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根據《毛澤東文集》以及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年譜》等大量文獻分析來看，1958年——1960年，毛主席總體上是堅持了實事求是的。

　　為了打擊頤指氣使、壓抑群眾的官僚主義，為了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為核心的勞動人民全面當家作主的根本原則，為了最大限度尊重和調動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力、熱情，為了粉碎一些照抄蘇聯導致的等級森嚴、干部脫離群眾的腐朽作風，也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服務于社會主義建設，毛主席尊重了當時勞動群眾的建設熱情，提出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總路線。這是實事求是的。總路線提出之后，毛主席比其他黨內同志都要冷靜、理智得多。

　　在成都會議，毛主席就反復強調了實事求是、不能華而不實的問題。在轉發趙紫陽的一封信中，毛主席就堅決反對農業產量的虛高。反對農業的浮夸風，是毛主席一直堅持的。大量史料證明——毛主席堅決不信畝產萬斤。1070噸鋼指標，確實是毛主席同意的。但是正如袁寶華回憶所說，這是少數服從多數。當時極端緊張的、瀕臨大戰邊緣的客觀國際局勢更是不可忽視的原因。

　　降低指標、解決“左”的問題，也是毛主席最早提出的。如吳冷西回憶所說，也如年譜等大量文獻記載，1958年7月——10月，主席的主要精力用于指揮炮擊金門和中蘇關系的問題，國內具體經濟工作就是一線領導同志負責。1958年11月，毛主席將國際事務處理相對穩妥之后，最早的、最迅速的去糾正一線的“左”的錯誤的。鄭州會議、武昌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廬山會議，毛主席都在不遺余力的大力糾“左”，同時堅決反對動搖集體化正確路線、捍衛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

　　大量中央文獻研究室公開的真實文獻表明，這一時期，毛周朱劉鄧陳等等黨的高級干部之中，毛主席的正確最多、錯誤最少、發現問題最及時、解決問題最早，總體上是堅持實事求是的。

　　一、1958年初、中期毛主席的實事求是

　　1958年1月1日的時候，面對我國群眾空前的建設熱情，“《人民日報》發表題為《乘風破浪》的社論，再次強調‘多、快、好、省’的方針，并提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的口號。”[1]這是一個客觀的社會環境的展現。當時群眾的建設熱情高漲，是應該尊重的。1958年1月，毛主席“認為我國在十五年后趕上或超過英國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是可能的。”[2]這個觀點也是實事求是的，我國十五年之后確實在鋼鐵等產品的產量上基本超越了英國。

　　同月，毛主席還在杭州華東四省一市黨委第一書記會議講過，搞建設必須“要全面規劃，幾次檢查，年終評比。”[3]不能只有指標沒有措施，要實事求是。當時給群眾潑冷水，導致很多本來可以完成的項目沒有完成、導致很多項目被擱置、導致工人階級為核心的群眾遭到命令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打擊無法當家作主，這些都是事實。為了保證群眾當家作主、反對干部脫離群眾，為了最大限度尊重群眾熱情、最大限度發揮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毛主席強調：“主觀主義的原因。看不準，估計不足，右了。要經常提醒跟著形勢前進。”[4]可見，主席這是在跟著形勢前進，堅持的是從實際情況出發。主席這時講破除迷信，也不等于不講尊重知識分子專業能力。主席說：“要大量發展技術專家，發動向技術好的人學習，在工廠、農村中要有初級的技術家。政治家與技術家結合起來。從一九五八年起，在繼續完成思想戰線上政治 戰線上革命的同時，著重放在技術革命方面。著重搞好技術革命，不是說不要政治了。技術與政治不應脫離，思想政治是統帥，政治又是業務的保證。”[5]這無疑是實事求是的。這也可見主席從來沒有“不尊重技術專家”。為了保證群眾的當家作主地位，主席講：“對勞動人民只能說服，不能壓服，不能使用權力，用權力就是壓服。”[6]這些沒有一句不是實事求是。

　　對于堅持實事求是，主席是反復強調的。1958年1月11日，主席還講：“黨委方面的同志，主要危險是紅而不專，空虛、空頭政治家很危險，脫離實際就慢慢褪色，變成粉色。”[7]過分給群眾潑冷水，打擊群眾當家作主地位、導致大量做成的沒做成，不站在大多數群眾這一邊，實際上不僅是脫離群眾，更是脫離實際。主席講的是對的。“是保護熱情、鼓勵干勁、乘風破浪，還是潑冷水泄氣……破破爛爛的一個中國，蔣委員長二十年只搞四萬噸鋼，理應失敗。”[8]當時群眾有極大熱情是一個事實，而且很多任務群眾也是力所能及的，就應該實事求是的尊重群眾熱情、站在多數這一邊。主席深知：“我們要注意，最怕的是六億人民沒有勁，抬不起頭來就很不好。要有群眾觀點，從六億人口出發,看問題要分清主流和支流、本質和現象。”[9]群眾沒有熱情的話，誰還來建設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不就無法進行了嗎！群眾不愿意建設了的話，還怎么高效完成工業化呢？不站在多數這一邊，脫離了群眾的話，干部還是干部嗎？不就成了對群眾頤指氣使的特權階級了嗎？主席對此看的最清楚。

　　1月14日，在南寧會議，主席指出，對群眾頤指氣使的潑冷水的話，“卻不知道傷了許多人的心，修水利、辦社、掃盲、除四害都沒勁了。九個指頭是大局，一個指 頭是小局，要抓住主流，抓錯了就不好。‘攻其一點，不及其余’，這種做法歷史上吃過大虧，教條主義這樣搞過，因小失大。”[10]群眾沒心情真心實意的建設了，那么建設速度就根本提不上來了！在那樣緊張的國際環境下，高效的建設速度也是必須的。這也體現了主席堅持實事求是。主席不僅看到了群眾建設熱潮的過程中好的一面，也深刻看到了其中不足的一面，1958年1月20日，主席實事求是指出：“兩本賬就是兩種預算，不要因為解決歷史問題，又來個大虛數。冒進是全國人民烈潮沖起來的，是好事，部分是壞事，反映在意識形態上，天天談市場，天天談庫存，把前進放在第二位上了。不論哪個，專而不紅，就很危險。”[11]

　　群眾的建設熱情被打擊，群眾不再真心實意的建設，效率是提不起來的。正如毛主席在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國務會議所說：“幾億人口，精神發揚起來，許多認為做不到的事情，現在群眾覺得做得到。我講過這個話‘大有希望’，文章就在這個‘大’字。我們這個民族在覺醒起來，好像我們大家今天早晨醒來一樣，在逐步覺醒。我們現在是又窮又白。窮者，幾乎一無所有;白者，一張白紙，好做文章。窮，就要革命，就要干，就有一股干勁。”[12]毛主席實事求是的說：“但現在的情況完全不相稱，鋼還比不上比利時，比利時一年生產七百多萬噸鋼，我們只有五百多萬噸。十五年趕上英國，我看完全可能。我們這個民族現在的熱情、熱潮，就像打破原子核釋放出熱能出來。為了達到目的，就要有一股干勁。有些觀點要弄清一下。”[13]他的這個估計是正確的。鋼產量我們確實在七十年代超過了英國。主席尊重群眾熱情同時也不忘記反反復復叮囑大家堅持實事求是：“是反動派的好大喜功，還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又有兩種，是主觀主義的好大喜功，還是合乎實際的好大喜功。不急功近利不行，看是什么急功近利，是反動的還是革命的，是主觀主義的還是合乎實際的。”[14]這就是毛主席，任何時候也不忘記實事求是。

　　在最高國務會議，毛主席強調了尊重群眾熱情同時，也強調尊重群眾熱情為的也是保證群眾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不變質，不變成先鋒隊精英的統治工具。主席講：“再一點叫打掉官風我們是做官，但是官風或者是官氣要慢慢地打掉一些。我們每個工作人員，不管你官有多大，主席也好,總理也好,部長也好，委員也好，總而言之，只能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在人民中間出現，要使普通勞動者在我們面前感到平等。這一點要達到是不容易的，現在先從我們共產黨里面的干部整起。”[15]對于打擊官氣、打擊官僚主義，主席是矢志不渝的。主席講：“蹲在北京使人悶得慌，官氣太厲害，一跑出去就覺得有點東西。原料都是從工人、農民中間來的，我們可以加工，我們是個制造工廠勁可鼓而不可泄，元旦社論不是講‘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嗎?應該鼓勵士氣，不是敗壞士氣。”[16]不打擊官氣，就走向真正共產黨人的反面，變成國民黨官老爺了。

　　1958年2月8日，年譜記載，毛主席“審閱修改周恩來準備二月十日在第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作的題為《目前國際形勢和我國外交政策》發言稿，批示退周恩來。毛澤東……將稿中的‘中國人民也爭取在十五年或者稍多一點的時間內在鋼鐵和其它重要的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一句中的‘稍多一點’，改為‘更多一點’。”[17]可見毛主席的理智。同日，為了進一步打擊官僚主義、打擊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主席講：“種試驗田是一種徹底克服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方法。它可以打掉官風，使干部真正到群眾中間去領導群眾。它可以使干部走上‘又紅又專’的道路，實現政治與技術的統一。”[18]

　　2月18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講：“以前沒有解放，一部分上層建筑，一些環節，有錯誤、缺點，生產關系上不完善。因為整風，就改善了，破壞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較好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比較平等了，能講話了，可以貼大字報了，老爺氣少了。這樣，群眾就高興了，就來了一個生產高潮。”[19]說明了當時群眾熱情高漲和人民當家作主的事實——這也是主席尊重群眾熱情、保證群眾當家作主和批評“潑冷水”的重要成果。毛主席深刻指出，給群眾潑冷水、壓制群眾熱情、導致很多群眾可以辦成的沒有辦成、導致群眾沒有捍衛好自己當家作主的權力，根源在于干部的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所以，主席說：“人們的思想是往往落后于實際的。我們想出改進的辦法,就是在北京做官的人，一年有四個月要離開北京，要下去，少一天也不行。這個辦法我看會靈的，會使我們這個比較不切合實際的、不跟群眾接觸、比較空的腦筋好一些。我們要把國民黨作風統統打掉。我們這個官還是官，可是是幫人民做事的，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不論你官多大，無非是當主席、當總理、當部長、當省長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個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這樣,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地得到人民擁護。在北京做官，官氣比較重，下去的時候要很注意，不要學‘巡按出朝，地動山搖’那一套。”[20]為了保障群眾當家作主，為了保障社會主義社會不變質，為堅持實事求是，毛主席真的是反反復復強調聯系群眾、調查研究的重要性。主席還說：“所有制問題已經解決了，現在就要解決人與人在生產中的相互關系問題，就是黨政軍干部和群眾，工廠的領導和職工，合作社的領導和社員之間的相互關系問題。群眾中間有一個很大的革命熱情。所以，我們中央委員會、政治局要適應這種情況，工作方法要改變，不改變就不能繼續前進。”[21]這就是實事求是，這就是堅持人民當家作主，這就是堅持站在群眾大多數一邊。

　　1958年3月9日，在成都會議，毛主席特別指出了克服蘇聯模式弊端、走真正社會主義、粉碎蘇聯官僚資本主義、打擊官僚主義因素的問題——可見主席實事求是的看出了蘇聯模式弊端，所以尊重群眾熱情，打擊官僚主義。主席講：“關于規章制度問題，規章制度從蘇聯搬了一大批，害人不淺。那些規章制度束縛生產力，制造浪費，制造官僚主義。建國之初，沒有辦法，搬蘇聯的，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認為非搬不可。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獨立思考，忘記了歷史上教條主義的教訓。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這是唯物論;二者是對立的統一，也就是辯證法。對蘇聯的經驗，只能是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不從之。什么事情都要提出兩種辦法來比較，這才是辯證法。為什么規章制度不可以有幾個方案?規章制度是上層建筑，有部分屬于生產關系，工資福利屬于分配，也是生產關系。”[22]同時，也正是在成都會議，主席講了一系列關于堅持實事求是的問題。

　　3月11日，在成都會議，毛主席講：“現在有些虛，不要老加計劃，要有措施。沒有措施，工人沒有信心。許多事還要有具體措施，才有保證。計劃要和措施結合，否則會落空。”[23]可見，毛主席反對放衛星，堅持有措施的完成目標。同時，毛主席也對前進中的曲折做了充分準備：“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都不是一帆風順的，我們應當準備對付國際國內可能發生的許多重大困難。無論就國際方面說來，或者就國內方面說來，總的形勢是有利的，這點是肯定的;但是一定會有許多重大困難發生，我們必須準備去對付。”[24]“錯誤還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錯誤是正確路線形成的必要條件。難免論是正確的，可免論是不正確的。問題是犯得少一點，犯得小一點。”[25]他更是沒忘記反反復復多次強調實事求是：“凡是根據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能辦到的，就應當多快好省，鼓足干勁，力爭上游。但辦不到的不要勉強。現在有股風，十級臺風，不要公開去擋，要在內部講清楚，把空氣壓縮一下。壓縮空氣不是潑冷水,而是要把事情辦得扎實一點。要去掉虛報、浮夸，不要爭名，而要務實，要有具體措施。”[26]主席堅持做的是主客觀條件范圍內能做到的事情。3月25日，主席還說：“我們的主觀世界只能是客觀世界的反映，主觀反映客觀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事實，在實踐中反復無數次，才能形成觀點。一眼望去，一下抓住一兩個觀點，并無大量事實作根據，是不鞏固的。要老老實實地聽下級的話，個別交談，小范圍(縣、社、工廠)交談。省委解決問題如此，中央也如此，一定要與若干省委書記談一談。”[27]”究竟思想、觀點、理論從何而來?就是客觀世界的反映。客觀世界所固有的規律，人們反映它，不過是比較地合乎客觀情況。任何規律都是事物的一個側面，是許多個別事物的抽象，離開客觀的具體事物，那還有什么規律?”[28]可見成都會議的時候，主席是極其重視強調實事求是的。

　　對于壓縮空氣、注意指標、留有余地，主席在成都會議也是強調過的：“我希望一些過高的指標不要那么太高，要能辦得到、行得通，至少有些東西不要去登報。做是一件事，講又是一件事。即使能做得到，講也要謹慎些，給群眾留點余地，給下級留點余地，也就是替自己留點余地。”[29]“總而言之，支票開得太多，后頭難于兌現。今年這一年，群眾出現很高的熱潮，我很擔心我們一些同志在這種熱潮下面被沖昏了頭腦，提出一些辦不到的口號。我并不是想消滅空氣，而只是要求壓縮空氣，把膨脹的腦筋壓縮一下，冷靜一些，不是要下馬，而是要搞措施。”[30]綜上所述，主席在成都會議是最重視實事求是的。

　　1958年4月2日，主席警告吳芝圃：“你們能三年改變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懷疑，多搞幾年也不要緊，你講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們恐怕趕不上，不要蠻干。不要過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綠化、‘四無’是危險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31]4月3日，主席在武漢會議講：“說苦戰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懷疑的。三年基本改變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變。三年初步改變面貌的提法比較好，但也不好改了。《人民日報》不要隨便輕易宣布什么‘化’，現在‘化’搞得很爛，動不動就宣布‘化’。”[32]實事求是、反對浮夸，主席的態度很明顯了。4月5日，主席繼續強調實事求是、反對吹牛的問題：“一年要實現幾‘化’，不要說是‘過火’了，只是某些口號要調節，登報時要小心。空氣還是那么多，一點不少，不過是壓縮一下……我們不要砍，只是把空氣壓縮一下。現在擔心會不會再來一個反冒進。如果今年得不到豐收，群眾會泄氣，到那時議論還會出來，又要刮臺風的。此事要向地、縣委書記講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計劃完不成怎么辦?要有精神準備。現在勁頭很大，不要到秋天泄了氣。要搞具體措施，要看結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細，華而不實。今年有平津、淮海戰役之勢，要放手發動群眾，一切經過試驗。”[33]

　　4月27日，在廣州會議，主席講：“兩個部提出十五年趕美國，有無可能?能不能超過?我們暫不提超美國，要蘇聯提，我們只提超英國，口號超英不變，超美國是第二本賬，是內部的問題。”[34]“黨代會，各部的報告寫出來，要虛實并顧，談一些方針、政策，路線。即使一年能完成的，也應該說二三年才好。綠化、除四害不可能一年完成。我們過去打仗覺得確實有把握，以為打一仗就可能解決,結果沒有成功。”[35]可見主席是保持著冷靜和理智、反對盲目性，堅持做有把握的事情的。

　　5月17日，在八大二次會議，主席講：“現在我們規定中央的同志一年下去四個月，到幾個社、幾個工廠，解剖麻雀，扎根串連，人民群眾的根扎在我們的腦子里，人民群眾的觀念才會扎深。扎根串連主題就是說要研究幾個合作社、幾個工廠、幾個商店、幾個連隊、幾個學校、各行各業，然后我們腦子才有深刻的印象。譚震林的報告用了江蘇提出的口號，叫作要注意防止‘浮而不深，粗而不細，華而不實’。華者花也，不要只開花不結果實。我們至少當個張飛吧，粗中有細，不要粗而不細嘛。”[36]“我們要尊重唯物論，要尊重辯證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論，就是說我們這個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是天賦的，生下來就有，還是后來我們因為觀察了世界才有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看來這兩句話也是非要不可。沒有一點 勁，或者勁不足，那不好辦事。”[37]可見，主席的一系列講話都是圍繞著實事求是講的，沒有一處脫離實際。同時，主席反對盲目的緊跟一個人，堅持緊跟真理：“我說，又跟又不跟，對的就跟，不對的就不跟，不能糊里糊涂地跟。要獨立思考，一切什么都跟就不好。不管是偉大的領袖，或者是挖煤礦的、挑大糞的、掃街道的，對的就跟他們走，看真理在誰手里，我們就跟誰走。合作化我們是跟貧下中農。”[38]這些都是真相！

　　根據越來越緊張的國際局勢，主席還講：“要準備對付災害，還要準備打大仗,還要準備搞得不好我們黨會分裂。”[39]5月20日，主席講：“所謂預見性，就是識別風向。要識別風向，這是個領導藝術。我們全黨只要有一萬兩萬人到三萬人，有更高的覺悟，有識別風向的能力，有預見，我們的事情就能搞得更好一些。關于準備應付可能發生的災難問題，他說:我們應當準備對付可能發生的災難，我說的是大災難，無非是世界大戰，黨內大分裂。”[40]越來越緊張的國際局勢下，除了快速發展我國工業和國防外，沒有別的更好的辦法。當時我國在制定工業計劃方面還毫無經驗，出現不太符合實際情況的高指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農業方面，毛主席即使有過對糧食產量的高估，也從來沒有信過畝產萬斤，從來都在農業方面保持基本的理智，并從1958年11月之后根本不再相信一切糧食產量方面的高產衛星。工業方面，歷史虛無主義者們的往往拿“1070噸鋼”這一指標的確定作為主席有“錯誤”的鐵證。但是要注意這些。第一，1958年6月，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越來越囂張、蠢蠢欲動，這時主席就講：“我們要有戰爭的準備，五年出原子彈，十年出氫彈。當然，現在戰爭不是不可避免的。”[41]到6月17日，主席還提到：“沒有現代化工業，哪有現代化國防?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42]當時歐美帝國主義國家封鎖我們、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蠢蠢欲動，我們隨時有可能面臨大戰。自從1958年3月蘇聯暴露侵略我國野心之后，主席也深知中蘇決裂是早晚的事情。不獨立自主的改變中國工業的落后面貌，是難以應對當時極端緊張的國際環境的。而且，對于1070噸鋼的問題，袁寶華的回憶值得一看。袁寶華回憶中明確指出——毛主席實際上一直是拿不準、有疑惑的，當時大家多數都同意，甚至黨內出了名的以最謹慎著稱的陳云在反復計算之后都認為可行之后，毛主席才綜合考慮了上述必要的國際背景之后勉強同意的。綜合當時國際背景和當時我們毫無經驗的實際情況來看，這不是一個“錯誤”就可以簡單概括的。

　　據袁寶華回憶：當年完成1070萬噸鋼，冶金部的部長王鶴壽向毛主席拍了胸脯，他是想借毛主席的威望把鋼鐵搞上去，后來王鶴壽專門檢討了這一條。毛主席又把幾個省市的負責人和冶金部負責人找在一起開會，王鶴壽、劉彬和我都參加了。當時劉彬是冶金部副部長，我是辦公廳主任主要管建設和計劃。毛主席找我們這些人在他的會議室里詳細地詢問了1070到底可靠不可靠，一個人一個人地問。首先問上海市副市長馬天水行不行，馬天水說，可以。接著問鞍山市委書記趙敏(已去世)行不行，說可以。又問武漢市委書記，也說行。還問了太原市委書記(他那里有個太鋼)。太原市委書記姓麻，問行不行，說可以……后來又一個一個地問主要鋼鐵基地包括重慶、北京、天津、唐山、馬鞍山，大家都說行。問到劉彬……主席說“就看你拿主意啦”。劉彬說“可以，我們都作了計算啦。”我當時心里打鼓，估計會問到自己，得作些準備。后來問到我，說“你做什么呢?”我說我先在東北工業部，后來去蘇聯談判，回來在鋼鐵局。毛主席說：“你是經常接觸基層的，你說究竟有沒有把握?”我說：“冶金工業的生產，從礦山、冶煉、軋制到機修、運輸等等有十個環節，我們樹了十面紅旗(先進單位)，只要十面紅旗能站得住，他們的經驗能夠推廣，我看有希望。”別人講得簡單，只是拍拍胸脯，我講了十面紅旗，毛主席很注意聽十面紅旗是什么。問到王鶴壽，他說：“主席只要下了決心，我們可以動員全國的力量實現這個目標。我們認為，實現這個目標是可以的。”當時是八月，到年底只有五個月時間。最后問到薄一波同志，他是比較實事求是的，他不贊成1070，可是又不好說不贊成。他講了什么呢?他說：“主席，我建議把1070登報，登報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義無反顧，就會努力奮斗。”毛主席說，這是個好主意，根據你們剛才講的不是1070，是1100多萬噸，發表1070(上年是535，翻一番是1070)，那我們兜里還裝有幾十萬噸。主席的思想是留有余地，這是他一貫的主張。當時他要秘書馬上通知胡喬木，明天見報。這一次談的時間不短，總有兩個鐘頭。毛主席提出這個問題，有些不放心，所以專門開了這個會，結果大家都說行，而且報的數字超過1070，所以毛主席相信了，并在報紙上發表了。他對陳云說，1070看來還是可以的。陳云不放心，專門找王鶴壽和我去談了一次。“究竟怎么樣，你們算個細帳給我，毛主席那里不能算細帳，在我這里你們算個細帳。”我就把當時他要求的數字，現有的基礎能生產多少，新建小高爐有多少，能生產多少，生產能力都打了折扣;原來煉鋼設備能生產多少，新建小轉爐能生產多少，這也是按公稱能力打了折扣算的，今后五個月我按四個月算。這樣算了細帳，陳云認為，看起來是有希望的。后來毛主席與陳云同志談話時，陳云說，我與冶金部的同志算了細帳，看起來是有希望的。陳云同志說話向來是很慎重的。[43]

　　看看，多數人同意，出了名謹慎的陳云都認為可行——再加上當時極端緊張的國際環境對于鋼鐵的需要、我國制定計劃缺乏足夠經驗等原因，主席還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呢？之后，從1958年7月到1958年10月這段時間，不僅如年譜所展示，而且如吳冷西等親歷者所說，主席的主要精力都用于指揮炮擊金門、中蘇矛盾等一系列復雜嚴峻的國際問題，而經濟工作由其他一線領導者負責。李慎明老師講：“根據吳冷西的看法，1958年下半年，毛澤東很大一部分精力被國際問題吸引去了。一是赫魯曉夫底8月初訪華，二是不久又炮擊金門，三是戴高樂上臺、黎巴嫩事件等其他國際重大事件。具體領導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的主要是在第一線工作的其他中央領導同志。”[44]可見，當真的浮夸風逐漸產生的時候，主席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推波助瀾”，主席在集中精力解決極端復雜、極端危險的國際問題！那時一線具體工作是其他領導同志負責的。

　　二、1958年中后期到1960年毛主席最早極力糾正一線干部的“左”的問題

　　1958年7月—1958年10月這段時間，毛主席主要精力用于處理國際事務，但是也在國內問題上保持著冷靜、理智，盡可能兼顧反對國內浮夸。7月3日，毛主席在趙紫陽給廣東省委的一封信批示：“我同意趙紫陽同志的意見，早造每畝能收三百斤已經很好，比去年的二百 斤增長百分之五十，何況還有三百五十到四百斤的希望。原先的八百斤指標是高了，肥料和深耕兩個條件跟不上去。這是由于缺乏經驗，下半年他們就有經驗了。”[45]看看，主席是堅決堅持實事求是的。

　　1958年，群眾自發辦起了集體化程度更高、社會主義因素更多的農村人民公社。但是，面對公社的產生，毛主席一直保持冷靜、理智的態度，反對公社宣告“全民所有制”，堅持公社是集體所有制，反對公社取消工資制，堅持公社實行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反對公社過早宣告“共產主義”。8月19日，主席講：“關于人民公社，我的意見就叫人民公社，這仍然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不過分強調共產主義。”[46]特別是8月29日，主席寫道：“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還是以采用集體所有制為好，這可以避免在改變所有制的過程中發生不必要的麻煩。實際上，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中，就已經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這種全民所有制，將在不斷發展中繼續增長，逐步地代替集體所有制。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內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 更長一些的時間。過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國營工業那樣，它的性質還是社會主義的，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然后再經過多少年，社會產品極大地豐富了，全體人民的共產主義的思想覺悟和 道德品質都極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會主義時期還不得不保存的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 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這些差別的不 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的殘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國家職能只是為 了對付外部敵人的侵略，對內已經不起作用了，在這種時候，我國社會就將進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時代。”[47]可見主席足夠冷靜、足夠理智，清晰區分了兩大所有制，反對過早過渡！

　　對于鋼鐵工業問題，毛主席也逐漸開始擔心。10月，他講：“真正抓工業，認真地把工業放在第一位，全黨抓工業,各級黨委第一書記掛帥,是在今年八月。落后于時代呀!過去也不是完全沒有抓，問題是抓得不緊。今年的鋼產量究竟能不能翻一番?我自己也是懷疑派，要到了手才算數!”[48]看看，主席是懷疑派！

　　對于過早宣告“全民所有制”的鄉村，主席一直持反對態度。10月16日，年譜記載：“下午三時五十分,在天津市干部俱樂部召開會議，討論人民公社問題，彭真、陳伯達、王鶴壽、張春橋、林鐵、萬曉塘、張承先、張明河、朱子強、李悅農、張國忠、王桂冀、劉振宗出席。當徐水縣委第一書記張國忠談到幸福院、幼兒園和建筑房屋的試點規劃，是夫婦住一處、小孩住一處、老人住一處時，毛澤東說:太單調了嘛，也要大中小結合，老人不跟壯丁、小孩結合怎么辦?整天只是老頭對老頭，行嗎?公社造房子，只造夫婦住的，不造老人、孩子的,他們要另住在一塊,群眾贊成不贊成?恐怕脫離老人和孩子了，兩頭不喜歡，中間也不喜歡。當張國忠談到徐水是全民所有制時，毛澤東說:徐水叫全民所有制，你和鞍鋼有什么不同?機械化、生產能力不如它，你的產品是不是由國家調撥?你在徐水講全民所有制，可以;你在全國講，同鞍鋼還是有差別的，還有所不同，貢獻不同。”[49]看看，主席反對強制取消家庭，反對強迫群眾，更反對混淆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10月17日，主席還講：“徐水還是全縣人民的所有制，還不是六億人口的所有制，徐水叫大集體所有制也好，就本縣說叫全民所有制也好。”[50]可見主席并沒有混淆兩大所有制。關于按勞分配，10月21日，主席講：“要把勞動力多的戶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使他們收入多點,工資多點,不要平均主義，多勞多得還是社會主義原則。徐水應有清醒的頭腦，知道事情有正面，還有另外的反面。”[51]看看，主席并沒有在這方面頭腦發熱過。而且，主席更是堅決反對浮夸：“豐收有成績，容易驕傲起來，鋪張起來，不實事求是了。把豬都并到那里，就不實事求是了。要告訴縣里，叫他們不要搞這么套。苦戰三年，才只搞了 一年嘛，要搞百把年，不要弄得好像什么都好。”[52]看看，這就是毛主席，長期堅持實事求是。關于工資差別，毛主席還堅持保留，反對絕對平均主義：“現在就不要按勞取酬了，那也不行;工資差別太小了，也不妥當。同樣，干部工資像過去差別很大，那不行;但是一下子搞得太小，沒有差別，那也不行，不能持久。”[53]。可見，毛主席并沒有犯過“平均主義錯誤”。也可見，其他干部把壞事當好事、把他們的急于求成導致的混淆兩大所有者、混淆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等等問題當成績向毛主席匯報的時候，毛主席越來越發現了“左”傾問題的嚴峻性。于是，在全黨，毛主席最早提出并最大力糾“左”。

　　10月24日，主席找吳冷西、田家英談話，特別強調：“下去調查中面對眼花繚亂的實際情況能夠保持冷靜的頭腦。特別當記者的，不能道聽途說，人云亦云，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心中有數，頭腦清醒，做冷靜的促進派。下去調查時不要名級領導作陪，要找生產隊長就只找生產隊長，不要公社書記、大隊長參加，要找群眾談話就不要找干部參加，要找縣委書記也只請他本人來談，因為人多了談話就有顧慮。找群眾談話要有各個階層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農的態度。還可以找下放干部 談話，他們可能顧慮較少。總之要了解各種人的真實想法。下去不要張揚。”[54]看看，主席是最早強調冷靜、強調實事求是的！同月，主席強調：“現在是社會主義，價值法則還是存在的。”[55]反對忽視價值法則。

　　1958年11月，鄭州會議召開，毛主席講：“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謊報，不要把別人的豬報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麥子報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億斤糧食，最多是七千四百億斤，把七千四百億斤當數，其余一千六百億斤當作謊報，比較妥當。人民是騙不了的。過去的戰報，謊報戰績只能欺騙人民，欺騙不了敵人，敵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師縣原想瞞產，以多報少，也有的以少報多。《人民日報》最好要冷靜一點。要把解決工作方法問題，當成重點，黨的領導，群眾路線，實事求是。”[56]看看，這是毛主席開始極其尖銳、嚴厲的批判“左”的錯誤、反對浮夸風。也是在鄭州會議，毛主席堅決反對取消商品生產：“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要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是不認識五億農民的問題。在社會主義時期，應當利用商品生產來團結幾億農民。我以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更要發展，要有計劃地大大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例如畜產品、大豆、黃麻、腸衣、果木、皮毛。現在有人傾向不要商業了，至少有幾十萬人不要商業了。這個觀點是錯誤的，這是違背客觀法則的。”[57]可見取消商品生產絕對不是毛主席的意圖，毛主席從來沒有犯過這種錯誤。

　　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強調了記者頭腦必須冷靜、反對虛報數字：“虛報不好，比瞞產有危險性。報多了，拿不出來。如果根據多報的數字作生產計劃，有危險性，作供應計劃，更危險。”[58]之后，在武昌會議，毛主席更是狠批、痛批“放衛星”：“現在橫豎要放‘衛星’，爭名譽，就造假。有一個公社，自己只有一百頭豬，為了應付參觀，借來了二百頭大豬，參觀后又送回去。有一百頭就是一百頭，沒有就是沒有，搞假干什么?過去打仗發捷報，講俘虜多少、繳獲多少，也有這樣的事，虛報戰績，以壯聲勢，老百姓看了舒服，敵人看了好笑，欺騙不了的。后來我們反對這樣做，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實，才不敢作假了。其實，就都那么老實嗎?人心不齊，我看還是有點假的，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實。建議跟縣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切實談一下，要老老實實，不要作假。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比如掃盲，說什么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群眾確實做出了成績，為什么要抹煞群眾的成績，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錯誤。比如一千一百萬噸鋼，你說一萬噸也沒有，那當然不對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嗎?又比如糧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億斤，今年先說九千億斤，后來又壓到七千五百億斤到八千億斤，這是否靠得住?我看七千五百億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59]主席尖銳指出：“現在，不放手讓群眾吃飯，大概是產量報多了。人是要睡覺的，這也是科學。動物總是要休息，細菌也要休息，人的心臟一分鐘跳七十二次，一天跳十萬多次。一要吃飯，二要睡覺，破除了這兩條，就不好辦事，就要死人。此外，還有不少的東西被當作迷信在那里破除。人去壓迫自然界，拿生產工具作用于生產對象，自然界這個對象要作抵抗，反作用一下，這是一條科學……破除迷信以來，效力極大，敢想敢說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過分了，把科學真理也破了。比如說，連睡覺也不要了，說睡覺一小時就夠了。方針是破除迷信，但科學是不能破的。”[60]看看，毛主席反對浮夸風是極其堅決的。武昌會議上，只有王稼祥同志第一時間提出了關于農業上不能急于過渡的個人意見，和主席一起糾“左”。在糾“左”初期，我們卻不見彭大將軍和張聞天同志提出什么意見。

　　后來，1959年2月27日，在第二次鄭州會議，毛主席也是不遺余力的糾正著“左”的問題，堅決批判“一平二調”：“在公社內，由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到社的大集體所有制，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要有幾年時間才能完成。他們誤認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產隊的生產資料、人力、產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領導機關直接支配。他們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他們在許多地方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因此，他們在公社范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對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地上調，銀行方面也把許多農村中的貸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這就是我們目前同農民關系中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60]可見，毛主席從來沒有允許過“一平二調”，更是堅決反對“一平二調”，堅決堅持反對平均主義。同時，毛主席強調尊重價值規律：“即令本位主義屬實，應該加以批評，在實行這種批評之前，我們也必須首先檢查和糾正自己的兩種傾向，即平均主義傾向和過分集中傾向。所謂平均主義傾向，即是否認各個生產隊和各個個人的收入應當有所差別。而否認這種差別，就是否認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原則。所謂過分集中傾向，即否認生產隊的所有制，否認生產隊應有的權利，任意把生產隊的財產上調到公社來。同時，許多公社和縣從生產隊抽取的積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費又包括很大的浪費，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員不勞而食或半勞而食，甚至還有脫產文工團。上述兩種傾向，都包含有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的思想在內，這當然是不對的。凡此一切，都不能不引起各生產隊和廣大社員的不滿。”[61]可見，價值規律的存在、差別存在，都是毛主席實事求是的理解和堅持的。

　　在第二次鄭州會議，毛主席特別強調了反對“共產風”的問題：“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陣‘共產風’。主要內容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義務勞動太多。三是‘共’各種‘產’。所謂‘共’各種‘產’，其中有各種不同情況。有些是應當歸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業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鍋碗筷等。有些是不應當歸社而歸了社的，如雞鴨和部分的豬歸社而未作價。這樣一來，‘共產風’就刮起來了。即是說，在某種范圍內，實際上造成了一部分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的情況。當然，這里面不包括公共積累、集體福利、經全體社員同意和上級黨組織批準的某些統一分配辦法，如糧食供給制等，這些都不屬于無償占有性質。無償占有別人勞動的情況，是我們所不許可的……同志們，我們對于剝削階級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末，我們對于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又怎么可以無償占有呢?”[62]可見，毛主席從來沒有堅持“共產風”，而是堅決批判“共產風”。毛主席還講了堅持“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問題——就要堅持按勞分配、等價交換，不能剝奪農民：“公社應當實行權力下放，三級管理，三級核算，并且以隊的核算為基礎。在社與隊、隊與隊之間要實行等價交換。公社的積累應當適合情況，不要太高。必須堅決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費現象。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有效地去克服那種確實存在于一部分人中的本位主義，鞏固公社制度。這樣做了以后，公社一級的權力并不是很小，仍然是相當大的；公社一級領導機關并不是沒有事做，仍然有很多事做，并且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把事情做好。”[63]看看——毛主席是堅持按勞分配、堅持根據實際生產力水平實事求是的構建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第二次鄭州會議開始，毛主席確定并推廣“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這一完全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公社制度。這時主席甚至無奈的說出“你們不和我堅持‘右傾機會主義’，我就‘右傾’到底，直到開除黨籍！”這樣的話。可見主席糾“左”阻力之大。主席這句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年譜》和《毛澤東傳》都有引用。

　　之后，毛主席寫了《黨內通信》，大力反對浮夸風。主席科學指出：“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64]毛主席特別強調了堅持實事求是，堅持講真話的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65]毛主席還表示：“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66]實事求是、反對浮夸、積極糾正“左”，這才是毛主席！綜上所述，主席糾正“左”不僅是最早的，而且是最積極的。

　　在廬山會議，毛主席還在嚴厲的糾正“左”的問題。他特別提到堅持實事求是：“對縣、社干部，山東、河北的想法，是給他們編三本書:一本是好人好事的書，收集去年大躍進中敢于堅持真理、不隨風倒，工作有前進的，不說謊、不浮夸、實事求是的例子，例如河北王國藩，山東菏澤一個生產隊。一本是壞人壞事的書，收集專門說假話的、違法亂紀的或工作中犯了嚴重錯誤的例子。每省要找幾個，各省編各省的，每本不超過二萬五千字。第三本是中央從去年到現在的各種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系統地編一本書。”[67]主席明確區分了兩種積極性，并指出要堅決反對“一平二調”、“共產風”：“積極性有兩種:一種是實事求是的積極性，一種是盲目的積極性。紅軍的三大紀律，現在有兩條還有用:‘一切行動聽指揮’，即統一領導，反對無政府主義；‘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即不搞一平二調。總的說來，群眾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產主義風格有兩種:一種是真要搞共產主義；另一種，這種占多數，是事情歸他辦，權力都歸他……山東曹縣出現搶糧現象，這很好，搶得還少了，搶多了可以引起我們的注意。對那些摧殘人民積極性的官僚主義就是要整一下。”[68]主席對實際情況看的是極其清楚的。大量事實證明，主席對問題的揭露和批判，遠遠比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要全面、具體、深刻得多！

　　根據實際情況，積累了經驗教訓之后，主席決定降低指標：“今年鋼的產量是否定一千三百萬噸?能超過就超過，不能超過就算了。今后應由中央確定方針，再交業務部門算賬。糧食有多少?去年增產有無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億斤，搞到一萬億斤，要好幾年。明年鋼增加多少?增加四百萬噸，是一千七百萬噸。后年再增加四百萬噸。十五年內主要工業產品的數量趕上和超過英國的口號還要堅持。總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讓下面超過。人的腦子是逐漸變實際的，主觀主義減少了。”[69] “去年有些虛夸，四大指標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傳，現在有些被動。如何轉為主動?上海會議時，有人提出，利用開人民代表大會的機會，把指標改了，后來沒有這么做。現在看來失掉了點時機，但不要緊。指標改不改?看來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還拿不準。是否人大常委會開個會，把指標改過來。”[70]可見主席加緊了降低指標的進程，而且極其真誠的做了關于指標問題的自我批評。

　　主席在1959年7月5日繼續糾“左”：“下年度銷售計劃，我感覺不但一千零二十億斤是太多了，這個文件上調整為八百五十五億斤，似乎也略為多了一點。是否可以調整為八百億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億斤呢?告訴農民，恢復糠菜半年糧，可不可以呢?苦一年、兩年、三年，就翻過身來了。多儲備，少食用，以人定量，糧食歸戶，食堂吃飯，節余歸己，忙時多吃，閑時少吃，有稀有干，糧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飽吃好，可不可以這樣做呢?(三)多產糧，是上策。田頭地角，零星土地，誰種誰收，不征不購，主要為了解決飼料，部分為了人用。恢復私人菜園，一定要酌給自留地。凡此種種，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豬吃，部分人吃，例如菜)。”[71]可見，主席糾正“左”的問題的步伐并沒有停止，而是極其堅決的繼續向前。之后，1960年3月23日，主席也嚴格強調：“在一些縣、社中，去年三月鄭州決議忘記了，去年四月上海會議十八個問題的規定也忘記了，‘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又都刮起來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員很狂妄，毫無紀律觀點，敢于不得上級批準，一平二調。另外還有三風: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又大發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他們全不理會。所有以上這些，都是公社一級干的。范圍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這樣胡鬧，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數公社是謹慎、公正、守紀律的，胡鬧的只是少數。這個少數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員，也不都是胡鬧的，胡鬧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對于這些人，應當分別情況，適當處理。教育為主，懲辦為輔。對于那些最胡鬧的，堅決撤掉，換上新人。平調方面的處理，一定要算賬，全部退還，不許不退。對于大貪污犯，一定要法辦。一些縣委為什么沒有注意這些問題呢?他們嚴重地喪失了職守，以后務要注意改正。對于少數縣委實在不行的，也要堅決撤掉，換上新人。同志們須知，這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是一個客觀存在。出現這些壞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舊社會壞習慣的殘余，要有長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72]主席糾正“左”的錯誤的論述，比任何“萬言書”都嚴厲得多，比任何人批評的也都尖銳的多！這就是實事求是路線的開創者——毛澤東！

　　三、1960年的《十年總結》——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歷史上的一篇光輝經濟建設史著作

　　毛主席在1960年6月18日做、寫出了《十年總結》，這篇著作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光輝著作。之所以是前所未有，就是前人還沒有一個可以像毛主席那樣高屋建瓴、清晰流暢、簡潔有力的寫出這樣一篇總結一段時期社會主義建設歷史又深刻論述了具有自己原創性貢獻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光輝著作。如徐久剛所說：“兩個小時,總結十年,一氣呵成,非常人所能為。這不僅是由于毛澤東才思泉涌, 更由于他作為執政黨的最高領導人,肩負的責任重大,對建國后的十年,特別是大躍進的這兩年,全局在胸,時時回味,不忘歷史, 借鑒經驗,思考未來,求成避敗,深思熟慮, 水到渠成所致。”[73]讀完《十年總結》，我真的會很發自內心的喊一聲“毛主席萬歲”，不喊才真的太不公道了。

　　主席開篇講：“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74] 前八年，主席這里實際上指的是在建設方法上。但是在革命方法上我們是創新的，例如贖買方式改造民族資產階級、引導農民自覺合作化、工業化和改造并舉、對民族資產階級和對農民改造并舉，都是主席原創的，前人沒這樣做過。

　　之后，主席講：“但從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關系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風斗爭，是在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反映了客觀規律，而前者則是開始反映中國客觀經濟規律。”[75] 主席后面指出了《論十大關系》的實質——總結經驗教訓、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總路線。《論十大關系》之中，工農業關系、沿海內地辯證關系、中央地方辯證關系、經濟國防辯證關系、國家生產單位和個人辯證關系的全面、具體、創造性新的論述，都是前人所沒有的。

　　之后，主席講：“一九五八年五月黨大會制定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總路線，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說敢做的思想……是年八月發現人民公社是可行的。赫然掛在河南新鄉縣七里營的墻上的是這樣幾個字：‘七里營人民公社’。”[76]主席這里講了1958之后的成就——調動群眾參與建設熱情和當家做主積極性，并利用一切先進因素實現大規模飛躍的總路線的提出——這是主席根據新的情況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原創性貢獻；農村辦工業、工農商學兵合一的公社化的實行，這也是主席的原創性貢獻。

　　接著，主席講了整頓公社和糾正錯誤的問題：“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個人民公社決議，九月發表。幾個月內公社的架子就搭起來了，但是亂子出得不少，與秋冬大辦鋼鐵同時并舉，亂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十一月的鄭州會議，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主要談到價值法則、等價交換、自給生產、交換生產。又規定了勞逸結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實行生產、生活兩樣抓。”[77]主席的概括精煉而又豐富，簡潔而又深刻，幾句話就論述了社會主義社會要存在價值法則、尊重等價交換、注意按勞分配、適度勞逸結合、反對過度勞累的深刻道理。主席還講：“十二月武昌會議，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長篇決議，基本正確，但只解決了集體、國營兩種所有制的界線問題，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界線問題，一共解決兩個外部的界線問題，還不認識公社內部的三級所有制問題。”[78]可見主席又是深刻、清晰簡短的論述了他對農村集體所有制的原創性貢獻——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整頓公社，加強對兩種所有制現在條件下商品交換、價值規律、貨幣關系、集體所有制中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所有制的實事求是的強調，這樣豐富而深刻的道理這樣簡短概括，這樣通俗簡潔的把這樣深刻的社會注意政治經濟學道理說清楚，迄今為止唯有毛主席一人。

　　主席也提出了他對指標問題的擔心：“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會議是為了想再減一批而召開的，我和陳云同志對此都感到不安，但會議仍有很大的壓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個恰當的指標來。”[79]之后，主席講：“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會議規定一個一六五○萬噸的指標，仍然不合實際。我在會上作了批評。這個批評之所以作，是在會議開會之前兩日，還沒有一個成文的盤子交出來，不但各省不曉得，連我也不曉得，不和我商量，獨斷專行，我生氣了，提出了批評。我說：我要掛帥。這是大家都記得的。”[79]可見主席對降低指標的問題是抓得很緊的。根據新的實際情況——蘇聯撤資和逼債問題、一線方法問題、初期指標過高，主席堅持適當降低指標。

　　主席還總結：“管農業的同志，和管工業的同志、管商業的同志，在這一段時間內，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對頭，忘記了實事求是的原則，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學思想)。一九五九年夏季廬山會議，右傾機會主義猖狂進攻。他們教育了我們，使我們基本上清醒了。我們舉行反擊，獲得勝利。”[80]這里不僅體現了主席的實事求是、堅持不斷調整方法實現主觀符合客觀，也體現了主席斗爭藝術的爐火純青。反“左”，也反對右，統籌兼顧。反右傾的歷史必然性要注意。捍衛農村集體化以保障蘇聯撤資之后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順利繼續進行、捍衛鼓足干勁正確路線保障中國工業化高速發展以應對極端緊張的國際環境，完全必要。這一點，我們處理的比蘇聯好。蘇聯在1930年之前出現對農民的嚴重過火打擊的嚴重問題、1930年之后出現了集體農莊比例大幅度降低的問題。我們新中國不僅在1956年基本建成農業集體所有制的時候成功實現了農民的自愿合作而且實現了增產，而且在1959年中后期反右傾之后也沒有出現公社的大垮臺，成功的、比較穩定的捍衛和鞏固了農村的集體所有制。

　　在后文，主席講：“一九六○年六月上海會議規定后三年的指標，仍然存在一個極大的危險，就是對于留余地，對于藏一手，對于實際可能性，還要打一個大大的折扣，當事人還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周恩來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農業方面則犯了錯誤，指標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決心改，在今年七月的黨大會上一定要改過來。從此就完全主動了。”[81]可見，主席針對毫無經驗導致的高指標問題做了自我批評。主席都做了自我批評，多數同志就更可以放下心來做檢討了。這就是主席的領導藝術。后來1961年，主席自我批評的時候說反右傾的“錯誤”在于“擴大到了縣以下”。但是我們知道，第二次鄭州會議就已經確定不能一平二調、反右傾不等于堅持一平二調。如果縣以下的干部們真的嚴格貫徹主席的正確指示、在反右傾同時注意不搞一平二調的話，不可能會在1960—1961還需要主席繼續帶領全黨根本糾“左”的。但是，為了號召全黨多數責任很大甚至不愿意檢討同志放下包袱檢討錯誤，主席也對自己過分苛刻的、見縫插針一樣的做了自我批評。大躍進時期，錯誤最少的毛主席做自我批評卻最多……

　　主席講：“同志們，主動權是一個極端重要的事情。主動權，就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這件事來自實事求是，來自客觀情況對于人們頭腦的真實的反映，即人們對于客觀外界的辯證法的認識過程。”[82]這里主席著重講了實事求是的問題。主席還指出：“我們過去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就是這樣一個過程。中間經過許多錯誤的認識，逐步改正這些錯誤，以歸于正確。現在就全黨同志來說，他們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確的，有許多人并不懂得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83] 之后，主席講：“看來，錯誤不可能不犯。如列寧所說，不犯錯誤的人從來沒有。鄭重的黨在于重視錯誤，找出錯誤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錯誤的主觀和客觀的原因，公開改正。我黨的總路線是正確的，實際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84]可見，主席指出要不斷地總結經驗教訓、在實踐中發展社會主義建設的認識。可見，主席深刻指出——保持主動權，就要堅持實事求是，不斷總結經驗教訓，根據新的實際情況調整方針正策。

　　之后，主席把他在《實踐論》創造性發展的深刻道理也像創造性運用于軍事領域開創了軍事辯證法的辯證認識論一樣，創造性的運用于政治經濟學領域，開創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辯證認識論。主席指出：“有一部分錯誤大概也是難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錯誤、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謂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們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者，不是形而上學的認識論者。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是在一個長期認識過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對于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已經有了十年的經驗了，已經懂得了不少的東西了。”[85]“但是我們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對中國如此，對整個世界也應當如此。我試圖做出一個十年經驗的總結。”[86]正如主席所說，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必然到自由的過程。這就是主席開創的社會主義建設的辯證認識論！清晰深刻論述了社會主義建設從盲目到認識、從必然到自由、不斷地從實踐到理論、理論到實踐的兩個飛躍的過程。

　　總之，《十年總結》這樣光輝的一篇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歷史著作，在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前所未有。這也是主席堅持實事求是的典代表性著作。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主席從1958年到1960年，總體上是堅持了實事求是的。這段時間主席的豐功偉績是不容詆毀的，主席的正確實踐也是不能抹黑的。

　　小結：

　　實際上，1958—1960年，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輝煌成就——這才是主要的。毫無經驗可循導致的高指標、一線領導和地方領導違背毛主席正確指示導致的“共產風”則是次要的。據統計，從新中國建立到1964年，重工業主要部門累計新建的大中型項目中，有2/3以上是在1958年到1960年開工的。這三年新增的煉鋼能力占從新中國成立到1979年新增煉鋼能力的36.2%、采煤能力占29.6%。從1958年初開始，廣大農村掀起了興修水利的高潮，這對黃河的治理是有成效的。這一時期的成就還有太多太多，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在蘇聯撤資之后，新中國還要還清數十億的債務，還要獨立自主的保障工業化的繼續、國防建設的繼續。新中國在“二五計劃”期間面對的困難遠遠大于“一五計劃”期間面對的困難。總之，毛主席已經帶領我們在當時條件下做到極致了！

　　后來的三年困難離不開極端嚴重的自然災害，也離不開蘇聯的撤資和逼債。蘇聯的撤資和逼債，使我們不得不加大農業積累，以保障獨立自主的工業化和對外債的償還。如李慎明老師所說：“當時中國欠蘇聯的各項借款和應付利息，共計折合人民幣52億余元（其中60%以上是抗美援朝戰爭中我國借支的軍事物資的貸款和利息）。按照原定協議，這些外債于1965年全部還清。當時新中國成立僅十年有余，工業尚處于起步階段，所以只能用豬肉、雞蛋、蘋果等農副產品來償還。河南省一直是全國生產糧食和生豬的大省。2004年，時任鄭州市金水區一基層單位黨總支書記告訴筆者：‘20世紀60年代，我曾在鄭州市肉聯加工廠生產一線勞動過。該廠連續幾年每年冬季前后的半年時間里，每天都要宰殺5000多頭優質肥豬，當即運往蘇聯還債。’這就更加重了我國人民群眾的生活困難。但是，我國人民有志氣，到1964年，我國提前一年還清了20世紀50年代欠蘇聯的全部貸款和利息。”[87]這才是真實的歷史！

　　主觀方面，一切“左”的問題，至少在1958年11月，毛主席就開始極力糾正。正如薄一波所說：“應當公道地說，對于一九五八年‘左’的錯誤，是毛澤東同志首先提出要糾正的。”[88]極端嚴重的自然災害、蘇修的撤資和逼債，一線領導和中基層干部在具體執行中不執行主席正確指示……這些問題，是不能怪在毛主席身上的。這一時期，毛主席最早發現問題、最早解決問題。主席盡力而為，在黨內同志之中最冷靜、最理智。讓當時正確最多、錯誤最少的主席老人家負“主要責任”，無論怎樣也是說不過去的！

　　參考文獻：

　　（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271頁

　　（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273頁

　　（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273頁

　　（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274頁

　　（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274頁

　　（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274頁

　　（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277頁

　　（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277頁

　　（9）《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278頁

　　（1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279頁

　　（1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287頁

　　（1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290頁

　　（1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290頁

　　（1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290頁

　　（1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291頁

　　（1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291頁

　　（1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296頁

　　（1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296頁

　　（19）《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300頁

　　（2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300頁

　　（2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301頁

　　（2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310頁

　　（2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312頁

　　（2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318頁

　　（2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320頁

　　（2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319頁

　　（2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324頁

　　（2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325頁

　　（29）《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325頁

　　（3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325頁

　　（3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331頁

　　（3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333頁

　　（3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334頁

　　（3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341頁

　　（3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341頁

　　（3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351頁

　　（3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351頁

　　（3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352頁

　　（39）《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352頁

　　（4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356頁

　　（4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370頁

　　（4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370頁

　　（43）袁寶華《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關于毛主席的若干回憶》

　　（44）李慎明：《正確認識毛澤東領導新中國經濟建設的艱辛探索和偉大成就——紀念毛澤東誕辰130周年》

　　（4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382頁

　　（4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414頁

　　（4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424頁

　　（4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454頁

　　（49）《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467頁

　　（5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468頁

　　（5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471頁

　　（5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473頁

　　（5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474頁

　　（5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474頁

　　（5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481頁

　　（56）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

　　（57）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

　　（58）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七卷）：《記者頭腦要冷靜》

　　（59）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

　　（60）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

　　（61）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節選)》

　　（62）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節選)》

　　（63）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節選)》

　　（64）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黨內通信》

　　（65）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黨內通信》

　　（66）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黨內通信》

　　（67）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

　　（68）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

　　（69）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

　　（70）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

　　（71）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糧食問題》

　　（72）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堅決制止重刮“共產風”等違法亂紀行為》

　　（73）徐久剛：《<毛澤東年譜>記述的“大躍進”與毛澤東》

　　（74）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996年版）》（第九卷）：《十年總結》

　　（75）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996年版）》（第九卷）：《十年總結》

　　（76）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996年版）》（第九卷）：《十年總結》

　　（77）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996年版）》（第九卷）：《十年總結》

　　（78）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996年版）》（第九卷）：《十年總結》

　　（79）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996年版）》（第九卷）：《十年總結》

　　（80）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996年版）》（第九卷）：《十年總結》

　　（81）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996年版）》（第九卷）：《十年總結》

　　（82）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996年版）》（第九卷）：《十年總結》

　　（83）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996年版）》（第九卷）：《十年總結》

　　（84）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996年版）》（第九卷）：《十年總結》

　　（85）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996年版）》（第九卷）：《十年總結》

　　（86）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996年版）》（第九卷）：《十年總結》

　　（87）李慎明：《正確認識毛澤東領導新中國經濟建設的艱辛探索和偉大成就——紀念毛澤東誕辰130周年》

　　（88）薄一波：《領袖元帥與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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