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歷史的回顧》的敘事，西路軍失敗的責任應該由黨中央和陳昌浩來分擔。而陳昌浩應負的責任是因“背上了政治包袱”而“不顧實際情況”，“一切以中央的意旨行事”且“動用政治委員最后決定權”一意孤行。而筆者在前面的討論中，已將西路軍渡河后西路軍首長與中央之間往來的重要電報俱列出了，也把《歷史的回顧》（如今有3個不同的版本）有關內容列出來了。那么現在是否可以對“陳昌浩動用‘政治委員最后決權’機械執行中央指示”的“錯誤”，給出一個客觀負責的結論哩？

　　根據《歷史的回顧》所述，西路軍渡河后共有4次重大行動選擇——實際上是5次，那么在這5次重大選擇中，陳昌浩是否動用過“政治委員最后決定權”，一意孤行過哩？讓我們一個個地來作一剖析。

㈠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決定西進并非陳昌浩個人意見

　　先看第1次。

　　1936年11月11日～16日，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被授予西路軍名義后，毛澤東、周恩來曾電詢西路軍首長，向他們征詢是西進還是東返的意見。根據《歷史的回顧》記載，陳昌浩“拿不定主意”——也就是有東返之意，而徐向前認為西進比東返好，建議召開軍政委員會討論研究。會上，徐向前提出了西進的種種好處，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見。于是決定，按會議形成的共同意見回復中央。1936年11月12日，徐、陳首長按這個決定給中共中央和軍委回電，電文信心滿滿對西進建立根據地打通國際的任務打了包票，而且是建立根據地在前，打通國際在后[1]。那么，這個西進決定，并不是陳昌浩一意孤動用了“政治委員最后決定權”的結果！這個結論，應該沒有問題吧？

　　此后，直到11月16日，西路軍首長向中央報告的，都是建立根據地的利好消息[2]。而張國燾也信心滿滿認為西路軍能夠獨立擔當這個任務，這個時間段里向中央通報的也是西路軍方面的利好消息，而且還鼓勵西路軍首長“獨立”完成建立根據地的任務[3]。此間，除了對西路軍去向放心不下的毛澤東周恩來外，只有彭德懷于11月14日提出了河東部隊應該“聲援西路軍，否則西路軍陷入孤立”的建議[4]。

㈡“任務次序”是個偽問題，陳昌浩堅持的是西路軍軍政委員會集體決定

　　再看第2次：任務次序之議。

　　西路軍方面信心滿滿的利好消息于1936年11月16日嘎然而止。

　　11月16日，敵中央軍毛炳文部西渡黃河追擊西路軍，朱德、張國燾提出了“西路軍孤立”問題，要求“須急設法幫助和策應他們”，“并須急打通遠方，得到接濟至關重要”[5]——這就是西路軍首長向黨中央提出“任務次序”之詢的由頭。而就在同一天里，尚未得知敵毛炳文軍西渡追擊西路軍消息的徐、陳首長向中央報告的，仍然是“占領古浪”的捷報[6]——還是利好消息。

　　17日，徐、陳顯然已得知敵毛炳文軍西渡黃河追擊西路軍的信息，也感到了來自屁股后頭的壓力。于是向中央發出關于“任務次序”的詢問電[7]。同日、朱德、張國燾致電徐、陳首長，提出了“你們兵力應相當集結，速打通遠方為要著”[8]——也就是改變任務次序的指示。而中共中央回電說物資準備不及，西路軍應該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并保持東邊回旋余地，并且通報了從肅州到安西的道路等情況[9]。

　　爾后，毛澤東指出，只有戰勝胡軍才便開展局面，才是策應河西（西路軍）的好辦法[10]。

　　河東紅軍主力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取得了山城堡戰役的勝利，迫使追擊西路軍的敵毛炳文部掉頭東返，29日回到河東，為西路軍大大減輕了壓力——《歷史的回顧》對中央給西路軍以極大策應的這個事件，未有只字陳述和評說。而且還認為，陳昌浩以“政治委員最后決定權”，高舉“尚方寶劍”否定了徐向前改變任務次序的意見，一意孤行要就地建立根據地[11]。

　　然而，“建立根據地的任務”是“打通國際”的前提，而且也是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在幾天前的集體決定——而且并不是陳昌浩“以政治委員最后決定權”的身份壓迫下作出的，那么陳昌浩維護的，實際是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的集體決定，而不是他作為西路軍政治委員的個人決定。

　　所以，這次“任務次序”的責任，很難歸咎于陳昌浩個人。

㈢西安事變后西路軍西進還是東返的問題

　　接著說第3次：西安事變后西路軍東返還是西進的選擇。

　　根據《歷史的回顧》，陳昌浩當時是主張東返的，而徐向前不同意。于是，徐、陳首長再次召集軍政委員會開會，會上，“絕大多數同志”同意的是徐向前的意見[12]。會后的1936年12月23日，徐、陳首長按這個“大家同意”的共同意見給中央回電：西路軍西進沒問題，東進則需新疆和蘭州同時出兵策應[13]。而此前，根據軍政委員會提出的西進計劃是：物資能夠按時到的情況下，1937年1月中旬搶占高臺、臨澤為根據地，派出五軍去安西。物資不能按時到的情況下，就地休整以度過嚴寒之3月。[14]

　　這次西進還是東返的討論的最后結果是：中央根據西路軍首長的意見，西路軍繼續西進，同時授予了西進時機自決之權[15]。

　　那么這一次，陳昌浩動用了“政治委員最后決定權”一意孤行了么？陳政委最后是遵從了徐向前和軍政委員會“絕大多數人”的意見哩，還是自己的意見？

　　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那么至少在這一次關于西路軍西進還是東返的重大抉擇中，陳昌浩并沒有動用“政治委員最后決定權”而“一意孤行”。

㈣高臺失陷前后，西路軍首長關于西進還是東返的抉擇

　　再看第4次。

　　這一次，是指紅五軍高臺被圍及失陷前后這個時間段里（1月16日～2月中旬）。

　　按《歷史的回顧》記載，自1937年1月16日起，中央連續來電要求西路軍東返[16]。

　　但目前查閱到的中央16日來電，提到的是“同意”西路軍地休整一段時間后東進擴大地盤并以一部西進[17]，與《歷史的回顧》嚴重不洽。1月21日，徐、陳首長致中央電中報告提出的是準備東進，以十天急行軍趕到古浪[18]。而軍委主席團24日回電，是“同意”徐、陳首長的決定，并授予了徐陳首長“行動方向自決之權”[19]。

　　那么徐陳首長是怎么自決的哩？

　　1月27日，西路軍在西洞堡殲滅了馬家軍憲兵團。爾后，西路軍首長即在東西兩個方向之間徘徊輾轉，游疑不定。那么這一次究竟是誰拿的大主意哩？《歷史的回顧》中沒說，但也沒指責陳昌浩一意孤行動用了“政治委員最后決定權”。那么我們姑且可以認為：這是徐、陳首長都認可的決策，并不是陳昌浩個人的行為——這個結論，應該沒有問題吧？

㈤1937年2月中下旬西路軍東返還是西進的選擇

　　現在討論最后一次——也就是第5次：1937年2月中下旬西路軍東返還是西進的選擇。

　　在《歷史的回顧》中，這是指責陳昌浩動用“政治委員最后決定權”一意孤行的重頭。但關于這段這個史實的陳述卻存在著兩個版本：1984年版本和1988年版本。在這兩個版本中，陳昌浩固執已見一意孤行并動用“政治委員最后決定權”的由頭，是不一樣的。

　　1984年版本陳述的梗概是這樣的：2月21日，西路軍從倪家營子突圍東進，向西洞堡、龍首堡轉移。27日，殲滅馬家軍憲兵團，繳槍1200支及大量軍用物資。于是陳昌浩提議重返倪家營子，執行建立根據地的任務。徐向前為此跟陳昌浩吵了一架，陳昌浩動用“政治委員最后決定權”和中央“固守五十天”的“尚方寶劍”，影響軍政委員會否決了徐向前的建議，作出了“重返倪家營子”的決定。于是，“注定了西路軍最后失敗的命運”……[20]

　　而1988年版本的陳述梗概則是這樣的：2月21日，西路軍從倪家營子突圍東進到達威狄堡（今新華鎮），遭敵所阻。陳昌浩因為沒有中央的東進命令而顧慮重重，于是陳昌浩提議重返倪家營子，執行建立根據地的任務。徐向前為此跟陳昌浩吵了一架，陳昌浩動用“政治委員最后決定權”和中央“固守五十天”的“尚方寶劍”，影響軍政委員會否決了徐向前的建議，作出了“重返倪家營子”的決定。否決了徐向前的建議。于是，“注定了西路軍最后失敗的命運”……[21]

　　兩個陳述中相同之處是：陳昌浩一意孤行要返回倪家營子建立根據地，中央“固守50天”的來電給陳昌浩撐了腰，于是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決定按陳昌浩意見返倪家營子（仍然是集體決定的意見）。于是，“注定了西路軍最后失敗的命運”。

　　不同之處在于：西路軍殲滅馬家軍一個憲兵團的歷史事件，在1988年版中，憑空蒸發了！

　　實際上，殲滅馬家軍憲兵團的歷史事件，并不是發生在2月27日，而是一月前的1月27日[22]。也就是說，這個歷史事件，與徐、陳首長此間關于東返和西進的爭論，毫無關系！這個“硬傷”被人指出后，《歷史的回顧》的編撰者仍然不愿意更改原書中的結論，只是簡單地將這個事件作了“蒸發”處理……

　　然而，這種處理簡捷倒是簡捷，卻露出了更大的馬腳。

　　上圖是威狄堡-倪家營的相對位置的圖示：倪家營在威狄堡（今新華鎮）的東南，威狄堡在倪家營的西北。根據1988年版《歷史的回顧》敘事，徐向前的建議是從倪家營子突圍東返。可既然如此，為啥實際的行進方向又是西北方向的威狄堡哩？這究竟是要東返哩還是西進？而陳昌浩要求重返倪家營子，又是東返哩，還是西進呢？如此這般，所謂陳昌浩“為突圍東返還是就地堅持”與徐向前相爭最后以“政治委員最后決定權”來壓人的故事，還能成立么？那么所謂陳昌浩信心滿滿要建立根據地并與徐向前爭吵之事，還能成立么？所謂“東進沒有中央命令，陳昌浩本來顧慮就很大……”還能成立么？

　　最重要的：所謂陳昌浩“一意孤行機械執行中央指示”的罪過，還能成立么？

　　需要提示的是，早在一個月前的1月24日，中央就已經授予西路軍首長“行動方向自決”之權了，還特意說明了“以便利擊敵，保存實力為目的”。

　　那么當年的徐陳首長放棄“突圍東進”而改取“就地堅持”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哩？

　　其實，他們當年的電報說得極其清楚明白——2月24日，西路軍在威狄堡西進受阻后，馬上報告中央：“我們（二）十一日晚移威敵堡，敵定明即接近，因地形堡寨太多敵易封鎖，又于當晚仍回集倪家營，天明敵騎又接近，接連三次敵猛力炮擊進犯，夜在野外四面伏擊不便出擊，必在此時打，如天（明）有機即東進，無機另想辦法”，“敵騎日夜接近，步、騎、炮集中日夜交戰，西路軍不戰勝此敵，必有極大犧牲。西進不可能時，但東進亦不可能……”[23]

　　于是軍委主席團根據他們報告的情況，指示他們“固守50天待援”。[24]

　　西路軍首長報告東進西進俱不成。那么中央除了讓他們固守待援，還能怎么指示他們？

　　需要說明的是，除了《歷史的回顧》兩個版本對這一事件的不同敘事外，還存在著第三種敘事：

　　威狄堡—帶堡寨密集，很不利于防守，且敵軍已控制了一批堡寨，紅軍在此地堅守困難很大。為此，徐向前和李特研究，提出突圍進祁連山的意見。陳昌浩認為黨中央和中央軍委2月21日的電報沒有提突圍的話，突圍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便提出“重返倪家營子，繼續建立河西根據地”的意見。陳昌浩的意見受到徐向前等同志的一致反對，徐向前說：“我們現在還有什么力量回去建立根據地．好不容易突圍出來，回去不是自尋滅亡嗎？”但陳昌浩固執己見．聽不進不同意見，決定當日晚返回倪家營子。西路軍回倪家營子后，復陷敵軍重圍。[25]

　　看來這個敘事的作者已經知道《歷史的回顧》中所謂“東進沒有中央命令，陳昌浩本來顧慮就很大”難以成立了，于是又換了一種說法：“為此，徐向前和李特研究，提出突圍進祁連山的意見。陳昌浩認為黨中央和中央軍委2月21日的電報沒有提突圍的話，突圍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便提出‘重返倪家營子，繼續建立河西根據地’的意見”。

　　這也就是說：這筆責任賬死活都得由陳昌浩來擔戴——不管有沒有“殲敵青海憲兵團陳昌浩勝利沖昏頭腦”這件事，不管從倪家營子突圍到威狄堡是向東還是向西，也不管從威狄堡返回倪家營子是向東還是向西，更不管黨中央早在一個月間的1月24日就已明確授予西路軍“行動方向由你們自決”的機斷行事之權，反正這筆責任賬都得由陳昌浩來擔戴！

　　其實只要打開地圖一看，這個敘事的真偽就很容易判斷了：如果“徐向前和李特研究，提出突圍進祁連山的意見”是確實存在的話，那也是不切實際的：從威狄堡不經過倪家營是無法直接進入祁連山的！不談地理障礙和有無道路，除去倪家營子，尚有萬余人的西路軍在當日突圍進山途中，根本就沒有任何可以食宿之地。

　　更重要的是，這種無論論據如何變換，都不改變原論點，一定要堅持把陳昌浩釘死在責任賬上！——無論是多么的牽強多么的附會！那么作為學者，作為治史者，我們該怎么評判他們的學術道德和人格操守哩？

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可否設問：所謂陳昌浩信心滿滿要建立根據地并與徐向前總指揮爭吵之事，還能成立么？所謂“東進沒有中央命令，陳昌浩本來顧慮就很大……”還能成立么？所謂陳政委“一意孤行機械執行中央指示”的罪過，還成立么？請問，在這5次重大選擇中，陳政委遵從的是徐向前總指揮和軍政委員會的意旨，還是按“政治委員最后決定權”貫徹了自己的意圖？

　　這個問題，恐怕不難回答吧？

　　最低限度，最保守的回答也只能是：陳昌浩動用政治委員最后決定權一意孤行的說法，是缺乏充分的依據的！

注釋

　　[1]《徐向前、陳昌浩關于西路軍情況致中央軍委、總部電（1936年11月1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81～第88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徐向前、陳昌浩、李特關于西路軍在大靖一帶休整致朱德、張國燾電（1936年11月12日13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7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徐向前、陳昌浩擬襲取古浪涼州致朱德、張國燾及中央軍委電（1936年11月13日20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8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西路軍占領古浪的捷報（1936年11月16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8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朱德、張國燾關于西路軍應在涼州民勤古浪形成鞏固的新局面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6年11月1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8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朱德、張國燾關于西路軍須獨立完成打通遠方任務致徐向前、陳昌浩并中央軍委電（1936年11月14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8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朱德、張國燾關于西路軍情況致中央軍委電（1836年11月1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8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彭德懷關于目前戰略方針與今后作戰部署致毛澤東、周恩來等電（1936年11月14日14時）》，《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49～第85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5]《朱德、張國燾設法幫助和策應西路軍（1936年11月16日）》，《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上）》第418頁，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6]《西路軍占領古浪的捷報（1936年11月16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8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徐向前、陳昌浩關于西路軍行動方向致中央電（1936年11月17日8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87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8]《朱張關于敵軍行動及速打通遠方致徐陳電（1936年11月1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8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9]《中央關于西路軍在現地區留住一時期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6年11月18日18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88～第88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0]《毛澤東關于戰勝胡敵才便開展局面致朱德、張國燾電（1936年11月18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04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1]《歷史的回顧》第525～第526頁，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

　　[12]《歷史的回顧》第531～第537頁，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

　　[13]《徐向前、陳昌浩等認為迅速取得遠方接濟為目前迫切與極大要求致毛澤東、朱德、張國燾電（1936年12月23日12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1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4]《徐向前、陳昌浩關于各軍行動情況及加強九軍之措施致中央電（1936年12月9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09～第91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徐向前、陳昌浩關于西路軍逐漸西移兵力部署致中央軍委電（1936年12月2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1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5]《軍委主席團關于西路軍仍執行西進任務致徐向前、陳昌浩等電（1936年12月2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1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6]《歷史的回顧》第540頁，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

　　[17]《軍委主席團關于提高紅軍政治工作與紅軍紀律致西路軍電（1937年1月16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28～第92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8]《徐向前、陳昌浩關于西路軍行進路線致軍委主席團電（1937年1月21日1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3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9]《軍委主席團關于行動方向自決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7年1月24日24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37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0]《歷史的回顧》第544～第546頁，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

　　[21]《歷史的回顧》第366～第267頁，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22]《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大事記》，《悲壯的征程（下）》（中共甘肅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第309頁，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23]《徐向前、陳昌浩關于戰略方針致中央軍委電（1937年2月24日20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4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4]《軍委主席團關于固守五十天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7年2月26日23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5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5]郝成銘：《紅西路軍記事》，《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調查研究卷（上）》第603第604頁，甘肅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朱玉、夏宇立都參與了該書的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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