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在網絡上還是現實社會中，我經常就毛澤東的話題與人展開激烈的辯論，他們有不少年輕人，他們對毛澤東仿佛有不共戴天之仇，用詞之尖刻，之惡毒，可用不可理喻來形容，在他們的眼里，毛澤東帶來了一個黑暗的中國，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早就成了一個象美國一樣民主、富強的國家了。當我與他們爭辯的時候，于是我立刻就會受到圍攻，我就成了他們謾罵的“毛左”，成了“文革余孽”、成了打砸搶的“紅衛兵”，成了被共產黨的教育洗了腦的“腦殘”，真的是很黃很暴力。毛澤東是中華民族的英雄啊，毛澤東開啟了“自公元前221年封建帝國建立以來的中國歷史的第一次真正社會革命的開端”(美國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語)，毛澤東在國際上都享有極高的聲譽，而在他的身后，在他締造的新中國里，他的聲譽卻受到了百般的詆毀和蹂躪，是誰，給了他們射向毛澤東的一根根毒箭?

　　是那些販賣私貨的教師們。在年輕人世界觀開始形成的時候，他們開始了大學生活。大學的氛圍是自由的，在自由的幌子下，一些為人傳道授業解惑的教授們將自己狹隘的觀點向學生們兜售了，他們把罵毛澤東視為一種獨立特行的時髦，不知讓多少謬種流傳，誤了多少人家子弟。北大教授孔慶東曾在一次活動中說，現在在大學校園里，一個教授要是談論毛澤東，談論馬列主義，就象地下黨似的。有一次我在網上看到一條轉發的微播，是我大學時的一個教授的，他在微播上大罵毛澤東，把毛澤東罵成希特勒，罵成斯大林，罵他們是20世紀三個頭號法西斯。有一次跟一個同事聊天，他講到自己上研究生時的一件事，有次導師在課堂上罵毛澤東，一位同學站起來跟他爭辯，導師氣的不行，后來在考試的時候沒讓那位同學及格。利用講臺和教師的身份，公開詆毀毛澤東聲譽絕不是一種個別現象，而是廣泛存在。一個典型的代表是一個叫袁騰飛的教師，他講課的視頻曾經廣為流布，我曾看過一段，他在講課中不僅謾罵毛澤東，還公然污辱革命烈士毛岸英。就是這樣一個粗俗浮淺的教師，竟然被稱為“史上最牛歷史教師”，很多聽課的學生，并不會去探究這個很“牛”的教師的講課內容是否符合歷史的真實，哪怕是荒謬的也要信以為真了。

　　是那些惟恐天下不亂的公知們。近些年來，一個被人蔑稱為“公知”的群體活躍在社會上，他們以民主自由作掩護，靠謊言為生，制造轟動效應，惟恐天下不亂。他們經常拿一些境外出版物中對毛澤東的許多不實之詞來丑化毛澤東的形象。他們的代表人物茅于軾就曾在多家媒體上發表《把毛澤東還原成人》一文，對毛澤東進行了許多惡毒的污蔑，造成了非常壞的影響。這些公知們往往有大量的“公知粉”追隨，并引以為豪。我曾經在一家論壇上跟一個長期謾罵毛澤東的年輕人爭論，他是見毛澤東就罵，一點知識含量都沒有，一點底線也沒有，他曾很自豪地宣稱：“我是茅于軾、李承鵬門下走狗”。這些公知們的門下“走狗”眾多，“走狗”們把公知們的話或文章當成經典到處轉載，盡管這些話或文章漏洞百出、偏狹無知，但在這些“走狗”們看來，這才是真正的歷史，而教科書上的都是共產黨拿來騙人的。公知之害，害莫大焉，它毒害的是一代青年，毒害的是國家的未來。

　　是那些歷史虛無主義的裁剪者。由于歷史的原因，新中國形成了毛澤東時代與后毛澤東時代兩個時期，盡管有很多不同，甚至是顛覆性的不同，但血脈還是相連的。但歷史裁剪大師們很害怕跟毛澤東時代連成一體，于是“特別是”成為一種固定的語境，這就很容易給人造成一種感覺：毛澤東時代是不好的，后毛澤東時代是好的。于是否定毛澤東時代成為后毛澤東時代的一種潮流，屈批算來，毛澤東時代“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四清”、“文革”，除了運動沒干別的事了。一個剛剛大學畢業的學生到單位工作時，象很多年輕人一樣對毛澤東懷有很大的成見，他這樣說：“毛澤東沒干點正經事。”能怪這個年輕人嗎?也怪不得，這是歷史裁剪的必然結果。對待文革的態度，中共十大的時候，是肯定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也是肯定的。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作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報告中說：“關于文化大革命，也應該科學地歷史地來看。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至于在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總結一下，這對統一全黨的認識，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對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做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歷史，可能會比我們今天說得更好。”只是到了1981年6月27日中共11屆6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才徹底否定了文革。于是文革就成了射向毛澤東的一支利箭，是毛澤東罪大惡極的鐵證，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鐵證，是毛澤東“治國無能，文革有罪”的鐵證，人們已看不到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了，也看不到文革期間新中國工業的成就和國防建設的成就，看不到新中國國際地位的驟然上升了，毛澤東在文革問題上犯的錯誤便永世不得翻身了。誰要是敢為毛澤東說句公道話，一頂“文革余孽”的帽子立刻就會飛奔而來，壓得你喘不過氣來。有一次跟一個網友爭論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問題，他說中共自己都承認文革時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我后來查閱資料，果然是這樣。1978年2月26日，華國鋒在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從1974年到1976年，由于‘四人幫’的干擾破壞，全國大約損失工業總產值1000億元，鋼產量2800萬噸，財政收入400億元，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而在1975年周恩來總理在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我們超額完成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第四個五年計劃一九七五年也將勝利完成。我國農業連續十三年奪得豐收，一九七四年農業總產值預計比一九六四年增長百分之五十一。這充分顯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優越性。全國解放以來，盡管我國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糧食增產一點四倍，棉花增產四點七倍。在我們這樣一個近八億人口的國家，保證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業總產值一九七四年預計比一九六四年增長一點九倍，主要產品的產量都有大幅度增長，鋼增長一點二倍，原煤增長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長六點五倍，發電量增長兩倍，化肥增長三點三倍，拖拉機增長五點二倍，棉紗增長百分之八十五，化學纖維增長三點三倍。在這十年中，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個大中型項目，成功地進行了氫彈試驗，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動蕩、通貨膨脹的情況相反，我國財政收支平衡，即無外債，又無內債，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會主義建設欣欣向榮，蒸蒸日上。”1975年國家還是蒸蒸日上的，到了1978年卻又是經濟要崩潰了?另據美國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與后毛澤東的中國》一書記載：“盡管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經濟存在著多方面的弊端，但這一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記錄仍然是為中國的現代工業奠定了基礎的時代記錄。與德國、日本和蘇聯早期工業化的進程相比，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更快。在那些比較晚出現在工業舞臺上的國家中，這三個國家是成功地實現了工業化的最突出的歷史范例。在1980-1914年期間，德國的經濟發展速度每10年增加33%。日本在1874-1929年間第10年的增長速度為43%。蘇聯在1928-1958年間每10年的增長速度為54%。而在毛澤東主義時期的中國，從1952-1972年，每10年的增長率高達64.5%。中國的經濟發展并不像許多西方記者錯誤地告訴讀者的，是以‘蝸牛速度’向前發展。考慮到中國的經濟成就幾乎是在毫無外來援助和支持的情況下由中國人民獨立取得的，因而這種成就就格外引人注目。……因此，在毛澤東時代結束時，在發展中的國家里，中國是唯一一個既無外債又無國內通貨膨脹的國家。”這從另一方面驗證了當時的中國并沒有出現經濟要崩潰的現象。而文革時期經濟要崩潰的謬論至今仍頻頻出現在各種媒體上、各種講話里、各種文章里、各種詆毀毛澤東的言論里。這種對歷史全盤否定的虛無主義，在捆住毛澤東的同時，必然也會捆住中共的手腳，這樣的局面現在已經顯現了出來，階級斗爭、人民民主專政，這些中共用來取得政權、鞏固政權的法寶正在逐步喪失，哪怕有人在文章里提一提都會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毀掉毛澤東的聲譽，就是砸掉中共的飯鍋。而中共多年來對歷史的錯誤裁剪，已在事實上不斷地為詆毀毛澤東的勢力提供著強有力的武器，毛澤東已經去世近四十年了，他們的目的當然不是把一個毛澤東反掉，更大的目的是毛澤東建立的政權。因此，如果任憑詆毀毛澤東的現象這樣無限地持續下去，其實質就是一種自毀長城、自廢武功的行為，到頭來搬起石頭砸的是自己的腳。

　　郁達夫曾在紀念魯迅的時候說過一句話：沒有偉大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當一枝枝毒箭呼嘯著射上毛澤東的時候，我常常想起郁達夫的這句話，我們有英雄人物，我們不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我們還要勇于去珍惜，去維護，不要讓我們的民族再度淪為那個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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