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83歲高齡的原西路軍主帥之一徐向前由他人代筆的回憶錄《歷史的回顧》出版。這部回憶文字作出了與當年的陳昌浩迥然不同的結論，對陳昌浩所進行的反思和總結，對中共中央政治局47年前的歷史結論，予以了全盤地推翻。而在距此25年前的1959年3月2日，徐向前在就西路軍問題致中共甘肅省張掖地委的一封信中，還對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決議持擁護和認同的態度：

　　中共張掖地委同志們：

　　來信收到了，應你們要求寫了這篇東西。由于我體弱多病，又加多年不執筆，這篇文章不論在內容、語法、標點以及修辭方面，不妥之處一定會有。此件你們認為可用時，請斟酌參考，如果你們認為不合適就不要發表。

　　謹致敬禮

　　徐向前 1959．3．2

　　西路軍的失敗，是張國燾反黨反中央軍閥主義路線的必然結果：西路軍的失敗，是我黨領導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一次最嚴重和慘痛的失敗。我是親身經歷而又是西路軍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因之，這次失敗，對我的慘痛教訓也更覺得特別深刻而難忘！西路軍是在黨的長期關心培育和扶植下成長起來的一支經過千錘百煉，能攻能守，猛打猛沖的堅強隊伍。它的指揮員和戰斗員具有對革命事業必勝的豪邁信心和為人民革命事業自我犧牲忠心耿耿的高貴品質。這支部隊曾經在張國燾的錯誤路線領導下，南下北上，三次通過荒無人煙的草地，在冰天雪地，凍指裂膚、身無御寒衣著的情況下，日以繼夜的行軍和作戰。在沒有根據地的支援和人物力極端缺乏的條件下，與優勢敵人苦戰數月之久，而又能屢置敵人以重創。在每次戰斗中，許多同志身負數傷仍堅持不下火線，繼續奮戰。在無后方無醫藥沒飯吃缺衣穿的苦境中，在敵人慘無人道地殺害傷員的嚴重威脅下，仍能奮戰不懈，毫無介意。在最后的緊要關頭，仍能突破敵人的追擊、堵擊、截擊的困境，保存了一部分有生力量，跋涉了漫長的沙漠，退入了新疆，在最后決戰失敗后，失散了許多同志，毫無氣餒，經歷了層層困難，回到延安后馬上又加入了新的戰斗，這種為人民利益激發起來的英勇頑強的奮斗精神和自我犧牲的崇高品質，只有在共產黨領導和教育下，才能成長起來，只有人民革命軍隊才能具有這種異乎尋常的道德精神。

　　西路軍確實是一支百煉成鋼的部隊，他們打過許許多多的勝仗，克服了各種各樣的困難。但為什么在河西遇到“馬家軍”就吃了敗仗最后只剩下少數人退到新疆呢？從這種慘痛的教訓中，所得出的唯一的結論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必須服從共產黨黨中央正確路線的領導；必須遵從毛澤東同志所規定的中國革命的正確政治路線和正確的軍事路線。毛澤東同志的久經考驗的建軍路線和指導中國革命戰斗的戰略戰術原則，是引導我軍從勝利走向勝利的保證，違反了這些原則就必然導致無情的失敗。具體的分析具體的事物的思想方法，反對主觀主義的思想方法。這是任何一個馬列主義者為要把事情辦好，把仗打勝所必須遵循的原則。但是，西路軍的主要領導在決策中不但違反了這些最基本的方法和建軍作戰的原則，不接受歷史的教訓，反而主觀主義的違犯客觀的事實，對客觀形勢作了錯誤的判斷和決策。這樣就更加速了西路軍的失敗。由此可見，我們的軍隊——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是為人民利益服務的軍隊。它必須服從黨的絕對領導，它不是個人野心家投機的手段，而是為人民利益奮斗的工具，它不僅僅需要具有英勇頑強的戰斗作風，而尤其需要具有靈敏透徹的政治嗅覺。和違反黨的領導，和脫離黨的正確路線和政策的人進行嚴肅的斗爭。人民的軍隊不僅要具有能攻能守的必勝信心，尤其要具有反對主觀主義的思想方法，培養具體的分析具體事物的辯證唯物主義宇宙觀。也就是說，我們每個指戰員要艱苦深入的鉆研、學習并且遵循、應用毛澤東同志指導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方法。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成為一個政治軍事兼備的軍人，才能使我們立于不敗之地。

　　在張掖地委的同志編印西路軍的歷史事跡時，特呈述數語： 一、以慰已死者忠魂；二、以鼓尚生者的斗志；三、以使自己常引為戒，永銘不忘。[1]

　　然而，25年后的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自己推翻了自己曾經有過的認識。

　　在這部回憶文字中，西路軍的失敗原因被歸結為三點。

　　第一，任務問題——《歷史的回顧》把這筆責任賬是算在了中央頭上：

　　西路軍擔負的任務，飄忽不定，變化多端，并大大超出應有限度，是導致失利的根本因素。

　　孤軍外線作戰，任務不定，遲疑徘徊，實為兵家之大忌。而西路軍的情況，卻恰恰如此。先是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渡河北進，鏖戰一條山，待機策應一方面軍西渡，共取寧夏；繼則放棄這一計劃，獨力西進，準備打通新疆，再又停在永涼地區，不進不退，建立根據地，復則根據西安事變后的形勢變化，忽而準備西進，忽而準備東進，后明確執行西進任務，剛至臨高地區，又停止西進，就地建立根據地；繼復為了策應河東，改為東返；部隊剛從倪家營子突圍而出，東進不遠，卻又奉命“固守五十天”，折回原地堅守待援；如此等等。西路軍的任務飄忽、多變，雖與風云變幻的全局形勢有關，但不能說毫無戰略指導上的失誤。結果呢？造成了西路軍孤軍深入河西走廊，長期遭敵重兵圍困的被動局面。疲兵屢戰，有耗無補，進退失據，一籌莫展。這對西路軍的有限兵力來說，無異具有致命的性質。

　　……假如西路軍渡河后，抓住戰機，乘虛而進，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彈藥，如虎添翼，回師橫掃而東指，有沒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導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結局會大不一樣。這不是“事后諸葛亮”，我那時就是這種意見。再進一步說，西路軍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開戰局，控制河西地帶，那就不單是一時策應河東局勢的問題，對整個抗日戰爭的進程，亦必將發生積極的影響。八路軍就不止編制三個師。盛世才后來也不一定敢叛變，叛變了我們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可惜的是，當時在西路軍問題上，舉棋不定，猶豫徘徊，致使西進的戰機完全喪失。西路軍的行動，步步以河東形勢的暫時需要為轉移，缺乏戰略性的久遠安排。這樣雖對河東的紅軍和友軍，起到了一時的策應作用，卻畢竟招致了西路軍覆滅的不幸結局。

　　要求西路軍在永涼地區和臨高地區建立根據地，也是不切實際的。[2]

　　這段文字論點值得商榷，論據也與史實不符——更重要的，是與原始文電不洽。

　　首先，“西路軍擔負的任務，飄忽不定，變化多端”，就不是事實：徐、陳在西渡之后擬定的“平大古涼戰役計劃”的自設任務就是“發展創造甘北抗日后方”，中央在“作戰新計劃”中擬賦予西路軍的任務也是“以在河西創立根據地，直接打通遠方為任務，準備以一年完成之”，中央賦予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以西路軍名義后，朱德、張國燾給予他們的指示也是“利用目前時機在涼州、民勤、永昌、古浪、大靖地區形成鞏固的新局面”。

　　而最重要的是，西路軍首長開始西進時給中央的包票也是“現決甘、涼、肅、永、民創立根據地，不在萬不得已時不放棄涼州”，“現時即不能與主力互相策應，依據現在敵力我力估計，我們可以完成任務”——這是徐向前、陳昌浩于1936年11月12日回復中央電的內容，被《歷史的回顧》的編撰者們刻意回避了。

　　當然論點的問題更大：如果在西進中不建立根據地，西路軍靠攏新疆又進不了新疆，隊伍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靠誰來提供物資？如果西路軍沒有根據地作為依托，則只能靠盛世才接濟，這靠得住么？如果盛世才叛變西路軍要出兵“收拾他”，以什么為依托？如果沒有依托，那會是誰“收拾”誰？

　　還有，既然“要求西路軍在永涼地區和臨高地區建立根據地，也是不切實際的”，那么《歷史的回顧》中“照直往西走，扣住嘉峪關，把玉門、安西、敦煌一守，接通了新疆”，爾后“回師橫掃而東進”，那怎么又被認為是很切實際哩？那邊廂那么荒涼，地理民情生存條件等比甘州、涼州一線還要困難，又怎么解決“要吃要住”的問題呢？又怎么解決“集中兵力”的問題呢？更何況，這個被認為是“不切實際”的“在臨高地區建立根據地”，恰恰又是出自徐向前、陳昌浩在一個月前的主動提議：“一月中須以九軍、三十軍移甘州以西，搶占撫、高，以此帶為根據[地][3]”！而這樣的原始文電或文獻，恰恰又被《歷史的回顧》的編撰者（也是向陳云、李先念提供52份原始文電者），選擇性地無視或遺忘了！

　　而當年發生的事實是：“西安事變”后中革軍委與西路軍首長之間關于西路軍是否東返問題的蹉商討論，并沒有影響西路軍首長原擬西進至撫（彝）、高（臺）地域的日程，甚至還刺激了他們將這個預計日程予以了提前！

　　在《歷史的回顧》正式出版之前，徐向前在與黨史工作者廖蓋隆等人的談話中，甚至還明確認定可以在安西、玉門、嘉裕關、敦煌等地“建立根據地”：“一過黃河我們就往西面走，打嘉峪關，把玉門、把安西守起來，把敦煌守起來，那里沒有好多敵人，建立根據地，還可以立住腳”[4]。這可就真讓人不知道該說什么好了。徐向前所言及的這些地方，當時豈止是“沒有好多敵人”，干脆就是“沒有好多人”！如果在人口和糧食條件更好的“永涼地區和臨高地區建立根據地”都是“不切實際的”，那么如嘉裕關、玉門關、安西、敦煌這類更加荒涼人煙更為稀少的地域，怎么就被認為是能夠“建立根據地，還可以立住腳”哩？怎么就被認為是能有“一是有飯吃，不挨餓；二是不受凍；三是有彈藥補充”的美好前景哩？……

　　這樣的美好前景能夠成立的唯一邏輯指向只能是——及時得到外援！

　　可問題在于，外援到達的時間不光是西路軍首長難以自主可控，就連中共中央都難以自主可控。把一支大軍的生死存亡系在這唯一一棵天生就長得很不牢靠的樹上，這求生存求發展的希望，還靠得住么？這個責任，作為這支大軍的主帥，是回避得了的么？

　　實際上，徐向前終生都沒有踏上過這片地域——甚至再也沒有步入過河西走廊。

　　[參見圖10-1：甘肅省1950年人口密度分布圖，來源：牛叔文等《甘肅省近百年來人口分布的時空變化分析》，《中國人口科學》2006年第6期第54頁。]

　　第二，戰場主動權問題——《歷史的回顧》認為還是應該中央承擔主要責任：

　　……

　　一般說來，外線進攻的部隊，制敵機先，首先就處于主動地位。如果不是在駕馭戰局中發生帶根本性的偏差，是不致完全陷于被動，一敗涂地的。西路軍渡河之初，河西“四馬”猝不及防，慌亂不堪。我不論北進寧夏或西進新疆，均穩操主動權在手。那時是敵人被動而不是我們被動，是敵人畏懼我軍而不是我軍畏懼敵人。然而，好景不長，沒過多久，西路軍便轉入被動挨打的地位，直至最后被消滅。這種變化，正是喪失戰場主動權的結果。

　　……開始，我們對馬家軍的戰斗力估計不足，有輕敵思想，西進時兵力不夠集中，古浪一仗吃了虧。“亡羊補牢，未為晚也!”然而，當此之時，建立根據地的任務擺在面前，壓倒了一切。我們想集中兵力，事實上卻集中不起來。河西走廊是條“弄堂”，地勢狹長，堡寨稀疏，走上幾十里地，見不著一戶人家。每個堡寨，一般頂多能夠容納一營的兵力，堡寨周圍，盡是荒涼的戈壁灘。兩萬多部隊停下來建立根據地，要占據地盤，要吃要住，能不分散嗎？這樣，就在從山丹到涼州的三百多里地段里，拉成了“一字長蛇陣”。中央要求我們“集中兵力”，“齊打齊進’，原則上沒有錯，但實際上是同建立根據地的任務和當地的地形條件相矛盾的。我們提了不同意見，沒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壘，就地堅持。要想集中兵力擊敵，擺脫被動挨打的局面，真比登天還難。

　　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我軍主要靠什么作戰形式去爭取主動，消滅敵人呢？不靠別的，靠的是運動戰。“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誘敵深入，聲東擊西，“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出敵不意，飄忽擊敵，等等。這是我們的拿手好戲，是變被動為主動，以寡擊眾、以弱勝強的主要法寶。而西路軍卻固守一地，不進不退，被迫以陣地防御戰為主要作戰形式。敵攻我防，死打硬拼，打得贏得打，打不贏也得打。敵人處于內線作戰地位，騎兵多，運動快，熟悉地形，能邊打邊補充，無后顧之憂。我們則完全相反，外線作戰，人地生疏，子彈打一顆少一顆，要兵員沒兵員，要補給沒補給，要援應沒援應。曠日持久下去，捉襟見肘，精疲力竭，只有招架之功，毫無還手之力。像這種打法，焉能不敗？！[5]

　　……

　　還是認為只有一路西進，才能一了百了地解決問題，“運動戰”就是只朝一個方向去。問題的根子還是在“建立根據地”的任務，“建立根據地”就是拉成“一字長蛇陣”（這更像是要一路西進吧？）？“我們提了不同意見，沒有下文”，怎么給下文？什么下文能讓當時的你們滿意哩？只能是不管不顧一路西進！哪怕是先跑到肅州、安西蹲下來，沒吃沒喝沒衣穿，也沒關系？

　　數十年后再重新檢點這些問題，無論什么人怎么去質疑，都難逃“站著說話不腰痛”的反詰。可問題在于：如果不考慮東返，除了“集中兵力”、“齊打齊進”，還能有什么贏得生存發展機會的更好辦法？“建立根據地”與“占據地盤，要吃要住”真的就對立得互不相容？中國工農紅軍在土地革命戰爭中的革命根據地，又有哪一個是僅靠“占據地盤，要吃要住”發展起來的？建立根據地的首要前提是“擊破敵人的進攻”！不擊破敵人，一切皆無從談起！而“集中以應付敵人，分散以發動群眾”，這不也是紅四方面軍將士們在經營建設鄂豫皖、通南巴這兩大根據地的實踐中，多次使用過的有效辦法么？

　　西路軍唯一的一個殲滅“馬家軍”團以上建制單位的殲滅戰是1937年1月26日的西洞堡戰斗，這個戰斗的勝利恰恰就是分兵駐守高臺、撫彝（今臨澤縣蓼泉鎮）、沙河堡（今臨澤縣城）被敵人各個擊破后，突圍而出的部隊在倪家營子附近被迫集中后取得的。

　　結果是一集中就打了一個勝仗——雖然為時已晚。

　　這難道完全是偶然的么？

　　“集中兵力”，始終是西路軍指揮決策上的一個重要問題。對此，時任馬步青騎兵第五師參謀主任的吳輯癢老先生曾從當年對手的角度有過這樣的概括：

　　⑴紅軍在戰略上采取的是攻勢，而在一些戰斗中則變為守勢，如守古浪，守永昌，守高臺、臨澤。馬軍在戰略上是防御，而在一些戰斗中是苦攻。

　　⑵紅軍在高臺、臨澤、甘州西南，同時占領各地，同時分散使用兵力。馬軍始終集中兵力，先高臺，次臨澤，后甘州西南。[6]

　　對此，李聚奎在《西路軍血的歷史教訓》中，從戰略戰術角度也作出過冷峻的檢點。

　　李聚奎認為，西路軍在“戰斗動作上的錯誤”表現在十個方面：

　　⒈呆板的正面戰斗，很少采用迂回包圍的動作，總是敵人包圍自己。每次戰斗均限于正面的火力戰和拼命戰，結果雖然將敵擊潰但得不到繳獲，甚至自己受敵人包圍陷于危險狀態，到最后用拼命戰挽救戰局。如九軍有甘草窩、橫梁山、古浪等，總是拼命挽救戰局，三十軍在吳家川、尾泉之戰，雖擊潰了敵人，但并未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結果只是拼了一些消耗罷了。

　　⒉兵力部署常常把主要突擊方向和箝制方向分不清楚，任務不明確，結果使很大的兵力限制于無用之處。如王樹聲、孫玉清在古浪的戰斗布署，以兩個團成梯次配置，突擊隊也未突，箝制隊也未箝，就是這樣完了。可惜事務人員被砍東瓜一樣，最后被守備隊的兩個營長一個反攻才把敵人打退出城。

　　⒊戰術指揮紊亂，甚至有互相依賴。如九軍去甘草窩、古浪時，指揮部派王樹聲以副指揮名義去指揮九軍，而九軍的首長以為是副指揮來了，可減輕自己的責任了，甚至九軍的領導者，不愿同副指揮一路行動，自己帶一個團老走先頭，不顧整個部隊的領導，主力部隊出了岔子（仗沒打好），才來算總賬。結果就羊咬死豬，狗咬死羊，都搞不清楚，到底誰負責。

　　⒋輕視敵人騎兵，不適合對敵騎兵戰術動作。有時被敵人引誘而輕易出擊（不細心考慮不管戰況如何）致遭敵人的殺傷。甚至有步兵出擊，向騎兵追擊，或向騎兵駐地用步兵游擊遭敵反攻或出擊就不能回來。

　　⒌戰場指揮是司令時代的口令辦法，無所謂指揮戰斗，更談不上組織戰斗。在戰場上一人主持一切，如自己的狂性來了，就不管什么情況，什么時候，有無勝利把握地亂拼。

　　⒍因敵人騎兵的砍殺太兇，零星的混亂出擊，總是未成果，又來了一個更死的戰斗動作，所謂“監（堅）工固守”。單純的防御（如得涼州、永昌、山丹、高臺一帶的民房，確實是天然的城墻，又多又厚，再加上自己的監工死守，敵人用盡九牛二虎之力都攻不進來），讓敵人包圍與之對峙，一寸活動余地都沒有了。這樣不但只是與之拼了一些消耗，就是在精神上亦受無限的威嚇，房子內的糧食吃完了，就利用夜暗偷偷摸摸地突圍，移到另一個地區，敵人則腳跟腳隨即又跟到另一個地區來圍住，總是你沒有一點活動的余地和時間，我們總是一個死不出擊，這樣的被動戰是怎樣能取得勝利呢？

　　⒎因戰略上的分散，一直到戰術動作上都是分散，各自為戰，互不策應。如五軍的大部守高臺，明知敵主力找著我弱點，早不去解圍又無法聯絡，只坐井觀天的來聽敵人的捷報。最后高臺危險已到極點，才開始派部隊去解圍，但這個部隊出動以及八十里路，走兩個夜工夫趕到，結果不但不能解高臺的圍，連自己被敵人抓住了，幾乎自身難保，騎兵師師部就在這次送終，二天未趕到，第三天高臺就已失落敵手。

　　⒏甘浚堡突圍，被敵人襲擊，主要的是干部的恐慌、動搖、指揮不一。如果已尚未出動（延誤了時間），而總直屬隊自行向前面插去，結果使戰斗部隊與非戰斗部隊混在一起，槍聲一響就一塌糊涂地亂跑，明知敵人左右只隔二、三百米達的中間通過，一定是要發覺的，不事先派出得力的掩護部隊占領陣地，和先頭及側翼派出精干的搜索部隊，嚴密搜索驅逐敵人的埋伏新部隊，使我主力安全通過。

　　⒐動作不協同，甚至有你攻我不攻。在東西南三柳溝，敵人插到我之縱深來了，企圖以兩面夾擊消滅之，結果三十軍攻擊，王樹聲指揮九軍的一個團不動，因此不過是消耗了一些彈藥和傷亡了一些人就罷了。

　　⒑部隊缺乏戰術素養，平時不注意訓練，大家只知道猛沖就完了，部隊中有很多連瞄準要領和出發動作都不知道。在倪家營子的射擊教育突擊周的檢查，九軍占三分之一的不認得表尺，甚至有些連長排長亦不認得，對戰術動作的了解就可想而知了。[7]

　　這同樣是來自西路軍幸存者的聲音，至少是可以作為參考參照，然而卻被長期屏蔽了。

　　——目前所有公開出版的西路軍史料匯輯，均沒有收入李聚奎的這篇文字。

　　何故？這不能不讓人掩卷長思。

　　《歷史的回顧》在論及“戰場主動權”問題時，還回避了西路軍西進至高臺附近后的1937年1月4日向軍委提出的“難以西進”的報告，而中央要其“暫勿西進”的電報也是根據他們的這個報告作出的，同時也回避了同月21日西路軍東進又停止的原因完全是西路軍首長的自主決定這樣一個基本事實。

　　第三、機斷專行問題——在《歷史的回顧》中，認為這筆賬由中央和陳昌浩分攤：

　　……

　　西路軍的失敗，與戰場指揮上的缺乏機斷專行，密切相關。造成這種狀況，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上級統得過死，未給戰場最高指揮官以應有的自由權。西路軍雖擔負著一個獨立作戰方向的戰略性任務，但每一步行動，均需請示報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級指示去辦。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東就往東，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揮員毫無機動自主的權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問實際情況如何，硬要下面貫徹執行。尤其是河東紅軍的戰略行動部署，既不向西路軍通報，又要求西路軍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

　　另一方面，西路軍一把手陳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當斷不斷。他是軍政委員會主席、政治委員，有最后決定權，對西路軍的行動，能起“拍板”的作用。但是，這個同志的精神狀態，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紅四方面軍南下期間，一度支持過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后見共產國際不承認張國燾的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錯誤，包袱沉重，不易解脫。他曾向我流露過：南下的事，共產國際肯定對四方面軍另有看法。為了四方面軍的前途，今后應唯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意見是從。……在西路軍期間，陳昌浩自始至終以緊跟中央、“回到”正確路線上來而自居。對于上級的指示，奉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簡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從地步。至于敵我力量對比如何，戰場實際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應向上級反映，哪些事關全軍命運、戰局勝負的問題需要機斷處置，則一概置諸腦后。我們之間的兩次爭論，便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他不僅不反躬自省，反倒要對我“開展斗爭”哩！結果，使西路軍失去戰機，作繭自縛，步步被動，直至不堪收拾。我作為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路軍總指揮，雖向上級和陳昌浩提出過不同意見，但不無顧忌。特別是在受到中央指責的情況下，心情憂悶，不想吭聲，縮手縮腳，教訓是很深刻的。

　　……[8]

　　這一條跟前面同樣的問題，不光是論點，論據也與史實不符，與原始文獻不洽。最起碼，“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東就往東，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揮員毫無機動自主的權力”就不是事實——這是有當年原始文獻檔案為證的！至于“河東紅軍的戰略行動部署，既不向西路軍通報，又要求西路軍配合”，能拿得出手的例子只有一個，那就是那個根本就沒有付諸實施的“作戰新計劃”！然而現存的歷史文獻文電卻鐵證如山地證明：中央當時在“作戰新計劃”中并沒有要求西路軍配合的內容！而在西進中“建立根據地”，本身就是西路軍西渡黃河后信心滿滿向中央打包票要來的任務，中央在此重提也是為了“遠方”物資到達之前西路軍的生存大計著想！而且，河東三軍主力沒有執行“作戰新計劃”卻選擇了“就地堅持”，在極度困難的環境中取得了山城堡之役的勝利，從而迫使剛剛西渡黃河尾追西路軍而讓“徐陳”大為緊張的敵毛炳文軍掉頭東返，為“徐陳”解除了“后顧之憂”——這是誰在配合誰哩？

　　值得注意的是，《歷史的回顧》中對西路軍失敗原因的這三條“反思與總結”，并沒有包括作者自己在內——唯一的檢點是“雖向上級和陳昌浩提出過不同意見，但不無顧忌”，如此這般反思總結歷史責任的態度，與陳昌浩關于西路軍失敗報告書中的躬身自檢與承擔責任的勇氣相比較，不能不讓人扼腕嗟嘆！

　　更為重要的是，《歷史的回顧》中這三點“反思與總結”的立論基礎，全部建立在“盡快打到安西并能及時取得國際援助”這一一廂情愿且極不可靠的邏輯架構之上，稍有變故即有可能全盤傾覆，在當年難以成功，在當今難以成理，更遑論成為令人信服的歷史定論！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歷史的回顧》中的這三點結論，后來又基本照搬進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成為權威的黨史、軍史結論。之后，以此三點結論為權威依據，某些史學家充分利用執政黨的宣傳工具廣為散布毛澤東“刻意出賣西路軍以扳倒張國燾”、“過分施心計于對紅軍指揮權之奪控”之“陰謀論”，并使之最終成為境內外反共反華勢力妖魔化毛澤東、否定中國革命的意識形態武器。

注釋

　　[1]《徐向前同志關于西路軍問題致中共張掖地委的信（1959年3月2日）》，麻琨等編著《紅西路軍史料》第1輯，中共張掖地委黨史辦公室1984年10月刊印。

　　[2]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73～第37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3]《徐向前、陳昌浩關于各軍行動情況及加強九軍之措施致中央電（1936年12月9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09～第91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徐向前關于紅四方面軍歷史上的幾個重要問題的講話（1982年8月14日）》，《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下）》第233頁，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5]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74～第37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6]吳輯癢《河西戰役中紅軍同馬家軍實力對比情況（摘錄）》，《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回憶錄卷（上）》第590頁，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7]李聚奎《西路軍血的歷史教訓》，轉引自青海民族學院政治系中共黨史教研組《紅西路軍在青海有關情況調查材料匯編㈣》第583～第586頁，1980年3月印發。原件現存中央檔案館。

　　[8]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76～第37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