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界：“政府與報紙分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戰敗，GHQ(General Headquarters的縮寫，系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雖打著聯合國軍的旗號，實際以美軍為中心開展活動)宣布占領日本。同年9月19日，GHQ發布《日本出版法》(Press Code)，并于9月24日發布“政府與報紙分離”命令。由此，日本報紙從政府管制下獨立出來，進行自由的新聞報道。而在二戰時期，日本媒體受政府嚴格管制，如同盟通訊社即代表日本政府和軍部，其主要活動經費由政府提供。戰后，“政府與報紙分離”指令發布約一個月后，同盟通訊社宣告解散;二戰時期主管輿論的情報局也于同年12月宣告解散。

　　GHQ占領日本后，特別重視媒體作用，并將其置于直接控制之下。具體通過兩個層面實現：一是民間審查部(Civil Censorship Detachment，CCD)開展的輿論審查活動，二是民間情報教育局(Civi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Section，CIE)對日本媒體的領導。民間審查部主要依據GHQ頒布的《日本出版法》和《日本廣播法》之規定(如“不準發布針對聯合國的虛假或批判類報道”)開展活動;民間情報教育局將清除日本軍國主義和推動民主化作為核心工作，其使命是對GHQ的信息傳播和教育政策進行宣傳和啟蒙。

　　自此，日本媒體界民主化的大幕拉開。在各大媒體內部，很多人主張清算二戰時期給政府和軍部提供支持的報社資本家和經營者。日本三大報(《朝日新聞》《讀賣新聞》《每日新聞》)內部甚至出現了不小的騷動。影響最大的騷動發生在《讀賣新聞》，其社長正力松太郎起初拒絕辭職，并揚言辭退鬧事分子，但最終于12月辭去社長職務并被迫承諾實行報社內部民主化。《朝日新聞》起初并未打算進行民主化改革，但受《讀賣新聞》事件的影響，意識到僅通過一個社論(8月23日，《朝日新聞》發表了為其戰爭責任進行辯護的社論，并向讀者道歉)來了結戰爭責任，顯然已行不通了。《朝日新聞》內部要求村山長舉社長辭職的呼聲高漲，最終演化為報社干部被迫集體辭職。《每日新聞》的社長和主要干部在日本戰敗后集體辭職，可謂是未爆發騷動的“無血革命”。

　　出版界：分配股權 瓦解財閥

　　出版界對戰爭責任的追究比報界晚了數月，于1946年1月進入高潮。二戰時期，講談社出版的雜志種類多、發行量大，其用紙量曾一度占全日本雜志的半壁江山。在其發行的雜志中，尤以軍隊機關雜志和煽動軍國主義的雜志居多，并在二戰時期擁有巨大影響力。因此，講談社自然成為出版界首當其沖被清算的對象。

　　在日本，多數出版社的股份由創業者家族所有，家族專制主義經營方式占多數，加之多數出版社規模較小，員工人數較少，故難以形成有影響力的工會組織。因此，出版界清算戰爭責任的主要表現在：出版社干部辭職、股份再分配、員工參與經營活動等。在報界的清算活動中，不同報社之間相互影響較深。而在出版界，各出版社的清算活動雖也相互影響，但并未形成出版界的整體聲音，基本上是出版社內部爆發、內部形成決議、內部解決。當然，也有個別出版社的清算活動引起了全國關注，但畢竟是少數和例外。

　　實際上，出版界的民主化活動主要由日本出版協會等業界團體推動。在影響力方面，出版界的社團影響力遠高于報界。其主要原因在于，二戰期間及戰后，日本出版協會牢牢掌握著雜志印刷紙張的配給權限。在印刷紙張缺乏時期，報界一般不通過業界團體而直接經由本報社克服用紙問題;與此不同，出版界的業界團體牢牢掌握紙張的分配權，即便是規模較大的出版社也要看其臉色。最終，日本出版協會整頓委員會向講談社等七家出版社下發了民主化命令，并得到了很好的執行。

　　以講談社為例。野間社長辭職的同時，其家族所持股份降至三成以下，大部分股份分配給一般職員。日本出版協會整頓委員會還下達包括“當前所有雜志均要停辦”的命令。不過，對出版社來說，停辦雜志等同于停業，所以講談社并未完全遵從，只停辦了《現代》、《講談俱樂部》兩本雜志。縱觀講談社的民主化改革，其實質是瓦解出版界財閥。另外，影響力稍弱的主婦乃友社、家光協會等出版社的改革雖難以比肩講談社，但比報界改革要深入、徹底。

　　廣播電視界：向民眾傳播“戰爭責任意識”

　　當時唯一一家廣播電視媒體是日本放送協會(NHK)。NHK在創立之初即是政府媒體，在二戰時期充當日本軍部宣傳機構的角色。二戰期間，NHK沒有獨立的報道采訪體系，只是機械地播放同盟通訊社的新聞，成為向受眾傳播法西斯主義的工具。NHK沒有獨立的人事權，其人事由通訊院決定，其工作人員缺乏應有的意識和覺悟。因此，NHK內部并未出現追究戰爭責任的聲音、氣氛和舉動。

　　廣播處對NHK的機構和人事進行了大幅改革，民間通訊局(CCS)也對NHK發布了改革指示。1946年1月，NHK成立放送委員會，高野巖三郎當選委員長。勞動者代表為荒畑寒村，婦女代表為加藤靜枝、宮本百合子，他們都是反法西斯勢力的放送委員，反映了GHQ反法西斯的強烈改革意圖。在節目制作方面，NHK也進行了空前的改革，試圖擺脫官方廣播電視的惡劣形象。NHK推出的很多節目讓日本國民耳目一新，“放送討論會”節目涉及天皇制等一系列政治性、社會性論題;“真相如此”(后改名“真相箱”)節目揭露了二戰時期日軍的種種暴行。這些都是二戰后期NHK頗具代表性的節目，旨在向日本民眾傳播“戰爭責任意識”。

　　新興媒體：GHQ大力培植的戰后輿論力量

　　談及戰后日本報界，就不能不提新興報紙。戰后日本大城市的報業市場主要由三部分組成：原有報紙(戰敗前已存在的報紙)、復刊報紙(1941年因《報紙事業令》被迫合并，戰后得以分離、獨立，并恢復使用以前的報頭報名)和新興報紙(戰后新創辦的報紙)組成。戰后，新興報紙大量加入市場，1945年12月到1946年10月間，新興報紙上升至180家。他們的紙張均由報紙紙張分配委員會配給。當時，原有報紙僅83家，相比之下，新興報紙的快速發展令人驚嘆。

　　新興報紙的涌現，得益于GHQ的重視和培植。新興報紙的記者普遍認為，原有報紙是“犯罪報紙”，戰后新時代屬于新興報紙。因新興報紙沒有歷史包袱和牽絆，GHQ對其寄予厚望。日本戰后的第一份新興報紙，是同盟通訊社原編輯局長松本重治于1945年12月創辦的《民報》。該報創刊后立場新銳、論點大膽，經常觸碰敏感話題，在日本報界首次公開討論天皇制的存廢，并在社論中涉及天皇是否應認定為戰犯以及逮捕天皇等問題。同時，該報總編輯長島又男在接受CIE采訪時表示，該報與任何外部勢力均未有合作關系，其能支持的政黨只有社會黨和共產黨。

　　積極推動媒體民主化的CIE對《民報》這樣的新興報紙寄予厚望，而比《民報》更受重視的是《赤旗》。這份報紙在二戰前曾發行過，嚴格意義上說是一份復刊報紙;不過其在戰前的合法發行歷史極短，因此也可將之視為新興報紙。《赤旗》長期呼吁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媒體活動，并認為這種活動能夠讓日本擺脫軍國主義色彩。

　　在出版界，1943年日本的出版社有4751家，因出版事業令，大量出版社被撤銷或合并，到1944年3月銳減至1199家。其后，受戰爭和經營形勢的影響，1946年日本出版社僅剩941家。戰后，日本出版社數量快速回升，1947年激增至逾3000家，1948年約為3500家。新創辦的出版社快速增加，其增加規模甚至超過了新興報紙。

　　在新興雜志中，最值得關注的是從美國引進的《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該雜志于1946年6月創刊后，刊登了大量與美國信息和文化相關的內容。因日本民眾對這些內容非常關注，其發行量快速超過100萬，遠超其他雜志。在這些美國雜志日本版的創刊和發行背后，盡管看不到GHQ的積極推動，但可以想見，正是考慮到這些介紹美國文化的雜志有助于推動日本的民主化，GHQ才允許其創刊發行。

　　在廣播電視領域，戰后誕生的新興媒體是于1951年9月投入使用的民間放送廣播。雖然經歷很多曲折，但GHQ從未放棄開放民間廣播的設想。與對新興報紙和新興出版社的期待相同，GHQ也對民間廣播給予了特別的關注。雖然NHK負有戰爭責任，但其在戰后依然占據壟斷地位，GHQ希望能有民間力量與之抗衡，民間放送廣播自然受到重視。

　　二戰結束后，日本媒體展開了為期半年的民主化和清算戰爭責任的活動，這些活動都是在CIE(Civi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Section的縮寫，系民間情報教育局)的支持下開展的。其間，各種改革方案紛紛出臺，如推動職員參與編輯和經營活動，促進媒體股權改革，推動創辦新興媒體，成立記者俱樂部等。騷動過后，《讀賣新聞》的很多改革措施成為其他報社效仿的典范。不過，到1946年，美蘇對立加劇，冷戰格局開始萌芽。CIE的很多干部紛紛被替換，其對日本媒體改革的指導和重視急轉直下，甚至開始抑制媒體改革。

　　CIE轉而打壓日本媒體工會組織

　　1945年末發生在《讀賣新聞》的騷動，讓工會組織獲得對報紙編輯的實際控制權，報紙內容出現一定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傾向。當時的馬場恒吾社長對此強烈反感，遂于1946年6月發布公告，決定開除編輯局長鈴木東民。此舉再次引發巨大爭論和騷動。在此前的騷動中，CIE堅定地站在工會組織一方，支持報社的民主化;而在此次騷動中，CIE則站在工會組織的對立面，轉而支持馬場社長，報社最終在10月解除了鈴木東民的職務。

　　與《讀賣新聞》類似，在《北海道新聞》和《西日本新聞》等影響力較大的地方報社內，工會組織的話語權一度得到提升。在《讀賣新聞》試圖開除鈴木東民并引發第二次騷動和爭議時，《北海道新聞》和《西日本新聞》報社內部都出現了聲援《讀賣新聞》工會組織的活動。但是，由于CIE的直接介入，這兩家報社的工會組織也潰敗而終。日本新聞通訊工會是日本各媒體員工加入的大型工會組織。1946年10月5日，該工會組織了聲援《讀賣新聞》工會的大罷工。不過，參加罷工的只有NHK、《西日本新聞》等15家媒體。最終，大罷工以失敗告終。

　　打壓日本媒體工會的主導者是CIE新上任的伊伯登處長。在《讀賣新聞》第二次騷動后，伊伯登開始壓制左翼媒體的活動。他主張媒體的編輯權應歸媒體的資本和經營者所有，并努力將這種理念滲透至日本各大媒體。1946年7月，伊伯登提議的日本新聞協會宣告成立，CIE通過其實施對新聞界的控制。日本新聞協會制定了新聞倫理綱領，但未提及編輯權問題。伊伯登對新聞編輯權的見解，也正是麥克阿瑟的觀點，日本報界甚至媒體界只能言聽計從。這無疑是對《讀賣新聞》第一次騷動成果的全盤否定，也是對GHQ(General Headquarters的縮寫，系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方針的大逆轉。

　　媒體的民主化改革有名無實

　　《朝日新聞》、《每日新聞》曾開展社長等主要領導的社內公開選舉，不過僅進行了一次。1947年8月至1948年6月，日本共發布19次開除公職令，351名公職人員被革職，其中，現役公職人員75名，另有9名因申訴而被撤銷革職處分。在被革職者中，多數革職原因是戰爭責任——麥克阿瑟并沒有忘記占領日本的初衷，那就是清算日本的戰爭責任。不過媒體的民主化到此宣告結束。不久之后，《讀賣新聞》的正力松太郎、同盟通訊社原社長古野伊之助、《朝日新聞》原副社長緒方竹虎等甲級戰犯嫌疑人紛紛擺脫戰爭責任，重歸社會。同時，媒體的股權改革也陷入停滯狀態。可以說，日本媒體界展開的戰爭責任清算活動，只持續了很短時間;媒體改革取得的成果，在20世紀50年代變得有名無實。

　　出版界的軌跡與報界相似。CIE對出版界的態度亦從支持民主化改革迅速轉而反對。二戰結束后，一些被解除職務的出版社領導相繼恢復職務;《講談俱樂部》等一度被認為有戰爭責任的雜志也得以復刊。

　　同時，CIE對新興報紙的扶植政策迅速降溫，用新興報紙制衡原有報紙的策略也發生改變。CIE分別于1947年和1948年實施了訂閱意向調查和訂閱方針調整，在GHQ的指導下，讀者可以自由選擇訂閱報紙，這個看似公允的政策，實際上加速了新興報紙的讀者流失和原有報紙的讀者回歸。在弱肉強食的市場原則下，新興報紙脆弱的經營基礎迅速瓦解，1947年末到1948年大部分新興報紙或被原有報紙收購，或宣布破產。

　　二戰結束后，GHQ針對日本媒體展開了嚴格的“事先審查”，日本各大媒體對此表現順從，很多媒體在編輯過程中充分考慮審查因素，因審查而遭受處分的事件逐年減少。于是，GHQ將“事先審查”改為“事后審查”。此后，各大媒體依然謹小慎微，進行積極而機敏的自我審查。為了討好GHQ，各大媒體對少數左翼陣營的新興報紙窮追猛打，直至迫使其停刊;有的大報則干脆收購這些左翼報紙。

　　媒體社團成GHQ統治日本的工具

　　眾所周知，麥克阿瑟巧妙地保留天皇制度方便了其對日本的統治。與此相同，GHQ也深刻意識到，通過媒體協會和社團，可以很好地實現對日本民眾的統治。因此，GHQ對媒體社團并沒有進行徹底的改造，而是試圖讓它們生存下來，為其所用。這些團體的總部設在東京，GHQ的信息、命令和要求可由此渠道快捷地傳達到日本全國。這樣一來，這些團體以及各地支部就成為GHQ統治日本的工具。

　　特別值得一提的便是記者俱樂部。記者俱樂部匯集了一批影響力較大的記者，他們將GHQ的新聞報道傳播到日本各地，滲透至各個階層。記者俱樂部與GHQ的這種合作體系在1948年到1949年前后逐步成熟。起初，GHQ曾表示要改革記者俱樂部，但只停留在口頭上，并沒有采取實際行動。GHQ的這種態度早已被日本媒體看透：記者俱樂部已成為GHQ的重要資源和渠道。

　　由于沒有追究相關團體的戰爭責任，于是各新聞團體只是修改名稱，以適應新的國家體制，而實質的活動并未發生變化。例如，日本新聞公社改名為日本新聞聯盟，最終定名日本新聞協會;日本出版會更名為日本出版協會。這些團體以前是日本政府的御用團體，而今改頭換面變成GHQ的御用團體。尤其是出版界，小規模的出版社居多，盛衰變化劇烈，對GHQ來說，直接管控難度很大，而通過行業協會和團體，達到改造日本之目的，可謂最便捷之道。

　　信息傳播的另一主體是受眾。在這個時期，日本受眾對媒體逃避戰爭責任相對寬容，更準確地說是不關心。讀者對媒體戰爭責任的清算，只在二戰結束后短暫爆發過。新興報紙對讀者的吸引力迅速減退，而原有報紙的影響卻逐年增強。讀者對媒體的態度“熱得快，冷得也快”，媒體對此早有掌握，并進行了巧妙應對。

　　總之，日本媒體和GHQ雙方對媒體戰爭責任的追究具有不徹底性和不明確性，而GHQ對日本的占領，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也宣告結束。日本朝著GHQ主導的方向邁進。

　　（作者系日本早稻田大學名譽教授；譯者：趙新利 系中國傳媒大學廣告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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