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需要說明的是，新中國的建國以來出版的革命回憶錄中，紅西路軍從來都是“正面形象”：1957年以后，大型革命回憶錄叢書《星火燎原》和《紅旗飄飄》出版發(fā)行。其中《星火燎原》第3輯為長征專輯，收入紅軍老戰(zhàn)士有關長征的回憶文字72篇，其中6篇為西路軍將士所撰，這6篇回憶文字分別為——

　　程世才（中將）：《血戰(zhàn)河西走廊》

　　秦基偉（中將）：《苦戰(zhàn)臨澤》

　　周純麟（少將）：《最后幾匹戰(zhàn)馬》

　　李天煥（中將）：《走出祁連山》

　　戴克林（大校，后晉為少將）：《回到黨的懷抱》

　　程世才（中將）：《歷史的結論》

　　同時期的《紅旗飄飄》第3輯（1957年7月出版）共收入關于土地革命戰(zhàn)爭和抗日戰(zhàn)爭的回憶文字42篇，其中3篇為西路軍將士所撰——

　　秦基偉（中將）：《苦戰(zhàn)臨澤》

　　李天煥（中將）：《陷入絕境以后》

　　肖永銀（少將）：《從祁連山到隴東》

　　1959年1月，《紅旗飄飄》第10輯出版，原紅三十軍政治部主任李天煥中將的回憶文章《氣壯山河——紅西路軍遠征記》被刊用，該文編者按這樣寫道：

　　西路軍遠征新疆，是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造成的一次紅軍歷史上的重大損失。

　　1936年秋天，黨中央和毛主席率領中央紅軍已勝利結束長征，到達陜北一年之久。當時，紅四方面軍的主要領導人、后來墮落為革命叛徒的張國燾，為了實現(xiàn)個人野心，繼續(xù)采取反黨反中央、分裂紅軍的活動，假借中央名義，提出了“建立河西根據(jù)地”、“打通國際路線”等口號；并且假傳中央命令，讓紅五軍、九軍、三十軍組成西路軍，于l936年10月26日，自靖遠上游強渡黃河西征。由于脫離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在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指導下，西路軍蒙受了重大的損失。但是，西路軍的共產(chǎn)黨員和廣大指戰(zhàn)員，是忠實干革命事業(yè)的，他們歷盡難以想象的千辛萬苦，同殘暴的敵人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浴血苦戰(zhàn)，創(chuàng)造了無數(shù)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事跡。正當西路軍瀕臨絕境之際，他們收到了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電報，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耐心教育下，迅速地回到了黨中央正確的領導之下，并在后來的斗爭中起了光榮的作用。

　　李天煥同志的“氣壯山河”，寫的就是1936到1937年間，西路軍遠征新疆那些激勵人心的英雄故事。[1]

　　雖然這段話帶著那個時代的明顯烙印——黑白分明簡單化的定性定調(diào)與語氣語境，這當然談不上有多么嚴謹多么準確，然而我們從中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西路軍的“共產(chǎn)黨員和廣大指戰(zhàn)員”與“叛徒張國燾”，是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根本就不是一碼事兒！叛徒張國燾，是狗屎一堆！而西路軍的“共產(chǎn)黨員和廣大指戰(zhàn)員”的征戰(zhàn)歷程，是“氣壯山河”！西路軍將士們的故事，是“激勵人心的英雄故事”！

　　因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早在西路軍失敗僅僅14天后就有言在先：

　　中央對于在國燾同志領導下的四方面軍的干部的艱苦奮斗，不怕犧牲，不畏險阻，英勇苦戰(zhàn)，獻身于蘇維埃事業(yè)的忠誠，表示深切的敬意。對于四方面軍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領導之下所獲得的極大進步與對張國燾路線的正確認識，表示極大欣慰。過去紅四方面軍所犯的錯誤，應該由張國燾同志負最主要的責任。一切把反對張國燾主義的斗爭故意解釋為反對四方面軍全體干部的斗爭，把四方面軍的干部同中央對立的企圖與陰謀，應該受到嚴重的打擊。四方面軍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張國燾個人的干部。[2]

　　更何況，這種在宣傳上的簡單化歸咎其實也含有保護一些歷史當事人的合理緣由！

　　1942年7月2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又專門發(fā)出了《中央關于對待原四方面軍干部態(tài)度問題的指示》：

　　㈠原四方面軍干部絕大多數(shù)都是工農(nóng)出身，由下層工作漸次提升上來的。他們在國內(nèi)戰(zhàn)爭中表示了對革命對黨的堅定與忠誠，在克服國燾路線之后，又一致?lián)碜o黨中央，在民族戰(zhàn)爭中也表示了他們的英勇與忠誠，只有極少數(shù)幾個干部投降了敵人，但這是不足為奇的，原一二方面軍干部中，亦有極少數(shù)分子投敵。

　　㈡原四方面軍干部，在國燾路線統(tǒng)治時既是服從與執(zhí)行了國燾路線。但必須區(qū)別國燾路線的單純追隨者與積極幫手之間的分別。只有幾個人，對國燾路線的發(fā)展是起了積極幫手的作用。壓倒的大多數(shù)由于文化政治水平關系，由于國燾的愚民政策和壓迫威脅政策，由于軍隊的集中原則等等原因，因而服從和執(zhí)行了國燾路線。抗戰(zhàn)五年來的實踐，考驗了原四方面軍干部在本質(zhì)上是誠實的，堅決的，證明了一九三七年反對國燾路線時中央所作的結論是完全正確的。這里所指起積極幫手作用的幾個人中，并不包括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在內(nèi)，他們在國燾路線時期，并未起過此種作用。就是對國燾路線起過積極幫手作用的幾個同志，中央的政策亦是爭取教育，使他們覺悟轉(zhuǎn)變，而不是拋棄他們，這一政策也已經(jīng)收到了效果。

　　㈢對原四方面軍的干部的信任與工作分配，應當和其他干部一視同仁，不能因為他們過去執(zhí)行過國燾路線而有所歧視，應當根據(jù)這些干部每個人的德（對黨的忠實），才（工作能力），資（資望），分配他們以適當?shù)墓ぷ鳎苍泄ぷ鞑贿m當者，應該設法改變之。尤其重要的，是幫助他們提高文化的、政治的、軍事的水平。

　　㈣對原四方面軍干部，如果在現(xiàn)在工作中有成績，則應當表揚。如果犯有錯誤（任何干部都有犯錯誤可能），則應當就其錯誤的性質(zhì)與程度，加以指出，并幫助糾正。見錯誤不指出，或夸大錯誤，都是不對的。應當有相互間的坦白誠懇的關系，任何隔閡冷淡歧視的態(tài)度，都是不應當存在的。還有一點要注意的，是當原四方面軍干部犯有錯誤時，決不可輕易加上“國燾路線的繼續(xù)”，“國燾路線的殘余”等等大帽子，因為這不合事實，是對干部的團結極端有害的，這實際上是幫助敵人來挑撥我們的內(nèi)部關系。

　　㈤原四方面軍干部應當繼續(xù)相信中央和軍委干部政策的正確，放膽做事，不要畏首畏尾。凡對工作有意見時，應坦白的直率的隨時向當?shù)剀娬h領導者提出。尤其重要的，是加緊自己文化、政治、軍事的學習，提高自己的黨的認識及工作能力。

　　㈥十年內(nèi)戰(zhàn)，五年抗戰(zhàn)，已經(jīng)證明我們軍隊干部及其他干部，除個別分子外，不管他們來歷如何，是團結的，是一致的。現(xiàn)當抗戰(zhàn)日益困難，日寇及國內(nèi)反動分子正想利用一切方法來挑撥我黨干部的內(nèi)部關系，我們更應團結一致，消除一切因過去歷史關系，來歷關系，地域關系而產(chǎn)生的任何微小的隔閡。

　　㈦各地接到此指示后，應在各級干部會議上報告并討論之。

　　中共中央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日

　　根據(jù)中央檔案原件刊印[3]

　　在祖國大陸即將全部解放的1949年12月4日，毛澤東還在中央軍委第二次工作會議紀要上批示道：

　　榮臻同志并告李濤：

　　配備人員時注意盡可能提拔原四方面軍干部。此點務須注意。

　　毛澤東

　　十二月四日[4]

　　建國后，授予少將以上軍銜的原西路軍將士有63人，他們是：

　　元帥：徐向前；

　　大將：王樹聲；

　　上將：朱良才、李聚奎、郭天民；

　　中將：方強、畢占云、杜義德、李天煥、吳先恩、歐陽毅、鄭維山、饒子健、徐立清、秦基偉、晏福生、陶勇、程世才、溫玉成、彭嘉慶；

　　少將：王世仁、王定烈、方震、方子翼、呂仁禮、呂黎平、朱火華、任思忠、劉鶴孔、李家益、吳彪、何柱成、余品軒、汪乃貴、宋承志、張力雄、張行忠、陳明義、陳宜貴、林乃清、周純麟、周學義、趙正洪、趙承豐、姚運良、賀健、袁彬、徐斌、徐國夫、徐明德、黃鵠顯、蕭永銀、喻新華、程業(yè)棠、傅紹甫、謝良、潘峰、蔡長元、黎錫福、戴克林、魏傳統(tǒng)、況玉純、幸元林等。

　　離開軍界的省部級以上干部有：

　　紅三十軍政委李先念（帶領420多人到達新疆，建國后曾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家主席）

　　西路軍總政委陳昌浩（離開部隊后曾回老家，建國后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

　　西路軍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到達新疆，建國后任中宣部副部長）

　　西路軍政治保衛(wèi)局局長曾傳六（到達新疆，建國后任商業(yè)部副部長）

　　西路軍政治部軍人工作部長黃火青（到達新疆，建國后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

　　西路軍政治部組織部長張琴秋（被俘后被營救出來，建國后任紡織部副部長）

　　西路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劉瑞龍（繞道返回延安，建國后任農(nóng)業(yè)部副部長）

　　西路軍衛(wèi)生部部長蘇井觀（建國后任衛(wèi)生部副部長）

　　總部通訊局局長宋侃夫（建國后曾任湖北省委書記）

　　對此，李先念《關于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也予以了肯定：“過去中央只批判張國燾和批評陳昌浩同志，不僅沒有追究其他同志的責任，而且還充分肯定西路軍廣大指戰(zhàn)員的英勇奮戰(zhàn)精神，這是很正確的”[5]。

　　1958年7月11日，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的朱德到西寧視察，在聽取了當?shù)仡I導同志關于西路軍失散人員情況的匯報后，曾作出指示：

　　對（西路軍）這些失散同志的生活和工作，政府應該想個辦法，予以解決。

　　（這些同志的失散和被俘）他們沒有錯誤。當時戰(zhàn)斗打得很激烈，很艱苦，損失很大，光師級以上的指揮員就犧牲不少。

　　對犧牲的和失散在青海的同志，你們一定要搞清他們的情況。把犧牲同志的情況搞清楚，師軍級指揮員，每人要寫出個簡歷材料，如姓名、年齡、籍貫、職務、犧牲地點、時間、表現(xiàn)；把失散后活下來的同志調(diào)查登記起來，如果沒有重大叛黨的行為，都應該承認他們是紅軍，生活上要給予照顧，安排適當工作。

　　（對馬步芳殺害紅軍的）萬人坑要好好清理一下。還應將馬步芳如何殺害紅軍的罪惡記下來，紀念革命烈士，教育子孫后代。[6]

　　需要說明的是，失散人員身份履歷的核實和生活安排安置問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各個歷史時期各個“山頭”的部隊都存在，這是全國范圍內(nèi)帶普遍性的問題而不是局部性的問題，并不只是“西路軍”存在，就是包括中央蘇區(qū)中央紅軍在內(nèi)的各路紅軍中也都存在。這類問題處理和落實，政策性很強，調(diào)查、核實和落實的工作量和難度也相當大。在國家財力并不富裕的時代，這些工作都是很難做到盡如人意的。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筆者剛上小學，“停課鬧革命”后，《星火燎原》和《紅旗飄飄》就成了筆者的啟蒙讀物——正是從那個時候起，筆者開始知道了“西路軍”，知道當年這樣一批革命前輩艱苦卓絕的轉(zhuǎn)戰(zhàn)歷程。而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李天煥將軍在《走出祁連山》中那個經(jīng)歷失敗后的悲愴之句：“誰能相信這是紅軍的隊伍？誰能相信這支潰不成軍的隊伍，主要成員就是當年使敵人聞風喪膽的紅三十軍呢？然而事實畢竟是事實。[7]”

　　那年筆者才八歲，從此就把他們鐫刻在了自己心靈中的英雄星座上了！

　　20多年后，當西路軍“蒙冤”、“平反”之說沸沸揚揚之時，筆者根本就反應不過來：

　　“這都是哪兒跟哪兒呀？”

注釋

　　[1]《氣壯山河——紅西路軍遠征記》，《紅旗飄飄》第10輯第75頁，中國青年出版社1959年1月版。

　　[2]《中央中央政治局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1937年3月31日）》，《鞏固和發(fā)展陜甘蘇區(qū)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95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3]《中共中央關于對待原四方面軍干部態(tài)度問題之指示（1942年7月2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1941～1942）》第405～第407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

　　[4]《關于應注意提拔原四方面軍干部的批語（1949年12月4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1949.10～1950.12）》第176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

　　[5]《李先念關于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1983年2月25日）》，《中國工農(nóng)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下）》第263頁，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6]《朱德關于安排西路軍失散同志生活和工作的指示（1958年7月11日）》，《中國工農(nóng)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下）》第225頁，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7]李天煥《陷入絕境之后》，《紅旗飄飄》第3輯第228頁，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年7月第1版；李天煥《走出祁連山》，《星火燎原》第3輯第444頁（叢刊第9期第1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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