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文部科學省公布了最新的初中教科書審定結果，其中，在一些歷史問題的描述上出現倒退。比如，對“南京大屠殺”修改了表述方式：原版本里的日軍“殺害了眾多俘虜和居民”修改為“波及俘虜和居民，出現了眾多死傷者”，有些地方還刪除了“日軍的暴行遭到譴責”之類的表述。另外，關于日本對亞洲受害國的侵略問題、“慰安婦”問題以及太平洋戰爭等方面的表述，也進行了極力淡化乃至給予美化和歪曲。

　　自日本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執政以來，先后在不同場合、借助不同方式否認侵略戰爭罪行。在2013年4月23日日本參議院預算委員會會議上，安倍妄稱學術界和國際上都未對“侵略”作出定義，對日本原內閣總理大臣村山富市發表的“村山講話”提出質疑;同年12月26日，安倍聲稱參拜靖國神社是自己作為國家領袖應做的事，并再次為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進行辯護;此外，安倍在“慰安婦”問題上屢次提出，沒有證據顯示二戰時期日軍參與強征性奴隸，并以此極力否認日本在亞洲所犯下的戰爭罪行。

　　安倍的上述言行，不僅受到中韓等國的強烈譴責和駁斥，也受到日本國內一些進步學者的反駁。中國政府先后在不同場合表示，安倍否認戰爭罪行的行為是對中國人民的二次傷害，并督促安倍及其政府要勇于面對歷史、反思罪行;韓國媒體在嚴厲駁斥安倍否認“慰安婦”歷史事實的同時，認為日本應以德國為榜樣正視歷史;日本國內的學者和團體也先后舉行集會，批駁安倍的一系列言行。例如，日本琉球大學高島伸欣曾指出，安倍政府有責任面對歷史，并以此面對未來。2015年1月，來自日本多個市民團體的負責人在大阪市舉行集會，呼吁日本政府在二戰結束70周年之際，正視過去的侵略與殖民統治歷史，并提出“否認侵略歷史是日本人的恥辱”。

　　客觀來看，安倍屢次否認侵略戰爭的原因，可以分別從戰后的日本歷史和當前的政治現實中找到答案。

　　一方面，源于日本的戰后歷史，特別是右翼思想的死灰復燃。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后，美國出于冷戰和國家利益的考量，不僅沒有對日本策劃和發動侵略戰爭的罪行進行徹底整肅，反而縱容日本重新進行武裝，兩國還結成了安全保障同盟。同時，一些戰爭罪犯也重新登上日本政治舞臺。像岸信介等一批戰犯甚至當上了內閣總理大臣和自衛隊自衛官等要職，主導日本戰后政治和軍事走向，這就為日本的戰爭罪行提供了政治庇護。

　　而那些在戰前極力鼓吹“大東亞解放戰爭”、為軍國主義搖旗吶喊的“御用文人”，不僅在美國的庇護下躲過了戰后整肅，而且還以右翼或“過激”言行，重新潛入學術界，致使戰后日本學術界形成了左翼和右翼兩軍對壘的局面。這些右翼學者通過著書、演講、開設私塾以至于篡改歷史教科書等方式，極力歪曲、肢解侵略戰爭歷史。例如，他們將日本早先發動的侵略戰爭說成是“正義的戰爭”，是“有色人種打敗白種人”、“亞洲人打敗歐洲人”的“亞洲解放史”。之后，又用拼湊來的史料，對南京大屠殺、“慰安婦”、戰時強征勞工等歷史進行歪曲。他們還批評、指責“河野講話”和“村山講話”，認為戰后日本史研究是“自虐的歷史觀作怪”。與此同時，右翼學者的歷史修正主義也契合了日本右翼團體的初衷，并使其死灰復燃。這些團體不僅對日本有良知的歷史學家進行頻繁騷擾，制造“噪音隱形恐慌”，還利用右翼學者的言論，“挖掘”日本軍國主義素材，為戰犯樹碑立傳，定期舉行所謂的“慰靈祭”和“招魂祭”。可見，右翼學者和團體的言論與活動為日本政界否定戰爭罪行提供了理論基礎。

　　另一方面，源于國際和日本國內的現實政治背景。日本的一些政客和右翼分子一直采取蔑視和詆毀等敵對態度，并沒有從根本上對侵略戰爭給亞洲國家帶來的災難有一個客觀公正的認識。他們始終認為，日本是敗在了美國手里，而沒有敗給中國;即使是戰爭犯罪也是對美國發動戰爭有罪，而不是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人民犯下戰爭罪行。正是這些觀念，直接影響了日本對華乃至于對亞洲其他國家的外交態度和方針。本質上看，這些政客的“歷史焦慮癥”和歷史修正主義，很重要的一方面是源于對日益強大的中國的恐慌。在他們眼中，中國近年亞洲乃至國際地位的提高，尤其是軍事實力的增強，正在不斷“侵蝕”日本的國家利益，“威脅”著日本的國家安全。日本右翼分子和政客借此喧囂，試圖解禁集體自衛權以重新武裝本國自衛隊。而為了這一目的，日本就需要極力否認戰爭罪行、掩蓋侵略歷史，以擺脫戰后體制的束縛和“魔影”，進一步為其重整軍備提供輿論支撐。

　　(作者單位：遼寧大學日本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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