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皇御統傳千代，一直傳至千千代;直至小石變巨巖，直至巖石滿苔蘚。”

　　1945年8月15日東京時間中午12時，日本軍民都奉命聚集到收音機旁列隊，頌揚“萬世一系”的天皇為主題的國歌《君之代》響起。接著，一個尖細的男聲從收音機中傳來——這就是普通日本人首次聽到的被稱為“仙鶴之聲”的“御音”。

　　以“朕”自稱者用文言體在通篇廣播中，一概回避了“戰敗”“投降”等字眼，只說“飭帝國政府接受”同盟國的《波茨坦公告》。不過，此刻日本軍民大致已聽出，日本國已戰敗并向敵國屈服。頓時，抽泣聲、號啕聲、以頭撲地聲到處響起。不過，此刻日本雖表示降服，卻又申明是以“維護國體”為前提。了解此情的人自然不禁會問：日本真是無條件投降的嗎?

　　美國同日本在瑞士密談，對“無條件投降”可通融

　　從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中國東北，1933年德國納粹上臺又走上擴張道路，世界的東西方形成兩個侵略戰爭的策源地。1940年9月，日本同德國、意大利結盟形成軸心國，共同為禍世界，這也促使以中蘇美英四國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

　　1942年夏天，美軍在中途島和瓜達卡納爾島擊敗日軍扭轉了太平洋戰局。同年末，蘇軍在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中反攻包圍德軍精銳30萬人，從而扭轉了歐洲戰局，法西斯軸心國至此敗局已定。此時，是允許德日意三國求和，還是將其法西斯政權徹底消滅，便成為擺在同盟國面前的新問題。

　　飽嘗最邪惡的法西斯野蠻攻擊的各國，面對戰爭必然勝利的前景，都感到對德國、日本這樣的侵略策源地必須徹底鏟除，不能與之談條件媾和，以免讓其得到喘息后卷土重來。

　　1943年1月，羅斯福來到北非療養勝地——卡薩布蘭卡同丘吉爾、戴高樂會談，正式宣布“德國、日本和意大利必須無條件投降，這才意味著能保障未來世界的和平”。同年11月，斯大林在德黑蘭會議上也同意了這一要求，當時的中國元首蔣介石也在開羅會議上贊同美英兩國的要求。

　　按照反法西斯“四強”共同達成的意見，德日意這一罪惡滔天的軸心國議和之路已被堵死，只有放下武器，接受鏟除戰爭機器、懲辦戰犯和消除侵略“土壤”的處置。

　　面對同盟國無條件投降的要求，希特勒決心頑抗到底，德國軍官團的部分人想暗殺他以達成媾和，結果因“七·二〇”事件失敗導致求和派被納粹血洗。1945年5月，德國投降時，首都柏林已被蘇軍攻陷，納粹元首兼頭號戰犯希特勒自殺，絕大部分德國國土已被同盟國占領，繼任領導人鄧尼茨的司令部守軍也已向英軍投降，此時的納粹德國，其投降才真正稱得上是徹底的“無條件”。

　　日本天皇面對軍事上敗局已定的局面，于1943年后曾想方設法地同美英講和。他一面要求部屬以“玉碎”的瘋狂姿態盡量給盟軍多造成傷亡，一面也積極進行秘密談判。美國為減少損失并摸清對手的底細，派出以杜勒斯為首的談判團隊前往中立國瑞士，同日本密使藤村義良海軍中佐多次在昏暗的酒店角落或無人的樹林間密談媾和條件，日方密使則直接向日本天皇的弟弟高松宮匯報。

　　1945年春天，盡管日本本土還未攻入盟軍的一兵一卒，前首相近衛文麿等人鑒于德國的情況，向天皇建議應犧牲軍部一班人來盡快結束戰爭，以保存元氣。但天皇還寄希望于未對日宣戰的蘇聯出面調停，并表明“無條件投降為實現和平的唯一障礙”，這句話的意思是，日本可以考慮有條件的投降。

　　羅斯福總統在世時，比較傾向于鏟除日本“官軍財抱合”的侵略勢力，不贊成采取通融策略。1945年4月他突然去世后，以美國副國務卿、原駐日大使格魯為首的一批“日本幫”官員馬上積極鼓吹可保留天皇和財團為美國服務，繼任美國總統杜魯門則稱贊格魯的觀點是“真知灼見”。此時，歐洲在戰爭結束后已事實上形成了兩大陣營，美國從未來控制亞太的戰略需求出發，便想適當保留日本的力量以對抗蘇聯。

　　德國投降次日，即1945年5月9日，在日本海軍省軍令部就職的“御弟”高松宮大佐，便將瑞士秘密使團藤村義良海軍中佐的來電報告其皇兄，說美國態度已有松動。當時，日美駐瑞士的代表在接觸中，藤村義良明確說明日本投降的最大障礙是“無條件”，美國戰略情報局駐歐洲負責人杜勒斯則表示在“無條件投降”的名義下，日本可保留天皇制。

　　接到“御弟”的報告，日本首相鈴木等人認為可以接受，天皇卻因仍抱希望于蘇聯出面調停，希望去掉“投降”字樣改為“體面和平”，因而猶豫未決。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國公開發表了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里面卻沒有談到天皇制的問題。

　　據戰后美方當事者回憶，杜魯門曾提議在《公告》中寫上可保留天皇制的字句，因他人認為這是示弱而放棄。此時，日本最高層因未達成一致意見，雖在報紙上發表了《波茨坦公告》卻未給予答復。

　　美國認為日本對《波茨坦公告》不作答復便是拒絕，又因蘇聯馬上要參戰，為顯示威力，于1945年8月6日向日本廣島投下了第一枚原子彈。至此，日本天皇和首相還因等待蘇聯答復而未作出反應。

　　8月9日上午，蘇聯對日宣戰的消息傳到東京，日本當局最后的希望也已破滅，隨即，在當夜召開的“御前會議”上，日本天皇否決了軍方繼續作戰的要求，于10日晨作出“圣斷”，決定向同盟國表示可接受《波茨坦公告》，但卻在最后加上了一項要求——“附以一項諒解：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損天皇陛下為至高統治者之皇權”。

　　日本的態度很明確，投降的前提是“不改變天皇統治大權”，這其實正是美國方面在5月間傳達的條件。戰后，日本進步史學家井上清在《天皇的戰爭責任》一書中曾這樣概括說：“日本投降，實際上是以天皇為首的上層在人民不知情的情況下同美國進行的一場交易。”此話一語中的!

　　既然是“交易”，自然要討價還價，就不會是“無條件”。

　　“八·一五”，天皇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了嗎？

　　1945年8月11日上午，時任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將聯合復文送交瑞士駐美公使館代辦葛拉斯理，“代辦閣下：八月十日之照會奉悉。茲復者，美國大總統已囑鄙人代表美英蘇中四國政府致函閣下，俾經由貴國政府轉達日本政府。

　　關于日本政府來電接受《波茨坦宣言》之條款，然有下列一點，‘附以一項諒解曰，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損日本天皇陛下為至高統治者之皇權’。吾人所采立場如下：自投降之時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統治國家之權力，即須聽從盟國最高統帥之命令(更直接的譯法是譯成“隸屬于盟國最高統帥”或“從屬于盟國最高統帥”)”。

　　由此可見，中美英蘇四國于8月11日致日本的“復電”中提出“從投降時刻起，天皇及日本政府統治國家的權力隸屬于盟軍司令部”。

　　8月12日，得到美國通過瑞士渠道發回的同意答復后，日本天皇才于8月15日作了廣播講話，但其中只字不提“投降”又大有深意。

　　“八·一五”這一天，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國要求其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標志著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結束，無疑是一大喜事。不過，隨后出現了諸多反常之事，如日本未改變原有政府體制，一些重要戰犯未受審判，拆除可供軍事所用的重工業、對受害國賠償等更被美國一筆勾銷，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投降與德國無條件投降有著天壤之別!

　　按照國際反法西斯同盟國的約定，日本到底是于哪一天投降的，過去有人認為是天皇發表廣播講話的1945年8月15日。若仔細研究歷史，日本政府是于8月10日提出可以在“保留天皇統治日本的大權”的“諒解”下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得到美國肯定答復后于8月14日通過中立國正式通知了盟國。所以說，1945年8月14日應該說是日本接受投降日，9月2日在“東京灣”上簽訂投降書才算是真正實施了投降。

　　重慶夏季時間1945年8月15日晨7時(即北京時間晨7時)，中美英蘇四國政府在各自首都同時正式宣布了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

　　按日本的解釋，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在電臺發布的《終戰詔書》算是戰爭的結束，因此，其國內只紀念“八·一五”。若細看一下這篇《詔書》，內容完全是顛倒黑白，把日本當初下令開戰說成是“求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定”，是“解放東亞”。

　　這一《詔書》對中國仍持輕蔑態度，根本不承認對華發動侵略戰爭，只說“向美英兩國宣戰”導致“交戰以來已閱四載”。在這篇以“朕”自稱、用文言體寫成的《詔書》中，一概回避了“戰敗”“投降”等字眼，只說因“戰局未能好轉”而“終戰”，并號召國民“忍其所難忍”。

　　“八·一四《詔書》”的內容性質究竟是什么?這是一個應引起重視、有必要仔細厘清的問題。國內對該《詔書》的叫法不盡相同，如《停戰詔書》《終戰詔書》《投降詔書》，等等。但是，幾種叫法都把此《詔書》的內容概括為日本“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這種概括很不準確，模糊了“八·一四《詔書》”內容的實質——護皇應變、頌揚侵略、謀圖軍國之再起。這種概括還麻痹著國人對日本法西斯侵略哲學的敏感和警覺。

　　《詔書》不說“投降”，連“戰敗”也不提，只說采取非常措施，“收拾時局”。《詔書》死不認罪的邏輯是：之所以現在投降，并非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戰敗，而是因為預見到“如仍繼續交戰，不僅終將招致我民族之滅亡，且將破壞人類之文明”。似乎在昭告人們，日本天皇是為了挽救人類文明，才接受聯合公告的。這更像是一份日本在沒有敗的情況下接受聯合公告的普通“文告”。

　　《詔書》中頑固地仇視和輕蔑中國，根本不承認“九一八事變”以來的14年中日戰爭，也不承認“七七事變”以來的8年中日戰爭，只承認“向美英兩國宣戰”，且“自交戰以來已閱四載”。所謂“收拾時局”，就是收拾向美英兩國宣戰以來的4年戰爭的時局。日本的潛在理由是：日軍自占領南京以后，日本就宣布不再將中國國民政府作為對手，扶持汪偽政權登臺后又把南京汪偽傀儡政府稱為“中國政府”，而把中國抗日軍隊稱為“重慶軍”“蔣系軍”“延安軍”“中共軍”。

　　日本天皇發表廣播講話4天后，日本大本營才要求海外部隊“莊嚴地放下武器”。戰后，日本有一些看似可笑的用語，戰敗只稱“終戰”，投降被稱為“為保全國體停止戰斗”，對美軍占領軍稱為“進駐軍”。這樣說固然是為了維護面子，同時也隱含著內心不認輸的意思，更談不上認罪。

　　戰后幾十年來，世界上有許多人受日本歪曲宣傳的影響，認為這篇《詔書》才是日本投降的標志，實有不妥。實際上，裕仁的這篇講話只是向日本國民作出解釋，中心思想是諱言投降、頌揚侵略、輕蔑中國、大念忍經。

　　日本政府后來宣傳這一《詔書》挽救了國家，天皇接受同盟國條件是使國家免受更大破壞的“最大圣恩”，國民須萬分感激才對，反而對其發動戰爭的罪行避而不談。后來，日本右翼勢力一直四處鼓吹，為侵略罪行翻案，也正是依據這篇《詔書》的精神，可見其留下的重大歷史隱患。

　　日本《大本營陸軍部》等史書只字不提“八·一五《四國公告》”，不提“九·二《詔書》”，卻竭力提高“八·一四《詔書》”及“玉音廣播”的地位，稱之為“戰爭終結的《詔書》”，把二戰終結的大功放到裕仁頭上，可惡、可笑。

　　但是，令筆者多年不解的是，為什么我國的教材和許多歷史著作，也跟著抬高“八·一四《詔書》”和“玉音廣播”的地位呢?對這個問題，我們缺乏戰略遠見!

　　“日本投降”概念被美國偷換成“日軍投降”

　　日本在本土基本完整、海外還有350萬軍隊的情況下表示降服，這多少讓同盟國感到意外，不過，日本提前降服減少了犧牲和物質損失，還是令許多人興奮不已。

　　以中國戰場為例，日本大本營和“支那派遣軍”早先制定了決戰計劃，準備放棄廣州、武漢時進行徹底破壞;在上海等地進行巷戰且不惜將城市夷為平地;在北平、天津和山東進行毀滅性決戰，戰至最后一兵一卒也絕不投降。日本若真執行此計劃，中國一些重要的歷史文化古城和經濟富庶地區，以及千百萬人的生命將毀滅于侵華日軍的最后瘋狂。

　　同時，按美國1945年夏天制定的計劃，因已有的兩枚原子彈投出，需再用幾個月時間才能生產出七八枚，方能在“東京灣”順利登陸日本。美軍計劃中還認為，即使進行核攻擊，也將付出數十萬軍人傷亡的代價才能最終征服日本。

　　出于這一原因，當時同盟國許多人的最大愿望是早點結束戰爭，便不再刻意關注對日本戰犯戰爭罪行的追究。

　　從1945年8月31日起，陸續有20萬美軍進駐日本。許多美軍官兵因在太平洋戰爭中見識過日軍戰至最后一兵一卒的瘋狂行為，對踏上這個“菊花和軍刀”交織的國度普遍心有余悸，擔心會遭受自殺式攻擊。然而，他們見到的日本人都謙卑至極、鞠躬相迎，嚴格遵照“圣斷”行事，全無抵抗行為。

　　美國遠東軍司令麥克阿瑟見此情景，也感嘆于日本天皇在民間的威望，聲稱若將其廢除，他便需增加一倍數量的占領軍方可控制全局。

　　9月2日，在美軍“密蘇里”號戰列艦上舉行了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在場的細心記者發現，由美方準備的文件中并沒有“日本無條件投降”字樣，只有“日本武裝力量繳械投降”的規定。軍隊投降與國家投降，兩者從性質上存在很大區別。

　　按照“卡薩布蘭卡講話”和《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投降的內容除了軍隊解除武裝，還有永久鏟除軍國主義，將戰犯交付審判，消除阻止日本人民民主的政治障礙，不準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裝的工業。若只提軍隊投降，那么，原先鏟除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審判戰爭罪犯的條款就無法實現，日本可維持戰爭的工業基礎也可不被觸動。

　　對美國的這一態度，其他同盟國雖有不同意見，但有實力才有發言權。當時，只有美軍有能力占領日本，蘇聯的海軍力量相對較弱，英國更是無力顧及遠東，中國則根本沒有實質意義上的海軍，所以，美國就此壟斷了戰后對日處置權。

　　1945年秋，美國占領日本后，雖對其政治、經濟結構進行了有限的“民主改造”，解散了戰爭結束時日本多達713萬人的軍隊(其中近一半在海外，大都由美國運輸艦遣返)，不過，日本原有的軍國主義政府仍得到保留。

　　德國戰后的領導人在東西兩部分都由原來的反納粹人士擔任，日本戰后幾屆首相卻仍是過去對戰爭負有重大責任的高官，有的還是甲級戰犯(如20世紀50年代的首相岸信介)。日本的國家元首仍是天皇裕仁，只是將處理具體政務權交給了內閣。了解這一情況的人便會明白，為什么戰后的日本政府一直不承認其戰爭罪行，為什么要一再美化過去的侵略行為了!

　　將東條英機說成是二戰“三元兇”之一實屬大謬

　　美國占領日本后，出于世界人民包括本國民眾對侵略者罪行必須給予追究的壓力，同意對戰犯進行審判。“東京審判”從1946年5月開庭到1948年11月宣判終結，由來自中國、蘇聯、美國、英國、法國、荷蘭、菲律賓、加拿大、新西蘭、印度10國的10名法官組成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由麥克阿瑟任命的澳大利亞人韋伯擔任首席法官。這一審判法庭反映了反法西斯同盟國的共同意愿，美國在其中具有最大影響力，因為美軍單獨占領了日本并負責看押所有的甲級戰犯。

　　當時審判、追究日本戰犯的戰爭罪行及責任讓美國陷入“兩難”，因為美國既要履行與日本當權者的約定，又要對受害國包括本國民眾有所交代。美方便將偷襲珍珠港時擔任日本首相的東條英機列為“第一號戰犯”，有輿論也稱他為“東方的希特勒”，列為“戰爭三元兇”之一。但是，真正主宰日本侵略行徑的皇室和財閥，卻被描繪成了任由軍人擺布的“傀儡”。

　　了解日本情況的人都知道，二戰結束前，日本實行的是天皇制軍國主義，天皇身兼陸海兩軍的統帥(日本沒有獨立的空軍)，首相、陸相、海相都無統軍權，大的軍事行動都出自于天皇的“圣斷”。東條英機只是日本戰時十幾任首相之一，作為戰犯固然罪大惡極，但其實質上卻只是天皇“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臣仆，如何能與希特勒、墨索里尼并稱“戰爭三元兇”?

　　當東條得知自己即將受審時便想自殺，日本最后一任陸相下村定大將登門告誡說：“只有你能上法庭替陛下擔當責任。”東條不聽勸阻開槍自殺卻未打中心臟，結果被美國軍醫救活。在“東京審判”中，東條英機仍叫囂“大東亞戰爭是解放亞洲的正義戰爭”，不過，他也說了實話，“戰時沒有任何人能違抗天皇的意旨”。

　　在“東京審判”中，經中國法官據理力爭，最后表決時以一票的微弱優勢，才最終得以判處東條、松井、板垣、土肥原等7名甲級戰犯絞刑，使這伙“昭和”軍閥頭目受到懲處，但對日本軍國主義而言，這種追究和懲處明顯是不徹底的。

　　日本皇室成員無一人受追究，包括在南京下令“殺掉全部俘虜”的罪魁“皇叔”朝香宮(時任日本上海派遣軍司令)。“東京審判”結束時，首席法官韋伯便公開申明：“日本天皇是有戰爭責任的，法庭在這方面掌握了不可辯駁的證據，不對他起訴是出于同盟國的利益。”

　　美國為促使日本早降，承諾保留天皇制，但這與保護裕仁又是兩個概念。戰后日本不少人包括原重臣木戶都建議裕仁應退位，找一個沒有戰爭責任的皇族繼任，這與保留天皇制并不矛盾，反而對戰后的日本形象大有益處。

　　美國同意的“維護國體”，實際上反而包庇了日本最大的戰犯裕仁。還有一些戰犯，如“細菌戰之父”石井四郎等，也因向美軍提供人體試驗資料而受到保護。當時，日本共產黨和各進步團體發起廢除天皇制并追究其本人罪行的運動，美國占領軍卻支持當權的右翼勢力。

　　日本多數民眾受傳統的神道傳統束縛，也認可了長期被尊為“人神合一”的天皇繼續為元首。至20世紀50年代后，追究戰爭最大責任者的呼聲逐漸平息，同日本建交的國家也不能不承認這一現實。然而，歷史卻是不容歪曲的!

　　戰后處理日本的另一重大問題是戰爭賠償，受害最大的中國于1946年初步估算損失在300億美元以上。由于1946年日本的國內總產值僅有40億美元，同盟國曾議定賠償額約100億美元左右，以拆除機器抵償和勞務方式支付，中國要求獲得其中一半的賠償數額。

　　1948年后，美國見國民黨政權面臨崩潰，將亞洲政策的重點轉為扶植日本，便宣布免除日本的賠償責任，接著，英國和國民黨當局也被迫放棄索賠。從此，各受害國就再也沒有得到日本的實質性賠償(20世紀60年代，日本對韓國和東南亞幾國因建交需要，只給予了微不足道的象征性賠款)。

　　戰后，日本當權者對美國的這些庇護和幫助一直“感激涕零”，因此，長期將自己與美國亞太軍事體系的“戰車”緊緊捆綁在一起。

　　中國對日抗戰取得了驅逐其侵略勢力的偉大勝利，不過，在戰后處理日本的問題上卻難以實現自己的正義要求，關鍵在于實力超強的美國壟斷了對日處置權。抗戰勝利后的中國雖在國際地位上有所提升，但國力衰弱的局面卻未發生根本改變，在對外事務上必然留下諸多遺憾和無奈。

　　周恩來曾有過一句名言，“我們反對帝國主義的實力政策，但是對付帝國主義不能不講實力”。回顧抗戰史和戰后的對日處置，可以使今天的人們更深切地感受到“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意義，中國只有極大地增強自己的綜合國力，才能申張國際正義，也才能真正驕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本文選自《國防參考》，作者系國防大學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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