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羅弗•福爾：真相為何——檢驗五大反斯大林謊言

　　華夏網編者按：這是美國教授格羅弗•福爾的一組文章“論蘇聯及斯大林的歷史真相”中的一篇，有力回擊了國際資產階級對斯大林和蘇聯革命的抹黑和誹謗。格羅弗•福爾是國際知名俄蘇問題專家、歷史學家。1979年普林斯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美國新澤西蒙特克萊爾州立大學英語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世紀文學、蘇聯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等。

　　正文：

　　本報告的主題為五項反斯大林之謬見。這些謬見被廣為流傳以至于許多左翼人士甚至是共產主義者都相信了。多年以來這些謊言被反共“學者”大肆宣傳。

　　我的討論都源于自己的拙著《血的謊言》(Blood Lies)，現在該書已經印刷出版。本書的主題是耶魯大學Timothy Snyder教授一部失真的作品-《血染之地》，他的這本書主要收集的都是由東歐右翼“學者”秉持的關于斯大林時期的蘇聯的一些謊言。

　　1. 1932-1933年間蘇聯集體化以及大饑荒：何為真相

　　這是關于1932-1933年間蘇聯大饑荒的簡短敘述，而能夠支撐該敘述的主要來源證據現在都是可以查閱的。西弗吉尼亞大學Mark Tauger教授的研究為敘述提供了基礎。Tauger教授將其職業生涯的二十多年都用來研究饑荒，他現在已經是關于俄羅斯饑荒的世界級專家。

　　俄羅斯歷史上的饑荒

　　在過去的一千年里，饑荒曾經無數次席卷。1988年俄羅斯學者通過公元736年至1914年間的歷史記錄追溯了這一系列饑荒。許多席卷俄羅斯的饑荒也波及到了烏克蘭。

　　1928-1929年間烏克蘭大饑荒恰逢蘇聯七年來經歷的第三次饑荒，這次饑荒由一場自然災害所致，也是影響全國大部分地區的食品供應危機中最為嚴重的因素。顯然，蘇聯對于自然災害的抵御極其脆弱，而蘇聯領導人將這種脆弱性解釋為農業落后的標志。

　　對于蘇聯領導人來說，烏克蘭饑荒是他們認為蘇聯農業需要改變的重要原因。(Tauger 2001a 169-70)

　　集體化

　　農業集體化旨在終結幾個世紀來折磨俄羅斯以及烏克蘭的大饑荒。這是一項改革——是農業人口及所有人口安全水平以及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這項改革未曾向農民索稅，未曾剝削農民或榨取農村價值。恰恰相反，在1929年至1939年的這十年間，蘇聯政府在農業方面花費了數百億盧布。

　　他們的首要目標是采用在當時看來最現代最可靠的方法來提高糧食產量。(Tauger 2004, 70)

　　斯大林以及布爾什維克都認為集體化是迅速實現農業現代化、結束既浪費土地資源又浪費勞動力的個人土地耕作方式(在這種耕作方式中，土地總是小塊零散地分布在各處)以及實現大規模耕作的唯一途徑。他們使用西方某些美國農場大規模、高度機械化的農業模式作為蘇聯農場的模型。

　　1932年至1933年間的大饑荒

　　關于此次饑荒有兩種錯誤的解釋已經被人們廣泛接受。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解釋稱，斯大林以及布爾什維克領導者停止向烏克蘭農民供應糧食是為了剝削他們;烏克蘭農民故意挨餓以此來脅迫烏克蘭追求獨立;抑或兩者皆是。

　　這就是關于“烏克蘭大饑荒”的謬見。其起源于鼓吹納粹以及反共烏克蘭大流散，且有意模仿猶太大屠殺。這些勢力為了擁護納粹而戰，隨著紅軍的步步前進，他們只好隨著德國軍隊向西逃離。

　　一種更為“主流”但仍帶政治化的解讀認為饑荒是由于農業集體化以及過度國有糧食需求所致。他們認為農業集體化以及過度國有糧食需求導致了混亂、管理不善以及農民起義，并最終導致饑荒以及饑餓。這是俄羅斯政府的官方立場。

　　上述兩種解釋均未得到一手來源證據的支持。

　　糧食出口問題

　　俄羅斯政府以及學術機構的官方立場極為相似：他們都認為饑荒是由于過度的糧食需求以及集體化所致。而這種假設是錯誤的。

　　此次饑荒的嚴重程度、其波及的地理范圍、1932年-1933年間出口的急劇下降、種子需求以及蘇聯這幾年的混亂都使得人們認為就算完全停止出口也不足以控制饑荒問題。1932年的豐收基本上不足以讓人們擺脫饑荒。(Tauger 1991 88; 89重點強調)

　　事實卻是集體化結束了蘇聯的大饑荒(1946年-1947年間那次特別嚴重的饑荒除外)。關于1946年-1947年間大饑荒的最新研究的作者Wheatcroft認為其實此次饑荒仍然是由環境問題引起的。

　　2. 大清洗以及“波蘭操控”：何為真相

　　從一手來源證據來看，我們現在已得知葉若夫直接反對斯大林(蘇聯領導層)的政策(即意圖)。我們已經拿到了1937年6月17日(也就是6月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前夕)發送的電報。電報里葉若夫傳達了內務人民委員會駐西西伯利亞主席S.M.米羅諾夫的要求，他報告了顛覆破壞分子與日本情報局密謀叛亂將帶來的威脅。電報里米諾夫報告指出Eikhe將要求有能力形成“三頭政治”來應對威脅。

　　很明顯，Eikhe和之后的許多第一秘書在全體會議結束后都接近斯大林以及政治局，他們請求這些特殊勢力能夠著手處理各自區域的陰謀、叛亂以及起義。這就導致了1937年7月2日的政治局法令(《反蘇綱要》)的誕生，這一法令授權所有第一秘書逮捕那些已經回到他們所管轄區域的“富農和罪犯”，他們有權擊斃這些人中最危險的那部分并將剩余的人員流放至其它地區。

　　內部叛亂與外部勢力(日本與西西伯利亞)有組織的聯合在一個多月前發生的圖哈切夫斯基事件的背景下發生。在這種情況下，紅軍最高指揮官被控與外國勢力勾結，試圖推翻蘇聯政府。軍事指揮官的忠誠度受到嚴重質疑——正如我們現在所知，事實也的確如此。

　　內務人民委員會似乎是當時蘇聯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事情的真相一開始并未特別清晰，直到后來葉若夫自己與外國勢力密謀推翻政府以及黨的領導，同時他還動用大量無辜的人們來煽動不滿。

　　接下來的一年多里，斯大林接到了從全國各地蜂擁而至的關于密謀與叛亂的報告。這些報告有很多已經在俄羅斯公開發表過了。毋庸置疑，還有更多的報告在整個前蘇聯時期都被封存于蘇聯檔案室并未公之于眾。根據參與編譯了這些寶貴文檔集的一位反斯大林研究人員(Khaustov)聲稱，斯大林竟相信了這些報告。

　　對于那些意識形態里反共的研究人員而言，將這些大屠殺視為斯大林的計劃以及意圖很重要。當然，Khaustov很誠實，因為他承認所有的證據并不能證實這一點。

　　這里很重要的一點是Khaustov承認葉若夫的確謀劃了一場大陰謀，他也承認斯大林的確是被葉若夫欺騙了。Khaustov承認斯大林是秉公行事，不過他是在聽取了葉若夫呈供的證據的基礎上秉承的，而這些證據大部分卻又是不真實的。在我們當前獲得的葉若夫的懺悔錄里，他也承認了自己的罪狀。

　　3. 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何為真相

　　在1939年9月蘇聯并未入侵波蘭

　　事實上在1939年9月蘇聯并未入侵波蘭。然而，“蘇聯入侵波蘭事件”仿佛已經在歷史中根深蒂固，至今我還未找到用英文記載的歷史書里有關于這次事件的正確報道。

　　蘇聯與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從未結盟

　　當然，蘇聯從來都不是納粹德國的盟友。《蘇德互不侵犯條約》(M-R條約)僅僅只是一項互不侵犯條約，而不是一個任何形式的聯盟。蘇聯與希特勒統治的德國是盟友這一說法被人們反復說道，卻從未有證據能夠支撐這一說法。完整的協議文本可以在網絡上搜尋，文本其實很簡短，任何看過文本的都知道根本沒有任何所謂的結盟。

　　M-R條約的秘密協議未曾計劃對波蘭實施任何形式的劃分。蘇聯當然想要保護自己的國家——所以它也得保持波蘭的獨立。

　　這里的關鍵點在于如果波蘭軍隊被打敗，那么軍隊和政府都得撤退至蘇聯利益線以外而另外尋求庇護所，因為希特勒同意在波蘭的駐軍不會越過這條線。在那里，波蘭軍隊與政府能夠同德國和平共處，而波蘭國家也能夠繼續存活。

　　蘇聯這樣做并不是出于對反共反蘇的波蘭的任何情感，因為當時波蘭已經迅速淪為法西斯了。只是蘇聯需要一個波蘭政府——或者說任何波蘭政府用以作為蘇聯與納粹軍隊之間的緩沖。波蘭人民自己對政府的背叛徹底打亂了這一計劃。

　　蘇聯并未入侵波蘭——這在當時是盡人皆知的

　　我們要如何才能了解關于事件的解讀是否正確呢? 1.

　　波蘭政府沒有對蘇聯宣戰。 2.

　　波蘭最高指揮官命令波蘭士兵不要對抗蘇聯，盡管他命令他們繼續對抗德國。 3.

　　波蘭總統于9月17日在羅馬尼亞被囚禁，這就默認了波蘭政府不復存在。 4.

　　羅馬尼亞政府默認波蘭政府不復存在。 5.

　　羅馬尼亞與波蘭簽署了對抗蘇聯的軍事協議，但是羅馬尼亞沒有對蘇宣戰。 6.

　　盡管法國與波蘭簽署了共同防御條約，但是其沒有對蘇宣戰。 7.

　　英格蘭從未要求蘇聯撤離其在白俄羅斯西部以及烏克蘭西部的軍隊(白俄羅斯西部以及烏克蘭西部都曾是波蘭領土，不過在1939年9月17日以后被紅軍占領了)。相反，英國政府認為這些領土不應該是未來波蘭政府的一部分。 8.

　　國際聯盟認為蘇聯并未入侵其任一成員國。 9.

　　所有國家都接受了蘇聯保持中立的宣言。

　　1958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George Ginsburgs教授發表了一篇調查波德戰爭中蘇聯宣布保持中立的文章。在參照了國際法以及當時相關方面的陳述之后，Ginsburgs教授認為蘇聯的確是持中立態度，而且其中立態度得到了國際方面的認可。

　　波蘭國家解體

　　沒有了政府，那么在國際法的框架下波蘭作為一個國家將不復存在。波蘭民族主義者否認了(更多時候是忽視)這一事實，因為他們覺得這樣太不方便了。那些反共主義者也普遍否認了這一事實。

　　在國際法框架下蘇聯的立場是有效的

　　1958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Ginsburgs教授曾在《美國國際法雜志》上發表過一篇文章，他指出蘇聯關于波蘭不復存在的聲稱基本合理：

　　事實上，人們很容易接受波蘭政府無法再有效行使國家權力這一說法。那么在這種情況下，蘇聯關于加利西亞東部實際上是不屬于任何人的領土這一說法就可能合理，還有可能被證實。

　　Ginsburgs寫到：

　　理論上，與波蘭相比，蘇聯對合并領土擁有更好的索求權(當然這得在民族自決原則的基礎上，并且考慮地區的人口組成)。因為盡管蘇聯權利的由來有賴于有效性存在爭議的平民表決，波蘭的權利則源于直接的部隊行動與軍事征服(與民族自決的概念基本沒有任何聯系)。

　　4. “卡廷慘案”：何為真相

　　反共主義者聲稱關于“卡廷慘案”問題已經達成了歷史共識，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對于“蘇聯應該為槍擊事件受到指責”這一說法反共主義者全然接受，并且他們要求其他人也這樣做——否則的話，他們將辱罵別人。

　　在正常的歷史討論中，列出專家之間的爭端與分歧是非常有必要的。然而對于卡廷慘案來說，卻恰恰相反。“蘇聯所為”論的支持者通常都拒絕承認他們所反對的觀點。或者在一些情況下，他們會侮辱貶低那些認為“并非蘇聯所為”的人或者將這些人稱之為“共產主義者”。這不是學術而是政治宣傳——共產主義者不可信而包括德國納粹在內的反共主義者可信。在這種情況下，承認并參與討論這一爭議實際上已經意味著黨派宣言了。

　　關于“卡廷慘案”歷史爭端唯一客觀的解決方法就是首先得承認這一爭端是的的確確存在的。

　　各處的反共主義者(當然也包括俄羅斯國內的)都全然接受“蘇聯人擊斃了所有波蘭人”這一說法，他們也認為1943年的納粹報告除了其中的反猶言論外都是真實的。而實際上“德國人擊斃了所有波蘭人”以及1944年蘇聯布爾登科的報告才是真實的，這些觀點則被共產主義者、擁共主義者(托洛斯基主義者除外)以及許多俄羅斯民族主義者接受。

　　1990年至1992年間，戈爾巴喬夫以及葉利欽都聲稱斯大林時期蘇聯領導確實擊斃了波蘭人，這實際上證實了反共主義波蘭民族主義者的所有細節。1992年葉利欽向波蘭官員呈遞了“1號機密文件”復印件，如果該復印件真實的話，那么蘇聯罪狀將無可置疑。

　　從1995年開始，俄羅斯研究人員就開始爭論認為這些文件是偽造的。也就是從那時開始對于這些文件的分析(主要由反對卡廷慘案官方說法的研究人員開展)就一直在持續，并且變得越來越詳細、越來越復雜。但是早在這之前雙方立場就已經非常強硬了。對于那些認為蘇聯有罪的人而言，少數會因為新的證據而改變他們的觀點。我認為自己就是“少數人”中的一員，因為我改變了自己的觀點，由先前的“蘇聯所為”主義者變為了一個不可知論者。

　　烏克蘭遺址

　　2010年以來，一些尤為重要的證據開始涌現，而這些都使得人們對卡廷慘案的“官方說法”產生了有史以來最強烈的質疑。在烏克蘭弗拉基米爾沃倫斯基，波蘭以及烏克蘭考古學家都發現證據表明人們一直堅信的“至少有兩名波蘭警員在1940年4月或5月被蘇聯人擊斃于俄羅斯的卡里寧或卡里寧附近(今天的特維爾)”并非事實，事實是他們是在1941年下半年(法西斯入侵蘇聯后)被德國以及他們的烏克蘭民主主義盟友謀殺的。僅這一事實就推翻了“卡廷慘案”的“官方”說法。

　　這些發現表明關于“卡廷慘案”的歷史儼然已經變得非常腐敗。對于兩名波蘭警員徽章的發現無疑是弗拉基米爾沃倫斯基遺址最重要的發現，因為之前人們一直相傳這兩名警員是被擊斃，且在16個月或更久以后被埋到七百英里以外的。這是自2010年10月“偽造證據”被披露以來關于“卡廷慘案”最重要的進展了。但為何事件沒有得到其應該得到的關注呢?毋庸置疑，因為波蘭以及烏克蘭強大的政治力量并不希望事件得到公開——因為這會使得人們開始質疑蘇聯的罪狀。

　　因此，事件的發展被人為掩蓋。波蘭考古學家的報告里只提到了其中一名警員的徽章。而此次提及也僅僅只是隱藏在腳注中——這樣看來簡直就是加密參考(其與卡廷慘案的聯系就顯得異常隱晦了)，如此一來，就只有那些對于卡廷慘案非常熟悉的人們才能理解其中的聯系。而更為有甚的是烏克蘭考古學家的報告里從未提及有這樣一項發現。

　　事實上，他們對于事件的掩蓋早在這之前就開始了。關于文件的“偽造草案”在2010年10月就已經被揭示，杜馬代表Viktor Iliukhin還將此番揭示記錄上呈至俄羅斯國家杜馬。但是這戲劇性的故事幾乎被所有俄羅斯主流媒體排除在外。俄羅斯以外的大眾媒體完全忽略了2010年關于文件的“偽造草案”的發現，而波蘭以及烏克蘭以外的大眾媒體則全然不知在弗拉基米爾沃倫斯基的發現。

　　有足夠的證據表明OUN(烏克蘭民族主義)勢力參與了在弗拉基米爾沃倫斯基對受害者的大屠殺。與此同時，OUN在烏克蘭西部是久享盛名的。弗拉基米爾沃倫斯基甚至有以OUN領導人Stepan Bandera命名的街道。Stepan Bandera同時還是位納粹勾結者，他的手下參與了當地的大屠殺。

　　在“卡廷慘案”中蘇聯的罪狀實際上構成了1990年后波蘭民族主義的本質。波蘭將“卡廷慘案”變成了紀念受害者反共反俄的活動。波蘭政府花費了數億美元來修建了數百座關于“卡廷慘案”的紀念碑和紀念館。針對“卡廷慘案”舉行了成百上千的紀念儀式，其中一些規模還很大。同時由于許多學者的共同努力，關于這一事件還有數以百計或千計的出版刊物。波蘭所有學校都有教授慘案的“官方”說法。除了反共主義主題外，“卡廷慘案”能夠保持生機是因為其被視為擊敗俄羅斯的武器，因為俄羅斯是蘇聯的延續。波蘭仍然堅持長期斗爭，目的是使人們認為“卡廷慘案”就是“種族屠殺”，使俄羅斯向受害者家庭支付賠款。

　　但是現在我們知道沒有所謂的“卡廷慘案”——沒有關于這一系列事件的單一的線索鏈表明蘇聯人擊斃了所有的波蘭戰俘。但是波蘭、烏克蘭以及反共主義者都不愿意承認這點。他們更加不愿意他們的國人或者世界人民懷疑蘇聯在卡廷慘案中的罪狀。

　　“卡廷慘案”是個令人著迷的歷史難題。任何類似的事件(比如美國歷史)都會在很早之前引起廣大專業的以及業余的研究人員的廣泛關注。但是在波蘭，任何對于“卡廷慘案”“的“官方”說法(蘇聯所為論)的質疑(哪怕是一分鐘)都是禁忌。這就導致了對于事件的掩蓋以及否認。

　　何為真相

　　盡管在弗拉基米爾沃倫斯基的發現明確反駁了卡廷慘案的波蘭“官方”說法，但他們并沒有告訴我們到底發生了什么。與我們現在掌握的證據最密切貼合的假設是，德國以及(或者)他們的烏克蘭民族主義盟友擊斃了大部分波蘭戰俘。

　　因此可能根本就沒有歷史上所謂的“卡廷慘案”。波蘭戰俘、官員以及其他人可能是在其它他們遺體未被發現的地方被殺害的(隨著幾年前弗拉基米爾沃倫斯基遺址被挖掘，人們得出了這一結論)。

　　有可能關于這件事我們不會有更多進展了。因為波蘭和烏克蘭(目前還包括俄羅斯)都不希望找到任何會讓人質疑卡廷慘案“官方”說法的證據。

　　5.華沙起義：何為真相

　　1944年7月31日，波蘭家鄉軍指揮官科莫羅夫斯基將軍(他當時忠于流放到英格蘭的波蘭政府)下令在華沙發動起義來反抗德國占領軍。1944年8月1日至10月2日的華沙起義對于在武器和人員都處于絕對劣勢的城市黨派力量來說是毀滅性的失敗。至少有17000名反叛分子被殺害，但是德國及其盟軍殺害了大約20萬華沙平民并摧毀了60%的城市建筑。

　　從軍事上來說起義是對德國的直接對抗，但在政治上卻是針對蘇聯的，尤其是波蘭軍隊與紅軍的結盟(波蘭軍隊與人民軍隊間的結盟)。起義是正處于流放狀態的波蘭政府的“操作風暴”的一部分。該計劃的目的是等到紅軍進入白俄羅斯西部與烏克蘭西部就在波蘭城鎮奪取政權。1921年波蘭通過軍事手段從蘇聯手中奪取了這些地區，但在1939年波蘭戰敗且被蘇聯白俄羅斯及烏克蘭加盟共和國吞并后又被蘇聯重新奪回。直至20世紀90年代初波蘭流放政府仍堅持認為這些土地是波蘭的一部分。

　　“操作風暴”旨在讓蘇聯政府意識到承認波蘭流放政府或者逮捕其授權代表的必要性，這樣蘇聯就不得不承認自己是征服者而不是解放者。按照計劃，鎮上的波蘭家鄉軍得等到紅軍從德國人手中解放小鎮之際，這樣在德國軍隊撤退與紅軍到來的間隙之間，波蘭家鄉軍就去占領政府大樓。當紅軍抵達之時，波蘭家鄉軍會以合法政府以及流放政府授權代表的身份去迎接他們。當紅軍將其轟下臺并讓自己的波蘭軍隊取而代之，波蘭家鄉軍就會將情況告知流放政府，再由流放政府向同盟國提起正式抗議。按照一般推測，同盟國會向蘇聯政府提出抗議。

　　沒有人認為波蘭家鄉軍以及華沙地區的其它黨派力量有能力打敗德國及其盟軍力量。這些盟軍力量在不同時期可能包括五支坦克師的部分或全部力量。這五支坦克師包括納粹黨衛軍、德國第九軍、第29納粹黨衛軍擲彈師的一個連隊、以針對平民的暴行而臭名昭著的“特遣部隊”以及很多哥薩克以及由蘇聯反共主義者發展起來的其它勢力。這些勢力獲得了斯圖卡俯沖轟炸機和梅塞施密特戰斗機的支持。

　　起義成功的唯一機會是指望紅軍將德國軍隊打敗并將其驅逐出城。然后波蘭家鄉軍希望以最少的兵力來對抗撤退的部隊并占領華沙地區，這樣紅軍也只好面對既成事實。

　　波蘭家鄉軍領導人開始推卸責任，還是在起義的時候他們就已經將責任推給他人。最開始他們試圖指責英國人。后來他們決定將所有的錯誤都拋給蘇聯，盡管事實是起義最開始就是針對蘇聯的。如果說科莫羅夫斯基對于一個人沒有進行責備，那就是他自己。但是許多其他的波蘭人，包括反共主義者以及他自己的波蘭家鄉軍成員都在責備他，并且他們現在仍然指責他。

　　結束語

　　反共主義“學者”擁有足夠的資源供其研究所用，包括圖書館、檔案館以及他們背后資本主義國家的資金，那么如果真有所謂的“斯大林主義罪行”，他們不可能沒有找到相關的證據。

　　像耶魯大學Timothy Snyder教授這樣的專業反共主義學者一直重復的都只是謊言而沒有其它實質內容就是沒有所謂的“斯大林主義罪行”的最好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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