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15日，在日本的幕后推動下，西方七國集團(G7)外長會議史無前例地通過了一項“關于海洋安全的聲明”。該聲明不但將造成東海局勢緊張的責任全部歸咎于中國，還將中國在南沙部分駐守島礁進行的相關建設和設施維護行為視為“改變現狀、提升緊張氛圍的單方面行動”，且表態說“我們強烈反對任何試圖通過威脅、強迫或武力手段伸張領土和海洋聲索權的企圖”，并呼吁加快制定全面的“南海行為準則”(COC)，還表示要在今年晚些時候專門召開有關海洋安全問題的G7高級別會議。這是2014年以來，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第三次借G7的場合就東海和南海的局勢向中國發難。那么，安倍此舉究竟意欲何為，又意圖實現怎樣的目的呢?要解開上述疑團，先得弄清安倍內閣對華的戰略定位是什么。

　　眾所周知，安倍自二度拜相以來，積極推動修改憲法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借以謀求“擺脫戰后體制”，加快實現“正常國家化”和“重振強大日本”的目標。這一系列舉動標志著戰后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發生了重大轉變，已從根本上背離了長期堅持的和平發展道路。為降低國內外對其解禁集體自衛權的疑慮，以增強國內民眾和國際社會的支持，安倍一方面打出了“積極和平主義”的旗號，以“漂白”自己，另一方面又刻意抹黑中國。比如，他不但將中國在東海、南海的維權行為牽強附會為“企圖以實力改變現狀的挑釁行為”，以為其積極炒作“中國威脅論”深文周納，更向壁虛造地將中國渲染為威脅日本及周邊安全的最大假想敵。此舉意味著日本在對修改憲法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進行“合理化”的同時極力“妖魔化”中國，且兩者構成了互為表里的整體。由此，中國不但成了日本在解禁集體自衛權過程中增強正當性的重要抓手，還成為“積極和平主義”的主要針對目標。

　　“積極和平主義”的理論源頭產生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意指日本要從戰后一直以來僅是“熱愛和平”、“支持和平”的“消極和平主義”國家轉變成積極為世界和平與穩定有所貢獻的“締造和平”力量。按照安倍的邏輯，東亞地區出現了新的破壞和平的力量，導致“消極和平主義”孤芳自賞的“一國和平主義”已然不合時宜。“積極和平主義”就是為直面這種新情勢而生，它強調國際社會應該結成安全保障聯盟，共同發揮“鎖”的職責，以確保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及航海自由等。顯而易見，這里的“假想敵”主要指中國，而安倍所謂的“鎖”的中心就是日美同盟?；诖?，他將“積極和平主義”定位為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的基本理念，且在國內外諸多場合不遺余力地予以推銷，大有將之作為日本的新形象之勢。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安倍近日在G7外長會議上強推這份海洋安全聲明，其用意一方面是借助國際場合積極制造輿論，將中國詆毀為區域安全的威脅者;另一方面則是打著“積極和平主義”的旗幟，自我標榜為地區安全和國際規則的“守護者”。

　　值得注意的是，安倍之所以能夠強推這一新聲明，最大的外部助力其實是美國，否則僅憑其一己之力實在孤掌難鳴?，F階段，美國宣布“亞太再平衡”戰略進入了新階段，而其標志之一便是強化與日本的軍事同盟。據悉，新的日美防務合作指針的宗旨就是擴大自衛隊與美軍的“無縫合作”，以提高同盟的實效性。為此，新指針將反映日本政府關于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新見解，如自衛隊將被允許為進行警戒監視活動的美軍艦艇提供“裝備防衛”等。而在兩國共同為國際社會作貢獻的“全球合作”領域，新指針則寫入了對平息國際紛爭的多國部隊等進行后方支援、在紛爭結束后進行人道支援，以及保衛海上交通線安全等內容。據此，日美可以對它們認為危及兩國利益的“海上生命線”——南海地區實行聯合監控。回過頭再看這份新聲明，雖在G7外長會議上通過，說到底不過是日美“遏華二人組”的一場雙簧罷了，目的無外乎是日本有朝一日可以打著“積極和平主義”的旗號，標榜其國際貢獻，透過解禁集體自衛權把海上自衛隊的巡邏區域擴展至南海，以迎合美國要求其在南海制衡中國的戰略需求。

　　《朝日新聞》前主編船橋洋一曾指出，日本若真要積極地為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有所貢獻的話，應以加速與亞太融合為目標。反觀安倍所強調的“積極和平主義”，其中雖有“和平”二字，實質上卻是一種名副其實的“扛著紅旗反紅旗”的做法，因此這是一條與日本戰后遠離紛爭、謀求通過非軍事手段維護和平的基本步調存在根本差異的歧路。此外，不能忽視的是，鑒于安倍在歷史問題上采取的修正主義立場，其打著“積極和平主義”旗號、一步步突破軍事禁區的做法既關乎日本未來的國家走向，也是關系到戰后國際社會原則共識的大問題，結果勢將對戰后國際秩序構成沖擊和挑戰，并會影響到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作者單位：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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