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抗美援朝戰爭的必要性

——在烏有之鄉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參戰65周年大會上的發言

邱霞[①]

　　[內容提要] 抗美援朝戰爭的必要性本無可爭議，它是一場具有偉大意義的戰爭，也是一場無可選擇的戰爭。本文通過分析戰爭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意義和經驗，駁斥了有關抗美援朝戰爭的各種懷疑論。本文認為，美國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大舉越過三八線以及要爭取蘇聯信任三方面因素導致了中國不得不參戰的形勢;而毛澤東對時局的把握和對戰局的謀劃使抗美援朝的決策和最終的勝利成為可能;戰爭的意義遠遠大于付出的代價。

　　[關鍵詞] 抗美援朝 必要性 可能性 意義

　　抗美援朝戰爭有無必要?這本是一個毫無爭議的問題。這場爆發于新中國建國伊始的戰爭，打出了中國人久違了的國威、軍威，是一場“保衛中國、支援朝鮮”的正義之戰，其勝利的意義遠遠大于付出的犧牲。但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借前蘇聯解密檔案和口述史料增多的機會，有些居心叵測的人在戰爭的必要性上大做文章，有的甚至提出了尖銳的質疑和否定[②]。

　　探討這個問題，首先需要辨別“抗美援朝”戰爭和“朝鮮戰爭”兩個不同的概念。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發生在朝鮮半島的戰爭是一場國際性的局部戰爭，美國和西方國家稱之為“朝鮮戰爭”，朝鮮政府稱為“祖國解放戰爭”，韓國方面則稱為“625戰爭”。而我國所稱的“抗美援朝戰爭”，是在朝鮮戰爭爆發4個月后，于1950年10月19日以“中國人民志愿軍”番號入朝，對朝鮮人民抵抗外侵進行的支援戰爭。前者始于朝鮮南北內戰，繼而受到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的武裝干涉。綜合當時國際和朝鮮國內各方面的情況，這場戰爭并無十分的必要，但也勢難避免。[③]而后者則是在美軍已將戰火燒到中國邊境，嚴重威脅我國家安全，并一再無視我嚴正抗議之下，中國人民無可選擇的選擇。

　　一、不得不參戰的形勢

　　中國主觀上并沒有參戰的意愿，客觀上也沒有參戰的有利條件。1950年，國家剛剛建立不到一年，新生的人民政權還未完全鞏固，人民經歷了常年戰亂而渴望和平，國內百業待興。毛澤東在1949年底訪蘇時曾對斯大林說，“中國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時間，以便把經濟恢復到戰前水平和穩定國內局勢”。[④]就在朝鮮戰爭前的19天，毛澤東在提交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的書面報告《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中還判斷，雖然帝國主義陣營的戰爭威脅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戰爭危險，使第三次世界大戰避免爆發的斗爭力量發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數人民的覺悟正在提高。”中國要做的是，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土地改革，統一財經、平衡財政收支、穩定物價;同時，“人民解放軍應在一九五O年復員一部分”，只保存主力。[⑤]6月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公布的關于七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仍然將彭德懷安排在土改委員會，[⑥]也就是說，直至此時中央還沒有讓他掛帥出征援朝的打算。可見，當時我們雖然沒有忽視戰爭的可能性，但是也并沒有真正大戰的思想準備。

　　國際上，一方面，我們將面臨的對手異常強大。美國作為戰后世界上最發達的工業國。“1950年，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占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2/3，黃金儲備占70%，工農業生產總值為15078億美元，鋼產量為8770萬噸。同時擁有用先進軍事技術和武器裝備的陸軍、海軍和空軍，掌握著制空權和制海權，是當時世界上唯一擁有原子彈的國家。”而中國的實際是，“工農業生產總值只有人民幣574億元，鋼產量61萬噸”，同時軍事力量薄弱，“海軍和空軍還處在初建階段。陸軍的武器裝備相當落后，既沒有制空權和制海權，又缺少防空武器和反坦克武器”。[⑦]中美之間的差距十分懸殊。另一方面，我們的盟友，蘇聯從本國利益出發，在整個朝鮮戰爭決策的過程中，顧慮重重，反反復復，變來變去。斯大林由反對到默許朝鮮內戰，但又沒有阻止美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動議組成“聯合國軍”公然侵入朝鮮[⑧]，還撤出了在朝的蘇聯軍事顧問。當美軍越過三八線以后，蘇聯又一再敦促中國出兵，但又拒絕立即提供支援。后來提供給中國的武器裝備，中國還要償還貸款。在這樣的情況下，正如有學者提出的，抗美援朝戰爭對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領導人來說，是一場不期而遇的戰爭。毛澤東和黨中央作出“抗美援朝”決策，完全是形勢所迫。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中國不得不參戰的形勢?

　　（一）美國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

　　這是迫使中國參戰的第一個重要因素。朝鮮戰爭開始后的第二天，6月26日，杜魯門政府在決定武裝入朝的同時，做了另外一個決定，即下令第七艦隊開赴臺灣海峽。正是這個決定使中美之間產生了最大的矛盾和誤會。今天來看，杜魯門政府的這一決策，并不是單單針對中國大陸，它的主要目的是要維護亞洲、臺海局勢的穩定。從中國內戰開始，美國就無意對華進行直接的武裝干涉。隨著蔣介石在中國內戰中的失敗，美國企圖以和平的手段將中國共產黨納入美蔣聯合政府，從而控制共產黨和蘇聯在華勢力和影響的愿望化為泡影。美國仍然沒有動武，而是不得已調整了對中共的政策，妄圖鼓動共產黨中國的“鐵托主義”。杜魯門政府6月27日的聲明中說：“已要求臺灣的中國政府停止對大陸的一切空海攻擊。第七艦隊將監督此事的實行。臺灣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和約的簽訂或經由聯合國的考慮”。這段聲明一直以來被認為是“臺灣地位未定論”，實際上，它也在客觀上起到了阻礙國民黨借朝鮮戰爭之機“反攻大陸”的可能。但無論初衷如何，此舉傳遞給中國的信號是公然的戰爭威脅。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做出了明確反應。毛澤東在6月28日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時指出，“杜魯門在今年一月五日還聲明說美國不干涉臺灣，現在他自己證明了那是假的”[⑨]。為什么中國會有強烈反應?原因很簡單，美國的行為無疑已經把新生的中國政權在實際上陷入了軍事包圍之中。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國家都不得不做最壞的打算。

　　（二）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大舉越過三八線

　　這是迫使中國參戰的第二個重要因素。開戰初期，朝鮮人民軍勢如破竹、所向披靡，但到8月即在洛東江同美國和南朝鮮軍打成了膠著狀態。9月15日，美軍七萬余人在仁川登陸，28日占領漢城，人民軍腹背受敵，被迫實行戰略退卻。毛澤東早就預見到戰事轉入持久和美國擴大戰爭規模的可能性。果然，在戰局逆轉之下，美國做出了第二個錯誤決策：北上越過“三八線”繼續作戰。美國國內對于是否打過三八線的問題也進行了激烈的討論，但始終沒有把中國的應變反應和戰略利益考慮在內。蘇聯問題專家凱南認為，“克里姆林宮決不會接受在北朝鮮建立一個它無法統治和控制的政權”;以國務卿艾奇遜為代表的主流觀點則認為，戰爭止于三八線只會使半島局勢回到沖突前的狀態，而朝鮮人民將對美國的勇敢、明智和富有正義的傳統失去信心。然而美國人低估了中國人民的力量和反侵略的決心。在中國看來，美軍越過三八線意味著戰爭開始擴大化，表明美國戰爭的目的不是恢復朝鮮的和平，而是要占領整個朝鮮，其戰爭性質即變為侵略。這種情況下，誰也無法預料戰爭會擴大到什么程度。即使美軍止步于鴨綠江，對中國已極為不利，一方面有唇亡齒寒、戶破堂危的憂慮，另一方面有因防美而使蘇聯成為掣肘的風險;如果美軍打過鴨綠江，則后果更不堪設想。所以，中國再三發出警告，而美國只認為是“虛張聲勢”。10月7日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一意孤行越過三八線，最終把中國拖入了戰爭，也把自己拖下了泥沼。

　　（三）要爭取蘇聯的信任

　　這是迫使中國參戰的第三個重要因素。新中國在建立之初并沒有得到蘇聯和斯大林完全的信任與支持。分析原因，主觀層面上，蘇聯的顧慮來自在中國內戰期間沒有全力支持中國共產黨[⑩]，因而對毛澤東是否能夠頂住美國制造亞洲“鐵托”的計劃心存懷疑。斯大林曾明確向國民黨表示，“關于中國之共產黨，吾人并不予以支持，亦并無支持彼等之意向”。[11]很大程度上，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是蘇聯沒有想到的。客觀層面上，蘇聯也要考慮自身的國家利益。蘇聯在遠東的國家利益，即以保證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凍港為目標，建立安全帶，既要防御美國，又要遏制中國。即使中國成為共產黨的天下對蘇聯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好事，也仍然不能改變它從本國國家利益出發的原則。新中國的成立，并沒有使蘇聯在思想上產生想要放棄《雅爾塔協定》既得利益的打算。[12]蘇聯一行使毛澤東真切地感受到斯大林對中國的不信任，而如果得不到蘇聯的支持，新生的中國政權將面臨極大的困難。因此，如果出兵朝鮮能夠解除斯大林的顧慮，摘掉可能的亞洲“鐵托”的帽子，從而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則對中國極為有利。事實上，當時斯大林已是騎虎難下。蘇聯不能出兵，不能與美國直接對抗。如果中國不出兵，朝鮮必敗。如果朝鮮敗了，美國就將在遠東對蘇聯構成長遠的威脅。因此，毛澤東力排眾議，克服萬難，不惜以弱抗強，出兵朝鮮，確實為蘇聯解了圍。從后來的歷史發展來看，抗美援朝戰爭以后，蘇聯確實對中國解除了顧慮。正如毛澤東自己講的，“斯大林是什么時候對我們比較放心了呢?那是在我們派志愿軍過鴨綠江，抗美援朝戰爭開始之后。我們軍隊過江一打，他放心了，覺得我們不是半個鐵托，是國際主義者，是真正的共產黨了。蘇聯決定援助我們141個項目是在抗美援朝戰爭打起來以后才完全定下來的。我們在莫斯科的時候還沒有完全定下來”。[13]

　　綜上所述，第一、二條因素至關重要，正如基辛格在《大外交》中說的，“毛澤東有理由認為，如果他不在朝鮮阻擋美國，他或許將會在中國領土上和美國交戰;最起碼，他沒有得到理由去做出相反的結論。”[14]再加上第三條因素，中國權衡利弊必須出兵援朝。10月13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做出“即使蘇聯不出空軍支援，在美軍越過三八線大舉北進的情況下，我們仍應出兵援朝不變”的決定。毛澤東當晚電告周恩來，“我們采取上述積極政策，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為有利;而我們不出兵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則對各方都不利”。“總之，我們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15]

　　有學者提出，中國出兵朝鮮是斯大林故意設的套。[16]且不論這種觀點對斯大林想法的分析是否正確，單從毛澤東的角度來講，他是從來不會被蘇聯牽著鼻子走的。從民主革命時期即如此，毛澤東在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時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還有學者提出，毛澤東決策出兵援朝，不是因為美國敵視新中國，而是因為美國輕視新中國，是“受害者心理”，“這種心理產生于民族輝煌歷史的集體記憶與民族在近代的屈辱經歷之間的強烈反差”。要知道，偉大的領袖人物是不會從個人喜好和情感出發而做決策的。更何況，“你輕視我”，對真正自信的人來說，什么也代表不了，而在實際中還會對我有利。抗美援朝戰爭的必要性，當時已經很清楚，今天看來，也仍然是這樣：“我們不要去侵犯任何國家，我們只是反對帝國主義者對于我國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國軍隊占領我國的臺灣、侵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打到了我國的東北邊疆，中國人民是不會和美國軍隊作戰的。但是既然美國侵略者已經向我們進攻了，我們就不能不舉起反侵略的旗幟，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義的，全國人民都已明白這種必要性和正義性。”[17]

　　二、戰則必勝的信心

　　無論出兵援朝的必要性有多大，要作出決策，還必須充分考慮其可能性。從中國的現實條件來看，出戰十分困難。從后來決策過程的曲折，也可以看出決策的艱難。1950年10月1日，南朝鮮軍隊越過三八線。10月2日-5日，中共中央開了三天會反復討論朝鮮時局和出戰問題。2日凌晨中央書記處緊急會議，毛澤東主張出兵，得到周恩來的支持。會后毛澤東親自擬寫了給斯大林的復電，表示決定出兵援朝。但是，2日下午的書記處會議上，盡管毛澤東認為出兵朝鮮已是十萬火急，但大多數人不贊成出兵。所以毛澤東原擬的電報并未發出，而是將多數人的意見，通過蘇聯駐華大使羅申轉告了斯大林。[18]4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多數人仍然不贊成出兵或有各種疑慮。[19]大家的意見是，不到萬不得已，最好不打這一仗。

　　但是，如前所述，從大局出發，中國必須參戰。5日早上毛澤東在中南海專門會見彭德懷，問他，“我們確實存在嚴重困難，但是我們還有哪些有利條件呢?”并提出，中央的意見是，援朝掛帥的擔子由他來挑。彭德懷表示服從中央決定。[20]下午政治局會上，仍然有兩種意見。周恩來、彭德懷支持出兵朝鮮的主張。林彪提出，美軍高度現代化，還有原子彈。毛澤東說：“它有它的原子彈，我有我的手榴彈，我相信我的手榴彈會戰勝它的原子彈，它無非是個紙老虎。”[21]這次會上，通過充分討論，大家才統一了認識，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并決定由彭德懷率志愿軍入朝作戰。70年代毛澤東會見金日成時還說起，“我們雖然擺了五個軍在鴨綠江邊，可是我們政治局總是定不了，這么一翻，那么一翻，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還是決定了。”[22]

　　正是毛澤東對抗美援朝戰爭的決心，對最后的決策起了主導性的作用。毛澤東作為掌控全局的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對形勢有著清醒的認識。就當時的情況來說，中國只能打。而打，就有兩種可能，一種是贏，一種是輸。如果贏了，不僅可以解蘇、中、朝三方燃眉之急，且將在政治上獲得大勝;如果輸了，從戰爭本身來講，和不出兵結果一樣，但已付出了巨大代價，并且在政治上中國將面臨更加嚴峻的困難。因此，如果中國出戰，則只能贏。出戰決策的關鍵變成了對戰則必勝的把握。從毛澤東對戰爭的堅決態度，可以看出他對戰爭必勝的信心。正是這種信心，對出戰決策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是，信心從哪里來?

　　（一）未雨綢繆，增兵東北

　　這是第一個信心來源。早在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成立“聯合國軍司令部”，任命麥克阿瑟為“聯合國軍”總司令時，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就決定成立東北邊防軍，調幾個軍到東北，擺在鴨綠江邊，加強東北邊防。7月7日和10日兩天，周恩來受命主持召開保衛國防問題會議，討論了保衛東北邊防問題，提出并同與會者初步商議了邊防軍所轄部隊與部署、指揮機構設立與領導人選配置、政治動員與后勤保障、車運計劃與兵員補充、商定組織東北邊防軍的各項問題等。根據會議精神，13日正式形成中央軍委《關于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23]，即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當天批示：“照此執行。”[24]這是一步非常重要的戰略決策，正如毛澤東后來自己說的：“戰爭開始后，我們先調去三個軍，后來又增加了兩個軍，總共是五個軍，擺在鴨綠江邊。所以，到后來當帝國主義過三八線后，我們才有可能出兵。否則，毫無準備，敵人很快就要過來了。”[25]8月4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美國武裝侵略朝鮮后中國應該采取的對策問題。毛澤東的觀點是，“我們不能不有所準備”。[26]同日，他還批準聶榮臻準備派出部分高炮部隊進入朝方一側，以確保鴨綠江大橋的安全。5日，他為中央軍委起草復高崗電，要求邊防部隊應準備于九月上旬能作戰。18日，要求務必在9月30日前完成一切準備工作。完成第一步部署后，又集結第九兵團、第十九兵團于津浦、隴海鐵路沿線地區，作為機動策應。

　　（二）精心謀劃，掌控戰局

　　這是第二個信心來源。10月2日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毛澤東已經把出兵援朝的有關問題都考慮清楚了。他詳細地分析了中國出兵援朝的必要性，可能出現的情況，我們將采取的戰略、戰術，以及蘇聯必須提供的支援等。他認為，一旦出兵，如果能夠在朝境內殲滅美軍，主要是其第八軍，無論戰爭是否結束，局面都會對我有利。相反，如果不能，就要面對美國和我正式宣戰，進而從空中和沿海對我進行打擊的情況。而這會引起中國國內民族資產階級等很多人的不滿，因為大家害怕戰爭。因此他主張，應出動12個師，而不是5、6個，先打防御戰，殲滅小股敵人，弄清各方面的情況，同時等待蘇聯援助的到來，再行反攻。[27]當然，這封很長的復電并未發出，但它無疑反映了毛澤東當時清晰的戰略思路。8、9月間，毛澤東就實事求是地分析了美國的優勢和劣勢，指出“美帝國主義在今天是有許多困難的，內部爭吵，外部也不一致。它在軍事上只有一個長處，就是鐵多。另外卻有三個弱點：第一，戰線太長，從德國柏林到朝鮮;第二個，運輸路線太遠，隔著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戰斗力太弱。”[28]因此，要“在戰略上藐視他，當作紙老虎，在戰術上重視他，當作真老虎。”[29]志愿軍入朝以后，毛澤東每天批閱大量來自前方的電報和各方面的情報，以最快的速度做出決策，爭取戰機。[30]在戰略上，根據實際情況，果斷改變了預定的防御戰略，采取運動殲敵的戰略，使志愿軍直接實施帶有戰略反攻性質的作戰方針，從而扭轉了戰局，初戰告捷就打下了戰爭勝利的基礎。進入相持階段后，不給美軍喘息的機會，沒有急于進行停戰談判，而是將戰爭進行到底，采取邊談邊打，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雙管齊下的方針，直到美國真正甘心坐下來談判。在戰術上，揚長避短，限制敵軍先進技術裝備有效發揮作用，而充分發揮我軍的自身優勢。志愿軍在朝鮮戰場創造出許多新戰法，如將夜間作戰發展成戰役規模，“零敲牛皮糖”，打小殲滅戰等。據美國海軍陸戰隊官方戰史的說法，“只有有這種經驗的美國人才能體會到半夜被偷襲時的震恐心情，因為偷襲者像從地底下鉆出來的妖魔鬼怪那樣用手榴彈和沖鋒槍的子彈射擊我們。”“中國紅軍之成為可怕的力量，不是依靠他們人多，而是依靠詭計和突襲。”[31]

　　（三）事無巨細，思慮縝密

　　這是第三個信心來源。僅舉幾例。第一，采用“志愿軍”番號。10月8日，東北邊防軍改稱“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這是早就考慮好的，目的是不形成中美兩國直接交戰的印象，把中國對抗美國的不良后果盡可能減少。毛澤東在8月4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就說過，“如果美帝得勝，就會得意，就會威脅我國。對朝鮮不能不幫，必須幫助，用志愿軍的形式，時機當然還要適當選擇”。[32]第二，謹慎處理和朝鮮方面的關系。第三次戰役結束以后，彭德懷和金日成在是否休整一段時間再南進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毛澤東贊同彭德懷的意見，但是又堅持必須尊重朝鮮同志的意見，特別是注意同他們搞好團結。毛澤東在修改彭德懷準備在中朝軍隊高級干部聯席會議上做的報告時，特意加上了一大段話，強調，一切在朝的中國志愿軍必須認真地向朝鮮同志學習，全心全意地擁護朝鮮人民，與朝鮮人民親如兄弟地團結在一起，愛護朝鮮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鮮人民的一針一線。他認為這是勝利的政治基礎。[33]第三，準備美國打原子彈。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九次會議上說，美國要亂來，“無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且打原子彈，長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得長。我們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讓你打。”他認為，如果美國要亂來，我們沒有準備就不好，我們準備了就好對付它。他的觀點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彈，我打手榴彈”，“只要抓住他的弱點，跟著他，最后就能打敗他”。[34]第四，直到戰爭最后仍未放松警覺。朝鮮停戰協議簽訂的前兩天，中朝兩國人民已經沉浸在勝利的歡樂中，毛澤東還向志愿軍全體指戰員強調：“希望全軍指戰員防止驕傲，在停戰協定簽字生效以后，仍應提高警惕，一面自己嚴格遵守協定，一面防止敵人可能做出破壞的挑釁。”[35]

　　三、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爭的意義

　　中國最終贏得了勝利。爆發于新中國成立不到一年的抗美援朝戰爭，經過中國人民志愿軍兩年零九個月的英勇戰斗，終于迫使美國在停戰協定上簽字，把軍事分界線重新推回到三八線，打破了美國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是一場具有偉大意義的戰爭。

　　（一）實現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基本戰爭目的

　　毛澤東在戰后總結，“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偉大的，是有很重要意義的”。他總結了四條：第一，和朝鮮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線，守住了三八線，使沈陽、鞍山、撫順這些地方的人民能夠安心生產;第二，取得了軍事經驗，摸了一下美國軍隊的底，知道美帝國主義并不可怕;第三，提高了全國人民的政治覺悟;第四，推遲了帝國主義新的侵華戰爭，推遲了第三次世界大戰。[36]戰爭的勝利，穩定了當時中國的工業中心東北地區的局勢，也為中國的經濟建設爭取到了一個長期的和平環境;同時，在很大程度上，緩沖了蘇美之間的沖突，避免了大規模熱戰;中美之間互相也有了一個底，在越戰中雙方都盡量避免了直接沖突。

　　（二）在政治上極大地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

　　這場戰爭是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近現代歷史上贏得的第一場對外戰爭，是中國人擺脫“東亞病夫”、揚眉吐氣的一場戰爭。毛澤東在開國大典上的一句“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在抗美援朝的戰場上獲得了最有力的印證。勝利極大地提高了中國人的自信心、中國共產黨的凝聚力和中國的國際地位，使中國開始成為亞洲乃至世界舞臺上舉足輕重的角色，并且對遠東和世界局勢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這場勝仗迫使美國在事實上承認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1954年中國出席日內瓦會議，1955年中美大使級會談啟動。任何人都不應有異議，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中國夢歷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三）贏得了蘇聯和斯大林的信任，在社會主義陣營和亞非國家中提高了威望

　　中國出兵朝鮮以后，斯大林心里明白，中國人給了他維護蘇聯遠東戰略目標和利益的最大支持。直至此時他才承認，中國的確是一個具有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的國家。中國也因此在當時和后來獲得了蘇聯的大力幫助。戰爭期間，除武器裝備上的支援以外，蘇聯已經在經濟和建設上給予中國幫助。為中國工業體系建立奠定基礎的156項重點工程，在戰爭期間已經開始了50項。赫魯曉夫時期逐步擴大了援建項目，并派出專家指導。中國從“一五”計劃開始進行全面的工業化建設，正是在此基礎之上。1955年，中國又成功地出席了亞非萬隆會議，宣揚了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當然，戰爭就一定會有犧牲，關鍵要看犧牲的價值。無論在戰場上，還是戰場外，中國付出的代價都沒有超出合理的范圍。據中國官方數字，抗美援朝戰爭中，陣亡和非作戰死亡人數共計141624人，消耗各類作戰物資560余萬噸，戰費62.5億人民幣(相當于25億美元)。而據美國官方數字，朝鮮戰爭中，陣亡、失蹤62423人，消耗各類作戰物資7300余萬噸，戰費400億美元。[37]從此對比中可以看出，美國在戰場上付出的代價并不比中國小。

　　有人提出，臺灣局勢的發展由于朝鮮戰爭以及中國入朝參戰而極度復雜化，并形成了海峽兩岸之間分治對抗的局面將長期延續下去的環境和條件。臺灣問題確實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但是不是可以說，沒有抗美援朝戰爭，1950年我們就可以收復臺灣?此處存疑。有人提出，抗美援朝戰爭使新中國作為一個“革命國家”，愈加被排除在國際事務之外(包括聯合國之外)。事實上恰恰相反，中國終于在國際事務上有了發言權。還有人提出，面對新中國在國際安全環境方面所面臨的巨大壓力，毛澤東和中共領導層在中國各種資源的配置中，將國防和軍備放到空前重要的位置，并使得以高度集中為主要標志的統制性計劃經濟模式成為唯一有可能實行的模式，這正是整個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成為“短缺型經濟”的一個重要的歷史和邏輯起始點。對此觀點，我們只想反問，中國作為一個積弱積貧、歷經百年戰亂的落后大國，難道可以一躍而成為發達國家?

　　總結抗美援朝戰爭的經驗，應注意兩個方面：一是中美之間的溝通和理解。戰爭在客觀上使中美關系的非正常化一直持續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應當承認，在戰爭決策的過程中，中美之間存在很多的誤會。當然，在當時的情況下，雙方也并沒有溝通的渠道。二是對中蘇關系的理性認識。戰爭使中蘇同盟關系得到加強的同時，也大大加強了新中國在經濟等方面對于蘇聯的依賴，埋下了中蘇論戰直到關系破裂的種子。大國關系的處理要考慮全面，目光長遠，這在今天仍然應引起足夠的重視。

　　[①] 作者簡介：邱霞(1979-)，女，漢族，山東青島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研究員，法學博士，主要從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研究。

　　[②] 有代表性的文章和著作有：香港明報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第四座豐碑》;發表在《隨筆》1999年第6期的文章《真相》;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2014年四版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2013年三版的《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發表在《晚霞》2007年2月下半月刊的文章《中共歷史研究的若干難點熱點問題(上)》等。

　　[③] 從世界局勢看，主要的美國和蘇聯方面都無意在遠東熱戰。美國1950年的“西太平洋防線”并未把臺灣和南朝鮮包括在內，說明無論臺灣還是朝鮮都不在美國的戰略重點范圍內;蘇聯方面斯大林始終不同意金日成的統一計劃，后來在獲知美“西太平洋防線”從而判斷其不會武力干涉朝鮮的情況下，出于蘇聯自身利益的考慮才轉變態度。但從朝鮮國內局勢看，戰后美蘇重新劃分勢力范圍，直接造成朝鮮南北對峙的局面，北方金日成依靠蘇聯，南方李承晚依靠美國。這種局面并沒有因為蘇美撤軍而改變。到1950年雙方已是摩擦不斷，劍拔弩張，戰爭一觸即發。

　　[④] 《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頁。

　　[⑤]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9-143頁。

　　[⑥] 《決定》第四條：“決定由少奇、德懷、仲勛、王震、伯承、子恢、克誠、漱石、劍英、彭真、劉瀾濤等組成土改問題委員會。由少奇負責。”(《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7-138頁。)

　　[⑦] 當代中國研究所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第95頁。

　　[⑧] 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向安理會提交了動議案，蘇聯代表因為從1950年1月開始抗議中國代表的席位被臺灣國民黨政府繼續占有而缺席，因此安理會以13:1通過(只有南斯拉夫投了反對票)議案，組成了聯合國軍。據蘇聯檔案解密，蘇聯缺席的原因是斯大林故意為之：當時的蘇聯駐聯合國大使曾向斯大林建議，蘇聯代表6月底前返回聯合國，以便行使否決權，反對聯合國通過不利于朝鮮的決議，但斯大林拒絕了。

　　[⑨] 《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59頁。

　　[⑩] 1945年蘇聯以對日作戰為條件，與美、英簽訂了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和利益的《雅爾塔協定》，又迫使國民黨政府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從而達到控制中國東北、使內蒙獨立并分離新疆的目的。在和國民黨政府的“同盟”中，蘇聯已經基本實現了其遠東戰略目標。所以，它并不希望中國發生大的變化，對共產黨的支持可能只是用來和國民黨談判的籌碼。

　　[11]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 戰時外交(二)》，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出版，裕臺公司中華印刷廠中華民國七十年版，第613頁。

　　[12] 毛澤東在訪蘇期間提出希望重新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斯大林當時說得很實在，“這個條約是根據雅爾塔協定締結的，這就意味著這個條約的簽訂是取得了美、英同意的。即使對某一條款的修改，也會在法律上給美、英以口實，他們提出修改有關千島群島、南庫頁島條款的問題。”(《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頁。)

　　[13] 吳冷西：《十年論戰》(上)，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頁。

　　[14] 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31頁。

　　[15] 《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頁。

　　[16] 有學者提出，為何一直不支持金日成統一朝鮮的斯大林會在毛澤東在蘇期間改變主義?原因是中共強硬要求重簽《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斯大林正在進退兩難的時候，看到美國亞洲政策有所松動的報告，所以臨時改變遠東策略，支持金日成出兵。斯大林的想法是，無論金日成是勝是敗，蘇聯都可以因之保有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如果朝鮮勝，則可在朝鮮的釜山、仁川駐軍，如果朝鮮敗，則可繼續在中國旅大駐軍。因此，結論是，造成朝鮮內戰爆發、繼而美軍參戰、繼而中國出兵援朝的罪魁禍首其實是中共自己。換句話說，如果中共不逼迫斯大林重簽《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就不會有后來一系列的事。戰爭打起來以后，斯大林又希望中國拖住美國，以便他實行歐洲戰略，所以不支持停戰談判，使得本應早該結束的中國抗美援朝戰爭多打了三年，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觀點是，蘇聯有意中國參戰，目的是挑起北京和華盛頓的爭端，迫使中國親蘇，同時用中國、朝戰牽制美國，以有利于斯大林的歐洲戰略和他在國內的最后一次清洗活動。

　　[17] 《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10頁。

　　[18] 這就是后來留存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的那份10月2日毛澤東給斯大林的電報，應為羅申整理的與毛澤東的談話稿。

　　[19] 大家陳述的主要理由是：“我們打了這么多年仗，迫切需要醫治戰爭創傷;建國才一年，經濟十分困難;新解放區農村土改和城市民主改革還沒有進行;國民黨留下的眾多土匪、特務、反革命分子沒有肅清，人民政權還沒有完全鞏固;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差和無制空、制海權”。(《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04頁。)“在一些干部和戰士中間存在著和平厭戰思想;擔心戰爭長期拖下去，我們負擔不起”等等。(逄先知、李捷：《毛澤東與抗美援朝》，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頁。)

　　[20] 《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頁。

　　[21] 《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頁。

　　[22] 逄先知、李捷：《毛澤東與抗美援朝》，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頁。

　　[23] 《決定》確定：(一)抽調第十三兵團(第三十八軍、三十九軍、四十軍)，第四十二軍，炮兵第一師、二師、八師和一定數量的高射炮兵、工兵、戰車部隊組成東北邊防軍。這些部隊最遲限于八月五日前抵達指定地點，完成集結。(二)以粟裕為東北邊防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蕭勁光為副司令員，蕭華為副政治委員，李聚奎為后勤司令員。(三)以十五兵團領導機關為基礎組成十三兵團領導機關，以鄧華為司令員，賴傳珠為政治委員，解沛然(解方)為參謀長，杜平為政治部主任。

　　[24] 《周恩來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52-53頁。

　　[25] 逄先知、李捷：《毛澤東與抗美援朝》，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頁。

　　[26] 《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68頁。

　　[27] 《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01-203頁。

　　[28] 《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85頁。

　　[29] 《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69頁。

　　[30] 據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回憶，志愿軍入朝初期，毛澤東半個多月沒有下床，就在床上工作、吃飯，睡眠很少。

　　[31] 麥克法夸爾、費正清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53頁。

　　[32] 《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68頁。

　　[33] 《彭德懷年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8頁。

　　[34] 《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69、185頁。

　　[35] 逄先知、李捷：《毛澤東與抗美援朝》，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頁。

　　[36] 《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頁。

　　[37] 齊德學：《如何評價抗美援朝戰爭》，《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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