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蘇聯解體的另一種探索與求證

　　——《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制的終結》讀書心得

　　《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制的終結》一書由兩位美國人合作撰寫。其中，大衛·科茲是美國馬薩諸塞州立大學阿姆赫斯分校的經濟學教授，弗雷德·威爾則是常駐莫斯科的媒體人，兩人都高度關注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演變，并曾親歷1991年蘇聯解體的全過程，該書是兩人長期觀察、思考和研究的產物。

　　蘇聯解體之后，學界涌現了大量分析解讀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著作，其中占主流地位的觀點認為，由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內部矛盾引發的經濟崩潰導致了蘇聯解體。而該書的價值在于，它以獨到的觀察視角，并且以經濟學意義上嚴格的數據分析為基礎，得出了另外一種結論：蘇聯的解體，是因為它的體制“被它自己的大多數精英拋棄了”，“當許多原蘇聯黨—國精英最終認識到不值得為這一政權制度奮斗并且放棄奮斗的時候，這一政權制度也就倒臺了”。因此，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失敗，從根本上來講，不僅是經濟方面的原因，更是意識形態領域“來自上層的革命”所導致的。

　　該書最初于1997年面世，當時贊同書中結論的人寥寥無幾，因為把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歸結為經濟崩潰的人占據著壓倒性的多數，并且時間的長度尚且不足以讓人們從更深刻的角度，對這一震撼性的歷史事件進行反思。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該書的觀點逐漸獲得了越來越多人的關注和認可，這也是該書能夠不斷再版的重要原因。下面我從四個方面對書中的觀點進行介紹和分析。

　　一、經濟崩潰并非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

　　書中首先對“蘇聯體制”進行了結構性分析，認為蘇聯體制的實質是“國家社會主義”，這種體制包括了兩個方面的基本架構：在經濟上，全部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通過計劃手段調節經濟運行;在政治上，實行高度集權，權力滯留于把控制度的最高層，由少數“黨—國精英”壟斷政治權利。由此決定了，蘇聯的國家命運操縱在“黨—國精英”的手中，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受政治精英的意志擺布。該書以翔實的經濟數據為基礎，較為客觀地分析了蘇聯體制。

　　一方面，這種經濟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權的體制推動了蘇聯工業化進程，使蘇聯以近乎奇跡的速度從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了現代化的工業國家，并且在戰后實現了經濟的迅速復蘇，“1950年的工業產值就超過了戰前的水平。隨后幾十年，蘇聯經濟一直增速迅猛”，在1928—1975年間，不考慮戰爭的因素，蘇聯經濟的整體運行情況是良好的，并且運用政治手段實現了甚至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很難做到的“充分就業、個人經濟有充分保障、收入分配相對平等”，有效保障了政治穩定。

　　另一方面，蘇聯體制的弊端也很突出，主要表現為：過分集中和僵硬的計劃經濟體制使農業基礎薄弱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輕重工業的比例嚴重失衡，消費品持續短缺，企業缺乏生產和技術創新的積極性;在政治體制上，等級森嚴、官僚氣息和特權意識濃厚的精英統治模式使官員熱衷于對上巴結討好、依附投靠，在爾虞我詐的權力斗爭中耗盡心機，對具體工作、對群眾的愿望與需求知之甚少。并且更為嚴重的問題在于，這種政治體制培養、選拔出來的高層領導干部不再是具有堅定共產主義信仰和社會主義信念的人，而只是一些政治投機分子和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都是注重實際的，而不是執著于某種意識形態。他們之所以加入共產黨，是因為入黨對他們在職務上的提升有好處。他們受到激勵，不是由于獻身于某一意識形態，而是為了追求物質利益和權利”，而正是蘇聯“黨—國精英們”在意識形態上的匱乏、怯懦和動搖為蘇聯的解體埋下了禍根。

　　二、對蘇聯經濟問題的反思

　　該書雖不認為經濟崩潰是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但并不回避蘇聯后期出現的經濟問題。1975年以后，由于經歷長期高速增長后必然要面對經濟轉型，以及國際經濟形勢出現了對蘇聯不利的變化，蘇聯經濟出現了停滯，而這種停滯使蘇聯經濟體制的弊端較為充分地暴露出來。“在發展的早期階段曾經如此有效的、如此迅速地實現各種相對簡單的目標的高度集權的計劃體制，在這個新的階段，已經不夠靈活、不相適應了”，甚至于這種體制“已經招數使盡，無力為蘇聯提供快速的經濟增長了”。而后，隨著經濟快速增長的終止，蘇聯體制長期存在的問題都變得尖銳起來，使得重大改革提上議事日程。但在蘇聯的政治體制下，由于少數“黨—國精英”壟斷了政策制定的權力，把持著決定國家命運的絕對話語權，他們對改革的認識和態度就顯得極為重要，但由于這些蘇聯命運決定者們在意識形態問題認識上的極端匱乏和松懈，他們不僅不能帶領國家克服發展中的困難，而且最終葬送了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權。

　　蘇聯經濟走向停滯的開端，正是勃涅日涅夫執政的后期，此時，整個蘇聯高層彌漫著固步自封、貪圖享樂的暮氣，“任何微小的改革都是不可能的”，“高層官員們的職務實際上是終身的，哪怕是在他們并不干事的時候。腐敗四處蔓延，而且得到領導層的容忍”。這表明，蘇聯的政治權貴們在意識形態方面已經放棄了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信念和追求，這些人雖然形式上還是共產黨員，但實質上已經蛻變為與人民利益為敵的特權階層，而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則淪落為他們謀取私利的工具。正是在這些意識形態上已高度“去共產主義化”、“去社會主義化”的“黨—國精英”的決策和領導下，蘇聯于經濟停滯之后坐失了十年的改革良機，為后來的政權解體埋下了致命性的伏筆。

　　三、如何看待戈爾巴喬夫的改革

　　該書認為，戈爾巴喬夫執政后，倉促出臺改革政策，并且一開始就與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馳。“戈爾巴喬夫掌權后的第一個重大變化不是發生在經濟領域，而是發生在文化領域和個人權利自由的思想領域”，這就是所謂的“公開性”政策。“公開性”使蘇聯知識分子獲得了表達的自由，也表現得最為激進和親資本主義，因為這一群體中的很多人要么是被西方的虛假宣傳誤導，要么就是被西方的各種研究基金收買了，“對任何形式的社會主義信仰都在知識分子當中迅速地消失了”。被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所控制的媒體肆無忌憚地否定蘇聯的歷史、丑化蘇聯的領導人、抹殺蘇聯經濟社會建設的成就，甚至連主流報刊都改旗易幟，成為西方意識形態對蘇聯發起猖狂進攻的幫兇。面對如此嚴重的事態，任何頭腦清醒的領導人都一定會拼盡全力扭轉局勢，但是，當作為黨內第二把手的利加喬夫不斷警告戈爾巴喬夫“媒體已落到反對社會主義的人的手中”的時候，戈氏的反應卻是處之泰然、放任不管。這說明，在這位蘇聯最高領導人的心目中，對于意識形態斗爭的警惕性已經喪失殆盡。

　　該書把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歸納為“思想文化領域——經濟領域——政治領域”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依次遞進的過程，也就是蘇聯的“黨—國精英們”在意識形態上全面潰敗和徹底轉向的過程。“公開性”在蘇聯廣大民眾當中制造了極大的思想混亂，同時也進一步動搖了蘇聯“黨—國精英們”本就不堅定的政治信念，使大量的高級干部從維護和擴大自己的利益出發，強化了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認同。由此，也就注定了蘇聯經濟改革必然失敗的命運。戈爾巴喬夫所任命的官員與專家以徹底的自由資本主義立場主導經濟改革。他們公開宣稱：“也許我們需要一個非共產黨的政府，只有這樣的政府才能勸說國家付出引進一個真正市場的代價。”連戈爾巴喬夫本人都聲稱，“沒有什么能夠阻止我們把國有企業轉變成聯合股份公司”，類似于休克療法的“500天計劃”要求迅速建立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自1990年秋季后，私有化已經成了官方政策”。

　　該書一針見血地指出：正是這種在自由主義思想主導下的、與社會主義本質相背離的經濟改革造成了蘇聯嚴重的經濟危機，1990年到1991年，蘇聯出現了其建國史上的首次經濟緊縮。因此，該書認為，把經濟崩潰說成是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是倒果為因。真實的情況是，嚴重偏離社會主義路線的“經濟改革導致了經濟混亂，而經濟混亂又反過來破壞了社會主義的改革事業”。在經濟領域的一片混亂中，相當一部分“黨—國精英們”利用手中的審批權大肆進行尋租，從事利潤豐厚的出口貿易，很快形成了私人資本主義集團，其經濟成分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質變。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由這些人鼓吹和推動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會帶給蘇聯體制致命一擊。該書告訴我們，“黨—國精英中起決定作用的那一部分人，從懷疑改革很快就轉變到以極大的熱情擁護激進的改革——以資本主義來取代社會主義”。因此，蘇聯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必然導致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并直至宣布蘇聯解體。蘇聯解體的前夕，蘇聯“黨—國精英們”的政治信念已經徹底崩盤。“在蘇聯上層社會中幾乎沒有人支持社會主義制度”，資深的領導干部以一種徹底投機主義的立場解釋他的信仰：“我當然是一個共產黨員，但是，我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所以也就不難解釋，為什么當97%的蘇聯公民選擇保留國家的時候，“黨—國精英們”卻毫不猶豫地選擇背離人民的意志，親手埋葬了蘇聯政權。

　　四、問題和啟示

　　可以預見，對蘇聯解體這一20世紀后期重大歷史事件的反思將會一直持續下去，并且會以各種不同的觀察角度和立場來加以表達。讀了這部由具有非共產主義傾向的西方學者寫出的書，我們不能不警醒和反思一個問題：蘇聯解體的慘痛教訓對我們今天加強意識形態建設有什么樣的啟示意義?

　　蘇聯作為稱霸一時的超級大國，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在其瞬間解體的背后，是蘇共意識形態工作的長期弱化與廢弛，以及由此決定的干部培養和選拔標準的嚴重扭曲和異化。因此，雖然長期面臨西方世界的敵對與圍剿，但蘇聯的解體根本上卻是由意識形態領域的決堤所造成的。正是這種“靜悄悄的革命”長久侵蝕，最終從內部摧垮了蘇聯體制。

　　當前，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正在加速崛起的世界大國，中華民族與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距離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國自己不亂，其他國家不可能搞亂中國。而蘇聯的前車之鑒告訴我們：一個興盛的社會主義大國，最容易引起內亂的因素來源于意識形態陣地的不穩定、不堅固，這個因素如果不從根子上消除，再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力量都可能無用武之地、于頃刻潰不成軍。蘇聯的慘痛教訓警示我們：中國共產黨作為當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要充分認識到意識形態工作的極端重要性，一時一刻、一絲一毫都不能弱化意識形態的陣地意識。在這個過程中，要持續抓好、不斷加強對黨員干部尤其是高層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堅定和純潔黨員干部隊伍的共產主義理想和社會主義信念。要堅持干部培養和選拔中的思想政治標準，在高層干部的選拔任用中要實行意識形態問題一票否決制。要善于辨別和防范西方國家對我國各種渠道與方式的意識形態輸出和滲透。只有堅持正確的指導思想，高度重視并不斷加強意識形態建設，才能以意識形態的陣地鋼鐵長城，確保社會主義事業的長治久安。

　　(作者：云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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