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下旬，國民黨軍長江防線被我軍突破后，其京滬杭警備總部所屬部隊五個軍在郎（溪）廣（德）山區(qū)被殲滅，其余大部退據(jù)上海，連同原淞滬警備司令部所轄部隊，共八個軍二十五個師。

　　在蔣介石的指揮操控下，國軍最后的殘余力量企圖依靠上海的豐富資財和長期筑成的永備工事繼續(xù)頑抗，爭取時間搶運物資，掩護戰(zhàn)略撤退。

　　這其中，就包括大量買辦資產階級以及部分追隨蔣府的民族資產階級。

　　1949年4月25日，上海市商會和上海市工業(yè)會聯(lián)合發(fā)表了一份緊急通告，比較直觀地反映了當時上海資本家階級對上海政局變動的政治態(tài)度和思想認識：

　　上海為全國經濟中心，工商業(yè)之安危榮悴，足以把握吾民族此后之盛衰興替，關系之巨。在每一個人心理中，均有此種認識。

　　是以上海自開市以來，百有余年，雖變故疊乘，所歷時期，短長不一，但吾工商業(yè)均能懔于使命之重大以困心衡慮之意旨，堅守崗位，努力工作，用能蹶而弗撲，廢而再起。已往之奮斗，足為后人楷模。

　　現(xiàn)在時局緊張，每一工商業(yè)不免各挾沉重之情緒。本會愿為同業(yè)告者，怒潮之襲來，仍宜保持自昔一貫之態(tài)度。

　　勿自私。勿自擾，在勞資合作、謹守秩序前提之下，應冒萬險的維持，不使工商業(yè)務陷于停頓，不使民族工業(yè)遭受損害，實為今日自處之良策。

　　國家民族，實利賴之。掬誠敬告，諸希亮察。

　　一個月后，5月25日凌晨，在郭琳爽的安排下，永安公司職工冒著蔣介石軍隊的槍彈，率先在公司樓頂?shù)木_云閣上升起了南京路上的第一面紅旗。

　　接著，大新、新新、先施幾家大百貨公司也先后升起了紅旗，迎接解放軍的到來。

　　1949年6月2日，上海解放后第六天，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即召開了“產業(yè)界人士座談會”。

　　當兩百多位上海最知名的產業(yè)界人士來到中國銀行大樓四樓大廳參加座談會時，他們中不少人是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來的：共產黨人會不會沒收自己的廠店和資財？

　　結果，身穿褪色布軍裝，腳蹬布鞋線襪的陳毅市長開講便說“工商界的朋友們”，“朋友”二字一出，會場氣氛便有所松動。

　　陳毅接著說：

　　反動統(tǒng)治和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已告結束，新的偉大建設任務已經開始。我們的工商政策早已有言在先，就是十六個字：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發(fā)展生產、繁榮經濟。人民政府愿與產業(yè)界共同協(xié)商，幫助你們解決困難，你們有話盡可對我們談，我們暫時辦不到的也會說明理由。讓我們共同努力，盡早把生產恢復起來。

　　事實上，解放上海足足推遲了一個月，這在整個三年解放戰(zhàn)爭中顯得非常特殊。

　　“在各種準備尚未做好前，我們考慮以盡可能推遲半個月到一個月入上海為好。”陳毅同志在1949年4月給中央軍委和毛主席的報告中有稱，他擔心倉促進城會讓新政權“陷入非常被動的地位”。

　　當時集結在上海城外的我軍部隊駐扎在震澤（現(xiàn)湖州一帶），而華東局機關、華東野戰(zhàn)軍指揮部和接管干部在丹陽待命。

　　曾擔任20軍58師172團政委的丁公量后來回憶：“總攻發(fā)起前，我們每天做的就是學習，包括各種文件和紀律。”

　　長達一個月的“丹陽集訓”在歷史上絕無僅有，體現(xiàn)了華東局、新的上海市政府對上海這座資本重鎮(zhèn)的重視。

　　饒是如此，自我軍“百萬雄師過大江”開始，江浙滬一帶的諸多買辦資本家們依然是早已準備起了“退路”。

　　他們一方面看透了蔣介石國民黨「地主經濟模式」的局限、控制通貨膨脹的無能以及軍事作戰(zhàn)能力的底下，另一方面則在于：深知共產黨的信仰“于自己不利”。

　　所以，紛紛在香港和臺灣向他們一貫的“國際靠山”尋找抓手。

　　二十余年前，1927年的血腥屠殺后，蔣介石通過重組警察系統(tǒng)、設立專業(yè)化的警察、重申路權與司法權來控制江浙地區(qū)的無序和動蕩，他強力改造公共衛(wèi)生、住房、交通、娛樂業(yè)以及解決各種居高不下的犯罪問題。

　　但結局是必然的：重操軍閥體制的老路子。

　　蔣介石不得不從鴉片貿易和幫會分子那里尋求幫助（比如1924年開始取代黃金榮壟斷毒販生意的杜月笙），這也凸顯了蔣府地主階級的政治底色。

　　1927年蔣介石的清黨行動讓杜月笙開始了在上海政治舞臺的“處子表演”；四年后，蔣介石又出資百萬讓杜月笙在上海建立反共組織，同時杜月笙在長江流域的販毒壟斷權也被合法化。

　　這樣，杜月笙不僅是黑幫頭子、法租界華董、國民政府的要人，而且還控制上海的勞工組織。

　　這也就是為什么說“地主階級不僅是無產階級的敵人，也是資產階級的敵人。”

　　當解放軍率領百萬工農揮師南下之際，不說那些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買辦資本家們，連蔣介石政府自己，都早就誠惶誠恐地轉移資產了……

　　從1948年12月到上海解放前夕，國民黨當局在上海從中央銀行分批秘密運往臺灣黃金 277.4萬余兩、銀元1520萬元、外幣1537.4萬美元。

　　到上海解放、共產黨接管中央銀行時，黃金只剩6180兩；中國蠶絲公司在抗戰(zhàn)后接收的日偽敵產約計黃金57770兩，到解放軍接管時亦是所剩無幾。

　　包括許多國府官辦金融機構的董事長、總經理、經理們，如中國銀行總經理席得懋、上海銀行董事長陳光甫、浙江第一銀行董事長李銘等叱咤一時的上海灘金融巨擘，均陸續(xù)逃離。

　　金融之外，工業(yè)產業(yè)的外逃更為直觀，尤其整個江南地區(qū)的外資企業(yè)和他們的買辦公司動作極為顯眼，紛紛收縮和轉移，目的地主要是日本和香港。

　　日本由于剛剛戰(zhàn)敗、大量軍人被遣返回流、工業(yè)百廢待興，故而勞動力充足且價格較低，且在美國勢力控制下，江浙地區(qū)的美商大多向日本轉移。

　　香港由于是自由港，市場較穩(wěn)定，在華的英商大多向香港轉移。

　　根據(jù)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有關資料，上海的外資企業(yè)在解放前共有1800多家，到1949年5月時減少到910家，其中屬于英、美、法、瑞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外資企業(yè)為685家，雇傭職工五萬多人，資產總值估計約五億美元。

　　在“前途未卜”的情形下，江浙的買辦們以拋售棧單換取外幣外股，或通過外銷商品等辦法換成外匯，或直接運出商品把資金抽往港臺。

　　當我軍隆隆的炮聲逼近滬上，上海的資本家們確實是“喜憂參半”的。

　　用榮德生的話說：

　　斯時，人心有兩派，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盡管黨“保護民族工商業(yè)”的政策通過各種渠道的宣傳已逐漸為一般上海資本家所了解，促使他們中間的一部分人消釋疑慮、穩(wěn)定情緒，但是也有一部分資本家對我黨還是存有戒心，認為“共產黨決不會和我們真正交朋友”。

　　典型的如劉鴻生，在戰(zhàn)局越來越緊的情況下，他幾次召集家庭會議討論應付緊急情況的辦法，“大家說來說去，免不了是'腳踏兩只船’”、“'不要有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筐子里’的想法…”

　　上海解放前夕，成群結隊的買辦頭頭們大肆抽走他們的資金物資運到港臺，也有的資本家直接移民海外。

　　這里面也不乏一些愛國的民族資本家，同樣陷入搖擺中。

　　他們有的將部分設備和資金轉移海外、以觀后效，有的把家人先安置到香港、等待新政權的新政策落地再做決定。

　　對于這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毛主席曾深刻地指出：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一直受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和束縛，他們有參加無產階級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或在革命中保持中立的可能性；同時，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很軟弱，又具有對革命敵人的妥協(xié)性。因而，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兩重性。

　　共產黨建政在即，蔣介石政府依托于帝國主義滲透的法西斯統(tǒng)治已注定不可維持，此時在帝國主義的反共宣傳下，成批的民族資本家也開啟了外逃步伐。

　　當時動靜較大的就是江南地區(qū)的棉紡業(yè)巨頭——申新集團。

　　至解放前夕止，申新集團被其海內外資方抽走的金銀、外匯及實物，僅有賬可查的就有折合二十匹紗、五萬件之巨，合人民幣2529萬元(新幣)。

　　申新集團設備除遷至廣州十八萬錠之外，又在香港先后建立四個紗廠僅十二萬錠，還遷至臺灣十五萬錠及織機六百臺，按每錠八十五美元計算即達千萬美元，同時在巴西、菲律賓泰國等地亦有投資轉移。

　　大潮之中，申新各廠流往國外的實物估計有黃金1549.18兩、棉紗7536件、細布 71780 匹、印花布7000匹。

　　這些估計還是保守數(shù)據(jù)，因為申新紗廠在1949年離開上海時把一些暗賬藏起來或銷毀了，這些估計的基礎是現(xiàn)存檔案中的數(shù)目，實際外流的資金和物資應該更多。

　　與轉移資產同步的，申新總公司總經理榮鴻元及榮鴻三、王云程、吳昆生等，先后飛往香港。

　　這個榮鴻元，是著名“紅色資本家”榮毅仁的堂兄，早在林彪解放東北后就已開始了遷廠外逃，根本沒有對蔣介石的軍隊報以任何希望。

　　1948年11月時，榮鴻元還曾被國民政府判刑，成為當時上海金融券政策的犧牲品。緩刑交保釋放后，他見解放軍已勢不可擋，立刻選擇香港為下一據(jù)點（在香港設立大元紗廠）。

　　包括慶豐紗廠的唐星海，也于淮海戰(zhàn)役開打后在香港開起了南海紗廠。

　　至1949年春夏之交，申新集團一廠還有三萬新錠未及運滬，被王云程直接要求轉運香港并以2.5萬錠組建南洋紗廠，其余則全數(shù)運抵臺灣。

　　榮鴻元還趕在上海解放前出售了上海鴻豐二廠，轉出資金四十萬美元。

　　榮爾仁控制的廣州新廠，則在售出棉紗后多數(shù)套匯轉港（他在解放后一度回滬，但不久再度離去）。

　　還有申新四廠的李國偉，1949年初即將申四整昌托付給英國使領館保護，并將分廠管理處遷到廣州，同年10月再遷香港——單是渝蓉兩地分廠就轉出資金約六十萬美元。

　　除了申新集團，還有永安紗廠，從1946年起即開始有目的地以其部分資金多方套匯。

　　他們在香港設法尋找想用港幣兌換法幣的人，然后按市場價格與對方交換，以此收買港幣，再用這些港幣在香港收買英鎊，以便存入倫敦的銀行。

　　根據(jù)永安紗廠資方來往電報中的點滴資料獲知，在1946年11月和12月間，僅僅通過道亨銀行匯入香港的資金即達950萬元港幣。

　　如此之多的資本家群體式的出逃，其結果大多不盡如人意。

　　在失去中國數(shù)億人口市場的情況下，他們很難在西方的市場環(huán)境中分得一杯羹，甚至有的連產權獨立都做不到。

　　像絲織工業(yè)的巨頭美亞集團，其老板蔡聲白在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不久便離滬長駐香港，對內地各公司實施遙控。

　　不過這種操作難策周全，當經濟和金融市場動蕩之際，將國內的資金大量抽提出境開拓國外業(yè)務，在國際間的競爭激烈下虧損甚多，且國內市場因物價與外匯牌價脫節(jié)，出口又陷入困境。

　　1946--1949年間，美亞集團僅中國香港、新加坡、曼谷三個分公司就拖欠七十萬港元。

　　至1949年底，美亞清產核資，公司凈值僅人民幣650萬元(新幣)，其中國內資產占44.7%。

　　有人走，就會有人留下，江浙地區(qū)其時選擇留在中國的民族資本家們，后來也都以較為光鮮的形象寫進了黨的歷史中。

　　1949年6月1日，上海市政府決定對重要的及經營面臨困難的民營企業(yè)以原料供應、產品收購、以貨易貨、銀行信貸等政策手段進行有針對的扶持。

　　具體包括組織聯(lián)營、下鄉(xiāng)采購、轉口貿易、重點貸款、訂購產品、委托加工、委托代銷等措施，成效顯著。

　　至當月9日，民營工廠中已有鋼鐵、制革、面粉、碾米、鉛器等363家開工，占各業(yè)工廠總數(shù)的一半以上。

　　進入7月，留在上海的資本家還響應黨的號召組織了上海市各界慰勞解放軍總會工商界分會，參與慰問人民軍隊活動。

　　當時上海市各界舉行“紀念七七、慶祝解放”晚會，會上提出由上海總工會、學聯(lián)、民主青聯(lián)、中小教聯(lián)、民主婦聯(lián)和工商界六個單位發(fā)起成立上海市各界慰勞解放軍總會(簡稱勞軍總會)。

　　對此，陳叔通、盛丕華等資本家代表工商界參加了勞軍總會的籌備工作，并邀請了胡厥文、蕢延芳、郭棣活、項叔翔、榮毅仁、劉靖基等愛國商人，籌集了30億元(舊幣)的款項。

　　毛主席曾說：

　　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是區(qū)別于買辦資產階級的，這種區(qū)別是很靈的。把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同買辦資產階級等同起來是不對的。全國有幾百萬資產階級和曾為舊社會服務的知識分子，我們需要這些人為我們工作，我們必須進一步改善和他們的關系，以便使他們更有效率地為社會主義事業(yè)服務，以便進一步改造他們，使他們逐步地工人階級化。

　　早在1948年10月，毛主席就有提出：

　　就我們的整個經濟政策說來，是限制私人資本的，只是有益于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國計民生’這就是一條極大的限制，即引導私人資本納入'國計民生’的軌道之上。

　　民族資產階級是有一定改造為工人階級的可能性的，這在建國后的“一化三改造”過程中已得以體現(xiàn)——但是買辦資產階級的這種可能性，從歷史上看是極為虛羸和渺茫的。

　　要深刻領悟幾近一百年前，毛主席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的評價：

　　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是極端反革命的，他們完全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其生存和發(fā)展是附屬于帝國主義的。這些階級代表中國最落后的和最反動的生產關系，阻礙中國生產力的發(fā)展。他們和中國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別是大地主階級和大買辦階級，他們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是極端的反革命派。

　　黨的解放戰(zhàn)爭，就是他們的喪鐘。

　　走也好，逃也罷，終歸于歷史而言，他們的形象注定是反動而潰賤的。

　　而我們的人民戰(zhàn)爭與解放事業(yè)，不會受到一絲一毫的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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