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主要參考了黨史專家金沖及的著作《1927：生死轉折》，除此之外還有《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陶涵的《蔣介石與現代中國》以及部分網絡資料）

　　（一）

　　1925年下半年，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的蔣介石在曾先后發表過如下的言論：

　　“我們今日革命先要認清楚目標，認定帝國主義者是我們真正的敵人。”

　　”共產黨真正革命的同志們，實在不比我們國民黨少，加入了國民黨，實在能替國民黨求進步求發展，促進本黨的革命精神。所以總理（指孫中山，已于當年3月12日逝世。本文作者按）就下這個大決心，不為眾論所搖動。并且總理曾說：‘如果國民黨的黨員反對共產黨，我便要自己去加入共產黨。’這是什么理由？是因為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革命的目的，都是一樣的，并且我們革命黨的性質就是打不平。”

　　“鬩墻之禍，甚于外侮之內侵；革命之成，全憑同志之相親與相愛。”

　　“中正為三民主義之信徒，然而對于共產主義之同志，敢自信為最忠實同志之一人。”

　　給這幾段話省個流就是：共產黨人是我們國民黨的朋友、同志，我們共同的敵人是帝國主義！

　　如果站在上帝視角結合之后人盡皆知的歷史來看，這些話自然是充滿了虛偽的；但是在當時，這些冠冕堂皇的話卻是蒙蔽了很多人，讓大家都覺得蔣是名副其實的國民大革命領袖。

　　然而，在1925年還發生了一件事：這年8月，國民黨左派領袖、聲望極高的民主革命家廖仲愷遭人刺殺身亡。廖仲愷案至今仍存在些許爭議，一般認為是國民黨右派人物胡漢民指使的，但也有說法認為蔣介石有背后指使。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這場案件加劇了國民黨分裂為左派與右派，而蔣介石成為了后者的核心人物。

　　廖仲愷（1877~1925），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國民黨左派政治家、社會活動家。事實上國民黨左派既有如廖仲愷、鄧演達、宋慶齡這樣的革命志士，也有像汪精衛這樣的投機分子。

　　時間來到了1926年，這年3月20日，蔣介石策劃了震驚中外的“中山艦事件”——簡單來說就是，蔣派人轉告海軍局代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讓他把戰艦中山艦調到廣州黃埔；然后卻又借口李之龍等共產黨人要發動暴亂，倒打一耙，連人帶艦地將之扣留。同時宣布廣州全市戒嚴，解散了工人罷工糾察隊。需要注意的是，當時蔣介石的人還迫使一位國民黨左派領袖離開廣州遠赴法國，這人就是本文的第二個主角：汪精衛。下文還會提到他。

　　不過，這時蔣介石實力并不強大，在國民革命軍內部他的地位尚不穩固，同時也很大程度上還依賴蘇聯方面的支持。蔣介石發動這場事變，只是在試探共產黨與共產國際而已。事后不久，蔣就釋放了李之龍，并懲治了事件的相關執行者。

　　那么有人就要問了：此時的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在干什么？隊友呢來救一下啊！

　　當時，中共的部分核心人物如毛澤東、周恩來、陳延年等都主張以強硬態度反擊蔣介石。然而，共產國際的戰略卻是：要聯合國民黨左派推進北伐戰爭，不能在這時候搞分裂，要向他們妥協！在近兩個月后，蔣介石正是以“擔心國共分裂、自取滅亡”之類的話術說服了共產國際代表、國民黨政治顧問鮑羅廷的。當然，鮑羅廷也不是想出賣革命、一味遷就蔣介石。這點后面還會說。

　　鮑羅廷（1884~1951），蘇聯人。1923年來中國，任共產國際駐華代表、蘇聯駐廣東革命政府代表，并任國民黨政治顧問，幫助改組國民黨，促進國共合作。

　　1926年5月15日，在蔣介石的提議下，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在廣州召開。會前蔣介石在城內制造恐怖氣氛，實行戒嚴。會議通過了《整理黨務決議案》，對加入國民黨內部的共產黨員施加了人數、組織、行動上的諸多限制。會議之后，蔣介石獨攬了南方軍政大權。

　　共產黨人就這樣錯過了反擊國民黨右派的機會，養虎為患，放任蔣介石的勢力肆意增長。

　　（二）

　　北伐戰爭就是在這樣貌合神離、暗流涌動的背景下開始的。

　　隨著北伐戰爭的持續推進，國民黨遷都之事也提上日程。蔣介石欲遷都上海（不過最終定都南京），因為江南一帶原本依靠大軍閥孫傳芳的地方小軍閥紛紛投降北伐軍，向總司令投誠；同時在好友黃郛的幫助下，蔣已與江浙金融資本家取得了密切聯系。也就是說，蔣介石同時掌握了江南一帶的軍權和經濟。

　　而同時，國民黨左派出于推進北伐進程的考慮，則把政府中央遷往了武漢。

　　在勾結財閥的同時，蔣介石反對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的立場也越來越暴露。1927年1月，鮑羅廷在一場大會上當眾警告、斥責蔣介石：“我不是個別將軍的顧問，而是全體被壓迫中國人民的顧問。”據蔣介石當時極其悲憤、惱羞成怒，甚至在日記中流露出了“幾欲自殺”的念頭。在那不久之后，蔣介石就有了驅逐鮑羅廷的打算。

　　2月，蔣介石進駐上海。這時蔣介石的反共立場簡直昭然若揭了——在抵達上海的第二天他就宣布了全市戒嚴，表示要維持治安，“遏制暴動”，警告民眾“切勿逾越范圍”。同時，在蔣介石勢力控制的安徽等地都已發生大資本家聯合流氓攻擊革命群眾的事情。

　　而這時，共產國際還在想著怎樣繼續維系和蔣的合作。鮑羅廷向中共轉達了聯共中央提出了如下意見：

　　“······我們認為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絕對需要密切合作，因為我們堅信，如果沒有這種合作，中國就不可能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聯合成一個統一的國民革命的中國。······”

　　4月1日，時任國民政府主席的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從法國來到上海，與蔣介石會談。雙方表面上都還表示愿意合作。但4月5日汪就離開上海前往武漢了。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期間汪精衛還與中共總書記陳獨秀聯合發表了一份呼吁國共團結的宣言。

　　究其原因，汪精衛也是權欲熏心的人，自然不會留在上海寄人籬下，而是回到自己的左派大本營武漢；而且汪精衛作為國民黨左派，他——至少此時在口頭上——提倡的是“均權”“共治”的民權民主思想，這就在意識形態上與大搞獨裁專制的蔣介石有了矛盾。就蔣介石方面而言，汪精衛在國內還有一定的影響力，蔣介石也不會扣留他。

　　可以說從這時起，汪精衛與蔣介石各自主導的兩大集團開始了權力的博弈。

　　（三）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蔣介石最先打擊的就是上海工人糾察隊。畢竟拿著槍桿子的群眾最讓反動派恐懼。同時，鮑羅廷也受到了通緝。

　　4月18日，在蔣介石的主導下，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與武漢國民政府分庭抗禮。史稱“寧漢分裂”。

　　汪精衛離開上海來到武漢后，發表演說闡明了自己反對蔣介石的立場。正因為汪精衛的這些言論，“四一二”之后尚在幼年時期并且被右傾機會主義主路線導的中共決定聯合武漢國民政府、維持國共合作，推進革命。陳獨秀也來到了漢口與汪精衛等人會面。

　　然而，汪精衛會有多支持共產黨呢？

　　5月4日，汪發表了如下言論：

　　“共產黨人若反對國民黨，則意味著自取滅亡。國民黨若不遵循同共產黨合作到底的方針，也會危及自己的政治生命。”

　　這還是汪精衛在中共五大上以來賓身份說的！也就是說，別人親自在自家開的會議上趾高氣揚地發出警告了。可陳獨秀卻還想著妥協退讓——中共內部的軟弱、主動地羊入虎口，也是汪精衛背叛革命的一大因素。

　　武漢國民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抗爭了多久呢？不到半年。

　　寧漢分裂后，武漢國民政府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問題：數以萬計的工人失業，政府財政赤字高，物價飛漲。反觀南京國民政府，卻是得到了江浙財閥普遍的支持，經濟相對平穩，這也是當時西北軍閥馮玉祥愿意投靠南京而非武漢的原因，畢竟前者答應了給經濟支持直接就能拿出錢來。當然，所謂的經濟平穩發展也只是官僚資本與民族資本得到了發展而已，民眾該貧苦還是貧苦。

　　在這樣的背景下，武漢國民政府控制地區的反動勢力也趁機興風作浪。其中以馬日事變為典例——北伐軍軍官許克祥不滿湖南農民運動，于5月21日在長沙發動兵變，搗毀農民協會、工會，殺害20人左右。當天的電報代碼為“馬”字，所以這場兵變被稱為“馬日事變”。

　　到了6月，兩省都籠罩在了白色恐怖下，湖南省就有萬余名革命群眾慘遭屠戮。據《漢口民國日報》記載：

　　“陽新是用洋油淋著燒死，公安是用燒紅了鐵烙死，羅田是綁在樹上用刀細割，再用砂礫在傷痕內揉擦致死。對女同志就將兩乳割開并鐵絲穿著赤體游行，鐘祥是每一個同志殺二十余刀零碎割死。總計這樣死的負責同志在夏逆叛變后在三四百以上，和死難的農民合計，就在三千以上。而且荊門、松滋、宜昌，仍在繼續屠殺狀態中”

　　革命群眾在被殘忍虐殺、流血犧牲時，汪精衛在干什么呢？答案是：我干脆也投了吧。

　　“吾等所持者為三民主義，非共產主義，但革命之途中，因有農民協會、總工會、商民協會等幼稚的過激行為，遂誤解中央政府為采取過激政策，又事實上亦有此結果。”（汪精衛答《盛景時報》記者問）

　　看，這下劃清界限，把隊友賣了。

　　7月15日，汪精衛也打著“反共清黨”的旗號，大肆捕殺革命群眾了。史稱“七一五”反革命政變。

　　1927年9月，盡管汪精衛與蔣介石以及其他國民黨派別之間的權力斗爭還在繼續，但武漢國民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還是合并了，史稱“寧漢合流”。

　　（四）

　　反思1925至1927這短短三年的歷史，無論是蔣介石的專制獨裁，還是與之對立的汪精衛的民主民權，到頭來在壓迫工農群眾、反革命這塊，人家可是同流合污的一丘之貉啊。

　　畢竟，這里的專制與民主只是資產階級政體形式的一體兩面，當你從階級的角度談革命談解放時，人家會一致地把你視為眼中釘肉中刺。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中國革命的首要問題。”至于共產國際對于中國革命的判斷也并不完全都是謬論，比如將中國的革命定性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認為主要敵人——就像文章開頭蔣介石的發言講的那樣——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封建軍閥——當時的中國革命確實需要聯合部分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但是，共產國際卻堅持認為蔣介石是要團結的對象，要求中國共產黨為國共合作做出妥協。可以說這其實是忽視了農民的力量——在當時的中國，占人口多數的被壓迫的農民才是革命的主力軍，而不是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

　　“反對帝國主義”時至今日依舊是各國左翼的常用口號。然而上述歷史給我們的一個經驗教訓就是：在喊這句話之前，要先定義好什么是“帝國主義”，有沒有一種可能帝國主義就在自己盟友內部呢？像蔣介石何嘗不是帝國主義的走狗、軍閥？

　　最后還有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為什么蔣介石、汪精衛這兩位前期慷慨激昂地高呼著革命、聯共的政治家，最后卻會走向反革命？

　　要看一個人是否是真正的、徹底的革命家，要看他干了什么，不能只看他說了什么。像蔣、汪之輩，只是把“革命”一詞作為那個時代一個時髦的口號掛在嘴邊換取人心、投機倒把、爭權奪利而已。與汪精衛共事多年的吳雉暉甚至這樣評價汪：“從極左變到極右,從極高變到極低,從極香變到極臭,他都無所謂。”

　　蔣介石原本就擔心蘇聯的力量會威脅自身地位，在取得江浙財閥的支持后，他更是成為了國內大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代言人。發動馬日事變的許克祥，其父親是湖南的大地主，其本人自然也敵視農民運動；而汪精衛的政權就建在無數個像許克祥的舊式軍官間，為了自身的權力與地位自然也會反革命。

　　假革命家就是這樣，革到自己頭上就不革了。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他們的最后分界僅僅在這一點，而不在乎口講什么三民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毛澤東《五四運動》（1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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