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著名歷史學家克羅齊說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今年是甲午戰爭120周年。國內發起的反思甲午戰爭的熱潮，很大程度上是與當前我國周邊安全環境惡化包括中日關系持續低迷密切相關的。

　　回想上一個甲午年，即1954年，當時的國內媒體，對甲午戰爭幾乎沒有什么反應，這也與當年的大氣候有關。60年前，新中國剛剛五歲，但已展示出無限的生機與活力。前一年，即1953年，中國人民志愿軍經過浴血奮戰，迫使美國簽訂停戰協定。當時的中國，雖然落后得很，但在國際上完全是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氣度。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所集中思謀的，乃是如何勵精圖治，發奮自強。其標志就是，1954年9月15日，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發出了《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的號召。在那種歷史情境下，甲午戰爭不過是當年昏聵無能的清政府自取其辱的歷史遺跡，而新中國就是在滌蕩舊時代的污泥濁水、掃除帝國主義一百多年來對中國侵略壓迫的基礎上誕生的。甲午戰爭那點“破事”，在當年，的確不值得熱議：一個朝氣蓬勃的新政府，在剛打贏一場震驚世界的戰爭之際，卻去反思發生在前朝的一場敗戰，也真的有點不合時宜。

　　但60年后的今天，人們突然發現，歷史竟然與120年前再次有了諸多相似之處。一則，日本于2012年不顧我國強烈警告，悍然宣布釣魚島國有化，導致中日關系嚴重倒退;二則，日本近年來擴軍備戰步伐加快，右翼勢力急劇抬頭，再次對亞洲安全與穩定構成挑戰;三則，美國高調重返亞太，實施其“亞太再平衡”戰略，我國周邊領土、領海爭端集中發酵。這些，都使得我們不得不增強危機意識。在這種大背景下，集體反思甲午戰爭之敗及其敗因，以避免重蹈歷史之覆轍，便可謂“事出有因”了。

　　問題在于，如何反思?反思什么?如果我們的反思，僅僅停留在痛惜當年的種種所謂“失誤”、或為北洋水師鳴不平，那就變成為清政府、為北洋水師招魂了;如果我們的反思，僅僅停留在悲悼當年的戰爭慘狀、哀嘆當年的戰爭結局，那就無異于揭開舊瘡疤再看一遍，捶胸頓足、飲淚泣血，皆無濟于事。真正有價值的反思，應該是破解歷史中那些反復出現、但并未在我們的思想上留下深刻烙印的失敗與成功的密碼，也就是說，要找出真正的歷史教訓。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我們將甲午戰爭放在中國近現代史的大視野下來審視。而在審視的過程中，又需要我們秉持一種進步的歷史觀與方法論。

　　筆者認為，對于120年前的甲午戰爭，站在今天的歷史緯度上，我們最該反思的有三條：其一，面對侵略戰爭，該戰還是該和?其二，甲午戰爭失敗的根本原因何在?其三，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打贏戰爭的最主要的依靠力量是什么?竊以為，搞清楚這三個問題，才算是抓住了甲午反思的根本。

　　一、戰和之爭——甲午戰爭反思的起點

　　對于任何國家或政治集團來說，當自身在軍事力量上處于弱勢地位，也并未作好充分的戰爭準備，但強勢的一方卻硬要將侵略戰爭強加到自己頭上時，面對的一個首要問題便是：求戰，還是求和?

　　這樣的情境在歷史上反復出現，主戰與主和的激烈爭論也隨之反復發生。主戰派與主和派皆有自己視為當然的充分理由。主戰派認為，對于這種強加于人、不可避免的侵略戰爭，無論勝敗如何，唯有奮起一戰，勝則反弱為強，敗亦無愧于社稷民心。主和派則主張，面對這種勝算少、敗算多的戰爭，委曲求全、隱忍妥協乃是上策。在主戰派看來，主和派殊少勇氣，更無半點氣節。而在主和派的眼中，主戰派就是一群只圖逞一時之快、但毫無戰略眼光的莽夫，用今天的時髦說法，“憤青”耳。

　　這樣的兩派、如此的爭論、兩種幾乎同樣針鋒相對的觀點，今天依然存在。戰與和，實在是我們在面對突如其來的侵略戰爭(或明目張膽地挑戰我們的原則底線)時，避不開也繞不過的首要問題。那么，對于戰、和兩派，對于兩派看起來都無法辯駁的理由，應該如何認識，這便成為我們反思甲午戰爭必須回答的基本問題。

　　要回答這一問題，若僅僅拘泥于歷史上那些庭爭面折式的道學之辯，則只能陷入那種“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意氣之爭的陳套。但若從中國近現代史這一大視野下進行解析，答案即再明白不過。

　　日本在近現代共發動過三次侵華戰爭。第一次即為甲午戰爭。始則主戰派占上風，一戰而敗，主和派執庭議之牛耳，最后割地賠款。于是乎，戰爭失敗的責任全推到主戰派“昧于形勢、輕率言戰”上。此后，一遇類似情勢，主和派皆以甲午之敗言事。

　　日本發動的第二次侵華戰爭，為“九一八事變”。蔣介石行不抵抗政策，東三省旋而淪陷。但日本之侵略野心并未就此滿足。在侵占東北后，日本繼續進犯上海、炮制偽“滿洲國”、占領熱河、策劃“華北自治運動”、覬覦綏遠，逐步擴大對中國的侵略。與甲午戰爭相比較，主和派“忍辱負重”的“善意妥協”并未使日本的侵華步伐有所止息，反而大大吊起了日本的胃口。就失地一項而言，“求和”政策的危害遠大于甲午年的“不惜一戰”。因此，這一階段的主和政策，既催發出日本下一階段全面侵華的野心，也喚起了國人普遍的抗日情緒，為此后全面抗戰時期主和派的失勢埋下了伏筆。

　　第三次侵華戰爭，就是以“盧溝橋事變”為起點的全面侵華戰爭。蔣介石乃迫于舉國上下的壓力，在戰、和之間，最終選擇了抗戰一途。但需指出的是，蔣介石的抗戰就總體來說，始終是消極的。

　　在蔣介石領導全民抗戰的過程中，他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都對日本存有和平幻想。1937年8月7日，蔣介石在國防聯席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講道：“有人說將滿洲、冀察明白的劃個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賂。劃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長城為界，長城以內的資源，日本不得有絲毫侵占之行為，這我敢做。可以以長城為疆界。”[1]也就是說，蔣介石的抗戰是有底界的，這個底界就是1939年1月，他在中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提出的，“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的方針。根據這一方針，蔣介石政府在1938~1940年秋這段時期內，同日本有過三次議和。這三次議和，皆以“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作為“底線”，對日謀求妥協。在談判中，面對日本方面提出的條件一步步升級，蔣介石及其代理人卻一味地單方面讓步，答應了一些非常無恥的要求。比如，對“滿洲國加派公使或大使”，締結特別協定;認可偽滿作為日本、中國的“保護國”;同意“討共”，“用密約辦理”;重慶放棄“抗日容共”政策，劃內蒙為“特殊地區”;可以華北和長江下游作為“經濟合作”地帶;承認共同開發中國資源、接受日本顧問“都是好事情”等等。直到1940年秋，蔣介石才中止以“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為條件的對日言和，擱置他原來已經同意親自與日軍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即將舉行的“長沙會談”，轉而決定采納“苦撐”的方針，寄希望于國際形勢發生變化。[2]

　　梳理這一段歷史，是想說明，對日本這樣一個近代史上崛起的最富于侵略性的軍國主義國家來說，奪取“滿蒙”、占領中國、進而稱霸亞洲、爭霸世界是其基本國策。而處于弱勢地位的中國，若想通過“和平”方式避免戰爭，唯一能夠滿足日本的，就是甘心情愿地做日本的殖民地。否則，任何不徹底的妥協讓步政策，都只能激起日本更大的征服欲望和侵略野心。這是那些主和派們不得不面對的鐵的事實，同樣也是主和派們不愿承認的殘酷的現實。因為，承認了這一點，主和派就將自動為自己貼上賣國、投降的標簽。但歷史事實就擺在那里，由不得主和派們不承認。

　　弄清了這段歷史，再來講道理，也就容易得多了。一切處于弱勢地位的國家或民族，在面對侵略戰爭時，如果不想當奴隸或奴才，那就只有以反侵略的戰爭來應對侵略戰爭。對于那些侵略掠奪成性的國家或民族來說，除此之外，那是沒有別的道理好講的。毛澤東在1939年6月《反對投降活動》一文中就明確地指出：“中華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歷來存在的劈頭第一個大問題，就是戰不戰的問題。自‘九一八’到盧溝橋事變之間，這個問題爭論得很嚴重。”“‘戰則存，不戰則亡’——這是一切愛國黨派和一切愛國同胞的結論;‘戰則亡，不戰則存’——這是一切投降主義者的結論。”[3]他還結合抗日戰爭兩年來的形勢寫道：“戰或不戰的問題，如今改成了戰或和的問題，但性質還是一樣，這是一切問題中的第一個大問題，最根本的問題。”[4]共產黨人選擇的自然是堅決抗戰。

　　不畏強暴、敢于反抗侵略和壓迫，這也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精神。古人云，有所為，有所不為。而在必要的時候，更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勇氣。也就是孟子所講，“道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在戰與和之間，我們陶冶出的，是中華民族的魂魄、中華文明的精髓，此即道義、正氣。這便是文天祥《正氣歌》里吟唱的：“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

　　從歷史上看，一切反動政府或反動的政治派別，當處于弱勢或自認為處于弱勢時，一遇到侵略戰爭，無一例外都高舉主和的大旗。南宋政權不就是偏安于江南、忘情于山水的典型嗎?好不容易出了一個岳鵬舉，趙構卻偏不容他，而縱容秦檜制造了一起“莫須有”的千古奇冤。即以近現代史為例，從清政府到北洋軍閥、再到蔣介石，對外都是主和。歷史已經證明，上述政府或政治派別，都是反動的、保守的，是漠視人民意志、違逆歷史潮流的。所以，它們也都被歷史無情地拋棄。

　　當然，這也并不是說，這些反動政府或政治派別的代表人物們，就真的甘愿做侵略者的奴才或奴隸。他們之所以不約而同地選擇一條主和的路線，是因為他們在政治上代表的是腐朽沒落的階級，他們在本質上是反人民的，因而就看不到勝利的曙光。這就帶出了甲午戰爭反思的第二個重大問題——甲午戰爭失敗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二、政治反動——甲午戰爭失敗的根本原因

　　在年初以來發表的那些大量有關甲午戰爭的反思文章中，一個重要的反思視角，就是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綜合一下，主要有如下觀點：

　　一是政治體制落后。羅援指出：國殤傷在政體上，體制落后必然挨打。[5]丁一平認為：洋務運動是不徹底的改革，是只改器物、不改制度的改革，是不觸及腐朽統治階級利益的改革，是半途而廢的改革。[6]

　　二是清政府腐敗。金一南指出：甲午之敗，腐敗使然。[7]丁一平認為：昏庸腐敗是戰敗根本原因。[8]肖裕聲說：腐敗與落后必然挨打。[9]羅援指出：腐敗不除未戰先敗。[10]

　　三是武器裝備不如人。羅援指出：強軍必強裝備，數量質量缺一不可。[11]

　　四是觀念落后。羅援指出：強軍必須創新，觀念落后滿盤皆輸。[12]皮明勇認為：在國民意識上，當時的大多數中國人心中沒有國家;在戰爭觀念上，中國的和平主義不敵日本的尚武主義;在海洋觀念上，中國的消極“海防”難敵日本的積極“海權”;在科技意識上，中國的守成與日本的創新形成巨大差距。[13]

　　當然還有其他的一些觀點，比如技戰術落后、沒有正確的海防戰略、情報能力差、不懂得借助國際法維護國家利益，等等。

　　這些觀點，從不同的角度看，各有其道理。但如果不能將這些原因梳理清楚，不明白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根本的帶全局性的、哪些又是細枝末節屬于局部性的，就很難將甲午失敗的原因講清說透。比如，技戰術落后、海防觀念陳舊、不會運用國際法等原因，這些都是近現代國家才注重的問題，以此來苛求120年前的清政府，那無異于對牛彈琴，各說各話。另外，上述提到的那些作者，對失敗原因都作出了比較深刻的闡發，不足的是，這些文章大多是泛泛而論，迄今很少有人在這些觀點中直接點出哪個才是最根本的原因(除了丁一平明確指出，昏庸腐敗是戰敗根本原因)。如果搞不清這一點，甲午反思就很難說是到位的。

　　筆者認為，甲午戰爭失敗的根本原因是清政府政治上反動。腐敗也好，觀念落后也罷，都只是政治反動的具體表現而已，遠稱不上是根本原因。在政治上反動這一原因之外，其他的那些原因，比如器物不如人、技戰術落后等等，雖然是事實，也就顯得不那么重要了。況且，我們必須認清的是，如果不懂得政治反動乃是甲午戰爭失敗的根本原因，對其他一些原因的強調，往往會不可避免地在對待戰爭的態度上滑入投降論。

　　即以器物論為例作一說明。器物論在歷史上由來已久，洋務運動時期即大行其道。所謂中華帝國樣樣都好，唯武器裝備不如人耳，于是效法西方，也來造洋槍、洋炮。器物論本身便是清政府政治上反動的體現。而在甲午戰爭期間或之后，器物論又成了清政府戰敗責任的擋箭牌之一，并成為此后主和派堅持其投降主張的“利器”。戰敗也好，不戰也罷，原因都在于武器裝備不如對手。一直到抗日戰爭爆發前，主和派們還在打器物不如人這張“王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蔣廷黻[14]。

　　蔣廷黻集中闡發其史學觀點的著作是《中國近代史》[15]。此書不過是托“學術”之名而抒其政見，其政見可概括為四個字即“避戰求和”。在這樣的政見之下，其史學觀點說到底便是一派“投降史論”。而支持其“投降史論”的主要觀點，便是器物論。

　　蔣廷黻在書中談到甲午戰爭時，以器物論替以李鴻章為首的主和派“抱打不平”：“李鴻章在日本明治維新的初年就看清楚了日本是中國的勁敵。他并且知道中、日的勝負要看哪一國的新軍備進步得快。他特別注重海軍，因為日本必須先在海上得勝，然后才能進攻大陸。所以他反對左宗棠以武力收復新疆，反對為伊犁問題與俄國開戰，反對為越南問題與法國打仗。他要把這些戰費都省下來作為擴充海軍之用。他的眼光遠在一般人之上。”[16]以這樣一套邏輯，他自然認為：“近代的戰爭固不是兒戲。不戰而求和當然要吃虧，這一次要吃虧的是高麗的共管。但戰敗以后而求和，吃虧之大遠過于不戰而和。同治、光緒年間的政治領袖如曾、左、李及恭親王、文祥諸人原想一面避戰，一面竭力以圖自強。不幸，時人不許他們，對自強事業則多方掣肘，對邦交則好輕舉妄動，結果就是誤國。”[17]

　　這樣一套評價歷史人物的好惡標準同樣適用于林則徐與琦善。在《中國近代史》附錄的《琦善與甲午戰爭》一文中，蔣廷黻指出：“琦善與鴉片戰爭的關系，在軍事方面，無可稱贊，亦無可責備。在外交方面，他實在是遠超時人，因為他審察中外強弱的形勢和權衡利害的輕重，遠在時人之上。雖然，琦善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不能算重要。宣宗以后又赦免了他，使他做了一任陜甘總督、一任云貴總督。他既知中國不如英國之強，他應該提倡自強如同治時代的奕訢、文祥及曾左李諸人，但他對于國家的自強，竟不提及。林則徐雖同有此病，但林于中外的形勢實不及琦善那樣的明白。”[18]

　　不難看出，蔣廷黻是用器物論來支持其主和的主張;然后又以甲午戰敗的慘痛后果為由，來抨擊主戰派。要之，無論是兩次鴉片戰爭，還是甲午之戰，真正有遠見卓識的乃是主和派，而主戰派實在是誤國誤民、罪大惡極!蔣廷黻寫《中國近代史》時，抗日戰爭已全面展開，在這樣的時節宣揚此類觀點，自然是有所指議的。他在自己的回憶錄里曾提到過1938年秋(此時蔣廷黻已重新出任行政院政務處長)日本占領武漢后，針對近衛文麼發表的和平攻勢，國民政府的應對一事。在含糊其辭的敘述中，不難看出蔣廷黻依然寄望與日本和談。[19]

　　蔣廷黻對日本“避戰求和”的政治主張可追溯到1930年前后。九一八事變后，蔣廷黻與胡適等人創辦《獨立評論》，他在這一時期多次強調對日妥協的論調。蔣廷黻說：“中國沒能現代化到相當程度以前，與外人妥協固吃虧，與外人戰爭更加吃虧。”“至于繼續作局部的，無計劃的，無準備的戰爭，我覺得是條死路。”[20]這些觀點都是器物論的典型表現。但正是這些政見，引起了蔣介石的注意。1933年夏，蔣介石邀請蔣廷黻相見，聽取其對政府內政外交的看法。正因為蔣廷黻的那些主張正中蔣介石之下懷，1935年冬，蔣介石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身份擔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即邀請剛從蘇聯與歐洲考察歸來的蔣廷黻出任政務處長(實際上是重要的幕僚機關負責人)，直接參與實際政治。從歷史上看，蔣廷黻的上述政治主張，恰恰是蔣介石的具體行動。

　　從九一八事變到西安事變，蔣介石政府的對內對外基本政策，就是“攘外必先安內”，其實質是“和外剿共”。蔣介石視剿共為國民黨政府第一要務，甚至為“唯一要務”。九一八事實前一個月，蔣介石在南昌宣稱：“中國亡于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茍延殘喘;若亡于共產黨，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21]1933年4月7日，蔣介石對剿共高級將領訓詞時說：“無論外面怎樣批評謗毀，我們總是以先清內匪為唯一要務，如果不是這樣，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22]而對于日本，蔣介石則主張“忍辱含憤”、“逆來順受”。1931年9月23日，蔣介石在國民黨南京市黨部黨員大會上發表演講，呼吁：“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辱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決。”[23]之所以有此內外之別，是因為蔣介石不僅刻骨“仇共”，而且極為“懼日”。1931年9月，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央全會上大講“抗日三天亡國論”。他說：“槍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訓練不如人，機器不如人，工廠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頂多三天就亡國了。”[24]既然懼怕日本，蔣介石便取“友日”之態度。1934年12月，蔣介石宣稱：“日本終究不能作我們敵人，我們中國亦究竟有須與日本攜手之必要。”[25]他對自己的嫡系軍隊發過這樣一個命令，“侈言抗日者，殺無赦”[26]。

　　不難看出，蔣介石與蔣廷黻在政治觀點上是一致的，即二人在政治上都是反共反人民的。他們只看到在武器上中國遠遠落后于日本，而看不到在中國人民中間蘊含著巨大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這當然是由蔣介石的階級本質決定的。蔣介石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這就決定了他和他的政權既輕視人民，又害怕人民，害怕人民的力量在反侵略斗爭中成長壯大，危及他們的統治。在政治上反動，這是蔣介石政權最終敗走大陸的根本原因。當然，也是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戰敗的根本原因。

　　從這個意義上說，清政府當年的甲午慘敗，并不足惜。站在今天，回望中國此前走過的120年的歷史，我們對甲午戰爭所蘊含的另一層面的意義會看得更加清楚：即甲午戰爭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一個“新的起點”，“屈辱迫使人們重新思考，屈辱又催促人們猛醒，發憤圖強，從而揭開中國近代歷史上新的一頁”。[27]如果不是甲午慘敗的深創巨痛，中國將繼續在“天朝大國”的幻夢中昏睡。正是甲午慘敗，開始喚醒中國人民的政治自覺(當然，這種政治自覺首先是從知識階層開始，其影響漸漸及于普通民眾)，如梁啟超所言：“吾國四千余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以后始也。”[28]此后，從維新變法到義和團運動、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從北伐戰爭到抗日戰爭，再到改天換地的解放戰爭，在中國這個古老的東方國家，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進步運動和革命。這一波瀾壯闊的革命進程，正如大浪淘沙，總是進步的淘汰落后的、革命的淘汰反動的。

　　三、人民戰爭——我們的制勝法寶

　　前兩個問題，回答了甲午戰爭該不該戰，以及戰敗的根本原因，接下來要回答的是：甲午戰爭，到底應該靠誰來戰?單靠北洋水師當然是不行的。金一南在《北洋海軍甲午慘敗實屬必然》一文中已經論證過這一問題。他在文中曾提出過三種假設：假設一，北洋水師皆有鄧世昌之勇;假設二，北洋水師經費充足，多添快船快炮;假設三，北洋水師多運用謀略，少去死打硬拼。他論證后得出的結論是：北洋水師照樣打敗![29]

　　那些痛惜北洋水師慘敗的人們沒有看到，戰爭決不是單憑戰場對壘的兩支軍隊就可以簡單地決定勝負的。戰爭勝負依靠的是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在內的綜合實力的較量。而“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30]。清政府看不到這一點，所以，只能寄望于北洋水師一戰而勝，敗則張皇失措，如喪家之犬。歷史上的北洋軍閥政府、蔣介石政權也看不到這一點，所以最終也敗了。

　　筆者認為，反思甲午戰爭，是為了讓我們在未來的戰爭中不再重蹈甲午的悲劇。要想避免甲午的悲劇，就必須深刻認識到戰爭之最深厚的力量基礎在哪里，我們在未來戰爭中最應該依靠的是誰?這就是人民。人民戰爭是我們制勝的法寶，這才是甲午戰爭反思的最終落腳點。

　　將甲午戰爭置于中國近現代史這一大視野下來觀察，我們可以對這一結論看得更清楚。

　　很多人在反思甲午敗因時都提到，當時的中國，普通民眾連起碼的現代國家意識都不具備，并指斥中國民眾乃“一盤散沙”。此等議論在近現代史上并不鮮見。這些議論指出的當然是一個客觀現實，但卻不問問造成這一客觀現實的原因何在，所以其立論的角度自然就站在了統治階級的立場上。筆者對此便大不以為然。因為國民意識的培養是雙向的。一個視國家為一姓之私有物的政權，憑什么要求民眾有國家意識?一個視民眾為草芥的政府，又憑什么要求在危難時民眾來維護它?問題不在于民眾沒有國家意識，而在于清政府不具備起碼的現代國家觀念。所以，從歷史的發展規律來看，無論有沒有甲午之戰，處于十九世紀末葉的清政府這一老邁封建王朝，其崩潰都是早晚的事。甲午戰爭只不過加快了其崩潰的速度。甲午戰爭期間，清政府從未想過要動員民眾來抗敵，因為清政府的眼中根本沒有民眾。庚子年，慈禧用拳民來對付列強，也完全是一種利用的心態，說到底依然將民眾視為玩物。等到八國聯軍打進北京，慈禧挾光緒出逃西安。1901年2月14日批準《議和大綱》，并頒布了“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31]的無恥賣國政策。9月7日，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1902年回到北京。慈禧太后的名言是：“寧贈友邦，勿與家奴”。友邦便是帝國主義列強，家奴乃是中國老百姓。“贈友邦”就是割地賠款，所謂“惕于外人之威，凡所要求，曲意徇之”[32]。“勿與家奴”就是不能搞“君主立憲”，權柄不能讓別人拿了去。歷史上那些反動統治階級無一不持這樣一種荒謬的理論。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中國亡于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茍延殘喘;若亡于共產黨，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不是與慈禧太后的名言有異曲同工之妙嗎?

　　清政府被推翻后，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勝利果實，對外繼續推行投降賣國政策，為恢復帝制，搞善后借款，所以袁世凱很快就自取滅亡。繼起的北洋軍閥實為一丘之貉，巴黎和會上的“二十一條”一公布，立即激起了偉大的“五四運動”，北洋軍閥也被中國人民所拋棄。因為從袁世凱到北洋軍閥，他們都看不到人民的力量，都推行一條以賣國、媚外以求得維護自身獨裁地位的政治路線。

　　蔣介石同樣如此。從九一八事變到西安事變被迫同意共同抗日期間，一方面，他完全被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優勢所嚇倒，喪失了起碼的斗志;另一方面，他又完全無視中國人民在經歷百年來列強的侵略欺凌之后已經覺醒的事實。所以，蔣介石奉行的是與清政府、北洋軍閥政府同樣的政治路線，即對外求和、對內獨裁。

　　即便在全面抗戰爆發后，在上述心態的影響下，蔣介石實行的也是一條消極抗日的路線。在當今唯心史學和庸俗史學盛行的背景下，出現了一股為慈禧、李鴻章、蔣介石等人翻案的潮流。慈禧被打扮得深謀遠慮、苦撐危局，李鴻章被描畫成委曲求全、鞠躬盡瘁，蔣介石則被美化為抗日英雄。而共產黨竟成了消極抗日的代表，所謂“中共消極抗戰，游而不擊，借抗日之名保存實力”。這真是把歷史當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

　　這里以抗戰時期日、偽軍發布的報道為例作一說明。日本《朝日新聞》1944年1月15日載北平13日電說：“華北軍發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綜合戰果，充分說明了過去以重慶軍為對手的華北軍，在今天他完全轉變為以‘掃共’戰為中心的事實了。……敵大半為中共軍，在交戰回數一萬五千次中，和中共黨軍的作戰占七成五，即一萬一千四百三十次;在交戰的二百萬敵兵力中，半數以上都是中共的黨軍。……”[33]“在我方所收容的十九萬九千具敵遺尸中，中共軍也占半數。但與此相比較，在我所收容的七萬四千俘虜中，中共軍所占的比率則只占一成五。這一方面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中共軍交戰意識的昂揚。……因此，華北皇軍今后的任務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只有對于為華北致命傷的中共軍的絕滅作戰，才是華北皇軍今后的重要使命”[34]

　　北平偽政府辦的《新民報》1943年12月4日刊載中華社(北京偽新聞社)訊：中共軍……潛行于地下，發動正規軍二十萬，配之以六十萬之農民游擊隊，與組織突破二百萬之農民自衛團。……吾人對解決大東亞戰爭之關鍵之中國事跡之終局，乃在解決中共軍，此當再加確認者也。

　　對于那些污蔑共產黨的媒體“全不可信”的人們來說，總不至于認為日、偽政權的報紙也在幫共產黨“造假”吧?

　　重提這些似乎與本文主題無關的史料，是想說明這樣一個道理：蔣介石政府正因為看不到人民的力量，所以他在被迫抗戰的前期，采取的是一邊作戰、一邊試圖求和的方針;等到國際局勢有變，他又轉而寄望于美、英等西方大國的干預。這同當年清政府前期消極避戰、后期又寄希望于西方列強的外交斡旋，有多少本質區別呢?歷史驚人的相似之處還在于：蔣介石的抗戰完全依靠的是正規軍，清政府作戰也完全依靠李鴻章的淮軍和北洋水師。蔣介石在正面戰場失利之后，采取的是“曲線救國”、保存實力，在此期間還發動了三次反共高潮;清政府一戰失利之后，北洋水師則龜縮于威海衛。關鍵的問題都在于，這些反動政府的眼中根本沒有人民。所以，清政府在甲午戰爭失敗之后，迅速崩亡。而最具諷刺意味的是，蔣介石根本沒有認識到，他在抗日戰爭中的種種作為已經埋下了此后失敗的禍根。抗日戰爭的勝利，并不是國民政府的勝利，而是共產黨人及其所代表的中國人民的勝利，因而國民黨政權比清政府崩潰得更快。

　　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抗日戰爭比甲午戰爭更富含歷史的辯證法。這一歷史辯證法的內容也很簡單：誰相信人民、為了人民、依靠人民，誰就能贏得最終的勝利;相反，誰蔑視人民、拋棄人民、拒人民于千里之外，誰最終必然失敗。而具體到戰爭領域，那就是誰能夠成功地運用人民戰爭思想。

　　抗日戰爭時期，蔣介石是中國戰場的統帥，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都接受國民政府的番號。但蔣介石領導的正面戰場與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采取的是完全相反的政治路線，運用的也是完全相反的戰略戰術。在政治上，蔣介石代表的依然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而共產黨則代表最廣泛的人民大眾。這就決定了在戰略戰術上，蔣介石只能依靠其正規軍打堂堂之陣的正規戰;而共產黨則高舉人民戰爭的大旗，靈活地運用以游擊戰為主的各種戰法。抗日戰爭的勝利，蔣介石僅僅是作為中國戰區的統帥成為名義上的勝者，但他已經失去并在繼續失去更多的民心;共產黨才是實際上的勝利者，因為共產黨已經贏得并在繼續贏得更多的民心。

　　在今天，重溫甲午戰爭這段不堪回首的屈辱歷史，不是為了悲戚哀婉、不是為了唏噓感嘆，而是為了拾回信心，加固我們黨在歷史上經過血與火的洗煉而得出的那條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在政治上，就是我們一切相信人民、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群眾路線;在軍事上，就是我們以人民戰爭思想為核心的一整套靈活的戰略戰術。

　　當然，面對今天核威懾條件下的信息化戰爭，我們那些傳統的作戰理論、作戰樣式、作戰方法或許已不適應時代的要求，但這并不能成為否定人民戰爭思想的借口。有不少人基于對冷戰結束以來幾場局部戰爭的研究，提出了在現代高技術條件下人民戰爭思想已經“過時”的觀點。問題并不是人民戰爭思想“過時”了，而是那些持此觀點的先生們根本不懂得人民戰爭思想的本質是什么。從伊拉克戰爭到利比亞戰爭，當那些預言屢屢失敗的“專家”們以“看不懂了”而自嘲時，他們沒有意識到，那些關于伊拉克、利比亞“將出現街戰、巷戰”的暢想，恰恰說明了他們根本不明白人民戰爭的基礎在哪里。這些先生和專家們對于人民戰爭的理解，也僅僅是站在當權者的立場上，奢望人民只是一群毫無自我意識的玩偶，召之即來、揮之即去，任憑統治者隨意驅使。他們根本不明白，正是由于薩達姆、卡扎菲們不得民心的家族政治統治，使得兩國人民即使在一場更不道德的侵略戰爭面前，也找不到為統治者沖鋒陷陣的理由。在伊拉克、利比亞都屬于現代民族政治國家這一語境下，我們已經失去了指責這兩個國家的民眾“毫無國家觀念”的借口，這也反證了一些人指斥甲午戰爭時中國普通民眾乃“一盤散沙”的觀點是多么幼稚無知。

　　人民戰爭在本質上，是以人民為主體、為了人民、依靠人民而進行的戰爭。離開了人民這個主體，也就不存在打人民戰爭的基礎。這便是毛澤東曾經說過的：“我根據中國的經驗寫的書，只能適用于人民的戰爭，不適用于反人民的戰爭。蔣介石也研究我們的材料，我們的許多材料在戰爭中被蔣介石得到，但是無法挽救其失敗。法國人也沒有因為看我的書而挽救其失敗。”[35]所以，找出人民戰爭這一制勝法寶，反思甲午戰爭只能算是有了落腳點，我們急需要立足于新的時代、新的條件，在人民戰爭思想的指導下，創造新的作戰理論、作戰樣式和作戰方法。但這還不夠。因為更具根本性、決定性的，是要筑牢人民戰爭的群眾基礎，這就是一切相信人民、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群眾路線。有了這一條作保證，我們才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將人民戰爭思想進一步發揚光大，就能避免重蹈甲午戰爭的覆轍，從而立于不敗之地。

　　[1] 《國防聯席會議記錄》(1937年8月7日)。轉引自沈予：《抗日戰爭前期蔣介石對日議和問題再探討》，載《抗日戰爭研究》2000年第3期，第82~83頁。

　　[2] 參閱沈予：《抗日戰爭前期蔣介石對日議和問題再探討》，載《抗日戰爭研究》2000年第3期，第97~98頁。

　　[3]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0頁。

　　[4]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2頁。

　　[5] 羅援：《痛思的意義在于拒絕恥辱——甲午戰爭慘敗的十大教訓》，載《參考消息》2014年3月7日，第11版。

　　[6] 丁一平：《對甲午海戰的再認識》，載《參考消息》2014年3月4日，第11版。

　　[7] 金一南：《從一場戰爭看一支軍隊——北洋海軍甲午慘敗實屬必然》，載《參考消息》2014年3月3日，第11版。

　　[8] 丁一平：《對甲午海戰的再認識》，載《參考消息》2014年3月4日，第11版。

　　[9] 肖裕聲：《甲午戰爭的歷史告誡》，載《參考消息》2014年3月6日，第11版。

　　[10] 羅援：《痛思的意義在于拒絕恥辱——甲午戰爭慘敗的十大教訓》，載《參考消息》2014年3月7日，第11版。

　　[11] 羅援：《痛思的意義在于拒絕恥辱——甲午戰爭慘敗的十大教訓》，載《參考消息》2014年3月7日，第11版。

　　[12] 羅援：《痛思的意義在于拒絕恥辱——甲午戰爭慘敗的十大教訓》，載《參考消息》2014年3月7日，第11版。

　　[13] 皮明勇：《甲午戰敗實為“文化力”之敗》，載《參考消息》2014年3月11日，第11版。

　　[14] 蔣廷黻是民國以來學者中兼具治學與從政經歷的人之一。他早年留學美國，1923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歸國后歷任南開大學、清華大學歷史教授，參與創辦《獨立評論》。1935年起，以書生從政，任民國政府高級外交官直至退休，不久病逝于紐約。

　　[15] 本書作于1938年春夏之間，斯時他已辭去駐蘇聯大使職務，尚未恢復行政院政務處長職務(蔣廷黻于1935年被蔣介石羅致，任民國政府行政院政務處長。1936年 10月至1938年1月任駐蘇聯大使。1938年2月至5 月在漢口等待新的任命)。武漢出版社2012年出版了該書的未刪節本，封面上標注“最有分量的近代中國史”一排豎行小字，封底則稱此書為“中國近代史的開山之作，開風氣之先的大手筆，對近代史學有開創性貢獻，比后來大多數同類著作都要高明。字字珠璣，讓人嘆絕;開眼開闊，獨辟蹊徑;迄今仍是近代史上的經典，代表了一個時代的學術精品” 。真是極盡褒揚之辭。不過，在筆者看來，蔣廷黻的這本《中國近代史》遠沒資格戴這樣一頂高帽子。此書不過是托“學術”之名而抒其政見，其政見可概括為四個字即“避戰求和”。

　　[16]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武漢出版社2012年版，第77頁。

　　[17]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武漢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頁。

　　[18]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武漢出版社2012年版，第214頁。

　　[19] 參閱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230~231頁。

　　[20] 參閱任駿：《抗戰前蔣廷黻的內政外交主張簡述》，載《民國檔案》2004年第4期，第130頁。

　　[21] 嚴如平、鄭則民：《蔣介石傳稿》，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248頁。

　　[22] 《蔣介石對高級將領之訓詞》，1933年4月7日。轉引自王維禮、程舒偉：《關于南京國民政府“安內攘外”政策的評價》，載《中共黨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43頁。

　　[23] 《中國近代對外關系史資料選輯(1840—1949)》，下卷第1分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11頁。

　　[24] 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馮玉祥自傳(第三卷)，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頁。

　　[25] 蔣介石：《敵乎?友乎?——中日關系之檢討》，載國民政府外交部機關刊物《外交評論》。參閱翁有為、趙文遠：《蔣介石與日本的恩恩怨怨》，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頁。

　　[26] 周恩來：《論統一戰線》，見《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1頁。

　　[27] 金沖及：《二十世紀中國史綱》第一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頁。

　　[28]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中華書局1954年版，第1頁。

　　[29] 金一南：《從一場戰爭看一支軍隊——北洋海軍甲午慘敗實屬必然》，載《參考消息》2014年3月3日，第11版。

　　[30]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頁。

　　[31] 遲云飛：《清史編年》第12卷(光緒朝)下、(宣統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41頁。

　　[32] [清]羅惇曧：《羅癭公筆記選》，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頁。

　　[33] 董必武：《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策》，見《董必武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頁。

　　[34] 朱德：《論解放軍戰場》，見《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149頁。

　　[35] 《同斯諾的談話》(1965年1月9日)。見《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7~3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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