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扁擔兩頭彎，毛委員用它把米擔。來回走了百多里，從寧岡一挑挑到井岡山。”這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流傳在井岡山的一首歌謠，歌里唱的是毛澤東建立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為了應對敵人的圍剿封鎖，官兵一起從井岡山小道挑米上山的故事。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就是這樣走在一條圍剿與反圍剿、封鎖與反封鎖的艱險的路上。一次次的封鎖，一次次的突圍，考驗著這些革命者的勇氣和毅力，考驗著這些革命者的智慧和膽識。

　　1928年10月5日，毛澤東在為中共湘贛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寫的決議《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中，就四面包圍中的根據地經濟問題和軍事問題指出：“一年以來，邊界政權割據的地區，因為敵人的嚴密封鎖，食鹽、布匹、藥材等日用必需品，無時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貴之中，因此引起工農小資產階級群眾和紅軍士兵群眾的生活的不安，有時真是到了極度。紅軍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籌餉。每天除糧食外的五分錢伙食費都感到缺乏，營養不足，病的甚多，醫院傷兵，其苦更甚。這種困難，在全國總政權沒有取得以前當然是不能免的，但是這種困難的比較地獲得解決，使生活比較地好一點，特別是紅軍的給養使之比較地充足一點，則是迫切地需要的。邊界黨如不能對經濟問題有一個適當的辦法，在敵人勢力的穩定還有一個比較長的期間的條件下，割據將要遇到很大的困難。這個經濟問題的相當的解決，實在值得每個黨員注意。……邊界黨還有一個任務，就是大小五井和九隴兩個軍事根據地的鞏固。永新、酃縣、寧岡、遂川四縣交界的大小五井山區，和永新、寧岡、茶陵、蓮花四縣交界的九隴山區，這兩個地形優越的地方，特別是既有民眾擁護、地形又極險要的大小五井，不但在邊界此時是重要的軍事根據地，就是在湘鄂贛三省暴動發展的將來，亦將仍然是重要的軍事根據地。鞏固此根據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備的工事;第二，儲備充足的糧食;第三，建設較好的紅軍醫院。把這三件事切實做好，是邊界黨應該努力的。”

　　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井岡山的斗爭》中指出對圍剿的斗爭策略和方法：“在統治階級政權的暫時穩定的時期和破裂的時期，割據地區對四圍統治階級必須采取不同的戰略。在統治階級內部發生破裂時期，例如兩湖在李宗仁唐生智戰爭時期，廣東在張發奎李濟深戰爭時期，我們的戰略可以比較地冒進，用軍事發展割據的地方可以比較地廣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以備白色恐怖到來時有所恃而不恐。若在統治階級政權比較穩定的時期，例如今年四月以后的南方各省，則我們的戰略必須是逐漸地推進的。這時在軍事上最忌分兵冒進，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權，發展黨，組織地方武裝)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現在是豪紳階級統治還沒有破裂的時期，環邊界而‘進剿’的敵軍，尚有十余團之多。但若我們于現金問題能繼續找得出路(糧食衣服已不成大問題)，則憑借邊界的基礎，對付此數敵人，甚至更多的敵人，均有辦法。為邊界計，紅軍若走，則像八月那樣的蹂躪，立可重來。赤衛隊雖不至完全消滅，黨和群眾的基礎將受到極大的摧殘，除山頭割據可以保存一些外，平地均將轉入秘密狀態，如八九月間一樣。紅軍不走，以現在的基礎可以逐漸向四周發展，前途的希望是很大的。為紅軍計，欲求擴大，只有在有群眾基礎的井岡山四周即寧岡、永新、酃縣、遂川四縣，利用湘贛兩敵利害不一致，四面防守，無法集中的情況，和敵人作長期的斗爭。利用正確的戰術，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必有俘獲，如此可以逐漸擴大紅軍。以四月至七月那時邊界群眾的準備，紅軍大隊若無湘南之行，則八月間紅軍的擴大是沒有疑義的。雖然犯了一次錯誤，紅軍已卷土重來此地利人和之邊界，前途希望還是不惡。紅軍必須在邊界這等地方，下斗爭的決心，有耐戰的勇氣，才能增加武器，練出好兵。邊界的紅旗子，業已打了一年，雖然一方面引起了湘鄂贛三省乃至全國豪紳階級的痛恨，另一方面卻漸漸引起了附近省份工農士兵群眾的希望。以士兵論，因軍閥們把向邊界‘剿匪’當做一件大事，‘剿匪經年，耗費百萬’(魯滌平)，‘人稱二萬，槍號五千’(王均)，如此等類的話，逐漸引起敵軍士兵和無出路的下級官長對我們注意，自拔來歸的將日益增多，紅軍擴充，又是一條來路。并且邊界紅旗子始終不倒，不但表示了共產黨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統治階級的破產，在全國政治上有重大的意義。所以我們始終認為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創造和擴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確的。”

　　1929年4月5日，毛澤東在《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中，總結了三年來反圍剿的戰術：“我們三年來從斗爭中所得的戰術，真是與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用我們的戰術，群眾斗爭的發展是一天天擴大的，任何強大的敵力是奈何我們不得的。我們用的戰術就是游擊的戰術，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群眾。’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群眾，收攏以應付敵人。……這時候的紅軍不是一個單純打仗的東西，它的主要作用是發動群眾，打仗僅是一種手段。并且打仗的時間、分做群眾工作的時間乃是一與十之比。現在的隊伍，與葉賀時候的隊伍大不相同，葉賀的隊伍是單純打仗的，若在今日，決不能存在的。紅軍無論在什么時候，黨及軍事的統一指揮機關是不可少的，否則陷于無政府，定是失敗。”

　　從1930年至1934年，國民黨軍隊對以江西瑞金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共發動了五次大規模的軍事圍剿。1933年夏天，蔣介石積極部署第五次圍剿。1933年8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上所作的報告《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中指出了經濟工作對革命戰爭及打破敵人圍剿的重要性：“革命戰爭的激烈發展，要求我們動員群眾，立即開展經濟戰線上的運動，進行各項必要和可能的經濟建設事業。為什么?現在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應當為著革命戰爭的勝利，首先是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戰爭的徹底勝利;為著爭取物質上的條件去保障紅軍的給養和供給;為著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由此更加激發人民群眾參加革命戰爭的積極性;為著在經濟戰線上把廣大人民群眾組織起來，并且教育他們，使戰爭得著新的群眾力量;為著從經濟建設去鞏固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去鞏固工農民主專政，去加強無產階級的領導。為著這一切，就需要進行經濟方面的建設工作。這是每個革命工作人員必須認識清楚的。……如果不進行經濟建設，革命戰爭的物質條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長期的戰爭中就會感覺疲憊。你們看，敵人在進行經濟封鎖，奸商和反動派在破壞我們的金融和商業，我們紅色區域的對外貿易，受到極大的妨礙。我們如果不把這些困難克服，革命戰爭不是要受到很大的影響嗎?鹽很貴，有時買不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貴得厲害。這些情形，立即影響到工農的生活，使工農生活不能改良。這不是要影響到工農聯盟這一個基本路線嗎?工農群眾如果對于他們的生活發生不滿意，這不是要影響到我們的擴大紅軍、動員群眾參加革命戰爭的工作嗎?……只有開展經濟戰線方面的工作，發展紅色區域的經濟，才能使革命戰爭得到相當的物質基礎，才能順利地開展我們軍事上的進攻，給敵人的‘圍剿’以有力的打擊;才能使我們有力量去擴大紅軍，把我們的戰線開展到幾千里路的地方去，使我們的紅軍毫無顧慮地在將來順利的條件下去打南昌，打九江，使我們的紅軍減少自己找給養的這一部分工作，專心一意去打敵人;也才能使我們的廣大群眾都得到生活上的相當的滿足，而更加高興地去當紅軍，去做各項革命工作。必須這樣干才叫做服從戰爭。……我們一定要經過同志們在這次會議上的討論和會后回去的傳達，在全體政府工作人員中，在廣大工農群眾中，造成一種熱烈的經濟建設的空氣。要大家懂得經濟建設在革命戰爭中的重要性，努力推銷經濟建設公債，發展合作社運動，普遍建設谷倉，建設備荒倉。每個縣要設立一個糧食調劑分局，重要的區，重要的圩場，要設糧食調劑支局。一方面要使我們的糧食，在紅色區域內由有余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買不到，有的地方價格過低，有的地方價格又過高;一方面要把我區多余的糧食，有計劃地(不是無限制地)運輸出口，不受奸商的中間剝削，從白區購買必需品進來。大家要努力去發展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多造農具，多產石灰，使明年的收獲增多，恢復鎢砂、木頭、樟腦、紙張、煙葉、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產過去的產量，并把它們大批地輸出到白區去。……三百萬元經濟建設公債的發行怎樣使用呢?我們打算這樣使用：一百萬供給紅軍作戰費，兩百萬借給合作社、糧食調劑局、對外貿易局做本錢。其中又以小部分用去發展生產，大部分用去發展出入口貿易。我們的目的不但要發展生產，并且要使生產品出口賣得適當的價錢，又從白區用低價買得鹽布進來，分配給人民群眾，這樣去打破敵人的封鎖，抵制商人的剝削。我們要使人民經濟一天一天發展起來，大大改良群眾生活，大大增加我們的財政收入，把革命戰爭和經濟建設的物質基礎確切地建立起來。……至于一天也不要忽略擴大紅軍的工作，那更不待說了。大家都明白，沒有紅軍的勝利，經濟封鎖就要更加厲害。另一方面，發展了國民經濟，改良了群眾生活，無疑地就會極大地幫助擴大紅軍的工作，使廣大群眾踴躍地開向前線上去。總起來說，假如我們爭取了上述的一切條件，包括經濟建設這個新的極重要的條件，并且使這一切的條件都服務于革命戰爭，那末，革命戰爭的勝利，無疑是屬于我們的。”

　　1933年11月，毛澤東在《長岡鄉調查》中對長岡鄉“鄉蘇”在國民黨封鎖中的實際情況進行了深入祥盡的調查，在調查報告中對群眾的食鹽問題寫道：“老少平均每人每天需鹽四錢(月十二兩)，今年七月減少一半只二錢(月六兩)，十一月三錢多一點(月約十兩)。群眾食酸菜水，說與放鹽差不多。(這是國民黨的罪惡，沖破封鎖才有鹽吃。) ……暴動前每人平均每月吃鹽一斤，今年十一月每人每月只吃三兩二錢，即暴動前五個人的家庭月吃鹽五斤者，今年十一月只吃一斤。不打倒國民黨無鹽吃!……暴動前每元十斤，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二年春仍是十斤，此年夏貴至七斤。一九三三年每元買一斤，十一月每元僅買十四兩。極大的問題是要打破封鎖。”對推銷公債，他寫道：“長岡鄉工作的特點，在于能用全力去動員群眾，用極大的耐心去說服群眾，結果能完全實現他們的任務，并且爭取了最快的速度，推銷公債不過一例。長岡鄉五千余元公債的推銷，全是在會場認購，全不按家去銷，全是宣傳鼓動，全不強迫攤派，經過四次個別宣傳，四次全村大會，從開始至銷完共只有十五天。別鄉則有銷數比長岡鄉少至五倍六倍、反而在強迫攤派、銷了兩三個月還不能結束者，拿了同長岡鄉對照，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對于“木”的問題，他寫道：“木——不能出口，無市。紙、木是本地最大出口，今均失敗。可惡的國民黨的封鎖!”對于“布”的問題寫道：“今年情形又改變，因為封鎖，布貴，平均每人只能做半套，恢復到暴動前。暴動前一套單衣服值十八毛(十五毛布，三毛工)，去年每套二十一毛(十七毛布，四毛工)，合大洋一元半，今年每套三十四毛(三十毛布，四毛工)，合大洋二元四角。反革命使我們的衣服貴到如此程度! ”對“魚”的問題寫道：“魚——暴動后因封鎖，九江(從武平縣轉)沒有魚苗來，塘是空的，無市。”對于“洋油”寫道：“洋油——暴動前百分之五十人家點洋油，每元買七斤十四兩，一九三三年每元僅買一斤五兩，因此除機關辦公外，無人點它了，均點‘松光’。”對“現洋”寫道：“現洋——雜洋十三毛半;光洋十四毛，蘇紙同。現只有蘇紙，現洋完全看不見了。又是國民黨搗亂!”毛澤東在調查中對各種合作社的積極作用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寫道：“勞動合作社(別地稱勞動互助社)、消費合作社、糧食合作社，組織了全鄉群眾的經濟生活，經濟上的組織性進到了很高的程度，成為全蘇區第一個光榮的模范。這種經濟戰線上的成績，興奮了整個群眾，使廣大群眾為了保衛蘇區發展蘇區而手執武器上前線去，全無家庭后顧之憂。在兩鄉全人口四千九百二十八人中，男子出去當紅軍、做工作的一千零一十八人(上才溪四百八十五，下才溪五百三十三)，女子出去做工作的有二十九人。這一鐵的事實，給了我們一個有力的武器，去粉碎一切機會主義者的瞎說，如像說國內戰爭中經濟建設是不可能的，如像說蘇區群眾生活沒有改良，如像說群眾不愿意當紅軍，或者說擴大紅軍便沒有人生產了。我們鄭重介紹長岡鄉、才溪鄉、石水鄉的光榮成績于全體工農群眾之前，我們號召全蘇區幾千個鄉一齊學習這幾個鄉，使幾千個鄉都如同長岡、才溪、石水一樣，成為爭取全中國勝利的堅強的前進陣地。”

　　1934年1月，毛澤東在江西瑞金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我們的經濟政策》中指出：“只有最無恥的國民黨軍閥，才會在他們自己統治的區域內弄到差不多民窮財盡的地步，還會天天造謠，說紅色區域如何破壞不堪。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目的，在于破壞紅色區域，破壞正在前進的紅色區域的經濟建設工作，破壞已經得到解放的千百萬工農民眾的福利。因此，他們不但組織了武裝力量進行軍事上的‘圍剿’，而且在經濟上實行殘酷的封鎖政策。然而我們領導廣大的群眾和紅軍，不但屢次擊潰了敵人的‘圍剿’，而且從事于一切可能的和必須的經濟建設，去沖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的毒計。我們的這一個步驟，現在也著著勝利了。……我們的經濟建設的中心是發展農業生產，發展工業生產，發展對外貿易和發展合作社。……在目前的條件之下，農業生產是我們經濟建設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決最重要的糧食問題，而且需要解決衣服、砂糖、紙張等項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給問題。……關于農業生產的必要條件方面的困難問題，如勞動力問題，耕牛問題，肥料問題，種子問題，水利問題等，我們必須用力領導農民求得解決。這里，有組織地調劑勞動力和推動婦女參加生產，是我們農業生產方面的最基本的任務。而勞動互助社和耕田隊的組織，在春耕夏耕等重要季節我們對于整個農村民眾的動員和督促，則是解決勞動力問題的必要的方法。……因為敵人的封鎖，使得我們的貨物出口發生困難。紅色區域的許多手工業生產是衰落了，煙、紙等項是其最著者。但是這種出口困難，不是完全不可克服的。因為廣大群眾的需要，我們自己即有廣泛的市場。應該首先為著自給，其次也為著出口，有計劃地恢復和發展手工業和某些工業。……為著發展國營經濟和幫助合作社經濟，我們在群眾擁護之下，發行了三百萬元經濟建設公債。這樣依靠群眾的力量來解決經濟建設的資金問題，乃是目前唯一的和可能的方法。……財政的支出，應該根據節省的方針。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反對貪污和浪費的斗爭，過去有了些成績，以后還應用力。節省每一個銅板為著戰爭和革命事業，為著我們的經濟建設，是我們的會計制度的原則。……在全中國卷入經濟浩劫，數萬萬民眾陷入饑寒交迫的困難地位的時候，我們人民的政府卻不顧一切困難，為了革命戰爭，為了民族利益，認真地進行經濟建設工作。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們戰勝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只有我們實行了有計劃的有組織的經濟建設工作，才能挽救全國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

　　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以后，突破重重圍堵開始了萬里長征，并于1935年10月突破甘肅六盤山最后一道防線進入陜北。對于長征，毛澤東于1935年12月27日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的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說到：“我們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只腳，長驅二萬余里，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長征又是宣傳隊。它向十一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舉，那么廣大的民眾怎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長征又是播種機。它散布了許多種子在十一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獲的。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機關，它的干部，它的黨員，是不怕任何艱難困苦的。誰懷疑我們領導革命戰爭的能力，誰就會陷進機會主義的泥坑里去。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直羅鎮一仗，中央紅軍同西北紅軍兄弟般的團結，粉碎了賣國賊蔣介石向著陜甘邊區的‘圍剿’，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長征是一次軍事上的失敗和退卻，但它同時又是一次成功的突圍和重生，長征塑造了那些九死一生的革命者以鋼鐵般的意志和堅不可摧的精神力量，陜北也因為有了中國工農紅軍的存在而成為中國民族的精神圣地。

　　1936年10月，毛澤東在起草的《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中就實行的步驟和方法指出：“中國國民黨方面承認經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下令停止進攻紅軍與侵犯蘇區，取消經濟封鎖，并承認經過單獨協商，一方面調動進攻紅軍之部隊離開現在區域開赴抗日戰線，一方面劃定紅軍必須的與適宜的根據地，供給必需的軍械、軍服、軍費、糧食與一切軍用品，供給兵員的補充，以便紅軍安心進行對日抗戰。中國共產黨方面承認經過蘇維埃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下令紅軍不向國民黨部隊攻擊，承認在抗日作戰時在不變更共產黨人員在紅軍中的組織與領導之條件下，全國軍隊包括紅軍在內實行統一的指揮與統一的編制，紅軍擔負一定之防線與戰線。”

　　1936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書中系統地總結了第二次國內戰爭的經驗和規律，他指出：“中國是一個大國——‘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沒有回旋的余地。”他認為：“十年的紅軍戰爭史，就是一部反‘圍剿’史。”他在書中總結提出了很多反圍剿的寶貴經驗，如“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誘敵深入”的方針，“人民這個條件，對于紅軍是最重要的條件”，“沒有好的全戰役計劃，絕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集中兵力”， “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對于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對于敵，擊潰其十個師不如殲滅其一個師”的“殲滅戰”等。毛澤東最后指出：“我們建立軍事工業，須使之不助長依賴性。我們的基本方針是依賴帝國主義和國內敵人的軍事工業。倫敦和漢陽的兵工廠，我們是有權利的，并且經過敵人的運輸隊送來。這是真理，并不是笑話。”

　　在1939年初至1940年6月，國民黨軍隊不斷向陜甘寧邊區發動軍事進攻，占領了邊區所屬的淳化、旬邑、正寧、寧縣、鎮原五座縣城。并從中國西北的蘭州、西安至東南的贛州、上饒等地，設立了很多集中營，用以囚禁大批的共產黨員、愛國人士和進步青年。在皖南事變以前，國民黨修筑了西起甘肅、寧夏，南沿涇水，東迄黃河，綿亙數省的西北封鎖線，包圍邊區的國民黨軍隊達20余萬人。針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倒行逆施，毛澤東在延安民眾討汪大會上所作的講演《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指出：“我們對于那些忠心抗日的人，對于一切非投降派、非反共頑固派的人們，對于這樣的國民黨員，是表示好意的，是團結他們的，是尊重他們的，是愿意和他們長期合作以便把國家弄好的。誰如果不這樣做，誰也就是違背了黨的政策。這就是我們黨的兩條政策：一方面，團結一切進步勢力，團結一切忠心抗日的人，這是一條政策;一方面，反對一切喪盡天良的壞蛋，反對那些投降派和反共頑固派，這是又一條政策。我們黨的這些政策，為了達到一個目的，這就是力爭時局好轉，戰勝日本。我們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任務，就是團結一切抗日的進步的勢力，抵抗一切投降的倒退的勢力，力爭時局的好轉，挽救時局的逆轉。這就是我們的根本方針。我們決不悲觀失望，我們是樂觀的。我們不怕任何投降派和反共頑固派的進攻，我們一定要粉碎他們，我們也一定能夠粉碎他們。中華民族的解放是一定的，中國決不會亡國。中國的進步是一定的，倒退只是暫時的現象。”從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本的野蠻進攻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封鎖，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遇到了嚴重的財政及經濟困難，毛澤東在1942年12月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所作的報告《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中這樣說當時的困難情況：“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為了渡過難關，中共中央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在各根據地開展了廣泛的大生產運動，實行了行之有效的精兵簡政。毛澤東在報告中樂觀地說：“國民黨的頑固分子覺得邊區的建設是無希望的，邊區的困難是不可克服的困難，他們每天都在等待著邊區‘塌臺’。對于這種人，我們用不著和他們辯論，他們是永遠也看不到我們‘塌臺’的日子的，我們只會興盛起來。”曾到延安進行過短暫采訪的美國《時代》雜志記者西奧多.H.懷特后來在他的著作《中國的驚雷》一書中記錄了毛澤東在大生產運動中的一個片段：“毛澤東管理著一塊煙田，在戰前，毛抽著便宜的中國香煙，可是現在，為了使他自己能有煙抽，他辛勤地耕耘著自己的煙田，結果他所生產的煙葉足夠所有黨的總部的消耗。”

　　1943年10月5日，毛澤東在為延安《解放日報》寫的社論《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中指出：“陜甘寧邊區是一九三七年六、七月間共產黨代表周恩來同志和蔣介石先生在廬山會見時，經蔣先生允許發布命令、委任官吏、作為國民政府行政院直轄行政區域的。蔣先生不但食言而肥，而且派遣四五十萬軍隊包圍邊區，實行軍事封鎖和經濟封鎖，必欲置邊區人民和八路軍后方留守機關于死地而后快。至于斷絕八路軍接濟，稱共產黨為‘奸黨’，稱新四軍為‘叛軍’，稱八路軍為‘奸軍’等等事實，更是盡人皆知。總之，凡干這些事的國民黨人，是把共產黨當作敵人看待的。……前所未有的世界大變化的局面很快就要到來了，我們希望蔣介石先生和國民黨人對于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關節有以善處，我們希望一切愛國黨派和愛國人民對于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關節有以善處。”

　　1943年11月29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招待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的講話《組織起來》中指出：“邊區的農民群眾和部隊、機關、學校、工廠中的群眾，根據去年冬天中共中央西北局所召集的高級干部會議的決議，今年進行了一年的生產運動。這一年的生產，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績和很大的進步，邊區的面目為之一新。事實已經完全證明：高級干部會議的方針是正確的。高級干部會議方針的主要點，就是把群眾組織起來，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隊機關學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勞動力半勞動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無例外地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成為一支勞動大軍。我們有打仗的軍隊，又有勞動的軍隊。打仗的軍隊，我們有八路軍新四軍;這支軍隊也要當兩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產。我們有了這兩支軍隊，我們的軍隊有了這兩套本領，再加上做群眾工作一項本領，那末，我們就可以克服困難，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垮。……邊區的軍隊，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個戰士平均種地十八畝，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襪，住的窯洞、房屋，開會的大小禮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紙張筆墨，燒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辦。我們用自己動手的方法，達到了豐衣足食的目的。每個戰士，一年中只需花三個月工夫從事生產，其余九個月時間都可以從事訓練和作戰。我們的軍隊既不要國民黨政府發餉，也不要邊區政府發餉，也不要老百姓發餉，完全由軍隊自己供給;這一個創造，對于我們的民族解放事業，該有多么重大的意義啊!抗日戰爭六年半中，敵人在各抗日根據地內實行燒、殺、搶的‘三光’政策，陜甘寧邊區則遭受國民黨的重重封鎖，財政上經濟上處于非常困難的地位，我們的軍隊如果只會打仗，那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現在我們邊區的軍隊已經學會了生產;前方的軍隊，一部分也學會了，其他部分正在開始學習。只要我們全體英勇善戰的八路軍新四軍，人人個個不但會打仗，會作群眾工作，又會生產，我們就不怕任何困難，就會是孟夫子說過的：‘無敵于天下。’……我們的同志學會了組織群眾的勞動，學會了幫助農民做按家生產計劃，組織變工隊，組織運鹽隊，組織綜合性合作社，組織軍隊的生產，組織機關學校的生產，組織工廠的生產，組織生產競賽，獎勵勞動英雄，組織生產展覽會，發動群眾的創造力和積極性，加上旁的各項本領，我們就一定可以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出去，一定可以協同全國人民，把一個新國家建立起來。”

　　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在《學習和時局》中指出：“日本帝國主義者為準備和執行反英美的戰爭，將他們在武漢失守以后已經改變了的方針，即由對國民黨為主的方針改為對共產黨為主的方針，更加強調起來，更加集中其主力于共產黨領導的一切根據地的周圍，進行連續的‘掃蕩’戰爭，實行殘酷的‘三光’政策，著重地打擊我黨，致使我黨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這兩年內處于極端困難的地位。這一階段內，我黨根據地縮小了，人口降到五千萬以下，八路軍也縮小到三十多萬，干部損失很多，財政經濟極端困難。同時，國民黨又認為他們已經閑出手來，千方百計地反對我黨，發動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和日本帝國主義配合著進攻我們。但是這種困難地位教育了共產黨人，使我們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們學會了如何反對敵人的‘掃蕩’戰爭、‘蠶食’政策、‘治安強化’運動、‘三光’政策和自首政策;我們學會了或開始學會了統一戰線政權的‘三三制’政策、土地政策、整頓三風、精兵簡政、統一領導、擁政愛民、發展生產等項工作，克服了許多缺點，并且把第一階段內許多人自以為了不得的那股驕氣也克服下去了。這一階段內，我們雖然受了很大的損失，但是我們站住腳了，一方面打退了日寇的進攻，一方面又打退了國民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我們指出了在反磨擦斗爭中的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指出了在統一戰線中又團結又斗爭和以斗爭求團結的必要，保持了國內和根據地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九四三年到現在為第三階段。我們的各項政策更為見效，特別是整頓三風和發展生產這樣兩項工作，發生了根本性質的效果，使我黨在思想基礎和物質基礎兩方面，立于不敗之地。此外，我們又在去年學會了或開始學會了審查干部和反對特務的政策。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根據地的面積又擴大了，根據地的人口，包括一面負擔和兩面負擔的，又已上升到八千余萬，軍隊又有了四十七萬，民兵二百二十七萬，黨員發展到了九十多萬。”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解放區，現在有九千五百五十萬人口。其地域，北起內蒙，南至海南島，大部分敵人所到之處，都有八路軍、新四軍或其他人民軍隊的活動。這個廣大的中國解放區，包括十九個大的解放區，其地域包括遼寧、熱河、察哈爾、綏遠、陜西、甘肅、寧夏、山西、河北、河南、山東、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廣東、福建等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延安是所有解放區的指導中心。在這個廣大的解放區內，黃河以西的陜甘寧邊區，只有人口一百五十萬，是十九個解放區中的一個;而且除了浙東、瓊崖兩區之外，按其人口說來，它是一個最小的。有些人不明了這種情形，以為所謂中國解放區，主要就是陜甘寧邊區。這是國民黨政府的封鎖政策造成的一個誤會。在所有這些解放區內，實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全部必要的政策，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選的共產黨人和各抗日黨派及無黨無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聯合政府。解放區內全體人民的力量都動員起來了。所有這一切，使得中國解放區在強敵壓迫之下，在國民黨軍隊的封鎖和進攻的情況之下，在毫無外援的情況之下，能夠屹立不搖，并且一天一天發展，縮小敵占區，擴大自己的區域，成為民主中國的模型，成為配合同盟國作戰、驅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國人民的主要力量。中國解放區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軍隊，不但在對日戰爭的作戰上，起了英勇的模范的作用，在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各項民主政策上，也是起了模范作用的。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宣言，承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愿為其徹底實現而奮斗’，這一宣言，在中國解放區是完全實踐了。……在廣大的中國人中間，至今還有很多人不明白中國抗日戰爭中的具體情況。在國民黨統治區，在國外，由于國民黨政府的封鎖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聞記者參觀團來到中國解放區以前，那里的許多人對于解放區幾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國民黨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區的真實情況泄露出去，所以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新聞記者團回去之后，立即將大門堵上，不許一個新聞記者再來解放區。對于國民黨區域的真相，國民黨政府也是同樣地加以封鎖。因此，我感到我們有責任將‘兩個區域’的真相盡可能使人們弄清楚。只有在弄清中國的全部情況之后，才有可能了解中國的兩個最大政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的政策何以有這樣的不同，何以有這樣的兩條路線之爭。只有這樣，才會使人們了解，兩黨的爭論，不是如有些人們所說不過是一些不必要的，不重要的，或甚至是意氣用事的爭論，而是關系著幾萬萬人民生死問題的原則的爭論。……我們的黨，在北伐戰爭時期，不超過六萬黨員，后來大部分被當時的敵人打散了;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不超過三十萬黨員，后來大部分也被當時的敵人打散了。現在我們有了一百二十多萬黨員，這一回無論如何不要被敵人打散。只要我們能吸取三個時期的經驗，采取謙虛態度，防止驕傲態度，在黨內，和全體同志更好地團結起來，在黨外，和全國人民更好地團結起來，就可以保證，不但不會被敵人打散，相反地，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實走狗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掉，并且在消滅他們之后，把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建設起來。”

　　抗日戰爭勝利以后，中國人民并沒有迎來期盼以久的和平和夢寐以求的共和國的誕生，國民黨在美國的支持和大力援助下，以4比1的軍隊優勢，企圖將中共封鎖剿滅。在最艱難的時候，中共被迫放棄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1947年4月15日，毛澤東在給西北野戰兵團(由彭德懷、賀龍、習仲勛等領導的陜甘寧解放區和晉綏解放區的人民解放軍組成)的電報《關于西北戰場的作戰方針》中指出：“敵現已相當疲勞，尚未十分疲勞;敵糧已相當困難，尚未極端困難。我軍自殲敵第三十一旅后，雖未大量殲敵，但在二十天中已經達到使敵相當疲勞和相當缺糧之目的，給今后使敵十分疲勞、斷絕糧食和最后被殲造成有利條件。……目前敵之方針是不顧疲勞糧缺，將我軍主力趕到黃河以東，然后封鎖綏德、米脂，分兵‘清剿’。敵三月三十一日到清澗不即北進，目的是讓一條路給我走;敵西進瓦窯堡，是趕我向綏、米。現在因發現我軍，故又折向瓦市以南以西，再向瓦市趕我北上。……我之方針是繼續過去辦法，同敵在現地區再周旋一時期(一個月左右)，目的在使敵達到十分疲勞和十分缺糧之程度，然后尋機殲擊之。我軍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敵后路。應向指戰員和人民群眾說明，我軍此種辦法是最后戰勝敵人必經之路。如不使敵十分疲勞和完全餓飯，是不能最后獲勝的。這種辦法叫‘蘑菇’戰術，將敵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滅之。”毛澤東運用蘑菇戰術，擺脫了國民黨對西北的圍剿。1947年6月30日夜，劉鄧大軍七個縱隊十三萬人，在魯西南、鄆城等橫寬三百華里地段，乘一百二十余只木船，強渡黃河，向大別山進軍，揭開了戰略進攻的序幕。人民大革命逐漸扭轉了二十年來被圍剿的局面，向自己的敵人展開了恢弘的戰略圍剿，歷史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迅即逆轉。美國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在《毛澤東的中國與后毛澤東的中國》一書中寫道：“無論付出了多大的犧牲和克服了多少的困難，共產黨人最終以驚人的速度贏得了以群眾戰爭為標志的1946-1949年內戰的勝利。美國毛澤東研究專家斯圖爾特·R·施拉姆在《毛澤東》一書中描寫這次勝利：“是歷史上一支比較小的但得到群眾支持、有獻身精神、組織良好的軍隊，戰勝一支比較較大的但士氣低落、領導無能、不得人心的軍隊的驚人事例。”兩位美國人都用到了“驚人”一詞來記述這場戰爭，這場戰爭也勢必讓更多未來的人們來以“驚人”二字而審視。

　　1949年6月15日，當人民解放軍正在肅清國民黨殘余勢力的時候，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也開幕了，毛澤東《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在這里，我認為有必要喚起人們的注意，這即是：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中國反動派對于他們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失敗，是不會甘心的。他們還會要互相勾結在一起，用各種可能的方法，反對中國人民。例如，派遣他們的走狗鉆進中國內部來進行分化工作和搗亂工作。這是必然的，他們決不會忘記這一項工作。例如，唆使中國反動派，甚至加上他們自己的力量，封鎖中國的海港。只要還有可能，他們就會這樣做。再則，假如他們還想冒險的話，派出一部分兵力侵擾中國的邊境，也不是不可能的。所有這些，我們都必須充分地估計到。我們決不可因為勝利，而放松對于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們的瘋狂的報復陰謀的警惕性，誰要是放松這一項警惕性，誰就將在政治上解除武裝，而使自己處于被動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全國人民必須團結起來，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粉碎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中國反動派的任何一項反對中國人民的陰謀計劃。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

　　在國民黨大勢已去的時候，美國仍然選擇了對蔣介石國民黨的支持，對即將誕生的新中國采取敵視的態度，他們召回了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切斷了一切與中共的合作。1949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說：“多少一點困難怕什么。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老子說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對于我們，不但‘以死懼之’，而且實行叫我們死。聞一多等人之外，還在過去的三年內，用美國的卡賓槍、機關槍、迫擊炮、火箭炮、榴彈炮、坦克和飛機炸彈，殺死了數百萬中國人。現在這種情況已近尾聲了，他們打了敗仗了，不是他們殺過來而是我們殺過去了，他們快要完蛋了。留給我們多少一點困難，封鎖、失業、災荒、通貨膨脹、物價上升之類，確實是困難，但是比起過去三年來已經松了一口氣了。過去三年的一關也闖過了，難道不能克服現在這點困難嗎?沒有美國就不能活命嗎?”

　　新中國成立后，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實施了封鎖政策，企圖扼制中國的發展。從封鎖中成長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人并沒有被封鎖所嚇倒，他們具有應對任何封鎖的經驗和勇氣。1958年9月，毛澤東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關于國際形勢問題指出：“禁運，不跟我們做生意。這個東西對于我們的利害究竟怎么樣?我看，禁運對我們的利益極大，我們不感覺禁運有什么不利。禁運對于我們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設〔煉鋼煉鐵〕有極大的好處。一禁運，我們得自己想辦法。我歷來感謝何應欽。一九三七年紅軍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每月有四十萬法幣，自從他發了法幣，我們就依賴這個法幣。到一九四○年反共高潮時就斷了，不來了。從此我們得自己想辦法，想什么辦法呢?我們就下了個命令，說法幣沒有了，你們以團為單位自己打主意。從此，各根據地搞生產運動，產生的價值不是四十萬元，不是四百萬元，甚至于不是四千萬元，各根據地合起來，可能一億兩億。從此就靠我們自己動手。現在的‘何應欽’是誰呢?就是杜勒斯，改了個名字。現在它們禁運，我們就自己搞，搞大躍進，搞掉了依賴性，破除了迷信，就好了。……不承認問題。是承認比較有利，還是不承認比較有利?我說，等于禁運一樣，帝國主義國家不承認我們比較承認我們是要有利一些。現在還有四十幾個國家不承認我們，主要的原因就在美國。比如法國，想承認，但是因為美國反對就不敢。其他還有一些中南美洲、亞洲、非洲、歐洲的國家，以及加拿大，都是因為美國而不敢承認。資本主義國家現在承認我們的，合起來只有十九個，加上社會主義陣營十一個，有三十個，再加上南斯拉夫，有三十一個。我看就是這么一點過日子吧。不承認我們，我看是不壞，比較好，讓我們更多搞一點鋼，搞個六七億噸，那個時候它們總要承認。那個時候也可以不承認，它們不承認有什么要緊?”

　　1960年5月13日，毛澤東與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談話時指出：“帝國主義分子想封鎖我們，而我們要想辦法打破他們的這種封鎖，怎么辦呢?我們的策略就是‘近守遠交’，團結好周圍的朋友，走出去廣交遠方的朋友，以我們有限的實力和財力，支支援那些受帝國主義欺負的弱小國家和人民，從而提高我們的國際地位和聲望，徹底打破帝國主我的政治封鎖和經濟封鎖。”

　　1960年10月22日，毛澤東在同美國作家斯諾談話時指出：“在聯合國里，是不應該由蔣介石代表中國的，應該由我們代表，早就應該如此。但是，美國政府組織了多數國家，不讓我們去。這也沒有什么不好，我們并不急于進入聯合國。急于要我們進入聯合國的是另外一些國家，當然不包括美國在內。英國現在不得不聽美國的話。但是，英國的本意可能就是你所說的那個，就是如果我們在聯合國外無法無天，不如把我們套在聯合國里守規矩好。有相當多的國家希望中國守規矩些。你知道，我們打過游擊，野慣了。那么多規矩，令人難受，是不是?不進聯合國，對我們有什么損失呢?沒有什么損失。進聯合國有多少好處呢?當然，有一些好處，但說有很多好處就不見得。有些國家爭著要進聯合國，我們不甚了解這種情緒。我們的國家就是一個‘聯合國’，我們的一個省就比有的國家大。……他們對我們進行經濟封鎖，就和國民黨那時對我們的經濟封鎖一樣。很感謝國民黨對我們的經濟封鎖，使得我們沒有辦法，只好自己搞，致使我們各個根據地都搞生產。國民黨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還給我們發餉，從一九四○年開始就實行封鎖。我們要感謝他們，是他們使我們自己搞生產，不依賴他們。現在美國也對我們實行封鎖，這個封鎖對我們有益處。”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期，毛澤東為了擺脫蘇聯模式，通過大躍進、人民公社等途徑試圖走一條中國式的獨立發展的道路，因此與蘇聯的關系開始冷卻。1960年夏季開始，赫魯曉夫開始從中國撤走專家，撕毀合同，中止技術援助，給中國經濟造成了沉重的打擊。1962年9月24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中說：“從一九五八年下半年開始，他(赫魯曉夫)就想封鎖中國海岸，要在我國搞共同艦隊，控制沿海，要封鎖我們，赫來我們就是為了這個問題。然后是五九年九月中印邊界問題，赫支持尼攻我們，塔斯社發表聲明。以后赫壓我國，十月在我國國慶十周年宴會上，在我們講臺上，攻擊我們，六○年布加勒斯特會議圍攻我們，然后兩黨會議，二十六國起草委員會，八十一國莫斯科會議，還有一個華沙會議，都是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的爭論。一九六○年一月與赫打仗。你看社會主義國家，馬列主義中出現這樣的問題，其實根子很遠，事情很早就發生了，就是不許中國革命。那是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就阻止中國革命，說不能打內戰，要與蔣介石合作，否則中華民族就要滅亡。當時我們沒有執行，革命勝利了。革命勝利后，又怕中國是南斯拉夫，我就變成鐵托。以后到莫斯科簽訂了中蘇同盟互助條約，也是經過一場斗爭的。他不愿意簽，經過兩個月的談判簽了。斯大林相信我們是從什么時候起的呢?是從抗美援朝起，一九五○年冬季，相信我們不是鐵托、不是南斯拉夫了。但是，現在我們又變成‘左傾冒險主義’、‘民族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者了。而南斯拉夫倒成為‘馬列主義’者了。現在南斯拉夫很行呵，他可吃得開了，聽說變成了‘社會主義’。所以社會主義陣營內部也是復雜的，其實也是簡單的。道理就是一條，就是階級斗爭問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斗爭問題，馬列主義與反馬列主義斗爭的問題，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之間的斗爭問題。”

　　1963年8月9日，毛澤東在同索馬里總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馬克的談話中指出：“現在我們不為西方國家生產財富而為自己生產財富，所以它們就天天罵我們，特別是美國。你們的主要斗爭對象不是美國吧?我們的主要斗爭對象是美國，英、法、意、西德要排到后面去。美帝國主義在我國周圍建立很多軍事基地來包圍我們，這是你們知道的。……美國不承認我們，日本同我們沒有外交關系，英國、荷蘭同我們只是半建交關系，法、意、西德迄今與我們沒有外交關系，還有跟它們走的土耳其、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時也與我們沒有外交關系。現在美國還在占領我們的臺灣，假如：第一條，美國把臺灣交還給我們;第二條，聯合國讓我們進去，趕走蔣介石;第三條，取消對我國的經濟封鎖，做起生意來;第四條，兩國互相承認，建立外交關系，即使如此，我們仍然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因為這不僅是我們自己一國的問題，我們要團結世界大多數人民，這樣才能打倒帝國主義。這是它們最恨我們的。我們不僅要在國內打倒帝國主義，而且要在全世界消滅帝國主義。我們的武器不多，沒有原子彈，經濟也不發達，但是我們贊成全世界人民從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只有到那個時候，世界人民才會安寧，我們自己也才會最后得到安寧。你們不信嗎?帝國主義總有一天會被打倒的。……至于香港，英國沒有多少軍事力量，我們要占領是可以的。但過去有條約關系，小部分是割讓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還有三十四年才滿期。這是特殊情況，我們暫時不準備動它。這一點也許你們不了解。……香港人就是我們中國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們現在就控制它，對世界貿易、對我們同世界的貿易關系都不利。我們不動它并不是永遠不動它，英國現在安心，將來會不安心的。”

　　1963年9月3日，毛澤東在同迪·努·艾地率領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代表團的談話中指出：“我們困難的時間只有兩年半，就是一九六O年、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上半年，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情況就好起來了。糧食去年比前年增產一千多萬噸。今年情況更好一點。雖然今年華北地區特別是河北和河南有水災，但是全國可能比去年增產糧食一千萬噸左右。現在我們正集中力量搞棉花、油料、煙葉和糖料。我們已經找到一條道路。我們有兩種經驗，錯誤的經驗和正確的經驗。正確的經驗鼓勵了我們，錯誤的經驗教訓了我們。蘇聯把專家撤走，撕毀了合同，這對我們有好處。我們沒辦法，就靠自己，靠自己兩只手。后來蘇聯又后悔了，想再派專家來，要同我們做生意，我們不干。他們再派專家來，有朝一日他們又要撤走專家，撕毀合同。他們已經失去了我們的信任。正是在一九六○年的這個時候，蘇聯撤走專家，到現在已經三年了，我們的工業建設搞出了許多自己的經驗。離開了先生，學生就自己學。有先生有好處，也有壞處。不要先生，自己讀書，自己寫字，自己想問題。這是一條真理。”

　　1964年1月30日，毛澤東在同法國議員代表團的談話時指出：“現在我們說有兩個大紙老虎，就是美國和蘇聯。我說得靈不靈將來瞧。請你們記住，我同法國議員代表團說過，它們是大紙老虎，但是不包括廣大的蘇聯人民、廣大的蘇聯黨員和干部，他們對我們是友好的，美國人民有一部分人受了欺騙，總有一天他們要同我們友好的。所謂紙老虎，就是說美國、蘇聯脫離了群眾。當年希特勒占領了幾乎整個歐洲，多大的勢力!這你們都經歷過。”

　　“敵人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回望歷史的風云，毛澤東于瑟瑟寒風中傲然而立，他冷眼向洋，指揮若定，舉棋以待，他精心謀劃著一部中國民族千年逆襲的宏篇大劇。他“近守遠交”，廣結天下朋友;他仗“矛盾之劍”，分化封鎖聯盟;他憑“自力更生”，強壯民族筋骨。中華民族猛一抖擻，那一道道封鎖的鐵幕，竟成殘垣斷壁。1971年10月25日，聯大二十六屆會議，通過了由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國提出的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一切合法權利的提案。11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說：“這是敵視、孤立和封鎖中國人民的政策的破產。這是美國政府伙同日本佐藤政府妄圖在聯合國制造‘兩個中國’的計劃的失敗。這是毛澤東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的勝利，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人民無視帝國主義的重重封鎖，頂住了外來的巨力壓力，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把我國建成了一個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事實證明，我們中華民族完全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這一天， 57個國家代表爭相發言，歡迎中國代表團的到來。

　　布隆迪常駐聯合國代表恩桑澤·特倫斯說：“經過二十二年之后，中國的精神——它倡導了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的，換句話說，人類的新生活法則，引起了不同的反應。它在這里和那里引起了驚訝和惱怒;在其他地方則引起了欽佩和滿意，大量的文章和講話表現了這種情緒。如果說，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曾經有一個時候，各方面除了對中國表示某種體諒外，沒有同它打交道的話，那么它們現在就有義務立即同它打交道了。今后，不論中國特別是通過它的有威望的領導人說什么和做什么，中國的立場和所謂的它的意圖將引起許多估計，這些估計不是激烈的和具有諷刺意味的，就是滿懷信心的和表示贊許的，但是無論如何，決不是漠不關心的。對于世界輿論來說，中國突然變成了一出戲的主要演員之一，而在這出戲中，以前它本來有可能只被看作是小角色。”

　　贊比亞代表團團長、常駐聯合國代表弗農·約翰遜·姆旺加說：“自從大會在十月二十五日晚通過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決定以來，許多美國報紙上登載了一些抱有偏見的、片面的文章，蓄意進行歪曲，以便不僅對我們為了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權利而進行如此頑強斗爭的動機，而且也對我們在投票結果宣布后的行為散布種種嚴重的懷疑。我受權毫不含糊地聲明，我們除了對贊比亞共和國政府以外不對任何政府負責，誰都無權告訴我們什么時候該高興，什么時候不該高興，誰都無權告訴我們，什么時候該笑，什么時候不該笑，因為作這樣一個決定完全是我們職權范圍內的事。”

　　毛里塔尼亞常駐聯合國代表穆拉耶·哈桑說：“講到我們的自豪感，這是這樣一個國家非常自然地引起來的，因為這個國家在二十年中已成為一個偉大的大國，堅定地發揮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進步作用。當我們想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怎樣的條件下誕生的，當我們了解那時存在的錯綜復雜的巨大困難時，我們就能夠正確地估價所走過的路程以及這些成就的巨大意義。今天中國可以在各個方面提供成功的典范，這一點，對于了解中國人民的信念和不屈不撓的毅力以及中國人民的領導人的無窮智慧的人們來說，是不會感到吃驚的。”

　　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代表團副團長、常駐聯合國代表薩利姆·艾哈邁德·薩利姆說：“我們歡迎一個經住了時間考驗的國家的人民的代表，這個國家的人民勝利地打倒了本國的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在國內鏟除了各種形式的屈辱和墮落，因為，不應當忘記，正是形形色色的帝國主義在例如上海、廣州和中國的其他地方，把它們的樂園建筑在中國大眾的痛苦之上。……我們也不允許任何人破壞十月二十五日具有歷史意義的夜晚所取得的偉大勝利。我們絕不會為我們的快活表示什么歉意，因為這是一個早就該取得的勝利，這是聯合國的勝利，聯合國由于其中一個創始國被迫缺席而眼看著它的聲望受到損害，它的效力受到削弱，這是世界人民的勝利，世界四分之的的人口一向被無理而又武斷地阻撓參與尋求和平解決人類所面臨的問題。總之，這是常識的勝利，是現實戰勝幻想，正確戰勝錯誤。因此，我們在當時和現在都要慶祝。”

　　赤道幾內亞代表團團長、常駐聯合國代表埃索洛·米卡說：“我們希望說明，我們曾鼓過掌，我們還要繼續鼓掌。對于我們的提案在十月二十五日晚上取得的結果，我們曾跳過舞。而且，現在當我們親眼看到合法的中國代表團占有它被剝奪了二十二年的席位的時候，我們要繼續跳舞，我們要繼續非常高興地鼓掌。美國記者的宣傳并沒有把我們嚇倒，也沒有使我們擔憂。讓他們在他們的報紙和期刊上寫他們想寫的東西吧。我們到這里來并不是為了研究美國政府在這個問題或任何其他問題上的政策的。我們是來提倡和宣傳和平的，只有我們的政府才能要求我們對我們所負的責任作出說明。美國政府在我們所談的這個問題上奉行的帝國主義政策遭到失敗的時候，我要說，是遭到慘敗的時候發生的威脅，絲毫也嚇不倒我的代表團。”

　　錫蘭常駐聯合國代表漢密爾頓·謝利·阿梅拉辛格說：“并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需要聯合國，而是聯合國需要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更恰當的說法應該是它們是互相需要的，就象在座的諸位需要別人一樣，因為我們都不是一個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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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圍，毛澤東的一生，是突圍的一生，他在國內實現了突圍，他又在國際上實現了突圍。他讓中國人民站上了中國的歷史舞臺，他又讓中華民族站上了世界的舞臺。在這突圍的歲月里，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魂魄日益復興起來，中國人的腰桿日益挺直了起來，中國人的精氣神日益勃發了起來。恰如毛澤東在30年代所預言的，“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這是中國民族的魂魄，是毛澤東在帶領中華民族在突圍中鑄就的民族魂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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