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龔忠武先生2014年9月17日在烏有之鄉的演講,根據錄音整理,經龔忠武先生本人審改后發表。
摘要 :現在分三個部分來談范社長今天即興提出的主題,「歷史的毛澤東、現實的毛澤東、未來的毛澤東」,一是毛澤東的猜想,二是話語權的爭奪,三是未來的毛澤東主義者怎么辦。 第一部分是論述毛主席對他晚年也就是文革期間所碰到的六個迫在眉睫的重大問題所采取的解決辦法,本文謂之猜想。在探索解答猜想的過程中自然難以避免判斷失誤,必須強調,這是失誤不是錯誤,這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
第一個重大的問題是,毛意識到并警覺到中國歷史上大朝代遞嬗更替的規律,本文稱之為歷史的波動論,又在他的晚年發生作用了。文革期間距離1949 年17 年,按照歷史波動論,相當于秦朝跟隋朝的年代。秦隋兩朝的速亡主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殘存舊勢力的回潮反動,毛主席覺察到這種規律又在作用,于是發動文革,推動歷史前進,阻止歷史回潮,以免對社會主義的新中國造成一種不可逆轉的改變。
第二個是,鑒于中國歷史上早期農民革命的失敗,主要是本身內部腐化造成的,最近的例子就是李自成和洪秀全,太平軍更是徹底腐化掉了。60 年代時毛主席警覺到早期打天下的同志,黨政軍都有,還有高干子弟,喪失革命精神,開始腐化享樂 ,為了避免步中國農民革命失敗的歷史覆轍,于是采取文革大手術整治貪腐。
第三個是,中國共產黨革了幾十年的命,黨政軍內和社會上積累不少個人的恩怨情仇。鑒于明朝亡于宦黨和東林黨的惡斗,給了滿人分化離間的可乘之機,毛主席擔心這些個人的恩怨情仇,可能對他去世后的中國造成嚴重的影響;特別是四大五大(華北)解放軍之間的矛盾,如果他不來化解,無人能夠化解,所以要用文革這種非常手段將之消除。
第四個是,中國最高政治權力的轉移古往今來一直是個大問題,不論君主多么英明,都無法和平解決;而最高的權力必須靠槍桿子支撐,否則難以持久,這是中國的特殊政治國情。1972年又增加了一個新的重要因素,讓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就是要向西方開放,將黨國的工作中心從政治建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去。鑒于國情和對西方開放的新局面,毛主席認為有二野、三野支撐的鄧小平,加上鄧廣泛的人脈、留學背景和儒將的政治頭腦,是個比較適當的接班人,能夠完成經濟建設這個宏偉艱巨的歷史任務,所以在文革期間就為他創造了有利的接班條件。
第五個是,毛晚年打了抗美援越的隱蔽戰爭,維護了中國南大門的安全,更打破了美蘇二元的舊國際秩序,建立中美蘇三元的國際新秩序。1972年的中美大和解表示美國默許中國恢復聯合國的席位,為中國體面地進入國際社會開路讓道。這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不世功業。當然,同超強美國耗了十年之久,對國民經濟受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也是客觀事實,但不能因此說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
最后一個是,培養下一代的接班人。根據他個人數十年來在斗爭的烈火中從事革命和社會實踐的經驗,培養下一代接班人,不能在教室里、實驗室里培養出一批書呆子,要在革命烈火中鍛煉,在社會實踐中成長,才能知道社會底層的民生疾苦,才能成為人民的貼心人,為他們謀福利。
毛主席晚年解決上述六個重大問題的猜想,是根據中國歷史波動論和動態歷史學作出的客觀推斷,不是意識形態的主觀臆測。
第二部分是話語權的爭奪。兵不厭詐是個大謀略,鄧小平是個政治將軍、儒將,善于此道。 為了完成發展經濟這個中心的戰略任務,利用西方的資金、市場、人才、經驗,不得不在話語權和道德高地上對投西方所好,于是西方的思想、主義潮水般涌入,甚至超過五四時期,但這是有原則、有底線的讓步,是胸有成竹的讓步?,F在經濟搞上去了,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當然也付出了很高的學費,不少的知識分子被西方洗腦了。但是我們也從中學到了如何利用媒體、控制媒體,有所失,更有所得。
習近平接班以來,不僅讓韜光養晦停止了,而且大刀闊斧整治黨政軍內的貪腐之風,就規模和層級而言,不妨稱之為「沒有文革的文革」,因為沒有上綱上線,搞政治運動,而是以德治國,依法治國。下一步要轉向文化學術界、媒體文藝界,要重新奪回放掉的話語權、道德高地。
第三個部分是未來的毛澤東主義,主要面臨兩個層次的挑戰,一個是文明層次的挑戰,必須扎根于中國傳統文明,引進西方文明的長處,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文明,才能應對這種挑戰。日本在東亞只是個次文明,沒有資格爭文明的領導權。中國文明濃縮到最后,就是一個「仁」字,就是仁學,文革期間的主旋律,「六億神州盡舜堯」,「公」字當頭,都是中國文明的基本核心價值,是毛主義通過馬克思主義的中介,對中國文明的核心價值,所作的現代的詮釋。
第二個層次是未來中國的主導思想,是毛主席思想,毛澤東主義。主要由于毛主義已經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了,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中國歷史上對外來的思想都是消化掉之后用中國名字命名,佛教中國化后了,創出中國自己的唯識宗、天臺、華嚴、禪宗等。其次是毛主義思想的深度和廣度,毛主席拯救國家、振興民族、再造文明的不世貢獻,千古一人,后無來者,無人能比。
中國歷史上的各種思想流派,都經過后代根據當時的條件重新加工包裝。漢有漢儒董仲舒,唐有唐儒,宋明理學有朱熹、陸象山、王陽明的理學、心學,都是對孔學的重新包裝。未來中國思想界將有無限廣闊的空間,足以讓毛澤東主義的追隨者,理論家和學者,根據當時的客觀條件,重新加工包裝、充實發展毛澤東主義。從廣義而言,中共第二代以來的鄧小平理論,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想、胡錦濤的科學觀,習近平的法治論,也可視為官方意識形態對毛澤東主義的包裝發展。詳細以后各代也都會有相應的理論思想,作為毛主義的包裝補充。
但毛主席的追隨者、好學生,必須又紅又專,不但要站穩立場,而且更要思想理論過硬。果如此,則未來的毛澤東主義不但在國內,而且在全世界也將成為主流思想,成為引領人類的先進文明,從而對人類文明,對世界人民的福祉,作出份內的貢獻。
目錄:
上篇
一、開場白
1、范景剛介紹
2、治學背景
3、破題:一個小故事
中國歷史波動輪
二、歷史的毛澤東
1、歷史波動論與文革
2、汲取農民革命失敗的教訓
3、化解黨政軍內多年積累的恩怨情仇
4、敲定最高權力的轉移接班
5、創造周邊和平安寧的國際大環境--打了越戰
6、在烈火的實踐中培養下一代接班人
上篇
一、開場白
1、范景剛介紹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請到龔忠武先生到烏有之鄉來做客。我們同龔先生是老朋友了。他的身世背景非常有意思,可以看成是我們這個大時代的縮影吧。
他生在大陸安徽省滁縣的一個農村,在哪里度過了童年。49年他一家隨國民黨搬遷到臺灣,他父親是國民黨的一個中層的文職軍官,是軍公教人員。他在臺灣受了完整的教育,從小學、中學、大學,一直到研究所,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后來到美國留學,七十年代初,他積極參加了海外的保釣運動,思想受到沖擊,開始在思想認識上,認同了祖國的社會主義理念。這之后,就同祖國大陸這方面來往多了一些,密切一些。后來1975年,響應周總理對當時的老保釣發出的「就地報國」的號召,就離開學術界,同一大批老保釣到聯合國工作,一直到1997年退休為止。
在美國留學期間,是在哈佛東亞研究中心師從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先生,后來拿到了博士學位。但他沒有回到學術界,而是作為體制外的歷史學者,繼續研究中國近現代史。1990年,同紐約僑社的一些愛國華僑,作為創始股東創辦了《僑報周刊》、《僑報》,當過業余兼職的主編、主筆、特約撰述等。
以他這種身世和學術經歷,使他能夠從大歷史的角度客觀地研究毛澤東,這同國內的學者形成一種巨大的反差;特別是在八十年代以來出現的西化思潮之下,國內的知識界普遍經歷一個擁抱西方,貶抑毛澤東的思潮,這種思潮在中國史學界也產生明顯的影響。
龔先生自2006年同我們認識以來,先后到我們這里做過兩次演講,一次是講「確立毛澤東的核心地位與中國的崛起」,一次是講「從毛澤東時代到鄧小平時代」。后來在我們的網站上發表過一系列很有影響的文章,特別是在去年毛主席誕辰120周年之際,在烏有之鄉發表了長篇大論,提出一個重要的觀點,「迫切需要構建毛澤東主義」;并且特別強調,在構建毛澤東主義的過程中,固然馬克思主義是一個重要來源,更要從中國本土的歷史思想文化中,向下扎根汲取營養,尋求源頭活水作為支撐。這不但對中國的崛起,應該也會對世界的未來,都會產生重要的影響。
今天的討論,也會探討這個大問題。講題是我針對當前國內的形勢即興向龔先生建議的,很高興龔先生也樂意配合。雖然毛主席離開我們了,自然生命終結了,但他的思想對現實的中國,未來的中國,甚至對全世界,都還將產生巨大的影響。所以,還需要我們對他的思想作進一步的研究和發掘。
從這樣的角度和考慮,我們乘龔先生來大陸訪問的機會,再次請龔先生來談談毛澤東這個話題,并邀請一些學者專家,就這個話題做一次小范圍的、深入的座談交流。
介紹如有不到位的地方,請龔先生補充。下面請龔先生做主題發言,然后請各位學者發表意見,提出自己的看法。
2、治學背景
謝謝范社長的介紹,大體上就是這樣了。我已經三四年沒有回來了,這次是應清華大學的邀請參加一個研討會,順便來到烏有之鄉看望老朋友。也謝謝范社長特意安排這次小型的座談會,給我這個難得的機會,再談談毛澤東這個話題,向各位請教。
記得2006年第一次來到貴社做客時,當時只準備講長征這個題目,來紀念長征的70周年。小范嫌題目太小,建議我把題目擴大,于是就講了「毛澤東核心地位的確立和中國的崛起」,把毛的一生革命事業都講進去了,但再大也就五六十年。講完后小范的感覺是,我提出了一個同國內學者完全不同的視野或視角,對你們很有幫助,或是補充。
今天也一樣,本來打算只講一下「毛澤東猜想」的。但小范一兩天前卻在電郵上即興地建議擴大范圍來講,談一下「歷史的毛澤東,現實的毛澤東,未來的毛澤東」,可這次擴大的范圍,卻將古今中外的歷史都包括進去了,不是五六十年了,而是數千年了。這么長的跨度,只能天馬行空式地漫談了,這就難免掛一漏萬,疏而不詳了。
題目出得好,神來之筆,切合現實,但卻是個挑戰,要講好這個題目,難度很大,內容豐富,有很敏感。只好客隨主便,硬著頭皮作答。下面我就在小范劃定的大范圍內也即興式地隨意發揮,講講我粗淺的看法。時間匆匆,來不及準備,如果有講得不到位的地方,或者有踩到甚至踩過紅線的地方,離譜的地方,請包涵諒解。
在進入正題之前,我要聲明,我是在臺灣成長的,受的是蔣介石的傳統史學教育,然后在美國進修,接受費正清社會科學治史的訓練。存在決定意識,我沒有機會接受系統的馬列毛的教育,我是通過我的學術背景來理解毛澤東的。所以同在座各位的教育背景、思考方式可能很不一樣,但我深信我們殊途同歸,大目標一樣,只是走的路不同。希望也能像前次一樣,能夠對你們深入的了解毛澤東、毛澤東主義有所幫助,有所補充。
3、破題:一個小故事
現在就讓我進入正題。今天要圍繞主題講三個大的方面,就是一、毛澤東猜想;二、話語權和道德高地的爭奪;三、未來的毛澤東主義者怎么辦。
在展開報告之前,我要講個人年輕時代的一個小故事作為引言。我在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二三年級時,大約是1964、65年,二十五六歲的年紀。這個年紀的人,大家都是過來人,富于想象力,沒有歷史的包袱,白紙一張,所以敢想,敢闖,敢挑戰權威,特別是搞自然科學的。例如牛頓、愛因斯坦,都是在這個年紀寫出了物理學劃時代的大文章。牛頓大學時代就寫好了重力場的文章,愛因斯坦也在26歲的時候寫了狹義相對論,掀起了物理學界的革命??梢姸畮讱q的人,具有多么豐富思想的爆發力,突破力。
我也是在這個年紀的時候,寫了兩篇文章,一篇是《中國歷史波動論》,(1)一篇是《中美蘇三強鼎力的世界秩序》。(2)這兩篇文章都同我今天的講題有關,特別是第一篇密切相關。當時我看到中國的歷史,有一種波動的現象,幾十個朝代的興衰起伏,像波浪一樣,有波峰、波谷,畫成曲線有高有低,所以就寫了《中國歷史的波動論》。這跟馬列根本扯不上關系,是理解中國歷史的另一種參考系或參照系frame of reference。
我之所以會有這種思維,這種理解,是因為我同一個完全接受傳統史學訓練的學者不完全一樣,我走的是另一種不同訓練的道路,就是科學理性的思維訓練。我進歷史系之前,同何老何炳棣的有點相似,他是先學化學,然后是加強英語,然后再進清華歷史系,我最初也是學的化學,然后念了兩年的哲學,兩年的歷史,再就是四年的臺大歷史研究所。所以我的思維邏輯相當理性化,同傳統的考據訓練的歷史學者很不一樣。由于這樣的背景,我看到中國歷史上的波動現象,就像數學上、微積分上的波動曲線。這個中國歷史上的波動現象,同我今天要講的毛澤東的晚年有密切的關系。
在這個波動的曲線上,秦朝是一個高峰,很強大但時間很短。然后是漢,一個很強大很長的朝代;中間分成兩半,前漢、后漢,加起來420多年。特征是,秦很強大,但很快就亡掉了,就15年(公元前221-206)吧,漢也很強大,也很長(公元前206-公元后220)。我們通常秦漢并提,這是一個模式范式paradigm,如果只是出現一次,孤立的現象,那就算了,沒有什么意義了。但后來又重復了一次,就是隋唐,同秦漢一樣, 隋朝也不長, 就32年(581-618)吧,雖然比秦長了一倍多,但也算是個短命王朝。唐很長,321年吧(581-907),隋唐都很強大,唐也分成前唐后唐,到了中期開始衰敗了,朝代循環律開始作用了,以安祿山之亂(755年)為分界。我當時對這個現象很是好奇,就想為什么會這樣?絕不是像傳統道德史觀的史家所說的那樣,暴政必亡那樣簡單,必然有更深刻的原因。所以就寫了《中國歷史的波動論》,這是一篇青年時代的戲作習作,不想在半個世紀之后竟然能夠用來論證毛晚年的文革。
二、歷史的毛澤東
1、歷史波動輪與文革
這里無法展開詳細介紹歷史波動論,只是要進一步講一下如何將這個理論聯系到毛主席晚年的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就是文革。
我們都這么說,毛主席深通中國歷史,據說二十四史讀了四遍,但所謂深通,難道就是熟記中國歷史上的事件、人物、掌故而已,難道就沒有想過司馬光所謂的興衰隆替的原因,司馬遷所謂究天人之際的歷史規律?尤其是后來受了馬克思主義的訓練之后,懂得運用階級分析,生產力、生產關系來審視歷史的變動,寫了《矛盾論》、《實踐論》之后,更是要探索掌握中國歷史的規律了。
我之所以講這個故事,就是我很不同意官方對文革的看法,為文革所定的性定的調。四天前就是13號我有幸同時見到國內史哲的兩位掌門人,一位是哲學會會長方克立,一位是史學會會長張海鵬,我也不掩飾我的這個觀點。官方說毛的晚年犯了嚴重錯誤,我不是這樣看,我反而認為毛的晚年,不是犯下嚴重的錯誤,而是失誤,是在探索解決下面將提到的六個重大問題時不可避免的失誤;錯誤和失誤是兩個性質不同的問題。所以,根據我對文革的解讀,我認為文革是他一生革命事業的巔峰,是他畢生政治和軍事智慧、經驗的最高發揮,是登峰造極的成就。當然,我必須聲明,這樣說的時候,當然知道文革期間不幸發生的打砸搶斗事件,讓不少無辜的人受到傷害。但這些比起他所要解決的六個重大問題而言,就微不足道了。還有,我這樣說,是根據提出充分的論據,科學的論據的,完全不是出于對毛盲目崇拜的信念,那是站不住的,是沒有說服力的。
我今天就是要從歷史學的角度提出我的論據,不是從意識形態的政治史學立論的。我所根據的是我的一家之言,就是上面提到的「中國歷史的波動論」,這是非常科學的,沒有摻雜任何主觀因素,沒有任何意識形態的問題。那么這個理論如何應用到毛晚年的文革?
上面提到的秦漢隋唐的波動范式,到了宋元、明清,由于幽燕文明取代了河洛文明,胡人入主中國把中國的傳統歷史軌跡扭曲了,改變了,唐之后的宋元、明清,雖然也并提,但卻不同于秦漢、隋唐,波動模式有所改變。但基本型態還是一樣。(3)清朝是個大朝代,融合了胡漢兩大文明,但到了清朝中葉中國歷史上的朝代循環律又起作用了,乾嘉以后請王朝開始衰微,此后內憂外患不斷??梢苑譃榍扒搴笄澹?850的太平天國之亂為界線,而不是以1840年的鴉片戰爭為界線。當然,另一種分期的方法是將近代史從鴉片戰爭爆發這年算起。1850年同1840年只差10年,可以略而不計,大體上都可以看作是清代開始衰微的標志性的重大歷史事件。
毛主席從中國歷史的規律認識到,一個大朝代滅亡之后,殘余的舊勢力并沒有隨著朝代的滅亡而消失,而是繼續頑強地存在,并發生作用。例如秦滅六國一統天下后,六國的遺臣遺民,韓信、張良等還要推翻秦朝。
清朝滅亡后,接著是所謂的民國,但實際上是軍閥割據,戰爭連年,加上日本加速對中國的侵略,這種舊秩序破壞了,新秩序正在建立的歷史模式同歷代基本上是一樣的。毛主席深通中國歷史絕不只是一句口頭話,說說而已,而是掌握中國歷史演變的規律,特別是大朝代更替的規律,而規律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我們不妨將之比喻為看不見的歷史老人的手invisible hands,它們是要發生作用的。
掌握歷史規律之后,就要主動推動歷史前進,而不是被動地被歷史規律牽著鼻子走。馬克思主義的目的,我的理解是,要主動地改變世界,不是被動地隨著世界改變。所以毛主席晚年,跟中國歷代的統治者碰到的問題基本上一樣。所以他覺得在他離開人世之前,能夠就自己的能力所及,把這些大問題基本上解決。
我要講的毛主席晚年碰到的幾個大問題,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不是我編造出來的。第一個就是防止新中國面臨在大時代之后建立的秦隋兩朝的命運而崩潰。文革距離1949年是17年,正好是或接近秦隋覆滅的時間。這里要特別指出,歷史分期是人為的,可以用不同的標準得到不同的歷史分期?,F在的分期,同過去的改朝換代時的歷史分期完全不一樣了,但我認為文革前的新中國,從歷史波動論的角度,應當看成是一個新的朝代,相當于秦隋兩朝。秦漢是大時代,隋唐是大時代,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也是個大時代,一個更大的時代。分裂之后,國家大一統了。1976年毛逝世后,另一個時代起來了,就是鄧小平時代,相當于歷史上的另一個朝代。所以根深蒂固的中國歷史的波動規律、朝代循環規律仍然在起作用,只是變了形式。
我要強調的是,在這個轉型期間,中國歷史上的規律運動,歷史老人看不見的魔手,又在起作用了,又在揮動了。所以毛主席敏銳地覺察到這種現象,必須主動推動歷史前進,改變歷史。這里順便強調,其實大家也都清楚,馬克思的歷史經驗主要是從歐洲歷史來的,他對中國的歷史和中國的國情,不是很了解,完全不能同毛主席比。二十四史,毛主席讀了四遍,所以說他深通中國歷史,掌握中國歷史的規律,是一點也不夸張的。
他在晚年感覺到殘余的舊勢力在翻動涌動,文革期間不是有批四舊立四新的問題嗎,就是這個意思。文化革命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要針對舊的勢力的一種反擊,一種清理清除。跟大朝代的嬗變規律相當近似契合。毛主席認為必須主動發動文革,要阻止殘余的舊勢力對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造成不可逆轉的改變。
這是從歷史波動論說的。
2、汲取農民革命失敗的教訓
第二個力量,毛主席汲取中國歷史的經驗教訓,就是早期的農民革命失敗了,遠的不說,近的就是李自成、洪秀全的農民革命都失敗了。根本原因是內部都腐化掉了,李自成不愛江山愛美人,愛上了什么陳圓圓,洪秀全更是如此,太平軍打到南京后,就腐化了,徹底腐化了,當然也逃不了失敗的命運。如果李自成、洪秀全都能夠像毛主席一樣,也發動文革--當然這只是假設不可能發生的假設,因為他們自己也腐化了--能夠清除腐化勢力,他們就不會失敗。毛主席晚年就是五六十年代,看到開國的黨政軍干部,甚至高級干部,還有高干子女,作風開始腐化了,開始貪圖享樂了。
鑒于這些貪腐現象,他認為這樣下去可不得了,要亡黨亡國,要重蹈歷史上農民革命失敗的覆轍。所以決心要動大手術,就發動了文革。
同這點有關的是,中國還有個特殊國情,就是治吏管好官吏,因為中國的宗法專制社會官吏大權獨攬,御史臺都察院也起不了監督的作用,所以治國先治官治吏。文革就是要整頓黨政軍的官吏,沒有觸動社會基層廣大的工農兵。這也是文革天下大亂卻沒有動搖國家的根基。
3、化解黨政軍內多年積累的恩怨情仇
第三個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黨政軍,經過幾十年的革命,風風雨雨的血的斗爭,權力的爭奪等問題,積累了不少個人的恩怨情仇。明朝之亡當然原因不止一個,其中的一個就是內部相互傾軋,東林黨的顧憲成的士黨同宦官魏忠賢的閹黨的纏斗惡斗,給了他們的外敵滿洲人利用矛盾、分化離間的機會,把明朝搞垮了。歷史上好多的朝代就是因為內部的矛盾沒有解決好,給敵對的勢力利用了,滅亡了,垮掉了。毛主席認為,如果他不解決黨政軍內積累糾結的私人的恩怨情仇,可能在他離開后,他們這老一輩人毛周朱離開后,可能對新中國的命運造成嚴重的影響。這筆賬,例如江青和趙丹在上海的糾葛,四大五大解放軍之間的恩怨情仇,例如賀龍看不起林彪,林彪看不起劉伯承等,這一大堆的成年老賬,如果他不利用無上的威望民望來解決化解,沒有人能夠解決,能夠化解。也就是說,歷史上積累下來的殘余勢力,歷史垃圾,必須在他離開人世之前清除掉,免留后患。于是就發動了文革。
4、敲定最高權力的轉移接班
第四個因素,就是最高權力的接班人問題。中國最高權力的轉移,從古到今,一直是個大問題,十分棘手的老大難問題。秦始皇沒有解決好,才有胡亥、趙高的專權。后來的帝王,不論多么英明,漢武帝、唐太宗、趙匡胤、朱元璋,特別是清初的康熙,都沒有解決好。毛的晚年也不例外,當然也碰到這個十分棘手的問題,但卻是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必須指出,中國最高權力的轉移,有個特點,這是國情,當然也是我的一家之言的謬論,各位可以不同意,當然也應該有不同聲音嚒,就是離不開槍桿子;如果沒有槍桿子做后盾,這個最高的權力是不穩固的。所以毛主席要選接班人,要把大位交給他的接班人,必須在五大解放軍--包括聶總的華北野戰軍—的領導人里面選。而這個人的歷史任務,不再是打天下了,而是治天下了,因為天下已經打下來了。那這個治天下的人,在五大野戰軍里頭,有沒有這樣的人,誰最有資格接這個班,誰最適合接班治天下?
這時到了越戰的尾聲,美國失敗的形勢日益明顯,又增加了一個新的因素,就是1972年讓尼克松來華訪問的潛臺詞就是:中國要向西方開放,要同西方和解,越戰后要把黨和國家的建設重點,大政方針,從政治轉向經濟建設、經濟發展,不再搞政治運動了;從此不再是大天下,而是專心搞好治天下的歷史任務了。那么在四大五大解放軍的首長里頭,有沒有一個人能夠掌控國內外的這個新的局面?當時的華國鋒只不過是個公安部部長,在我看來只不過是個過渡性的人物,解放軍的槍桿子要他下他就不得不下,王洪文的民兵更是烏合之眾,怎么能同跟解放軍碰?
此外,還要有開國功勛,我們國家不是實行選舉制度,是靠槍桿子,靠功勛。所以在四大五大解放軍里頭,我們不妨想想,一野、二野、三野、四野、五野就是聶總的華北野戰軍的首長里頭,有沒有這樣的人選?四野的林彪,戰將如云,戰功赫赫;一野也是戰將如云,也是戰功赫赫,都是人才濟濟,都是毛主席打天下時的左膀右臂,聶總的實力功勛都根本無法同一野的彭總、四野的林總相提并論,何況聶總根本就沒有政治野心。剩下的二野三野,實際上是一家人,淮海會戰時的前敵指揮部,鄧是總書記,陳毅是副書記,二野三野實際上是一家人了。而且鄧陳都是四川人,都是留法的,有這樣難得的共同鄉親背景。毛主席認為,當然要聲明,這只是個人的想象,歷史學家有很多時候是靠想象的,沒有第一手的資料的時候,就得靠想象,靠歷史的內在邏輯來推論,是事后的諸葛亮,不是有什么先見之名先知,現在既然要全力發展經濟,那誰有資格,最適合接這個班?就是要找一個能夠同一大批國家的教育界、金融財經界、學術界、科學技術界的知識分子合作,能夠具有掌控這個大范圍人力資源的能力的野戰軍首長來接這個班,只有而且只有具備這樣資望能力的一位解放軍首長才能接這個班,才能完成這個新的歷史任務。而且這個人還得有政治頭腦,完全不能靠槍桿子了,還得有開國功勛,所以我的推論是,你們可能不會接受,這是歷史學的推斷,就是所謂的猜想吧,毛澤東猜想吧,毛主席考慮到以上各種必要的和充分的條件之后,認為在四大五大野戰軍的首長里頭,唯一適合的人選就是鄧小平了。鄧雖然從來沒有當過司令員帶過兵,打過硬戰,那都是劉帥打的,后來淮海會戰是粟裕打的,但他是個儒將,政治將軍,很有政治頭腦。而且鄧這個人直來直往,有話就說,不搞陰謀,心懷坦蕩,不搞小圈圈派系。這樣寬厚性格的人適合接班接大位。大家都知道,二野三野的活動范圍是江浙山東一帶,而這一帶素來是中國的人文之鄉,所以二野三野具有廣泛的人脈,是搞經濟建設不可或缺的人力資源。所以讓一個同這一地帶具有廣泛人脈的解放軍首長來接班,來承擔黨國下一個歷史任務,搞經濟建設,鄧是最適合不二人選。
這是我講的毛澤東猜想,毛在離開人世前,在碰到歷史轉折的關頭,這些重大的問題他怎么解決,這是個猜想,接班問題也是一個猜想。
5、創造周邊和平安寧的國際大環境--打了越戰
毛主席晚年碰到的另一個重大問題,就是要在他離開之前,能夠在中國周邊留給后人一個比較安寧和平的國際環境,所以就打了越戰,就是抗美援越戰爭。越戰正式爆發是1966年,這一年文革也開始了。1975年越戰接受,美國被迫撤出越南,這時文革也基本上結束,文革在1976年隨毛主席逝世正式結束。這場有關黨國命運的大戰爭在1981年的決議里只字未提,越南這兩個字壓根就沒有出現過??蛇@是毛主席晚年留給我們最大的遺產之一,就是打破美蘇二元國際秩序,開創中美蘇三元鼎立的新國際秩序。1972年尼克松訪華就表明要讓中國體面地恢復聯合國席位,體面地進入國際社會,交換美國體面地撤出越南。不要說別的,毛主席晚年就抗美援越這一項成就,這一項豐功偉績,就可以使他不朽了,因為這對一百多年來來不斷挨打的中國人來說,從此不再挨打,永遠告別挨打,還有比這個成就更了不起的嗎?
現在有人說,文革期間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這完全是胡扯。如果是真的,哪還有錢去援助坦桑尼亞、阿爾巴尼亞,哪還能向渴望中國援助的胡志明保證,只要我們有的一定滿足越南的要求。如果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怎么敢說這樣的大話。
現在我是提出歷史學的觀點,不是意識形態,不是為某一個政權說話。越戰已經過了快四十年了,也該講出歷史真相了。個人認為,毛主席這一生固然有很多豐功偉績,像兩萬五千里長征、統一中國、打抗美援朝戰爭、抗法援越戰爭等等,但個人認為他晚年打越戰,是他一生的政治、軍事智慧和經驗的最高發揮。打越戰真是漂亮極了,是打的世界規模的人民戰爭。朝鮮戰爭中,我們的損失很大,但打越戰我們的損失小多了,只派了高炮部隊,守護河內,派工兵幫助修胡志明小道,還提供人民戰爭的戰略思想和游擊戰的經驗,如此而已,但所取得的利益卻比朝鮮戰爭大的多。
這場戰爭在人類歷史上都是了不起的戰爭,這是超越韓信、甚至孫子的一場戰爭,美國西點軍校當作經典戰例來研究,即使反毛的人也不得不承認毛主席的軍事天才,但可我們卻不斷丑化我們的民族英雄,貶低我們的民族英雄,解放軍戰史不提十年的抗美援越戰爭,卻大力宣揚1979年鄧小平領導的為期三個月的自衛懲越戰爭。然而美國由于在越南遭遇慘重的失敗,所以為了記取教訓,反思這場戰爭的電影、小說、書刊,多得不得了,但是我們呢?只是偶爾有一些零星的回憶文章,講講越戰。好像越戰只是越南人打的,是越南的武元甲打的,同我們無關。
毛主席如何打越戰也是他晚年的猜想之一。所謂猜想,就是當他碰到重大的疑難問題時,就根據他對中國歷史的了解,對世界歷史的了解,對東亞歷史的了解,搞出一套理論思想,制定一套戰略策略,來加以解決。越戰如此,其他的重大難題,也是如此。
6、在烈火的實踐中培養下一代接班人
還有一個大問題,就是如何培養年輕一代的接班人,保證他們老一輩的走后,紅色的江山不變色。剛才講了毛主席如何為鄧小平接班清除了道路,當然這是我的推測,毛主席的猜想,但是如何培養下一代年輕的接班人?我們一般認為,這還不簡單,到大專院校,北大、清華,各級黨校去選就是了。但毛主席這革命的一代,不是這樣想的。文革時把學校都停掉了,讓中上學校的清少年上山下鄉,到社會基層,到邊疆,到老少邊窮的地區鍛煉,在社會政治的實踐中鍛煉,在火熱的斗爭中鍛煉磨練。在毛看來,知識這個東西,以后可以補學的,停了四年八年,不是什么大不了事。但是要培養下一代接班人可是攸關黨國命運、社會主義江山的大事,馬虎不得。絕不是在教室里、實驗室里去培養一批書呆子,共產黨員將來都是方面大員,都將是國家的領導人。所以是培養領導人,統治者,不是培養文人學士,科學家,
所以必須在實踐中去培養,斗爭中去培養鍛煉。具有這樣經驗的人才能成為國家未來的領導人。你們看,第四代吧,毛鄧江分別是第一、二、三代,第四代的胡錦濤、溫家寶等,第五代的習近平、李克強等,都經歷過這樣的鍛煉過程,胡錦濤、溫家寶都下到甘肅了吧,后來胡又在青海、西藏磨練鍛煉過,都深受文革的革命洗禮。文革期間培養了成千上萬這樣的年輕接班人,后來和現在都走上了國家領導人的崗位了。所以毛在文革時下了這一步大棋遠棋,這才叫偉大的政治家,才堪稱雄才大略的政治家。
海外的華人,臺港的自由主義者,認為文革太嚴酷了,那讓我們回憶一下,毛主席想到兩萬五千里長征嚴酷不嚴酷,蔣介石1927年的4·12政變、國民黨稱之為清黨,大殺共產黨人,血流成河,那殘酷不殘酷。歷史上,中外古今的歷史上,大凡大政治家、軍事家,要改變歷史時,考慮的不是人的生命重要不重要,而是要考慮歷史的任務能不能夠完成,國家的命運更重要,這些才是長遠的考慮。例如我們在遼沈會戰、淮海會戰的電視劇上看到這樣的畫面,毛主席大手一揮,命令解放軍要徹底地、干凈地消滅敵人。有多少人會死掉,50萬人、100人可能會死掉。要是憐惜這么多的人的生命,那毛主席一個命令一下不了。歷史上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首先考慮的是能不能完成歷史的使命,不是不重視人的生命,絕不是這個意思。可能犧牲了這幾十萬人的生命,以這些人的生命為代價,拯救了更多的人的生命。這就是歷史的吊詭之處。
當然剛才所講的情況是在狂風暴雨的動蕩革命時代,不是在和風細雨的承平時代。搞經濟建設的時代,同搞政治斗爭的時代,時代不同了,標準不同了,當然也要求不同了。毛的時代是大動蕩的時代,歷史轉折的時代,不能用鄧小平時代的標準來衡量毛的所作所為。這就犯了時代的措置時代錯亂anachronism的毛病,沒有把毛放在他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來評論他。
以上所講的毛的猜想,對毛晚年碰到的六個大問題—歷史波動論的朝代更替規律、農民革命的失敗教訓、化解黨政軍內歷史的矛盾積怨、開創安寧的周邊國際環境、解決第一把手的接班人和培養年輕的接班人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猜想,想出了文革這樣一攬子的解決辦法,不是枝枝節節的解決,而是一攬子總解決。于是就發動了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的文革。
這是毛的猜想,也是我對毛的猜想的猜想,是基于歷史學的猜想,不是基于意識形態的猜想。
注釋
1、當時1964年只是寫了初稿,直到1969年通過哈佛博士生資格考試后才利用時間寫成定稿。見美國臺灣留學生刊物《大風》雜志,季刊,第2期,1970年12月26日。
2、原題為《中美蘇三強鼎立的國際秩序》,屬于一個年輕人對世局大膽思考的戲作習作,未發表。原稿遺失。
3、同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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