。依靠征稅來支付如此巨大的費用顯然缺少政治上的可行性，而靠政府借款進行償付，人們還必須考慮利息支出。在此基礎上，這筆費用到2010年至少將達三千億美元，到2020年將超過五千億美元」（馬丁·邁耶：《美國金融大災難》第361、2頁）。「其數額等于美國私人部門在固定資產方面整整三年的投資」（羅伯特·布倫納：《繁榮與泡沫》第81頁）。「美國在20 世紀80年代經歷了高利率和放松金融市場監管，最終以1989年美國儲貸協會的崩潰收場」（斯蒂格利茨、格林沃爾德：《通往貨幣經濟學的新范式》第175頁）。

　　64 詳見馬丁·邁耶：《華爾街黑幕》。

　　65「安然」在美國已成動詞，含義是「讓某人上當受騙」（尚斌：〈美國：電視臺拿安然開涮〉，《國際金融報》2002年2月22日，第5頁）。2006年，美國開審安然案。「安然高峰期時是全球最大能源交易公司兼美國第七大企業，市值超過680億美元。該公司在2001年12月申請破產，一夜之間令數千計的人失業，并令至少十億美元的退休金消失無蹤。控告安然的投資者聲言，該公司在會計上出現不當行為，導致公司損失至少250億美元。」安然兩名前行政總裁Kenneth Lay 和Jeffrey Skilling 被判串謀詐騙、證券詐騙、內幕交易、向會計師作虛假陳述等25 項罪名成立（〈安然高層罪成，余生獄中度過〉，香港《信報》2006年5月29日，第8頁）。

　　66 丁剛：〈美證交委堆滿假賬報告〉，《環球日報》2001年8月31日，第19頁。

　　67「許多讀者都熟悉在80年代金融市場中最著名的離經叛道的創新者，邁克·米爾肯。他是華爾街的英雄，他的事業是在被社會很多人認為是悲劇性的股災中發生的」（邁克爾·阿波羅費亞：《華爾街》第162～165頁）。

　　68「開始使用這些方法的邁克·米爾肯雖然最后被投入了監獄（盡管時間不長），但是依然被認為是這十年間偉大的金融創新者之一。在受人尊重的美國金融分析家和作者馬丁·邁耶看來，『（他是）本世紀偉大的銀行家之一』」（蘇珊·斯特蘭奇：《瘋狂的金錢》第45頁）。「米爾肯變成了巨富，據說單是1987年就賺了5.5億美元」（David Boyle：《金錢的運作》第129頁）。

　　69「和里根政府時期放松管制的共同作用」（斯蒂格利茨、格林沃爾德：《通往貨幣經濟學的新范式》第175頁）。

　　70 另外，美聯儲組織的銀團救援，包括「保證向合伙人支付平均50萬美元的紅利，作為他們繼續留在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工作一年的報酬」（羅格·洛溫斯坦：《賭金者》第285、274頁）。

　　71「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是以處理金融危機專家的身份，開始其政府官員生涯的。如果沒有這一次的角色轉換，長期資本基金若干年以后的危機處理負責人，可能仍然是戴維·馬林斯。」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完蛋以后，戴維·馬林斯「成為了幾家通過網絡提供專業金融服務的新公司的顧問」（羅格·洛溫斯坦：《賭金者》第49～50、275頁）。

　　72 艾里克·羅森菲爾德是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另一位核心發起人。「羅伯特·默頓教授的父親羅伯特·K.默頓，是哥倫比亞大學一位專事研究科學家行為、非常著名的社會科學家。就在他的兒子出生以后不久，羅伯特·K.默頓先生創造了一個新的概念：自我實現預言。他認為，銀行儲戶因為害怕倒閉而紛紛擠兌，就是『自我實現預言』現象最好的證明。而他的兒子、后來大名鼎鼎的羅伯特·默頓教授，恰好成為了他父親這一預言的一個極好的證明。」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完蛋以后，「羅伯特·默頓則在哈佛大學繼續他的執教生涯；就在救助行動開始一年之后，憑著他在長期資本管理公司歷經艱辛得來的第一手經驗，羅伯特·默頓受J. P. 摩根銀行之邀，擔任了該行的風險管理顧問」（羅格·洛溫斯坦：《賭金者》第40～41、275頁）。

　　73「斯科爾斯（M. Scholes）是關于期權定價的布萊克～斯科爾斯公式的提出者之一，在華爾街因名氣大幾乎盡人皆知」（勞倫斯·梅耶：《聯儲歲月》第141頁）。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完蛋以后，「他和以前在長期資本管理公司任東京辦事處主管的黃啟福兩人一起，受聘為得克薩斯大企業家巴斯管理基金」（羅格·洛溫斯坦：《賭金者》第275頁）。

　　74 1997年「10月份，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傳到了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羅伯特·默頓和馬爾隆·斯科爾斯榮獲1997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正在哈佛大學講課的羅伯特·默頓受到了學生們長達三分鐘的鼓掌歡呼。……《華爾街日報》的一位作者更是認為，羅伯特·默頓和馬爾隆·斯科爾斯榮獲諾貝爾獎足以證明，《華爾街日報》長期以來一直倡導的信念是正確的。『瑞典皇家科學院給出的結論非常清晰：市場是有效的。』」不到一年時間，諾貝爾獎被當眾搧了一記清脆的耳光！「羅伯特·默頓更擔心的是，長期資本基金的倒閉，將對現代金融學理論以及他個人千辛萬苦在這一領域中獲得的學術地位，造成極其沉重的打擊。盡管他非常勉強地默認，自己所發明的模型確實遭到了失敗；但他仍然堅持，現在更迫切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盡快設計出一種更加精確、更加復雜的模型。」事實上，「如果說華爾街可以從長期資本基金危機中得到什么教訓的話，那么，這就是。下一次，如果再有一個羅伯特·默頓提出一個可以管理風險和預測概率的模型的話，如果再出現一臺擁有足夠內存、可以完整地將過去的數據儲存起來的計算機的話，投資者最應該做的一件事就是，迅速跑向與之相反的一邊」（羅格·洛溫斯坦：《賭金者》第140～141、268、285頁）。

　　75 盡管如此，斯科爾斯還是決定，不把他獲得的50萬美元諾貝爾獎投入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盡管如此，直到1998年8月，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垮臺前幾天，「金融界所有的人，都依然對長期資本基金這塊金字招牌，感到無比的艷羨，無比的尊敬。只要一談起長期資本基金，『天才』、『不可思異』之類溢美之詞，就會噴涌而出。就普通大眾而言，人們對長期資本基金并不十分了解，但在圈內，長期資本基金的名頭就大得驚人，如雷貫耳」（羅格·洛溫斯坦：《賭金者》第97、141、144、175頁）。

　　76 譬如，加強監管的第一個要求是信息披露，即所謂提高「透明度」。《紐約時報》客觀報道：「美國人最先要求賬目透明化，起源于發現泰國銀行隱瞞了真實數據信息，這些數據會警告國際投資者泰國發生金融危機，但是一些亞洲國家領導人并不這樣認為，他們爭論說金融危機是由貨幣投機商引起的，而這些貨幣投機商有許多來自美國。他們越多辦法知道真相，越增強投機的勇氣，對貨幣價值進行新一輪的進攻」（“Rubin to press central banks to disclosefinancial date”，New York Times，1997年9月19日，第D5頁）。

　　同樣道理，不同故事。

　　「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說話極其謹慎。他的哪怕是毫不相關的意見，都能通過金融市場引起波動。有一次，他在肯尼迪中心遇到了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阿瑟·萊維特。

　　『你好嗎，艾倫？』

　　『我不能告訴你。』格林斯潘開玩笑說」（拉斐·巴特拉：《格林斯潘語錄》扉頁）。

　　美聯儲的言論都「是精心設計出來的東西，字斟句酌地考慮要披露什么信息，要掩蓋什么信息，但就是不會提供完全的明示。這使它有機會發表許多言論來支撐人們對經濟的信心，同時這些言論還要足夠地含糊不清」（斯蒂格利茨、格林沃爾德：《通往貨幣經濟學的新范式》第242～243頁）。

　　77「盡管特定資產的潛在風險也許不發生變化，但是衍生工具頭寸結構的復雜性限制了企業有效地管理，監督其風險的能力。廣為人知的衍生市場失敗案例（如美國奧蘭治郡和霸林銀行破產事件）表明，高級管理人員難以理解在其名下從事的交易到底是什么。市場監管也面臨類似的難題。……這些高杠桿機構例如長期資本管理（LICM），運作高度秘密，即使其私人合伙人都不要求其披露交易策略」（伊特韋爾、泰勒：《全球金融風險監管》第87～89、158頁）。

　　78「一般說來，金融監管當局在理解市場參與者為規避風險和為客戶而進行的金融創新的意義方面，滯后于市場好幾步。金融監管費用很高，有時還會做出完全相反的判斷。過分挑剔的金融監管也許會導致對風險的定價過高，從而會對企業的正常發展不利。或者監管者會提供給消費者他們既不希望也不能用的信息」（伊特韋爾、泰勒：《全球金融風險監管》第16頁）。

　　79 墨頓·米勒：《墨頓·米勒論金融衍生工具》第76頁。

　　80 梅新育：《國際游資與國際金融體系》第186～187頁。「近年來的危機已經證明，目前的金融管制系統無力阻止金融系統中的強烈震蕩，其后果則是由可以理解的心懷不滿的納稅人提供資金的安全網來承擔。我們同樣有理由懷疑現行的金融監管體系能否解決由『高科技』金融業務所帶來的新問題 — 巨大的、有時令人摸不著頭腦的未經檢驗的表外風險投資，其表現形式則是互換、期權、期貨以及許多變種。對政府經濟決策人來說，近來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給他們上了結結實實的一課：信貸災難和更廣泛的危機隨時可能發作。利率上限的解除，金融市場分隔的打破，信貸市場的全球化，金融機構借貸和投資權力的擴張等等，這些都不能解決問題。我猜想，這樣的現實一定會讓人十分失望，特別是學術界，他們大多支持上述金融改革，希望在更開放、更有彈性的信貸市場中，信貸狀況的溫和改變不至于引起太大的反應，從而改善貨幣控制的水平」（亨利·考夫曼：《悲觀博士考夫曼論貨幣與市場》第229、292頁）。

　　81 格林斯潘如是問（伊特韋爾、泰勒：《全球金融風險監管》第166～167頁）。

　　82「公共的責任和私人的責任之間的分界線常常變得模糊不清了。」格林斯潘如是答（古越：《白宮首席經濟智囊格林斯潘》第183頁）。

　　83「人民幣在蒙古非常受歡迎，被稱為『二美元』，……在邊境貿易中人民幣被看作硬通貨被周邊國家的居民所接受，據統計：在廣西與越南的邊境貿易中，不管是進口還是出口，近90％的交易是用人民幣結算的。另據統計，近年來，越南境內的人民幣約35億元，泰國境內的人民幣約44億元，蒙古國境內的人民幣約5～6億元，俄羅斯境內的人民幣約五千萬元，緬甸境內的人民幣約三千萬元以上」（趙慶明：《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及國際化研究》第57頁）。「人民幣目前不僅在香港、澳門兩特區可以直接使用，而且在越南、緬甸、柬埔寨等國全境通用，在韓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等國一定程度上被接受，在俄羅斯、臺灣省都可以作為貿易支付手段。在柬埔寨，政府公開鼓勵國民大量使用人民幣；在蒙古境內，流通現鈔總量的60％為人民幣；某些國家官方還正式承認并公開宣布人民幣為自由兌換貨幣，并逐日公布人民幣與本地貨幣比價」（梅新育：《國際游資與國際金融體系》第526頁）。

　　84 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猛增，是美國不問青紅皂白，立法懲辦「操控匯率國家」的兩個依據。根據這道法令，美國財政部半年一次報告，「依法」確認誰是「操控匯率國家」。不難想象，倘若人民幣匯率近期「彈性」得不夠，很容易被鮑爾森確認成「操控匯率國家」，接著遭受美國國會議員提出的包括懲罰性關稅在內的經濟制裁（推薦參閱梁曉：《世界是平的嗎？》中關于2007～2008年中美關系可能急轉直下的展開分析）。

　　85 2002年10月10日，戴相龍講話，「對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確定的資本項下43個交易項目，中國完全可兌換和基本可兌換（經登記或核準）的有12 項，占28％；有限制的16 項，占37％；暫時禁止的有15 項，占35％。」實現資本項目自由化，技術上應當有一個可以控制的逐步開放過程。因此，「要控制人民幣與外匯之間的自由兌換，并且盡可能地將本外幣之間的自由兌換放在最后的環節」（趙慶明：《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及國際化研究》第67～74頁）。

　　86 按照耶金們的說法，「1997年按購買力平價法結算，中國的GDP 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耶金、斯坦尼斯羅：《制高點》第296頁）。「另據胡祖六、約翰·安德森（2003）的分析，從購買力平價來看，中國目前的經濟規模已是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據2003年5月間，法國國際關系研究所推出的《21 世紀世界貿易》研究報告預測，到2050年，中國的GDP 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將由目前的18％上升到24％，躍居世界第一位。2003年12月美國高盛在其公開發表的《BRICs 夢想：通往2050 之路》中『預言』：以美元計，中國很可能會在未來四年趕超德國，在2015年趕超日本；到2039年，中國經濟規模將超越美國。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按購買力平價最新公布的計算結果，2003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已占世界生產總值的12.6％，排在美國和歐盟之后居世界第三位」（趙慶明：《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及國際化研究》第51頁）。

　　87 推薦參閱鄧英淘：《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

　　88「在1965～1990年間，東亞四小龍 — 新興工業化國家 — 的出口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由1.2％猛增到6.4％，其成就甚至相當于日本在1950～1975年間取得的經濟績效。到1990年，亞洲（不包括日本和歐佩克成員國）在全球商品出口總額中占13.1％，比美國（11.7％）、德國（12.7％）和日本（8.5％）都要高。……亞洲（不包括日本）在1990年的出口只占全球出口額的11.7％，但到了1995年，這一比例就迅速上升為16.4％」（羅伯特·布倫納：《繁榮與泡沫》第32、40頁）。

　　89 1980～2001年，中國對美國出口占中國出口總額的比重，從5.4％猛增到20.4％（麥金農：《美元本位下的匯率》第109頁）。

　　90 1996～2000年，韓國出口占GDP 的比重從30％增加到45％，泰國從39％增加到66％（“Downing again”，Economists，2001年7月7～13日）。2000年6月，臺灣、韓國、新加坡的通訊產品和組件，在美國進口市場的份額，分別達到43％和22％（羅伯特·布倫納：《繁榮與泡沫》第200～201頁）。

　　91〈胡錦濤波音公司講話〉，香港《首席執行官》2006年4月21日（http://ceo.icxo.com/htmlnews/2006/04/21/842316.htm）。

　　92 根據CIA 網站資料計算（http://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index.html）。大陸出口相當于GDP 的34％，幾乎是美國7％的五倍（〈越來越大的中國經濟規模和越來越近的硬著陸危險〉，《商務周刊》2006年9月20日，第46頁）。

　　93 秦大軍、劉喜梅：〈外企五年占據全國出口半壁江山〉，香港《信報》2006年4月24日，第34頁。

　　94「中國鋼鐵工業協會常務副會長羅冰生昨天表示，按含鐵量計算中國全年生產生鐵的51.1％要使用進口鐵礦石，……去年中國進口鐵礦石326303300 噸」（〈鐵礦石一半以上依靠進口〉，香港《信報》2007年2月3日，第21頁）。

　　95 2005年，大陸「向國外出口電扇54044萬臺、DVD 14594萬臺，出口各類鞋691360萬雙」（〈中國經濟面臨產生全面過剩〉，香港《信報》2006年11月26日，第7頁）。

　　96 薄熙來說，2006年「全球反傾銷案例中，37％涉及中國企業」（〈薄熙來指高關稅是貿易霸權主義〉，香港《信報》2007年3月13日，第8頁）。諸多發展中國家國家踴躍制裁中國出口（樓夷：〈來自「盟友」的貿易挑戰〉，《財經》2006年5月15日，第88～91頁）。

　　97 西部大開發的關鍵是下決心，充分發揮政府無可推卸的領導組織功能。市場調節不等于放任自流。譬如，賀蘭山以東，毛烏素沙漠（過去的鄂爾多斯草原）、渾善達克沙漠（錫林郭勒草原南部）、科爾沁沙地（過去的科爾沁草原），有一定的降雨量和豐富的地下水資源，目前分散的生態建設，缺乏政府組織的大規模開發。譬如，西部大開發的核心工程，是向西部大規模調水。不調水，大西北現有的人口和生產力規模都維持不住，遑論開發？大規模水資源調配與國土整治，絕非私人企業利潤動機力所能及（推薦參閱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楊雙：《再造中國》；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方略》）。

　　98 推薦參閱王小強：《摸著石頭過河﹐岸在哪里？》。

　　99 1998年，廣東省化解金融危機「三步走」，王岐山多次表述，大刀闊斧「砍樹救林」，屬于「沒有選擇的選擇」（王小強：《摸著石頭過河的困惑》第209～262頁）。

　　100 在貿易方面，2001年，歐元12 成員國出口占世界總額的17.7％，高于美國（14.7％）（朱澤清：〈新紀元造就強勢歐元〉，香港《經濟一周》2002年1月5日，第14～17頁）。「在國際銀行貸款方面，歐元區占世界市場的20％，而美國占36％，基本上是歐元區的兩倍。在債券方面，歐元區要稍微多一點，它的比例為24％，而以美元計值的債券占到45％。……在外匯市場方面，美元幾乎占到一半左右，而歐元占四分之一左右。在世界性儲備貨幣方面，美元則更重要，美元儲備占到大約70％，而歐元儲備僅為11％」（克里斯托弗·約翰森：〈歐洲和全球中的歐元〉，蒙代爾、扎克：《貨幣穩定與經濟增長》第49頁）。另有說法，「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1999年底其所有成員國的官方外匯儲備中的12.5％為歐元，同期美元占66％，日元占5％，英鎊占4％，瑞士法郎占1％。」1999年，歐元占國際債券發行總量的43％，美元占46％（王鶴：《歐洲經濟貨幣聯盟》第255、219頁）。

　　101「因此我們能夠預計在下個十年，歐元區將包括40～50個國家，人口將接近五億，其GDP之和將超過美國的GDP。……因此，在2010年左右，歐元和美元將并駕齊驅，中央銀行將選擇一半美元一半歐元的儲備結構」（蒙代爾：〈第六次羅賓斯爵士紀念講座：國際貨幣制度改革〉，蒙代爾、扎克：《貨幣穩定與經濟增長》第8～10頁）。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2年年報，「令人驚奇的是，歐元的誕生并沒有削弱美元在國際儲備持有份額上的優勢。表9.1 也顯示歐元在1999年和2000年官方外匯儲備中的份額并不比1999年1月歐元誕生前原有的貨幣包括馬克、法郎和荷蘭盾的總和多。盡管歐元在實現貨幣區域一體化方面非常成功，但美元仍然在國際金融領域占據霸主地位」（Ronald I. McKinnon：〈東亞匯率困境和世界美元本位〉，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290～291頁）。

　　102 譬如，「1997年GDP 的實際增長率從意大利的1.5％到愛爾蘭的10％，歐盟的平均增長率是2.5％；失業率最低是盧森堡和奧地利的3.7％和4.4％，最高是芬蘭的14％和西班牙的20.9％，歐盟的平均失業率是10.7％」（王鶴：《歐洲經濟貨幣聯盟》第67頁）。

　　103 譬如，歐洲貨幣體系的工作語言是英語。法國堅決反對「工作語言」的提法，非改稱「載體語言」不可。不管叫什么，「英語事實上只是歐元區11 國中愛爾蘭使用的語言。因此歐洲中央銀行的所有文件都必須被翻譯為多種語言。歐洲內部舉行的一系列正在進行的復雜談判，比德國中央銀行曾經面臨的要復雜得多」（戴維·安德魯討論時如是說；克里斯托弗·約翰森：〈歐洲和全球中的歐元〉，蒙代爾、扎克：《貨幣穩定與經濟增長》第59頁）。

　　104「著名國際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薩繆爾森就認為歐洲統一貨幣是『愚蠢』的，對歐洲經濟問題是文不對題。另一位大牌的國際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也多次公開強調，『創造（歐元）這種貨幣主要是一個政治計劃而不是經濟計劃。它的主要目的是作為歐洲統一的象征。因此，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單一貨幣所花的代價將超過它帶來的利益。』……《時代》周刊認為，歐盟要進入歐元區的11個國家尚未統一經濟政策，就要把貨幣綁在一起，這如同把11個火車頭綁在一列火車上。除非11個火車頭都以同一個方向開動，否則，列車就會被撞得四分五裂、脫軌、翻車。……美國著名的投機家索羅斯的話『一語驚人』：歐元在實施之后將很快消失」（趙慶明：《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及國際化研究》第137～138頁）。

　　105「德國人的極度擔心體現在這句流行語上：『（歐元是）世界語式貨幣（Esperanto-Geld）』（徒有其名！）」（格哈德·伊寧：《貨幣政策理論》第1頁）。歐洲貨幣剛剛統一，歐元各國內部財政赤字引發爭執。歐元獨立發行，各國政府只有通過財政手段調節宏觀經濟。規定財政赤字不得超過GDP 的3％，等于限制各國政府調節經濟的能力。「歐洲充其量只有經濟聯盟 — 談不上接近于政治聯盟。它的文化與政治差別具有深遠的歷史根源。」一旦「某一國家脫離協調機制是因為無法保持經濟增長而需要刺激，那將會怎樣？……這個出問題的國家的政府會拒絕公眾對刺激經濟的要求嗎？它會不會連政治上的控制能力也喪失掉？在我看來，一旦出現類似的兩難困境 — 遲早會發生 — 金融市場的參與者們一定會問，該國還會留在貨幣聯盟內部嗎？還是打算重建自己的貨幣？」（亨利·考夫曼：《悲觀博士考夫曼論貨幣與市場》第363～367頁）。

　　歐元的外部環境同樣不容樂觀。「我們已經看到，在不到兩年時間內，歐元兌美元的匯率與歐元創立之日相比已經下跌了25％。這種不穩定性還會繼續下去嗎？回答這個問題的一種方法是考察歐元的前身，歐洲貨幣單位，以及其核心，德國馬克。考慮一下過去25年之內德國馬克兌美元匯率的不穩定性吧。在1975年，一美元等于3.5馬克。五年過后，在1980年，美元的價值降低了將近一半，一美元相當于1.7馬克。五年過后，在1985年，美元的價值幾乎又上漲了一倍，現在是一美元兌3.4馬克。在1992年8月的歐洲匯率機制危機中，美元又跌至一美元兌1.4馬克。今天一美元相當于兩馬克左右，如果這些巨大的波動發生在美元兌歐元的匯率上，它將使歐元區分崩離析！」（蒙代爾：〈第六次羅賓斯爵士紀念講座：國際貨幣制度改革〉，蒙代爾、扎克：《貨幣穩定與經濟增長》第8～10頁）。如今，「歐元兌美元水平10％的變動將引起國內價格水平大約一個百分點的變動」（克里斯托弗·約翰森：〈歐洲和全球中的歐元〉，蒙代爾、扎克：《貨幣穩定與經濟增長》第50頁）。「如果在未來10 到20年內發生大型的非對稱性沖擊的話，特別是當這次沖擊發生在英國或者別的國家正在加入歐元區的轉型時期的話，我就對歐洲貨幣聯盟的生存感到擔憂了」（杰弗里·弗蘭克爾討論時如是說（克里斯托弗·約翰森：〈歐洲和全球中的歐元〉，蒙代爾、扎克：《貨幣穩定與經濟增長》第59頁）。

　　106 亨利·考夫曼：《悲觀博士考夫曼論貨幣與市場》第124頁。

　　107 納賽爾·薩博：《投機資本》第181頁。

　　108「中華文明模式后來傳到了朝鮮、越南和日本，而且至今依然是這些國家的讀寫文化中一個基本組成部分。因此，東亞作為一個整體，有時被稱為『Sinic 文化』（拉丁詞『Sinic』意為『中國的』），這種文化也繼承了大部分中國傳統的農業方法和中國模式的書寫體系、哲學、文學、政治及社會機構和藝術」（羅茲·墨菲：《亞洲史》第123頁）。

　　109 2004年， 香港GDP 1600億美元， 臺灣GDP 三千億美元（ 世界銀行網站，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DATASTATISTICS/0,,contentMDK:20535285～menuPK:1192694～pagePK:64133150～piPK:64133175～theSitePK:239419,00.html；〈關于臺海問題未來的走向和統一路線圖〉，《聯合早報網》，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1/forum_tw050918b.html）。

　　110 根據WTO 網站數據計算（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its2005_e/its05_overview_e.htm）。

　　111 2005年四季度數據（〈各國/ 地區官方儲備排名〉， 香港金融管理局網站，http://www.info.gov.hk/hkma/chi/press/index.htm）；何志成：〈「藏匯于民」與外匯儲備的結構和比例關系〉，《第一財經日報》2006年4月6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BIG5/1045/4274742.html）。

　　112「經濟學家樂觀相信，至2008年，中國～東盟貿易額將突破兩千億美元。到2010年，中國～東盟自由貿區建成后，將形成一個擁有18億人口、GDP 達兩萬億美元以上、貿易總額超過兩千億美元的龐大市場」（林友順：〈中國東協邁向經濟共同體〉，香港《亞洲周刊》2006年11月12日，第14頁）。1991～2001年，大陸與東盟的貿易額十年時間翻了四番。1990～1999年，東亞區域內貿易從2800億美元增到7320億，2001年達1.2萬億美元（〈中國東盟商建自由貿易區〉，香港《信報》2002年5月15日，第9頁）。2006年上半年，大陸與東盟的貿易額比2005年同期再增21.7％。「到了2010年自由貿易區成立，中國與東盟的貿易額將達到兩千億美元，跟中國與美國、歐盟和日本（中國前三名貿易伙伴）的貿易額相若」（〈了解中國東盟關系，防邊緣化〉，香港《信報》2006年11月1日，第2頁）。

　　113 麥肯錫公司亞太地區數據（〈掌握亞洲趨勢，巨變中覓商機〉，香港《信報》2006年7月11日，第27頁）。

　　114 麥金農：《美元本位下的匯率》第109～110頁。「例如在2002年度，中國在與周邊23個國家的貿易往來中，整體上逆差299.7億美元，其中11個國家對中國存在貿易順差，這些國家對中國的貿易順差有力地促進了它們的經濟增長、增加了就業，例如韓國、馬來西亞、泰國等」（趙慶明：《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及國際化研究》第55頁）。「但是，無論是日本還是中國都沒有在這些東亞國家的貿易中占據足夠的份額，從而使其成為顯而易見的錨。……沒有一個亞洲國家釘住日元，即便是松散地釘住。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國害怕日元對其他主要貨幣匯率發生巨大波動，針對中國人民幣也是如此」（Jeffrey A. Frankel：〈新興經濟體匯率體制經驗〉，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242～243頁）。

　　115 耶金、斯坦尼斯羅：《制高點》第269～270頁。華人資本占泰國的40％，菲律賓的30％，馬來西亞的35％，印度尼西亞的30％（方金英：《東南亞「華人問題」的形成與發展》第104頁）。

　　116 2006年10月26日，格林斯潘斷言私人投資者及中央銀行正在逐步舍棄美元，轉持歐元之后，「匯豐外匯策略員布盧姆指出，亞洲目前是美元勢力的最后支柱，如果中國人民幣擺脫與美元的關系，相信很多亞洲國家會改持人民幣，出現美元、歐元及人民幣三強鼎立的局面」（〈格老稱央行棄美元增持歐元〉，香港《信報》2006年10月27日，第7頁）。

　　117 美聯儲前任主席還說：「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我觀察到近幾年各國耗費了大量精力和政治資本，把已經很低的關稅降到了最低水平，結果本來唾手可得的貿易及效率上的利益又被匯價波動抵銷了。在我們討論發展問題和頌揚新興經濟國家經濟自由化成就的時候，并不大講特講它們從更穩定的外匯市場上得到多少利益。……幾乎沒有哪個國家愿意讓它們的匯率完全聽任盲目的市場力量擺布，因為對市場力量的反應也是同樣盲目的。……各有關國家都把維持和加強匯率穩定當作當務之急，并為此已經和正在做出艱難的政治和經濟上的抉擇。關鍵的問題在于，擁有國際重要貨幣的主要國家對匯率穩定的要求，是否已強烈到了支持廣泛改革的程度」（沃爾克、行天豐雄：《時運變遷》第345、355、349頁）。

　　118 Takatoshi Ito、Yung Chul Park：〈東亞匯率體制〉，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118頁。「Bayoumi 和Eichengreen（1997）指出，有證據顯示，貿易依賴程度高的國家傾向于維持穩定的名義匯率。Honkapohja 和Pikkarainen（1992）一起發現，小經濟體偏好更穩定的匯率，……Leblang（1997、1999），Millesi-Ferretti（1998），Bernbard 和Leblang（1999），和Garrett 等人（2000）都發現，那些尋求實施釘住匯率制的國家和地區大多會采取資本管制。……同時，本區域的欠發達國家，如柬埔寨、老撾、緬甸和越南，仍希望通過資本管制來維持釘住匯率制，并直到金融市場和機構發展到能夠承受較大資本流動性和匯率波動為止」（Barry Eichengreen：〈亞洲浮動匯率案例〉，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188～189、196頁）。因為「匯率變動不但有巨大的現實作用，而且還是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不穩定的主要根源。匯率并非被動地調整以理順國內價格關系，而常常成為推動國內價格水平向一個方向或另一個方向變動的決定性變量」（麥金農、大野健一：《美元與日元》第73～74頁）。

　　119 美聯儲前任主席如是說（沃爾克、行天豐雄：《時運變遷》第345頁）。譬如2006年12月18日，泰國政府擔心泰銖被拋空，斷然宣布外資流入管制措施，股市應聲而下15％。泰國央行行長塔莉莎強烈呼吁美國和中國等大型經濟體采取措施，解決「全球經濟不平衡」問題（〈泰國資本管制或維持半年〉，〈全球失衡大國有責，泰央行稱小國將采取激進措施〉，香港《信報》2006年12月27日，第12頁；22日，第20頁）。

　　120「許多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東亞地區，已經悄悄回到了事實上的中間匯率制度。馬來西亞已經實行了匯率目標（至少在1998年還通過資本控制加以支持）。甚至實行浮動的明星國家，如墨西哥和巴西，也已經開始干預外匯市場了」（Jeffrey A. Frankel：〈新興經濟體匯率體制經驗〉，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241、235頁）。

　　121 Barry Eichengreen：〈亞洲浮動匯率案例〉，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194頁。

　　122 Ronald I. McKinnon：〈東亞匯率困境和世界美元本位〉，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298頁。

　　123 向潮：〈危機重迫東南亞〉，《新聞周刊》2000年12月16日，第62～63頁。2002年，亞洲壞賬兩萬億美元，日本一家1.3萬億美元。印度尼西亞需要3.5～4％的經濟增長，才能吸收每年進入市場的270萬求業者（《參考消息》2002年5月18日，第4頁）。2003年2月，數家非金融機構相繼出事，緬甸發生擠兌風潮，迫使中央銀行幾次下令限制居民取款數額（〈緬甸爆發銀行擠提風潮〉，香港《信報》2003年2月25日，第8頁）。2007年5月，「在日本京都主持東盟、中國、日本和南韓財長會議的泰國財長查隆坡說，亞洲目前面對的風險不比十年前少，資金流動的波幅和規模甚至比十年前更大」（〈亞洲各國同意建共同外儲〉，香港《信報》2007年5月7日，第8頁）。

　　124「東亞各國應共同合作建立他們自己的自助安排，這符合東亞自身利益，而不是坐等西方七國集團（G7）建立新的機制，況且這種新機制的有效性也令人質疑」（Yunjong Wang、WingThye WOO：〈及時的信息交換機制、有效的監測體系和改進的東亞金融機構〉，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473～474頁）。

　　125 Ronald I. McKinnon：〈東亞匯率困境和世界美元本位〉，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296頁。

　　126 討論到美元兌日元匯率的劇烈變化時，蒙代爾還說，「我不能想象還有什么匯率能夠比這種變化無常的匯率給經濟系統造成更加嚴重的損害」（蒙代爾：〈第六次羅賓斯爵士紀念講座：國際貨幣制度改革〉，蒙代爾、扎克：《貨幣穩定與經濟增長》第16、187頁）。

　　127「Eichengreen（2001）比較了八個亞洲經濟體（中國香港、印度尼西亞、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中國臺灣和泰國）在金融危機前后匯率的標準差以及每月平均匯率變化的幅度。他發現，雖然有六個經濟體（印度尼西亞、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對美元的匯率在危機前保持著不同尋常的穩定，但大多數經濟體對美元匯率波動的幅度在危機后明顯加劇。……八個經濟體中有五個是這樣的，中國香港、馬來西亞以及中國臺灣除外」（Barry Eichengreen：〈亞洲浮動匯率案例〉，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192頁）。

　　128 Barry Eichengreen：〈亞洲浮動匯率案例〉，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199頁。

　　129「目前，大約有60個規模較小的國家或地區已加入某種形式的貨幣聯盟或使用某一大國的貨幣。例如，擁有15個成員的非洲金融共同體（CFA）的非洲法郎區；擁有七個成員的東加勒比貨幣區（Eastern Caribbean Currency Area）；巴哈馬、百慕大、巴拿馬和波多黎各將美元作為本國貨幣；在歐洲，盧森堡和列支敦士登分別使用比利時法郎和瑞士法郎；在中東，西岸和加沙地帶使用以色列的貨幣謝克爾（Shekel）。……拉丁美洲國家中，厄瓜多爾和薩爾瓦多已實施美元化，其它一些拉美國家（包括危地馬拉、墨西哥和秘魯）也不時考慮是否走同一條路。在西非，六個國家已經同意于2003年在本地區創立新的共同貨幣。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中的11個成員也在討論是否直接用美元，或是建立一個可能釘住南非貨幣蘭特的獨立貨幣聯盟。波斯灣六個產油國（沙特、阿聯酋、巴林、阿曼、卡塔爾和科威特）則宣布準備在2010年前建立貨幣聯盟的意向。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已出現了建立貨幣聯盟的建議」（RobertJ. Barro：〈世界貨幣聯盟〉，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141～142頁）。

　　130 Barry Eichengreen：〈亞洲浮動匯率案例〉，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200～201頁。

　　131 韓文高：《世紀末金融風暴》第226頁。有必要插進來指出，這個「主導作用」是不真實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夠動用的資源主要來自各成員國上繳的約三千億美元份額，這是1962年《借款總安排》中規定的，1997年修訂的《新借款安排》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信貸資金總額提高了460億美元。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擁有的資金占其成員國GDP 比率衡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資金能力僅相當于1945年的三分之一，如果按照當時確定的各成員國繳納基金份額的標準來分攤今天的基金份額，基金總額將擴大五倍；如果按照世界貿易的規模衡量，IMF 的資金規模應當是今天的九倍」（梅新育：《國際游資與國際金融體系》第399頁）。這還沒有考慮金融市場衍生工具天文數字的迅猛發展和一起大過一起的金融危機哩。

　　132 韓文高：《世紀末金融風暴》第225～227頁。「1997年9月，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亞洲開發銀行會議上，日本政府倡議日本、中國、韓國和東盟籌資一千億美元組建『亞洲貨幣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AMF），向遭受危機的國家提供援助。……由于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惟恐其主導國際貨幣事務的大權旁落而強烈反對，亞洲貨幣基金的構想很快便無疾而終」（梅新育：《國際游資與國際金融體系》第370頁）。

　　133 在組成經濟貨幣聯盟之前，「像比利時等小國的對外貿易占GDP 的比率甚至超過70％。現在由于統一貨幣的作用，歐元區成為一個統一的經濟實體，大多數成員國的一多半貿易是歐元區內部貿易，因此也就不會受到歐元對外價值變化的直接影響」（王鶴：《歐洲經濟貨幣聯盟》第229頁）。

　　134 格林斯潘說，「歐元的產生極大地改變著儲備資產。由于歐元計價的資產市場發展起來了，歐元將會成為一種更加有吸引力的世界儲備貨幣。」因此，「歐元吸引力增強會減少人們對美元的需求。但是歷史告訴我們這種影響是有限的，是一種進步」（拉里·卡哈納：《格林斯潘語錄》第119頁）。「歐元的誕生改變了國際貨幣結構的力量對比，減弱了美元的壟斷地位。在未來，即使在缺乏改革的情況下，美元也將和歐元在鑄幣稅和控制方面展開競爭」（蒙代爾：〈第六次羅賓斯爵士紀念講座：國際貨幣制度改革〉，蒙代爾、扎克：《貨幣穩定與經濟增長》第22頁）。

　　135 蘇珊·斯特蘭特：《瘋狂的金錢》第91頁。

　　136 意大利、英國、西班牙等允許6％。這是美元脫鉤黃金時，Smithsonian 協議討價還價的產物。「是布雷頓森林體系下1％的兩倍多。這是法國對我們提出3％的讓步的結果」（沃爾克、行天豐雄：《時運變遷》第92頁）。

　　137 Eric Girardin：〈東亞的信息交換、監控體系和區域機構〉，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41頁）。

　　138「西歐直到1990年才實現了資本項目完全自由兌換。1992年匯率機制危機提醒我們，當資本項目開放且堅持區域共同釘住的成本大于收益時，釘住制度難以為繼。……如果歐洲區域貨幣安排因資本項目自由兌換難以為繼，這預示著亞洲貨幣協調的前景也不樂觀」（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Peter J. Montiel：〈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概述〉，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22頁）。

　　139「英國中央銀行為了支撐英鎊，耗費了八百億美元，最終還是敗下陣來」（古越：《白宮首席經濟智囊格林斯潘》第223頁）。

　　140「這些數字還不包括德國聯邦銀行為支持歐洲貨幣體系成員國的貨幣，而借給這些國家中央銀行的六百多億馬克（當時約合兩千億法郎）」（韓文高：《世紀末金融風暴》第41頁）。

　　141 蘇珊·斯特蘭特：《瘋狂的金錢》第85頁。

　　142 弗朗索瓦·沙奈：《資本全球化》第230頁。

　　143 麥金農如是說（麥金農、大野健一：《美元與日元》第251頁）。

　　144 雷克斯羅特（韓文高：《世紀末金融風暴》第55頁）。弗里德曼也說，「在我看來，將這種有管理的釘住匯率制度聯系在一起的國家央行體系作為通向真正統一貨幣的一個臺階，是一個完完全全的海市蜃樓。即使能夠這樣，取消各國中央銀行之后的操作仍然不會比有中央銀行之前的操作更容易」（弗里德曼：《貨幣的禍害》第236～237頁）。「資本自由化之后，遭受的第一次攻擊幾乎是致命的：1992年，兩種貨幣（意大利里拉和英鎊）不得不從該體系退出，匯率波動的幅度最終也不得不從正負2.25％擴大到正負15％，這從事實上將該體系帶到了盡頭。歐洲貨幣體系形式上仍然存在是因為，該體系的成員身份是《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為加入歐洲貨幣聯盟所規定的趨同標準之一」（Charles Wyplosz：〈區域匯率安排：歐洲給東亞的啟示〉，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344頁）。

　　145「這一危機表明，早先計劃的戰略 — 逐漸轉向歐洲貨幣單位，匯率目標區的波幅將通過幾個步驟而縮小 — 可能并不是推進的最好辦法。Crockett（1994）也指出了這一點。Obstfeld和Rogoff（1995）做了如下總結：『對投機性攻擊起源的調查表明，即使是目前歐洲貨幣體系中的寬幅波動甚至也存在問題，浮動匯率和一些國家共同使用一種貨幣的制度之間幾乎沒有什么其它中間形式』；『越過一個深坑的最簡單辦法是一步跳過去』。這一教訓似乎隨后被證實：1998～1999年從寬幅波動的匯率轉向歐洲貨幣單位的做法是成功的」（Jeffrey A. Frankel：〈新興經濟體匯率體制經驗〉，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230頁）。

　　146 羅伯特·所羅門討論時如是說（克里斯托弗·約翰森：〈歐洲和全球中的歐元〉，蒙代爾、扎克：《貨幣穩定與經濟增長》第52頁）。

　　147 Takatoshi Ito、Yung Chul Park：〈東亞匯率體制〉，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130～131頁。

　　148 克里斯托弗·約翰森：〈歐洲和全球中的歐元〉，蒙代爾、扎克：《貨幣穩定與經濟增長》第50頁。另有說法，「以歐元標值的世界出口只與歐元區的出口值大體相當，而以美元標值的世界出口約為美國出口的四倍。根據英格蘭銀行的統計，2000年全球貿易中以歐元標值的部分占到16％左右」（王鶴：《歐洲經濟貨幣聯盟》第254頁）。

　　149「而在1980年中國尚未全面打開國門進行對外貿易時，東亞區內貿易的比重只有32％」（麥金農：《美元本位下的匯率》第3頁）。

　　150 譬如，2002年，韓國進出口的80.6％和86.8％按美元計價，只有12.1％（進口）和5.4％（出口）按日元計價（麥金農：《美元本位下的匯率》第5頁）。「Ito 等（1998）強調，東亞國家無視其與日本巨大的貿易權重，采取實際上釘住美元的制度，是導致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當日元在1995年4月和1997年夏季期間對美元貶值時，亞洲國家的實際有效匯率上升，導致各國喪失了出口競爭力」（Eiji Ogawa、Takatoshi Ito、 Yuri Nagataki Sasaki：〈東亞貨幣籃子制度的成本、收益和約束條件〉，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306頁）。這又是一項發展中國家無藥可醫的「原罪」。「為什么不走到對立的極端，讓東亞所有的新興市場國家釘住日元？問題在于日元不是一種國際貨幣。正式釘住日元 — 當然在短期上 —將增加進行短周期美元支付的風險。在其它東亞國家，以月或季的長周期基礎上釘住日元也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價格和利率的名義錨。十多年來，日本未能擺脫持續的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因此，別的東亞國家也不愿意釘住日元而引入通貨緊縮，更何況它們也不愿意像日本一樣利率水平接近于零」（Ronald I. McKinnon：〈東亞匯率困境和世界美元本位〉，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300頁）。

　　151 麥金農、大野健一：《美元與日元》第75頁。2002年，日本進出口的68.7％和48％按美元計價，只有24.6％（進口）和38.4％（出口）按日元計價（麥金農：《美元本位下的匯率》第5頁）。

　　152 王鵬翔：〈日元應成為亞洲共同貨幣〉，香港《信報》2002年2月20日，第26頁。另有說法，「2002年，日本對亞洲出口的53.3％和從亞洲進口的27.8％是用日元計價的。與之相比，日本對亞洲出口的44.7％和從亞洲進口的71％是用美元計價的」（麥金農：《美元本位下的匯率》第7頁）。所以克里斯托弗·約翰森討論說，「談不上日元區，因為我認為大家已經意識到日元在日本以外沒有作為世界貨幣而得到廣泛使用。與歐元區和釘住美元的一部分國家組成的區域相比，日元區是不存在的」（杰弗里·弗蘭克爾：〈日本和東亞的經濟政策〉，蒙代爾、扎克：《貨幣穩定與經濟增長》第182頁）。

　　153「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例，他們雖然對德國也一視同仁地轟炸；但是并沒有對德國投下原子彈。我說正因為是『日本』，所以才挨了原子彈吧？對方只能支吾其辭。但是，原子彈還是落在日本。我認為最好將這個事實謹記在心。我想，日本與美國間的摩擦，基本上存在著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一個可以說No 的日本》第38頁）。1995年8月，CBS、《紐約時報》和TBS 聯合調查，89％的日本人認為美國對日本投擲原子彈是錯誤的（近藤誠一：《日美輿論戰》第141頁）。

　　154「這種變化趨勢具有很大的風險性，東亞地區面臨越來越大的匯率困境，一方面，東亞地區普遍面臨貨幣升值壓力，保持本國貨幣穩定的成本越來越高，而且給經濟長期發展帶來扭曲；另一方面，在美元資產占有很大比例的情況下，東亞地區的外匯儲備累積越來越多，美元貶值壓力下儲備資產的縮水損失就越來越大，東亞國家不愿意見到美元長期持續貶值，特別是崩潰性貶值」（麥金農：《美元本位下的匯率》第1頁）。另有說法，「2002年5月，全球國際儲備為2.223萬億美元，名義價值較1994年初翻了一番。其中，發展中國家的儲備占全球國際儲備的三分之二左右，東亞在全球國際儲備中所占的百分比從1994年的30.5％增加到了2002年5月的38％」（Ramkishen Rajan、Reza Siregar：〈「10＋3」國家集中式的儲備庫〉，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369頁）。

　　155「對于亞洲國家而言，建立這樣一個機制的很自然的出發點即為『清邁倡議』。『清邁倡議』是各國間進行雙邊貨幣互換和回購的一個協議網絡，是防范未來金融危機的『防火墻』。從廣義上看，『清邁倡議』旨在向貨幣缺乏流動性的國家提供額外的短期硬通貨，以抵御金融風險。『清邁倡議』毫無疑問是加強各國貨幣合作很重要的第一步。但是，該框架本身及其目前架構方式的有效性卻令人質疑。畢竟，它只是一個缺乏協調、分散的貨幣互換協議」（Ramkishen Rajan、Reza Siregar：〈「10＋3」國家集中式的儲備庫〉，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381頁）。

　　156「正如2002年4月22日約瑟夫·斯蒂格里茨在日本經濟產業省下屬經濟產業研究所組織的亞洲經濟一體化研討會上提出的那樣，鑒于東亞國家擁有當前全世界中央銀行儲備的一半以上，一個『亞洲貨幣安排能成為一個新的全球機制的基礎，最好是從這里開始，因為這個地區的國家握有大量外匯儲備』」（梅新育：《國際游資與國際金融體系》第377頁）。

　　157 1997年12月，「現有的國際金融秩序」總算允許亞洲成立一個沒有固定數額、提供短期信貸的「亞洲備用信貸設施」。雖然貸款安排必須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標準，畢竟可以不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直接管理了。這以后，東盟國家貨幣一體化、大中華貨幣聯盟、亞洲貨幣體系等議題，被多方廣泛呼吁。譬如，「1999年，菲律賓總統Joseph Estrade 在越南河內召開的東盟峰會上提出將此列入會議議程。中國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建議將創建單一亞洲貨幣作為『一個長期可能性』，并認為『創建單一貨幣將能逐步解決我們目前所看到的匯率不穩定問題……』諾貝爾獎獲得者Robert Mundell 也于是2001年2月在馬尼拉召開的亞洲開發銀行會議上呼吁建立一個類似歐元的單一亞洲貨幣」（Barry Eichengreen：〈亞洲浮動匯率案例〉，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199頁）。

　　158 Takatoshi Ito、Yung Chul Park：〈東亞匯率體制〉，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136頁。「2003年2月28日『10＋3』成員國提出的亞洲債券共同市場計劃，其內容包括由亞洲各國政府及私人企業參與發行『亞洲一攬子貨幣』（ABC）債券，并由亞洲境內的機構交易、管理、訂立利率、擔保及認可。」經過一系列大張旗鼓，「盡管如此，相對于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6741億美元的公共債券存量，目前亞洲債券基金10億美元的資本規模仍嫌不足」（梅新育：《國際游資與國際金融體系》第374～375頁）。

　　159 蘇珊·斯特蘭特：《瘋狂的金錢》第148頁。

　　160 Ronald I. McKinnon：〈東亞匯率困境和世界美元本位〉，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300～301頁。

　　161 Barry Eichengreen：〈亞洲浮動匯率案例〉，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195頁。

　　162 沃爾克、行天豐雄：《時運變遷》第42～43頁。「戴高樂將軍所說的『過度特權』（exorbitantprivilege），意思是美國人可以用借款而非出口商品和服務來支付防務和其它方面的賬單」（蘇珊·斯特蘭奇：《賭場資本主義》第7頁）。

　　163 韓文高：《世紀末金融風暴》第151頁。

　　164 香港實行貨幣局制度，沒有中央銀行，7.8 港幣自動恒等于一美元（饒余慶：《亞洲金融危機與香港》）。

　　165「商務部提供的數據顯示，2006年，中國企業實現對外直接投資161.3億美元，同比增長31.6％。截至2006年年底，中國企業累計對外直接投資（非金融類）達到733.3億美元，設立境外中資企業萬余家。……有關部門最新一份權威報告顯示，國企投資海外大多集中在貿易領域（約占總投資的60％），而生產性企業的70％以合資為主；虧損或持平企業約占三分二，盈利企業僅有三分一」（〈四部委排查萬億境外國資〉，香港《信報》2007年4月11日，第20頁）。「內地向本土及外資機構已批出的QDII 投資額度約14億美元，但由于監管當局只容許QDII 產品投資固定收益的投資工具；加上人民幣持續升值﹐投資者反映冷淡」（〈中行率先推投資境外股票QDII 產品〉，香港《信報》2007年4月19日，第6頁）。「摩根大通和德意志銀行近日不約而同預計，中國未來的海外投資規模將數以百億甚至千億美元。……德意志指出，過去五年中國的海外投資增長率達86％」（〈中國未來投資海外以千億美元計〉，香港《信報》2007年4月24日，第2頁）。

　　166「QFII 已批出95.45億美元，逼近百億美元的總額度大關，……目前QFII 的市場表現非常活躍，證券類資產的持倉比例均在90％以上」。有消息說，2007年「追加50～100億美元的額度」（〈QFII 再加五億美元〉，香港《信報》2007年1月19日，第38頁）。

　　167「自從2004年香港銀行開辦人民幣業務以來，截至去年11月底，共有38 家本地銀行開辦了有關業務，人民幣存款余額約228億元，香港匯往內地的款項則僅得22億元，內地銀行卡在港消費和提取現金合計206億元」（〈人民幣在港發債，金融中心添實力〉，香港《信報》2007年1月17日，第2頁）。

　　168 2006年12月14日，香港財資市場公會推出人民幣掉期申引利率定價（〈財資市場公會推人民幣掉期申引利率定價〉，香港《信報》2006年12月15日，第4頁）。

　　169 2006年，芝加哥交易所推出人民幣不交收遠期外匯（葉秀亮：〈中國不宜支持港推人民幣期貨〉，香港《信報》2006年12月4日，第12頁）。「消息人士透露，由于本港2005年已開展人民幣不交收遠期外匯合約（NDF）產品，這對于重新訂立人民幣期貨市場的有關規則提供了一定的基礎。……有市場人士坦言，本港推出人民幣期貨合約，志不在透過上述產品賺錢，重點是可作為人民幣自由兌換的試點，長遠有助于本港建立或爭取成為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人民幣期貨報告月中公布〉，香港《信報》2007年1月3日，第4頁）。

　　170〈港府首倡人民幣資金自由行〉，香港《信報》2007年1月16日，第2頁。

　　171 其中一種辦法是發行「中國存托憑證」（China depositary receipt，CDR）。「打通A 股與H股交易的簡單原理是，當同一公司的A 股價格高于H 股時，投資者可以買進H 股，并將所買的H 股轉托管成A 股（或轉托管成中國存托憑證﹐即CDR）賣出；反之，當H 股價格高于A 股時，投資者可以買進A 股，并將其轉托管成H 股賣出」（古羽：〈打通「A＋H」暢想〉，《財經》2007年1月22日，第66～67頁）。

　　172 2007年初，深圳市政府頒布《深圳市金融業11·5 規劃》，規劃「將爭取未來幾年試點設立證券融資公司，在國內先行試點發行企業垃圾債，……同時加深深圳、香港、澳門三地在金融穩定等方面的合作，逐步實行深港資金流動自由化，并推動泛珠三角地區現代化支付系統和外幣清算系統的聯網」（〈深圳試辦證券融資公司〉，香港《信報》2007年3月10日，第6頁）。

　　173 90年代初，美聯儲前主席沃爾克到中國旅游一周，就已經敏感地發現：「中國的每個省都想有自己的中央銀行」（沃爾克、行天豐雄：《時運變遷》第334頁）。正所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174「市場人士表示，本港獲準發行人民幣債券，將刺激人民幣升值」（〈發債添人民幣升值壓力〉，香港《信報》2007年1月17日，第1頁）。「一旦有了一個具足夠交易量的人民幣期貨或遠匯市場，投機遠匯的動作將透過套利機制，在中國造成極大量的投機流入，這將在現階段大幅增加貨幣供應及股市的泡沫，在泡沫爆破時造成比經濟衰退更傷國家元氣的金融風暴」（葉秀亮：〈中國股市泡沫與人民幣期貨〉，香港《信報》2007年1月18日，第15頁）。

　　175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局孫濤博士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張曉晶調查研究，「綜合正規渠道和非正規渠道，2004年兩地資金流動規模應在1.67萬億港元左右；……占2004年內地GDP 的10％以上。……根據香港金管局的統計，2004年底，香港共有五百家左右兌換店，其中三分之一經營人民幣兌換、匯款等一條龍業務。這些兌換店能夠將國內的巨額人民幣（如一千萬元）在一天之內匯到香港。……通過實地考察，我們了解到，一家兌換店一天可從事價值達幾百萬美元的匯兌交易」（孫濤、張曉晶：〈「香港路徑」中的跨境資金流動與潛在金融風險〉，《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6年第1期，第30～36頁）。

　　176「林吉特」是馬來西亞貨幣Ringgit。「馬哈蒂爾說他們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固定匯率，從而使得企業們能夠制訂計劃。因此他們對資本流出施加了控制。從那時起，一個企業必須把五年以內的收益累積起來，才能把它們匯出國外。一年以后他宣布，與賣掉投資者的貸款相比，他幫助這些投資者節約了一大筆錢。他們也禁止本幣和股票的離岸交易，這過去是在新加坡進行交易的，這些離岸交易規避了禁止盧比匯回國內的規定。這樣做的目的是使得套利基金不能染指本幣與股票，并且賣空它們」（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羅伯特·巴利討論時如是說。杰弗里·弗蘭克爾：〈日本和東亞的經濟政策〉，蒙代爾、扎克：《貨幣穩定與經濟增長》第183頁）。引文中的「盧比」應當是馬來西亞貨幣Ringgit。

　　177「有鑒于中國經濟仍有許多內部隱憂，銀行體系尚有大量呆壞賬須要進一步清除，以及在市場相信人民幣大幅偏低下，容許遠期匯市發展將破壞中國匯制改革、造成更多資金流入，和使人民銀行不可能有效控制貨幣供應及匯率升幅。……港交所高層在不了解（或不重視）國家的經濟安全考慮及誤信自己在這方面較具優勢的情況下，宜注意其計劃的強行闖入所可能造成的尷尬、中港關系倒退，及其本身的去職風險」（葉秀亮：〈港交所推人民幣期貨應三思〉，香港《信報》2007年3月26日，第34頁）。

　　178 拉里·卡哈納：《格林斯潘語錄》第6頁。「在1997年的1115 只對沖基金中，在美國注冊者569 只，占對沖基金總數的51％，資產規模占三分之一；其余主要在加勒比海的幾個離岸中心注冊。規避監管，是對沖基金高收益的原因之一」（梅新育：《國際游資與國際金融體系》第21頁）。離岸中心擁有的金融財富，「一項最近的估計為6～8萬億美元，幾乎相當于全世界商品和服務的年交易額，或者說相當于全球財富的三分之一左右。……逃稅的稅款在美國目前已高達大約每年325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都是通過海外金融中心的合法減稅手段流失的。毒梟、黑商及黑手黨成員們也利用海外金融中心來洗黑錢。單是塞浦路斯每年就要經手來自俄羅斯黑色經濟的大約25億美元。……全世界每年非法活動的產值 — 即『犯罪生產總值』—目前據信高達約一萬億美元，約占世界貿易的20％。其中約3500億美元得以通過海外金融中心洗黑錢，然后又重新投資，每天的流量約為10億美元」（David Boyle：《金錢的運作》第53～54、112頁）。

　　179「在倫敦，在歐洲美元市場上開業的銀行在美國監管權力之外創造出美元貸款」（伊特韋爾、泰勒：《全球金融風險監管》第161頁）。「1964年，歐洲貨幣市場規模就達到兩百億美元，是1960年的十倍，其中歐洲美元占83％；到1973年，歐洲貨幣市場存款毛額已達3150億美元。……1988年，歐洲貨幣市場存款毛額達45610億美元。……該市場上銀行間交易中96％屬于一年以內的短期拆放；加之具有統一的利率結構，不受任何國家國內銀行法管制，歐洲貨幣市場這個國際資本流動的產兒對布雷頓森林體系晚期以降國際游資的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促進作用。1979年10月（此時已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企圖向美國銀行海外歐洲美元資產實施存款準備金制度失敗，標志著國際資本市場獲得了超乎國家政策的自主性地位」（梅新育：《國際游資與國際金融體系》第93～94頁）。

　　180「從1971年以來，數十億、甚至上百億的日圓、馬克、英鎊也都變成無國界的歐洲貨幣。這個貨幣市場如此龐大，各公司因而可以從全球各地借入所需要的任何貨幣。……直到1987年12月，才對歐元市場實施現金儲備和資本儲備的要求，當時各國央行總裁齊聚瑞士巴賽爾國際清算銀行，就全球的現金儲備標準達成協議」（喬爾·庫爾茨曼：《金錢之死》第100～103頁）。

　　181 趙慶明：《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及國際化研究》第220頁。

　　182 王希亮：《戰后日本政界戰爭觀研究》第343、350頁。

　　183 亞洲金融風暴以后，日本與中國、俄羅斯、南韓等八個國家簽署了擴大直接投資的雙邊協定，與墨西哥、新加坡簽署了自由貿易雙邊協議。與東盟、南韓、中國、新西蘭、澳大利亞的自由貿易雙邊協議也在緊鑼密鼓之中（〈日韓謀組自由貿易區與歐美鼎足三立〉，香港《信報》2002年3月23日，第8頁）。

　　184 馬哈蒂爾：〈全球化與共同發展〉，《香港傳真》No.2001～31。「1999年10月18日，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在東亞經濟峰會上提議建立完全屬于東亞地區的『東亞貨幣基金』（EastAsian Monetary Fund），其規模略小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先從東亞開始進行多邊協議，然后逐漸擴大到其它亞洲國家和地區」（梅新育：《國際游資與國際金融體系》第371頁）。

　　185 亞洲各國努力建立亞洲貨幣體系，「日本的經濟超級大國地位必然使日元成為體系中的主導貨幣，正如德國馬克在歐洲貨幣體系中的情形那樣。日元的主導地位將促使亞洲其它國家采取釘住日元政策，進而在本區域形成實際上的日元區」（Takatoshi Ito、Yung Chul Park：〈東亞匯率體制〉，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136頁）。「美元區、歐元區和日元區分別占世界經濟的25％、17％和12％。……事實上，只要三個貨幣區中的任意兩個同意建立或者發起貨幣聯盟就足夠了。……任何兩個貨幣區之間的貨幣聯盟 — 歐洲和日本，或者歐洲和美國，或者美國和日本 — 將使得這個聯盟成為占支配地位的貨幣區，因此會吸引第三個貨幣區加入」（蒙代爾：〈第六次羅賓斯爵士紀念講座：國際貨幣制度改革〉，蒙代爾、扎克：《貨幣穩定與經濟增長》第14、16頁）。「我認為國際貨幣體系在未來幾年內不會發生任何革命性的進展。我們正朝著一個由三大主要貨幣區組成的世界貨幣結構邁進。美元區、歐元區、日元區構成了世界GDP 的60％，它們將成為這一體系中的主要游戲者。我認為未來的改革方向將會建立在三大貨幣區這一現實的基礎之上，并且將會有一種穩定機制，或者至少能夠緩解美元～歐元匯率、日元～美元匯率和日元～歐元匯率之間的不穩定性。但是這是不夠的。對于世界上的小國來說，如果它們想實現穩定的匯率安排，它們就必須釘住美元或者日元或者歐元的這種體系不是特別富有吸引力的。這些貨幣區總是面臨政治壓力。……這一直是我的希望，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成員國能夠創立一種世界貨幣，這也許能夠建立在美元～歐元～日元之間實施固定匯率的貨幣聯盟這一平臺之上。我們今天距離這一夢想也許還很遙遠，但是，正如中國人所說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羅伯特·所羅門：〈國際貨幣體系的未來〉，蒙代爾、扎克：《貨幣穩定與經濟增長》第205頁）。

　　186 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李登輝、中嶋嶺雄：《亞洲的智略》第72、85、95、118～119頁）。劉泰英倒是提出過建立兩岸四地（人民幣、新臺幣、港幣、新加坡元）貨幣聯盟的「中國元」（《改革內參》2002年第2期，第30～31頁）。顯然，這需要港幣與美元脫鉤，在人民幣（或者在貨幣聯盟）的保護下自主發行。

　　187 Takatoshi Ito、Yung Chul Park：〈東亞匯率體制〉，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130～131頁。

　　188「日本和美國之間的貨幣聯盟可以建立在與目前歐洲貨幣聯盟所基于的相同原則的基礎上。需要滿足五個條件：（1）在聯合區域里實施同一通膨率目標的協議；（2）實施共同的物價指數以衡量通貨膨脹的協議（如同歐洲統計局的消費者物價綜合指數）；（3）鎖定匯率；（4）共同的貨幣政策 — 比如由日本央行和聯邦儲備的官員們共同組建貨幣政策委員會；（5）劃分鑄幣稅的程序。因為這兩個經濟體之間規模的不對稱性，日本央行應該承擔起通過非沖銷干預來固定匯率的任務（在美國的保證下！）這一系統在歐洲的運行沒有發生任何重大失誤，并且貨幣投機也消失了」（蒙代爾討論時如是說；杰弗里·弗蘭克爾：〈日本和東亞的經濟政策〉，蒙代爾、扎克：《貨幣穩定與經濟增長》第188頁）。

　　189 耶金、斯坦尼斯羅：《制高點》第516頁。

　　190「像歐美航空公司的旅客追查遺失行李的下落，或是為美國人解決計算機的疑難雜癥，服務項目林林總總」（湯馬斯·佛里曼：《世界是平的》第23～30頁）。

　　191 推薦參閱王小強：《產業重組時不我待》展開分析，冷戰結束以后，美國政府直接操作軍工產業的大規模集中重組。

　　192 蘇珊·斯特蘭特：《賭場資本主義》第203頁。

　　193 任毓駿：〈兩千億美元造新戰機〉，《環球時報》2001年10月30日，第2頁。

　　194「目前世上（包括俄羅斯）沒有能夠擊落隱形飛機的武器，而美國已擁有不少這類飛機（和B1 和B2 隱形轟炸機）」（林行止：〈窮措大大購軍火之謎〉，香港《信報》2007年2月7日，第23頁）。

　　195 亨利·考夫曼：《悲觀博士考夫曼論貨幣與市場》第363頁。

　　196「根據基金組織2002年《國際金融統計年報》數據計算，到2001年底，不計入中國澳門、文萊、緬甸、柬埔寨的外匯儲備，『10＋3』成員國（包括中國香港特區和中國臺灣省在內）外匯儲備合計11173億美元，占全世界外匯儲備總額的54.9％，且其外匯儲備通常投資于美國短期國庫券。由于當前美國短期國庫券收益率僅有1.75％，而亞洲國家國內投資回報率通常為10～20％，維持巨額外匯儲備實際上等于這13個國家支付高額機會成本向美國發放一萬多億美元的無期低息貸款，刺激了美國的過度消費，而大量不能支出的收入又造就了這13個國家的通貨緊縮趨勢」（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梅新育：《國際游資與國際金融體系》第377頁）。推薦參閱梁曉：《世界是平的嗎？》中〈誰來養活美國？〉的展開分析。

　　197 Thomas L. Friedman：“A manifesto for the fast world”，New York Times，1999年3月28日（福斯卡斯、格卡伊：《新美帝國主義》第51頁）。

　　198 美國海軍學院教授Thomas Barnett 如是說（〈美聯儲 — 世界上最神秘的私人壟斷公司〉，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文化研究中心：《調查研究通訊》No.2007～2）。

　　199〈中國需要兩千萬個百萬富翁〉，《新聞周刊》2001年10月29日，第42～45頁。

　　200 1994年，索羅斯65 歲生日前夕，匈牙利政府給他頒發一枚褒獎平民的勛章。傳記作家報告說，這件事「似乎集他的挫折為一爐」（羅伯·史雷特：《索羅斯旋風》第417頁）。

　　201 吳兢：《貞觀政要》第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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