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軍失敗后，黨中央為西路軍幸存人員的回歸，付出了大量努力。

　　援西軍援助西路軍的任務解除后，就一直在通過各種辦法營救西路軍幸存的將士。

　　西路軍失敗后的當月26日，毛澤東得悉馬步青部有西路軍被俘將士后，即電正在西安與國民黨政府代表顧祝同談判的葉劍英：“被馬步青俘虜之紅軍官兵要求顧祝同電馬悉數解來平涼，經西峰鎮到鎮原交我方收容”[1]。

　　4月3日，毛澤東、朱德、張國燾、彭德懷、林彪、賀龍、劉伯承等又聯名致電葉劍英，要他向國民黨政府談判代表提出抗議，督促馬步芳歸還被俘的西路軍將士：

　　劍英同志：

　　甲、向顧主任祝同聲明，關于彼方對河西紅軍見危不救故意使其消滅一事，引起了紅軍中特別是四方面軍中極大的憤慨，認為彼方有急難時，我方不食舊仇全力協助了彼方，而彼方對河西紅軍則采取此殘酷無情態度，殊失大政黨風度，關于此事之政治責任，我方保留質問與追究之權。

　　乙、現集涼州之俘虜六千人，要求顧主任迅即電馬步芳，全部調來平涼，經過關師長麟征駐地移至四方面軍歸隊，請彼注意切勿再有殘害與壓迫之事，到蘭州時我方派人前往招待。

　　丙、對徐向前、陳昌浩二同志及其他干部，如為馬步芳所虜，應嚴令馬不得加以任何殘害行為。

　　丁、對河西余部，請顧令馬不得再行追擊，依其轉赴新疆受盛世才收編。

　　以上各項即交涉見復。

　　毛澤東、朱德、張國燾、

　　彭德懷、林彪、賀龍、劉伯承[2]

　　而就在李先念等率左支隊轉向安西前進途中的4月18日，毛澤東、周恩來在得悉一批西路軍被俘人員將被押往蘭州的消息后，立即電告葉劍英：“望速向顧祝同接洽，派張文彬去接或開平涼接受[3]”。

　　4月底，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在輾轉奔波一個多月后，終于在鎮原境內遇到了紅四軍參謀長耿飚等外出偵察人員。4月30日，徐向前被護送到援西軍司令部所在的鎮原縣城，與劉伯承等老戰友喜極相擁。徐向前連道“我對不起黨”，劉伯承安慰他說，“不要難過，你回來了就等于西路軍回來了……”[4]

　　當日，劉伯承致電中央軍委報告了這個消息：“我們的徐向前同志已于今日十九時到達援西軍司令部[5]”，同時還電告了彭德懷和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朱德等于次日（5月1日）回復援西軍司令部并向徐向前轉致問候：“慶祝你脫險歸來，并相信你一定能夠在中央領導下再接再厲地為革命奮斗到底。盼于病體痊愈后即來中央”[6]。

　　在援西軍司令部休息了半個月時間后，徐向前又來到云陽與周恩來、彭德懷等相會。

　　隨后，他又隨周恩來去西安治療牙疾，直到6月18日隨周恩來飛返延安。

　　回到延安后，徐向前向毛澤東匯報了西路軍的情況。毛澤東安慰他說：“不要難過，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能回來就好，有雞就有蛋。西路軍的廣大干部和戰士是英勇的，頑強的，經常沒有飯吃，沒有水喝，傷員沒有醫藥。他們沒有子彈，靠大刀、矛子就和敵人拼命，這種革命精神永遠也不要丟掉。”

　　此前，在得悉徐向前已脫險回歸后，毛澤東又繼續打探陳昌浩的下落。6月5日，他還專電葉劍英：“要求顧祝同介紹張文彬至青海，釋回紅四方面軍干部，并設法收容流落民間的人員。向徐向前同志問明陳昌浩同志留藏地址，秘密設法接引回來[7]”。

　　其實這個時候陳昌浩也已脫險回了老家，后又來到武漢。

　　抗戰爆發后的8月間，陳昌浩也輾轉回到了延安。

　　西路軍失敗后，究竟被俘失散了多少人？又有多少人被敵人殺害了呢？中共甘肅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在進行了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于1991年12月編輯出版了《悲壯的征程》一書，該書中《黨中央對西路軍的營救》一文（劉世杰執筆）稱：“西路軍失敗后，有9000余名紅軍將士被俘而陷落虎口，有2000余人流落民間，境遇極其艱險[8]”，而據中共青海省委黨史征集委員會辦會室撰寫的“初步查證”，被解往青海的西路軍被俘人員在“押解途中被害約300人，在西寧及零星遇難約1600人，撥歸軍營及地方約3400人，從西寧送蘭州的約1000人，共計6300人左右”[9]。

　　在甘肅被殺害的西路軍將士的數量也在四位數以上：

　　在張掖，馬步芳一○○師三○○旅韓起功部伙同當地反動民團，在東教場、王母宮、牛王宮、下攤子、十里行官、北城墻下、義園廣場、韓家花園等地多次殘殺和活埋我被俘紅軍。據張掖地委五人小組1958年社會肅反時統計。僅張掖一縣就殘害被俘紅軍2093人，其中活埋的1633人，槍殺刀砍的380人，用火燒死的53人，扒心、挑喉、割舌、斷頸殘害致死的27人。

　　經查證，韓起功隨從副官馬兆祥曾兩次指揮部下活埋被俘紅軍139人。張掖民團團副韓紹華親自參與活埋紅軍370人。民團團長羅興章親自帶領民團清鄉數次，先后將俘獲的180余名紅軍全部交韓起功活埋。

　　據幸存者回憶，在康隆寺俘獲的部分西路軍總醫院醫護人員，韓起功以“解往青海”為名，在一天深夜全部活埋在南門外的義園廣場。

　　當地農民李成文回憶，東關外的飛機場有兩個長四丈、寬三丈、深六尺的大坑。1937年農歷十一月的一天深夜，全城戒嚴，韓起功部下押著裝有被俘紅軍的一輛輛大車，向飛機場方向馳來。第二天拂曉，他看見地上甩滿了軍帽、背包、飯碗、鞋子等物。大坑兩側鮮血像水一樣流向公路和周圍地里。兩個大坑被尸體填得滿滿的。一個女人和兩個小孩渾身血淋淋地從死人坑里爬出，被馬家騎兵檢查隊發現，又被拉去埋掉了。

　　據馬步芳的軍官馬三順、趙述講，在張掖所有戰俘中的老弱病殘及重傷員，奉馬步芳的命令，悉數殘殺，掩埋在張掖東城外飛機場。當地老百姓流傳著這樣一句話：“死人怕的飛機場，活人怕的韓閻王。”[10]

　　截至1938年底，被俘和失散浪流落于民間的11000余名西路軍將士，除了被敵人殺害的以外（據各種資料不完全統計，當在4000人以上），有4000余人以上在黨的營救下，先后回到了延安。其中比較重要的批次情況是這樣的（不完全統計）：

　　1937年5月～1938年8月，經過黨中央全力營救，西路軍被俘人員和失散人員返回延安的主要有以下幾批：

　　⒈1937年5月下旬，國民黨當局將蘭州拱星墩“感化總隊”關押的1300余被俘紅軍(其中軍官隊130多人)，押送西安、鄭州等地去補充部隊。行至于定西四十里鋪時，黨支部決定組織逃跑。在援西軍的策應下，乘黑夜大雨，大部分跑回鎮原援西軍招待所或紅一軍團所在地及云陽紅軍總部。未跑出來的300余人，被押送到西安后，也經紅軍聯絡處營救，回到云陽紅軍總部。

　　⒉1937年5月，馬步青騎五師將被俘在武威修公路的紅軍近2000名（其中有十幾名女的)）押解武漢做苦力，到蘭州后交西北軍轉押，路途跑出一些。7月初，行至西安時有1200余人，上火車后，適逢大雨，前方鐵路被沖壞，等了一天一夜。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西安紅軍聯絡處派王立人同志到站慰問，并且與國民黨當局交涉，使這一批同志全部回到云陽紅軍總部。

　　⒊1937年7月，馬步青的騎五師將24名被俘紅軍干部欲送往漢口“感化院”，到西安后關在皇城。西安紅軍聯絡處得悉后，經多次交涉，于8月回到延安八路軍辦事處。當時朱德在西安接見了他們，朱德看到他們衣著破爛，形容憔悴而流了淚。

　　⒋1937年8月，國民黨青海省黨部特派員政訓處長李曉鐘，將被俘在西寧的張琴秋、吳仲廉、陶萬榮秘密帶出青海，經蘭州、平涼，押往南京。途經平涼時，張琴秋等人在街上遇到援西軍一戰士，便遞給這位戰士一張條子，說明他(她)們將被押往西安或南京，請中央設法營救。中央得悉后，即派人到西安尋找，后了解到張琴秋等人已押解到南京關在反省院。周恩來在南京與國民黨嚴正交涉，要求釋放政治犯，還同葉劍英等到反省院探望。過了幾天，張、吳、陶回到南京八路軍辦事處。后又回到延安。

　　⒌1937年7月，國民黨甘肅省政府令武威交送1000名壯丁。馬步青和武威專員兼保安司令袁耀庭商定，將由被俘紅軍編成的騎五師第三“補充團”(時在永登修烏鞘嶺到紅城子的公路)900多人和關在武威的被俘紅軍300多人，計1200多人送往第一戰區補充衛立煌部隊。這些人被押解到蘭州后，謝覺哉向賀耀祖交涉，提出移交八路軍，同時電告西安設法營救。10月下旬，到西安后，西安八辦伍云甫去住地看望，經與西安行營代主任蔣鼎文交涉，回到延安。

　　⒍1937年4月，騎五師將武威關押的被俘紅軍500人左右，送交蘭州九十七師，分散編入五七七、五七八、五八二各團新兵隊和七七〇團新兵營。9月，經蘭州八辦交涉，救回一些干部。后又二次被編入八個老兵連。10月，開往鄭州補充陳誠第十五軍。途經平涼、彬縣、永壽時，有一些人零星逃回鎮原、慶陽等地八路軍部隊。

　　⒎1938年8月，馬步青童子軍營的紅軍小戰士500多人和張掖韓起功“補充營”的被俘紅軍400多人，共900余人，交蘭州九十七師后，經“蘭八辦”多次交涉，部分被營救回來。其余補充了第八戰區的國民黨部隊。

　　⒏西路軍失散后，許多傷病失散的紅軍干部戰士逃離虎口，艱難跋涉，來到蘭州。有的流落街頭，有的做徒工。蘭州八辦派人到街頭、旅館訪問調查，直接收容，對他們熱情接待，更換衣服，治療傷病，然后送往延安。蘭州八辦第一批收容了100多名流落街頭的殘廢者，發給他們路費，開路條資送回家。除此，還陸續收容了200多人送往延安。1937年9月到1938年9月一年內，西安八辦曾零星接待了500多名西路軍失散人員，分別由辦事處送歸八路軍部隊。[11]

　　1937年11月24日，張聞天在延安召開的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作出了《關于西路軍失敗的教訓與反國燾路線》的報告，報告認為，西路軍的失敗“是由于繼續了國燾路線”造成的，并稱：

　　西路軍21800余人于1936年10月下旬西渡黃河，與西北回族軍閥馬步芳、馬步青部作戰80余次，斃傷敵20000余人。西路軍的廣大指戰員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與敵浴血奮戰，7000余人（其中團以上干部140余人）血灑疆場；近萬名戰士被敵俘獲，備受凌辱磨難，其中5300余人被敵殘害；4000人(包括被俘后逃跑出來的)流落在甘肅、青海、新疆、寧夏，或返回鄂、豫、皖及川北故地；4700余人通過各種途徑(包括被俘后經黨中央、蘭州八路軍辦事處和群眾營救，及進抵新疆的左支隊戰士)回到陜甘寧邊區。[12]

　　在抗戰爆發前，西路軍回歸人員主要由援西軍負責接收。回到黨的懷抱的西路軍幸存將士由援西軍政治部主任宋任窮主持的援西軍審查委員會迅速審查甄別，作出結論。除個別外，都很快恢復了黨籍，重新分配了工作。抗戰爆發后援西軍撤編，回到延安的西路軍將士的政治審查和甄別的情況也與援西軍時期一樣，都是很快恢復了黨籍和工作。

　　綜上所述，可能有近5000名或以上的西路軍將士陸續回到了黨的懷抱。

　　1941年7月15日，時任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主任的伍修權向中央報告：

　　內部做的工作，在三八、三九年還陸續收容了少數干部和戰士，有一個團政委，一個營長，連排長若干，戰士數十名；三九年秋由馬步青放出百余殘廢，我們曾協助他們向戰區找到了一部分路費回家。[13]

　　1937年12月14日，西路軍的一批領導干部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煥、郭天民、曾傳六等乘飛機離開迪化到達蘭州，從蘭州乘汽車經西安于26日回到延安，受到毛澤東的親切接見。毛澤東安慰并鼓勵他們：“西路軍的失敗，主要是張國燾不執行黨中央的正確路線。西路軍是失敗了，但這不是說西路軍廣大的干部和戰士沒有努力，他們是英勇的、頑強的。”[14]

　　1938年5月，劉寅等20余名西路軍指戰員中第1期無線電學員返回延安。

　　1940年2月5日，在新疆的西路軍指戰員除少數人留在新疆繼續學習外，其他人員329人，經中共中央批準，于1940年1月11日由曾玉良等率領，分乘30余輛汽車離開迪化，于同年2月5日勝利回到延安。在歡迎大會上，西路軍指戰員代表喻新華發言稱“我們跟張國燾錯干了十年”，毛澤東當場糾正道：“你們沒有錯干，干得對。過去的錯誤張國燾負責，你們沒有責任，你們是千兩黃金買不到的”[15]。

　　1940年2月下旬，饒子建等31名西路軍干部和病員乘飛機到蘭州后轉乘汽車回到延安。

　　1940年8月，31名原擬赴蘇學習未能成行的西路軍指戰員返回延安。

　　1946年7月11日，呂黎平等學習航空的西路軍指戰員返回延安。

　　至此，到達新疆的西路軍指戰員全部返回延安。[16]

　　他們都陸續走上新的工作崗位，為人民革命和新中國的建設事業，繼續肩負重任。

　　在全國抗戰爆發一年后的1938年7月初，王稼祥、任弼時在歸國前與季米特洛夫談話時，曾經提出請蘇聯政府給予八路軍武器援助，而季米特洛夫的回答是：現在的形勢下由蘇聯單獨援助武器給八路軍是真正幫忙，還是幫了倒忙呢？季米特洛夫表示：共產國際將從他的外匯中撥出30萬美元送給中國共產黨（折合法幣約101萬元）。[17]

　　這筆款項后來由王稼祥帶回。

　　中國共產黨人曾經孜孜以求的那些“國際援助物資”，后來由蘇方援助了盛世才。

　　1945年8月13日，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中指出：

　　我們的方針要放在什么基點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叫做自力更生。[18]

　　“自力更生”，成為了中國共產黨人戰勝強大敵人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主心骨！

　　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對血的歷史教訓痛定思痛中，不斷加強了鈣質的一根脊梁。

注釋

　　[1]《毛澤東關于要求顧祝同電馬步青將西路軍被俘人員交我方收容致葉劍英電（節錄）（1937年3月26日）》，《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1958）》（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第177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2]《毛澤東、朱德等關于向顧祝同交涉河西紅軍善后問題致葉劍英電（1937年4月3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7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葉劍英年譜（1897～1986）》第163～第16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

　　[4] 李聚奎《我的經歷》第78頁，1983年自印本。

　　[5]《徐向前傳》第297頁，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

　　[6]《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731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7]《葉劍英年譜（1897～1986）》第16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

　　[8]劉世杰執筆《黨中央對西路軍的營救》，《悲壯的征程（下）》（中共甘肅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第73頁，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9]《西路軍被俘解青及遇難人數的查證》，《悲壯的征程（下）》（中共甘肅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第122頁，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10]《西路軍被俘人員蒙難紀實》，《悲壯的征程（下）》（中共甘肅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第100～第101頁，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11]劉世杰執筆《黨中央對西路軍的營救》，《悲壯的征程（下）》（中共甘肅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第77～第79頁，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12]張聞天《關于西路軍失敗的教訓與反國燾路線（節錄）（1937年11月24日）》，《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調查研究卷（上》第649頁，甘肅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

　　[13]《伍修權關于營救西路軍失散同志的報告（摘錄）（1941年7月15日）》第645頁，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14]《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第48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15]喻新華《新兵營片斷》，《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左支隊在新疆》第99頁，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

　　[16] 董漢河《西路軍左支隊進駐新疆及返抵延安考論》，《甘肅社會科學》1999年第6期第28頁。

　　[17]《王稼祥年譜（1906～1974）》第19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

　　[18]《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1945年8月13日）》，《毛澤東選集》第1132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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