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日本執政當局對于中國的和平崛起，猶如打翻了五味瓶，心中老不是滋味，陰里陽里采取了許多制約中國發展、企圖阻擾中國前進步伐的措施。拋棄中日兩國政府達成的默契，突然將本已擱置爭議的釣魚島實行國有化的措施是其一，安倍上臺以來死皮賴臉地販賣其價值觀外交乃其二，近兩年來緊鑼密鼓地推動的集體安全保障立法，以實現日本軍隊馳騁國際舞臺為其三，最近綁架西方七國首腦會議通過關于海洋安全的聲明以牽制中國是其四。對于日本這一系列的表演，我國部分學者和媒體認為日本這是圖謀恢復軍國主義，重蹈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侵略他國老路的前奏。

　　揭露日本復辟軍國主義，警惕其擴軍備戰，防患其可能發生的對外擴張、尤其是對我國鋌而走險的圖謀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軍國主義既是一個政治概念，又是一個法制概念。在政治上，就日本而言，軍國主義主要是指日本軍事集團不受政治集團的控制和制約，利用憲法規定的“統帥權獨立”原則，以“帷幄上奏權”和“陸海軍大臣現役武官制”為武器，將軍事策劃指揮權置于“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之上的一種制度安排;在法制層面上，軍國主義得到了以明治憲法為核心的法律保障，戰前日本法西斯軍事集團之所以能夠肆無忌憚且頻繁地發動對外侵略戰爭，正是因為有日本國內法為其提供法律支持，旨在加強從物質上支持日本對外侵略的《國家總動員法》、以支持軍閥獨裁為目標的“大政翼贊選舉運動”等都獲得了帝國議會的法律支持。在經濟上，軍國主義的表現就是一切經濟安排都服從于軍事擴張的需要，社會生活上則是對民眾實行恐怖統治。至于日本軍隊的擴張成性和在日本的殖民地以及被占領國家表現出來的嗜殺成性則只是軍國主義在軍人身上的外在表現而已。

　　戰后，美國占領軍對日本社會的各個方面進行了改造，尤其是從制度上摧毀了日本軍國主義體制，二戰后形成的國際秩序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重蹈戰前的覆轍，日本似乎基本上沒有了適合軍國主義體制存在的土壤。當然，由于美國對于日本的改造只為了滿足其本國的戰略需要，很多對日改造措施半途而廢，使得軍國主義毒素在日本未能得到徹底清除。但是，只要美國不徹底拋棄對日防范心理，戰后國際秩序繼續維持，日本的軍國主義毒素想要壯大為曾使美國深受創傷的軍國主義體制恐怕不大可能，而且，經過戰后長期和平生活熏陶的日本民眾，應該說絕大多數也不會輕易答應軍國主義在日本重新粉墨登場。因此，如果我們仍然把眼睛盯在日本是否復辟軍國主義，并將其采取的一些內外政策與軍國主義掛鉤展開批評，有可能使我們的批評缺乏針對性或瞄靶不精準而失去說服力和戰斗力，從而得不到國際輿論的理解和支持，還有可能由于自己的注意力偏移而使對方暗度陳倉。

　　既然日本現在沒有、以后也不太可能恢復軍國主義體制，是否就意味著日本不會沖破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形成的國際秩序，利用某些國家的戰略失誤，借機擴充軍力，增加日本軍隊染指世界事務的分量，乘機混水摸魚，做出破壞迄今維持的與周邊鄰國和平相處之道，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韙以軍事突襲的方式來解決日本與周邊國家存在的領土糾紛，從而破壞東亞和平的舉動呢?應該說這種危險不能完全排除。就日本國內現狀而言，以下幾個動向值得我們警惕。

　　第一，日本政府正在逐步為關進鐵籠里的軍事集團干政解禁，主要措施包括修改自衛隊法，防衛省設置法，廢除執行60多年的“文官統制”，并要撤掉在文官為主的防衛省內設立的專管軍事戰略規劃的“運用規劃局”，將其劃歸“幕僚統監部”(相當于我國的總參謀部)，由現役軍官團隊打理，完全擺脫文官的管制;同時新設半獨立的“防衛裝備廳”，編制人數多達1400人，以此加強先進武器裝備的研發、制造及與國外的“合作”。同時還準備讓現役軍人和和防衛省文職人員并肩參與政府的軍事決策和謀劃，在內閣官房(相當于中國的國務院辦公廳)內增加一位副官房長官，由自衛隊現役軍官擔任。這是安排是二戰以后的第一次。了解日本政府運作方式的人都知道，日本政府的決策過程大都自下而上，“課”“局”這兩層官僚在日本決策和執行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現在的“文官統制”現役軍人的管理模式，對于安倍政府許多不符合和平憲法原則的“設想”有時候能發揮一點糾錯和制動閥的作用，這使得安倍在推行其“積極的和平主義”時總覺得遇到了“腸梗阻”，不能得心應手。安倍之所以下決心取消“文官統制”，在防衛政策上實行所謂的文武官員同時輔助的新體制，其目的就是要根治這種“腸梗阻”，以保證軍事集團的意見能夠直達“天聽”，總理的指示能夠一竿子插到底，使得自衛隊可以“海闊憑魚躍”，而不用顧忌來自文官系統的羅嗦了。

　　第二，目前正在緊鑼密鼓推動的有關日本安全保障的一系列立法將打破戰后國際秩序，使日本的軍事守備范圍由周邊擴大到整個世界，日本或將成為地區動亂甚至戰爭的推手。所謂安全保障系列立法，包括修改三部現存法律以及新立一部法律。三部擬修訂的法律內容都涉及到增加日本行使武力的規定，“武力進攻事態法”擬在保持個別自衛權之外增加行使集體自衛權的規定;“周邊事態法”則增加在日本周邊以外的任何地區，日本軍隊都可以增援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軍隊;“國際維和合作法”則要降低日本自衛隊使用武器的門檻。至于擬新制定的“國際和平支援法”，目的是制定一部永久法，改變目前向外派兵時一事一議的現狀，而其核心內容歸結為一句話就是日本隨時可以根據該法向國外派遣自衛隊支援其他國家的軍隊。雖然，即將在國會通過的新法律，由于與自民黨聯合執政的公明黨的強烈要求，將加入向海外派兵毫無例外地需要經國會事先批準的條款，但三部擬修訂的法律則都規定為原則上須經事先批準，緊急情況下可以“先斬后奏”。對此，日本《朝日新聞》辛辣地評論道這是一部漏洞百出的法律，政府完安全可以隨心所欲的把玩“原則事先，緊急事后”的規定，根據日美兩國的雙邊條約，而不是國際組織的授權向外派遣自衛隊。日本民社黨前黨首，參議院議員福島瑞穗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上直截了當地批判安全保障系列法案是“戰爭法案”，可謂一針見血!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安全保障系列法案的立法，表面上的目的是響應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需要，有效運用日美安保條約“維護國際和平”，而實際上據日本媒體分析，其最主要的目的乃是牽制甚至對抗正在崛起的中國，因此，這些法案的通過必定為中日關系的正常發展蒙上陰影，為和平解決釣魚島的領土爭端注入危險因素。

　　對此，有些人可能會認為，只要日本不復辟軍國主義，繼續實行現在的“三權分立”為基礎的“民主政治”，其內政外交就要受到國內在野黨、民眾以及社會輿論的監督和制約，政府當局制定的內政外交政策都能保持一定的透明度，而且幾年一次的國會選舉也可以起到政黨輪替、通過選票將欲推行對外擴張、侵略政策的政黨排除在政府之外。但日本國內的政治現狀并非如此田園詩般的浪漫。

　　首先，近幾年來日本政府尤其是現任安倍政權強化了限制民眾知情權的措施。一個典型的標志性事件就是2013年12月國會通過的《關于保護特定秘密的法律》(簡稱保密法)。根據該法規定，有關自衛隊和國防政策、外交交涉和反恐等內容被列為特定秘密，保密時間可以長達5年。對于可以接觸到特定秘密者泄漏秘密的行為處以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視情節嚴重同時處罰1000萬日元的罰款，對因過失泄漏秘密者處以2年以下的禁錮并50萬日元以下的罰款。而且，與美國類似的保密法相比，這一法律還排除了民眾請求解密的權利，沒有作出限制保密過當的規定。據《東京新聞》2014年12月10日報道，隨著該法的生效，防衛省和外務省將有6萬多件事項被指定為特定保密事項，其中，防衛省4萬5千多件，外務省2萬1千余件。該報還指出，隨著秘密事項指定工作的展開，日本將有多達46萬余件的事務被列為秘密。這就使得日本的許多政策置于密室之中而不被外界所知曉，使得政府得以暗箱操作，上下其手。尤其是安倍首相明確表示日本在推行集體安全保障法的過程中，日本自衛隊實施武力的三大條件的判斷依據亦被列為特定秘密事項，這就使得外界對日本軍隊面臨軍事糾紛時根據什么原則動用武力不可研判，從而增加了日本國防政策的對外威脅的力度和對外冒險的可能性。日本保密法還規定，對于企圖獲取特定秘密者最高可以判處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這就把日本媒體以及記者對于日本國防外交政策等進行深度報道的大門完全堵死。

　　其次，收緊了輿論的批評監督權。戰后以來，日本媒體作為社會的第四種權力，在批評監督政府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近幾年來，安倍政府為了使其推行的內外政策免受日本民眾和進步輿論的杯葛，加緊了對輿論的管控，尤其是《朝日新聞》這樣言論較為自由活潑，不時與政府的政策唱唱反調的報紙，便成了安倍政府的眼中釘。安倍曾在多處公開場合點名批評朝日新聞，最近甚至爆出新聞，政府有關部門約談《朝日新聞》和日本廣播公司，要求其對批評政府的報道加以自我約束。

　　至于選舉可以選出良政的說法，更是值得懷疑。日本實行的是國會內閣制，國會是日本最高的國家權力機關，是唯一的立法機關，總理大臣由國會選出，內閣對國會負連帶責任。這種制度設計似乎民眾選舉出來的國會可以操控政府，但是根據三權分立的原則，日本內閣總理又可以根據需要解散國會，尤其是可以解散在選舉總理事務上有優先權的眾議院。這一機制使得日本內閣亦即政府可以在國會不與自己合作時，通過解散國會重選以實現自己的主張。例如2005年時任總理小泉純一郎在推行郵政民營化政策中，由于遇到在野黨的強烈反對和執政黨內部分議員的策應，使得其提交的郵政民營化法案在獲得了眾議院的批準后在參議院受阻。對此挫折，小泉就是通過解散對其政策給予批準的眾議院，重選獲勝后才使其政策得以推行的。同時，民眾雖然可以在選舉時根據候選人及其所屬政黨的綱領和政見選擇自己心儀的代表，但是選舉過后選民對于國會議員就沒有任何控制權。因此，選舉過后，政府就可以假借選舉獲得的執政合法性，打著民意授權的幌子推銷私貨。表現突出的就是現任安倍政府。2012年日本國會大選，安倍晉三依靠自己開出的三劑重興日本經濟的藥方上臺。可是兩年過后，安倍重振日本經濟的措施落空，尤其是將消費稅由8%提高至10%的具體許諾難以實施，國會剩余的兩年任期對安倍將是一個嚴峻的考驗。為了完成其并未公開承諾的未竟事業，安倍借在野黨民主黨尚未從失敗中恢復過來的有利時機，以讓日本民眾重新審視其振興日本經濟綱領為借口，在國會尚有2年任期的情況下解散國會，使安倍又一次獲得了執政4年的機會。

　　但是，這一屆選舉由于出師無名，日本民眾并不認可，投票的熱情極其低下，結果在小選區只有5400多萬選民參與了投票，僅占日本選民總數的52.66%，自民黨獲得了其中大約1766萬張選票，占有效投票人數的33.11%，約占日本選民總數的17%。極而言之，日本自民黨就是在這17%選民的支持下獲得了再次執政的機會。可是，選舉之后重組的安倍政府卻能依據其國會的所謂多數議席，為所欲為地推行其一系列國內外政策，尤其是現在竭盡全力推動的有關集體安全保障的立法活動和將要展開的修改憲法的活動，在此前的選舉競選綱領中并沒有把它作為重點提出來。在這種狀況下的民主政治能否保證日本執政當局制定的政策，尤其是涉及處理與鄰國關系的國防外交政策，符合日本大多數民眾的意愿值得懷疑。

　　還應該指出的是，日本近代以來都有傍依大款，亂中漁利的外交傳統。1902年日本與當時最強大的英國結盟，為打贏日俄戰爭提供了有力的國際條件;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正是援引日英同盟條約，不顧英國政府的拒絕，出動軍艦參與對德作戰，結果在戰后攫取了德國在我國青島的非法權益，為日本進占膠東半島創造了條件。現在，日本又企圖故伎重演，利用與當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結盟的條件，狐假虎威，夢想著將日本的太陽旗插遍地球各個角落。這是我們所必須高度警惕的。

　　誠然，按照當前中國的國力現狀和誰也阻擋不住的發展趨勢以及國際形勢格局，日本已然沒有了戰前那種傲視和宰割中華的力量和條件。

　　但是，鑒于歷史上日本多次覬覦中國的教訓，審視日本當下推進的對華戰略步驟，對于日本企圖擾亂中國的發展方略，阻擋中國前進步伐的圖謀必須提高警惕，尤其需要警戒日本在所謂民主政治的幌子下，推行對華鋌而走險的戰略部署，對于這種圖謀和伎倆應從其萌發階段展開有理、有利、有節和有據的揭露和批判，以警醒包括日本民眾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獲取他們的理解和支持，同時還要針鋒相對地采取有效的應對之策，以備萬全。▲(作者是旅日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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