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包身工》、《白毛女》、《三毛流浪記》、《茶館》、《駱駝祥子》等膾炙人口的革命主流文學名著之中，都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民國時代社會動蕩、剝削殘酷、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悲慘現實。但是，在改革開放之后，隨著臺灣和海外的現代文學作品流入大陸，張愛玲、周作人、胡適等人的作品也被從故紙堆中翻出來，讓我們似乎又從另外的視角，看到了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民國。尤其是一系列以民國時代為背景的瓊瑤小說，例如《情深深雨蒙蒙》、《水云間》、《蒼天有淚》等等，在大陸受到追捧，并且翻拍成電視劇之后，我們更是看到了一個充滿小資情調的民國時代---教會學校出身的賢淑小姐、出國留洋的文雅少爺、主仆情深的狡黠丫鬟 、善良寬厚的豪門太太、持重仁愛的鄉下老爺、愛國愛民的商會老板……總之思想是進步的，戀愛是自由的，生活是悠閑的，情調是小資的，求愛是浪漫的，官府還算是勉強過得去的，洋人都是彬彬有禮的，還有各式各樣的舞會、酒會、書畫比賽、文娛活動、慈善活動，感覺完全是一個文明進步的摩登社會嘛!

　　嗯嗯?原來教科書上那個黑暗殘酷、民不聊生的舊社會，竟然也有如此和諧美好的一面?等到進入21世紀之后，在某些網站和雜志上，更是掀起了一陣又一陣的歷史翻案風，一位位民族英雄被拉下神壇，還要踩爛批臭，扣上破壞民族和諧的帽子;一位位漢奸國賊則是被重塑金身，變得光明磊落，成為了忍辱負重、維護國家統一的典范……正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在歷史觀上竟然可以發生180度的大逆轉，令人不由得產生出“這個世界正在天翻地覆”的荒誕感覺。

　　而對于民國時代的百姓生活，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新思維”，以及種種令人“耳目一新”的“新發現”。例如“1927年的武漢紡織女工月薪30多塊大洋，可買 6000～9000個雞蛋，養活一家四口毫無壓力”;“舊社會學徒工待遇遠比現代血汗工廠優厚，每年帶薪休假72天”;“民國時期的‘溫飽’早已不是問題，‘員工福利’大大超過新中國的任何時期”;“新中國60年，中產階級收入水平還沒有達到民國貧困線” ……

　　于是，在看過上述這些“新發現”之后，就有人感到納悶了，既然解放之前的舊社會是如此美好，社會福利是如此的先進，地主和資本家是如此有良心，為什么當初中國的工人農民，還有許多知識分子在內，全都鬼迷心竅地要跟著共產黨鬧革命，連命都不要，非得埋葬這個舊社會不可?莫非是集體中邪了?

　　對于這個顯而易見的問題，自然會有很多“公共知識分子”跳出來，異口同聲地叫囂道：全都是因為不學無術，沐猴而冠的共產黨在蘇聯人的幫助之下，學習邪教大搞宣傳鼓動，欺騙這些“無比幸福”的工人、農民和學生們起來造反，硬是搗毀了精英們建立的國民政府，毀掉了自己自由民主的美好生活。從而讓中國迎來了漫長的悲慘年月，以及一場場駭人聽聞的災禍，例如“餓死三千萬”、“十年浩劫”等等。

　　---感情在他們的眼里，共產黨就等同于奧姆真理教?

　　如此這般搞到最后，根據一個微博上流傳的段子，當代“公共知識分子”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基本觀念，大致上可以歸納如下：“……現在有幾個人知道這樣一個偉大的政府：它推翻了腐朽的封建王朝, 建立起了多黨制的兩院制民主政府, 擁有一支堪比發達國家的現代化軍隊, 創辦了很多自由而現代大學, 為民族工業帶來了黃金時代,依靠自己的實力收復了外蒙, 但卻被一只外國人出槍出錢出顧問武裝起來, 實行一黨專制的野蠻軍隊所消滅!”

　　---唉，實在是讓人無語了……

　　為什么這一前一后的描繪口徑，竟然存在著如此巨大的差異?究竟哪一邊在胡說八道?

　　怎么說呢?這兩邊的說法，都不能算是絕對的胡說八道，只不過是彼此的階級立場迥然相異罷了。

　　---民國時代的舊中國，對于不同階級的觀察者來說，確實是有著兩副截然不同的面孔。區別只在于由什么人持什么立場，從什么角度去看待那個社會。

　　要知道，每個人的內心都是自私的，通常只會從個人利益的角度去考慮問題。

　　簡單來說，就是屁股決定腦袋，也決定了每個人的思路。

　　舉一個比較極端的類似例子，在西藏叛亂被平定之后，許多舊西藏奴隸主貴族流亡印度。由于得到了歐美反華勢力的財力支持，他們的后裔們有一部分混得不錯，在那些“海外人權組織”里面充當宣傳喉舌。

　　前幾年，曾經有一位身為舊西藏農奴主后裔的女作家，在接受西方記者采訪的時候，拿出自己的一本作品進行宣傳，回憶自己幼時養尊處優的生活，大談特談舊西藏的精神生活是如何的崇高淳樸，喇嘛們是何等的圣潔無私，奴隸主們是多么的溫和仁慈，貴族少爺們是如何的英俊瀟灑，有情有義。而莊園里的那些農奴，在她的筆下總是又懶又饞，整天不肯好好干活，就知道琢磨著如何偷吃農奴主倉庫里的食物。

　　---看到這里我就納悶了，既然舊西藏是如此的幸福和諧，為什么這些“仁慈”的奴隸主們，在莊稼收獲之后，按戶頭分配給農奴的口糧，總是這么少，以至于每年冬天都要餓死一堆人?

　　至于那些剝人皮、點天燈、殺人祭天和用少女腿骨做法器的獵奇傳聞，這位女作家總是避而不談，實在避不開了，就說這是多少年傳承下來的宗教習俗，要大家“區別看待”，“尊重地方傳統”!

　　---按照這種說法，日本是否還應該尊重古代蓋房子要埋人柱祭神的傳統，每蓋一座摩天大樓就往地基里活埋一個少女下去?

　　在她的書里，還寫了一個反映農奴“忘恩負義”的故事。大致上就是在某一年的冬天，有一個奴隸女娃的家里沒有了糧食，全家都快要餓死了，只好偷偷潛入到她家的莊園，偷吃倉庫里的食物，結果手腳不夠敏捷，被莊園里的打手們給發現和逮住了——于是，她的爹娘兄弟都被活活打碎了腦袋喂狗。

　　輪到她的時候，被這位當時還是貴族小姐的女作家(或者是她的姐妹之類，記得不太清楚了)給發現了，由于看著這個預定被打死喂狗的小姑娘實在可憐，所以就下令饒了她一條命，讓她在莊園里干雜活，也算是賞了一口飯吃。女作家還為此頗為自得，以為這已經是天大的恩德了。

　　誰知過了沒多久，西藏叛亂爆發，一隊解放軍打到了莊園外邊。這個奴隸女娃不但沒有誓死抵抗來報答“大恩” ，反而帶頭砸死了一個管事，打開大門“投敵”……在這位女作家看來，可真是十惡不赦啊!

　　總之，以大陸讀者的眼光來看，在這位藏族女作家的筆下，基本上就是滿篇的顛倒黑白——不勞而獲的奴隸主永遠都是正義高尚的完美圣人，而辛苦賣力的農奴和漢人則都是卑鄙陰險的無恥惡鬼。硬是把一個土地貧瘠、環境惡劣、殘酷血腥、愚昧野蠻的人間地獄，描繪成了如天堂般美好幸福的“香格里拉”!

　　而如此荒唐的文字，在西方世界居然還廣受吹捧，并且被認為是真理!

　　沒辦法，經過美國和西歐各國的長期宣揚，“西雪山小京巴立的正義性”已經成了西方學術界和新聞媒體不可抵觸的雷區。正如在中國大陸絕對不可以發表言論支持臺獨一樣，在西方世界也是絕對不能否認，西藏人正強烈渴望著回歸農奴制，繼續給那些流亡在外的老爺和喇嘛們效勞——在這里就不談民主只講傳統了!

　　總之，請大家明白一件事，這個世界上主要媒體的話語權，目前依然掌握在美國華爾街的大財團手中。華爾街的大財團們認為你幸福，你就是天天挨炸彈、餓肚皮、住難民營、把女兒賣去當雛妓，也是幸福!華爾街的大財團們認為你悲慘，你就是人人住洋房、開小車、吃滿漢全席，也是悲慘!華爾街的大財團們認為你是民主，你就是搞終身執政制、世襲君主制甚至奴隸制，也是民主!華爾街的大財團們認為你是獨裁，你就是全國一人一票選出來，任期四年不得連任，也是獨裁!千萬莫要忘記了!

　　事實上，西方的媒體霸權涉及許多方面，不僅是在國際政治上如此，甚至還包括自然科學的范圍!

　　例如在丹麥哥本哈根的世界氣候會議上，就捅出過這樣荒誕的簍子——美英兩國說世界氣候在變暖，這世界氣候就一定是在變暖。哪怕這些從某個三流大學拿出的“科學數據”被證明都是捏造的，哪怕大家在百年未遇的嚴寒之中都快凍死了，這個世界的氣候依然一定在變暖!否則就是這個世界錯了!

　　(講到這里，我不由得想起一個笑話，傳說在美國獨立戰爭勝利，英國戰敗之后，喬治三世國王看到宮里居然還在用富蘭克林這個逆賊發明的避雷針，頓時大為惱怒，下令把避雷針的尖端改成圓球狀。學者們苦勸說這不符合科學定理，喬治三世怒罵道：我是國王，一切科學定理在英格蘭都得聽我的安排!如果把這句話改成“我是美國，一切科學和歷史在地球上都得聽我的安排!”會不會很貼切?)

　　回到正題，無論這位流亡者女作家寫得再怎么煽情感人，再怎么天花亂墜。青藏高原上那些好不容易翻身得解放的奴隸娃子，不管是否有分裂國家的傾向，恐怕都不會愿意讓這些“仁慈的”主子們重返高原，繼續將他們剝皮抽筋點天燈，每年餓死一堆人，然后再流幾滴憐憫的眼淚，念幾句超度的經文的。

　　——奴隸社會是奴隸主的天堂、奴隸的地獄。而筆桿子則被掌握在奴隸主的手里……

　　放到民國時代，也是一樣：對于勞苦大眾來說，那是地獄;而對于少數“精英”來說，那是天堂!

　　有人說，這已經是幾十年前的舊事了。那就說一個最新的例子：印度的新德里有個女教授，家里很有錢，雇了很多個仆人。她在博客日志上寫了一篇附有照片的短文，吹噓自己家對待仆人是何等的仁慈寬厚——具體來說，就是允許仆人在不當班的時候，和她一起在客廳里看大屏幕液晶電視上播放的美國肥皂劇。

　　但問題是，在看電視的時候，女教授她自己獨自坐在沙發上，仆人卻必須跪在地板上。而那張長沙發最起碼可以坐得下四五個人，旁邊還有幾張靠背椅……可仆人們卻不能坐，因為他們是低種姓族群。

　　這要是放在我們中國，簡直是無法想象的事情——你讓你家里的保姆有凳子不許坐，只能跪在地板上跟你一起看電視試試看，人家不氣死才怪!

　　然而，就算是這樣的人格侮辱，在當今這個號稱“民主自由”的印度社會，都已經算是寬容的表現。

　　中國的老板們或許會對這種不平等的社會氛圍很喜歡，但是放在普通人身上，恐怕會憤怒得要爆炸了!

　　所以說，民國有民國的好，新中國有新中國的好，這就要看每個人身處的社會地位和個人收入而定。

　　是誰在懷念民國時代?

　　上面已經說過，就整個社會的各階層而言，民國有民國的好，新中國有新中國的好，具體就要看每個人的社會地位和個人收入而定，不能一概而論。

　　那么，究竟是哪些人，在懷念那個“無比美好”的民國時代?

　　請大家在這里先看兩份工資單：

　　1918～1919年，青年時代的毛主席在在北大圖書館擔任管理員，而著名海歸學者胡適則在北大當教授。

　　——毛圖書管理員的月薪不過8大洋，胡教授的月薪卻高達240塊大洋，兩者相差30倍!

　　事實上，當時的胡適雖然從海外鍍了一層金歸來，但在北大參加工作的時間還不長，名聲也遠不如后世，月薪還不算最高的。同一時期，北大中文系主任陳獨秀的月薪為400塊大洋，相當于毛管理員的50倍——再過幾年，北大教授的月薪還要再翻一倍，平均達到500塊大洋，而圖書管理員的月薪卻沒怎么上漲。

　　而更要命的是，胡適教授的280塊大洋，一般來說每個月都能按時發放。而毛管理員的8塊大洋月薪卻總是被拖欠，直到離職也沒能全部拿到手。據說他先后干了半年，最后卻只拿了三個月的薪水，相當于減薪一半.

　　嗯，此外還有陳獨秀主席在日后為什么會右傾投降，而胡適又為什么堅持反共立場，也可以從這份工資單上看出一點倪端——他們都是那個時代的既得利益者嘛!

　　事實上，真正的問題還不止于此。

　　平心而論，假如我們工薪階層能夠拿到2000～3000元的工資，基本滿足溫飽、接近小康，那么就算看到某位高級白領能拿十幾萬的月薪，是自己的幾十倍，大家最多也就在私下羨慕一番，只要自己的日子還過得去，就不至于會發展到階級仇恨的程度。

　　可問題是，毛圖書管理員的8塊大洋月薪，在當時的實際購買力，到底有多少呢?

　　由于民國時代戰亂頻繁，各地物價的變動幅度極大，光是米價就經常上下波動好幾倍。基本上是越到后面的年代，通貨膨脹就得越厲害。而且城市與鄉村、南方與北方的物價水平相差也很大。如果在比較的時候，有意無意地張冠李戴，用上海的收入去比山西的物價，用20年代的物價去比40年代的收入，用鄉下豐收時節的糧米收購價去比大城市工人的收入(可參考《多收了三五斗》)，就很可能得出一堆非常荒謬的結果——而這也是當代“歷史發明家”們常用的一種移花接木之術。

　　舉個例子來說，前些年，河南鄉下的白菜收購價一度跌到一毛錢一斤，讓農民們賠本得欲哭無淚。可我們有誰在城里買到過一毛錢一斤的白菜?光是運費就有采購成本的好幾倍了啊!

　　同理，如果現在讓人拿著上海的收入到青海的西寧去生活，也絕對會非常寬裕，但問題是根本辦不到。

　　回到正題，當毛主席進北大擔任圖書管理員的時候，民國才建立了六七年，尚未進入最黑暗的年代，大洋的幣值還算堅挺。根據《民國經濟史》提供的數據，在1919年的北京消費市場上，一塊大洋應該可以買20斤米，8斤豬肉，購買力最多相當于如今的40元人民幣。

　　而毛圖書管理員的8塊大洋月薪，只能折合如今的320元，還不夠當代很多城市的低保標準。

　　更要命的是，首都北京又是全國僅次于上海的物價高昂之地，毛管理員的8塊銀元月薪在湖南老家已經算是高薪，可在北京卻實在是不經花——雖然這8個銀元可以 買到160斤米，可是他在北京除了吃飯，還要吃菜，要買衣服，要交水電費，要買煤球做飯，還要買報紙和火柴、香煙，尤其是還要交房租……

　　當今的“北漂一族”，想必都對北京的房租之高昂深有體會。而毛主席當年的北京房租水平，雖然沒有眼下這般夸張，但同樣也不會便宜到哪里去。

　　——現在的320元人民幣，在不少地方應該也可以買到160斤米，可有誰能用320元的收入過日子?不信的話，讓你到北京拿320元招募一個圖書管理員試試看?恐怕就算是兼職的也招不到吧!

　　而胡教授的240塊大洋月薪，卻可以折合為當今的9600元人民幣，完全夠得上現代大學的標準。若是放到那個烽火四起、餓殍遍地的民國年代，更是已經要歸為富豪一類了!

　　很顯然，讓勞動人民們拿著3000元工資看教授們月入96000元，與拿著300元工資看教授們月入9600元，絕對會導致兩種完全不同的心情——前者還只是一般的羨慕，而后者就是恨得眼睛都要紅了。

　　總之，在民國年間，大學教授是一個非常體面的職業。而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也是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大學教授們的工資水平遠高于社會的平均工資，過著非常優越的物質生活。高薪之下，大學教授和講師們有很多錢來逛琉璃廠，買書籍報刊，買古玩字畫，生活充滿了小資情調。

　　北洋政府的那些軍閥們，雖然外表看起來頗為粗野魯莽，彼此之間總是打來殺去的，但對知識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氣。哪怕在財政上捉襟見肘，也從來不曾虧欠這些專家學者們的薪水。就算是魯迅這樣總喜歡與執政當局鬧別扭的刺頭兒，教育部門也不曾扣了他的每月300銀元高薪。

　　而這些教授們的職位通常又很穩當，既不像商人那樣可能因為投資失敗而破產，也不像官員那樣隨時可能因為政權更迭而被無故罷免，還居住在治安相對良好的大城市里，不像鄉下地主們那樣要擔心農民抗租、土匪劫掠、軍閥勒索，堪稱是鐵飯碗中的鐵飯碗。所以，他們的幸福生活常常讓后人感嘆不已。

　　再回過頭來看看當代，在如今國內的沿海一線城市，大學講師的月薪通常在6000元上下，副教授8000元，教授10000元。而門衛、勤雜人員的薪水，最起碼也有2000元左右。兩者僅僅相差3～5倍而已。

　　對于這樣被大幅度縮小的收入差距，廣大勞動人民認為是理所當然，甚至覺得這些教授的收入已經夠高了，更何況在教育機關的編制內，很可能還有分房子之類平常人享受不到的優厚福利。

　　如果把大學門衛、勤雜人員這些人的收入，壓縮到民國年代的標準，也就是原來的10%，月薪只有200元左右，而物價指數不變，福利待遇全無，此外還要時常 拖欠薪水……我想他們應該就可以充分體會到當年毛主席在北大圖書館里干活時的心情了——“……我對政治的興趣繼續增長，我的思想越來越激進……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摘自斯諾的《西行漫記》)

　　所以，勞苦大眾們就算對當今社會有很多不滿，也絕對不會懷念那個拿320元薪水的民國年代。

　　而當今的很多“磚家叫獸”們回顧歷史，卻覺得心里非常不平衡——在他們看來，時代在進步，知識應該更受尊重，知識分子的薪水也更應該與時俱進，跟愚民們拉開差距才對!

　　哪怕是按照民國時代的“落后標準”，他們最起碼也該拿2000元的30到50倍，也就是月薪6萬到10萬才算是合理啊!可現在政府才肯給民國標準的1/10!!真是太不尊重知識分子了!!!

　　——民國時期的大學教授，可以很輕松地在北京買一座四合院。而現代的大學教授，想要在北京弄個100平方米的三室一廳，都要幾乎買到通州那邊的地界上去了!

　　對于這些人來說，當代社會給他們提供的待遇，遠遠不如民國年間的高標準，自然要滿腹牢騷，并且無限懷念那個“美好的年代”。而他們又都是高級知識分子，也是最擅長玩筆桿子的一類人，自然有本事在筆下“發明”出無數描述民國時代美好之處的“新思維”、“新發現”了。

　　——正如我們在政治課本上學到的那樣，一切問題從根本上講都是經濟問題!

　　什么是“民國范兒”?

　　好了，對于當代某些知識分子懷念民國的深層次根本原因，在上一部分已經有了初步的描述。那么，他們有關于提高自身經濟待遇的要求，到底有沒有一定的合理性呢?

　　……這個……該怎么說呢?尊重知識分子這個說法，應該是絕對沒有錯的。

　　但有一點請大家先弄清楚，我們到底應該尊重怎樣的知識分子?

　　或者說，究竟是哪一類的知識分子，才能給我們這個社會真正地創造出財富和價值?

　　近年來，國內學術界有個很時髦的名詞，叫做“民國范兒”。大概意思就是說，民國時代雖是社會政治上的動蕩亂世，卻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大師輩出、精英涌現，一個個都有著獨特的人格魅力，自由的生活方式和高昂的精神氣質，把這些民國時代的節操和風骨歸納起來，就是所謂的“民國范兒”。

　　總之，從清朝上溯整個中國古代的那種士子之氣，那股“以天下為己任”的博大胸懷，于民國時代的教育界和學術界猶有遺風。可惜隨著眼下的社會風氣日益浮躁，在如今我國的大學里，已經幾乎沒有那種清高不凡的氛圍了。所以，過去那些充滿古典中華士人風骨，又結合了近代西方進步思想的“民國范兒”，實在是我輩信仰空 虛的現代人，應當仰慕和借鑒的經典對象!

　　嗯，這番論述不能說沒有道理。但不知大家有沒有注意過一點，這些“很有范兒”的“民國時代精英人物”，如章太炎、蔡元培、陳寅恪、梁漱溟、梅蘭芳、徐志摩、聞 一多、魯迅、張愛玲、梁啟超……雖然確實是名聲如雷貫耳，令人高山仰止，肅然起敬，可他們基本上都是搞社會科學的文化人，學的和研究的都是教育、文學、外 語、歷史、哲學、藝術之類，卻很難找到什么工科和理科的人才。

　　而我們比較熟悉的老一輩科學家，例如錢學森、李四光、竺可楨等等，幾乎都是從國外留學回來，因為國內沒有培養和扶持優秀科學家的條件，在民國時期也看不出什么很特別的“范兒”——這就有些奇怪了，以北洋軍閥時代的教授待遇之優厚，大學經費之充足，難道就蓋不起一個實驗室嗎?要知道，20世紀早期的科學研究，其所需經費還遠沒有后來那么龐大啊?

　　事情的真相是這樣的，在民國前期，北洋軍閥統治時代的中國各所大學里，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極度不平衡——學習文法藝術的文科生獨占鰲頭，竟然達到了學生總數的90%以上!

　　而與之相對應的是，在大學里攻讀工科、農科的學生卻寥寥無幾，連商科都沒啥人，講這些課程的教授也很少。只有醫科稍微強一點，但也好得有限。

　　唉，在當年北京的那些大學里，第一是文科，第二是文科，第三還是文科!除了醫學和外語之外，如果你還要想學一點實用的先進技術，就只能到國外去留學了。而且在學成之后，也很難歸國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謀生——舊中國的工業實在是太落后，海歸的工程師和科學家除非是自己辦廠創業，否則簡直是毫無用武之地。

　　總之，在民國前期的大學里，理科的情況真是叫做一個悲劇!據說就連學家政的女孩子都要比學工程技術的人更多!哪怕是在日后以“理科第一”而聞名全國的清華大學，當時的教學內容居然也還是以政法、文學和神學為主，每年的理科畢業生從來都不曾超過100人!

　　上帝啊，民國時代的舊中國，明明最缺的就是現代化工農業，最落后的就是現代科學技術，但卻偏偏只培養了這么少的一點兒理科大學生，其中很多最優秀的人才還要移民出國，對一個好幾億人口的大國來說有啥用啊!民國的工業要能發展得起來，那才是有鬼了!

　　那么，民國時代的大學教育，為什么會辦得如此不科學?明明國家在工業和科技上全面落后，急需建設現代化產業的科學技術人才。可是在大學里卻把經費向文科極度傾斜，反而對理工科毫不重視?

　　民國的大學教育之所以會出現如此怪誕的狀況，自然是有著多方面的原因。

　　事實上，在經歷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后，民主與科學的觀念，已經在中國的知識界深入人心，社會上一直都在強烈要求發展實用科學，培養實用人才。

　　但問題是，當時的中國經濟落后，人才匱乏，尤其是研究自然科學的人才更是奇缺。而且，文科大學只要有圖書館和教室，再湊齊了教師即可招生開辦。理工科大學卻必須購置大量昂貴的教學儀器設備(國內基本不能生產，進口則需要天價)、教育經費要求更高，教師的聘請也極度困難。

　　因此，在當時想要辦一所兼具文科和理工科的綜合性大學，實在是難上加難。于是，很多辦學者不得不降低大學設置標準，先把耗資較少的文科學院創辦起來。

　　上面說了在中國興辦理工科大學的客觀困難，而另一個最關鍵的因素，則是由于主觀方面的不重視。

　　——在傳統上，中國就是一個由文官統治的國度。而所謂的文官，在很多時候就是文化人的另一副面孔。在我國的古代歷史上，那些知名的文人們無論是否出仕，總是與統治階層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所以，在封建科舉體制之下的高等教育，例如“國子監”、“太學”之類，其實就是高級官僚的專門培養機構。而北大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同樣也是如此。一定要做個類比的話，基本相當于如今的黨校。因此自然會更注重于政治、法律、財政乃至于傳統禮儀道德方面的教育，最多再加一些外語、國際政治和世界歷史之類的 “新式”內容進去，就已經算是符合時代潮流了。

　　而當時的學生們之所以要去讀大學，大部分人的最終目標也跟過去封建社會的讀書人類似，就是為了當官——所以自然要學法律和行政，沒有多少人愿意去學習跟仕途無關的理科。

　　至于西方人在中國開辦的大學，最初的目標是培養一批親近西方的中國本土政治精英。在民國年代，每年都有上千名甚至幾千名大學生，從英美教會和民間教育機構在中國創辦的大學畢業，然后進入政府或工商業領域就業，而他們的政治觀點自然普遍傾向于親美、親英。為了適應這一需求，這些學校的課程也是以文科和神學為主——前者用于滲透上層建筑，后者則向底層民眾傳播影響力——最多再辦一些醫科課程，卻并不怎么愿意為中國培養出工業和科技人才，從而為自己本國的企業在中國市場上制造競爭對手。

　　唯一的例外就只有德國，或許是因為德國人的心眼兒比較實，在割占了青島之后，于1909年開辦了一所當時亞洲第一的理工學院——德華大學。并且以德國式的嚴謹，為中國培養了一批相當優秀的工程技術人員。可惜這所學校僅僅辦了5年時間，就隨著日本在1914年攻占青島，而從此灰飛煙滅了。

　　外國人在中國的辦學，有著各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民國初年那些主持大學教育的中國人，盡管在一輪又一輪西方堅船利炮的猛轟之下，已經明白了西方科學的重要性。但出于傳統士大夫的理念，對這些“奇技淫巧”仍然多少有些抵觸，不怎么愿意把它們放進相當于“國子監”的大學校園之中。

　　例如民國時代的教育界泰斗蔡元培先生，在早期就認為大學不應該開辦理科，只要有文科、醫科和藝術類的內容就已經足夠。至于理工之類的科學技術人才培養工作，則應當由專科職業學校來承擔。

　　他的觀點也不能說是全錯，畢竟近代的德國就曾經這么搞過(后來改了)。但問題是，當時北洋政府撥下來的非常有限的一點教育經費，幾乎都給了諸位耍筆桿子的大師們去鉆研傳統國學，順便教導諸位未來的官老爺們各種傳統文化，實在是沒錢再辦各類理科的專科職業學校了.

　　同樣的道理，在民國初年，那些北洋軍閥之所以對待大學校園里的師生們十分客氣，也不是因為他們思想進步、重視教育，而是恰恰相反——在他們的腦子里，依然延續著過去清朝的舊思維，普遍把北京城的那些大學，看成是“太學”、“國子監”之類的高級官僚預備隊，自然要待遇優厚，態度客氣才行。

　　—— 在中國的封建王朝時代，那些讀書人，尤其是身具功名的士子們，就和民國年間的大學生一樣，經常做一些集體請愿或者集體抗議的事情，甚至還有罵皇帝的，很類似現代西方國家的示威游行。例如康有為這位廣東舉人，就在甲午戰爭期間搞過“公車上書”，一度拉起了上千名進京趕考的舉子共同行動。

　　而對待這些未來的官僚成員生力軍，不管是再怎么專制腐朽的朝廷，也都總是表現得異常的寬容，一般都會派出重臣耐心勸解，最多就是懲處幾個帶頭的人，幾乎從來沒有過查封國子監，把師生盡數下獄的瘋狂舉動——因為這些人就是未來的朝廷官員，如果過分地得罪了，豈不是就要擔心在日后被秋后算賬?

　　相反，要是鬧事者并非身份特殊的士人，而是一般草民……那么通常就是血腥鎮壓沒商量了!

　　于是，就在民國初年的動蕩歲月之中，面對著遍地的文盲和失學兒童，一片空白的民族工業，這些充滿了“民國范兒”的大師們，卻心安理得地揮霍著僅有的一點兒教育經費，悠然自得地研究著歷史、哲學、書畫藝術之類缺乏實際意義的“傳統國學”，或者翻譯一些西方文學名著，同時對落后愚昧的國民視而不見，還自詡為國家柱石、社會脊梁……這究竟應該說他們是沒良心呢?還是說他們沒頭腦?

　　有人看到了這種現象的荒誕，比如說魯迅;有人卻認為這才是知識分子應當享受的待遇，例如說胡適。

　　在過去，我們認為魯迅是對的。現在卻有越來越多的人，在推崇胡適的理論。

　　大家在這里不妨設想一下，假如在百廢待興的建國初期，我黨不肯花錢搞現代化建設，構筑自己的獨立工業體系，而是富有超前意識地組織了大批國學宗師和考古學家，去搞“夏商周斷代工程”，號稱要以此來提高民族榮譽感……不知老百姓會怎么想?恐怕只會大罵政府昏了頭本末倒置吧!

　　所以說，北洋政府投入僅有的經費，養了一群窩在大學象牙塔里的“國學大師”和“留洋高材生”，卻無視了遍地的文盲和一片空白的科研領域……這樣只重視“貴族教育”的“民國范兒”，難道就很好?

　　所謂“不重視知識分子”的真相

　　說真的，在這方面，就是國民黨的教育方針，都比北洋政府稍微強一些，至少搞過幾個科學研究所。而擔任教育部部長的陳果夫，還在1932年5月提出《改革教育方案》，竭力試圖扭轉這種文科生過剩而理科生匱乏的荒誕局面，為此鬧得教育界一片嘩然，引發了激烈的爭論，修改了幾次才勉強通過。

　　盡管有了上述一系列加強理科教育的努力，但到了抗戰前夕，國難當頭的時候，全中國還是有70%的大學生在讀文科。而剩下的30%大學生當中，大部分讀的又是醫科或商科。真正在現代戰爭中最能夠發揮用途，指導工人搞兵工廠、維修廠和建設戰備公路的專業工程師，卻是打著燈籠都找不到幾個……

　　而搬遷到“西南聯大”的那些大師們，最多也只能在報刊上發表幾篇支持抗戰的“精神原子彈”。

　　總之，民國的教育界有學術自由，有先進的治學理念，有國學大師，有“民國范兒”……就是沒有培養出現代化建設所急需的技術人才，也沒有誕生出像后世袁隆平那樣可以讓人吃飽飯的農科專家。

　　有人說，你這是人文科學無用論的錯誤傾向，伏爾泰、孟德斯鳩和盧梭這些法國啟蒙思想的泰斗，也從不管老百姓吃不吃得上飽飯啊!

　　可問題是，上述這些思想界泰斗在著述立傳的時候，法蘭西也沒有墮落到民族危亡的關頭啊!

　　雖然每個人都有思想的自由，在諸位民國大師們之中，也不乏正氣凜然，令人敬仰之輩。但是，相當一部分很有“民國范兒”的家伙，卻是在一個租界林立、包身工遍地、洋人橫行、工業基礎全無，戰亂頻繁、餓殍遍野的悲慘國度，在一個生與死，血與火的動蕩年代，把民族存亡的大義完全拋到腦后，反倒是站在亡國滅種的懸崖邊上擺出一副優雅的姿態，講究什么思想獨立、學術自由，玩什么小清新，搞什么小資情調，例如說鴛鴦蝴蝶派……我該說這是冷艷高貴，還是醉生夢死呢?

　　相對而言，似乎還是六十年代那句“不穿褲子也要爆原子彈”的悲壯豪言，更能讓人感到折服。

　　——優雅不是一個貶義詞，但如果踐踏和遺忘了民族存亡的大義，那么所有的優雅都是可恥、可憎，也是可憐的，宛如南朝陳后主那曲哀婉的《后庭花》。

　　整個20世紀上半葉，中國一直處于戰亂、饑荒、貧困和愚昧的深淵之中。在這種背景之下，揮霍民脂民膏，追求什么“優雅”的文化，都是不合時宜的;談什么民國風和民國范兒，更是非常搞笑的。因為1%上等體面人的“優雅生活方式”，根本無法掩蓋99%掙扎在生死線上的底層同胞的無盡苦難。

　　如果說前面描述日本公卿的種種腐朽做派，多少是因為當時日本國內安靜無事，并無開拓進取的必要性，可以安心享樂的話。那么民國年代諸位文化人的小資生活，就正好應了明末陳子龍那句形容南明君臣的名言：“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飲于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將及也，可哀也哉!”

　　其實，對于胡適這些很有范兒的民國大師們來說，只要走出北平、上海這些大城市，走出他們的校園、書齋和沙龍，就會看到真實的中國，可惜大多數民國范兒都看不見，而看得見的人則都成了左翼革命者。

　　回到正題，在新中國成立之后，我黨之所以要號召全世界中華兒女回來建設祖國，乃是因為當時中華民族最優秀的理科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散落在海外。而在國內的大學里，卻只能找到一群學文科的國學大師，真正的工程技術專家寥寥無幾……

　　很顯然，不管這些大師們再怎么擅長搖筆桿子、妙筆生花，也畫不出工程藍圖啊!

　　接下來的時間里，中國人民的主要任務，顯然就是要熱火朝天地搞社會主義建設，在一窮二白的國土上建立起民族工業體系。在這種時代大背景之下，究竟是科學家、工程師更重要，還是國學大師們更重要?

　　公平地講，許多民國文人對于中國革命都是有貢獻的，他們用自己的筆為中國人進行了思想啟蒙，揭露了舊社會的虛偽和罪惡。可是在革命勝利之后，他們也應該算是初步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到了和平建設的年代里，那些曾經立下過無數戰功的解放軍人們，紛紛放下槍桿，拿起鐵鍬和榔頭，為社會主義建設添磚加瓦。但很多文人的腦袋卻轉不過彎來，不愿意走出書齋、停下筆桿，去做一些社會上迫切需要的工作——例如說到鄉下掃盲、普及基礎教育之類。

　　而當時的中國窮困至極，百廢待興，還有朝鮮戰爭的巨大開銷，實在是養不起一幫小資情調的文人了。

　　于是，就發生了讓“百歲學者”周有光感到義憤填膺的一幕：1953年，上海實行工資改革，對待收入最高的大學教授和銀行工作人員，取消原來待遇的80%。100元改為20元;200元改為40元;300元改為60元。周有光對此憤憤不平地罵道：“……民國年代腦力勞動者的待遇都高于今天……工資改革的第二天，人人眼睛朝下，見面不打招呼了!晴天霹靂，中產階級貧窮化!共產主義從一開始就不承認中產階級，把中產階級歸入資產階級。后來還掀起‘反右’運動，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否認中產階級……”

　　拜托!這說法是多么的荒唐啊!想要給社會制造出一個穩固的中產階級，有哪個國家是靠給吃財政飯的公務員大幅度加薪來實現的啊!而是要大家自己想辦法創業，自己賺錢啊!

　　舉個例子來說，當今只有1100萬人口的希臘，在21世紀初加入歐元區之后，以為傍上了大靠山，硬是養了100萬吃財政飯的公務員，自以為搞成全民中產階級的“完美社會”了。結果隨著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如今的希臘都變成什么模樣了?說國將不國都是輕的!

　　希臘還有歐盟這個大款可以傍，中國又該去傍誰?只能靠我們中國自己!

　　像是有本事搞發明創造，讓全中國老百姓吃飽飯的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教授，不要說給他發10萬的月薪，就是發100萬的月薪，人民大眾也會認為是應得的。而那些只會發幾篇酸文的“公共知識分子”，發8000月薪都讓人感覺太多——你的這些文章早就另外給過稿費了!

　　在我看來，假如這些“磚家叫獸”覺得生活不夠寬裕，嫌錢少的話，那你就去出書寫文章，賺稿費和版稅啊!如果當真能夠寫出什么暢銷書，甚至進一步改編成電影、電視劇甚至網絡游戲，月入幾十萬上百萬的話，想來也沒有多少人會感到憤憤不平，正象當今社會看待那些成功企業家一樣。

　　說到這里，我不禁想起了前不久發生在美國華爾街的“獎金事件”——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保險業巨頭AIG因經營困境，累計接受超過1700億美元政府救助。但公司領導在得到政府救助之后，竟然不是首先想著如何彌補虧空，挽回客戶的損失，而是拿出巨額款項給公司高管人員發獎金!

　　此事一被揭發，頓時引起民眾的一片討伐聲——你們AIG先是虧光了我們存進去的錢，然后又要政府拿我們繳納的稅賦給你們填窟窿，最后還不肯填賬上的窟窿，而是要把錢揣進自家腰包里拿走……最后，諸位只會虧錢的銀行高管們，在無數憤怒公民的暗殺威脅之中，總算是勉強放棄了這筆不合時宜的獎金。

　　所以說，在新中國建立之初的艱難年代里，諸位民國大師們如果依然要求政府撥出巨款，給他們這些對實際建設工作沒有多少裨益的文人，發放那么高的薪水。那么從本質上來說，他們跟華爾街AIG的高管們，在公司虧本倒閉的邊緣，強行用老百姓的稅款給自己發巨額獎金，又有什么不同呢?

　　接下來的幾十年里，為了適應國家經濟建設的需求，中國教育界一直秉承“重理輕文”的基本方針，要求大家 “學好數理化”，最后甚至出現了“工程師治國”，也就是幾乎整個國家領導團體都是工程師出身的現象。故而教育資源和經費一直都在向理科傾斜，自然讓心氣甚高的文科教授們感到憤憤不平。

　　偏偏這些人又是最會揮筆寫文發表觀點的，所以隨著思想管制的放松，社會上就開始出現奇怪的言論，例如說民國時代是被我黨宣傳部門妖魔化的，其實是多么多么的美好。而共產黨又是何等的罪惡滔天，把全部有骨氣的中國人殺光，從精神上閹割，讓君子們欲做隱士而不可得……最后甚至說什么：“半個多世紀過去。民國的種種善，民國的禮義廉恥信，早被大規模玷污，大規模失傳了……”

　　——當文人墨客和人民大眾的利益發生嚴重對立的時候，社會上就會充斥著無數荒謬不經的奇談怪論。

　　事實上，在幾千年的漫長歲月里，這些霸占輿論話語權的文化人們，從來都是只敢在軟弱的皇帝面前表現得很有節操和骨氣;對中國人民則是趾高氣揚，作威作福;但是到了軍閥和異族侵略者面前，卻是一個個奴顏婢膝、諂媚無比，什么節操都丟到爪哇國去了。譬如明末的東林黨，抗日戰爭時期的汪精衛……

　　對于這些“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傳統文人，我們中國老百姓栽的跟頭已經夠多了。沒有新中國建立以來的各種批判(或許有些矯枉過正)，90%以上的中國人恐怕還不知道，那些牛氣沖天的文化人，其實也只是會放放嘴炮而已，否則還真以為他們是神仙，是菩薩，是文曲星，是冒犯不得的。

　　所以，在建國之后到改革開放的那段年月里，我們真正應該重視和歌頌的知識分子，是錢學森、李四光、竺可楨、鄧稼先、袁隆平這些科學功臣，而不是那些民國時代遺留下來的“國學大師”——前者是開拓進取，后者是墨守成規——所謂“共產黨不重視知識分子”的說法，不過是一幫在現代化建設年代里被邊緣化的文人墨客，在感到內心失落、囊中羞澀之余，在筆下歇斯底里爆發出來的怨念產物而已。

　　反過來說，如果真的讓這些代表“社會良心”的文化人知識分子，發泄出了心中郁結的怨念，那么對于國家來說，往往就意味著一場浩劫。這在前蘇聯就最慘痛的案例——那位寫了《古拉格群島》，被譽為“俄羅斯的良知”索爾仁尼琴同志，整天鼓吹著要搗毀腐朽冷酷專橫的蘇聯體制，接下來就必然會迎來一個民主繁榮的新時代。可結果卻是蘇聯解體，民不聊生，腐敗橫行，從超級大國跌落到內戰國度的深淵，整個國家被“去工業化”，那么多個“五年計劃”統統都白干了……如果他還有點良心的話，就真的應該朝北冰洋里一頭跳進去，以此向被他忽悠慘了的兩億多蘇聯人民謝罪。

　　——那些整天吹噓自己有良心的人，實際上往往就是最沒良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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